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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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5月07日 11:55文摘
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一、语言文字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
二、许多留日学生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近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三、变法、革命、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
2008年05月07日 11:55文摘
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一、语言文字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
二、许多留日学生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近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三、变法、革命、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
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一、语言文字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
二、许多留日学生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近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三、变法、革命、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
2008年05月07日 11:55文摘
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一、语言文字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
二、许多留日学生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近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三、变法、革命、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
我们现在不缺仇日派，但缺知日派（AV系除外），当然也要坚决抵制媚日派。
感觉这么说应该不会被批评了:D
感觉这么说应该不会被批评了:D
认真、深刻的研究日本文化，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梳理，实则是再学习的过程。
目前的形势下，日本问题上还是少说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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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壮圆郎 于 2008-5-7 16:25 发表
我们现在不缺仇日派，但缺知日派（AV系除外），当然也要坚决抵制媚日派。
感觉这么说应该不会被批评了:D
知日派--这话最初不是任永温先生说的么?
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衔体系和旧日本帝国的军衔体系很相像，比如实际最高军衔为上将，军衔三军（两军）通用等等。
历史,民族,音乐,美术......多了去了,大脚盆帝国满塞.
饮食方面，更多的是互相影响
日本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比如 只要中国人团结 就可以消灭外寇
比如 只要中国人团结 就可以消灭外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