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影《南昌起义》背后的故事

1958年8月1日，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江西省话剧团在南昌市首次公演了话剧《八一风暴》。这是全国第一部以革命领袖人物为主角，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话剧，当即受到了南昌观众的热烈欢迎。《八一风暴》的编剧是时在江西省文化局工作的刘云和余凡，他们是在当时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出“回忆革命史，歌颂总路线”的文艺创作号召下受命进行的创作。两位作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成草稿，暂定名为《第一面红旗》。在听取了上级领导和文艺界人士很多宝贵意见的基础上，他们又作了一次重大修改，完成了剧本第一稿，剧名改为《八一风暴》。反映南昌起义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能不涉及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由于当时中央有规定，在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一律不能在戏剧舞台上出现。作者便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来交代，将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的活动放在幕后处理，直接出场的是已牺牲的叶挺将军等人。之后江西省话剧团只用了19天就排出了这部戏，赶在当年8月1日正式公演，一气连演了十几场，轰动了南昌城。

1959年初，贺龙元帅来到南昌视察工作，专程到江西艺术剧院观看了话剧《八一风暴》。第二天他就邀请编剧、导演和几名演员举行了座谈会，当场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最后贺龙说：“你们考虑一下，怎样把政治、艺术、技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个戏是成功的，可以到北京、上海去演，大胆的演吧！边演边改。”为争取这部话剧能够进京参加庆祝建国10周年的献礼演出，江西省委宣传部领导直接进行指导，指示要加强力量把剧本改好。其后雪草、张刚二人也加入了创作队伍，与刘云、余凡一起对剧本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方案，按照忠于史实，在人物塑造上能真则真，不能真则像，既真又不全真，既像又不全像，以及虚实结合，交相衬映等手法，加入了以周恩来、贺龙等为原型创作的方大来、杜震山等艺术形象，突出了斗争矛盾，从而完成了修改稿。

1959年7月，江西省话剧团带着修改后的话剧《八一风暴》抵达上海演出，30天演出40多场，场场爆满，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9月，《八一风暴》作为江西省庆祝建国10周年献礼节目赴首都北京演出。先是在军委礼堂演了一场，接着又到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当时在京的许多中央领导都出席观看了话剧《八一风暴》，包括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演出结束后，朱德、林伯渠、谢觉哉、沈雁冰等领导人还上台祝贺演出成功，与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当日因工作繁忙而没有去怀仁堂看演出。两天后，他就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了进京演出的江西省话剧团和江西省歌舞团一众演职人员，贺龙、陈毅、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也出席作陪。席间周恩来热情称赞了演员们的精彩演出，并亲自给大家挟菜，令演职人员们激动万分。其时北京著名的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建筑刚刚建成，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周恩来特批让两个剧团的人员前往参观，着实让大家过了一把兴奋不已的旅游瘾。之后话剧《八一风暴》在北京连续公演20多天，征服了首都观众，并获得了文艺界的高度评价。一时间话剧《八一风暴》与抗日题材的话剧《东进序曲》并列，被称为是“最近出现的描写中国人民革命史实的双璧”。

然而，到了十年文革中，话剧《八一风暴》却被打成了“流毒”甚广的“大毒草”。该剧的编剧、导演、演员及参与过工作的人员都遭到了残酷迫害，有人因此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更搞笑的是，这部剧还差点被改编成了“前半出写起义，后半出写失败”，并突出宣扬林彪的作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话剧《八一风暴》才得到了解放，先后被国内多个剧团改编复排并重新公演，又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还获得了文化部演出三等奖。

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话剧《八一风暴》搬上银幕。在吸收了原编剧刘云等人提出意见的基础上，上影厂组织由李洪辛执笔，与吴安萍、徐海秋、周大功等人合作，对原剧本进行了重新改编。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潮流的鼓舞下，他们大胆地将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真名真姓地按照基本史实予以还原，并突出典型环境和矛盾冲突，精心设置支线伏笔，从而创作出了七实三虚的全新的电影剧本，定名为《南昌起义》。尔后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集合上影的精兵强将，以纪实文献片的形式将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搬上了银幕。影片公映后，再次受到了全国观众的欢迎和文艺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是再改编的成功之作。彩色故事片《南昌起义》因而获得了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影片《南昌起义》除了剧本改编得当，演员表演精彩外，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特色。片中的美术设计是由著名美工师韩尚义主要负责。韩尚义在解放前就进入电影界从事美术设计，昆仑影业公司著名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便是出自他的手笔。建国后，他转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先后为《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从奴隶到将军》、《南昌起义》、《子夜》等20多部影片进行了美术设计。片中的摄影是由著名摄影师沈西林担任。沈西林也是解放前就进入了电影界，为昆仑影业公司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担任了摄影工作。建国后，沈西林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师，先后拍摄了《鸡毛信》、《一场风波》、《宋士杰》、《铁窗烈火》、《红色娘子军》、《从奴隶到将军》、《南昌起义》、《廖仲恺》等作品。韩尚义、沈西林等人精心打造，使影片《南昌起义》的画面具有了一种油画般的质感，经受了时间检验，非常耐看。而片中的作曲就更知名了，吕其明，那可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城南旧事》的音乐作者呀！吕其明在影片《南昌起义》中的作曲富有湖南地方特色，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应该有的音乐基调，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影片更加令人难忘的，就是出现了一群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黄金配音演员：毕克、尚华、于鼎、杨成纯、富润生、童自荣……我党领袖，革命将领，伴随其矫健身影的是那令全国观众都非常熟悉的天籁之音，得片如此，夫复何求！

影片《南昌起义》开始便由上译著名配音演员毕克的旁白道出了历史背景：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在二次北伐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取得胜利之时，汪精卫突然下令北伐军全部撤出河南，回师武汉。

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自1926年6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后，经过近十个月的艰苦奋战，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农民被发动起来，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开展了批斗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直接参加革命运动的农民达到上千万人，旧有的农村政权基础遭到了极大动摇。然而，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另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遂迁往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合作。

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一贯以左派面目示人，强烈“主张国共合作到底”，因而获得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都是要其向国民党让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从而换取统一战线的巩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1923年就来到中国，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和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成绩卓著，因而深受孙中山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很高。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现时期国民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幼小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向国民党作某些让步，这是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因而，尽管他很清楚国民党内的左右力量分布，也曾提出过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主张，但却未能将正确的主张坚持下去。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书生气过重，摇摆不定，既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对其的“包办代替”忿忿不平。加上他的斗争经验不足，领导方法上也有很大缺陷，导致没有能够把握和解决好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党的独立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等重大原则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顾国民党内反革命力量已经露出了真面目这一客观事实，在政治上一味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在军事上不去掌握独立的革命武装，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忽左忽右，结果就是阻挠和压制了中国党内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任何努力与斗争。最终，是自食其果，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名义上管辖的尚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贵州、四川、绥远、甘肃、陕西等11个省。然而在西南、东南的不少地方军阀都已暗中倒向蒋介石，心怀异志，正在观察风向。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部已退往河南西部；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派遣10多万兵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等城市，企图阻挡革命势力北上，并觊觎武汉；奉系直鲁联军15万人也进驻安徽和江苏的江北地区，与皖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共同协防，有向东南反攻之势；倾向革命而出师中原的冯玉祥国民联军被吴佩孚、张作霖的军队阻困于潼关以西。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不但在北方受到了直奉军阀部队的武力威胁，在东、南、西三方面还面临了被蒋介石集团及其收买的军阀部队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窘境。为摆脱被动，武汉国民政府就关于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按照国共两党曾有的协议，召开两党联席会议反复讨论了3天。从军事上说，武汉国民政府所处的战略位置较为不利，如东征讨蒋则必要在南北侧敌行动，极可能同时与蒋介石、奉军和后方叛乱军阀作战，实属兵家大忌。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而言，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军队还有近8个军的实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有15个军左右及海军舰队，武汉方面也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继续北伐，可得到陕西冯玉祥和山西阎锡山等实力派的支持，能对河南之敌形成钳形攻势，军队战斗力上也要强于奉军，有利条件较多。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方面的第7军军长李宗仁这时派人到武汉，提出“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综合以上考虑，汪精卫和鲍罗廷力主北伐，希望能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从陕西接应出来，与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会师，驱逐奉军出京、津，先打破四面受敌之包围，然后再回头解决蒋介石的问题。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第二期北伐，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集合唐生智、张发奎部主力5个军6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河南进军，迎击张学良指挥的奉军。

在此期间，中共党内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人则主张东征讨蒋，打垮这个反动营垒中的首要人物，然后再继续北伐。周恩来还着重分析了宁汉双方的军事态势对比，认为攻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实际上从后来看，周恩来的分析低估了蒋介石一方的军事实力，高估了反蒋势力的动向。在那一时期，国内实力派中投向蒋介石的人能数出一大堆，而真正敢于反蒋者却寥寥无几，这与后来新军阀混战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同时，周恩来等人怕引起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也没有就东征讨蒋会引起的军事上的危机形势而作出深刻分析。鲍罗廷则鲜明支持继续北伐，他的打算是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在北伐中能够同冯玉祥会师郑州，联合讨奉，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看好以汪精卫为革命领导，也赞成国共合作北伐讨奉。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只能作出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先北伐后东征的决定。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各路军队迅速沿京汉铁路出师河南。同时，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占领陕西之后，亦挥师东进，参加会攻河南。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连续在汝南、上蔡、临颖、郾城、许昌、新郑等地击溃奉军。6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开封，国民联军占领郑州，双方在郑州会师，奉军败退往黄河以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于5月间兵分三路继续北伐，沿津浦路进展迅速，连克安庆、合肥、蚌埠、徐州诸城，并继续向山东进攻。

就在第二期北伐正激烈进行之际，武汉国民政府却后院起火，连续发生军阀叛乱事件。汪精卫在几度权衡之后，反共面目也逐渐开始暴露，并在多重因素促成下最终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

1927年5月17日，驻兵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发动叛乱，通电全国，尔后率军向武汉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也叛变投蒋，杨森率各路川军3万余人侵入鄂西，并向宜昌进军。在鄂西北的军阀于学忠、张联升部亦蜂起响应，配合叛军行动。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远赴河南作战，武汉空虚，形势非常危急。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讨伐夏斗寅，并任命当时负责卫戍武汉的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担负平叛的军事指挥重任。5月19日，夏斗寅叛军已进抵距武昌仅20公里的纸坊，一时武汉三镇震动。叶挺临危不乱，指挥所属第24师、第25师各1个团及新成立的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北省农民协会训练班学员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出击，一举打垮了夏斗寅叛军的先头部队。夏斗寅虽气势汹汹，但自知不是叶挺的对手，为保存实力即令仓皇撤退。此时唐生智一部已回援武汉，于中途阻击了叛军，夏斗寅只好率部折返逃向安徽地区。杨森等部叛军见夏斗寅失败，便也停步不前，武汉形势得到了缓解。

然而，夏斗寅叛乱却鼓励了其他蠢蠢欲动的军阀们，导致各地叛乱相继发生。5月19日，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通电，指责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的机关会所，逮捕和杀害工会、农协的负责人，解除工农武装。5月21日，驻守长沙的何健部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指挥部队发动叛乱，掳掠及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和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并枪杀了共产党员和工农团体负责人数百人，长沙城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后许克祥等人发出“清党反共”通电，史称“马日事变”。紧随许克祥之后，湖南多地都发生了驻军镇压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屠杀事件，各地的革命团体机关悉数被捣毁，被杀害的农民达1万多人。影片开头贺龙部队中的双喜等人要拖枪回湖南为工农报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饰演双喜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李显刚，曾先后在《大清炮队》、《玉碎宫倾》、《情人最后一次谋杀》、《誓言》、《满洲喋血》等百余部影视剧中出演过角色。饰演双喜妻子黑姑的是珠江电影制片厂演员张晓磊，其形象清新洒脱，在80年代比较有名，出演过《燕归来》、《西子姑娘》、《相思女子客店》等影片，曾获得过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2011年，张晓磊在马伊琍、涂松岩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双城生活》中塑造了小资情深的上海婆婆杨曼莉形象，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手段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手段如出一辙。正如影片中周恩来对总书记陈独秀所说：“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合流的信号。”然而，对于“马日事变”的处理，却暴露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虚弱无力和反共的真面目。首先，就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来说，不但不谴责声讨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反而声称这是由于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导致的，中共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这种“过火”行为，祸在自己。他甚至声称：“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走投无路，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而许克祥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他在河南前线先是公开谴责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表示将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决反蒋。同时电请武汉国民政府，就“马日事变”的主谋是自己的下属请求给予个人处分。尔后又致电湖南省政府，严令长沙周围诸军非有命令不得轻举妄动，并将从工农武装手中收缴的枪支“一律发还”。另一方面，他又在给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的电报中指责农民协会“侵害抢掠前线军人在湘境各县眷属财产”，下令要“严惩暴徒”，“以安军心”。唐生智还建议武汉国民政府派一个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以平息事态。

就中共一方来说，“马日事变”等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令领导层大为震惊。当时湖南有400多万有组织的农民，3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5000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然在反革命军队的袭击下束手待毙！而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许克祥发动叛乱时的军队不过1000余人，只要有戒备，本来可乘机将其解决。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收场？！实际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军队中发生反革命叛乱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军官都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家境较好，多有田产。而士兵都是就地招募，出来多是混口饭吃，所得饷银也大都寄回家中供养老小。农民运动之初，特别是搞得最有声势的湖南，还主要是对农村中少数劣迹较多的土豪劣绅进行打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等到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上以后，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打击面开始扩大到农村的整个富裕阶层。加上部分农民协会掌握在地痞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导致不仅侵犯富户利益，甚至截扣士兵给家中的汇款，出现了大量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及以过激手段惩罚地主富户的事情。结果，军队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官的家眷就被抄家游街，士兵家庭收不到汇款，衣食无着，不得不离家逃亡。这种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闹得前方军队人心惶惶。汪精卫后来在讨论解决“马日事变”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说得很明白：“这次事变的当晚，确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问题是，军队为什么要向农协进攻？是因为农协侵害军人家属在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认为，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都是农民运动“过火”引起的，几乎得罪了整个国民政府军队，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鲍罗廷的态度同陈独秀一致，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在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因此，他们决定此事“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鲍罗廷还主动提出由他会同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而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力主反击，建议利用叶挺的部队在击败夏斗寅后控制湘鄂边界，以及湖南农村革命力量强大的有利条件，以暴动对暴动，将反动派的气焰镇压下去。鲍罗廷、陈独秀对这些建议却根本置之不理，称现在“不是组建自己武装的时机”，“也不具有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条件”，“军事工作应该收缩”，而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所谓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坚决主张以武力镇压反革命，与鲍罗廷和陈独秀吵成一团，但无法影响中共中央作出的妥协决定。“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主持中共湖南省委，已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约2.5万人的农民武装围攻长沙，声讨许克祥，镇压反革命。因为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临时停止了进攻，坐失有利时机。事后湖南省委反映了对中央指示的不满情绪，中央某些人却指摘湖南省委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派出了以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人组成的赴湘特别委员会，并有鲍罗廷随行，前往长沙查办许克祥及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然而许克祥毫不惧怕，当赴湘特别委员会到达岳阳时，他竟然密电岳阳驻军，将委员会代表“就地拿获处决”。谭平山等人闻讯后，只得退回了武汉。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却训令全体党员，称“马日事变”不过是个“误会”，而工农运动却是个“错误”，严令湖南各地准备反抗屠杀的农民“不得各逞忿怒，轻启衅端”。后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部第36军副军长周斓回湖南代理省主席，主持军政事务。周斓去了湖南后，庇护许克祥，反而放任许克祥等部分赴湖南各地“清乡”，实则是明目张胆地镇压农民运动。

“马日事变”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看上去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农民武装却无法对付少数军队。尽管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看来，工农运动和所谓人民群众都不能依靠，靠得住的只有军队。因此，他们把巩固湖南的希望寄托在了手握重兵的唐生智身上。而让唐生智去严厉对付自己的部下，在工农运动已经“过火”的当下也不现实，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对唐生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许克祥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也就成为了必然。由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与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发生对立已成为了特别严重的问题。在这前后，留守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朱培德，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省内的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全部“礼送出境”，并制止了江西省内的工农运动。这个事件的影响也很大，显示出为了保住江西省的安定和军队的不致背叛，朱培德煞费苦心地搞了一出地方和平“分共”。武汉国民政府看在眼里，自然明白其意味何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现在是武汉国民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地盘，共产党搞的工农运动已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基础。对于武汉国民政府来说，如何坚持国民党的领导权，如何约束共产党，约束工农运动，或是国共彻底分家，都已是心照不宣的问题。

“马日事变”的发生，也令苏共中央政治局很是震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立即转变了态度，认为必须采取激烈的措施来对付国民党右派，以挽救中国革命。5月30日，他们致电给鲍罗廷和罗易，通称为“五月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
二、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是要通过农会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
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湖南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四、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革命军事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与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反动官吏和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军官。

鲍罗廷收到电报后，没有立即给罗易看，而是马上与陈独秀商量了对策。话说这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都与罗易有分歧，双方矛盾很深，因而才有此举。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荒唐可笑”，根本无法执行。鲍罗廷鼓动陈独秀给莫斯科回了一封电报，表示：“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为了做出一些姿态，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革命的军队不能反对工农群众，更不应敌视土地改革；对于许克祥事件，不能妥协，只能下令讨灭。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的电报，不少人感叹真是“马后炮”，现在已经错过了时机。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声称“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认为过火的工农运动已得罪了大部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陈独秀甚至直言：“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原则就是要以国民党来领导革命，中共必须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绝不能主动破裂两党关系。然而，陈独秀认为现在即便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也是难以将统一战线维系下去，想要进行反击夺取领导权更是没有力量，实在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罗易坚决主张讨伐反革命军队，但又要不破裂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他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独断专行非常愤怒，无法容忍他们蔑视自己的权威，遂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挽回危机局面。尽管他和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有分歧，但在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上却是相同的。罗易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可以信赖的人物，是唯一能实现自己想法的国民党左派。汪现在的动摇是由于误以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实属无奈之举。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挽回汪精卫的信任，重新恢复已濒临破裂的统一战线。罗易认为，为了维持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汪精卫非常渴望苏联的援助。他看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后，应该明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何在。于是，罗易不顾组织纪律，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拿着“五月指示”的电报原件去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看过电报后没有当场表示态度，而是声称要交国民党中央讨论后再说。随后他向罗易要了一份电报副本，并将电报给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看，仅对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保密。汪精卫当时表示：“这封电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有消灭国民党的阴谋。”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刺激下，汪精卫已下了决心：“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党那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一法。”

罗易泄露了重大机密，却事与愿违，被鲍罗廷告了一状，不久就被共产国际调回了莫斯科。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一同返回苏联，中国的事情暂时全部交给鲍罗庭负责。在此期间，各路反革命势力的嘴脸相继暴露。6月1日，四川军阀刘湘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要出师讨伐武汉国民政府。6月6日，山西军阀阎锡山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之职。如此，蒋介石的势力又得到了很大增长，武汉的形势也进一步向右转。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职务，同时加仑将军等140余名苏联顾问的职务也被解除。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意味着汪精卫对于苏联的依赖也随之结束，他要另寻出路了。

汪精卫虽已决心反共，但对于立即公开反共还有所顾虑，恐怕北伐战事未定，后方又起火将控制不住局势，危及到他的地位。因此，他已多次致电唐生智，要求唐部不再进军，而是留一部镇守河南，主力回师武汉以稳定局势。唐生智一向视军队和地盘为安身立命之本，下属中已经出现了叛乱，担心还有其他人会效法投向蒋介石。而军队在后方乱搞要是激起两湖工农暴动，地盘就可能都归了共产党，哪里还有他的安身所在！因此，唐生智也有结束战争回镇武汉的迫切愿望。如此，北伐战事就需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和唐生智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了冯玉祥身上。

1927年6月8日，汪精卫率谭延恺、顾孟余、孙科等一众大员抵达郑州。9日，冯玉祥也带人到达了郑州。10日，武汉国民政府一方与国民联军一方召开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党务、政治、军事、工农运动问题。汪精卫持既反蒋，又反共的基调，希望能得到冯玉祥的支持。表面大老粗的冯玉祥早有腹案，声称愿意与武汉国民政府“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同时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在反蒋问题上，冯玉祥则避而不谈。这次会议决定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玉祥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民革命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双方认为应进一步限制取消河南的工农运动。郑州会议的结果是使武汉国民政府摆脱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并在反共、反工农运动问题上与冯玉祥达成共识，其军队得以回镇，可以专意“巩固后方”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宣布第二期北伐取得了胜利，命令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8军、第11军、第35军、第36军、独立第15师等部队撤出河南返回武汉。影片开头出现了国民革命军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回撤的一幕，即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师长的贺龙对撤回武汉愤慨不解，而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周逸群却心有所忧。密云不雨之际，双方就快要摊牌了。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影片旁白和字幕上道出的武汉国民政府是“二次北伐”，而从史实上看，这次北伐是前期北伐战争的继续，称之为第二期北伐较为合适。史称的“第二次北伐”，是指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新桂系联合发动的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根据形势加快了反共步伐。6月1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密令武汉的党政军司法各高级长官，严查各地所有共产党机关，准备解散共产党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称，坚持解决“马日事变”的既定原则，对于军人越轨行为，必须制裁；对于农民的“过火”行动，必须纠正。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向外界披露了鲍罗廷等人顾问职务被解除的消息。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即“五月指示”）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并“跑去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汪精卫说得很明白，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汪精卫还逼迫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劳工部长的苏兆征等共产党员辞职。声称其受到军队压迫，不得不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开会进行了讨论，要求谭、苏坚持留任，双方形成了僵持。

唐生智于6月11日回到武汉后，被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任命全权处理湖南事件，很快又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然而唐生智发现，己部何键的第35军和李品仙的第8军已勾结在一起，分驻于武汉周围要地，正虎视眈眈。更令他震惊的是，第4集团军所属3个军的高级军官已在何键的串联下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拥唐反共”，大有兵谏之势。唐生智判断，再不表明态度就将被军队抛弃。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却对此严峻形势一味妥协退让，明显是指望不上了。唐生智遂决心不再骑墙，专意反共，以稳定部队。因此，他到了长沙后不但不查办许克祥，反而大肆攻击工农运动，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全推到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身上。在唐生智的建议下，武汉国民政府仅象征性的给予许克祥“纪过一次，留营效力”的处分。同时湖南省政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被改组，湖南工农民众团体全被勒令停止活动，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人无不欢欣鼓舞。在唐生智的指使下，许克祥等人在湖南各地组织了十路“清乡”大军，彻底对工农运动进行反攻倒算。

眼见唐生智已走向反动，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的内部争论也日见激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了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同时扩大武汉工人纠察队，以武力改组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也为了以防万一，陈独秀接受了蔡和森的提案，指示在两湖进行动员。6月17日，陈独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前往湖南，秘密组织特别委员会，集合军事骨干，准备在必要时实施暴动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是由共产国际拨款并提供武器。然而罗易将这个计划改了又改，迟而不决。加上莫斯科的苏共中央获悉了汪冯郑州会议的情况之后，又电令鲍罗庭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结果拨款和武器始终没给，导致湖南暴动计划胎死腹中，特别委员会不得不撤销。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于挽救局面的主张前后矛盾，犹豫不决，最终一事无成。陈独秀对这个局面也一筹莫展，对国共合作的前景极度悲观，已没有什么手段了。

影片中的周恩来第一次出场即是在唐生智回湖南调查“马日事变”之后。与真实的历史相比，总书记陈独秀虽仍然强调党的工作中心是搞好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但此际已与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之前不同，筹备湖南秘密暴动也是党的工作内容之一，周恩来即是暴动计划的负责人。影片字幕打出的周恩来时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书记，这是有误的。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已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其时的中共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是中央军人部(习惯上称为中央军事部)，由周恩来任部长。影片中的周恩来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孔祥玉饰演。其时的孔祥玉与南昌起义时的周恩来年纪相仿，伴相英俊潇洒，果敢坚毅，将青年周恩来刻画得很成功。当时邓颖超在看了电影《南昌起义》后，也对孔祥玉塑造的周恩来形象表示了肯定。孔祥玉由此成为了周恩来特型演员，在日后的多部影视剧中出演了周恩来。影片中饰演陈独秀的是青岛话剧团演员邵宏来。这位同时是陈独秀和李宗仁特型演员，先后在《南昌起义》、《血战台儿庄》、《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开天辟地》、《大进军——南线大追歼》、《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等影视剧中分别出演过陈独秀和李宗仁，深为广大观众所熟悉。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已洞悉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矛盾和虚弱无力，认为其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此时他的国民联军已要单独面对直奉联军的进攻，且补给困难，形势堪忧。在多年中，冯玉祥得到了苏联从资金到武器的大力援助，所以西北军才能发展成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听命于苏联或由共产国际扶助的中共。相反，冯玉祥与何键等反动军官的观感一样，认为共产党人搞的工农运动已使“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持非常厌恶的态度。面对南方蒋介石、北方张作霖先后发起的反苏反共运动，冯玉祥决心抛弃老恩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决定出马调停宁汉合作，实现共同北伐，解决自己面临的军事、经济压力。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举行会议，讨论了武汉问题、北伐问题和清党问题。蒋介石提出要和冯玉祥联合进攻武汉国民政府，遭到冯玉祥婉言拒绝。冯玉祥主张宁汉息争，共同北伐，对此蒋介石表示同意。双方还在反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为拉拢冯玉祥，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00万元，这么一大笔钱是穷哈哈的武汉国民政府根本拿不出来的，解决了冯玉祥部在苏联断供后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会后冯玉祥即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了宁汉合作的条件，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分共，将鲍罗廷解聘回国，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委员除愿意出洋休息者外，剩下的都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同时调唐生智部继续北伐。其后冯玉祥就公开分共清党，效法朱培德将国民联军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全部“礼送出境”。

然而，汪精卫虽与蒋介石、冯玉祥在分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问题上却仍然悬而未决。看蒋、冯这意思，根本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为合法的中央政权，话里话外是要将武汉合并到南京去，这是汪精卫绝对不能容忍的。并且分共清党容易，共产党手里没有几条枪，甚至连组织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财政危机和人心分裂却是致命问题，政治、军事都已难以维持，可谓是内外交困。先前汪精卫可以向苏联要贷款要支援维系，现在看来苏联人的钱是有毒的，要颠覆国民政府，不能再指望了。而任形势发展下去，军队就都要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将成为孤家寡人。汪精卫思来想去，只有祭出一招：东征讨蒋，窝里斗争输赢。这样一方面要打垮南京政权，夺回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同时占领江浙富庶地区，就此解决财政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此为掩护，转移中共的视线，以利分共清党阴谋的实现；三是汪精卫的个人既得利益能够得到保全，不至于再被发落去出洋。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手下的部队番号虽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就是唐生智和张发奎所部。而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赞成东征讨蒋。唐生智想的是以东征讨蒋为名称霸两湖，扩大势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张发奎想的则是借东征讨蒋之机打回广东老家去，驱逐已投靠蒋介石的李济深，开辟一个新局面。一拍即合之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进行东征讨蒋，并将唐生智任命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以其下辖的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辖第8军、第35军、第36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编成东征军，分为左右两路出师东征。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是，汪精卫提出东征讨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张发奎想的一样，打算回到广东另起炉灶。武汉这个地方四面受敌，财政困难，汪精卫在党内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便是搞了清党分共，也很难再坚持下去。为了保住既有地位，才要搞东征讨蒋。而唐生智的心思他是清楚的，很难靠得住。万一东征不成，也不能再留在武汉，只有依靠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打回老家广东去，驱逐李济深，在北伐前的旧基业上重新发展。至少那里人熟地熟，交通发达，与海外联系方便，进退都可自如。如此影片中汪精卫一力拉拢张发奎与他站到一起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张手中的军队是汪将来起家的本钱。无独有偶，中共中央当时也有去广东发展的想法。理由与汪精卫的类似，可以摆脱在武汉的被动形势，回到革命基础好的广东发展起来比较容易。另外还可得到苏联的海运接济，这对于建立自己的武装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共中央力主国共合作东征讨蒋，实际也存了让自己掌握的武装（也就是叶挺所部）跟着张发奎回广东的打算。


1958年8月1日，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江西省话剧团在南昌市首次公演了话剧《八一风暴》。这是全国第一部以革命领袖人物为主角，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话剧，当即受到了南昌观众的热烈欢迎。《八一风暴》的编剧是时在江西省文化局工作的刘云和余凡，他们是在当时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出“回忆革命史，歌颂总路线”的文艺创作号召下受命进行的创作。两位作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成草稿，暂定名为《第一面红旗》。在听取了上级领导和文艺界人士很多宝贵意见的基础上，他们又作了一次重大修改，完成了剧本第一稿，剧名改为《八一风暴》。反映南昌起义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能不涉及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由于当时中央有规定，在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一律不能在戏剧舞台上出现。作者便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来交代，将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的活动放在幕后处理，直接出场的是已牺牲的叶挺将军等人。之后江西省话剧团只用了19天就排出了这部戏，赶在当年8月1日正式公演，一气连演了十几场，轰动了南昌城。

1959年初，贺龙元帅来到南昌视察工作，专程到江西艺术剧院观看了话剧《八一风暴》。第二天他就邀请编剧、导演和几名演员举行了座谈会，当场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最后贺龙说：“你们考虑一下，怎样把政治、艺术、技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个戏是成功的，可以到北京、上海去演，大胆的演吧！边演边改。”为争取这部话剧能够进京参加庆祝建国10周年的献礼演出，江西省委宣传部领导直接进行指导，指示要加强力量把剧本改好。其后雪草、张刚二人也加入了创作队伍，与刘云、余凡一起对剧本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方案，按照忠于史实，在人物塑造上能真则真，不能真则像，既真又不全真，既像又不全像，以及虚实结合，交相衬映等手法，加入了以周恩来、贺龙等为原型创作的方大来、杜震山等艺术形象，突出了斗争矛盾，从而完成了修改稿。

1959年7月，江西省话剧团带着修改后的话剧《八一风暴》抵达上海演出，30天演出40多场，场场爆满，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9月，《八一风暴》作为江西省庆祝建国10周年献礼节目赴首都北京演出。先是在军委礼堂演了一场，接着又到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当时在京的许多中央领导都出席观看了话剧《八一风暴》，包括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演出结束后，朱德、林伯渠、谢觉哉、沈雁冰等领导人还上台祝贺演出成功，与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当日因工作繁忙而没有去怀仁堂看演出。两天后，他就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了进京演出的江西省话剧团和江西省歌舞团一众演职人员，贺龙、陈毅、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也出席作陪。席间周恩来热情称赞了演员们的精彩演出，并亲自给大家挟菜，令演职人员们激动万分。其时北京著名的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建筑刚刚建成，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周恩来特批让两个剧团的人员前往参观，着实让大家过了一把兴奋不已的旅游瘾。之后话剧《八一风暴》在北京连续公演20多天，征服了首都观众，并获得了文艺界的高度评价。一时间话剧《八一风暴》与抗日题材的话剧《东进序曲》并列，被称为是“最近出现的描写中国人民革命史实的双璧”。

然而，到了十年文革中，话剧《八一风暴》却被打成了“流毒”甚广的“大毒草”。该剧的编剧、导演、演员及参与过工作的人员都遭到了残酷迫害，有人因此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更搞笑的是，这部剧还差点被改编成了“前半出写起义，后半出写失败”，并突出宣扬林彪的作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话剧《八一风暴》才得到了解放，先后被国内多个剧团改编复排并重新公演，又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还获得了文化部演出三等奖。

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话剧《八一风暴》搬上银幕。在吸收了原编剧刘云等人提出意见的基础上，上影厂组织由李洪辛执笔，与吴安萍、徐海秋、周大功等人合作，对原剧本进行了重新改编。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潮流的鼓舞下，他们大胆地将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真名真姓地按照基本史实予以还原，并突出典型环境和矛盾冲突，精心设置支线伏笔，从而创作出了七实三虚的全新的电影剧本，定名为《南昌起义》。尔后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集合上影的精兵强将，以纪实文献片的形式将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搬上了银幕。影片公映后，再次受到了全国观众的欢迎和文艺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是再改编的成功之作。彩色故事片《南昌起义》因而获得了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影片《南昌起义》除了剧本改编得当，演员表演精彩外，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特色。片中的美术设计是由著名美工师韩尚义主要负责。韩尚义在解放前就进入电影界从事美术设计，昆仑影业公司著名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便是出自他的手笔。建国后，他转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先后为《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从奴隶到将军》、《南昌起义》、《子夜》等20多部影片进行了美术设计。片中的摄影是由著名摄影师沈西林担任。沈西林也是解放前就进入了电影界，为昆仑影业公司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担任了摄影工作。建国后，沈西林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师，先后拍摄了《鸡毛信》、《一场风波》、《宋士杰》、《铁窗烈火》、《红色娘子军》、《从奴隶到将军》、《南昌起义》、《廖仲恺》等作品。韩尚义、沈西林等人精心打造，使影片《南昌起义》的画面具有了一种油画般的质感，经受了时间检验，非常耐看。而片中的作曲就更知名了，吕其明，那可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城南旧事》的音乐作者呀！吕其明在影片《南昌起义》中的作曲富有湖南地方特色，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应该有的音乐基调，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影片更加令人难忘的，就是出现了一群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黄金配音演员：毕克、尚华、于鼎、杨成纯、富润生、童自荣……我党领袖，革命将领，伴随其矫健身影的是那令全国观众都非常熟悉的天籁之音，得片如此，夫复何求！

影片《南昌起义》开始便由上译著名配音演员毕克的旁白道出了历史背景：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在二次北伐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取得胜利之时，汪精卫突然下令北伐军全部撤出河南，回师武汉。

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自1926年6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后，经过近十个月的艰苦奋战，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农民被发动起来，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开展了批斗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直接参加革命运动的农民达到上千万人，旧有的农村政权基础遭到了极大动摇。然而，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另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遂迁往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合作。

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一贯以左派面目示人，强烈“主张国共合作到底”，因而获得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都是要其向国民党让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从而换取统一战线的巩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1923年就来到中国，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和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成绩卓著，因而深受孙中山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很高。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现时期国民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幼小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向国民党作某些让步，这是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因而，尽管他很清楚国民党内的左右力量分布，也曾提出过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主张，但却未能将正确的主张坚持下去。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书生气过重，摇摆不定，既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对其的“包办代替”忿忿不平。加上他的斗争经验不足，领导方法上也有很大缺陷，导致没有能够把握和解决好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党的独立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等重大原则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顾国民党内反革命力量已经露出了真面目这一客观事实，在政治上一味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在军事上不去掌握独立的革命武装，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忽左忽右，结果就是阻挠和压制了中国党内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任何努力与斗争。最终，是自食其果，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名义上管辖的尚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贵州、四川、绥远、甘肃、陕西等11个省。然而在西南、东南的不少地方军阀都已暗中倒向蒋介石，心怀异志，正在观察风向。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部已退往河南西部；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派遣10多万兵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等城市，企图阻挡革命势力北上，并觊觎武汉；奉系直鲁联军15万人也进驻安徽和江苏的江北地区，与皖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共同协防，有向东南反攻之势；倾向革命而出师中原的冯玉祥国民联军被吴佩孚、张作霖的军队阻困于潼关以西。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不但在北方受到了直奉军阀部队的武力威胁，在东、南、西三方面还面临了被蒋介石集团及其收买的军阀部队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窘境。为摆脱被动，武汉国民政府就关于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按照国共两党曾有的协议，召开两党联席会议反复讨论了3天。从军事上说，武汉国民政府所处的战略位置较为不利，如东征讨蒋则必要在南北侧敌行动，极可能同时与蒋介石、奉军和后方叛乱军阀作战，实属兵家大忌。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而言，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军队还有近8个军的实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有15个军左右及海军舰队，武汉方面也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继续北伐，可得到陕西冯玉祥和山西阎锡山等实力派的支持，能对河南之敌形成钳形攻势，军队战斗力上也要强于奉军，有利条件较多。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方面的第7军军长李宗仁这时派人到武汉，提出“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综合以上考虑，汪精卫和鲍罗廷力主北伐，希望能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从陕西接应出来，与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会师，驱逐奉军出京、津，先打破四面受敌之包围，然后再回头解决蒋介石的问题。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第二期北伐，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集合唐生智、张发奎部主力5个军6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河南进军，迎击张学良指挥的奉军。

在此期间，中共党内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人则主张东征讨蒋，打垮这个反动营垒中的首要人物，然后再继续北伐。周恩来还着重分析了宁汉双方的军事态势对比，认为攻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实际上从后来看，周恩来的分析低估了蒋介石一方的军事实力，高估了反蒋势力的动向。在那一时期，国内实力派中投向蒋介石的人能数出一大堆，而真正敢于反蒋者却寥寥无几，这与后来新军阀混战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同时，周恩来等人怕引起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也没有就东征讨蒋会引起的军事上的危机形势而作出深刻分析。鲍罗廷则鲜明支持继续北伐，他的打算是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在北伐中能够同冯玉祥会师郑州，联合讨奉，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看好以汪精卫为革命领导，也赞成国共合作北伐讨奉。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只能作出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先北伐后东征的决定。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各路军队迅速沿京汉铁路出师河南。同时，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在占领陕西之后，亦挥师东进，参加会攻河南。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连续在汝南、上蔡、临颖、郾城、许昌、新郑等地击溃奉军。6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开封，国民联军占领郑州，双方在郑州会师，奉军败退往黄河以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于5月间兵分三路继续北伐，沿津浦路进展迅速，连克安庆、合肥、蚌埠、徐州诸城，并继续向山东进攻。

就在第二期北伐正激烈进行之际，武汉国民政府却后院起火，连续发生军阀叛乱事件。汪精卫在几度权衡之后，反共面目也逐渐开始暴露，并在多重因素促成下最终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

1927年5月17日，驻兵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发动叛乱，通电全国，尔后率军向武汉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也叛变投蒋，杨森率各路川军3万余人侵入鄂西，并向宜昌进军。在鄂西北的军阀于学忠、张联升部亦蜂起响应，配合叛军行动。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远赴河南作战，武汉空虚，形势非常危急。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讨伐夏斗寅，并任命当时负责卫戍武汉的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担负平叛的军事指挥重任。5月19日，夏斗寅叛军已进抵距武昌仅20公里的纸坊，一时武汉三镇震动。叶挺临危不乱，指挥所属第24师、第25师各1个团及新成立的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北省农民协会训练班学员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出击，一举打垮了夏斗寅叛军的先头部队。夏斗寅虽气势汹汹，但自知不是叶挺的对手，为保存实力即令仓皇撤退。此时唐生智一部已回援武汉，于中途阻击了叛军，夏斗寅只好率部折返逃向安徽地区。杨森等部叛军见夏斗寅失败，便也停步不前，武汉形势得到了缓解。

然而，夏斗寅叛乱却鼓励了其他蠢蠢欲动的军阀们，导致各地叛乱相继发生。5月19日，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通电，指责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的机关会所，逮捕和杀害工会、农协的负责人，解除工农武装。5月21日，驻守长沙的何健部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指挥部队发动叛乱，掳掠及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和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并枪杀了共产党员和工农团体负责人数百人，长沙城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后许克祥等人发出“清党反共”通电，史称“马日事变”。紧随许克祥之后，湖南多地都发生了驻军镇压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屠杀事件，各地的革命团体机关悉数被捣毁，被杀害的农民达1万多人。影片开头贺龙部队中的双喜等人要拖枪回湖南为工农报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饰演双喜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李显刚，曾先后在《大清炮队》、《玉碎宫倾》、《情人最后一次谋杀》、《誓言》、《满洲喋血》等百余部影视剧中出演过角色。饰演双喜妻子黑姑的是珠江电影制片厂演员张晓磊，其形象清新洒脱，在80年代比较有名，出演过《燕归来》、《西子姑娘》、《相思女子客店》等影片，曾获得过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2011年，张晓磊在马伊琍、涂松岩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双城生活》中塑造了小资情深的上海婆婆杨曼莉形象，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手段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手段如出一辙。正如影片中周恩来对总书记陈独秀所说：“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合流的信号。”然而，对于“马日事变”的处理，却暴露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虚弱无力和反共的真面目。首先，就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来说，不但不谴责声讨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反而声称这是由于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导致的，中共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这种“过火”行为，祸在自己。他甚至声称：“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走投无路，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而许克祥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他在河南前线先是公开谴责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表示将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决反蒋。同时电请武汉国民政府，就“马日事变”的主谋是自己的下属请求给予个人处分。尔后又致电湖南省政府，严令长沙周围诸军非有命令不得轻举妄动，并将从工农武装手中收缴的枪支“一律发还”。另一方面，他又在给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的电报中指责农民协会“侵害抢掠前线军人在湘境各县眷属财产”，下令要“严惩暴徒”，“以安军心”。唐生智还建议武汉国民政府派一个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以平息事态。

就中共一方来说，“马日事变”等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令领导层大为震惊。当时湖南有400多万有组织的农民，3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5000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然在反革命军队的袭击下束手待毙！而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许克祥发动叛乱时的军队不过1000余人，只要有戒备，本来可乘机将其解决。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收场？！实际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军队中发生反革命叛乱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军官都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家境较好，多有田产。而士兵都是就地招募，出来多是混口饭吃，所得饷银也大都寄回家中供养老小。农民运动之初，特别是搞得最有声势的湖南，还主要是对农村中少数劣迹较多的土豪劣绅进行打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等到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上以后，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打击面开始扩大到农村的整个富裕阶层。加上部分农民协会掌握在地痞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导致不仅侵犯富户利益，甚至截扣士兵给家中的汇款，出现了大量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及以过激手段惩罚地主富户的事情。结果，军队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官的家眷就被抄家游街，士兵家庭收不到汇款，衣食无着，不得不离家逃亡。这种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闹得前方军队人心惶惶。汪精卫后来在讨论解决“马日事变”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说得很明白：“这次事变的当晚，确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问题是，军队为什么要向农协进攻？是因为农协侵害军人家属在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认为，夏斗寅、许克祥的叛乱都是农民运动“过火”引起的，几乎得罪了整个国民政府军队，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鲍罗廷的态度同陈独秀一致，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在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因此，他们决定此事“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鲍罗廷还主动提出由他会同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赴长沙调查。而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力主反击，建议利用叶挺的部队在击败夏斗寅后控制湘鄂边界，以及湖南农村革命力量强大的有利条件，以暴动对暴动，将反动派的气焰镇压下去。鲍罗廷、陈独秀对这些建议却根本置之不理，称现在“不是组建自己武装的时机”，“也不具有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条件”，“军事工作应该收缩”，而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所谓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坚决主张以武力镇压反革命，与鲍罗廷和陈独秀吵成一团，但无法影响中共中央作出的妥协决定。“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主持中共湖南省委，已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约2.5万人的农民武装围攻长沙，声讨许克祥，镇压反革命。因为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临时停止了进攻，坐失有利时机。事后湖南省委反映了对中央指示的不满情绪，中央某些人却指摘湖南省委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派出了以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等人组成的赴湘特别委员会，并有鲍罗廷随行，前往长沙查办许克祥及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然而许克祥毫不惧怕，当赴湘特别委员会到达岳阳时，他竟然密电岳阳驻军，将委员会代表“就地拿获处决”。谭平山等人闻讯后，只得退回了武汉。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却训令全体党员，称“马日事变”不过是个“误会”，而工农运动却是个“错误”，严令湖南各地准备反抗屠杀的农民“不得各逞忿怒，轻启衅端”。后武汉国民政府派唐生智部第36军副军长周斓回湖南代理省主席，主持军政事务。周斓去了湖南后，庇护许克祥，反而放任许克祥等部分赴湖南各地“清乡”，实则是明目张胆地镇压农民运动。

“马日事变”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看上去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农民武装却无法对付少数军队。尽管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看来，工农运动和所谓人民群众都不能依靠，靠得住的只有军队。因此，他们把巩固湖南的希望寄托在了手握重兵的唐生智身上。而让唐生智去严厉对付自己的部下，在工农运动已经“过火”的当下也不现实，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对唐生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许克祥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也就成为了必然。由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与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发生对立已成为了特别严重的问题。在这前后，留守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朱培德，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省内的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全部“礼送出境”，并制止了江西省内的工农运动。这个事件的影响也很大，显示出为了保住江西省的安定和军队的不致背叛，朱培德煞费苦心地搞了一出地方和平“分共”。武汉国民政府看在眼里，自然明白其意味何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现在是武汉国民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地盘，共产党搞的工农运动已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基础。对于武汉国民政府来说，如何坚持国民党的领导权，如何约束共产党，约束工农运动，或是国共彻底分家，都已是心照不宣的问题。

“马日事变”的发生，也令苏共中央政治局很是震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立即转变了态度，认为必须采取激烈的措施来对付国民党右派，以挽救中国革命。5月30日，他们致电给鲍罗廷和罗易，通称为“五月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
二、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是要通过农会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
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湖南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四、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革命军事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与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反动官吏和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军官。

鲍罗廷收到电报后，没有立即给罗易看，而是马上与陈独秀商量了对策。话说这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都与罗易有分歧，双方矛盾很深，因而才有此举。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荒唐可笑”，根本无法执行。鲍罗廷鼓动陈独秀给莫斯科回了一封电报，表示：“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为了做出一些姿态，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革命的军队不能反对工农群众，更不应敌视土地改革；对于许克祥事件，不能妥协，只能下令讨灭。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的电报，不少人感叹真是“马后炮”，现在已经错过了时机。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声称“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认为过火的工农运动已得罪了大部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陈独秀甚至直言：“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原则就是要以国民党来领导革命，中共必须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绝不能主动破裂两党关系。然而，陈独秀认为现在即便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也是难以将统一战线维系下去，想要进行反击夺取领导权更是没有力量，实在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罗易坚决主张讨伐反革命军队，但又要不破裂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他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独断专行非常愤怒，无法容忍他们蔑视自己的权威，遂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挽回危机局面。尽管他和鲍罗廷、陈独秀在很多方面有分歧，但在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上却是相同的。罗易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可以信赖的人物，是唯一能实现自己想法的国民党左派。汪现在的动摇是由于误以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实属无奈之举。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挽回汪精卫的信任，重新恢复已濒临破裂的统一战线。罗易认为，为了维持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汪精卫非常渴望苏联的援助。他看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后，应该明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何在。于是，罗易不顾组织纪律，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拿着“五月指示”的电报原件去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看过电报后没有当场表示态度，而是声称要交国民党中央讨论后再说。随后他向罗易要了一份电报副本，并将电报给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看，仅对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保密。汪精卫当时表示：“这封电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有消灭国民党的阴谋。”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刺激下，汪精卫已下了决心：“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党那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一法。”

罗易泄露了重大机密，却事与愿违，被鲍罗廷告了一状，不久就被共产国际调回了莫斯科。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一同返回苏联，中国的事情暂时全部交给鲍罗庭负责。在此期间，各路反革命势力的嘴脸相继暴露。6月1日，四川军阀刘湘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要出师讨伐武汉国民政府。6月6日，山西军阀阎锡山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之职。如此，蒋介石的势力又得到了很大增长，武汉的形势也进一步向右转。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职务，同时加仑将军等140余名苏联顾问的职务也被解除。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意味着汪精卫对于苏联的依赖也随之结束，他要另寻出路了。

汪精卫虽已决心反共，但对于立即公开反共还有所顾虑，恐怕北伐战事未定，后方又起火将控制不住局势，危及到他的地位。因此，他已多次致电唐生智，要求唐部不再进军，而是留一部镇守河南，主力回师武汉以稳定局势。唐生智一向视军队和地盘为安身立命之本，下属中已经出现了叛乱，担心还有其他人会效法投向蒋介石。而军队在后方乱搞要是激起两湖工农暴动，地盘就可能都归了共产党，哪里还有他的安身所在！因此，唐生智也有结束战争回镇武汉的迫切愿望。如此，北伐战事就需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和唐生智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了冯玉祥身上。

1927年6月8日，汪精卫率谭延恺、顾孟余、孙科等一众大员抵达郑州。9日，冯玉祥也带人到达了郑州。10日，武汉国民政府一方与国民联军一方召开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党务、政治、军事、工农运动问题。汪精卫持既反蒋，又反共的基调，希望能得到冯玉祥的支持。表面大老粗的冯玉祥早有腹案，声称愿意与武汉国民政府“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同时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在反蒋问题上，冯玉祥则避而不谈。这次会议决定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玉祥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民革命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双方认为应进一步限制取消河南的工农运动。郑州会议的结果是使武汉国民政府摆脱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并在反共、反工农运动问题上与冯玉祥达成共识，其军队得以回镇，可以专意“巩固后方”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宣布第二期北伐取得了胜利，命令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8军、第11军、第35军、第36军、独立第15师等部队撤出河南返回武汉。影片开头出现了国民革命军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回撤的一幕，即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师长的贺龙对撤回武汉愤慨不解，而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周逸群却心有所忧。密云不雨之际，双方就快要摊牌了。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影片旁白和字幕上道出的武汉国民政府是“二次北伐”，而从史实上看，这次北伐是前期北伐战争的继续，称之为第二期北伐较为合适。史称的“第二次北伐”，是指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新桂系联合发动的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根据形势加快了反共步伐。6月1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密令武汉的党政军司法各高级长官，严查各地所有共产党机关，准备解散共产党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称，坚持解决“马日事变”的既定原则，对于军人越轨行为，必须制裁；对于农民的“过火”行动，必须纠正。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向外界披露了鲍罗廷等人顾问职务被解除的消息。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即“五月指示”）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并“跑去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汪精卫说得很明白，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汪精卫还逼迫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劳工部长的苏兆征等共产党员辞职。声称其受到军队压迫，不得不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开会进行了讨论，要求谭、苏坚持留任，双方形成了僵持。

唐生智于6月11日回到武汉后，被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任命全权处理湖南事件，很快又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然而唐生智发现，己部何键的第35军和李品仙的第8军已勾结在一起，分驻于武汉周围要地，正虎视眈眈。更令他震惊的是，第4集团军所属3个军的高级军官已在何键的串联下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拥唐反共”，大有兵谏之势。唐生智判断，再不表明态度就将被军队抛弃。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却对此严峻形势一味妥协退让，明显是指望不上了。唐生智遂决心不再骑墙，专意反共，以稳定部队。因此，他到了长沙后不但不查办许克祥，反而大肆攻击工农运动，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全推到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身上。在唐生智的建议下，武汉国民政府仅象征性的给予许克祥“纪过一次，留营效力”的处分。同时湖南省政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被改组，湖南工农民众团体全被勒令停止活动，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人无不欢欣鼓舞。在唐生智的指使下，许克祥等人在湖南各地组织了十路“清乡”大军，彻底对工农运动进行反攻倒算。

眼见唐生智已走向反动，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的内部争论也日见激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了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同时扩大武汉工人纠察队，以武力改组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也为了以防万一，陈独秀接受了蔡和森的提案，指示在两湖进行动员。6月17日，陈独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前往湖南，秘密组织特别委员会，集合军事骨干，准备在必要时实施暴动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是由共产国际拨款并提供武器。然而罗易将这个计划改了又改，迟而不决。加上莫斯科的苏共中央获悉了汪冯郑州会议的情况之后，又电令鲍罗庭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结果拨款和武器始终没给，导致湖南暴动计划胎死腹中，特别委员会不得不撤销。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于挽救局面的主张前后矛盾，犹豫不决，最终一事无成。陈独秀对这个局面也一筹莫展，对国共合作的前景极度悲观，已没有什么手段了。

影片中的周恩来第一次出场即是在唐生智回湖南调查“马日事变”之后。与真实的历史相比，总书记陈独秀虽仍然强调党的工作中心是搞好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但此际已与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之前不同，筹备湖南秘密暴动也是党的工作内容之一，周恩来即是暴动计划的负责人。影片字幕打出的周恩来时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书记，这是有误的。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已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其时的中共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是中央军人部(习惯上称为中央军事部)，由周恩来任部长。影片中的周恩来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孔祥玉饰演。其时的孔祥玉与南昌起义时的周恩来年纪相仿，伴相英俊潇洒，果敢坚毅，将青年周恩来刻画得很成功。当时邓颖超在看了电影《南昌起义》后，也对孔祥玉塑造的周恩来形象表示了肯定。孔祥玉由此成为了周恩来特型演员，在日后的多部影视剧中出演了周恩来。影片中饰演陈独秀的是青岛话剧团演员邵宏来。这位同时是陈独秀和李宗仁特型演员，先后在《南昌起义》、《血战台儿庄》、《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开天辟地》、《大进军——南线大追歼》、《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等影视剧中分别出演过陈独秀和李宗仁，深为广大观众所熟悉。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已洞悉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矛盾和虚弱无力，认为其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此时他的国民联军已要单独面对直奉联军的进攻，且补给困难，形势堪忧。在多年中，冯玉祥得到了苏联从资金到武器的大力援助，所以西北军才能发展成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听命于苏联或由共产国际扶助的中共。相反，冯玉祥与何键等反动军官的观感一样，认为共产党人搞的工农运动已使“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持非常厌恶的态度。面对南方蒋介石、北方张作霖先后发起的反苏反共运动，冯玉祥决心抛弃老恩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决定出马调停宁汉合作，实现共同北伐，解决自己面临的军事、经济压力。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举行会议，讨论了武汉问题、北伐问题和清党问题。蒋介石提出要和冯玉祥联合进攻武汉国民政府，遭到冯玉祥婉言拒绝。冯玉祥主张宁汉息争，共同北伐，对此蒋介石表示同意。双方还在反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为拉拢冯玉祥，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00万元，这么一大笔钱是穷哈哈的武汉国民政府根本拿不出来的，解决了冯玉祥部在苏联断供后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会后冯玉祥即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了宁汉合作的条件，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分共，将鲍罗廷解聘回国，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委员除愿意出洋休息者外，剩下的都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同时调唐生智部继续北伐。其后冯玉祥就公开分共清党，效法朱培德将国民联军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全部“礼送出境”。

然而，汪精卫虽与蒋介石、冯玉祥在分共清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问题上却仍然悬而未决。看蒋、冯这意思，根本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为合法的中央政权，话里话外是要将武汉合并到南京去，这是汪精卫绝对不能容忍的。并且分共清党容易，共产党手里没有几条枪，甚至连组织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财政危机和人心分裂却是致命问题，政治、军事都已难以维持，可谓是内外交困。先前汪精卫可以向苏联要贷款要支援维系，现在看来苏联人的钱是有毒的，要颠覆国民政府，不能再指望了。而任形势发展下去，军队就都要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将成为孤家寡人。汪精卫思来想去，只有祭出一招：东征讨蒋，窝里斗争输赢。这样一方面要打垮南京政权，夺回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同时占领江浙富庶地区，就此解决财政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此为掩护，转移中共的视线，以利分共清党阴谋的实现；三是汪精卫的个人既得利益能够得到保全，不至于再被发落去出洋。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手下的部队番号虽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就是唐生智和张发奎所部。而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赞成东征讨蒋。唐生智想的是以东征讨蒋为名称霸两湖，扩大势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张发奎想的则是借东征讨蒋之机打回广东老家去，驱逐已投靠蒋介石的李济深，开辟一个新局面。一拍即合之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进行东征讨蒋，并将唐生智任命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以其下辖的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辖第8军、第35军、第36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编成东征军，分为左右两路出师东征。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是，汪精卫提出东征讨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张发奎想的一样，打算回到广东另起炉灶。武汉这个地方四面受敌，财政困难，汪精卫在党内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便是搞了清党分共，也很难再坚持下去。为了保住既有地位，才要搞东征讨蒋。而唐生智的心思他是清楚的，很难靠得住。万一东征不成，也不能再留在武汉，只有依靠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打回老家广东去，驱逐李济深，在北伐前的旧基业上重新发展。至少那里人熟地熟，交通发达，与海外联系方便，进退都可自如。如此影片中汪精卫一力拉拢张发奎与他站到一起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张手中的军队是汪将来起家的本钱。无独有偶，中共中央当时也有去广东发展的想法。理由与汪精卫的类似，可以摆脱在武汉的被动形势，回到革命基础好的广东发展起来比较容易。另外还可得到苏联的海运接济，这对于建立自己的武装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共中央力主国共合作东征讨蒋，实际也存了让自己掌握的武装（也就是叶挺所部）跟着张发奎回广东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