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日本近代暗杀史略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08:09:11
从日本近代倒幕运动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经历了一个从封建幕府制到近代化国家的转变,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政局变化中,暗杀成为日本政治史的一个独特的风景。以武立国的日本社会,有着崇尚武力的传统,懦弱与屈服,视日本人视为奇耻大辱,日本暗杀史一个鲜明的特点,大多是无权无势的下级阶层,以暗杀手段公然与社会权势阶层对抗,所以很象中国古时“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中,的确涌现出许多慷慨悲歌的传奇,其英雄气概,即使以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来衡量,也不会有丝毫的逊色。当然,也并不是所以的暗杀都那样富有传奇色彩,有些也不过是权势阶层的政治谋杀。


   日本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的观点也许颇有代表性:“有人也许凭借权势,无所忌惮地横行霸道,即使胡作非为,罪行昭著,而法律方面没有捕捉加以公正制裁。他自己有恃无恐,毫无顾忌。于是那些侠义和英雄的人们,激于义愤,为全国人民起来把他杀掉。这实在是时势所迫。……如是进一步讨论一下这种情况,那末,到了将来文化大大发展,法律失掉作用,只有道德独自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全国的人都成了君子的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但至少在社会制裁力量万一变弱的时代,是否可以说,暗杀对于惩戒罪恶和防止祸害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呢?”中江兆民肯定了暗杀作为反对权势罪恶的积极作用,从这点看,有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侠义的观念。

   日本近代史划时代的事件便是从暗杀事件开始,樱田门事件是武装倒幕的序幕,在日本近代史中是极重要,亦是极悲壮的一页。1860年,以关铁之介为首的17名水户藩武士与萨摩藩武士有村治左卫门,密谋刺杀当时幕府的铁腕人物、大老井伊直弼,井伊直弼因掀起“安政大狱”,一时间日本全国上下笼罩在腥风血雨中,所以除掉井伊直弼,便是倒幕派的首要目标。18名志士埋伏在井伊直弼所必经的樱田门,当时正是风雪交加的天气,恶劣的天气使得刺杀行动更具隐蔽性,井伊的卫队人数虽然多于刺客的人数,但猝不及防之下,竟然让刺客逼近井伊直弼的坐轿,井伊被刺死并割下首级。18名志士,1人战死,4人重伤自尽,8人自首,5人逃逸;而井伊的卫队被杀死8人,负伤十余人。这次樱田门事变是对幕府势力的巨大打击,使得井伊的继任者安藤信行(首席老中)不得不改变铁血政策,而采取温和的措施。

   但即便是安藤信行的小心翼翼,也逃不过成为反幕志士的刺杀目标,1862年的坂下门事变,尤如樱田门之变的重演,刺客是以平山兵介为首的水户藩6名武士,但这次更多了悲壮的成分,6名武士面对的是安藤信行多达50人的卫队,即使寡不敌众,6名武士仍然杀到安藤的乘轿,刺伤安藤信行,安藤信行慌乱之中,跳出乘轿,夺路而逃,6名刺客最后全部死难。虽然这次刺杀行动未果,但身为幕府首席老中的安藤竟然临阵逃跑,这在日本人眼中是莫大的耻辱,安藤信行被迫引咎辞职。

   随着尊王攘夷论的纵深发展,暗杀的矛头直指在日本的外国人。俄国海军三名官兵在横滨遇刺,二死一伤,被杀者尸体被大卸八块;之后,同样在横滨,荷兰船长鲍斯被刺杀身亡;美国驻日公使馆人员修斯凯被刺重伤后不治而死。幕府的帮凶同样成为武士复仇的对象,曾参预井伊直弼的“安政大狱”的岛田左近被萨摩藩武士田中新兵卫斩杀;幕府捕吏文吉在京都三条河原被暗杀;曾奉安藤信行命令调查废黜天皇先例的高次郎被伊藤博文等人暗杀。

   这一时期的暗杀风潮,并不仅仅是鲁莽的武士所为,后来在倒幕战争与维新变法中叱咤风云的许多人物,都加入到暗杀的风暴中,著名的有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龙马等。坂本龙马刺杀胜海舟一事则颇有传奇色彩,当时胜海舟是幕府方面非常杰出的人物,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假借拜访当时任“咸临”号舰长的胜海舟,密谋行刺,但是在听了胜海舟对日本及世界形势的分析与强国梦想后,坂本龙马大为叹服,不仅放弃刺杀胜海舟的念头,而且拜胜海舟为师,从一个纯粹的攘夷论者一变而成开国论者。胜海舟是十九世纪日本最伟大的武士之一,经历了日本近代史的惊风骇浪,多次成为暗杀的对象。胜海舟自己却淡然说:“我之所以没有被杀,也许是因为我不杀无辜。刀也牢牢地系住,决不轻易拔出来,就是被人砍了,我也决心不去砍人。”确实,在那种年代,多少英雄转眼便倒下暗杀者的血泊中,胜海舟能屡屡逃脱被暗杀的命运,的确有其特有的人格魅力。

   但是坂本龙马则没有象胜海舟的运气,这位幕末革命最伟大的英雄,被视为“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却在倒幕革命胜利曙光来临之前,死于刺客之手,与坂本龙马一同被刺杀的还有其密友,同样杰出的倒幕志士中冈慎太郎。坂本与中冈二人遇刺,是幕末维新史的一桩迷案,当时袭击坂本与中冈的,是七名刺客,依现代日本研究成果,是幕府“新撰组”前身“浪人队”以佐佐木唯三郎为首的刺客。

   与坂本和中冈相比,大村益次郎稍幸运点,迎来了倒幕革命的胜利,但这位在四境战争以及戊辰战争中屡功奇勋的军事天才,最终也没能逃过刺客的刀刃。大村益次郎的近代军制改革与近代化军队的建设,取消武士在军事上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严重侵犯了武士阶层的利益,刺客是来自山口藩的神代直人和秋田藩的金轮五郎等七人,1869年10月,大村遇刺身受重伤,过了两个月后,终于不治身亡。

   明治政府的改革波及许多人的利益,故而在明治初期,对政府不满而付之暗杀的事件也源源不断。除大村益次郎被刺外,明治二年,政府要人横井小楠被上田立夫等六名刺客刺杀,这是明治政府第一起高官被杀事件,上田立夫等4人被判斩首。明治四年,政府参议广泽真臣在东京私邸被刺杀,虽然天皇下令严加搜捕凶手,但最终却没有搜捕到凶手,成为一桩无头公案。明治七年,由于西乡隆盛“征韩论”的失败,征韩派的士族将政府“内治派”核心岩仓具视当作罪魁祸首,武市熊吉等九人策划袭击岩仓的马车,但岩仓竟然侥幸逃脱,事后,武市熊吉等九人全部被斩首。

   最震惊朝野的是号称“铁血宰相”的大久保利通遇刺,大久保利通是极富远见、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与西乡隆盛一样来自萨摩藩,“征韩论”成为大久保与西乡分道扬镳的标志,1877(明治十年)年西南战争,西乡战死,但是西乡隆盛仍然拥有大量其精神追随者,策划谋杀大久保利通的岛田一郎就是其中之一,1878年,大久保在东京赤坂纪尾井坂附近的清水谷,遭岛田一郎等六名刺客袭击,当场毙命,事后,岛田怀揣“斩奸状”向政府自首,在“斩奸状”中,岛田列举大久保堵塞公议、压制民权、视政治为私物、排斥忠义之士等罪状,最终岛田还是被处以斩刑。这样,从1877年5月到1878年5月一年间,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相续辞世,“维新三杰”的年代也划上句号。

   原先“征韩论”的主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都因为叛逆而身亡,另一支残存的力量演变为自由民权派。板垣退助于明治十五年组建自由党并出任自由党总理,但板垣的民权主张被许多人视为大逆不道,当板垣在岐阜演讲时,遇到士族相原尚耿的刺杀,视板垣退助为国贼的相原用短刀刺伤板垣,板垣遇刺后还喊到:“板垣虽死,自由不死。”成为传颂一时的名言,板垣此次遇刺幸而大难不死。

   明治二十二年,又发生了文相森有礼和外相大隈重信被刺事件。森有礼是主持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重要人物,在森有礼的主持下,确立了日本近代学校体系基础。森有礼被暗杀,说起来有点冤,刺客是西野文太郎从当时社会一些谣言里误以为森有礼是基督教徒,而且轻信社会上关于森有礼参拜伊势神宫时有不敬的行为,在明治二十二年帝国宪法发布的那天,刺杀森有礼,森有礼在遇刺第二日身亡。同年,外相大隈重信也在从内阁会议返家途中,遭遇前玄洋社的来岛恒喜的暗杀,炸弹炸掉大隈重信的一只脚,但幸而未死,刺客来岛恒喜当场自杀身亡。

   明治二十四年,刺杀俄国皇太子事件,险些造成重大的外交事变。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大津被津田三藏以佩剑刺伤头部,津田三藏认为俄国皇太子此行目的,在于考察日本国情以乘机东侵,故而铤而走险。对津田三藏的审判引起日俄两国的高度重视,尽管元老与部分内阁人员出于两国关系的考虑,主张将犯人处以死刑,但负责审判的堤正巳裁判长顶住重压,以谋杀未遂罪判处津田无期徒刑,但是津田却数个月后在监狱暴卒。这种判决使俄国人感到愤怒,为了平息俄国人的怒气,千叶县烈女畠山勇子在京都府厅前自尽。

   大津事件四年后,又有一起震动朝野的暗杀案,就是满清谈判全权代表李鸿章遇刺,刺客是属自由党系的小山半太郎,李鸿章被刺客用手机击中面部受伤。对于这次暗杀事件,明治天皇下达“严戒不逞”的敕语,伊藤博文曾派秘派特使,要求将犯人判处死刑,但是负责审理的山口地方裁判所的裁判长鹤冈琢郎仍然将犯人判为无期徒刑。所以这次刺杀的过程与结果都有点类似于大津俄皇太子被刺事件。

   明治三十四年,又发生了政友会领袖之一星亨被杀事件,刺客伊庭想太郎是著名剑客伊庭八郎之弟,曾担任东京农学校校长。对此,中江兆民有一段文字:“活着的星亨,是拦路抢劫的盗贼,死了的星亨,成了伟人和豪杰。是非和毁誉的无常,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伊庭想太郎)是一个极其温厚庄重的人,而他做出了这种事情,这不能不说是没有缘故的。”据称伊庭刺杀星亨的原因是认为星亨扰乱了东京的市政。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日本近代暗杀热潮中较有影响的一些事例。暗杀是日本近代政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腥风血雨,暗杀也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暴力手段,但毕竟在有些时候,是弱势者阶层的一种参与政治改革的手段。日本暗杀潮对于中国清末民初的革命有较深刻的影响,许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爱国志士,也以这种手段对抗满清的暴政。从日本近代倒幕运动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经历了一个从封建幕府制到近代化国家的转变,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政局变化中,暗杀成为日本政治史的一个独特的风景。以武立国的日本社会,有着崇尚武力的传统,懦弱与屈服,视日本人视为奇耻大辱,日本暗杀史一个鲜明的特点,大多是无权无势的下级阶层,以暗杀手段公然与社会权势阶层对抗,所以很象中国古时“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中,的确涌现出许多慷慨悲歌的传奇,其英雄气概,即使以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来衡量,也不会有丝毫的逊色。当然,也并不是所以的暗杀都那样富有传奇色彩,有些也不过是权势阶层的政治谋杀。


   日本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的观点也许颇有代表性:“有人也许凭借权势,无所忌惮地横行霸道,即使胡作非为,罪行昭著,而法律方面没有捕捉加以公正制裁。他自己有恃无恐,毫无顾忌。于是那些侠义和英雄的人们,激于义愤,为全国人民起来把他杀掉。这实在是时势所迫。……如是进一步讨论一下这种情况,那末,到了将来文化大大发展,法律失掉作用,只有道德独自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全国的人都成了君子的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但至少在社会制裁力量万一变弱的时代,是否可以说,暗杀对于惩戒罪恶和防止祸害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呢?”中江兆民肯定了暗杀作为反对权势罪恶的积极作用,从这点看,有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侠义的观念。

   日本近代史划时代的事件便是从暗杀事件开始,樱田门事件是武装倒幕的序幕,在日本近代史中是极重要,亦是极悲壮的一页。1860年,以关铁之介为首的17名水户藩武士与萨摩藩武士有村治左卫门,密谋刺杀当时幕府的铁腕人物、大老井伊直弼,井伊直弼因掀起“安政大狱”,一时间日本全国上下笼罩在腥风血雨中,所以除掉井伊直弼,便是倒幕派的首要目标。18名志士埋伏在井伊直弼所必经的樱田门,当时正是风雪交加的天气,恶劣的天气使得刺杀行动更具隐蔽性,井伊的卫队人数虽然多于刺客的人数,但猝不及防之下,竟然让刺客逼近井伊直弼的坐轿,井伊被刺死并割下首级。18名志士,1人战死,4人重伤自尽,8人自首,5人逃逸;而井伊的卫队被杀死8人,负伤十余人。这次樱田门事变是对幕府势力的巨大打击,使得井伊的继任者安藤信行(首席老中)不得不改变铁血政策,而采取温和的措施。

   但即便是安藤信行的小心翼翼,也逃不过成为反幕志士的刺杀目标,1862年的坂下门事变,尤如樱田门之变的重演,刺客是以平山兵介为首的水户藩6名武士,但这次更多了悲壮的成分,6名武士面对的是安藤信行多达50人的卫队,即使寡不敌众,6名武士仍然杀到安藤的乘轿,刺伤安藤信行,安藤信行慌乱之中,跳出乘轿,夺路而逃,6名刺客最后全部死难。虽然这次刺杀行动未果,但身为幕府首席老中的安藤竟然临阵逃跑,这在日本人眼中是莫大的耻辱,安藤信行被迫引咎辞职。

   随着尊王攘夷论的纵深发展,暗杀的矛头直指在日本的外国人。俄国海军三名官兵在横滨遇刺,二死一伤,被杀者尸体被大卸八块;之后,同样在横滨,荷兰船长鲍斯被刺杀身亡;美国驻日公使馆人员修斯凯被刺重伤后不治而死。幕府的帮凶同样成为武士复仇的对象,曾参预井伊直弼的“安政大狱”的岛田左近被萨摩藩武士田中新兵卫斩杀;幕府捕吏文吉在京都三条河原被暗杀;曾奉安藤信行命令调查废黜天皇先例的高次郎被伊藤博文等人暗杀。

   这一时期的暗杀风潮,并不仅仅是鲁莽的武士所为,后来在倒幕战争与维新变法中叱咤风云的许多人物,都加入到暗杀的风暴中,著名的有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龙马等。坂本龙马刺杀胜海舟一事则颇有传奇色彩,当时胜海舟是幕府方面非常杰出的人物,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假借拜访当时任“咸临”号舰长的胜海舟,密谋行刺,但是在听了胜海舟对日本及世界形势的分析与强国梦想后,坂本龙马大为叹服,不仅放弃刺杀胜海舟的念头,而且拜胜海舟为师,从一个纯粹的攘夷论者一变而成开国论者。胜海舟是十九世纪日本最伟大的武士之一,经历了日本近代史的惊风骇浪,多次成为暗杀的对象。胜海舟自己却淡然说:“我之所以没有被杀,也许是因为我不杀无辜。刀也牢牢地系住,决不轻易拔出来,就是被人砍了,我也决心不去砍人。”确实,在那种年代,多少英雄转眼便倒下暗杀者的血泊中,胜海舟能屡屡逃脱被暗杀的命运,的确有其特有的人格魅力。

   但是坂本龙马则没有象胜海舟的运气,这位幕末革命最伟大的英雄,被视为“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却在倒幕革命胜利曙光来临之前,死于刺客之手,与坂本龙马一同被刺杀的还有其密友,同样杰出的倒幕志士中冈慎太郎。坂本与中冈二人遇刺,是幕末维新史的一桩迷案,当时袭击坂本与中冈的,是七名刺客,依现代日本研究成果,是幕府“新撰组”前身“浪人队”以佐佐木唯三郎为首的刺客。

   与坂本和中冈相比,大村益次郎稍幸运点,迎来了倒幕革命的胜利,但这位在四境战争以及戊辰战争中屡功奇勋的军事天才,最终也没能逃过刺客的刀刃。大村益次郎的近代军制改革与近代化军队的建设,取消武士在军事上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严重侵犯了武士阶层的利益,刺客是来自山口藩的神代直人和秋田藩的金轮五郎等七人,1869年10月,大村遇刺身受重伤,过了两个月后,终于不治身亡。

   明治政府的改革波及许多人的利益,故而在明治初期,对政府不满而付之暗杀的事件也源源不断。除大村益次郎被刺外,明治二年,政府要人横井小楠被上田立夫等六名刺客刺杀,这是明治政府第一起高官被杀事件,上田立夫等4人被判斩首。明治四年,政府参议广泽真臣在东京私邸被刺杀,虽然天皇下令严加搜捕凶手,但最终却没有搜捕到凶手,成为一桩无头公案。明治七年,由于西乡隆盛“征韩论”的失败,征韩派的士族将政府“内治派”核心岩仓具视当作罪魁祸首,武市熊吉等九人策划袭击岩仓的马车,但岩仓竟然侥幸逃脱,事后,武市熊吉等九人全部被斩首。

   最震惊朝野的是号称“铁血宰相”的大久保利通遇刺,大久保利通是极富远见、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与西乡隆盛一样来自萨摩藩,“征韩论”成为大久保与西乡分道扬镳的标志,1877(明治十年)年西南战争,西乡战死,但是西乡隆盛仍然拥有大量其精神追随者,策划谋杀大久保利通的岛田一郎就是其中之一,1878年,大久保在东京赤坂纪尾井坂附近的清水谷,遭岛田一郎等六名刺客袭击,当场毙命,事后,岛田怀揣“斩奸状”向政府自首,在“斩奸状”中,岛田列举大久保堵塞公议、压制民权、视政治为私物、排斥忠义之士等罪状,最终岛田还是被处以斩刑。这样,从1877年5月到1878年5月一年间,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相续辞世,“维新三杰”的年代也划上句号。

   原先“征韩论”的主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都因为叛逆而身亡,另一支残存的力量演变为自由民权派。板垣退助于明治十五年组建自由党并出任自由党总理,但板垣的民权主张被许多人视为大逆不道,当板垣在岐阜演讲时,遇到士族相原尚耿的刺杀,视板垣退助为国贼的相原用短刀刺伤板垣,板垣遇刺后还喊到:“板垣虽死,自由不死。”成为传颂一时的名言,板垣此次遇刺幸而大难不死。

   明治二十二年,又发生了文相森有礼和外相大隈重信被刺事件。森有礼是主持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重要人物,在森有礼的主持下,确立了日本近代学校体系基础。森有礼被暗杀,说起来有点冤,刺客是西野文太郎从当时社会一些谣言里误以为森有礼是基督教徒,而且轻信社会上关于森有礼参拜伊势神宫时有不敬的行为,在明治二十二年帝国宪法发布的那天,刺杀森有礼,森有礼在遇刺第二日身亡。同年,外相大隈重信也在从内阁会议返家途中,遭遇前玄洋社的来岛恒喜的暗杀,炸弹炸掉大隈重信的一只脚,但幸而未死,刺客来岛恒喜当场自杀身亡。

   明治二十四年,刺杀俄国皇太子事件,险些造成重大的外交事变。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大津被津田三藏以佩剑刺伤头部,津田三藏认为俄国皇太子此行目的,在于考察日本国情以乘机东侵,故而铤而走险。对津田三藏的审判引起日俄两国的高度重视,尽管元老与部分内阁人员出于两国关系的考虑,主张将犯人处以死刑,但负责审判的堤正巳裁判长顶住重压,以谋杀未遂罪判处津田无期徒刑,但是津田却数个月后在监狱暴卒。这种判决使俄国人感到愤怒,为了平息俄国人的怒气,千叶县烈女畠山勇子在京都府厅前自尽。

   大津事件四年后,又有一起震动朝野的暗杀案,就是满清谈判全权代表李鸿章遇刺,刺客是属自由党系的小山半太郎,李鸿章被刺客用手机击中面部受伤。对于这次暗杀事件,明治天皇下达“严戒不逞”的敕语,伊藤博文曾派秘派特使,要求将犯人判处死刑,但是负责审理的山口地方裁判所的裁判长鹤冈琢郎仍然将犯人判为无期徒刑。所以这次刺杀的过程与结果都有点类似于大津俄皇太子被刺事件。

   明治三十四年,又发生了政友会领袖之一星亨被杀事件,刺客伊庭想太郎是著名剑客伊庭八郎之弟,曾担任东京农学校校长。对此,中江兆民有一段文字:“活着的星亨,是拦路抢劫的盗贼,死了的星亨,成了伟人和豪杰。是非和毁誉的无常,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伊庭想太郎)是一个极其温厚庄重的人,而他做出了这种事情,这不能不说是没有缘故的。”据称伊庭刺杀星亨的原因是认为星亨扰乱了东京的市政。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日本近代暗杀热潮中较有影响的一些事例。暗杀是日本近代政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腥风血雨,暗杀也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暴力手段,但毕竟在有些时候,是弱势者阶层的一种参与政治改革的手段。日本暗杀潮对于中国清末民初的革命有较深刻的影响,许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爱国志士,也以这种手段对抗满清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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