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战争》宗泽亚[日] 摘录

《清日战争》宗泽亚[日]，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以下为原文的部分摘录，可以窥见当时的具体情形，小标题是为了阅读方便我自己添加的：

1，对朝的野心
    《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加速对朝鲜的渗透，并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为83 : 17，到了1892年两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达到55 : 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显示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清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深化。为了对抗清国飞跃扩展的军事力量，日本陆海军急速扩大军备，国家财政年年增加军费开支。1881年军费占国家支出总额的16%，1883年占21%，1890年占29%，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殖产兴业向富国强兵方面转换。
2，列强的态度
    在日清对立的外交问题上，日本最大的担心莫过于来自俄国的干涉。长期以来，俄国和日本一样，密切窥视在邻国朝鲜半岛的利益，朝鲜宫廷内的亲俄势力日渐形成，日俄之间已经暗地里出现对未来利益角逐的征兆。朝鲜的内乱导致日本出兵，清国担心宗主国地位受到威胁，俄国也担心刚刚罗织起来的势力受到打击。在对立的两个大国面前，陆奥铤而走险向俄国表示不撤军的固执立场，内心十分担忧俄国会做出军事上的强硬反应，因为日本确实还没有抗击清俄共同军事力量的能力。
3，开战
    大院君收到国王委任全权处理国政的诏书，在日军护卫下进入景福宫。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7月25日，大院君以朝鲜政府的名义，通告清国领事馆唐绍仪代办，即刻废弃朝鲜和清国的诸项条约，朝鲜委托日本军驱逐驻留牙山的清国驻军。当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清日两国不宣而战。
4，胜败原因
    清日战争日本获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全民热情地支持了这场战争，日本民众赢得了押给明治政府的战争赌注。可是彼岸的大清国，却在默默无闻的民意中揣摩战争，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国家靠增加税赋维持战争，甚至辄用国库巨额银两为慈禧太后修园子祝寿。战争对清国来说只是皇家的事，战败赔偿也是皇家割让自家私有的土地，由自家臣民缴纳的税赋来承担战败的责任。清国朝廷长期的愚民政策，是导致这场无民意支持的战争必然失败的根源。
5，清军制度
    清国军队有史以来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大多数士卒兵勇是来自没有特权的贫困家庭，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将士逐渐失去了实际作战的能力。清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清国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斗能力。光绪三十年（1905），清国吸取清日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制定出以“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为代表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是仍然沿袭饷银佣兵的制度。
6，清军战术、战备
    清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潮流中，缺少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远见，使清国在和日本的军备竞赛中逐渐落后。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清国军队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很难应对一场近代战争。清国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国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清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大清王朝的统治经过二百五十年的兴衰起伏，清初的尚武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在军队中设立了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和地位被不断削弱，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地方战略决策权掌握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武官只是战术上的指挥官。战事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命调动将军参战，文武官员间经常出现作战思维和战法构想相悖的状况。李鸿章身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是政务官员；又是主理北洋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同时还担任对日作战的总司令官，国家政军体制混乱，这样的体制构造对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来说，无疑是有违近代战争规律的致命错误。
7，日军体制
    明治维新的兵役制度，彻底改造了旧藩阀的军队体制，成为“国家军队”最重要的法律支柱。政府设置兵部省（国防省），采用法国式军制改编军队，大力扶植军校教育体制，严格接受西方军事思想的训练。兴建陆军屯兵营地、海陆军士官和将校培养军校、兵器弹药制作所、军队专属医院。在“国家军队”意识统合下，把江户时代续存的尚武精神与近代国军意识融合起来，建设成有极高战斗素养的近代国家军事集团。明治维新导入“国家”和“国民”的概念，把国民和国家捆绑在共同生存的精神支柱上，形成军、民、国一体化的“天皇的国家军队”。
    明治军队编制中的“军夫”是一支与正规军人不同的集团，在日清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军夫起源于江户时代，是藩阀军后勤补给部门的编制，通称“阵夫”。当时江户百姓每年负担国家规定的年贡和国役，而阵夫役本身就相当一种国役，属于既有收入又履行国役的人气职业，但也伴有战争伤亡的风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队引入西方近代军制，模仿德法两国兵站编制，使用更多的近代化手段运送载荷，突出了军夫的应用价值。
8，交通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7月28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丰升阿的奉天盛字练军，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牙山叶志超军。丰升阿部沿官马北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8月9日才疲惫不堪地赶到平壤，此时牙山、成欢的清军已经败战多日
9，粮草
    清军在这种情形下作战，粮食短缺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征粮官在饿莩遍野的州县催征、筹集兵粮，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加剧了官民矛盾。在自然灾害沉重打击下的民众无力支援战争，甚至出现部分清军匀出有限的军资军粮，拯救垂死挣扎中的百姓的事情。清日开战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斗志昂扬，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而当他在灾区筹赈军粮时，所见所闻惨不忍睹。于是，他向朝廷上奏，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请求支援，强调奉天各地“水灾甚重”、“饥民遍野”、“道馑相望”、“幸存百姓甚或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之悲惨，目击伤心，不忍漠视。如若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 面对尸横遍野的饥民，吴大澂完全丧失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10，日军后勤
    日清战争，日军海外后勤补给线的开设，第一次尝试了兵站运用近代船舶、铁道、通讯网络、设备器材的统合指挥系统。兵站除了部队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还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运送、宿营、交通、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诸资材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11，情报
    清国的国家机构及军事体系中均未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长期坚持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唯我独尊，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少有积极的兴趣。官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对外窗口，仅限于派遣公使一途，而外交使节除了施外交礼遇外，在间谍活动上无甚大的作为。尤其在国家战争危难之时，非但没有准确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甚至严重泄漏各级军政机密，影响了国家中枢对战争的决策。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驻日公使汪凤藻，他在任十八年而碌碌无为，最终因战争前的诸多失职被朝廷免官。
　　清国忽略情报收集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导致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战争前和战争中，在清国国内的日本间谍活动猖獗，而清政府几乎没有实质而有效的对策。相较而言，清国情报工作反应迟钝，作战中枢多次出现人为造成的情报事故，甚至连媒体也胡乱报道不确实的战争信息，使战争的决策和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产生错误判断。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也极度欠乏情报观念，常凭主观经验臆测或偏听偏信来指挥作战。西方国家外交官在战前曾多次向清国提示战争的危机，发出同情和善意的劝告。可是这位固执的清国老人不相信日本决心与清国开战，一心寄望通过列强周旋来化解清日两国危机，致使清国错过了前期备战的最佳时机。
    开战前公使馆与本国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电信课截获破译。破译清国密电的事实一直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密，仅局限于伊藤和陆奥及相关人员知道。这个最高级机密直到伊藤博文被暗杀的三十年后，才在有限范围内公开。日本情报部门解读清国公使馆的电报密码，清国方面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引起政府的警觉，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来日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清国人的大意和愚蠢使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对朝鲜国的政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底线。日本因此在出兵朝鲜的时间上比清国更加迅速，派兵数量压倒性超过清军兵力，甚至8月1日两国发布宣战布告的时间都惊人的吻合。和谈中，日本密切关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的密电，成功突破清国割地赔款容忍的底线，最终酿成清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损失。
12，邮政通信
　　1894年6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战时邮政敕令”，启动战时邮政机制。此后，陆军大臣发布军事邮政规则、递信大臣发布邮政实施规则及野战邮政实施规则，为战场邮政设立相关法则。依照《万国邮政条约》规定，海外派遣的军队、军舰、军衙、军属的邮件，军队官兵和国内家属间的私人文件，均按照军事邮件处理，一律免税投递。军中个人发出的私信不设上限，传送配达采用由军夫担任，士兵辅助的方式，同时雇用朝鲜和清国民夫运送。
　　军事邮政制度是近代战争理念的一大进步，日本不但吸收了欧洲军事邮政的经验，而且成功地把军事邮政与军事储金结合起来，使战争的财源得到充实，起到了全民支援战争的实质效果。邮政和储金制度成为日本五十年战争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最大官方银行。邮政储金制度产生于日清战争，成功于日清战争，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百年后的现代，发展成邮政、储蓄、保险三位一体的、最关系到国民民生金融利益的国家机构。
13，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14，日军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作业是战争中日军最重视的战场行为之一，救护行动不但可以挽救生命，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作战部队的有生力量，形成第二次投放战场的后备军。日清战争的战地救护，是对日军海外作战机制的初次考验。在陌生的作战环境下，日军庞大的救护、救助、救援机能，令欧美军队震惊不已
15，清国俘虏观
　　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俘虏的地位极其卑贱，俘虏身份等同于“死亡”和“奴隶”，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对象。“俘”乃军之所获，“虏”为奴仆也；“虏”后来用于贬称北方外族，称其为“鞑虏”，一度成为中原汉民族驱逐的对象。清代的俘虏文化史可谓恶贯满盈，满洲族为征服中原，肆意滥杀了成千上万的华夏子民。野蛮的屠俘文化同样影响到后来清军中的汉人绿营兵，屠俘、屠城在清兵的屠刀下顺理成章，没有了罪恶感。清日战争的时代，清国朝廷没有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也不懂近代国际上对待俘虏的公约。战争中清国各地公布悬赏布告，鼓励清兵杀敌，取敌头颅邀赏。
    清日战争期间，清国海陆军被俘总计1,790人、战伤及病患者326人、重症治愈者231名、不治死亡者55人。依据《马关条约》第九条，两国交换战俘。1895年8月18日，日本派遣运输船“丰桥丸”前往清国直隶省新城，收容在日本本土的清军俘虏976人（在此之前，清国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先行移交日本俘虏若干人）。9月1日，两国在清国盛京省乾线堡第二次交换战俘，日本交付海城停留所收容的清军俘虏598人，清国移交日本战俘11人（士兵1人、军夫10人）。
    日本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文明施善的同时，军队也暴露出残忍的一面。事实上，从战争初期开始，国际社会就对标榜文明国家的日本之所为抱有诸多疑问。最引人注目的是丰岛海战、朝鲜战役俘虏集体处刑、旅顺口虐杀事件。
    旅顺虐杀事件是东方人复仇文化的产物，杀人伦理和杀人手段，直接引导了复仇升级的恶循环。这场国家性质的屠杀，灾难性地又一次降落在具有儒教性格的华夏后裔头上。日本侵略清国的战争是外来异族对华夏文明的浩劫。在大清国文化的历史观里，日军屠城旅顺符合清朝有史以来的战争文化，战胜者斩尽杀绝战败者，是战争认定的逻辑。正是这个屠夫逻辑，满洲蛮夷曾经狂屠天下，将数千万中原人变成刀下之鬼。爱新觉罗的战争伦理默认了旅顺事件的合理性，从而对事件自肃沉默，放任自流。事实上，紫禁城内的大清朝廷，骨子里透着战争复仇的渴望。一旦他们胜利了同样会按照自己的野蛮逻辑，作出与日军相同的事情。清国人和日本人虐杀行为的本质，赤裸裸表现出了各自同类蛮夷文化的野蛮属性。

16，刺杀李鸿章
    《重要休战附加条件成了水泡》（东京日日4.2）　媾和会谈开始，李鸿章提出，和谈条约议定之前先签订休战条约。对此日本方面提出了签订休战条约的四项苛刻条件，伊藤答复李鸿章的休战请求，受到李鸿章的拒绝。由于发生了暗杀事件，天皇陛下命令我全权代表无条件签订为期三周的休战条约，结果日方先前提出的重要休战附加条件成了水泡。

3月24日第三轮和谈会议。李鸿章决定暂时回避休战议题，要求直接进入媾和交涉，请日方开示和平条约案。伊藤表示倘若中止休战条件案，以后将不再协议。双方决定翌日转入媾和谈判议程。

　　可是就在当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各国的大事件，李鸿章在返回驿馆的途中，遭到自由党系的青年小山丰太郎的暗杀袭击，手枪子弹击中李鸿章左眼下面颊。会谈期间，由于日本警察正在镇压国内的反政府运动，放松了对使节团的安全保障，使得小山刺杀行动得手。小山作案动机代表了部分日本激进分子的立场，主张日本在战争战果尚不足够的状况下，过早与清国讲和对日本极为不利。如果现在就将和平拱手让予清国，就会养虎为患，大清帝国早晚会再度反目，故用暗杀李鸿章的手段阻止两国的和谈。小山的动机虽然属于个人行为，却符合相当多日本人的“恐清心态”。高龄的李鸿章作为大国特使，身赴敌地媾和谈判，不但没有受到相当的保护礼遇，反而遭到胜利国一方的杀害行为，严重违反了万国公法条例。深受震惊的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唯恐被国际社会指责为卑怯狭隘、丧失文明的野蛮国家。
3月27日，天皇要求伊藤立即允诺休战，并签署了无条件休战敕令。28日李经芳代表在春帆楼与双方签署了日清休战条约。但是日本坚持把台湾和澎湖列岛排除于停战地域之外，确保媾和谈判进程的筹码。

《清日战争》宗泽亚[日]，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以下为原文的部分摘录，可以窥见当时的具体情形，小标题是为了阅读方便我自己添加的：

1，对朝的野心
    《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加速对朝鲜的渗透，并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为83 : 17，到了1892年两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达到55 : 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显示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清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深化。为了对抗清国飞跃扩展的军事力量，日本陆海军急速扩大军备，国家财政年年增加军费开支。1881年军费占国家支出总额的16%，1883年占21%，1890年占29%，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殖产兴业向富国强兵方面转换。
2，列强的态度
    在日清对立的外交问题上，日本最大的担心莫过于来自俄国的干涉。长期以来，俄国和日本一样，密切窥视在邻国朝鲜半岛的利益，朝鲜宫廷内的亲俄势力日渐形成，日俄之间已经暗地里出现对未来利益角逐的征兆。朝鲜的内乱导致日本出兵，清国担心宗主国地位受到威胁，俄国也担心刚刚罗织起来的势力受到打击。在对立的两个大国面前，陆奥铤而走险向俄国表示不撤军的固执立场，内心十分担忧俄国会做出军事上的强硬反应，因为日本确实还没有抗击清俄共同军事力量的能力。
3，开战
    大院君收到国王委任全权处理国政的诏书，在日军护卫下进入景福宫。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7月25日，大院君以朝鲜政府的名义，通告清国领事馆唐绍仪代办，即刻废弃朝鲜和清国的诸项条约，朝鲜委托日本军驱逐驻留牙山的清国驻军。当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清日两国不宣而战。
4，胜败原因
    清日战争日本获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全民热情地支持了这场战争，日本民众赢得了押给明治政府的战争赌注。可是彼岸的大清国，却在默默无闻的民意中揣摩战争，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国家靠增加税赋维持战争，甚至辄用国库巨额银两为慈禧太后修园子祝寿。战争对清国来说只是皇家的事，战败赔偿也是皇家割让自家私有的土地，由自家臣民缴纳的税赋来承担战败的责任。清国朝廷长期的愚民政策，是导致这场无民意支持的战争必然失败的根源。
5，清军制度
    清国军队有史以来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大多数士卒兵勇是来自没有特权的贫困家庭，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将士逐渐失去了实际作战的能力。清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清国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斗能力。光绪三十年（1905），清国吸取清日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制定出以“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为代表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是仍然沿袭饷银佣兵的制度。
6，清军战术、战备
    清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潮流中，缺少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远见，使清国在和日本的军备竞赛中逐渐落后。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清国军队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很难应对一场近代战争。清国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国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清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大清王朝的统治经过二百五十年的兴衰起伏，清初的尚武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在军队中设立了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和地位被不断削弱，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地方战略决策权掌握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武官只是战术上的指挥官。战事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命调动将军参战，文武官员间经常出现作战思维和战法构想相悖的状况。李鸿章身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是政务官员；又是主理北洋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同时还担任对日作战的总司令官，国家政军体制混乱，这样的体制构造对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来说，无疑是有违近代战争规律的致命错误。
7，日军体制
    明治维新的兵役制度，彻底改造了旧藩阀的军队体制，成为“国家军队”最重要的法律支柱。政府设置兵部省（国防省），采用法国式军制改编军队，大力扶植军校教育体制，严格接受西方军事思想的训练。兴建陆军屯兵营地、海陆军士官和将校培养军校、兵器弹药制作所、军队专属医院。在“国家军队”意识统合下，把江户时代续存的尚武精神与近代国军意识融合起来，建设成有极高战斗素养的近代国家军事集团。明治维新导入“国家”和“国民”的概念，把国民和国家捆绑在共同生存的精神支柱上，形成军、民、国一体化的“天皇的国家军队”。
    明治军队编制中的“军夫”是一支与正规军人不同的集团，在日清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军夫起源于江户时代，是藩阀军后勤补给部门的编制，通称“阵夫”。当时江户百姓每年负担国家规定的年贡和国役，而阵夫役本身就相当一种国役，属于既有收入又履行国役的人气职业，但也伴有战争伤亡的风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队引入西方近代军制，模仿德法两国兵站编制，使用更多的近代化手段运送载荷，突出了军夫的应用价值。
8，交通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7月28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丰升阿的奉天盛字练军，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牙山叶志超军。丰升阿部沿官马北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8月9日才疲惫不堪地赶到平壤，此时牙山、成欢的清军已经败战多日
9，粮草
    清军在这种情形下作战，粮食短缺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征粮官在饿莩遍野的州县催征、筹集兵粮，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加剧了官民矛盾。在自然灾害沉重打击下的民众无力支援战争，甚至出现部分清军匀出有限的军资军粮，拯救垂死挣扎中的百姓的事情。清日开战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斗志昂扬，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而当他在灾区筹赈军粮时，所见所闻惨不忍睹。于是，他向朝廷上奏，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请求支援，强调奉天各地“水灾甚重”、“饥民遍野”、“道馑相望”、“幸存百姓甚或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之悲惨，目击伤心，不忍漠视。如若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 面对尸横遍野的饥民，吴大澂完全丧失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10，日军后勤
    日清战争，日军海外后勤补给线的开设，第一次尝试了兵站运用近代船舶、铁道、通讯网络、设备器材的统合指挥系统。兵站除了部队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还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运送、宿营、交通、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诸资材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11，情报
    清国的国家机构及军事体系中均未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长期坚持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唯我独尊，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少有积极的兴趣。官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对外窗口，仅限于派遣公使一途，而外交使节除了施外交礼遇外，在间谍活动上无甚大的作为。尤其在国家战争危难之时，非但没有准确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甚至严重泄漏各级军政机密，影响了国家中枢对战争的决策。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驻日公使汪凤藻，他在任十八年而碌碌无为，最终因战争前的诸多失职被朝廷免官。
　　清国忽略情报收集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导致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战争前和战争中，在清国国内的日本间谍活动猖獗，而清政府几乎没有实质而有效的对策。相较而言，清国情报工作反应迟钝，作战中枢多次出现人为造成的情报事故，甚至连媒体也胡乱报道不确实的战争信息，使战争的决策和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产生错误判断。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也极度欠乏情报观念，常凭主观经验臆测或偏听偏信来指挥作战。西方国家外交官在战前曾多次向清国提示战争的危机，发出同情和善意的劝告。可是这位固执的清国老人不相信日本决心与清国开战，一心寄望通过列强周旋来化解清日两国危机，致使清国错过了前期备战的最佳时机。
    开战前公使馆与本国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电信课截获破译。破译清国密电的事实一直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密，仅局限于伊藤和陆奥及相关人员知道。这个最高级机密直到伊藤博文被暗杀的三十年后，才在有限范围内公开。日本情报部门解读清国公使馆的电报密码，清国方面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引起政府的警觉，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来日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清国人的大意和愚蠢使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对朝鲜国的政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底线。日本因此在出兵朝鲜的时间上比清国更加迅速，派兵数量压倒性超过清军兵力，甚至8月1日两国发布宣战布告的时间都惊人的吻合。和谈中，日本密切关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的密电，成功突破清国割地赔款容忍的底线，最终酿成清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损失。
12，邮政通信
　　1894年6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战时邮政敕令”，启动战时邮政机制。此后，陆军大臣发布军事邮政规则、递信大臣发布邮政实施规则及野战邮政实施规则，为战场邮政设立相关法则。依照《万国邮政条约》规定，海外派遣的军队、军舰、军衙、军属的邮件，军队官兵和国内家属间的私人文件，均按照军事邮件处理，一律免税投递。军中个人发出的私信不设上限，传送配达采用由军夫担任，士兵辅助的方式，同时雇用朝鲜和清国民夫运送。
　　军事邮政制度是近代战争理念的一大进步，日本不但吸收了欧洲军事邮政的经验，而且成功地把军事邮政与军事储金结合起来，使战争的财源得到充实，起到了全民支援战争的实质效果。邮政和储金制度成为日本五十年战争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最大官方银行。邮政储金制度产生于日清战争，成功于日清战争，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百年后的现代，发展成邮政、储蓄、保险三位一体的、最关系到国民民生金融利益的国家机构。
13，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14，日军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作业是战争中日军最重视的战场行为之一，救护行动不但可以挽救生命，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作战部队的有生力量，形成第二次投放战场的后备军。日清战争的战地救护，是对日军海外作战机制的初次考验。在陌生的作战环境下，日军庞大的救护、救助、救援机能，令欧美军队震惊不已
15，清国俘虏观
　　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俘虏的地位极其卑贱，俘虏身份等同于“死亡”和“奴隶”，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对象。“俘”乃军之所获，“虏”为奴仆也；“虏”后来用于贬称北方外族，称其为“鞑虏”，一度成为中原汉民族驱逐的对象。清代的俘虏文化史可谓恶贯满盈，满洲族为征服中原，肆意滥杀了成千上万的华夏子民。野蛮的屠俘文化同样影响到后来清军中的汉人绿营兵，屠俘、屠城在清兵的屠刀下顺理成章，没有了罪恶感。清日战争的时代，清国朝廷没有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也不懂近代国际上对待俘虏的公约。战争中清国各地公布悬赏布告，鼓励清兵杀敌，取敌头颅邀赏。
    清日战争期间，清国海陆军被俘总计1,790人、战伤及病患者326人、重症治愈者231名、不治死亡者55人。依据《马关条约》第九条，两国交换战俘。1895年8月18日，日本派遣运输船“丰桥丸”前往清国直隶省新城，收容在日本本土的清军俘虏976人（在此之前，清国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先行移交日本俘虏若干人）。9月1日，两国在清国盛京省乾线堡第二次交换战俘，日本交付海城停留所收容的清军俘虏598人，清国移交日本战俘11人（士兵1人、军夫10人）。
    日本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文明施善的同时，军队也暴露出残忍的一面。事实上，从战争初期开始，国际社会就对标榜文明国家的日本之所为抱有诸多疑问。最引人注目的是丰岛海战、朝鲜战役俘虏集体处刑、旅顺口虐杀事件。
    旅顺虐杀事件是东方人复仇文化的产物，杀人伦理和杀人手段，直接引导了复仇升级的恶循环。这场国家性质的屠杀，灾难性地又一次降落在具有儒教性格的华夏后裔头上。日本侵略清国的战争是外来异族对华夏文明的浩劫。在大清国文化的历史观里，日军屠城旅顺符合清朝有史以来的战争文化，战胜者斩尽杀绝战败者，是战争认定的逻辑。正是这个屠夫逻辑，满洲蛮夷曾经狂屠天下，将数千万中原人变成刀下之鬼。爱新觉罗的战争伦理默认了旅顺事件的合理性，从而对事件自肃沉默，放任自流。事实上，紫禁城内的大清朝廷，骨子里透着战争复仇的渴望。一旦他们胜利了同样会按照自己的野蛮逻辑，作出与日军相同的事情。清国人和日本人虐杀行为的本质，赤裸裸表现出了各自同类蛮夷文化的野蛮属性。

16，刺杀李鸿章
    《重要休战附加条件成了水泡》（东京日日4.2）　媾和会谈开始，李鸿章提出，和谈条约议定之前先签订休战条约。对此日本方面提出了签订休战条约的四项苛刻条件，伊藤答复李鸿章的休战请求，受到李鸿章的拒绝。由于发生了暗杀事件，天皇陛下命令我全权代表无条件签订为期三周的休战条约，结果日方先前提出的重要休战附加条件成了水泡。

3月24日第三轮和谈会议。李鸿章决定暂时回避休战议题，要求直接进入媾和交涉，请日方开示和平条约案。伊藤表示倘若中止休战条件案，以后将不再协议。双方决定翌日转入媾和谈判议程。

　　可是就在当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各国的大事件，李鸿章在返回驿馆的途中，遭到自由党系的青年小山丰太郎的暗杀袭击，手枪子弹击中李鸿章左眼下面颊。会谈期间，由于日本警察正在镇压国内的反政府运动，放松了对使节团的安全保障，使得小山刺杀行动得手。小山作案动机代表了部分日本激进分子的立场，主张日本在战争战果尚不足够的状况下，过早与清国讲和对日本极为不利。如果现在就将和平拱手让予清国，就会养虎为患，大清帝国早晚会再度反目，故用暗杀李鸿章的手段阻止两国的和谈。小山的动机虽然属于个人行为，却符合相当多日本人的“恐清心态”。高龄的李鸿章作为大国特使，身赴敌地媾和谈判，不但没有受到相当的保护礼遇，反而遭到胜利国一方的杀害行为，严重违反了万国公法条例。深受震惊的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唯恐被国际社会指责为卑怯狭隘、丧失文明的野蛮国家。
3月27日，天皇要求伊藤立即允诺休战，并签署了无条件休战敕令。28日李经芳代表在春帆楼与双方签署了日清休战条约。但是日本坚持把台湾和澎湖列岛排除于停战地域之外，确保媾和谈判进程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