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娼妓史 蒋淡远

“近代日本娼妓史”
    转载自《日本新华侨报纸》 蒋淡远 署名
    2004 年 6 月 14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 2004 年度《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指出日本国内存在严重的性奴隶问题，这是美国首次明确在这个问题上点名抨击日本。报告指责日本政府虽然有充分的能力，但却没有采取积极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日本的忠实盟友，美国这回抡起“大棒”，也是迫不得已。早在 2003 年 5 月，日本社会保障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在日本从事卖淫的外国妇女综览》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千分之十的在日外国妇女被逼卖淫。而国际人权组织在去年年底估计，目前共有 12 万名来自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妇女在日逗留时间超过了签证所规定的期限，而被迫在日本从事卖淫业的外国妇女已多达 7.5 万名。
    日本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庞大的色情业市场。有消息称，日本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 900 亿美元。但这种估计是否准确，很难定论。一则是日本整个色情市场杂乱无章，各种地下交易频繁。日本的色情行业往往与黑势力紧密交织，其全貌无法客观把握。二则是外国妇女大量涌入日本市场，形成与日本传统风俗业互角倚墙之态势，因其流动性颇大，要详细统计几乎不可能。粗略地说，日本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和其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面对美国的“大棒”指责，面对色情市场的泛滥，日本政府好象窝了一肚子的“怨屈”，它说它正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改变现状，但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未能看到和理解日本的这种不懈努力。日本政府的这种辩解是言不由衷还是真情流露？这要让事实来说话，笔者在这里不多详述。本文着重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会在日本形成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色情业市场？这个问题，大概靠就事论事，将日本色情业的现状拉出来摆一下谱，分析出几条原因，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说到底，还是要追根溯源，从日本近代“发迹史”中，探寻日本色情业的发展轨迹。由此，引发出一段令日本民族为之汗颜、令全世界为之扼腕的难忘故事。
    引 子
    说起日本近代史，自然让人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的辉煌。这是一段日本走向世界、称雄亚洲的奇迹史。翻开历史教科书，不光是日本的男性，连当时的日本女性，也闪烁着神性的光辉。譬如说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学的壮举、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岸田湘烟、福田英子的活动、自我意识觉醒的谢野晶子的文学以及代表日本妇女运动的平琢雷鸟的“蓝袜子社”运动等等。但是，这些辉煌，代表的是那群上层社会女性精英的思想与活动，我们从这些女性史中是读不到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日本女性痛苦的实态的。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头像被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的福泽渝吉，有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日本军队的侵略史，让史家去挖掘分析，而日本的“娘子军”史，则作为一部野史，因有损现代日本的“光辉形象”，摆不上日本正规教科书的台面，有被埋没的危险。而恰恰是这部野史，可以找到当代日本“繁荣娼盛”的最真实根源，值得我们去仔细深究。
    一
    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日本的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她们的足迹遍及全世界，日本成为输出妓女的头号品牌国家。
    日本维新政府何尝不知道娼妓不符合“文明开化”的精神。早在 1872 年 10 月 2 日，明治政府就公布了“娼妓解放令”，俗称“牛马解放令”。说到这一法令，不能不联想到华人的血泪史。“娼妓解放令”的公布，其实起因于 1872 年 6 月的秘鲁船“玛丽卢斯号”事件。该船从澳门运送 231 名华人苦力去秘鲁，途经横浜港时，一名苦力逃脱，曝出船内虐待内幕。神奈川县为此开设特别法庭，宣布解放苦力，送还本国。但秘鲁的律师提出强烈抗议，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娼妓买卖的现况，并指出日本政府公然承认娼妓的买卖，所以没有资格制裁秘鲁的贩卖人口行为。日本维新政府大丢脸面，以此为契机，决心解放娼妓，禁止各种人身买卖。按照这一法令，娼妓、艺妓等长期仆役，一概解放之。虽然解放了娼妓的人身隶属关系，但明治政府拖个尾巴，表示只要出于个人愿意，仍旧可以继续营业。因此，“娼妓解放令”实施之后，公娼反而增加。明治政府唯恐性病蔓延，又于 1876 年制定娼妓梅毒检查规则，全面实施娼妓性病检查制度。风俗业为日本带来滚滚财源，娼妓与妓院双方都要付税金给地方政府。光神奈川县 1888 年的县预算中，风化税就占了 20%以上。
    马克思老先生曾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相反，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是以工业为最优先，这导致农业凋零、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明治中期日本针对资本的积累不足、国家经济力不强、在国际上发言无力，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发挥其天才的智慧，决心以牺牲几代妇女为代价，来启动它腾飞的翅膀。
    譬如日本北陆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土地稀少，这一带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最有名。女性则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但日本狭小的国内市场，容不下如此浩浩荡荡的“黄色娘子军”后备军，而日本政府的“殖产兴业”，又迫切需要巨额的“硬通货” 。于是乎，日本的“黄色娘子军”挥师远渡，到海外去开创她们新的天地。据 1911 年的统计，赴海外卖春的日本妇女超过 2 万人。由于人数过多，形象欠佳，经常遭到外国的指责，日本一些民间报纸也将之引为国耻，称之为“海外丑妇业”。
    二
    日本妓女在海外的据点，现在无法精确统计，笔者将有案可查的手头资料作个简单的归纳。
    一是上海和香港。据当时的日本人高桥谦描述：明治 19 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 700 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而香港的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日报》连载了日本人奥田乙治郎的记事。奥田说滞在香港的日本人共有 147 名，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有了这皮肉生意，带动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整个日本小社区内到处是尔虞我诈，充满着乌烟瘴气。
    二是中国关东地区。日俄战争之前的 1903 年，俄罗斯在其租借地旅顺作过调查，光那个地区就有日本娼妓 201 名。根据大江志乃夫的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关东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 1403 名，占到当时在留日本人 2582 名总数的 54.3%，也就是说，关东州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数以上是娼妓。
    鉴于日本娼妓的蜂拥而至，日本当时的占领军还加强管理，要求娼妓们提出营业许可申请，并对妓女接待日本军人实行价格限制，防止妓女盲目开价“狂砍”日本军人，提高日本军人的斗志。同时，1904 年 12 月，日本军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这条街的饮食店组织又于 1905 年开设专为日本军人服务的妓楼“醉雷亭”，提供低价格的性服务。以上情况表明，日本娼妓大举渗入海外的过程中，夹杂着日本政府、军队的各种意向。“醉雷亭”虽然不是直接由军队来运作，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慰安所，但这已开启了“慰安所”的恶劣先河。明治 36 年 2 月 9 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著名记者内藤湖南的评论文章，他估算在满洲各地大约 5000 日本邦人中，至少有 6、7 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区。大概从上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而至。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温柔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其他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躯，抵抗着那群未开化土著居民的“狂轰乱炸”，书写了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卖春史”。“南洋姐”的这段悲惨历史，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中国国民在内，都对阿崎婆和她的姐妹们的不幸命运一撒同情之热泪。
    余秋雨先生曾到南洋实地考察，他指出电影《望乡》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环节上无法冷静开掘。譬如说《望乡》中有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着故乡。而据余秋雨的观察：300 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余秋雨评论曰：“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三
    近代日本“黄色娘子军”，无论是出于生活所迫还是被国家政策所驱使，她们无疑是牺牲的一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本的娼妓，又是日本国海外进出的尖兵，是日本国海外拓展的先驱者。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这样写道：明治 33 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约百万元，其中63 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福冈日日新闻》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 1 万 2 千多元。全岛原的 30 个村子，合计则突破 30 万元”。在“硬通货”奇缺的明治、大正期，这批妓女带血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
    我们再来欣赏另一段绝妙的场景。“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这段描写，引述自《村冈伊平治自传》，村冈伊平治何许人也？此人乃大名鼎鼎的人贩子，他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作些美化、合理化的说明，这应该在情理之中。但读到这文字，在日华人好像有那么种熟识的感觉。曾看过日本人拍的一部记录片，描绘的是来自福建的偷渡客，日本的编导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着偷渡客们的行为动机和原则，并到福建去拍摄偷渡村落矗起的幢幢洋楼。在内心深处，日本的编导们卑视这群偷渡客，但如果读到上面的那段文字，编导先生们是否会作些深思呢？福建偷渡客靠的是卖自己的苦力去实现自己的富裕梦，而日本人的这些先辈，在其“发迹史”上靠的是“卖身”，虽说两国价值观念不同，但“卖身致富”、“卖身光荣”这样的口号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吧！
    那个时代的日本政府，虽然一路高喊“文明开化”的口号，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海外妓女的管理。说到底，海外妓女的存在，一则解决国内的部分贫困问题，二来可赚取外汇，并透过海外形成的风化区，促进日本经济的顺利输出。
    海外妓女，对近代日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明治结束，日本资本主义基本确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这种前提下，日本政府更侧重于依靠荷枪实弹的皇军战士拓展海外市场。同时，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告一段落，日本帝国开始考虑其国际形象。毕竟，“娼妓尖兵”的海外开拓，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于是乎，日本政府振作精神，决心发布关于海外卖春妇的禁令。但巧合的是，日本政府刚刚决定废娼，因其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爆发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使得日本出口锐减，国家外汇收入濒于枯竭。
    怎么办？日本政府马上决定废娼令缓行，让海外的娼妓同志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为帝国的兴旺再站几年岗。由于妓女同志们的“杰出表现”，日本顺利熬过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风浪。之后，这批娼妓被日本政府送上船，送到长崎后就地遣散。这群把青春和身体都献给日本帝国资本原始积累“伟大事业”的“性工作者”，竟未能获得政府的一丁点支援，她们回到故乡后，衣食无着，不少年迈妓女只能含恨自杀。从女性解放的立场来看，这群妇女是日本整个罪恶制度的牺牲品，她们充当的是日本国家侵略政策沉痛的陪葬品。对此，我们应当对她们寄以真挚的同情。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虽然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其效果和影响是有限的。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成为空文，废娼令自然难以向纵深推进。 随着日本军队占领南洋，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随军队远征的军妓，两支“妓军”顺利会合，日妓的数量空前膨胀。连当时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建成了日本艺妓馆，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部队，被人戏称为“大和部队”。当时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颇觉脸上无光，狠狠心把一部分军妓遣送回国了事。和海外妓女“先遣团”相比，这批服务于军队的妓女，自然有了服务于“圣战”的“崇高信念”，与先辈的“献身”资本原始积累，就有了一定的目标区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妓女和军队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他们作为两把插向世界的有力武器，文武兼备、刚柔并兼，形成了日本帝国特有的景象。
    日本娼妓野史的真正衰败，应当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群以卖身、卖笑为生的女人，丧失了其服务的主要对象——大日本皇军，更沉沦于“圣战”理想幻灭的痛苦。在丧失了祖国家园的屈辱大背景下，她们被迫另寻出路。她们承受的苦难，实际上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已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脑子里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曰：“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曰：“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于社会最底层，求温饱尚是个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了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
    这不是笔者编的故事，翻阅 1945 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这样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那群日本妓女的生存状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六
    尽管现代日本刻意回避这么一段“辉煌的”娼妓史，但它给近代日本包括整个亚洲投下的浓厚影子，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日本源远流长的娼妓文化，它的一整套理念、运作制度、管理制度，影响极其深远。清朝末年，清政府鉴于中国娼妓管理的混乱局面，曾考虑仿照日本“先进经验”，创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娼妓管理体系。日本的“慰安妇”制度，目前已成为臭名昭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性侵略、性虐待的代名词。但考察日本近代娼妓史，我们可以知道，“慰安妇”制度不是一种临时的、即兴的措施，相反，它是日本娼妓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我们看到日本妓女在国家的纵容下义无反顾奔赴世界各地时，我们也就能明白，日本招幕成千上万的“慰安妇”，为屠杀异国人民的鬼子兵提供性服务，这并不是唐突的偶然，而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归宿。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慰安妇”制度，曾给台湾的蒋介石以深刻的启发。国民党溃败大陆，台湾弹丸之地，如何收容几十万青年壮丁？蒋介石“师夷之长技”在军中成立“八三一军中特约茶室”。该茶室自马祖南竿复兴村设立之后，金门、马祖等地纷纷仿效，后来势力扩张至澎湖和台湾本岛。茶室的随军妓女在大门口都挂有一副“不让须眉”的对联——大丈夫效命疆场，小女子献身报国。这幅对联一挂就是四十年。直到 1992 年金门、马祖的“小女子”们全部“转业”，对联才被送进历史博物馆。
    蒋介石活用日本“慰安妇”制度，解决了兵士“打野炮”的难题，而且又不骚扰民间良家妇女，可谓一箭双雕。日本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替蒋介石稳住了阵脚，怪不得老蒋对日本特别宽容，要口口声声主张“以德报怨”了。对于这个问题，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其《中国性研究》中有详尽描述，笔者在此不作详细展开。
    七
    败战后的日本政府，面临百废待新的严峻局面，如何从美军的铁蹄下解放自己、振兴自己，成为他们首要的课题。日本进出亚洲，进军世界的第一把尖刀——大日本帝国皇军，惨遭围歼，刀刃已钝、元气大伤，要重振雄风有待时日。而第二把尖刀——日本的娼妓，则长江前浪推后浪，完全拥有信手拈来、卷土重来之能力。当时的日本指导层，审时度势，决心放手依靠“辉煌”的娼妓文化，拯救日本于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乎，1945 年 8 月 18 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向日本政府各厅和地方府县长官发出《关于进驻军特殊慰安设施等警备要点》的指令。指令要求在美军驻地设立特殊慰安设施。同时，这些设施归当地警察署长直接管理，署长须对性营业进行积极指导，并对设施内部的装备要迅速“充实改良”，以提高妓女同志们的“革命积极性”和“战斗力”。
    8 月 28 日，日本在庄严的皇宫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公开宣布成立“世界上最大的卖淫托拉斯”——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简称 PAA）。鉴于运作起动经费困难，副理事长野本源泉次郎亲自出面找到大藏省主税局局长池田勇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池田首相），请他帮忙以融资的形式通过劝业银行提供 1 亿日元。据说池田大手一挥，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美国占领军先头部队予定于 8 月 30 日登陆日本。日本政府行动果断，8 月 27 日就在美军登陆必经之地大森开设了慰安所，取名“小町园”，这名字取自传说中的日本第一美女——小野小町。为充实和壮大“黄色娘子军”队伍的威慑力，PAA 在繁华街银座树起了一块大招牌，上面写道：“告新日本女性——作为战后处理国家紧急设施的一部分，恳请新日本女性率先协助参加慰安驻军的伟大事业”。这份架势，颇有中国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悲壮和崇高感。
    日本的这把“黄色尖刀”，果然久经考验、越磨越利。美国大兵靠一时之蛮勇，杀得日本皇军片甲不留，但遇上日本黄色娘子军之“温柔陷井”，只有束手就擒之份儿。大兵们在日本肉弹的攻击下全线崩溃，梅毒、淋病等四处蔓延，而黄色娘子军们越战越勇、越战越神，PAA 在东京都内的银座、赤羽、小岩和立川、调布、福生、青梅等地先后开张 33 家特殊慰安设施，前后募集到 2 万至 5 万的妓女“主力军”。麦克阿瑟傻了眼，这没有硝烟只有“肉弹”的战争，他没见过，他想回西点军校“进修”，但那里的先生也搞不明白日本人这“玩艺儿”，眼看着美国占领军要被“黄色娘子军”占领，麦克阿瑟也顾不上绅士风度，顾不上“公平竞争”的原则，干脆用武力将 PAA 解散了事。PAA 从成立到解散，仅半年时间。但就是这半年，几乎摧垮了美国大兵的战斗力，从中也可体会到日本黄色娘子军这把“尖刀”的威力无穷。（火正言：1950年中国志愿军碧潼战俘营接连发生战俘死亡现象，有时一星期连死好几个，事后查明，死者全是美国驻日第八集团军的年轻士兵，也就是传说中的“色狂军”。死因是“营养严重缺乏”和“精神忧郁”。）
    尾 声
    综观日本近代娼妓史，我们可发现，它的繁盛，都与日本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黄色娘子军”为日本的原始积累、为日本的经济输出和军事侵略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奉献”。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日本对娼妓的存在与发展始终存在着“温存”和“感恩”的一面。
    另一方面，历史悠久的日本娼妓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大和民族的“性观念”和价值取向。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称日本为“无罪性娱乐天堂”，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妓女从未像江户时代的艺妓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过如此突出的重要作用”。而日本作家野坂昭如在《色情者》这部小说中，更提高妓女的“革命品位”，直言日本文化环境中妓女对于日本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主义。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日本对其“娼妓文化”都抱着相当“宽容”的态度，真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现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隶问题层出不穷，日本的色情业也随之久盛不衰。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以当年的历史教训为鉴,撕破脸面，举起“大棒”敲打日本这个“亲密盟友”的屁股，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了。“近代日本娼妓史”
    转载自《日本新华侨报纸》 蒋淡远 署名
    2004 年 6 月 14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 2004 年度《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指出日本国内存在严重的性奴隶问题，这是美国首次明确在这个问题上点名抨击日本。报告指责日本政府虽然有充分的能力，但却没有采取积极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日本的忠实盟友，美国这回抡起“大棒”，也是迫不得已。早在 2003 年 5 月，日本社会保障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在日本从事卖淫的外国妇女综览》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千分之十的在日外国妇女被逼卖淫。而国际人权组织在去年年底估计，目前共有 12 万名来自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妇女在日逗留时间超过了签证所规定的期限，而被迫在日本从事卖淫业的外国妇女已多达 7.5 万名。
    日本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庞大的色情业市场。有消息称，日本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 900 亿美元。但这种估计是否准确，很难定论。一则是日本整个色情市场杂乱无章，各种地下交易频繁。日本的色情行业往往与黑势力紧密交织，其全貌无法客观把握。二则是外国妇女大量涌入日本市场，形成与日本传统风俗业互角倚墙之态势，因其流动性颇大，要详细统计几乎不可能。粗略地说，日本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和其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面对美国的“大棒”指责，面对色情市场的泛滥，日本政府好象窝了一肚子的“怨屈”，它说它正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改变现状，但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未能看到和理解日本的这种不懈努力。日本政府的这种辩解是言不由衷还是真情流露？这要让事实来说话，笔者在这里不多详述。本文着重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会在日本形成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色情业市场？这个问题，大概靠就事论事，将日本色情业的现状拉出来摆一下谱，分析出几条原因，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说到底，还是要追根溯源，从日本近代“发迹史”中，探寻日本色情业的发展轨迹。由此，引发出一段令日本民族为之汗颜、令全世界为之扼腕的难忘故事。
    引 子
    说起日本近代史，自然让人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的辉煌。这是一段日本走向世界、称雄亚洲的奇迹史。翻开历史教科书，不光是日本的男性，连当时的日本女性，也闪烁着神性的光辉。譬如说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学的壮举、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岸田湘烟、福田英子的活动、自我意识觉醒的谢野晶子的文学以及代表日本妇女运动的平琢雷鸟的“蓝袜子社”运动等等。但是，这些辉煌，代表的是那群上层社会女性精英的思想与活动，我们从这些女性史中是读不到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日本女性痛苦的实态的。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头像被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的福泽渝吉，有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日本军队的侵略史，让史家去挖掘分析，而日本的“娘子军”史，则作为一部野史，因有损现代日本的“光辉形象”，摆不上日本正规教科书的台面，有被埋没的危险。而恰恰是这部野史，可以找到当代日本“繁荣娼盛”的最真实根源，值得我们去仔细深究。
    一
    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日本的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她们的足迹遍及全世界，日本成为输出妓女的头号品牌国家。
    日本维新政府何尝不知道娼妓不符合“文明开化”的精神。早在 1872 年 10 月 2 日，明治政府就公布了“娼妓解放令”，俗称“牛马解放令”。说到这一法令，不能不联想到华人的血泪史。“娼妓解放令”的公布，其实起因于 1872 年 6 月的秘鲁船“玛丽卢斯号”事件。该船从澳门运送 231 名华人苦力去秘鲁，途经横浜港时，一名苦力逃脱，曝出船内虐待内幕。神奈川县为此开设特别法庭，宣布解放苦力，送还本国。但秘鲁的律师提出强烈抗议，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娼妓买卖的现况，并指出日本政府公然承认娼妓的买卖，所以没有资格制裁秘鲁的贩卖人口行为。日本维新政府大丢脸面，以此为契机，决心解放娼妓，禁止各种人身买卖。按照这一法令，娼妓、艺妓等长期仆役，一概解放之。虽然解放了娼妓的人身隶属关系，但明治政府拖个尾巴，表示只要出于个人愿意，仍旧可以继续营业。因此，“娼妓解放令”实施之后，公娼反而增加。明治政府唯恐性病蔓延，又于 1876 年制定娼妓梅毒检查规则，全面实施娼妓性病检查制度。风俗业为日本带来滚滚财源，娼妓与妓院双方都要付税金给地方政府。光神奈川县 1888 年的县预算中，风化税就占了 20%以上。
    马克思老先生曾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相反，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是以工业为最优先，这导致农业凋零、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明治中期日本针对资本的积累不足、国家经济力不强、在国际上发言无力，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发挥其天才的智慧，决心以牺牲几代妇女为代价，来启动它腾飞的翅膀。
    譬如日本北陆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土地稀少，这一带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最有名。女性则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但日本狭小的国内市场，容不下如此浩浩荡荡的“黄色娘子军”后备军，而日本政府的“殖产兴业”，又迫切需要巨额的“硬通货” 。于是乎，日本的“黄色娘子军”挥师远渡，到海外去开创她们新的天地。据 1911 年的统计，赴海外卖春的日本妇女超过 2 万人。由于人数过多，形象欠佳，经常遭到外国的指责，日本一些民间报纸也将之引为国耻，称之为“海外丑妇业”。
    二
    日本妓女在海外的据点，现在无法精确统计，笔者将有案可查的手头资料作个简单的归纳。
    一是上海和香港。据当时的日本人高桥谦描述：明治 19 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 700 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而香港的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日报》连载了日本人奥田乙治郎的记事。奥田说滞在香港的日本人共有 147 名，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有了这皮肉生意，带动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整个日本小社区内到处是尔虞我诈，充满着乌烟瘴气。
    二是中国关东地区。日俄战争之前的 1903 年，俄罗斯在其租借地旅顺作过调查，光那个地区就有日本娼妓 201 名。根据大江志乃夫的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关东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 1403 名，占到当时在留日本人 2582 名总数的 54.3%，也就是说，关东州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数以上是娼妓。
    鉴于日本娼妓的蜂拥而至，日本当时的占领军还加强管理，要求娼妓们提出营业许可申请，并对妓女接待日本军人实行价格限制，防止妓女盲目开价“狂砍”日本军人，提高日本军人的斗志。同时，1904 年 12 月，日本军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这条街的饮食店组织又于 1905 年开设专为日本军人服务的妓楼“醉雷亭”，提供低价格的性服务。以上情况表明，日本娼妓大举渗入海外的过程中，夹杂着日本政府、军队的各种意向。“醉雷亭”虽然不是直接由军队来运作，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慰安所，但这已开启了“慰安所”的恶劣先河。明治 36 年 2 月 9 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著名记者内藤湖南的评论文章，他估算在满洲各地大约 5000 日本邦人中，至少有 6、7 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区。大概从上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而至。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温柔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其他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躯，抵抗着那群未开化土著居民的“狂轰乱炸”，书写了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卖春史”。“南洋姐”的这段悲惨历史，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中国国民在内，都对阿崎婆和她的姐妹们的不幸命运一撒同情之热泪。
    余秋雨先生曾到南洋实地考察，他指出电影《望乡》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环节上无法冷静开掘。譬如说《望乡》中有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着故乡。而据余秋雨的观察：300 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余秋雨评论曰：“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三
    近代日本“黄色娘子军”，无论是出于生活所迫还是被国家政策所驱使，她们无疑是牺牲的一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本的娼妓，又是日本国海外进出的尖兵，是日本国海外拓展的先驱者。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这样写道：明治 33 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约百万元，其中63 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福冈日日新闻》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 1 万 2 千多元。全岛原的 30 个村子，合计则突破 30 万元”。在“硬通货”奇缺的明治、大正期，这批妓女带血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
    我们再来欣赏另一段绝妙的场景。“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这段描写，引述自《村冈伊平治自传》，村冈伊平治何许人也？此人乃大名鼎鼎的人贩子，他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作些美化、合理化的说明，这应该在情理之中。但读到这文字，在日华人好像有那么种熟识的感觉。曾看过日本人拍的一部记录片，描绘的是来自福建的偷渡客，日本的编导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着偷渡客们的行为动机和原则，并到福建去拍摄偷渡村落矗起的幢幢洋楼。在内心深处，日本的编导们卑视这群偷渡客，但如果读到上面的那段文字，编导先生们是否会作些深思呢？福建偷渡客靠的是卖自己的苦力去实现自己的富裕梦，而日本人的这些先辈，在其“发迹史”上靠的是“卖身”，虽说两国价值观念不同，但“卖身致富”、“卖身光荣”这样的口号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吧！
    那个时代的日本政府，虽然一路高喊“文明开化”的口号，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海外妓女的管理。说到底，海外妓女的存在，一则解决国内的部分贫困问题，二来可赚取外汇，并透过海外形成的风化区，促进日本经济的顺利输出。
    海外妓女，对近代日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明治结束，日本资本主义基本确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这种前提下，日本政府更侧重于依靠荷枪实弹的皇军战士拓展海外市场。同时，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告一段落，日本帝国开始考虑其国际形象。毕竟，“娼妓尖兵”的海外开拓，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于是乎，日本政府振作精神，决心发布关于海外卖春妇的禁令。但巧合的是，日本政府刚刚决定废娼，因其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爆发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使得日本出口锐减，国家外汇收入濒于枯竭。
    怎么办？日本政府马上决定废娼令缓行，让海外的娼妓同志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为帝国的兴旺再站几年岗。由于妓女同志们的“杰出表现”，日本顺利熬过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风浪。之后，这批娼妓被日本政府送上船，送到长崎后就地遣散。这群把青春和身体都献给日本帝国资本原始积累“伟大事业”的“性工作者”，竟未能获得政府的一丁点支援，她们回到故乡后，衣食无着，不少年迈妓女只能含恨自杀。从女性解放的立场来看，这群妇女是日本整个罪恶制度的牺牲品，她们充当的是日本国家侵略政策沉痛的陪葬品。对此，我们应当对她们寄以真挚的同情。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虽然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其效果和影响是有限的。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成为空文，废娼令自然难以向纵深推进。 随着日本军队占领南洋，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随军队远征的军妓，两支“妓军”顺利会合，日妓的数量空前膨胀。连当时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建成了日本艺妓馆，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部队，被人戏称为“大和部队”。当时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颇觉脸上无光，狠狠心把一部分军妓遣送回国了事。和海外妓女“先遣团”相比，这批服务于军队的妓女，自然有了服务于“圣战”的“崇高信念”，与先辈的“献身”资本原始积累，就有了一定的目标区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妓女和军队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他们作为两把插向世界的有力武器，文武兼备、刚柔并兼，形成了日本帝国特有的景象。
    日本娼妓野史的真正衰败，应当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群以卖身、卖笑为生的女人，丧失了其服务的主要对象——大日本皇军，更沉沦于“圣战”理想幻灭的痛苦。在丧失了祖国家园的屈辱大背景下，她们被迫另寻出路。她们承受的苦难，实际上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已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脑子里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曰：“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曰：“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于社会最底层，求温饱尚是个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了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
    这不是笔者编的故事，翻阅 1945 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这样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那群日本妓女的生存状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六
    尽管现代日本刻意回避这么一段“辉煌的”娼妓史，但它给近代日本包括整个亚洲投下的浓厚影子，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日本源远流长的娼妓文化，它的一整套理念、运作制度、管理制度，影响极其深远。清朝末年，清政府鉴于中国娼妓管理的混乱局面，曾考虑仿照日本“先进经验”，创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娼妓管理体系。日本的“慰安妇”制度，目前已成为臭名昭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性侵略、性虐待的代名词。但考察日本近代娼妓史，我们可以知道，“慰安妇”制度不是一种临时的、即兴的措施，相反，它是日本娼妓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我们看到日本妓女在国家的纵容下义无反顾奔赴世界各地时，我们也就能明白，日本招幕成千上万的“慰安妇”，为屠杀异国人民的鬼子兵提供性服务，这并不是唐突的偶然，而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归宿。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慰安妇”制度，曾给台湾的蒋介石以深刻的启发。国民党溃败大陆，台湾弹丸之地，如何收容几十万青年壮丁？蒋介石“师夷之长技”在军中成立“八三一军中特约茶室”。该茶室自马祖南竿复兴村设立之后，金门、马祖等地纷纷仿效，后来势力扩张至澎湖和台湾本岛。茶室的随军妓女在大门口都挂有一副“不让须眉”的对联——大丈夫效命疆场，小女子献身报国。这幅对联一挂就是四十年。直到 1992 年金门、马祖的“小女子”们全部“转业”，对联才被送进历史博物馆。
    蒋介石活用日本“慰安妇”制度，解决了兵士“打野炮”的难题，而且又不骚扰民间良家妇女，可谓一箭双雕。日本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替蒋介石稳住了阵脚，怪不得老蒋对日本特别宽容，要口口声声主张“以德报怨”了。对于这个问题，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其《中国性研究》中有详尽描述，笔者在此不作详细展开。
    七
    败战后的日本政府，面临百废待新的严峻局面，如何从美军的铁蹄下解放自己、振兴自己，成为他们首要的课题。日本进出亚洲，进军世界的第一把尖刀——大日本帝国皇军，惨遭围歼，刀刃已钝、元气大伤，要重振雄风有待时日。而第二把尖刀——日本的娼妓，则长江前浪推后浪，完全拥有信手拈来、卷土重来之能力。当时的日本指导层，审时度势，决心放手依靠“辉煌”的娼妓文化，拯救日本于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乎，1945 年 8 月 18 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向日本政府各厅和地方府县长官发出《关于进驻军特殊慰安设施等警备要点》的指令。指令要求在美军驻地设立特殊慰安设施。同时，这些设施归当地警察署长直接管理，署长须对性营业进行积极指导，并对设施内部的装备要迅速“充实改良”，以提高妓女同志们的“革命积极性”和“战斗力”。
    8 月 28 日，日本在庄严的皇宫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公开宣布成立“世界上最大的卖淫托拉斯”——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简称 PAA）。鉴于运作起动经费困难，副理事长野本源泉次郎亲自出面找到大藏省主税局局长池田勇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池田首相），请他帮忙以融资的形式通过劝业银行提供 1 亿日元。据说池田大手一挥，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美国占领军先头部队予定于 8 月 30 日登陆日本。日本政府行动果断，8 月 27 日就在美军登陆必经之地大森开设了慰安所，取名“小町园”，这名字取自传说中的日本第一美女——小野小町。为充实和壮大“黄色娘子军”队伍的威慑力，PAA 在繁华街银座树起了一块大招牌，上面写道：“告新日本女性——作为战后处理国家紧急设施的一部分，恳请新日本女性率先协助参加慰安驻军的伟大事业”。这份架势，颇有中国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悲壮和崇高感。
    日本的这把“黄色尖刀”，果然久经考验、越磨越利。美国大兵靠一时之蛮勇，杀得日本皇军片甲不留，但遇上日本黄色娘子军之“温柔陷井”，只有束手就擒之份儿。大兵们在日本肉弹的攻击下全线崩溃，梅毒、淋病等四处蔓延，而黄色娘子军们越战越勇、越战越神，PAA 在东京都内的银座、赤羽、小岩和立川、调布、福生、青梅等地先后开张 33 家特殊慰安设施，前后募集到 2 万至 5 万的妓女“主力军”。麦克阿瑟傻了眼，这没有硝烟只有“肉弹”的战争，他没见过，他想回西点军校“进修”，但那里的先生也搞不明白日本人这“玩艺儿”，眼看着美国占领军要被“黄色娘子军”占领，麦克阿瑟也顾不上绅士风度，顾不上“公平竞争”的原则，干脆用武力将 PAA 解散了事。PAA 从成立到解散，仅半年时间。但就是这半年，几乎摧垮了美国大兵的战斗力，从中也可体会到日本黄色娘子军这把“尖刀”的威力无穷。（火正言：1950年中国志愿军碧潼战俘营接连发生战俘死亡现象，有时一星期连死好几个，事后查明，死者全是美国驻日第八集团军的年轻士兵，也就是传说中的“色狂军”。死因是“营养严重缺乏”和“精神忧郁”。）
    尾 声
    综观日本近代娼妓史，我们可发现，它的繁盛，都与日本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黄色娘子军”为日本的原始积累、为日本的经济输出和军事侵略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奉献”。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日本对娼妓的存在与发展始终存在着“温存”和“感恩”的一面。
    另一方面，历史悠久的日本娼妓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大和民族的“性观念”和价值取向。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称日本为“无罪性娱乐天堂”，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妓女从未像江户时代的艺妓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过如此突出的重要作用”。而日本作家野坂昭如在《色情者》这部小说中，更提高妓女的“革命品位”，直言日本文化环境中妓女对于日本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主义。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日本对其“娼妓文化”都抱着相当“宽容”的态度，真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现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隶问题层出不穷，日本的色情业也随之久盛不衰。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以当年的历史教训为鉴,撕破脸面，举起“大棒”敲打日本这个“亲密盟友”的屁股，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