在华印度人体验中印差异 感叹中国机会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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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杨 澜】印度总理莫迪将于5月访问中国，对于这样重头的出访，印度媒体已提前预热。4月初，就有印度媒体爆料说，多个中国城市的印度人社团期待着莫迪访华，他将在上海会见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印度人。总体而言，在中国的印度人只有4.5万，与日韩等国在华人数相比算不上多，且以跨国企业派驻“北上广”的高管、白领以及活跃在浙江、广东的商人为主。尽管印度本国媒体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才刚开始，但不能否认，这些安居乐业的印度人正成为中印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的“润滑剂”。《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印度人，听他们讲述在中国的感受，以及是如何对比中印这两个大国的。

    “我们要给上海颁安全奖”

    就在华生活和工作的印度人数量，《环球时报》记者先后联系印度驻华使馆和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但暂未得到详细答复。据印度Zeenews新闻网4月6日报道，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着4.5万印度人。文章还提到，莫迪去年访美时，曾应邀前往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说，受到成千上万印裔美国人的欢迎(美国印度裔已超过300万--编者注)。据一些接受采访的印度人介绍，“北上广”以及义乌的印度人最多，其中北京有一两千人。上海印度人协会办的刊物称，约有5000印度人在印驻上海领馆注册，很多人是跨国公司或大型机构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和高管。广州和义乌的印度商人多一些。义乌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来义乌的境外客商约44.4万人次，而印度客商就占了1/10，接近4万人次，成为义乌外商最大群体。数以万计的印度商人在中国合法经营，但难免有个别商人闹出点“风波”，2012年曾发生印度商人因拖欠当地商人大额货款被扣事件。

    上海印度人协会主席阿密特·怀卡尔的老家是印度中部的那格浦尔。2009年，怀卡尔当时所在的一家德国企业把他派遣到上海，担任亚太区销售高级副总裁。现在，他11岁的大儿子和7岁的小儿子都在上海上学。2012年，怀卡尔被选为印度人协会主席，这个2006年由“上海印度女性联盟”和“上海印度商人联盟”合并的印度人社团，在他负责的这3年里，会员从700人增加到1500人。在印度人协会的网站上，能查到所有委员会成员的手机号和电子邮箱，协会成员的名字和手机号也都在年度刊物上公开。

    怀卡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度人协会经常组织公益活动，联络在华印度人的感情，比如一年一度的印度排灯节公益晚会。此外，他们也愿意为上海市民做些贡献。去年11月，上百名印度人协会的成员在上海市血液中心参加献血。等到今年6月14日“世界献血日”时，协会还会举行这样的活动。怀卡尔说：“我们很高兴这样做。”采访中，怀卡尔再三称赞中国人的守时和勤奋，他还说：“每次遇到新来的印度人，我都会告诉他上海给我们的安全感超过世界很多地方。我们应该给上海颁一个'安全奖'。”

    普拉迪普·库马尔和太太安·丽塔住在上海世贸滨江花园的高层公寓里，天气好的日子，从他们家的客厅能俯瞰黄浦江。在这个高档社区，总共住着七八十户印度人。库马尔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有在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等地做跨国企业高管的经历。2006年，库马尔看到中国咨询行业的机遇，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另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那时中国的GDP增速很快，相关政策使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和运营非常容易，商业发展前景很好。

    上海的生活让库马尔一家感到满意。谈到在广场跳舞的中国大妈，已经当上奶奶的丽塔说：“中国老年人比印度老年人更活跃，也更快乐，退休仿佛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由于一家人都是素食主义者，丽塔还教会来家的钟点工做印度菜，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在上海生活的幸福感。现在，丽塔是上海一家名为“米饭妈妈”的公益组织成员，她们致力于帮助上海的弱势儿童群体。丽塔说：“印度人与西方人差别很大。中国人把我们看成半个外国人，因为我们的语言、相貌，也因为我们的亚洲特性。我很高兴，当地人接纳了我们。”

“印度要学中国的地方有很多”

    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有时愿意把两国做对比。北京泰姬楼印度餐厅总经理麦赫诺·帕斯塔卡亚来中国24年了，1997年他娶了中国妻子，1998年在北京国贸开了第一家印度餐厅。帕斯塔卡亚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在印度创业，想出一个“工业厨房”的点子，和做外卖差不多，但不太顺利。几年后，他决定出去闯闯，曾考虑过到颇受印度人欢迎的中东地区，那里有700多万印度人，直到一个朋友问他“要不要一起去中国”。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帕斯塔卡亚对中国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来中国不久，就认识了会说英语的郑女士，用帕斯塔卡亚的话说：“印中文化真的有很多不同，我们认真交往、磨合了好几年，1997年才结婚。”那时候，他想买咖喱等家乡的调料要去友谊商店，但现在方便多了，网购就可以解决。说起北京的变化，帕斯塔卡亚侃侃而谈：“那时刚修完的二环路、三环路没过多久就又拥堵了。以后北京有七环也不奇怪。”对于北京的雾霾，他也会抱怨，但他觉得“污染和发展有关，哪个国家都一样，印度也有污染”，而且北京近几年已经好多了，几乎没有沙尘暴。

    帕斯塔卡亚在北京开的印度餐厅很受欢迎，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短短几年内，他又开了两家分店。生意走上正轨，让帕斯塔卡亚更热衷于传播印度文化，他说：“很多中国人对瑜伽的印象就是减肥美体，其实它更强调呼吸冥想，是用来修身养性的。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印度。”

    来自印度南部城市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的珊妮，是独生女，她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月光”，是当年一个去印度的中国女孩给起的。月光很喜欢这个名字，来中国后，她得知“月光”有了新的含义，不过，这个开朗的女孩笑着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中国发展不可能成'月光族'的，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原因。”月光说，印度人口多，很多人都有兄弟姐妹，所以像她这样的独生子女很少见。

    月光的父亲曾在英国、中国香港经商，她13岁首次来中国时第一站就是香港，然后又去了广州和深圳。月光说：“你问100个印度人刚来中国时是否适应，可能99个都说不适应，因为印中的文化差异很大。可是我很适应，我想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和中国有联系的原因。”现在，她最喜欢的中国小吃依然是粤菜系中的虾饺。一年半前，月光到北京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MBA。谈到为什么放弃美国名校而选择中国大学时，月光说，印度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印地语和英语都是官方语言，她在印度的商学院里学到的知识也都以欧美为范本，因此，选择去美国留学意义不大。相反，她认为，再过二三十年中国肯定能超越美国，因此，她想“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见证历史”。月光说，印度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我注意到中国商场里的售货员、旅游景点咨询处和高速公路收费站等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多是女性，而这些工作在印度都是由男性来做。

    “我在中国有3份工作，所以都没时间刮胡子了。”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尼廷·达尼一见面就和《环球时报》记者开起玩笑。在意大利读研时，一次到上海实习的机会让他对中国产生兴趣。2011年毕业后，达尼来到上海，现在，他是一家名为“绿色倡议”的环保组织负责人，同时兼职做室内摄影和建筑咨询。“绿色倡议”经常组织宣传环保的活动，如每月邀请环保产业的相关专家和高管讲座，每次参加的人数都有上百人。达尼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但更关注中国政府的环保举措。达尼说：“在印度，环保问题还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被重视。印度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仍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大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最近才被重视。”

    达尼认为中国政府的治理很出色。他举例说：“与上海相比，班加罗尔的交通很差。10公里的路程，我需要花一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但他觉得，印度在旅游业上有优势，景观和风俗仍保持原貌，但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被装点过，越来越西方化”。对达尼来说，他希望可以简化来中国的签证手续。

“印中不要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4.5万印度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着推动作用，通过人员往来可以增进了解，促进中印两国经贸、文化发展。但苗绿认为，人口大国印度在中国的人数还不够多。

    谈到莫迪总理访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印度人大多充满期待。怀卡尔说：“莫迪总理这次访华，印中两国政府将会有更多合作。我们希望中国人和印度人能更多地相互欣赏，加强两个人口大国的交流。这也是印度人协会一直在努力做的。”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8年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中两国媒体有时会有关于对方国家的负面报道，如炒边境话题，其实印度普通百姓不太关注这些报道。他认为，欧美媒体也经常有对印度的负面报道，这很正常，西方不愿接受其他国家崛起的事实。说起1962年的那场战争，他认为，印中合作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就太可惜了。他还谈到，“莫迪总理对华友好访问，希望印中往前看”。以前印度的领导人喜欢把耳朵捂上自己做决定，但莫迪不是，更喜欢倾听别人的意见，比较开放，亲和力强，因此赢得很多海外印度人的心，有不少印度人为投莫迪一票而特意回国。

    库马尔表示：“民间层面，印中两国之间可以说相互信任。但在政府层面，彼此有些过于谨慎。我之前想把一些中国公司带到印度，但印度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相关程序。在中国，美国公司注册很容易，我的公司在中国注册时也很容易。”他认为，中国稳步增长，印度也迅速发展，“两国应以新的思维方式实现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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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杨 澜】印度总理莫迪将于5月访问中国，对于这样重头的出访，印度媒体已提前预热。4月初，就有印度媒体爆料说，多个中国城市的印度人社团期待着莫迪访华，他将在上海会见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印度人。总体而言，在中国的印度人只有4.5万，与日韩等国在华人数相比算不上多，且以跨国企业派驻“北上广”的高管、白领以及活跃在浙江、广东的商人为主。尽管印度本国媒体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才刚开始，但不能否认，这些安居乐业的印度人正成为中印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的“润滑剂”。《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印度人，听他们讲述在中国的感受，以及是如何对比中印这两个大国的。

    “我们要给上海颁安全奖”

    就在华生活和工作的印度人数量，《环球时报》记者先后联系印度驻华使馆和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但暂未得到详细答复。据印度Zeenews新闻网4月6日报道，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着4.5万印度人。文章还提到，莫迪去年访美时，曾应邀前往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说，受到成千上万印裔美国人的欢迎(美国印度裔已超过300万--编者注)。据一些接受采访的印度人介绍，“北上广”以及义乌的印度人最多，其中北京有一两千人。上海印度人协会办的刊物称，约有5000印度人在印驻上海领馆注册，很多人是跨国公司或大型机构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和高管。广州和义乌的印度商人多一些。义乌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来义乌的境外客商约44.4万人次，而印度客商就占了1/10，接近4万人次，成为义乌外商最大群体。数以万计的印度商人在中国合法经营，但难免有个别商人闹出点“风波”，2012年曾发生印度商人因拖欠当地商人大额货款被扣事件。

    上海印度人协会主席阿密特·怀卡尔的老家是印度中部的那格浦尔。2009年，怀卡尔当时所在的一家德国企业把他派遣到上海，担任亚太区销售高级副总裁。现在，他11岁的大儿子和7岁的小儿子都在上海上学。2012年，怀卡尔被选为印度人协会主席，这个2006年由“上海印度女性联盟”和“上海印度商人联盟”合并的印度人社团，在他负责的这3年里，会员从700人增加到1500人。在印度人协会的网站上，能查到所有委员会成员的手机号和电子邮箱，协会成员的名字和手机号也都在年度刊物上公开。

    怀卡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度人协会经常组织公益活动，联络在华印度人的感情，比如一年一度的印度排灯节公益晚会。此外，他们也愿意为上海市民做些贡献。去年11月，上百名印度人协会的成员在上海市血液中心参加献血。等到今年6月14日“世界献血日”时，协会还会举行这样的活动。怀卡尔说：“我们很高兴这样做。”采访中，怀卡尔再三称赞中国人的守时和勤奋，他还说：“每次遇到新来的印度人，我都会告诉他上海给我们的安全感超过世界很多地方。我们应该给上海颁一个'安全奖'。”

    普拉迪普·库马尔和太太安·丽塔住在上海世贸滨江花园的高层公寓里，天气好的日子，从他们家的客厅能俯瞰黄浦江。在这个高档社区，总共住着七八十户印度人。库马尔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有在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等地做跨国企业高管的经历。2006年，库马尔看到中国咨询行业的机遇，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另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那时中国的GDP增速很快，相关政策使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和运营非常容易，商业发展前景很好。

    上海的生活让库马尔一家感到满意。谈到在广场跳舞的中国大妈，已经当上奶奶的丽塔说：“中国老年人比印度老年人更活跃，也更快乐，退休仿佛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由于一家人都是素食主义者，丽塔还教会来家的钟点工做印度菜，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在上海生活的幸福感。现在，丽塔是上海一家名为“米饭妈妈”的公益组织成员，她们致力于帮助上海的弱势儿童群体。丽塔说：“印度人与西方人差别很大。中国人把我们看成半个外国人，因为我们的语言、相貌，也因为我们的亚洲特性。我很高兴，当地人接纳了我们。”

“印度要学中国的地方有很多”

    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有时愿意把两国做对比。北京泰姬楼印度餐厅总经理麦赫诺·帕斯塔卡亚来中国24年了，1997年他娶了中国妻子，1998年在北京国贸开了第一家印度餐厅。帕斯塔卡亚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在印度创业，想出一个“工业厨房”的点子，和做外卖差不多，但不太顺利。几年后，他决定出去闯闯，曾考虑过到颇受印度人欢迎的中东地区，那里有700多万印度人，直到一个朋友问他“要不要一起去中国”。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帕斯塔卡亚对中国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来中国不久，就认识了会说英语的郑女士，用帕斯塔卡亚的话说：“印中文化真的有很多不同，我们认真交往、磨合了好几年，1997年才结婚。”那时候，他想买咖喱等家乡的调料要去友谊商店，但现在方便多了，网购就可以解决。说起北京的变化，帕斯塔卡亚侃侃而谈：“那时刚修完的二环路、三环路没过多久就又拥堵了。以后北京有七环也不奇怪。”对于北京的雾霾，他也会抱怨，但他觉得“污染和发展有关，哪个国家都一样，印度也有污染”，而且北京近几年已经好多了，几乎没有沙尘暴。

    帕斯塔卡亚在北京开的印度餐厅很受欢迎，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短短几年内，他又开了两家分店。生意走上正轨，让帕斯塔卡亚更热衷于传播印度文化，他说：“很多中国人对瑜伽的印象就是减肥美体，其实它更强调呼吸冥想，是用来修身养性的。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印度。”

    来自印度南部城市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的珊妮，是独生女，她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月光”，是当年一个去印度的中国女孩给起的。月光很喜欢这个名字，来中国后，她得知“月光”有了新的含义，不过，这个开朗的女孩笑着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中国发展不可能成'月光族'的，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原因。”月光说，印度人口多，很多人都有兄弟姐妹，所以像她这样的独生子女很少见。

    月光的父亲曾在英国、中国香港经商，她13岁首次来中国时第一站就是香港，然后又去了广州和深圳。月光说：“你问100个印度人刚来中国时是否适应，可能99个都说不适应，因为印中的文化差异很大。可是我很适应，我想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和中国有联系的原因。”现在，她最喜欢的中国小吃依然是粤菜系中的虾饺。一年半前，月光到北京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MBA。谈到为什么放弃美国名校而选择中国大学时，月光说，印度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印地语和英语都是官方语言，她在印度的商学院里学到的知识也都以欧美为范本，因此，选择去美国留学意义不大。相反，她认为，再过二三十年中国肯定能超越美国，因此，她想“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见证历史”。月光说，印度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我注意到中国商场里的售货员、旅游景点咨询处和高速公路收费站等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多是女性，而这些工作在印度都是由男性来做。

    “我在中国有3份工作，所以都没时间刮胡子了。”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尼廷·达尼一见面就和《环球时报》记者开起玩笑。在意大利读研时，一次到上海实习的机会让他对中国产生兴趣。2011年毕业后，达尼来到上海，现在，他是一家名为“绿色倡议”的环保组织负责人，同时兼职做室内摄影和建筑咨询。“绿色倡议”经常组织宣传环保的活动，如每月邀请环保产业的相关专家和高管讲座，每次参加的人数都有上百人。达尼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但更关注中国政府的环保举措。达尼说：“在印度，环保问题还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被重视。印度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仍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大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最近才被重视。”

    达尼认为中国政府的治理很出色。他举例说：“与上海相比，班加罗尔的交通很差。10公里的路程，我需要花一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但他觉得，印度在旅游业上有优势，景观和风俗仍保持原貌，但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被装点过，越来越西方化”。对达尼来说，他希望可以简化来中国的签证手续。

“印中不要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4.5万印度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着推动作用，通过人员往来可以增进了解，促进中印两国经贸、文化发展。但苗绿认为，人口大国印度在中国的人数还不够多。

    谈到莫迪总理访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印度人大多充满期待。怀卡尔说：“莫迪总理这次访华，印中两国政府将会有更多合作。我们希望中国人和印度人能更多地相互欣赏，加强两个人口大国的交流。这也是印度人协会一直在努力做的。”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8年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中两国媒体有时会有关于对方国家的负面报道，如炒边境话题，其实印度普通百姓不太关注这些报道。他认为，欧美媒体也经常有对印度的负面报道，这很正常，西方不愿接受其他国家崛起的事实。说起1962年的那场战争，他认为，印中合作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就太可惜了。他还谈到，“莫迪总理对华友好访问，希望印中往前看”。以前印度的领导人喜欢把耳朵捂上自己做决定，但莫迪不是，更喜欢倾听别人的意见，比较开放，亲和力强，因此赢得很多海外印度人的心，有不少印度人为投莫迪一票而特意回国。

    库马尔表示：“民间层面，印中两国之间可以说相互信任。但在政府层面，彼此有些过于谨慎。我之前想把一些中国公司带到印度，但印度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相关程序。在中国，美国公司注册很容易，我的公司在中国注册时也很容易。”他认为，中国稳步增长，印度也迅速发展，“两国应以新的思维方式实现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