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赎罪日战争

第一章 新的战略思想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在1967年5月和6月，以色列人民遭受了一次历时三周的，难以忘却的创伤。当阿拉伯国家军队在他们的边境集结时，联合国紧急部队（该部队自1956年西奈战役以来，一直在执行隔离以色列军队和埃及军队的任务，并扼守通向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却奉纳赛尔总统的命令撤退。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甚至没有与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成员国磋商，便毫不迟疑地同意撤退。在埃及军队涌入西奈的同时，约旦人和叙利亚人在与以色列接壤的边境集结；伊拉克、科威特以及其它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部队也都向以色列边境开进。以色列被一支在兵员、飞机和坦克数量上都占优势的庞大的阿拉伯军队所包围。苏联则在联合国扮演它一贯扮演的圆滑角色，尽量缩小这次军事升级的意义。据纳赛尔总统说，这次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苏联人自己煽动起来的，他们向叙利亚人假报以色列军队在以叙边境集结。  
　　 6月5日清晨，以色列军队实施突击，在六天之内便消灭了大部分威胁它的部队，占领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以色列从可能成为束手待毙的受害者一变而为辉煌的胜利者，这使以色列举国欢欣，人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在几天前还是上空一片乌云，而后来却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在整个犹太人世界中引起的反响，是以色列从未经历和体验过的。  
　　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六天战争。六天战争对双方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极大地改变了以色列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并使以色列的战略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对阿拉伯世界则起到了刺激的作用，使他们重新全面地估价了埃及的军事形势。埃及人从他们失败的各个方面吸取了教训，并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着手整顿军队。而另一方面，以色列人有意地把这次战争中已经暴露出来，但在胜利的狂喜中被人们忽视了的一切缺点掩盖起来：他们从思想上把在六天战争形成的军事思想奉为神圣，把下次战争视为六天战争的第七天一样来作准备。  
　　 1949年停战线造成的结果，使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前处于岌岌可危的军事境地，因为以色列缺乏展开部队的战略纵深(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不得不在敌方领土上展开)。诚然，以色列领导人阐明国防政策时，也经常详细论证这一点。此外，以色列边界本身的性质就意味着危险：埃及人在1948年占领的加沙地带就象一把匕首，直指以色列南部和沿海一线人口集中的主要城镇；耶路撒冷被分割，约旦士兵或当地的约旦人经常使用各种遗留下来的武器在该城中心制造枪击事件。约旦部队只要从沿着通往耶路撒冷主要街道的地区推进约500码，就能切断通向以色列首都的主动脉。驻守在卡勒基利亚上方山头上的约旦部队，瞰制着居民约占以色列人口40％的特拉维夫和它的卫星城市；而驻守图勒卡尔姆的部队，则能监视10英里外的滨海城市尼塔尼亚。他们完全明白，只要他们用装甲兵突过这一短短的距离，便能在以色列国的细腰地带把它切成两段。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部队则瞰制着约旦河谷的以色列村庄，并且多年来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火力骚扰。  
　　这一处境促使以色列总参谋部得出结论：不论何时出现军事冲突的危险，以色列都不能让阿拉伯人取得主动，因为对于以色列，这意味着灾难。显然，阿拉伯军队只要保持充分的进攻势头，就能在尼塔尼亚把以色列拦腰切断，或把通往耶路撒冷的要道截断，进而横扫加沙地带的以色列村庄，或危及东加利利的北部地区。因此，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严重局势，都自然而然地迫使以色列总参谋部筹划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在各个不同时期，阿拉伯突击队都在以色列全国各地活动，甚至威胁到人口稠密地区。到1956年，阿拉伯突击队从埃及占领的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因而导致了前线的军事升级。以色列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并认为国际形势对他们有利，于是对埃及发动了称为西奈战役的进攻。1967年，当战争显然再次迫近时，以色列统帅部认为，一定不能让阿拉伯人首先采取行动，因为阿拉伯人依靠其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将能获得以色列经受不住的最初锐势。所以，尽管以色列政府和纳赛尔总统都考虑到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都不希望戴上进攻者的帽子，但是以色列没有战略选择的余地，它的部队除了在6月5日采取主动外别无他途。  
　　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所提供的纵深，使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战略上的回旋余地。以色列的所有人口集中地区现在都已远离埃及军队，约有150英里宽的一条沙漠屏障把以色列同苏伊士运河隔开，而沙漠地本身是不能用通常的面积来衡量的自然屏障。现在受到战争影响的不是以色列的城市，而是沿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城市——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其总人口约超过75万。一个想要进攻以色列的埃及司令官现在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不仅是要计划如何渡过苏伊士运河，而且是要计划如何穿过西奈沙漠地实施重大的进攻战。这样，在以色列人看来，埃及人只要真正经过深思熟虑，就不会在这条新战线上再次开战。  
　　约旦前线也获得了同样有利的态势。耶路撒冷圣城现在统一了，而且远远脱离了约旦的炮火威胁。在过去的20年内，该城曾两次遭到约旦炮兵的无情轰击。实施反攻的约旦军队，现在已不能在耶路撒冷或在其接近路上仅前进几百码就可有所收获，或是仅仅前进10英里就能把以色列截为两段，他们现在不得不发动一场横渡约旦河的大规模进攻战，尔后越过约有40英里的便于防御的山岳地带，横跨朱迪亚沙漠，发展进攻。甚至在叙利亚前线，以军也有了不管多么有限却是有一定深度的纵深，这使得加利利北部村庄的生活稍为安定，并解除了村民们对连续炮击的恐惧，他们不用再在掩蔽部里抚育孩子了。  
　　这样，以色列总参谋部现在有了选择权：或者在战争迫在眉随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或者用另一个办法先让敌人进攻——这就使敌人在国际上增加了政治上的不利条件，尔后利用西奈沙漠提供的纵深来实施机动，集结和反攻；此外，从埃及机场到以色列人口中心的距离大大增加了，现在以色列可获得的电子警报时间已有大约16分钟，而不再是六天战争之前的4分钟了。这种战略态势是使以色列政府和领导人确信下列观点的一个主要因素，即几乎不存在再次向以色列发动大战的危险性了。  
　　但是，在讨论这些战略有利条件时，以色列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人占据的西奈半岛，对以色列军队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警报因素：埃及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西奈的行动，肯定会给以色列敲响警钟并使它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动员。这种情况曾多次尤其是在1967年发生过。然而六天战争后，沿苏伊士运河出现了彼此面对面的局势。由于大量埃军经常驻扎在河对岸，几乎与以军直接接触，因此使消除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警报因素，它使得沿苏伊士运河集中的阿拉伯军队能以他们现有的部署在最短时间内实施进攻。  
　　的确，以色列之所以被迫在六天战争之后在其边境保持一支数量上大大增强的部队，是由于这些新边界缩短了警报时间。以色列进行多次军事演习，来试验这些新防线的种种战略和战术问题；所有这些演习都是根据警报时间很短的想定进行的，即以常备军进行阻击，坚守到后备队在72小时内动员起来为止。  
　　在六天战争结束后的数周内，苏伊士运河前线便发生了第一批交火事件，正在西岸重新部署的埃及军队开始骚扰部署在运河一线的以色列军队。战斗是在塞得港和坎塔拉之间地段北端的艾什角发生的，但以色列的阵地是临时构筑的，所以不能提供充分的防护。到1968年11月，六天战争结束后一年半，埃及人感到由苏联重新组建和装备起来的埃及军队强大得足以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消耗战了。于是，他们即在该月乘以军毫无准备和防护不足，向以军发动了一次强大的炮火攻击。仅一次袭击便击毙了18名以色列士兵。作为回击，以色列军队向尼罗河谷的纳杰哈马迪发动了一次纵深突击战，摧毁了埃及的电子设施，充分暴露了埃及易遭以色列机动部队打击的基本弱点。以色列的这次袭击使纳赛尔总统十分震惊，并使他认识到，他还没有完全作好进行一场消耗战的准备，从而把战争推迟到了1969年3月。以色列人趁这一决定所给予的喘息时机，竭尽全力建立了一道能满足这种战争要求的防线。  
　　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中将交给阿弗拉罕·阿丹(布伦)(阿丹少将的绰号)一项任务，率领一个三军联合小组，向总参谋部提出在西奈建立一个防御体系的建议。在该小组去西奈之前，南部军区司令，即在六天战争中领导西奈以军取得胜利的耶沙亚胡·加维什少将，曾考虑了西奈防御的种种问题。考虑到埃及的炮击所造成的损失，他显然感到坚守防线的部队必须有足够的支撑点作为掩护；然而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究竟是将部队部署在运河一线，还是部署在远离运河的纵深。如沿运河一线配置兵力，埃及人就能经常观察到一系列固定目标，但与此同时，也有利于以色列人的观察，并能对埃及人的任何渡河企图应付自如。加维什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在运河前线坚守阵地，尤其要守住有可能成为渡河地段的各点。因为他感到，埃及人沿整个运河一线渡河是不成问题的，以色列人必须作好对付这种可能性的准备。  
　　在1968年加维什指挥的以军军事演习中，赎罪日战争后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莫德凯(莫他)·古尔少将扮演埃及的司令官。在这些演习中，古尔在运河前线全线渡河，沿所有主要进攻轴线前进，并在以色列前线后方纵深展开直升机降部队，这些行动完全同五年后萨达特总统的军队所做的一样。这样，早在1968年，以色列统帅部的成员就已经考虑到埃及人在可能的进攻中采用的作战原则了。  
　　阿丹根据他曾在加沙地带附近的尼里姆集体农庄生活的经验，着手设计沿苏伊士运河建立的防御体系。他草拟的最初方案是沿运河构筑碉堡，并使其具有最好的观察视界——白天可进行良好的日视观察，夜间可进行电子观察——同时，又使己方部队尽量不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他设计了许多独立的支撑点，每个可配置15名士兵，支撑点之间相隔7英里，有流动装甲车进行巡逻，其后方部署有炮兵和装甲部队，随时准备向前开进，以粉碎任何渡河的企图。这些支撑点被设想为前哨“警报系统”，而不是一道防线，因而每个支撑点的兵力限定为15名，它们之间的距离为7英里，并且只有有限的防御工事。加维什接受阿丹计划的附加条件是，在运河北端所有可能的渡河点都要有支撑点防御。根据上述“警报系统”制定的以色列防御计划，提交总参谋部批准。总参谋部训练部长阿里尔·沙隆少将和国防部的以色列·塔尔少将反对。他们提出，仅在离运河的一定距离上部署装甲部队，并通过机动装甲部队的活动来控制运河。  
　　此后，加维什公开阐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认为这道防线在战时是所有可能的进攻轴线上的一系列观察哨和支撑点。在敌人沿山隘一线(从南部的米特拉山隘到北部的巴卢扎)集中装甲部队向一系列担负防守任务的步兵旅驻地实施进攻前，这道防线将起迟滞敌人的作用。在消耗战和停火期间，这些支撑点可作为观察哨(在消耗战中可防炮火杀伤)，也可作为电子警报与控制中心和装甲巡逻队的基地。加维什发明了一种燃料喷洒系统，作为运河一线防御的组成部分，该系统能够从工事内部点燃燃油而使运河起火。  
　　加维什始终认为，如果把运河看成是一道天然屏障，那么除了在那里建立一道防线外，别无选择。他认为以色列可能被迫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是，埃军采取突然行动，沿东岸夺取一块不管多么狭小的立足点，随即企图通过国际协议来达到立即停火的目的。此外，由于以色列的作战思想始终是要求实施突入敌人领土的反攻，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先沿运河本身屯住重兵，而不是必须经过战斗再到达运河。  
　　在由此引起的争论中没有人提议脱离运河，但由于沙隆将军赞同沿运河建立机动防御体系，因此对展开的样式产生了争论。巴列夫将军决定同意建立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并由阿丹将军率领的小组着手监督防线的修建工程。该工程于1969年3月15日完工。同月，纳赛尔宣布消耗战开始，整个体系受到了考验：连续数天，埃军使用了一千多门火炮轰击沿运河掘壕固守的以军。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防御工事，以军的伤亡将会比他们的实际伤亡严重得多，其伤亡数字会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  
　　然而，这些工事仅仅是后来被称为巴列夫防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条简单的边沿防线：每个碉堡控制两侧各0.5-1英里的地区，各支撑点之间约5-6英里的地域内设置有观察哨和巡逻队。在所有坚守困难和关系重大的支撑点内——如防线两端的阵地和一些孤立的支撑点内——都配置有坦克。坦克集中在支撑点后方，还有坦克排配置在支撑点内的坦克掩体内，从那里可以向运河进行纵向射击。整个防线构筑有大批这样的阵地，这些阵地是坦克发射阵地的补充，坦克发射阵地修筑在支撑点后方0.5-1英里处，为碉堡提供火力掩护，并控制运河的接近路。此外，还修建了庞大的永久性防御设施，包括道路网、地下指挥部、水道系统、通信系统、修理所和仓库等。  
　　在消耗战期间修好这道防线后，用正规部队或后备队、空降部队替换前线的所有后备队员，就成为紧急情况下的标准作战程序。这些阵地按要求配齐了人员，每个阵地约有30名士兵，而在孤立的阵地上，如陶菲克港的“码头”支撑点，则有约80至90名士兵，所有的孤立阵地和支撑点都由一名军衔在少校以上的校级军官指挥，通常是空降部队的后备队军官。在局势紧张时，巴列夫照例要在西奈地区对后备队进行训练。在运河一线，他保持了两个装甲旅的兵力，用第三个装甲旅当预备队。情况紧急时再增加一个装甲旅(通常是在该地区进行训练的后备队)。  
　　不考虑消耗战对以色列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就不可能理解它在赎罪日战争前夕的军事思想。埃及在1969年3月发起的消耗战，一直被看成是短暂事件，而事实上这是一次重大的对抗行动。埃及军队发动这场战争时便宣称，其目的是要为大举横渡苏伊士运河并重新占领西奈打开局面。至于以色列，则决心阻止这种形势的发展并再次实现停火。埃及人在作出发动消耗战的抉择时，他们决定利用双方军队都配置在苏伊士运河一线所造成的军事上的胶着状态。这意味着以色列将无法利用其在装甲作战方面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机动性强、运动速度快的优势，因为苏伊士运河将阻碍进行大规模的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使以色列无法对埃及军队实施机动。这样，埃及人就躲在运河后面，以消耗战来耗尽以色列人继续打仗的意志。  
　　埃军于1968年10月对以色列进行了炮兵弹幕射击后，以色列随即建立了强大的巴列夫防线。如何破坏这些防线是埃及人在决定发动消耗战时重点考虑的问题。对上述事件的分析只能更加说明这种捉弄人的形势：埃及人的行动导致了巴列夫防线的建立，而巴列夫防线反过来又引起埃及人的恐惧与担心。埃及人从防线的建立看到以色列将会坚不可摧地永远存在下去，这只会使现状永远保持下去，并大大限制了改变运河沿线态势的前景。因此，埃及人的计划是，尽量在消耗战的第一阶段用炮火摧毁防线。一旦摧毁了大量以军支撑点，则在第二阶段派遣突击队进行一系列有限的短时间渡河作战；第三阶段要求在渡河后更广泛地进行纵深作战，第四和最后阶段是全面渡河作战，目的是占领运河东岸地带，以此来打破自1967年以来形成的政治僵局。  
　　 1969年3月到4月，埃军对以军阵地实施了猛烈的炮击。5月，纳赛尔总统宣称，巴列夫防线的60％已被炮火摧毁，而且他的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告诉他，剩下的40％不久也将被摧毁。(事实上，巴列夫防线成功地经受住了埃军的炮击，并证明了防线设计者的预想是正确的。)4月中旬，埃及突击队开始经常渡过苏伊士运河，袭击以军的支撑点。这导致以军以炮火还击，并使用他们的伞兵和突击队沿埃及防线实施报复性袭击。苏伊士运河一线的战斗升级了。由于以军袭击了苏伊士湾和埃及国内的目标，苏伊士湾的战斗实际上也升级了。在这期间，以军的伤亡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所以，到6月，以军决定把空中力量投入战斗。于是，主动权回到了以色列人手中，消耗战变成了反消耗战。  
　　此后的几个月中，以军实施空袭摧毁了埃军沿运河部署的“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系统，并把战斗延伸到了苏伊士湾。埃及人在苏伊士前线没有任何起作用的防空力量了，因此，不得不放弃原计划的第三阶段(即陆军部队渡过运河进入西奈)，而只能被迫集中全力对付以军的反击。1970年1月，以色列空军开始突击埃及的深远后方。与此同时，以军地面部队也采取了突击行动，在苏伊士湾的沙德旺岛登陆。就在此刻，从历史的观点看，中东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纳赛尔秘密访问莫斯科，随后便是苏联的装备和人员来到埃及。  
　　消耗战的最后阶段于1970年4月开始，当时以色列的空军停止了对埃及内地的空袭。苏联已承担起埃及的防空任务，从而使埃及人得以把部队集中到苏伊士运河一线与以色列直接作战的地区。埃军的空中与地面攻击变得极为猛烈，以军沿运河的攻击也加剧了。冲突进入了炽烈阶段。  
　　现在对埃及人来说很清楚，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法是重新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在运河后面建立“萨姆-2”导弹基地，将影响以军对埃军的作战行动，而在运河区本身部署导弹则会给前线上空的以军飞机造成困难，这些飞机在进入西奈约12英里后即处于埃军导弹的射程之内。这样便可反过来增强埃军强渡运河的能力。尽管以军成功地粉碎了埃军向运河前沿部署导弹系统的企图，但他们的损失却增大了，不久他们的飞机便开始遭到埃及防空导弹的打击而蒙受损失。  
　　与这一军事升级同时进行的是外交活动。1970年7月，纳赛尔宣布同意8月7日开始停火。但停火生效后，埃及人和苏联人立即合谋在停火的掩护下把导弹系统向前方调动，并为最后横渡运河取得必要的军事基地——设置了一道控制运河东岸，消灭以军空军的导弹屏障。纳赛尔总统在1970年7月24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会议上回答问题时曾暗示，他同意停火是为了达到把导弹保护伞前移至苏伊士运河岸边的这一特定目的。尽管他公开透露了他的下一步和最后阶段的计划——在导弹保护伞的掩护下渡过运河建立桥头堡，但几乎没有人对他的声明予以注意。  
　　对以色列来说，战争结束时，关于导弹问题留下了许多问号。因为虽然他们为对抗埃及而实施的反消耗战取得了效果，而且肯定地欢迎停战，但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继续在运河一线浪费他们的空中力量，或是向苏联挑战，使战争升级。再者，从伤亡情况来看，战争也不是轻松的，以色列的报刊每天都出现镶着黑边的前一天阵亡官兵的照片。这场战争实质上变成了一场神经战。对习惯于在同阿拉伯作战中速战速决的以色列公众来说，这种局面对士气很不利。  
　　纳赛尔的目的现在看来，的确是企图实现他的下一步计划——在导弹的掩护下攻占运河东岸部分地区。但这一时期发生了若干影响军事形势的事件，并直接影响了以色列领导人的军事思想。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总统逝世。他是阿拉伯世界杰出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成功地把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他的逝世意味着这一斗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要素——有力的领导。纳赛尔在努力把西方列强赶出中东的同时，还大力动员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并成为阿拉伯反以色列政策的主要提出者。他在让苏联在中东立足这一点上所起的作用，实在无人能望其项背。现在他逝世了，留下的是一个内部存在严重政治问题以及领导毫无魅力和权力的国家。  
　　 1970年9月，美国对以色列提出增加武器的要求第一次作出公开和明确的答复：鉴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集团的情况，尼克松政府请求国会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美国正在向国外交货的最先进装备。这一事实对阿拉伯人，当然也对苏联人起了作用，同时使以色列人又增添了一分信心。另一件重大事件是1970年9月约旦发生内战，侯赛因国王消灭了巴勒斯坦的暴动，从而造成了以约边境呈现和平的局面。美国对于叙利亚部队在这次内战中企图入侵约旦所作出的明确反应，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因素，它表明美国的目标一如既往，是在中东地区保持平衡并遏止苏联的扩张主义。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一种气氛，促使以色列军政领导人坚信，不存在阿拉伯世界主动采取军事行动反对以色列的局势。  
　　 1970年8月7日，预定为期90天的停火开始了。以军统帅部决定利用这一宽限时期重建并加强在消耗战中被破坏的那部分巴列夫防线。这时，阿里克(沙隆将军的绰号)·沙隆将军担任了南部军区司令，一项加强运河一线全部阵地和支撑点的重大建筑工程已着手进行。按照他提出的建议，在后方5至7英里处修筑了第二道由碉堡组成的防线，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坦克和火炮没有得到充分的掩护。修筑的永久性设施，除了道路网和用来制止装甲车辆在运河东岸通行的沙垒(有几处高约27码)这样的人工障碍外，还有11个支撑点。还布设了大面积地雷场，架设了铁丝网；在北部地段。甚至在湿软的沼泽地上都修筑了道路，改建了机场，修建了地下指挥部并增加了油罐。在整个西奈共化费了20亿以磅(5亿美元)，其中约有1亿5千万以磅(4千万美元)用于修建防御工事。  
　　以色列·塔尔将军不赞成大力加修这些工事。他在1970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就表示了他对整个西奈防御体系的保留意见。他指出，这些防御工事越来越证明是无效的，因为不管怎样埃及人总能渡过运河，而且我们的补给线清清楚楚地暴露在敌人面前，经常处于敌人的监视之下，成为一系列易遭低伸火力破坏的固定目标。他坚持认为，这些支撑点不是有效的战斗单位，它们会被炮火压制并被迂回，至多只是个掩蔽部，而且他认为以军的炮火不足以支援它们。它们对防御作出的贡献很小，茕茕孤立，不能相互支援，并且无法阻挡昼间或夜间的渡河行动。塔尔将军指出，以军于1970年1月7日至7月28日期间在西奈伤亡的498人中，就有382人(其中62人死亡)是出于在碉堡内或是与碉堡直接有关的原因而遭到杀伤的。他建议建立一种由有炮火和防空支援的机动装甲部队负责各地段的防御的体系，并在运河一线观察所内配置坦克。碉堡既已修好，可配置少量人员，由机动装甲部队予以增援。  
　　他的观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那些反对这一观点的人(包括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坚持认为。如果运河一线地面上没有一道确实的防御工事，任何想守住防线的企图都只会鼓励埃军的逐步推进，最终会使以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埃军对付装甲巡逻队以及在碉堡外作业的工兵部队的伏击、地雷、火炮和导弹，都已经造成了百分比很高的伤亡)。那些反对塔尔的人还争辩说，塔尔提出的防御体系最终将使以色列人无法控制这些地区。的确，那些以军防守的运河一线地区在消耗战中常常被埃军短期占领。埃军曾时间不等地占领过以军放弃的运河上的费丹桥和巴拉赫岛北部之间的一个阵地；他们经常在这一阵地进行训练，在其周围地域布雷并多次在它上空升起埃及国旗。以军沿运河巡逻时常常要进行扫雷和遭到伏击，如果以军完全放弃运河一线的支撑点，这一局势更将严重得多。的确，在一些地区，如运河南端，每次以军进入这些区域，都必须清除许多地雷。  
　　埃拉扎尔将军于1972年1月任总参谋长后，这一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但由于他赞同支撑点防御体系，因此便出现了一种折衷方案。随着停火期的延续，这一方案就十分具体，而且沿运河一线已完全停止敌对行动，因此从心理上和实际上都有助于这一方案的实施。这种无敌对行动的状况，有助于消除对削减运河一线的碉堡和人员所持的任何保留意见。这一折衷方案符合日益增长的安全感和公众关于国防预算造成负担过重、必须寻求节约的意见。支撑点内的步兵编制人数被削减了。无论哪里的支撑点，都仅留一个碉堡，并以最少量的兵员守卫它(即每个支撑点20人：2名军官，12名战士，其余为行政人员)。在26个支撑点中，约有10个被关闭并用沙土堵死，以致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再次启用。为了使埃及人得到这些支撑点仍有部队守卫的印象，每天昼间都派两至三人乘坐半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到这些被弃守的支撑点去。(埃及士兵常常站在运河另一边嘲笑地打着手势，指着他们的手表表示已是晚6时了，以色列人该回到他们的主支撑点去了。)这样，由于这一与军事原则格格不入的折衷方案，究竟是将巴列夫防线作为警报系统，还是作为扼阻敌人的防御体系，界线就逐渐模糊不清了。正是因为界线模糊不清，在运河沿岸最初数小时的战斗中。我们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第二章 谋求对策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正是1967年6月遭受的惨败，使阿拉伯民族的骄傲、自尊和荣誉备受耻辱(以色列领导人始终对此认识不足)，从而使得下一次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此外，苏联应承为埃及人重建军队，并为此提供一切可能的必要援助，增强了纳赛尔“用武力夺走的，必须要用武力夺回”的决心。因此，1967年战争一结束，纳赛尔便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以色列人胜利的原因。以色列人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所有师一级的指挥官都在电台广播各自的战斗成果。纳赛尔将这些广播全部录制了下来。他独自一人关在屋里一连几天反复播放，以便从中找出使以色列军队成为一支如此有效的打击力量的主要因素。以色列军事领导人从未象现在这样感情奔放，他们几乎无所不讲，为所有愿意坐下来搞研究的人提供了大量思考资料。  
　　纳赛尔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重建埃及军队。但这次重建并不限于更新装备，而且对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端正服役态度也作了充分的考虑。以色列在1973年确实注意到了埃及军官和正规军部队人员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由于埃及制定了提高军队水平的周密计划和不再把士兵当作炮灰的结果。为此目的，各种专业(如工程学、农艺学、教育学等)的大学毕业生都被动员入伍，派去接受军官训练，服役期限不定，但他们都明白，需要继续服投，“直到战争来临”。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俘获的埃及俘虏中有许多人是完全合格的院士，他们未能获准从事自己的专业，而被动员去接受军官训练。这样动员来的埃及人接受了他们的命运，因为动员他们服役的最终目的——解放西奈，被解释为一种爱国主义行动，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从不相信会要“打仗”。经查明，埃及高级军官中许多人是30多岁上校军衔的年轻军官。以色列军官在与埃及战俘的接触中注意到。在陆军正规军中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军官的知识水平，要比从大学毕业生中征召的军官高得多。  
　　在埃及军队中进行了极其深入的政治教育。鼓励军官们学习希伯来语，了解敌人，以及研究六天战争中各方面的点滴教训，使埃及军队处理问题的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埃及军事情报局出版了一种希伯来语月刊，综合报道以色列的重大事态，给初学者教希伯来语，介绍(例如)以色列在非洲大陆的活动，以色列空军的历史，还向埃军土兵介绍以色列的一般情况等。埃及军队主管思想教育的部门还经常出版许多时常带有明显排犹主义色彩的有关埃以冲突的材料。  
　　六天战争后，纳赛尔宣布了要为埃及雪耻和收复失地而再次战斗的计划。这是一个只因有了苏联才有可能作出的决定。正如纳赛尔后来历透露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于1967年6月11日曾打电报劝他不要屈服，并向他保证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夺回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苏联——1967年战争的祸首，这时又准备插手中东了，它尽可能从赔钱买卖中捞取好处，乘阿拉伯人惨败之危。到6月底，由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苏联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埃及。这一代表团的目的是考察埃及由于战争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制定重建埃及军队的计划。在这次会晤中，纳赛尔总统正式要求苏联承担埃及的全部防空任务，并建议由一名苏联指挥官负责指挥(埃及空军在战争中已被摧毁，因此，埃及领导人看到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虽然波德戈尔内主席当时同意了埃及的建议，但在当天晚上他又通知纳赛尔说，苏联不能承担埃及的防空任务，即使是由苏联将军指挥也不行。纳赛尔将这一决定用电话告知了萨达特。当时萨达特怀疑苏联所以拒绝，是由于柯西金总理这天恰好在美国葛拉斯堡罗与林登·约翰逊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缘故。后来，萨达特又去莫斯科重新提出要求，但遭到拒绝。  
　　尽管苏联拒绝承担埃及的防空任务，但他们同意重新组建和装备埃及的武装部队，并在创记录时间内做到了这一点：半年内，在苏伊士运河对岸，面对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又大致恢复到了1967年6月5日早晨以前的态势。这种迅速恢复只不过是埃及最终要建设一支80万大军的开始。埃及人在得到足够的装备后，即于1968年开始进行有限的骚扰战，最后逐步发展成为消耗战。  
　　 1969年1月21日，埃及《金字塔》报发表了纳赛尔总统会见记者时的讲话，他阐明了埃及的军事政策，报纸引用他的话说：“在这场战斗中，优先的优先，也就是要绝对优先考虑的，是军事战线。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战斗才能迫使敌人撤退，否则他们是不会撤退的。只有当敌人认识到我们有能力通过战斗来迫使他们撤退时，才确有可能取得政治解决的希望。”  
　　两个月后，《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在1969年2月7日的《金字塔》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埃及军政领导人的思想。海卡尔是一位经常在文章中反映纳赛尔总统思想，后来是反映萨达特思想的作家。海卡尔在该文中明确讲到，以色列由于国土狭窄、人口有限、战备状况良好、训练有素和资源缺乏等原因，闪击战是最适宜的战争形式。而阿拉伯国家则必须准备打持久战，因为他们的领土纵深大、战争准备不足、经济实力雄厚和人口众多，在持久战中埃及即使损失5万军队也无足轻重，而以色列如损失1万人就会被迫要求停火。他的结论是，将来与以色列进行战争必须持续七、八周，因为不管以色列在战争初期占领多少领土，但战争打到那样久他们就会输；此外，他还详细阐述了开辟东方战线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就会迫使以色列面临两线作战。  
　　 1969年12月，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提出了所谓“罗杰斯计划”。这个计划设想在以色列、埃及和约旦之间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条约规定以色列全部撤出所占领土，而加沙地带和沙姆沙伊赫地区的问题则留待以后解决。以色列表示不欢迎此项建议，纳赛尔总统也加以拒绝；开始对此项建议似乎表示赞同的苏联则处于矛盾状态。与此同时，各种建议在埃以之间抛来抛去：1970年5月，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表示，为了真正的和平，以色列将作出“震惊世界”的让步；还有，以色列将不仅愿同埃及直接谈判，而且愿意通过中间人谈判。纳赛尔则回复表示，如果以色列撤退，埃及将承认以色列国。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第二个罗杰斯计划，计划旨在停火，恢复埃以谈判，要求埃及承认以色列人的主权，以色列从占领的领土撤走。  
　　起初，纳赛尔的反应是持否定态度。在估量当时的政治形势时，极为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双方在不断加剧的消耗战中都伤亡惨重。毫无疑问，最终还是消耗战带来的严重损失，对双方的政治决定产生了影响。纳赛尔总统于1970年6月29日前往莫斯科，并在那里停留到7月17日(当时他身患重病，前往莫斯科治病并同时进行政治商讨)。这次莫斯科之行最终对埃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1974年4月26日贝鲁特《事件》周刊发表的萨达特总统会见记者时谈话的报道，纳赛尔是在莫斯科的一片支吾搪塞的气氛中遭到一连串挫折后才作出决定的。他坐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室的椅子上，面对着苏联领导人，改变了自己的决定，而接受了罗杰斯计划。  
　　早在6个月前以色列实施纵深轰炸后，即1970年1月纳赛尔访问苏联时，苏联人曾同意承担埃及的防空任务。此外，他们还同意埃及人的一再要求，向他们提供能在以色列深远后方遂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他们力争这样一支力量本身就能成为遏阻以色列向埃及进行空袭的威慑力量。埃及人除等待着由苏联人操纵的萨姆地空导弹系统外，还等待着飞机。但是，当导弹和操纵人员抵达埃及时．却没有飞机。纳赛尔变得非常不耐烦起来，他随即玩弄起挑拨离间、从中取利的惯用手段。他在1970年5月劳动节的讲话中，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愿意和解的姿态。在6月访苏返回埃及后，他已变成了一个灰心丧气的人。虽然纳赛尔在苏联进行了治疗，但看上去似乎老了20岁，仍然象是一个患有重病的人。萨达特描述了他在机场迎接纳赛尔和询问他与苏联人谈判结果的情况。纳赛尔仅用英语简单地回答了一个词：“无望”。之后，他又加了一句：“我已接受了罗杰斯的建议”。  
　　纳赛尔曾把1970年1月成功地说服苏联在军事上介入埃及的防御看作是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他随后在1970年6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突然认识到，苏联把部队运往中东保卫埃及的同时，并不准备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以色列就范，因此，纳赛尔认为埃及如要圆满解决问题，唯一的途径是通过美国，实际上，当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于4月抵达开罗时，纳赛尔已安排了与他进行第一次实质性接触。然而，尽管如此，纳赛尔还是决定要再看看苏联人到底会给他些什么。但他6月份的访问令人失望，在返国飞行途中，他考虑了一个通过美国来实现的政治行动计划。此时，他就着手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了。  
　　纳赛尔总统于1970年9月28日逝世。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庞大的随员队伍的伴同下匆忙飞往开罗，并在那里停留了将近一周。他们竭力活动，试图影响埃及新政权的方向，并加强亲苏副总统阿里·萨布里集团的地位。参加纳赛尔葬礼的另一位稍次的显要人物是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先生。他悄悄地会见了萨达特总统。这是美国人与萨达特总统一系列会见中的首次接触。  
　　 1970年底，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将军提出了一项解决埃以冲突的暂行办法，即以色列从苏伊士运河稍向后撤，从而使埃及能重新开放运河，并容许埃及派遣必要的运河管理文职官员到运河东岸。达扬认为，开放运河会给埃苏双方都带来利益，从而确保运河的继续开放。此外，他还相信，运河东岸地区的非军事化，不仅将在以埃军队之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以苏军队之间造成一个缓冲区。在这些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萨达特总统和美国之间曾为此不断进行接触。萨达特与尼克松总统的书信交往，以及埃及派往华盛顿的代表团，都是为了促成部分解决运河问题。  
　　 1971年初，萨达特会见了美国《新闻周刊》编辑阿诺·德·博什格拉夫，此人与萨达特非常接近，公认是了解萨达特思想的宝贵来源。在会见中，萨达特第一次说他准备承认以色列，并与之和平相处。阿诺·德·博什格拉夫带着这次采访情况，立即飞往耶路撒冷，会见了许多人士。这一新的发展给这些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接见了他，他向梅厄夫人转述了萨达特谈话的详细内容。梅厄夫人听得很不耐烦，打断他的话说：“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你是来采访我的，那就请提出你的问题吧。”采访结束时，阿诺·德·博什格拉夫说：“总理夫人，我担心你的谈话发表时已经过时，因为萨达特与此同时也将对雅林特使的提案作出答复，并将宣布他准备进行和谈。”对此，梅厄夫人嘲讽地回答说：“但愿有这么一天！但我不相信这一天会到来。”阿诺·德·博什格拉夫在返回纽约途经苏黎世机场时，有人广播指名要他接电话：是美国《新闻周刊》代表找他，转达耶路撒冷请他把果尔达·梅厄夫人的讲话送回修改的要求，因为事情正如博什格拉夫所预料的那样，萨达特与此同时发表了声明。实际上梅厄夫人并没有修正谈话内容，只是把它改得更适应当时的形势而已。这证实了德·博什格拉夫的看法，即梅厄夫人在这里错过了一次制止战争的最好机会。  
　　 1971年2月4日，萨达特宣布了他的部分解决方案。其中许多观点都与达扬的建议相似，但在允许埃及到运河东岸的部队(警察或是军队)的性质问题上有分歧。另一个分歧是个主要问题，即是象以色列坚持认为的那样，部分解决本身就是协定，对最后协定的进一步商谈不产生影响；还是如埃及坚持认为的，局部解决就是最后协定的一部分，应包括以色列部队首先从西奈全部撤军的内容。由于埃及坚持要以色列先从西奈撤军的先决条件，所以和谈毫无进展。被派来执行安理会242号决议的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冈纳·雅林博士提出了另一项动议。他个人的这项建议与埃及的苛刻要求非常接近，但以色列完全无法接受。经雅林插手后。以色列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  
　　 1971年，双方有关部分解决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但毫无进展。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个人与创造历史的关系，人们可以从中认识到，如果派一位比雅林博士更有能力、更加果断的人谈判，可能在1971年就会有所突破。因为归根到底，1973年战后在有关脱离战斗的协议中，埃及就同意了以色列在1971年提出过的许多建议。  
　　 1971年3月1日，萨达特总统在内务部长沙拉维·戈马和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将军陪同下对莫斯科进行了一连串秘密访问中的首次访问。当时他上台伊始，缺乏魄力，而陪同他的两位部长却掌握着埃及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控制着埃及安全部门的内务部长。在访问期间，萨达特提出了苏联曾经许诺过纳赛尔的远程飞机问题，由于未能交货而促使纳赛尔同意了罗杰斯计划。萨达特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这种飞机，条件是使用前必须征得莫斯科的同意。”萨达特后来报告会谈的情况时说，当时他很震惊，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萨达特开始明白苏联军事卷入的真正含义。这时一种完全新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逐渐形成，终于导致他于1972年7月向苏联提出将其全部军事顾问和部队撤出埃及的要求。萨达特一回埃及便召开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会议，详细报告了莫斯科会谈经过，他说：“在这种条件下，我绝不能接受苏联的飞机。因为我决不能容许在埃及的土地上，除了我和埃及的政治领导人外，还有人发号施令。”  
　　 1971年5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助理国务卿西斯科的陪同下来到开罗，以进一步商讨局部解决的办法(罗杰斯在访问期间声称，他对萨达特1971年2月所宣布的方案再没有另外的要求)。在这次会见中，萨达特明显地向他的美国客人暗示，埃及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果然，一周之后，即5月14日，他清除了他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由纳赛尔的心腹人物组成，其中包括领导层中亲苏分子的头头阿里·萨布里。这个集团之所以选瓦尔·萨达特为纳赛尔的继承人，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平凡的，比较易于驾驭和会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的挂名负责人。但几个月后，他们发现他根本不是一个易于指挥的人，他对国内外政策均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策划了一次具有中东特色的夺取权力，推翻萨达特的阴谋。然而，对阴谋者的企图了如指掌的萨达特率先下手，全部逮捕了他们，并随后交付审判，判处了长期监禁。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怀着极为惊恐的心情注视着埃及这一事态的发展。多年来美国国务卿第一次访问开罗，现在，又遭到这样沉重的打击，连苏联在军事上介入中东和埃及的坚决支持者之一阿里·萨布里也被清洗掉了。苏联立即迫不及待地派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赶往开罗。他一到埃及便与埃及签订了苏埃十五年友好合作条约。条约保证苏联支持埃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缔约双方同意不加入联盟，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对方，或缔结任何与本条约相抵触的国际协定。罗杰斯和西斯科在与萨达特会见时曾暗示，美国将准备牺牲以色列部分利益来换取埃及牺牲苏联的部分利益。然而，突然出现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使美国的希望破灭了。他们要求萨达特对此作出解释，萨达特的回答是，埃及有作出自己决定的自由。  
　　当1970年8月7日开始的停火第三阶段于1971年3月结束时，萨达特没有象前两次那样再次续约。因为正如萨达特所宣布的，1971年是“决定性的一年”。  
　　 7月6日，另一名美国代表迈克尔·斯坦纳先生以国务院埃及科科长的身分抵达埃及。根据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阿诺·德·博什格拉夫随后采访的报导(该刊报导了萨达特关于1971年埃美会谈的详细谈话)，斯坦纳曾告诉萨达特，尼克松已决定要在中东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他首先想知道埃苏友好条约是否改变了埃及的立场。萨达特的答复是条约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它只不过是既有关系的新形式而已。萨达特同意在以色列根据部分解决方案完成第一阶段撤兵后，恢复埃美外交关系。他告诉斯坦纳，他打算在以色列第一阶段撤军后，即送苏联人回国，“因为我和你们一样巴望他们走”。  
　　尽管西斯科被派往以色列，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动静。萨达特就此认定，亲美路线不会得到好处。因此，他于1971年10月11日又飞往莫斯科，与苏联的三位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晤中，萨达特设法消除误会，并根据埃及要求达成了一项武器交易协议。苏联定于1971年年底交货，这样才能如同萨达特所说的作出“有关战争的决定”。埃及人期待从10月就能开始交付武器，但直等到12月中旬仍未收到(由于1971年12月8日爆发印巴战争，苏联要履行对印度的义务)。萨达特通知苏联，他希望立即去莫斯科举行会谈以澄清问题。使他恼火的是，苏联邀请他于1972年2月而不是1月去莫斯科。  
　　萨达特的2月之行毫无结果。两个月后，即1972年4月，在尼克松总统预定于1972年5月到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前夕，萨达特再次应邀访问了莫斯科。苏联当时处境微妙。它一方面要与美国搞缓和；另一方面又受到埃及的压力，要采取与缓和根本相对立的行动。萨达特在会上坚持认为，只有采取军事行动才能打破中东僵局，尽管他看到苏联对此持反对态度。然而，苏联领导人毕竟同意了必须让以色列意识到埃及的力量，为此目的答应提供武器。他们向萨达特保证，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在5月间的会谈结束后，他们就开始实施一项加强埃及军事潜力的重要计划。双方都认为，鉴于1972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因此，美国政策在11月选举之前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因此，埃及必须随后立即作好参战准备。据萨达特说，苏联对此表示同意。  
（未完）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后宣告，双方同意在中东实现“军事缓和”，然后保持现状。这对萨达特来说，意味着以色列将处于军事优势地位。此外，这次谈到的军事缓和以及随之苏联不履行在4月会议上同意帮助埃及作好临战准备的任何诺言，促使萨达特作出了要求苏联政府于1972年7月将其军队和顾问撤出埃及的决定。他的结论是，如果苏联顾问驻在埃及，而且苏联政府仍象去年那样耍弄他，他便无法发动战争。  
　　萨达特的这一行动恰巧顺应了埃军中对苏联军事顾问不满的情绪。在埃军广大官兵中，要求解除苏联顾问的呼声大增。苏联顾问的粗鲁和蛮横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他们自高自大，瞧不起埃及军官，用一种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对待他们。苏联军人的整个作风和观点，是随和友好的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的商人以及中东地区露天市场的小贩们都无法容忍的。即使有埃及指挥官来领导设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各营、旅和导弹连也已无济于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埃及军官痛恨他们，因为连他们的宗教也经常成为苏联顾问取笑的对象。埃及战俘在战后曾谈到，有一次在某旅的讨论会上，当许多埃及军官批评苏联武器时，苏联顾问大发脾气说：“要是我们的武器不好，愿真主给你们更好的武器。”这在旅里引起了骚乱和罢工。事情传到了集团军司令那里，这个顾问被撤换了。苏联人的蛮横行为在埃及人中造成的仇恨在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所撰写的一系列专文中都有生动的描绘，这说明了埃及与苏联决裂的原因。他指出，苏联人没有认识到，在与埃及人打交道时，他们不是与某个次等民族，而是与一个在世界史和文明史上一度起过先导作用的民族打交道。  
　　萨达特的反苏行为，虽然引起了赞成苏联人留在埃及的分子的恐慌，但是得到了埃及军队的热烈拥护。虽然萨达特的反苏目的与以色列的想法并不一致．但是以色列对此还是感到很满意。以色列的各种言论都对苏联从以色列对面撤走深感欣慰。由于并不了解萨达特反苏行动的真正原因，这些言论对此举的动机所作的各种分析，可谓离题万里。以色列的这一曲解，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使以色列走入歧途的错误想法。  
　　萨达特政策的中心指导方针，仍然是要使美国直接卷入中东争端。他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脱离这一方针，虽然他此刻已逐渐相信，只有采取军事行功，才能在与美国的合作中有效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然而，他并不愿意同苏联彻底决裂，他仅仅想使自己在制定政策时摆脱苏联的影响，并阻止苏联日益干涉埃及内政的趋向。他要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包括在今后发动战争的自由；但要采取这种行动，又必须依赖与苏联继续保持不断发展的实际关系。如果苏联不继续向埃及输送大量武器，他的计划就要落空。  
　　因此，1972年10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前往莫斯科调解埃苏关系。不久，埃及总理阿齐兹·西德基也到达莫斯科，他显然成功地使苏联领导人确信，埃及不想匆忙地投向美国怀抱来损害苏联的地位。他们同意不使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下去。不久，苏联的军官即返回了埃及(此外，尚有1972年7月以后留在埃及的苏联顾问和教官)。苏联人在埃及建立了出色的战争机器，而且显然不打算放弃它；相反，他们使自已适应于埃及人那种自负态度的新环境。  
　　在此期间，萨达特的个人地位已逐渐削弱。他由于未能使1971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而在他自己的国家中成为人们谈话的笑柄。尽管萨达特把未能发动战争的原因归咎于印巴战争以及其它各种原因，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借口成了开罗有识之士的尖酸刻薄嘲笑的话题。他形同笨蛋，他领导的埃及社会踌躇不决，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政府威信极为低落。给国外的印象是，这个政权完全在为保住自己而拼命挣扎。政治观察家们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以便分析有谁可能来代替萨达特。他们认为，萨达特之所以能留在台上是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而且问题在于埃及的经济对于这样沉重的军事负担和“不战不和”局面所造成的紧张能承担多久？  
　　根据五年期满后又于1973年3月续约的协定，苏联的地中海舰队在埃及港口享有使用某些设施的权利。这些设施可用于管理和维修苏联舰艇，对于苏联海军过去10年在地中海日益频繁的活动，显然具有重要的作用。1972年12月，根据协议规定，双方必须重新协商。埃及新任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与苏联驻开罗的军事当局接触，提出埃及愿意续约。接着，他于1973年年初继萨达特顾问哈菲茨·伊斯梅尔之后访问了苏联。由于苏联同意向埃及提供武器的要求，从埃及人的观点来看，这些访问是成功的。苏联人决定充分利用这一形势，提供埃及正在寻求的技术装备。伊斯梅尔返回埃及后，苏联立即开始把物资运向埃及。  
　　 1973年初，美国政府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政府商谈向两国空军提供“鬼怪”式战斗轰炸机问题；这一事件较少为人注意，但无疑应被认为是引起这一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一个因素。这是美国第一次表示准备向以色列以外的阿拉伯国家提供高级技术装备。这使苏联对美国产生了疑虑，怀疑美国正在这一方面进行竞争，而苏联人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占了上风，而且已使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依附于他们。的确，美国人与阿拉伯人的商谈，似乎对苏联准备升级和愿意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从未向外国提供过的武器装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多年来，埃及领导人一直对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感到不安。以色列已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最富有戏剧性地证明了它的空中优势。而以色列在1970年1月突入埃及深远后方的空袭，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这一优势。埃及的军事决策人始终认为，埃驻军在未获得如米格-23型、“鬼怪”式、“美洲虎”式或“海市蜃楼”(“幻影”)式等能够危及以色列人口中心和压制以色列机场的高级中程轰炸机或战斗机之前，是不能发动战争的。以色列是了解这一情况的。以色列的一份情报估计，埃及在1975年以前不会具备这一先决条件，因此在这之前不会发生战争，其理由：埃及人在得到一支足以同时对付以色列所有机场的轰炸机力量之前是不会感到自足的。然而，萨达特明白，他不能等到1975年这支力量建成。从国内形势看，如果萨达特不采取任何行动，他能否继续执政如此之久是值得怀疑的。他执意要求苏联或是提供装有苏联某些最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米格-23”型攻击机(而这正是苏联最担心在战争中可能落入以色列或西方手中的飞机)或是代之以地对地中程导弹，一旦埃及部署了这种导弹，就能遏止以色列突入埃及国土深远后方的轰炸。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在1973年3月初的莫斯科之行是个转折点。  
　　 1973年3月，在一个相当高级的军事代表团访问开罗后，苏联便开始将“飞毛腿”式战场支援地对地导弹交给埃及陆军。这种导弹既能携带高爆弹头也能携带核弹头，射程约180英里，能从埃及打到以色列的人口中心。苏联满足了埃及人发动战争的主要要求。萨达特认为，他手中掌握了这支威慑力量，就可以代替本来必须用中程轰炸机构成的威慑力量。据档案记录，萨达特自己说，他作出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是在1973年4月，也就是第一批“飞毛腿”式导弹运抵埃及时。但实际上，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是克里姆林宫那些决定向埃及提供“飞毛腿”式导弹的人作出的。  
　　与此同时，1973年3月(在尼克松总统就职后)，萨达特派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哈菲茨·伊斯梅尔前往华盛顿。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说服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尼克松接见了伊斯梅尔，据说，他愿意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埃及必须作出较罗杰斯计划更大的让步。萨达特由此得出结论，除了发动战争打破僵局外，别无其它选择。战后，海卡尔在《明镜》周刊发表的一篇访谈中解释说：没有人对哈菲茨·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的失败予以足够重视。毫无疑问，正是这次访问失败，对以后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3月底，萨达特宣布，他除了担任总统外还兼任总理，其目的是为埃及对以色列全面对抗作准备。4月9日，萨达特接受阿诺·德·博什格拉夫采访时，抱怨尼克松在会见哈菲茨·伊斯梅尔时，拒绝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而要求(埃及)宣布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以及西奈地区的非军事化。他说：  
　　 “你们美国人总是用计算机来解地理政治论方程式，而计算机也总是让你们犯错误。你们就是忘了将(埃及人的)心理学输入电子计算机。现在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震惊世界的时刻到了。无论战前、战时和战后，外交将继续进行……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为再次作战而认真地动员起来了——战争现已不可避免……俄国人现在正向我们提供他们可能提供的一切，现在我很满意。”  
　　德·博什格拉夫带着采访记录返回华盛顿。尽管他向参、众两院和国务院的许多人物叙述了会见萨达特的详细经过，但没有人肯相信他。所有人都认为萨达特是在吓唬人。据德·博什格拉夫说，当时在华盛顿唯一相信这一谈话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博士，他对萨达特的意向不是掉以轻心。基辛格的反应是：“我也预感到有某种严重的事情要发生”，接着他发麦意见说，在即将来临的中东战争中，石油将是一大武器。博什格拉夫在访问萨达特和基辛格后，发表了他的至今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  
　　一个热衷于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向世界以及各方如此明确地宣布其意向是罕见的。虽然以色列情报人士注意到了萨达特的讲话，但仍用老框框来进行判断，认定埃及人在未建立一支必要的轰炸机攻击力量之前，萨达特是不会将其威胁付诸行动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继续认定，这是萨达特的典型的边缘政策，他绝不会出边。  
　　或许，萨达特最大的成功是他在阿拉伯世界取得的成就。他由于“决定性的一年”而备受攻击、辱骂和冷嘲热讽，然而他不动声色，也不与任何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发生争执。他成功地不使自己受到阿拉伯兄弟的怀疑，这正是纳赛尔毕生所处的局面。他强调传统、宗教和伊斯兰，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搞好关系，同时他又与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及其怪脾气很合得来。当卡扎菲提出与他建立联邦时，他又转向费萨尔国王，问他该怎么办，是否应该投入一个变化无常和鼓吹反对中东一切传统政权的疯子卡扎菲的怀抱。费萨尔的反应是更进一步拉拢埃及，并发展他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阿拉伯世界力图以石油作为武器的六年之内，费萨尔国王一直认为，与以色列作战是一回事，而利用石油为武器又是另一回事。然而，逐渐围绕石油问题造成了国际上的紧张心理，这是随着石油生产国不断增长的金融财富产生的，特别是由于较少的石油能获得更多的钱，这些国家必要时可以放弃支付油田土地使用费的巨额金钱中的一部分。1973年5月，沙特阿拉伯对其政策作了审查，并与埃及逐步联合起来使用石油武器。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萨达特使费萨尔相信，没有一支统一的作战力量是不可能发展石油武器的；为了使石油武器成为推进阿拉伯战争事业的武器，首要的是发动战争。费萨尔拉拢了科威特和波斯湾的各石油酋长国同萨达特采取一致行动。以色列情报机构观察到了这一政策上的新变化，但却没有把它与这个地区的军事动向联系起来。  
　　同月，即5月，埃及外交部长访问了莫斯科。在他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保证苏联尽力帮助埃及消除“侵略的后果”。公报并未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月后，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举行了第二次最高级会谈。萨达特认为这次会谈所作的决定，反映了想要冻结中东问题和倾向于军事缓和的意愿。尽管如此，就在致全力于缓和事业的最高级会谈在举行时，苏联的导弹和武器却大量运入埃及，一项向叙利亚人提供他们在发动战争前所必需的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应急计划也在进行中。  
　　在此之前。埃及至少已有两次提出了进攻以色列军队的计划，并准备付诸实施。1971年底，埃及制定了一项用50架轰炸机轰炸沙姆沙伊赫的计划。但是爆发了印巴战争，于是萨达特取消了这一计划。他的推断是，正当亚洲在进行一场大战时，世界上是不会有人注意中东战争的。1972年10月计划实施第二次行动。萨达特命令当时的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萨迪克将军在西奈空降一个伞兵旅，并据守一个滩头堡一周至10天。在那段时间。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会议，利比亚将停止石油供应，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走。但是萨迪克将军反对这一行动，他不愿意牺牲他的精锐部队，因为这支部队很可能会被以色列国防军消灭。他坚持说，埃及国内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在发动战争之前，埃及的防御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  
　　两个月后，萨达特解除了萨迪克的职务，萨迪克在埃及是一个颇孚众望的将军，并是赶走苏联顾问的主要创议人之一。据博什格拉夫报道，萨达特知道，他也许经不起再次败在以色列人手下，然而他确信埃及在再次作战中已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了。他认为，就算埃及遭到惨败，也将与越南共产党于1968年和1972年的两次攻势所遭受挫败相同，即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但又是一次精神上的胜利。  
　　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受命接替萨迪克的职务，并奉命进行战争准备。他曾在(埃军)惨败后，于1967年7月担任苏伊士运河前线指挥官，因此他熟悉该战线所面临的军事问题。他反对恢复消耗战，因为他很清楚，以色列不会让阿拉伯人支配战场，到那时，以色列的反应必将比以往更为强烈。在考虑过其它各种可能性之后，他得出结论，埃及的最初进攻必须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一次埃及确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进攻。数日内，他被任命为阿拉伯联盟(名义上包括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总指挥，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部队进行协调。  
　　伊斯梅尔在分析他所面临的问题时，认识到以色列有四个有利条件：空中优势，技术能力，训练有意并有他认为的由美国保证的补给。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以色列又存在一些基本的不利条件：许多战线的交通线长，人口少，经不起重大伤亡；经济基础薄弱，不能长期作战；此外，还有由于过分自负和优越感带来的不利条件。阿拉伯人过细地研究了1967年战争的教训，分析了以色列的各项优势，以便找出对策。他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1967年让以色列人先下手是错误的，1973年他们应先下手。以色列在1967年进攻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使他们吃惊，这次埃及将全力投入首次进攻。1967年，他们没有同时在数条战线上作战，因而使以色列能够对各种情况应付自如；这次他们要使埃、叙两国的重大攻势行动彼此协调，并使用其它阿拉伯国家的部队，其中包括约旦部队充当预备队。显然，首先要考虑的是战争所需的一切武器的供应问题。1973年初伊斯梅尔将军访问莫斯科和苏联高级代表团访问开罗期间对此已做出确实的安排。  
　　埃及与叙利亚的合作是在伊斯梅尔访叙后，于1973年2月开始的。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越过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进行的活动实施反击后，三个月来叙利亚前线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军事对抗。以色列实施了猛烈的大规模反击。在以色列1973年1月发动的战斗结束后，前线突然平静了下来，甚至没有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活动。以色列把这一事态发展看成是他们必须进一步增强信心的根据，因为他们显然认为，由于他们的行动，叙利亚才被迫撤出战斗；实际上，边境平静的真正原因是叙利亚人在准备战争。  
　　与此同时，伊斯梅尔将军已作出原则决定：埃及一旦发起进攻，将沿全长110英里的苏伊士运河全线发动进攻，并要作到不让以军察觉主攻方向，从而使以军不能集中力量抗击，并使他们由于不能判明主攻方向而不能及时反击。此外，这一计划还将用迫使以色列的空军分散在广大正面上的办法来对付以色列的空中优势。  
　　 1973年1月，阿拉伯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份抗以军政行动的全面统一计划。同月，萨达特总统访问了铁托总统(南斯拉夫在赎罪日战争后解释说，他们在战时允许苏联飞机飞越其领土是出于萨达特总统而不是苏联的要求)。2月，萨达特命令提出横渡运河最佳日期的报告。作战部长贾马斯将军向他提交了一份亲自手书的报告，提出了三个时间：5月下半月、9月和10月。  
　　在哈菲茨·伊斯梅尔1973年3月出使华盛顿失败后，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立即访问了大马士革。萨达特此刻作出了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计划于当年5月发动战争(他已于1月间指示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将军制定横渡运河的计划以及其它作战计划)。然而到5月，他又命令将进攻推迟到10月。后来，他为推迟日期解释说：“实际上我计划在5月发起作战，但当时俄国人决定于5月份与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最高级会谈，由于在此问题上毋需披露的政治原因，我决定将日期推迟到9月的那个时间或10月份的第三个时间”。  
　　当时在5月份，埃及陆军作了大量横渡运河的准备工作。以色列情报机构注意到了这些准备，但仍坚持认为这是萨达特的老手法，先搞战争边缘政策，然后不战而撤。以色列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不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判断，下令进行局部动员，大约耗资1,100万美元。但是埃及的进攻并未实现。以色列情报机构宣称——也许不是专门对此而说的：“我是这样对你说了的嘛。”他们对5月情况的判断正确，后来成为以色列10月判断错误的主要因素。埃及国防部长于5月8日再次访问了大马士革。整个夏季，埃及与叙利亚高级领导人不断举行会谈。6月，萨达特飞往大马士革与阿萨德举行会谈，并在9月初制定了两国军事合作计划的全部细节。  
　　与此同时，埃及人还向约旦国王侯赛因试探，表示愿意与之和解。侯赛因自1970年9月约旦内战和1971年7月把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从约旦的最后一块土地上消灭后，实际上已被排斥在阿拉伯世界之外。约旦总理和侯赛因国王的密友瓦斯菲·塔勒在开罗被一伙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杀害后，情况就更进一步复杂化了。萨达特没有追查凶手，侯赛因认为这是萨达特不可宽恕的失职。1972年3月，侯赛因提出一个约旦联邦计划，即以色列撤离后，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地区联合。这一计划意味着与以色列讲和，埃及对此的反应是与约旦断交。因此，约旦国王侯赛因急不可耐地要抓住埃及1973年初的试探机会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他确实急于打破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结果是约旦于当年夏季派遣特使访问了开罗和大马土革。  
　　 8月，萨达特的私人代表哈桑·萨布里·科里访问了安曼，开罗电台在他回国时引述他的谈话说：“我们讨论了我们上上下下正在从事的事业，那就是战争。”叙利亚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8月29日在安曼露面，本应引起各方面特别是以色列的注意，因为约旦与叙利亚实际上已经没有关系，而且剑拔弩张，极不友好。  
　　 9月12日，前线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的领导人在开罗举行会谈，并公布了侯赛因国王、萨达特总统和阿萨德总统围坐在一起友好交谈的照片。约旦和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之间的外交关系恢复了，同时还讨论了产油国恢复对约旦的财政援助问题。在这次会谈中，侯赛因并未被告知有关进攻的机密(后来他才说明，在战争爆发前没有人和他磋商过)，但曾得到过一般的暗示，说这类进攻已有计划，并为了保障叙利亚部队的南翼，必须与他取得协调，以防以色列通过约旦北部打击叙利亚。由于饱尝了1967年与阿拉伯结盟的痛苦教训，侯赛因的反应是谨慎和犹豫的。当时他们曾舍他于危难而不顾，使他丧失了他的半个王国。他深知巴勒斯坦人痛恨他，但他还是从监狱里释放了一些巴勒斯坦俘虏。根据已发表的有关侯赛因战时的态度来看，他积极参与反对以色列作战看来是有条件的，首先要叙利亚人征服戈兰高地。退而求其次，为了使自己免遭阿拉伯人的批评，他在战时派两个装甲旅编入叙利亚军队参加战斗。  
　　 8月，萨达特与亚西尔·阿拉法特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首脑们在开罗举行会谈。他在这次会谈中告诉他们，他已决定发动战争，并提出对他们的要求，建议他们向他提供部队来驻守运河一线。巴勒斯坦领导人并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建议。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在谈论战争迫在眉睫，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返回贝鲁特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在一次长达9小时的紧急会议上，对萨达特的宣布进行了讨论。会议得出结论，萨达特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有关萨达特与巴勒斯坦会谈的报告被泄露出去了，不久便成了贝鲁特咖啡馆中传为笑谈和表示怀疑的话题。9月21日，有关会议的报导又刊登在贝鲁特的主要报纸《今日报》上。尽管这篇报导被美联社采用并传遍了世界，但没有人给以多大注意。  
　　与此同时，在整个夏季，在阿拉伯的计划制定者和苏联顾问的心目中对发动战争至关重要的两种主要武器，正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运来。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已得到能打击以色列非军事目标的地对地导弹。叙利亚的“蛙”式导弹已作好战斗准备，埃及的“飞毛腿”式导弹与苏联的操作人员也都作好了同样的准备。此外，苏联认为能在前沿一线压制以色列空中优势(这是阿拉伯人的主要烦恼)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也已在7、8月间作为应急计划项目运往叙利亚。在沿前线和通向主要城市的道路上空，以色列的空军都将遭到地对空导弹的打击，这些地对空导弹将对挺进中的阿拉伯军队起到保护伞作用。而对准以色列腹地目标的地对地导弹，则将使以色列空军不能突入埃及深远后方实施轰炸。  
　　应付以色列空中威胁的对策，与沙特阿拉伯协调使用石油武器，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协调以保证得到额外的增援，约旦对叙利亚南部的保障，苏联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和政治上声援的安排等等，全都作了精心安排。萨达特的设想已具体成形，这次战争肯定要打起来了。

第三章 扑朔迷离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萨达特总统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后，即着手与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一起制定作战计划。具体的组织工作交给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少将(战后晋升为总参谋长)负责，在一次称为“花岗岩2号”的横渡运河的进攻大演习中以落实。为了保密，由埃及第3集团军发布了作战命令(最晚的于1973年5月25日发布)，禁止军官和士兵进入苏伊士城，并且不准在运河的任何地点接近平民。9月，发布了于10月1日至7日举行代号为“塔里尔41号”的重大司令部演习的命令。演习的课目是组织与实施战略性的战役进攻，突破苏伊士运河，摧毁敌人的预备队和夺取直至国际边界线的领土和加沙地带。  
　　埃及人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是他们对以色列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制定的；而在以色列，经常公开讨论这些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已成司空见惯。埃及人满意地看到：以色列人过于自信，深信他们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在技术和文化上有着日益增大的差距，深信阿拉伯领导人没有魄力作出进攻的决定，更不用提阿拉伯世界内部缺乏团结了。在这年夏季作战准备的数月间，阿拉伯人千方百计地使以色列人深信这些信念是正确的。  
　　在伊斯梅尔将军的领导下，自1973年初便一直在制定作战计划。5月，当计划工作进入更具体的阶段时，伊斯梅尔访问了叙利亚；5月22日，他发布训令，陈述叙利亚和埃及联合进攻以色列的“白德尔”作战计划大纲。6月7日，又下达了补充训令。8月，在亚力山大召开了计划与协调会议。在这里，伊斯梅尔会见了埃及和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作战部长和其他参谋军官，以最后确定他们的部队是否有能力发动进攻。在考虑各种气候情况及其他各种因素后，确定了进攻发起日期，并对以色列的内部情况、国际形势以及这些形势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周密的检查。最后决定，最适宜的时机是1973年9月或10月。  
　　这次会议提出的建议被提交政治领导人审批。随后便召开作战参谋会议，决定斋月的第十天，即10月6日为战役的发起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4年斋月的第十天开始准备白德尔战斗，战斗进行六年后，他胜利地进入了麦加，开始传播伊斯兰教)。9月6日晚，伊斯梅尔命令叙利亚和埃及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准备在10月1月拂晓执行为期5天的“白德尔”作战计划。10月1日，他命令在10月6日下午2时05分对以色列进行联合空袭，10月3日，他与负责协调埃、叙两军行动的巴哈丁·诺法勒将军一道访问了大马士革，在那里他们会晤了叙利亚国防部长塔拉斯将军和他的总参谋部人员，制定了进攻的最后细节。中午，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接见了伊斯梅尔，并确定进攻发起时刻在10月6日下午2时05分。  
　　在埃军统帅部的要求下，进攻原定于下午较晚的时候开始，那时阳光恰好直射沿苏伊士运河的以军的眼睛，接着夜色降临，埃及人就能架设浮桥。但另一方面叙利亚人要求在拂晓发动进攻，那时太阳从东方升起，恰好从叙方前线上空直射以军的眼睛。最后采取了折衷方案，决定于下午2时发起进攻。  
　　战前，埃及的国防部、外交部和情报部之间进行了6个月的密切协作，研讨并最后制定了战略欺骗计划。他们发表声明并向外国报刊泄露情况(比如，英国报刊报导了苏联关于埃及对导弹保养粗心马虎，致使导弹部队几乎不能作战的报告)。萨达特后来带着洋洋自得的神情说：“与此同时，以色列得到报告说，苏联专家的大批撤离，使得埃及的导弹变得毫无价值。……他们很可能就是根据这一情况作出判断的……。”阿拉伯国家的任何情况，诸如以色列军政领导人在讲话中曾强调的阿拉伯内部不和等，都被着意渲染。埃及与苏联，甚至叙利亚与苏联之间关系逐渐恶化在某些报刊的报导中都有反映。这就使以色列人对自己原来的推断更坚信不疑。  
　　与此同时，埃及军队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伊斯梅尔将军发起了一场鼓舞士气的运动，使武装部队确信除战争外别无选择。武装部队的道德教育部门进行了深入教育，说明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背景。在这一思想灌输中，插进了大量的宗教内容，带有非常明显的反犹太主义调子。《一九六九训练年的道德教育教范》这本书中这样写着：“人类从不了解并且永远也不会了解象犹太人那样野蛮的敌人。他们只会搞破坏，耍阴谋，不顾正义地设置陷井和制造混乱。他们从在娘肚子里起就品质低劣并代代相传，……他们遍布全世界以毒害人类……他们曾参与杀害耶稣的阴谋。”  
　　埃及人这个基本上很简单的计划已准备数年了。六年来，埃及人不仅仔细研究了以色列人的思想，而且还注视着前线的一举一动。他们密切观察着沿运河一线的日常活动——多年来埃及在运河的部队一直严守阵地，仔细地在地图上标绘了以方的所有演习。日积月久，埃及陆军对于他们一旦采取行动，以色列在军事上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在他们头脑中都已一清二楚。这种细致的准备工作可从一个营如何计划夺取运河沿岸一个支撑点的例子中看出。该营的士兵守在运河对岸监视这个支撑点已达3年之久，他们在自己一方构筑了同样的工事并计划如何实施进攻。他们制作了这个阵地的模型，并集中精力只解决一个问题，而且只准备一种解决方法。  
　　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和总参谋长沙兹利，在战后的总结中部谈到他们在科学制定计划方面有了惊人的进步。这是苏联教官以此作为重点课目的成果。苏联训练埃及军队抓住一个军事问题，加以分析，找出对策，据以拟定军事计划，使其具体化，然后进行演习，并准备在实战中付诸实施。埃及人已学会象一支现代化军队那样行动。多年来，每个士兵都按他在战时担任的特定任务接受训练：各部队只解决它自己的问题，而不干他事。有一支部队三年来除了训练通过江河障碍架设一条输油管外，再没干任何别的事情。同时，在这三年中，架桥部队每天训练驾驶卡车向水边倒退，然后在水边突然停车，使卡车上的HMH重型折叠浮桥桥节凭藉冲力滑入水中，他们再将两段桥节连结在一起，然后开走。四年中，这些架桥分队每天架桥和拆桥两次。同样，四年来“萨格尔”式反坦克导弹的所有操作人员，每天都列队在装有导弹模拟器的车外，进行半小时的追踪敌人坦克的演练。甚至在以后，当以色列和埃及部队在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西岸进行面对面的消耗战时，以军还看到每天都有模拟卡车驶向前线，以便让部队进行每天的反坦克训练。上述这种训练方法在陆军中从上到下都反复进行，直到每个动作都变成反射动作。  
　　埃军考虑到若把集团军的各种任务分摊到各小分队去，埃军士兵的能力有限，无法完成，因此，他们对士兵们渡河时将面临的每个问题都作了分析。他们以步兵横渡运河。但是由于步兵易于遭到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攻击(他们知道，在情况紧急时，以军装甲部队会开到运河边来)，因此他们的对策是大大超过前线部队现行编制的数量，大量增加反坦克武器。这些武器包括连一级的PHT-7型火箭筒，营一级的B10和B11型无坐力炮和旅一级的“萨格尔”式反坦克导弹。有许多次渡河演习就在运河被巴拉岛分成两部分(相距约5英里)的地方进行。(西部分运河完全流经埃及领土，是训练渡河的理想场地。)以色列沿运河构筑的沙垒使任何企图渡河的装甲车辆都无法通过东岸。这对埃军来说是个大问题。经过高爆炸药试验失败后，埃军工程人员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高压喷射的水把沙堤冲毁。作战计划要求在运河两岸开辟60个通道，埃军工程人员逐步配齐了这套装备，使他们能在5-6个小时内开辟出这些通道。为实施该项工兵作业，建立了80个小分队，在埃及境内构筑了同样的沙堤，这些分队白天开辟通道两次，夜晚两次，每次训练结束后，再把沙堤重新垒好。在进行上述准备期间，挖掘了大量的土方。与此同时，为了隐蔽己方的活动和全面观察到以方的情况，埃军沿运河修筑的沙堤增高了，因而可以看到以军沿运河修筑的所有碉堡、支撑点以及第二道防线后的坦克发射阵地。  
　　四个月来，埃及部队不断向运河前移。但是，甚至当进攻日期临近时，他们仍然极为小心谨慎，以防以色列人觉察到将有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事件发生。渡河器材都收藏起来了，尽量到战斗迫近时再拿出来；而且专门制作了装放器材的大木箱，把它放在不起眼的场所；靠运河附近挖掘了深壕沟，以供装载器材的卡车夜间行驶；甚至部队调动也安排得使以色列人确信实际上是在进行某种演习。比如，一个旅在白天进入运河前线，把渡河器材送到运河边，到晚上，该旅只派一个营灯火通明地从运河返回后方，使以方产生的印象是整个旅已完成训练从运河撤回。  
　　由于在计划渡河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因此在技术上想出了各种解决办法。假设步兵在最初12至24小时内，必须依靠自己的携行物资进行补给，这样，每名步兵就要能携带约50磅，有时是70磅的武器弹药。为了帮助步兵通过沙垒，研制了一种轻便可携带的单兵小拖车。此外，还设计了特殊的轻便梯子，使他们能攀登沙垒。对所有的道路、接近路和部队都规定了识别的颜色和有色灯光，以避免在夜间造成混乱。比如，一个司机知道，他全部要做的事是紧跟他的颜色走，以便跟上他的部队。制定计划和集结部队在继续进行着，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检查，每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反复演练的课目。埃军官兵人人明确：战争准备正在进行。但是这些演习进行得如此频繁，以致许多人对即将行动的各种说法都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阿拉伯国家的支援和全世界对阿拉伯事业在政治上的支持达到高潮这一情况，影响了进攻日期的决定。情况好得不能再好，下一步已非采取军事行动不可了。以色列在非洲的地位的逐渐削弱，欧洲领导人的软弱和水门事件给美国政府造成的影响，这一切使萨达特坚信：这是采取行动的最有利时机。埃及人还注意到，以色列人此刻已深深陷入了竞选活动(10月底将举行议会选举)，竞选活动吸引了以色列大部分公众的注意力。此外，以色列人还猜想，阿拉伯士兵不会在斋月禁食期间发动军事行动。而且10月6日——月明的夜晚，这时苏伊士运河的潮水最适合于作战——也是犹太人的赎罪节斋戒日，这是犹太人最放松戒备的时候。  
　　进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都达到了最精确的程度。总的设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横渡运河和巩固阵地，以对付以色列的反击；第二阶段是占领米特拉山隘和吉迪山隘。后来，埃军执行第二阶段计划失败，招致了大量的责难。这也是沙兹利将军对萨达特和国防部长伊斯梅尔激烈批评的题目。但是今天看来很清楚，尽管第一阶段的计划很周全，第二阶段计划却很笼统。这有助于证实，埃及人的目标仅仅是要在运河东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以打破政治僵局，并使下一阶段取得政治解决。  
　　 10月1日，萨达特总统会见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他对20名在座的高级军官说：“我对历史负责。”他在计划上签了名，批准了斋月第10天为进攻发起日和进攻计划的代号“火花”。由于进攻发起日日益迫近，在埃叙两条前线的阿拉伯军事领导人都随之紧张起来。此刻，萨达特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作出了决定，他要坚持到底。这一决定代价很大——他估计横渡运河，会使约1万名埃及士兵丧生，他认识到他的整个未来成败在此一举。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引述了萨达特10月3日星期三在他的格泽拉私邸与他会面时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今天是10月3日下午4时。我相信，从现在起，他们随时都会发现我们的意图，因为我们今后的行动已无法使他们对我方意图再有任何怀疑。然而不管他们怎么办，都已无法赶上我们。即使他们今天晚上知道了，即使他们决定动员他们的全部后备队，并想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他们也已失去了赶上我们的时机。  

　　萨达特是根据他多年来对以色列动员体制的仔细研究作出这一判断的。经过研究，他认为以色列不可能在72小时之内动员起装甲部队并在运河一线展开。也不可能在五、六天内把全部动员起来的兵力面对埃及展开。但他猜想，以军现已觉察到埃军战备情况并已进行动员，却是过高地估计了他的对手。埃及人为使以色列人沉湎于虚假安全感而采取的欺骗计划，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使以色列人更加坚信他们公开信奉的“思想”。所以，从一开始，埃及人就制定了一个详尽的欺编计划，并且与真正的作战计划同时实施。  
　　从1973年1月起，埃及武装部队反复动员后备兵员进行训练，约达20次之多；那年还组织从正规军退役的预备役人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动员演习。9月底，动员了已退出现役的全部三类预备役人员，动员令附有一项具体指令：他们将在10月8日遣散。以色列注意到，同以往情况不同的是，埃及和叙利亚的民防组织没有转为现役，还有一点与以往不同的是，没有制造战争迫在眉睫的气氛，也没有打算动员全民准备战争。的确，萨达特总统在9月28日纳赛尔总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几乎全然没有提到以色列问题，而这在以往是集会讲话的主题。“我故意不提打仗这个问题，因为已经讲得够多了。我只说一句，解放国土，就象我曾告诉过你们的，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完成这一任务是神的意志。”  
　　萨达特精心构思的欺骗计划不仅是为了使以色列人，而且还要使美国人产生错觉。亨利·基辛格博士被任命为国务卿后，从9月底到10月在纽约召开了中东各国外长会议。他首先集体会见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并单独会见了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耶特，试探他们是否欢迎他来进行斡旋。在这些会见之后，10月4日，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会晤了基辛格博士。基辛格得到的有关边境局势的报告同以色列所得到的报告一样：埃及人在进行演习，叙利亚人则在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防以色列人可能发动的进攻。  
　　在埃班与基辛格博士的会谈中，有关提早爆发战争的问题在五分钟内便解决了，双方一致认为，各方获悉有关战争的情报都令人宽慰。他们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开始进行谈判。基辛格报告说，扎耶特的反应是令人高兴的，他准备在11月来华盛顿。埃班是否也可在同一时间内来华盛顿，以便制定必要的谈判程序？他们还讨论了将影响中东事态发展的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大选。会谈结束时，再次确定了11月份将是会见的良好时机，因为考虑到如同基辛格博士在会谈以后所说的那样，“10月份不会发生戏剧性事件”。时至今日还不清楚扎耶特在10月第一周与基辛格会见时，是否故意将他引入歧途。扎耶特也许已大致知道计划好的作战行动，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埃班在10月3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讲了话，提到以色列准备会谈并对领土作出让步。扎耶特预定在10月4日向大会发言，但由于某种从未说明的原因，那天他没有出席会议，而把发言推迟到了10月11日。  
　　然而。这一重要的欺骗计划不仅旨在欺骗以色列和美国，而且欺骗了埃及的武装部队。在对以色列俘获的8千多名战俘的调查中，只有一名是在10月3日知道准备工作是为了进行真正的战争；而95%的人员只是在10月6日早晨才知道他们进行的演习实际上是战争准备，他们就要打仗了。在阿卜杜勒·拉维夫·易卜拉欣中尉指挥下的埃及第16步兵师第16旅的一个排(编有20艘攻击艇)，只是在进攻发起前几分钟，当他们从板条箱中取出橡皮艇，把他们运往运河时，他们才意识到这就是战争，而原来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演习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俘获的18名埃及上校和中校中，有4名在10月4月知道战争要爆发，1名在10月5日得知，其他13名只是战争真正开始的那天早晨才得知。有一名上校叙述了他在10月6日2点看到埃及飞机掠过第3集团军司令部上空向以色列前线飞去时的情况。他转向他的旅长问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回答是“去问将军吧”。他转向将军站立的地方，看见他正跪着向麦加方向祈祷。这是他第一次得到的有关战争的暗示。  
　　埃及的计划制定者们不仅成功地欺骗了以色列国防军和西方几乎所有的情报机构，而且也欺骗了自己陆军的大多数人员。

第四章 视而不见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在以色列，国家情报判断报告是由军事情报局局长提供的，因为军事情报局是国家唯一拥有提出判断报告所必需的研究与判断设施的情报组织。多年以来，军事情报局的规模和工作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使隶属于外交部的较小的研究机构和摩萨德(即中央情报局)想要扩大规模或独立进行情报判断的一切企图，均成泡影。它造就了一支专家队伍，不久便获得世界上研究中东问题最有成效的情报机关的声誉。这是它当之无愧的荣誉，因为该组织及其人员一再以事实证明他们在了解中东事态发展方面出类拔萃。然而，随着全世界与以色列有关的情报日益增多，它很快便发现自己所处理的情报专题五花八门，远远超出了纯军事情报的领域。  
　　情报工作就是获取、核对和估价制定决策所需要的情报，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让从事这类工作的组织人负责制定政策。然而在以色列制定决策的过程中，除军事部门外，没有正式的参谋机构；在内阁一级、在国会、甚至其他任何政府部门都没有能独立作出情报估价或估价军方提出的情报的机构。因此，尽管判断外国政府的意图最后是由内阁负责，但军事情报局在所有决策过程中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组织。  
　　在戴维·本·古里安任总理期间，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军官不得参加内阁会议。在这些会议和议会的外交事务与安全委员会上，本·古里安总是亲自说明包括情报工作在内的整个防务工作情况。虽然他在这些机构发言时总是小心翼翼，说话很谨慎，但他情愿不要助手，一切由他个人负责。  
　　达扬将军任国防部长后，他在出席内阁会议和外交事务和安全委员会会议时，总由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局局长陪同。这是一个有助于消除政府与军方之间责任分界线的行动。不久，这两名军官就开始象部长一样经常出现在内阁会议桌旁。情报局长的身份，国防部长的巨大威望，加之全国没有其他单位拥有足够的设施和手段能对军事情报局的情报判断提出批评，或者提出别的可供选择的判断，使得接受军事情报局的各种情报判断成为毋庸置疑的事情。  
　　 1970年10月消耗战结束，开始停火，纳赛尔逝世，约旦发生内战以及萨达特最终公开驱逐苏联顾问等事件，使以色列国防部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认为阿拉伯人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动战争；而以色列人不相信阿拉伯人能发动一场现代化的协同作战和普遍满足于1967年以后的现状，更加深了这一感觉。骄傲与自满情绪势必使以色列不能正确估计中东地区未来形势的发展。尽管如此，以军仍在继续进行准备，以防不测，并使其计划适应于总的情报判断，即阿拉伯人获得中程轰炸机后，即在1975年或1976年才就能实现他们经常发出的战争威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以色列社会压力的增加，尤其是在似乎看不到战争踪影的时候，就开始响起了要求削减国防预算的呼声。虽然达扬在很大程度上顶住了这一压力，但在1972年还是减少了为期五年的60亿以磅的国防预算。然而军队领导人还是比其他人更意识到国家的危险处境。副总参谋长以色列·塔尔少将(他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杰出的装甲兵专家之一)在1972年6月发表看法说，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法，阿拉伯人一定会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他们不能长期保持现状。的确，在1972年7至10月间，埃拉扎尔将军曾多次探讨过埃及人渡河进攻的可能性。他坚持认为，这种进攻可能在1973年初发生。但由于苏联人撤离埃及，他改变了观点，认为虽然进攻不会在1973年初发生，但很可能在当年晚些时候发生。他把美国的总统选举(1972年11月)当作一个转折点，认为萨达特总统会在美国总统选举后(即1973年初)试图挑拨东西方的关系，但如因挑拨不成而受挫，他很可能会决定在1973年发动战争。  
　　 1973年4月16日，军事情报局局长伊里·泽拉少将——后被阿格拉那特委员会(Agranat委员会，以色列政府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成立的以阿格拉那特为首的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战争前以方没有及时识察和作出反应的情况和责任。)称为“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他给上、下级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深受政府尊敬”——提出了一份国家情报判断报告。这时有明显的征候表明，埃及人正准备在5月发动战争：地面部队正向运河调动；在整个4月和5月上半月，沿运河一线约修建了65个坦克掩体，同时加高了他们前线的主要沙垒以便监视以色列的沙垒；在沙垒上开辟了新的通道，并且开辟了下河的新道。埃及人动员了民防，号召输血者献血，宣布在城市实行灯火管制，保护桥梁，萨达特谈到的“全面对抗阶段”也就等于宣战。尽管有上述战备活动，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判断仍认为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很遥远。理由是埃及人无法对付以色列的纵深空袭。尽管以后有一天会发生战争，但是这一次萨达特仍会象他惯常所做的那样，走到战争边缘，然后退回去。如同大家所知道的，萨达特已决定把进攻推迟至秋天，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把这一情况作为进攻只是被推迟的一种警报，而是认为这恰恰肯定了下述的情报判断：萨达特在退回去之前必然要走到这一步。  
　　然而，埃拉扎尔将军没有接受这一判断，如前所述，他要求进行局部动员。他在当时的若干次公开讲话中曾强调，虽然战争可能性处于低点，然而以色列人必须考虑到，埃及人由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会谈的结果和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遭到了挫折；埃及国内的压力正在增大，肯定会对和平构成威胁。这时以色列面临三种可能性：零星战斗，消耗战，或是全面战争。埃拉扎尔认为不存在前两种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是第三种。在他看来，埃及人对三方面感兴趣，一是恢复敌对行动以打破现状，强调他们不愿接受人为造成的现实，二是给以色列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失；三是进行一场达到以下目的的战争，即在战争结束时，埃及人能在军事上有所进展，即使是最低限度的进展也好。他认为，阿拉伯人只要在苏伊士运河东岸能获得几英亩的地方，或者仅在戈兰高地前进半英里，就会满足阿拉伯人的战争目的。他曾不止一次地估计到埃及和叙利亚部队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  
　　在当时，埃拉扎尔不是唯一洞察到中东地区局势的可能发展趋势和对阿拉伯意图不抱任何幻想的高级军官。在同一时期，塔尔将军也曾公开强调阿拉伯人手中石油武器的重要性，并警告说，在他看来，地对空导弹的出现，意味着利用飞机作为主要投射工具，在七十年代末期将会受到很大限制。他还详细探讨了战争最终对以色列国内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1973年5月21日，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给总参谋部下达训令，命令它对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威胁作好战争准备。他在训令中说：“必须注意在夏季的后半期可能会再次发动战争。”  
　　以色列的防务思想是以下述三个主要因素为基础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及时获悉并发出敌人准备发起敌对行动的预先警报；一支能制止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突击并能牵制敌军前进的强大而有力的常备陆军和一支几乎全部是正规军的空军；着重强调以色列空军进行牵制战的作用，即保卫以色列的领空并使第三个因素得以实现，立即动员后备队，并迅速而有效地把它们运往前线。  
　　以色列情报机关本来颇善于判断阿拉伯世界的事态发展，而且多年来已形成一个有效的情报搜集系统。萨达特登上埃及总统宝座后，它曾注意到埃及进行重大动员和准备发动战争的四次升级时期的情况。整个前线曾发生过许多次紧急情况，每次以色列部队都根据当时的作战计划加强兵力并开往前线。然而，很少发生过涉及埃及国内战线的大动员。  
　　萨达特任职期间的第一次大动员，是在1971年“决定性一年”的年底。当时，埃及人计划以50架轰炸机对沙姆沙伊赫进行突袭轰炸，后来由于爆发印巴战争，萨达特取消了这个计划。在这一次战争动员中，埃及的后备役部队、民用车辆和城市民防都进行了总动员；统帅部和埃军所有野战部队都进行了演习。坦克排成整齐队形向苏伊士运河开进，架桥和渡河器材也都运往苏伊士运河。在运河一线进行了土工作业，修筑了坦克和火炮阵地，并在运河南部地段开辟了通向运河的通道。随着领导人发出的好战声明，埃及宣传工具也都宣传战争不可避免。  
　　一年以后，即1972年12月份进行了第二次大动员。当时萨达特的行动计划是，以一个伞兵旅的兵力在西奈夺取一块领土并守住它，直至联合国出面干涉。在这次动员中，野战部队也进行了演习，士兵停止了休假，在苏伊士运河一线加速修筑坦克阵地和支撑点，并为车辆渡河和架桥准备了场地，宣传工具也大力制造战争气氛。然而，这次没有动员后备队和城市民防，地面部队也没有携带架桥和渡河器材开往运河。第三和第四次战争升级和动员则分别发生在1973年4、5月间和9、10月间。  
　　埃及人能在以色列人事先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对其发起进攻，在战前几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泽拉将军及其研究处主任阿里耶·沙列夫准将都确实承认过这一点，但他们同时指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他们说，大量的埃军驻扎在运河一线，这本身并不说明战争的即将来临，因为自1969年以来就是这种态势；并强调这也不是一种肯定战争升级的信号，因为自1971年以来进行的三次动员，都并没有发展为侵略性的进攻。观在，是否发出预先警报的关键是判明埃及人的意图，实际上就是要判断埃及国家首脑萨达特总统可能作出何种决定。而这样一种任务，让军事情报局局长独自承担是很困难的。情报部门和决策机构的共同错误是，在已知有异乎寻常的重兵集结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大的情况下，没有把南北边境同时增兵与叙利亚和埃及的意图联系起来考虑。  
　　以色列情报界密切注视埃及这次大演习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多少关心叙利亚部队的大量集结。不过，所有的迹象都仅仅表明，叙利亚感到不安的，是它对(以色列)9月13日击落13架叙机后采取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可能作出的反应。然而以色列认为真正的危险不会来自叙方，因为叙利亚从来不单独发动进攻。就像他们对埃及的看法一样，叙利亚是在准备一次演习，是出于担心以色列可能发动进攻而采取的专门预防措施。有大量迹象本应引起注意，却被几乎加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迹象所抵销。不过到9月底，从不同渠道获得的情报都表明，埃及人正在准备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情报材料曾多次具体说明即将发生的各种情况，但是当这些情况真正发生时，它们却被忽视了。  
　　随着埃及人开始实施机动，苏伊士运河一线的以军即注意到埃军的活动日趋频繁。每天从以军前沿阵地传来有关埃军在运河一线的战备活动的情报。负责指挥最北端的“奥卡尔B”支撑点(在福阿德港以南约5英里外)的戴维·阿布·德哈姆中尉报告说，一艘船只正在港口卸下火炮、装备和弹药。还接连报告火炮正在进入前沿阵地，原先空着的地对空和地对地导弹阵地也都在部署导弹，埃及土兵正在清除雷区并潜入水中排除水下的地雷。报告描述了整修各条下河道路的情况、土工作业情况以及为渡河和架设舟桥、浮桥而准备场地的情况。然而，埃及人在运河一线70处排除地雷的同时，又把这些地雷埋到了其他地方；一些下河的道路开放了，而另一些又封闭了。另一方面，士兵和老百姓的日常活动仍都照常进行：埃及士兵仍然不戴钢盔在运河边钓鱼和游逛，老百姓照样干活，好像不会发生什么异常的事件。  
　　随着埃军演习的开始，阿弗拉罕·(艾伯特)曼德勒少将指挥的装甲师(约有280辆坦克)在运河一线进入了戒备状态。南部军区司令部下达训令，要求一定要贯彻一切为战备而制定的规定。并且，对所有动员工作都进行了检查，取消了一切休假。任职不到3个月的南部军区司令施穆耶·戈南少将于10月2日视察了运河，并发出了一系列保证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命令。他曾请求批准采取若干预防措施，但他的一些请求被拒绝了。他下达了在西奈的所有兵营周围加强警卫和安全措施，确保所有部队都熟习“什伐赫·约尼姆”行动计划的命令，一旦敌人进攻，即将该计划付诸实施(已有一段时间未按该计划进行演练了)。他还下达了加速装配预制构件桥梁，以备以军渡河时使用的命令，并沿沙堤设置了伏兵。  
　　 10月4日，戈南将军参加了总参谋部召开的一次专门解决武装部队纪律问题的会议。当他从特拉维夫来到海法时，他的情报军官戴维·格达利亚中校于5日凌晨1时打电话向他报告说，那夜埃及人修筑沙垒直到10时。  
　　卡尔曼·马冈准将定于10月7日接替艾伯特·曼德勒，担任守卫苏伊士运河前线的装甲师师长。在整个一星期中，该师各部队都在准备向他们的将军告别，但曼德勒并没有到各部队去道别，而只是作了一次告别讲话，其中他讲了战备的重要性和他感到战争迫在眉睫的事实。10月5日星期五，在南部军区和曼德勒师正忙于检查战备情况和下达最后训令时，艾伯特会见了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刚结束指挥与参谋学校校长的任期，并在几天前刚从国外旅行归来的军官马冈。就在这两名军官商量定于在星期日进行的交接工作时，情况清楚表明，交接工作要推迟。艾伯特的副师长皮诺准将对前线不断传来的报告感到非常不安，建议艾伯特命令所有部队离开营房，并按照“什伐赫·约尼姆”应急计划，进入前沿阵地。但是，尽管马冈完全赞同这一意见，艾伯特却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接到的所有指示都要求他们绝不能引起埃方的猜疑；不能采取可能导致前线全面战争升级的行动。实际上，艾伯特从10月3日星期三起，就清楚地知道战争迫在眉睫。为了强调他对形势的看法，装甲师向南部军区发去了紧急电报，报告了埃方进行战争准备的种种迹象，同时每天晚上还上送一份当天观察到的埃方活动的综合报告。  
（未完）

据战争处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0月1日南部军区情报部的战斗序列情报军官本杰明·西曼·图夫中尉曾向南部军区的情报军官戴维·格达利亚中校呈送了一份报告，报告分析了埃方部队展开情况，认为那是在准备发动战争，尽管它是在演习。10月3日，他又呈送了一份报告，进一步指出：许多情况表明，演习可能是掩盖战争准备的手段。格达利亚没有转发这个下级军官的情报判断，而是把它从南部军区的敌情报告中删去了。实际上，军事情报局局长泽拉将军直到1974年3月在战争处理调查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会上才知道西曼·图夫的这一情报判断。(这时西曼·图夫已被调离南部军区情报处，泽拉将军把他请到他的办公室，听了他的情况报告并提升他为上尉)。  
　　 10月5日，艾伯特师要求增援，包括加强运河一线的支撑点和运河以东约20英里处的山隘。南部军区司令部给该师的密码复电转述了统帅部的密电命令，大意是埃军的演习已接近尾声，很快就要结束了。这时苏联的电台广播强调以色列沿叙利亚边境集结部队是企图进攻叙利亚。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判断是，叙利亚在过去的24小时内对以色列可能发动进攻更为担忧；叙利亚展开部队是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以色列在全世界日益孤立而阿拉伯前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很可能对叙利亚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同样地，苏联的电台还强调了埃及人对以色列进攻的恐惧。如同事实表明的那样，自消耗战以来埃军在地中海和红海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这还是第一次。  
　　 10月5日凌晨，埃军沿苏伊士运河作了紧急展开和部署，这是以色列国防军前所未见的现象。发现在前沿地域又增加了56个炮兵连，使总数达到了194个连。此外，据报告，所有5个步兵师已全部展开；所有5个架桥和渡河器材集结地域都有部分地区堆满了器材；运河全线修筑在沙垒上的，能向西奈射击的坦克掩体均已配置了坦克排；同时还发现有机动的TCH浮桥(苏制TCH型履带式自行门桥，能在陆上或水上行驶)部队和又有大部队进入后方地域。以色列海军高级情报军官在分析所有方面的征候以后，于该周初向他的指挥官叙述了他的看法：认为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总司令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9月30日，总司令部讨论了局势。塔尔将军表示，他对那些宽慰人心的敌情判断，持有极大的保留意见；泽拉将军则坚持认为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他解释说，叙利亚集结部队是与9月15日叙机被以机击落有关；而埃及人只不过是在准备一次重大演习。但是塔尔总感到不安，他把泽拉和沙列夫请来开会，并在会上再次强调他不同意他们的判断。然而他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在中东，另一个表明战争迫在眉睫的因素是苏联，它早已卷入了该地区的军事事务。战前三天，苏联发射了一枚侦察卫星，开始飞越加利利地区以及西奈、苏伊士运河和叙以边境地区上空。它每天都改变轨道，以便侦察以色列两条防线的各个不同地段。10月2日星期三早晨，萨达特总统召见了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几乎在同一时间，阿萨德总统在大马士革也召见了苏联大使。两位总统向大使们表明战争迫在眉睫，但未详谈。  
　　 10月4日，停泊在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的苏联舰队开始撤离。这一大规模的行动加深了以色列海军情报机关的怀疑。同时还接到情报说，苏联巨型“安东诺夫-22”型飞机到达开罗和大马士革，准备通过空运撤走那里的苏联人员家属。以色列情报部门对此的解释是：这些行动要么表明苏联方面已知道战争迫在眉睫(这次人员撤离和海军舰队撤离可能是苏联为阻止埃及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行动。因为在1971年“决定性一年”的年底，即在埃及上次总动员期间，苏联舰艇就曾经撤离过塞得港口)，要么也许是埃及人与叙利亚人一起，最后决定要把苏联人从埃及清除出去，尽管这种解释看来理由不很充分。  
　　 9月29日星期六，两名持枪的巴勒斯坦人在捷克-奥地利边境劫持了一列从莫斯科运送俄国犹太人去维也纳的火车。他们把5名犹太人和1名奥地利海关官员扣作人质，要求派飞机把他们和人质一起送往阿拉伯国家。在谈判期间，奥地利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犹太人)提议，关闭设在维也纳附近舍瑙城堡的犹太移民运送中心。人质被释放了，两名持枪者也获得了自由。以色列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这一事件成了所有宣传工具的报道中心。以色列政府的精力也完全集中到了这一问题上。梅厄夫人按预定时间飞往施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了讲话，然后，她不顾一些内阁成员的忧虑，又飞往维也纳，试图说服克赖斯基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但是失败了。她于10月3日星期三返回以色列，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  
　　迄今还不清楚歹徒劫持火车的行动是否是以转移以色列对前线事态的发展的注意力为目的的总的欺骗计划的一部分。该行动是由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组织干的，但是它与叙利亚军队控制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闪电”有联系，这一情况为这一行动是总的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的设想提供了凭证。然而，不管是否有预谋，这一行动确实转移了政府和公众对以色列南北边境不祥事态发展的注意力。  
　　当以色列住宅部部长齐夫·沙耶夫在10月3日星期三去戈兰高地为该部建成的若干住房举行落成仪式时，获悉了叙利亚的局势。在落成仪式上，他与北部军区司令霍菲将军进行了交谈，了解到他对叙利亚在前线集结了数量空前的兵力极为关切。住宅部部长被从外出视察途中召回特拉维夫，参加梅厄夫人从维也纳返回后召开的内阁会议，听取她与克赖斯基总理商谈的全面汇报。然而，在内阁会议上只字未提有关南北前线的军事形势。  
　　在内阁全体会议开会前，梅厄夫人的“厨房内阁”举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议，讨论边境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出席会议的有梅厄夫人、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管部部长伊斯雷尔·加利利、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情报研究处处长沙列夫(情报局长泽拉患病在家)。沙列夫准将详细阐述了边境形势的发展情况，列举了敌军兵力。梅厄夫人曾几次询问他，根据阿拉伯军队目前的态势，他们是否有能力发动一次进攻。回答是肯定的。“厨房内阁”根据这一情况，用了约两小时时间，集中讨论了阿拉伯领导人可能怀有的企图。他们回想起5月间情报局曾断言，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约可能性不大。当时，尽管情报判断被证实是正确的，总参谋长却持不同看法；这次他却同意情报局的判断：不可能发动进攻。会议的最后结论是，他们所得到的军队集结的报告并不表明战争迫在眉睫。与会成员一致同意就这一局势向10月7日星期日正式召开的内阁会议报告。  
　　星期四晚上，泽拉将军向总参谋长报告了苏联家属从埃及和叙利亚撤离的消息。泽拉因病已休息两天，这一新情况使他感到很不安。  
　　星期五清晨，以色列各报刊的军事记者接到指示：不要夸大来自国外的有关阿拉伯军队在边境大量集结的报道，并指出以色列国防军正根据事态发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然而同一天早上，埃拉扎尔将军决定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C”级战备状态。这是他任总参谋长以来第一次宣布的最高战备状态。  
　　这时，召开了有国防部长参加的会议。泽拉将军叙述了苏联通过空运撤离家属的情况，认为这可能表明阿拉伯人与苏联的最后决裂，尽管他并不认为这是很可能的。他继续说，苏联人显然知道有可能要爆发战争，他们可能已接受了阿拉伯人关于以色列即将发动一场进攻的断言，因为苏联人在广播中恰好也是重复这个调子。然而，这看来又不大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必然要与美国人进行接触，而美国人又必然要去找以色列劝其克制。而美国人并没有与以色列人接触。所以，泽拉得出的结论是：可以相信，苏联人知道阿拉伯人可能要发动进攻，并且担心由于以色列的反击而致使他们的家属遭难。尽管如此，情报局还是认为阿拉伯人进攻的可能性很小。  
　　会议由此中断而转到总理办公室继续进行。在那里，用前线重兵集结的航空照片向梅厄夫人阐明了当前的局势。会议批准了已在武装部队内部宣布的战备状态，并决定后备队动员中心也进入战备状态。达扬对埃拉扎尔采取的战备措施表示满意。面对这一局势，梅厄夫人决定召开内阁会议。这时，正值赎罪日前夕。大多数部长已经回到全国各地的各自家中(七人在耶路撒冷，一人在海法，其他人则在各自的集体农庄)。为了不打扰已经回家的部长们，决定只召集住在特拉维夫的部长开会，而不召集住在耶路撒冷、坐车仅需一小时的那些部长们。这一决定在事后召致了那些未被召集参加会议的部长们的不少冷嘲热讽。  
　　在会上，部长们听取了前线全部情况的介绍。总参谋长在介绍情况时两次强调指出，阿拉伯部队的展开既可说是进攻也可说是防御，泽拉将军介绍情况时则曾三次强调了这一点。情报部门的报告也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众所周知，10天前美国人的观点还是战争不可避免，但现在却同以色列情报机关的观点相一致。部长们被告知，军队已完全处于“C”级战备状态。会议中，巴列夫将军给总参谋长递了一个纸条，问他部署了多少坦克。回答是，南部300辆，北部200辆。在内阁成员们提出问题并得到军事情报局局长的详细解答后，会议要求所有部长说明赎罪节期间可以找到他们的地点。在散会出来时，加利利问交通部部长希蒙·皮拉斯：“你是怎么想的?”皮拉斯回答说：“看样子好象要打仗。”  
　　埃拉扎尔将军始终相信，军事情报局会给他充分的预警时间让他进行动员。在10月第一周关键的几天里，源源不断送来的情报判断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然而，战后他却坚持说，大量能说明可能爆发战争的材料都没有送到他那里。根据埃拉扎尔在战争处理调查委员会上的证词，星期五早上曾有好多份说明战争迫在眉睫的情报，但他在星期六早上才收到。他坚持说，如果他能在星期五早晨收到这些情报，他便会立即进行动员。甚至在星期五他还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他会得到充分的预警时间。就是在两天前，即10月3日，他在与以色列报刊的编辑们谈话时，有人问他，一旦战争爆发，正规部队能否顶住进攻；他的回答是不能，如果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突然袭击，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能同空军一起，制止一次崩溃。但是，人们通常都认为，以色列会有充分的预警时间来动员后备力量。  
　　从星期四晚上开始，泽拉就疑虑重重，但他总是以正规部队已处于战备状态，和总司令部认为其力量足以能抵挡住最初的攻击来安慰自己。在此问题上，他对情报部门会给他预警时间是分外放心的。10月5日星期五，总参谋部召开了一次会议，情报部门再次对敌情作了介绍，但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小而又小”。南部军区在下午2时30分召开的参谋会议上检查了所作的一切准备，并讨论了所有有关的作战计划。他们决定，第二天一半参谋人员去视察苏伊士运河前线，另一半人员则视察军区的其他部队。  
　　那天晚上，以色列军政领导人均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就寝，但是没有人想到国家眼看就要遭到进攻。如果他们能及时克服先入之见，那么以后几天的全部历史必然是全然不同了。  
　　 10月6日凌晨4时，泽拉将军被床边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他听了来电话者的报告后，立即拨了三个号码，相继唤醒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塔尔将军)。他转述了刚接到的敌情报告——战争将于当晚日落时分在南北前线同时爆发。半小时内他们全到总司令部开会。根据情报系统逐级上报来的在日落时分发动进攻的情报他们大体判定，进攻约在下午6时开始。这个时间不久就被当成确切时间。  
　　埃拉扎尔将军放下电话，立即给空军司令本杰明·佩莱德将军打了电话，询问他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需要多少准备时间。佩莱德回答说：“如果你叫我马上动手，我们可以在11点准备完毕。”埃拉扎尔决定对叙利亚的导弹系统和机场发起攻击，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叙利亚遭到突然袭击，打乱它的进攻部署，从而保证对以军地面部队的近距离支援。清晨5时，他与塔尔将军和佩莱德将军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指示为动员后备队沿前线和在纵深展开、民防进入战时状态，撤走戈兰高地村民和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突击作好准备。5时30分，他向各兵种司令和海空军司令下达了命令。  
　　清晨5时50分，在达扬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埃拉扎尔提议进行总动员，并由空军对叙利亚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达扬否决了他先发制人的意见，而对动员后备队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初，达扬只打算批准为北部军区动员一个旅，后来同意也为南部军区动员一个旅，最后才同意为两个军区各动员一个师。然而，尽管埃拉扎尔坚请对作战部队实行总动员，力陈对能立即投入反攻的部队进行动员的重要性，但达扬坚持只为防御进行动员。埃拉扎尔坚持认为，防御与反击之间不可能分得那么清，他强调，选择反攻的时间，是防御的有机组成部分。达扬决定将此问题交总理决定，他说：“我决定向果尔达建议动员5万人”。埃拉扎尔表示反对，坚持要同时提出他的进行总动员的建议。达扬同意向总理提出双方的建议。埃拉扎尔不顾国防部长的不同意见，下令为地面部队和空军动员几千名后备队员，他认为这一动员是绝对必要的。  
　　与此同时，北部和南部军区司令部的两位司令接到了火速飞回特拉维夫的命令。上午7时15分，埃拉扎尔将军召开了有南、北部军区司令参加的参谋长会议。他就战争发表了总的训令，强调第一阶段是牵制战，所有部队必须作好尽早发起反攻的准备。他扼要地重述了各种攻防作战计划，并指出以色列国防军的基本军事原则是要在两天之内进行反攻。他命令两位司令飞回各自军区，下达命令，然后在正午返回，以便他检查他们的战备情况。他向会议说明，他已要求对后备队实行总动员，但因为国防部长反对，所以此事有待总理决定。  
　　戈南从特拉维夫打电话给艾伯特和南部军区作战部长，下达紧急命令：不准采取可能引起埃及人猜疑和导致战争的任何行动。战争预计在晚上6时爆发，他要求艾伯特的部队向前开进，以便能按照“什伐赫·约尼姆”计划在傍晚5时进入防御阵地。由于艾伯待提出这样时间卡得太紧，没有留有余地，于是双方同意部队在4时进入阵地。艾伯特与各旅长一起回到由他负责的指挥小组，复述了他接到的命令。  
　　上午8时在总理办公室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梅厄夫人、达扬、加利利、埃拉扎尔、泽拉、兹维·朱尔将军(国防部长助理)和各部门首长(副总理阿隆在会议中途到达)。埃拉扎尔和达扬各持己见，达扬仍然反对总动员，他对梅厄夫人说：“如果你采纳他的建议，我不会碍事，也不会辞职；但是你很清楚，总动员是多此一举。”会议最后采取了折衷方案，批准埃拉扎尔动员10万人(他利用这一授权，下达命令动员了更多的部队)。在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问题上，总理赞同达扬的立场，否定了埃拉扎尔的要求。  
　　动员得到批准后，塔尔将军感到出席会议的人并没有认真看待战争的危险性，也没有意识到局势的紧迫性，因而他下达了一些特别命令。他强调，以色列正面临着一场突然袭击，前线部队将遭到大规模的炮击和大量坦克和步兵的进攻，他们将要求增援，而到那时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力尚未作好准备。因此，他认为有必要立即改变陆军的思想：现已不可能按常规成师成旅地进行动员；现在的问题是，要把一个一个的坦克排、坦克连以及其他分队尽快送往南北前线，直接送上火线。为了对付局部地区的战事，有必要临机处置。  
　　正午，内阁成员分别从犹太教堂和家中赶来开会。参加内阁会议的还有总参谋长和情报局长。会上梅厄夫人详细谈了她收到的有关当天下午可能爆发战争的情报。她叙述了当天清晨她向美国大使肯尼思·基廷作出的保证：以色列方面不会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并告诉内阁成员，后备队已于当天上午10时开始动员。据一则报道说，司法部长夏皮拉问道：“如果敌人在晚上6时前进攻会怎么样?”对这一问题，据说国防部长达扬回答说：“这是这次会上所提出的最关键的问题。”对于工商部长钱姆·巴列夫来说，战争发起时刻在下午6时讲不通，这可能是个错误，因为，毕竟情报还提到要有一次空袭。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肯定是在下午6时。”  
　　内阁成员在热烈的讨论中得到保证，在发动反攻前所采取的措施，足以遏制敌人的进攻以待转入反攻。下午1时55分，在讨论正在进行时，梅厄夫人的军事秘书以色列·利奥尔准将突然推门进来报告：“战争已经开始”。空袭警报的尖啸声立即使大家明白过来，以色列将再次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当天晚上，梅厄夫人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几天来，我们的情报部门已经获悉，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作了向以色列实施协同进攻的部署……我们的部队已按计划展开，来对付即将来临的危险……”。

第五章 狼登羊栏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在六天战争的最后两天，即1967年6月9日和10日，以色列军队占领了戈兰高地。当时，以色列国防军向叙利亚控制的高地发起了一次正面进攻，该高地一直威胁着山下以色列居民点的生活。这次战斗很快被公认为是一次典范的战例。叙利亚在50年代和60年代已把整个戈兰高地改建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阵地网。多年来，叙利亚军队不断从这些看来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出动，对以色列北部的犹太人居住区进行骚扰。在60年代，叙利亚企图利用戈兰高地地形，使流经以色列的约旦河改道，从而切断以色列农作物的主要水源。在由此而引起的战斗中，叙军在以军的攻击下夺路溃逃，当地居民几乎随叙军全部逃光，仅剩下大约7千名德鲁兹族居民留下继续在以色列政府的管辖下生活。  
　　戈兰高地西部与加利利湖(太巴列湖)上游的约旦河谷相连，南部与雅穆克河谷接壤，东部与拉克德河交界，北部与赫尔蒙山脉相通，其总面积为480平方英里。戈兰高地从南向北逐渐隆起，由600英尺上升到3,000英尺，它的陡峻的悬崖俯瞰着西部和南部的约旦河谷。戈兰高地地形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火山活动所造成的岩浆不断从裂缝和火山口流出，使高地上复盖着一层连绵不断的玄武岩。火山锥则形似许多巨大的蚁冢耸立在熔岩复盖的高原上。  
　　从以色列的约旦河谷到戈兰高地悬崖，只有有限的几条道路。主要通道是两条由泽马赫到阿勒的公路：一条经过哈马，另一条经过艾因格夫-吉瓦特约夫(通常被称为加姆拉赖斯山丘)，向东北经拉马特马格西米姆和朱哈达尔到拉菲德道路交叉口，由此向北到库奈特拉，与库奈特拉-大马士革公路相接。第二条以所谓的阿里克桥为起点(该桥在布特哈河谷的加利利湖与约旦河汇合点附近)，横跨约旦河，经耶胡迪阿上升到库扎比阿开始分叉，一条向北通往库奈特拉-大马士革主要公路上的纳菲克道路交叉口；另一条是通往候什尼亚地区的二级公路。联接北加利利和大马士革的历史要道，就在布诺特亚阿科夫桥跨过约旦河，再由此直上悬崖到达上叙利亚关卡，然后路经纳菲克道路交叉口到达通往大马士革主要公路上的库奈特拉。在北部有一条道路，从古嫩集体农庄攀登悬崖到达瓦塞特道路交叉口，再经库奈特拉向北沿主要公路直达大马士革，或由库奈特拉北部向左转，经过马萨达的德鲁兹村到达赫尔蒙山。最北部的一条道路是从约旦河的一条支流丹恩河的发源地，穿过赫尔蒙山丘陵地带到达马萨达，由此再向北则到达赫尔蒙山高地或向南到库奈特拉。  
　　有两条西北走向的南北要道与所有东西走向的道路交叉。最东边的一条是从南面的拉菲德道路交叉口向北，经过库奈特拉到马萨达和赫尔蒙高地。这条道西边是塔普林大路，该路有20英里长的一段与世界上最长的塔普输油管道(该管道从波斯湾的巴林开始，经过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到黎巴嫩，全长约1,200英里)平行地穿过朱哈达尔地区的戈兰高地，经过纳菲克道路交叉口，再由此向北到黎巴嫩边界。  
　　叙以前线由一块长与宽都约在0.5-1英里之间的无人区隔开。联合国观察员在此沿主要道路设置了观察哨。以色列据守的“紫色线”(1967年6月10日在以、叙之间建立的停火线)是一条良好的军事防线，它迄今离分界线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紫色线”以东，地形向叙利亚山谷倾斜，因而有良好的视界和射界。而“紫色线”以南与向雅穆克河谷倾斜的拉卡德陡坡相接。在平坦的黑色玄武岩高原上，火山星罗棋布，如阿维特尔山(3,970英尺)，赫尔蒙山(3,996英尺)和特勒法里斯山(3,989英尺)，这些山是以色列沿“紫色线”建立的整个防御的组成部分。赫尔蒙山的北部阵地为观察提供了良好条件，但特别重要的是这个阵地首先可被作为一个电子观察所。确实如此，以色列于1967年占领了这个所谓“以色列”赫尔蒙山阵地后，叙利亚人即在另一个能瞰制以色列占领的赫尔蒙山阵地的山顶建立了新的阵地。  
　　 1972年，伊扎克·霍菲少将被任命为北部军区司令，接替莫德凯·古尔少将。莫德凯·古尔少将则被任命为以色列驻华盛顿武官。霍菲身材矮胖，说话温和，性格执拗。他平时沉默寡言，由于多年来以身作则而具有无声的权威。他在多年边界战斗中赢得了荣誉，他是以色列几代年轻人中无人不知的领导成员之一，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哈卡”。霍菲在分析他担任新职后所遇到的军事问题时感到，他面临的，其他边境地区不存在的主要困难在于，以色列和叙利亚军队在开阔平原上直接对峙，近在咫尺，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天然障碍物能迟滞入侵军队的推进。这正是奉行苏军条令的叙利亚军队所希望的态势，他们正打算在这里发起一次进攻。  
　　叙利亚人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一支经过充分动员并处于紧急状态的军队。它保持戒备，随时准备参战，并集结在停火线到大马士革这一地区。虽然在雨雪交加使土地变成沼泽，装甲车辆时时无法通行的冬天里，叙军也曾削减兵力，减少一线人员，但是叙军的主要部队是经常处于战备状态的，削减兵力和减少一线人员仅是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叙利亚军队调到大马士革的东部地区进行训练。  
　　叙利亚的空军不同于埃及的空军，它在六天战争后，没有被迫转移任何空军基地。因此，一旦叙利亚进行空袭，以色列应有的预警时间仍然未变，对平民人口的潜在危险也毫无变化。此外，苏联向叙利亚提供的“蛙”式战场支援导弹(最远射程达55英里)部署在足以打到以色列人口集中城市的阵地上。还需考虑的问题是，在戈兰高地已设置了约15个以色列居民点，而且胡拉山谷的以色列居民点仍处在叙利亚火炮射程之内，而以色列的其它大部分边境地区，在六天战争之后已不存在这种情况了。总之，叙利亚的防御体系是按照这样一种方针构筑起来的：他们的部队在任何时候都不需经大量调动，即可展开实施进攻，因此给人的预警时间确实不多。  
　　以色列的基本思想是用较少的现役部队守住防线，依靠大规模的空军支援进行防御战，以赢得时间动员预备队，沿防线构筑的支撑点防御工事，则依靠机动的装甲部队进行支援。这些阵地构筑坚固，能抵挡住大规模的进攻。赫尔蒙山南麓有17个这样的支撑点，平均每个有15名士兵把守。这些支撑点有雷场和铁丝网等障碍物的良好保护，并与本身步兵支援武器一起组成环形防御阵地。每个支撑点后方均部署有一个坦克排。整个防御体系的设计是为了对付大量火炮和坦克的火力袭击，并在敌进攻时起到警报和迟滞敌人的作用。这条防线由一个旅守备。爆发战争时，则由拉弗尔(艾坦准将的绰号)·艾坦准将负责指挥戈兰高地的所有部队。如前所述，以色列的整个防御体系是依据有情报预警这一设想建立起来的，这样就能有时间及时动员后备力量和使驻守戈兰高地的部队有能力迎击任何进攻。这就造成多年来阿、以军之间的兵力成2.5-3比1，阿拉伯人占优势。以色列统帅部认为靠这个比例可以过得去。  
　　 1972年冬，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以色列领土和欧洲进行恐怖活动之后，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恐怖分子的营地。尤其是空军，在这个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斗的冬天，经常向恐怖分子营地进行空袭。以色列空军给叙利亚造成了如此重大的伤亡和破坏，致使叙利亚很快便着手建立一个由地对空导弹组成的防空配系。诚然，这只是一个开端，但是在认识到建立这样一个导弹配系就会限制以色列防御思想中的基础力量——空军的效能，这使霍菲开始感到关切。双方部队在戈兰高地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火力交战。这种“战斗”日子，从1972年10月一直延续到1973年1月突然停止交火为止。以色列统帅部很自信地认为，对叙利亚人的惩罚已经起到作用。但是事实上，叙利亚人后来停止边界线上的活动的真正原因，是埃及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对大马土革的访问，以及在会谈中原则上作出的发动战争的决定。  
　　在1972至1973年间，北部军区着手修建庞大的永久性防御设施，修筑了许多新的公路和数百英里的临时公路，以利于火炮的展开和坦克运动。根据艾弗尔·艾坦将军的建议，为防守戈兰高地而设立的各坦克旅动员中心都从后方地域前移至靠近高地的地方。(演习表明，由于作了上述准备，动员所需时间减少了一半)。霍菲让所属各旅通过反复演练，测定各旅沿前线各条轴线运动所需的精确时间。北部军区司令部所采取的，特别是在1972年冬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后所采取的改进措施有：改进和加长了沿“紫色线”构筑的反坦克壕，以迟滞敌人和诱使敌人陷入预先设置的反坦克地域。修筑了一系列坦克阵地和掩体(它们已在战斗中证明是有价值的)，使坦克能充分发扬火力摧毁反坦克障碍物。  
　　 1972年冬季的边界战斗，使北部军区获得了一次汲取教训和总结经验的机会。在所有激烈的坦克战中，叙军所展开的全部坦克，实际上都遭到了以军坦克的打击。在第二次大冲突中，叙军采用了“萨格尔”式反坦克导弹，并成功地使以军的许多坦克失去战斗力。以军很快吸取了这次教训，给装甲部队配属了迫击炮，以对付操纵这些导弹的叙军步兵。这一措施及另外一些措施都已证明是成功的。实际上，在冬季的第三次和最后一次交战中，尽管叙军发射了大量导弹(在以军阵地周围可以看到一扎一扎的导弹导线)，却再没有发生坦克被导弹击中的情况，就这样，由于冬季战斗后前线平静，戈兰高地防务由一个守备旅负责，前线配置两个步兵营，并得到四个炮兵营的支援，并有巴拉克坦克旅为其后盾，一个坦克营配置在前方，另一个营在后方进行训练。  
　　叙利亚军队在1967年战争后也进行了总结，并已开始运用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经验教训。他们从“紫色线”到大马士革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反坦克防御配系。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演习，最后以一次与赎罪日战争进攻一模一样的重大演习而告终。以色列观察家们注意到，叙军的训练课目集中在跨越反坦克壕，排除障碍物和地雷场，以及实施重大突破。十分清楚，叙利亚陆军的全体步兵的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反坦克障碍物。叙军使用的导弹系统的大量数据都不难弄到，叙军在前线构筑的阻挡以军渗透的所有阵地，都以掩体内固定的T-34型坦克为中心。除了大量集中57毫米和85毫米反坦克火炮，还在全线大量工事内配置了100毫米两用火炮，所有部队都配属有反坦克武器，从排一级的PHT反坦克火箭筒到旅一级的“萨格尔”式反坦克导弹。  
　　 1973年夏初，叙军一反在夏季总要加强前线力量的常规，开始削减他们在前线的部队。叙军把在前线与以军60辆坦克对峙的800辆坦克减少到400辆，把与4个以军炮兵连对峙的80个炮兵连减少到40个。但在9月11日，从航空照片中发现叙利亚加强了前线部队，坦克已增至550辆(增加了150辆)，炮兵连已增至69个。  
　　 9月13日，以军飞机在东地中海上空执行一次巡逻任务时，在叙利亚塔基亚港地区上空与企图进行伏击的叙军飞机进行了一次较量。在这次激战中，叙利亚有13架米格战斗机被击落，而以色列则仅损失1架，且其驾驶员获救。根据长期经验，以色列知道叙利亚对此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因此，北部军区采取了紧急预防措施。  
　　 9月24日，霍菲将军参加了总参谋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情报局局长及其助手提出了一份边境形势分析报告。霍菲在离开司令部到特拉维夫开会时，带来了当天早晨的空中侦察报告。空中侦察照片表明，叙军的三个步兵师已在前线紧急展开，每个师都以两个步兵旅、一个师属坦克旅和一个师属机械化旅配置在前方，坦克已增至670辆，炮兵已增至100个连，大体上达到以往多次紧急情况时的最大兵力。在总参谋部的会议上，霍菲将军提出了北部前线的局势问题，并指出，一旦叙利亚发动进攻，看来他不可能会得到预警时间。霍菲将军的发言使出席这次会议的国防部长达扬将军深感不安，他询问总参谋长有关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情况。他谈了构筑一道人工障碍物的重要性，有人告诉他正在沿反坦克壕埋设地雷。  
　　 9月26日，即犹太人新年除夕，达扬和埃拉扎尔视察了戈兰高地前线，陪同视察的军官们(其中包括霍菲)注意到，在离边境仅2英里处和在以军81毫米迫击炮射程内的库德奈地区集结有中程火炮，这在任何军事观察家看来都是一个企图进攻的明显迹象。这引起大家的严重关切，总参谋部即命令第7装甲旅各部队作为预备队调往戈兰高地。达扬则向随行的报刊和电视记者发表了谈话，向叙利亚人提出了警告。就在同一天，守备旅宣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取消休假；旅部主动配齐动员中心的人员，尽管这一命令大约在10天后的赎罪日前夕才收到。该旅还检查了动员系统；加快了正在构筑的反坦克壕工程；埋设了数千枚地雷。过去的边境冲突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整个战备系统都在顺利运行。  
　　 10月2日星期二，空中侦察发现叙军兵力已增至800辆坦克和108个炮兵连。在星期五的进一步侦察中又发现，坦克又增至900多辆，炮兵连已达140个。还发现配有130毫米和152毫米火炮的炮兵群已部署在前线阵地的前沿，在南部地区还发现增加了一个装甲旅。这些都是不祥之兆。以色列北部军区情报机构还注意到，叙军在上述各次增兵中，都没有部队进入其第二道防线。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仅有进攻的意向。叙军的两个装甲师分别驻在它们的卡塔纳和基斯维永久性兵营。10月2日，叙军前线的各步兵旅第一次全部进入紧急阵地。整个叙利亚的地对空导弹都已准备就绪，配置在与大马士革-谢赫麦斯金公路大致平行的阵地上。  
　　星期五，以色列总司令部宣布，以色列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以军在戈兰高地的坦克增至177辆；炮兵连增至10个；北部军区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了戈兰高地；全部后备役部队都接到动员的预令；所有负责进行正规动员的参谋人员都规定留在营地，以准备进行动员工作；正在休假的重要人员都全部返回部队。守备旅象以往双方每次激烈炮战时一样，把军队中被动员的全部妇女和文职人员都撤出了戈兰高地；裁减了库奈特拉的军政府工作人员，并向该地区增派了医生和医务人员；还准备了居民疏散计划，尽管该计划直到赎罪日才付诸实施。在赎罪日前夕，即10月5日，守备旅报告，叙军一个庞大的车队正在向边界运动，但他们没有从情报机构收到有关这一情况的明确通报。  
　　 10月6日破晓后不久，北部军区司令霍菲将军奉召前往特拉维夫的总司令部。各军区司令在那里得到通知说，战争在当天就要爆发，动员令待和总理商定后发出；与此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为对付这一威胁作好最充分的准备和最高的战斗准备。空军已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状态，参谋长已请求批准对叙利亚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空袭。会后，各军区司令立即用电话向各自司令部发出预先号令。霍菲将军则迅速驱车穿过特拉维夫寂静的街道驶往机场，并乘上飞机飞回北线。  
　　整个戈兰高地前线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各支撑点都加强了兵员，每个支撑点平均达20人；调往戈兰高地的第7旅集中在纳菲克地区；疏散村民的命令已经下达，但许多人都拒绝撤离。由于叙利亚军队已摆好进攻态势，北部军区司令就与不愿撤离的村民代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中午，这些村民们开始撤离，到晚上，所有妇女和儿童都撤离了该地区。  
　　中午，霍菲将军再次奉召到总司令部；当他到达时，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将军正同总参谋长告别。他报告了北部军区的战备情况和动员进展情况，并呈递了他准备阻击叙利亚进攻的计划。当他告别去与参谋人员协调几个问题时，传来了战争已经爆发的消息。霍菲将军立即返回军区，耳边尚回响着同僚们的一片良好祝愿。他带上前空军司令莫德凯·霍德将军作为空军顾问，并通知拉弗尔·艾坦将军前来会见他。  
　　艾坦将军受命指挥戈兰高地的这个师已约有一年时间。他与霍菲和伞兵一起参加过多次战斗，目前他在以色列是一个传奇人物。艾坦将军矮小结实，果断刚毅，是一个十足的军人。他在1956年的战役中率领全营空降到西奈中部的米特拉山隘；在1967年战争中，他曾率领他的旅在西奈半岛的北部师集群内打到苏伊士运河。他不知恐惧为何物，鼓舞部下增强信心。这位无畏的战士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基地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一起受过训练。  
　　 10月6日，叙利亚军队有三个步兵师在前线展开，每个师由两个步兵旅、一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编成。第7师的第68、35步兵旅部署在库奈特拉以北的北部地段；第9师第52、33步兵旅部署在特勒哈拉到库奈特拉的中部地段；第5师的第112和第61步兵旅部署在拉菲德到雅穆克一线。每个步兵旅都编有一个有30辆坦克的营，而每个机械化旅则编有一个坦克营和两个装甲步兵营。部署在前线的这三个师共有540辆坦克；部署在他们后面的两个装甲师则共有460辆坦克。共和国近卫队(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的任务是保卫大马士革政权，它装备有最现代化的T-62型苏制坦克。此外，在前线还部署有两个坦克旅和约200辆固定坦克，从而使直接参战的坦克达到1,500辆左右。  
　　以色列军队一贯认为，叙利亚的主攻方向是库奈特拉，因为占领该地域可以大大增强叙利亚的威望，还能打开通往布诺特亚阿科夫桥的主要通路，直达以色列。在拉菲德道路交叉口以东的拉菲德开阔地以其宽广的平原提供了一条天然的坦克通道，因此它被以方判断为是叙军计划的助攻方向。叙军集中中型和重型火炮主要对准布诺特阿科夫大桥这一事实，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看法。据统计，叙军还集中60%的炮兵连对着戈兰高地的北部。这些都是霍菲将军判断叙军突破口极大可能是在库奈特拉地区的主要根据，因此，他决定将第7旅部署在库奈特拉以北的北部地段，而巴拉克旅则防守南部地段。  
　　在10月3日星期三的会议上，讨论了敌人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拉弗尔·艾坦曾提出疑问：如果敌人以两个师的兵力从拉菲德开阔地实施进攻怎么办？他未能得到答复。在会议结束后他离开会场时，一名旅长对他表示怜悯地笑了笑，对一名同僚说，他从未超出过一个营长的实际水平。而历史将证明拉弗尔是正确的。  
　　当战争爆发时，第4营(巴拉克旅的两个正规营之一)已在前线驻守数月了。他们的坦克以排为单位(每排3辆坦克)在前线一线配置，配置地域都在能对支撑点实施近距离火力支援的地方，以对付敌人任何可能的突破。9月13日，在以色列击落13架叙机后，全营进入战备状态。它的前方部队和与之保持联系的支撑点每天都报告说，叙军在不断加强前线兵力和集结越来越多的火炮，他们看到叙军的防空配系在悄悄前移，已逐步做到能掩护从大马士革到南部戈兰高地的整个地区。他们根据以往的经验预料要出事，因而增加了侦察次数，制定了炮兵和坦克的平日作战计划。随着主日节的临近，情况就很清楚，他们注定要在高度战备的情况下度过这些节日了。在犹太人新年即9月27日，戈兰高地挤满了旅游车辆，成百辆的汽车装载着成千上万的野餐者拥挤在公路上，而他们却整天在布设地雷。从犹太人新年到赎罪日之间的10天内，第4营和前线的其它部队都在改进他们的阵地，布设地雷，加长反坦克壕，观察并报告叙军的集结情况。  
（未完）

赎罪日前夕，即10月5日，第4营营长亚尔中校接到命令，取消一切休假。在增援的火炮到达后，戈兰高地的炮兵连将增至11个。边境公路上的库奈特拉以南约4英里的泰勒哈泽卡的北部地段，由第4营及第5营的一个连防守，共有坦克32辆；特勒哈泽卡以南的南部地段，则由第4营的两个连及第5营的一个连防守，共有坦克40辆。亚尔营营部设在库奈特拉，而第5营营部设在朱哈德尔，即拉菲德开阔地西南4英里处；巴拉克旅司令部设在纳菲克。这天，来自“哈贝特运动”(这是一支正统的哈西提克教派，以笃信宗教和对人生充满乐观而著称，是一批对生活充满乐观主义的虔诚教徒，致力于在犹太人中进行虔诚的传教活动)的志愿人员都进入了各支撑点，在犹太人每年的最神圣的一天，即赎罪日，组织士兵们祈祷，进行斋戒。  
　　亚尔是位身材修长的正规装甲兵军官，他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部队上。他因为意识到“要出大事”，在赎罪日一清早即视察了各支撑点和驻守支撑点的部队。他一直在考虑，一旦战争爆发，不利的兵力对比会造成怎样的问题。“哈贝特”的客人们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使亚尔惊讶的是，他发现部队所有人员，包括不信宗教的小伙子们，都在进行斋戒和专心祷告：“新年降临，赎罪日到，生死寿命，早已注定，几许人死，几许人生，谁个当死，谁个当生，谁个寿终，谁个未尽……”亚尔听了，感到很奇怪。他当即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说明了事态的发展，要求他们停止戒食，并提醒他们叙利亚人总是在下午两点开始一天的战斗，因为这能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初次进攻，从而减少以色列大规模反攻的可能性。如果战斗真的在下午两点打响，那他们实际上差不多已完成了他们的斋戒活动，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斋戒，其结果只会给他们的同伴带来危害。亚尔强调说，他无法告诉他们下顿饭的时间，劝他们吃饭，并命令他们整理好装备，作好战斗准备。  
　　亚尔一到库奈特拉，就接到旅长的电话，告诉他作好经受极其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的准备，因为叙军正在卸掉火炮的伪装网。亚尔命令在库奈特拉的坦克散开；显然，不可避免的战争之日已经到来。根据对方的准备情况判断，叙军的火炮集结和坦克的作战准备己进行了好几天，亚尔用密码命令他的部队全部进入即设阵地，并向开进之敌射击，命令他的坦克驶向在库奈特拉以北和最高峰赫尔蒙尼特山以南的“布斯特尔”高地。当他的坦克开上山坡时，那里已经象是“地狱敞开了大门”：叙军飞机向他的部队俯冲、轰炸和扫射，整个前线，他目光所及，已是一片火海。叙军以他前所未见的密集炮火袭击整个以军前沿阵地，炮弹的爆炸，掀起冲天的烟尘。低飞的机群用机枪猛烈扫射，并在离去时投下炸弹。穿过开阔的平原，他可以看到远处有一波叙军坦克，如同蚁群一样开来，他急忙大声命令支援炮兵进入阵地，向叙军的坦克群开炮。他讲话仍象平时一样讲得很快，但想尽量放低他的声音，他命令他的坦克开火，并祝愿全体孩子们交好运。炮弹开始在他的坦克周围爆炸。他开始意识到，他们是在打一场极其猛烈的白昼战斗。  
　　第7旅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出色的队伍之一。该旅创建于1948年拉特伦战役，它曾在打开通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道路的拼死战斗中，与阿拉伯军团进行过较量。后来，在刚刚成形的以色列军队肃清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正规军与非正规军的战斗中，这个旅又打过许多胜仗。在1956年的西奈战役中，第7旅在尤利·本·阿里上校的指挥下，突破了阿布奥格拉对面的埃及中部地段的防线，横扫西奈，直抵苏伊士运河；在1967年战争中，该旅在施穆耶·戈南上校的指挥下，一举攻占拉菲亚的埃及防线，在通往阿里什的道路上的吉拉迪打了个大仗，并再次横扫西奈直抵苏伊士运河。它是装甲部队的精华。  
　　在战争爆发前五周，在第7旅战斗过的人都到拉特伦集会，纪念以色列建国和第7旅成立25周年，回忆该旅的光荣历史。身材瘦高、具有一付贵族气派的旅长阿维多尔上校，在拉特伦的那个晚上，当他在圆形剧场内面对着总理和数千名原该旅官兵时，并不知道他的旅将在数星期内，为了保卫这个正在庆祝建国25周年的国家，要进行一场生死的斗争。  
　　第7旅曾多次参与戈兰高地和黎巴嫩边境的冲突事件，大多数军官对地形都很熟悉。由于犹太人新年前夕局势紧张，第7旅奉命派一个营去戈兰高地加强巴拉克旅，阿维多尔在了解了事态的发展后，亲自对形势作了判断，并同过去几年同时期的情况作了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赎罪日那天一定会出事。他的经验告诉他，在过去几年中，不论何时发生需要立即作出反应的敌对行动，都不会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他绝不让他的旅遇到突然袭击。  
　　他命令炮兵侦察戈兰高地，研究地形，准备目标和射表，并召集各营营长，要他们扼要复述曾在北部军区先后实施过的作战计划。他没有报告上级便主动带领各营营长和指挥小组成员沿着前线转了一天；他们进行了观察，研究了地形并重新考虑了他们的计划。10天后，当该旅率先向叙军发起反击时，就采用了他们在那天研究过的作战计划。  
　　 10月5日星期五中午，接到了要求他们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的命令。阿维多尔感到宽慰，由于他的英明预见，他已把他的前进指挥所的一部分迁到了戈兰高地。此刻他明白，他的直觉正被证实：就要发生某些极其严重的事件，同时他感到他的旅在和时间赛跑。当人员、车辆和弹药开始运往动员中心时，大量的运输车辆堵塞了公路。已经北移的各营整夜都在为从后备役部队接收来的坦克作准备，把他们装备起来；第2营在当天夜间向戈兰高地的辛迪亚纳(在纳菲克-塔普林道路交叉口以东约一英里处)运动；同时第7营则在纳菲克-瓦塞特公路占领阵地；第1营在星期六早晨出动，于中午12时以前在瓦塞特道路交叉口占领阵地。第7旅则在纳菲克地区集结。  
　　星期二上午10时，阿维多尔在纳菲克参加了由霍菲将军召集的旅长会议。霍菲将军通知他们，根据收到的情报，叙利亚人打算在当天发动战争；估计进攻可能在晚上6时左右开始。第7旅被指定为纳菲克地区戈兰高地的预备队，任务是准备向北部或南部地段实施反攻，或分为两支部队同时支援南北两地段。阿维多尔驱车到达辛迪纳亚会见第2营，并在那里向全旅连以上军官讲了话，告知他们战争迫在眉睫，并详细阐明了各部队的任务。值得庆幸的是，早在10天前，自犹太人新年起，他们就一直在为此制定计划。现在第7旅已作好了战斗准备。  
　　阿维多尔于下午2时在纳菲克召集指挥小组开会，认为这样能使刚刚到达的第1营有时间进行编组。军官们集合起来等待他时，传来了不祥的飞机声。他们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随着敌机俯冲扫射、轰炸而来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撼着营房。密集的炮火向营房轰击。任何作战会议都开不成了，营长们立即迅速奔回各营，而阿维多尔则在空中轰炸和地面重炮轰击下将旅的前进指挥所撤出了营房，并体察战斗情况，以便下达命令。一小时后，他奉命向库奈特拉地区的北部地段运动，并将第2营调往南部地段，由巴拉克旅指挥。第7旅现在用两个坦克营负责库奈特拉以北地区的北部地段。  
　　阿维多尔笃信要保持一支预备队，不管多少都行，因此他着手组建了第3坦克营。他从他的一个营中抽调了一个连，配属他的装甲步兵营指挥，从而给第3坦克营搭好了架子。随着更多的坦克调拨给他，这个新的营就能逐步组建成为一个真正的坦克营。这样，他就有三个营，有了机动的余地。他得到了由亚尔中校指挥的第4营，该营配置在戈兰高地北部地段的各支撑点。把亚尔营的坦克计算在内，第7旅投入战斗的坦克就将近有100辆。阿维多尔的兵力部署如下：第1营配置在“紫色线”上的A1号支撑点附近，在赫尔蒙山脉丘陵地的马萨达正东，南面离赫尔蒙尼特山约有4英里；赫尔蒙尼特山以南到从北俯瞰库奈特拉的“布斯特尔”山丘这一地区则由第5营防守。  
　　巴拉克旅是北部军区的一个正规装甲旅。由于它多年来参加了边境一带的流动保安作战和一些重大的作战行动(包括为报复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于1972年9月进军黎巴嫩，穿插到利塔尼河的作战行动，这一次行动为以、黎边界带来了暂时的安宁)，该旅已磨炼成为出色的战争工具。该旅在1972年12月和1973年1月叙利亚边境爆发的火力交战中也一直很活跃。的确，该旅在六天战争以来经常参加战斗，包括1970年6月对叙利亚采取的一次重大行动。它是一支高度职业化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它对它要遂行战斗的地形了如指掌。该旅以亚尔中校指挥的第4营防守北部地段，以由奥迪德中校指挥的第3营防守南部地区。在犹太人新年局势告紧时，第7旅的第7营被作为巴拉克旅的预备队调往了戈兰高地。  
　　在犹太人新年以后的紧张日子里，第7旅情报军官达夫少校一直忙于识别、观察和报告叙军兵力不断增加和集结的情况，并对前线进行不间断的侦察。星期五晚，旅长伊扎克·本·肖哈姆上校召集巴拉克旅的参谋人员开会，他们会在叙利亚发动进攻之前得到预警，还是会被打得措手不及？达夫少校坚持认为，叙军可能要对他们整个部队采取突然袭击，而副旅长戴维·伊斯雷利中校则认为会得到预警。  
　　 6日晨，旅部参谋人员视察了前线，午后1时他们在纳菲克会见了旅长。发出了动员后备役部队的命令，因为大家明白，当晚要“有情况发生”。尽管他们仍未从爆发全面战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还是下达了全旅实施战时作战程序的命令。霍菲将军奉召去见总参谋长，本·肖哈姆上校被作为军区的最高军官留下负责戈兰高地的作战指挥。  
　　下午1时50分，旅司令部遭到了空袭和炮击。旅长命令所有部队占领发射阵地，但不准射击。2时，报告有12辆叙军坦克正在北面的以色列A1号与A2号支撑点间朝马萨达方向越过分界线。这些坦克在企图通过反坦克壕时，遭到了亚尔第4营的一个坦克排的阻击。与此同时，叙军的坦克和步兵向大马士革主要公路上的以色列的A3号支撑点进攻。同时报告一个约有40辆坦克的叙军营从库德奈地区发起了进攻。本·肖哈姆即把第4营的预备队投入了战斗，消灭了北部A1号与A2号支撑点之间的叙军。然后，肖哈姆命令该连向南运动，打击正在进攻A3号碉堡的敌20辆坦克。从库德奈开进的40辆敌坦克已受阻。  
　　下午2时45分，赫尔蒙山的以军阵地报告正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轰击，阵地多处中弹，并发现一架敌直升机正向阵地飞来。当以军于1967年6月首次在高达6,600英尺的赫尔蒙山顶构筑阵地时，这个据点的重要意义就很清楚了。从该据点可清楚地看到邻近的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领土。热心休养地建设的人着手在那里修建滑雪设施，在赫尔蒙山滑雪又可在加利利湖滑冰，两者之间驱车一小时即可到达。同时还修建了将滑雪者送上赫尔蒙山的索道缆车，以满足涌向这一新建地区的成千上万名滑雪爱好者的要求。但是，以色列国防军对此并不感兴趣。在晴朗的天气里，人们可以从这一阵地向西看到海法，向东看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它不仅提供了极为优良的观察条件。而且很明显还可作为雷达哨和灵敏的电子设施基地。  
　　因此，以军在赫尔蒙山上修筑了一个本身就是一座兵营的大型阵地，安装了一些以色列国防军最灵敏、最机密的电子设备。“紫色线”对面的整个叙利亚平原完全暴露在守卫在该阵地的以军部队面前。阵地本身和索道缆车山顶站设有许多观察哨，该阵地的炮兵前方观察军官每天报告敌炮兵连和在下面平原上观测到的敌目标增加的数字——以色列在赫尔蒙山的监视哨对叙军的全部集结情况一览无遗。碉堡象一座座矮圆塔兀立在山顶上。碉堡构筑得很好，但低矮建筑物上的碉堡尚未完工。碉堡还存在一些被忽视了的问题，如碉堡的大门已毁坏，敞开着悬挂在门链上，未予修理；在主碉堡周围没有挖交通壕。一个分排的兵力(一名军官，十三名士兵)负责防守该阵地。  
　　赎罪日那天，在该阵地上共有55名人员，包括戈兰尼旅的防御分排。其中除了维护碉堡所需的正常勤务人员外，还包括有空军和操纵电子设备的情报人员。北部军区根本没有估计到该阵地会成为叙利亚的主要进攻目标，因为该阵地并不位于主要前进轴线上。它只能成为叙军例行袭扰的目标。碉堡的构筑能经受炮击和空军轰炸，但使步兵能有效作战的堑壕体系尚未完工。  
　　 10月5日星期五清晨，阵地上的士兵醒来时发现，大量叙利亚装甲兵和炮兵部队正在山下的平原上展开。他们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后，照例去执行他们的日常任务。晚上，他们在一座犹太小教堂作完赎罪日晚祷后，便接到保持戒备的训令。他们进了主要碉堡，关上了沉重的钢门。赎罪日早晨，观察哨仍象平时一样派了人：沿进出路进行了例行侦察；但许多士兵留在犹太小教堂内进行祈祷。  
　　下午1时45分，几名军官(包括该阵地的指挥官)和一名炮兵军官“巴姆比”，看到了集结在山下平原上的大量叙利亚部队。巴姆比叫道：“看，他们在卸掉火炮伪装网！”就在这时，第一批炮弹击中了阵地，观察哨上的观察小组被一股气浪推了回来。阵地上的全体人员都集中到主碉堡的中厅内，听着成百发炮弹在他们的周围爆炸。排长和迫击炮军士爬进了观察哨，但炮火使人在露天根本呆不住，他们被迫撤回。  
　　 2时55分，报告说载有一个叙利亚突击营的4架直升机正在向距赫尔蒙山阵地约一英里的索道缆车飞来。一架直升机爆炸了，其余三架着了陆。从直升机下来的部队与上缆车站旁的观察哨所部队交了火(这些以色列士兵躲在缆车的下方)。突然，赫尔蒙山阵地上的监视哨报告说，叙军正以两路纵队向以军阵地开来。阵地上已有两挺重机枪被炮火击毁，不能使用，只剩下一挺重机枪和一支自动步枪，但所有人员都配备有UZI式半自动步枪。以色列人开始射击，一些叙利亚士兵倒下了。有些勤务人员是第一次经受枪林弹雨，他们蜷缩在碉堡的房间里吓得发呆，那些已在战斗的人员要他们上来助一臂之力，但是始终无人应承。  
　　战斗人员相继倒下，死的死，伤的伤。有一个阵位的6名以色列士兵抗击着至少上百名的叙军突击队员。谁只要一抬头就会被狙击手击中。战斗持续了45分钟，6名战士在凶猛的火力下被迫撤回碉堡中厅。他们堵死了所有入口，集中在安装有空气过滤器的房间内。室内充满了烟尘，彼此几乎看不见。为了不至于被烟尘窒息，他们只好用浸尿的法兰绒布捂在鼻子上。他们听到叙利亚士兵冲上阵地时手榴弹的不断爆炸声。烟幕弹的烟雾钻入了室内，里面的人呛得喘不过气来。戴维·纳奇里尔回忆说，他们决定爬进最大碉堡内的一条内交通壕，希望能冲出去(这时阵地上的55名人员中已有20名在这条交通壕内)。阵地指挥官巴姆比和炮兵指挥官纳奇里尔紧张地等待着叙利亚部队的到来。三名叙利亚士兵冲上来了；等待着的以色列士兵投出了一枚手榴弹，他们立刻缩了回去。这时，以色列人感到已濒于绝望。他们中间有些人的UZI式半自动步枪只有一匣子弹了；炮弹击中了发电机，他们坐在黑暗里，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与阵地上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盼望增援部队到来。  
　　这群人坐在黑暗里已好几个小时了，大家都鸦雀无声，竖着耳朵听着门外的响声。已是晚上9时，军官们很清楚，要拯救部队的唯一办法只有离开交通壕，冲出目前被叙军突击队围困的阵地。他们缓慢地爬过交通壕，向着阵地顶端被破坏的雷达设施爬去，然后一个个往下爬出碉堡。他们在黑暗中屏息穿过了叙利亚部队的阵地。纳奇里尔记得，阵地周围的障碍物有一个缺口，他便领着其余人员向它走去。他们可清楚地看到，在离他们20码处有三名叙军士兵，幸运的是叙利亚士兵并没有发现他们从旁边溜过去。他们通过了障碍，迅速向叙利亚地区移动。他们默默地爬了一个半小时，再回头望时，留在他们身后的阵地已被炸毁。当他们在黑暗中从滑雪场缆车道上段通过时，突然猛烈的火力从200码开外向他们射来(叙军为防止以军的坦克增援而在沿通往滑雪场的公路上设下三个伏击阵地)。这些以军人员立即卧倒，他们每人手中还有一匝冲锋枪子弹来对付这次袭击。  
　　纳奇里尔明白，如果他继续在这个地方呆下去，结果是极为可怕的。他一面端枪射击，一面象发了疯似的向伏击阵地冲过去。他继续跑着，约跑出100码后，遇到了和他一道出来的另外两个人。他们随后又和阵地指挥官会合，继续向前跑，但又碰上一个伏击阵地。手榴弹向他们直飞过来。他仍继续飞跑，滚到了山下的一个死角。他们沿公路奔跑时，看到三辆以军坦克正在向他们驶来；其中一辆坦克还未分清他们是什么人就向他们开了火。早上，从阵地跑出的另一部分人到达，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在赎罪日防守赫尔蒙山阵地的55人中，总共有11人生还。其余的人不是被打死(巴姆比就是被伏兵杀害者之一)，就是被叙军俘虏。  
　　第二天，霍菲将军命令发起反击，但由于前线的战斗非常激烈，他只好推迟反击。星期一一名逃回的人员报告说，赫尔蒙山阵地上仍有人活着，战斗仍在继续。据此，霍菲命令戈兰尼旅派部队去夺回阵地，但是一路上都有叙军在等着，结果部队进攻受挫，有22人被打死，50人受伤。  
　　叙军开始拆卸阵地上的设备。几天后，苏军顾问乘直升机赶到。他们仔细检查了这些设备，当他们意识到这是多么有价值的战利品时，高兴地拥抱了叙利亚士兵。多年来，叙军一直在为这一时刻进行准备。他们在即将要通过的类似地形上进行了周密的训练，赎罪日那天要实施的各种进攻样式，也都进行了全部的或部分的反复演练。他们进行了架桥和通过反坦克壕的训练；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夺取火山丘的演习。他们在雷场中开辟通路，越过障碍，不断熟悉从苏联源源不断引进的大量苏式装备。他们观察以色列兵员稀疏的防线，汲取几年来在这一线发生的各种武力冲突的教训。他们注意到了以军的部署只是为了对付偶尔发生的武装冲突，而这就是多年来边境局势的特点。侦察部队定期越过防线，侦察以军的准备情况，以军各级司令部的位置已经在作战地图上准确地标志出来，以军在紧张和战斗时的活动程序也已给了应有的注意。  
　　叙利亚人与埃及人一样，深知以色列作战部队的素质。他们很快地得出结论，这种素质只能用数量来取胜。因此，在六天战争后的六年里，苏联提供给叙陆军的坦克总数约达两千辆，叙军的装甲兵因而增加了5倍。这支部队得到一支由350架第一线飞机组成的空军和用来压制以色列空军的苏联导弹系统(在赎罪日前几个月由苏联紧急提供的)的支援。叙军还引进了射程为55英里的“蛙”式导弹，从而使它有能力袭击后方纵深的民用目标，而不要再由空军去冒险。所有以上因素，再加上叙利亚部队所特有的凶残和仇恨心理以及极端的狂热情绪，使它具有超过其它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极端主义的不妥协特点。  
　　当叙军准备入侵的部队集结在叙利亚平原时，他们极力掩盖其作战的真正目的。确实，只是在10月6日上午才向各营营长发出命令，通知进攻发起时刻为当天下午3时(以色列时间下午2时)。连长在下午1时得到通知，而排长则是在下午2时，即在实际投入战斗前1小时才得到通知。极为重要的是，在以军后来缴获的叙方命令中，有收回部队所有无线电台的指示。叙军的作战计划比较简单。当叙军在戈兰高地前沿集结时，下达的命令中就指出，以色列部队已摆好进攻叙利亚的架势。命令详细说明了叙利亚部队的防御部署，以及一旦以军发动进攻，叙军应予实施的具体反攻计划。  
　　叙军是按照多年来他们一直据以进行训练的苏军条令进入战斗的。步兵旅有建制的坦克营进行支援，装甲步兵突破前线，以夺取第一个立足点，从而使步兵师的各装甲旅超越步兵。叙军在前线全线发起了进攻。与以色列的判断相反，却正如拉弗尔·艾坦所提出的，主要突破口是在拉菲德开阔地，由叙军第5师担任先导。叙军第7师进攻库奈特拉开阔地，并突入库奈特拉北部地区，而第9师则向库奈特拉南部实施突击。  
　　叙军各级各类部队的指挥官都精心组织了前沿观察，务求不引起以方的怀疑：所有高级军官在接近前线时都必须取下军衔标志；一切有关进攻的作战文书均由指挥官(旅长、旅参谋长、支援炮兵指挥官和营长)亲自起草。整个区域未经许可都不准进入。有关伪装的命令，要求也极为严格：一切调动只准在夜间进行，并且不打灯光和尽量避免发出声响。这一天，整个部队都荫蔽在堑壕内，不让以色列敌人看见；当部队进入进攻出发地域时，必须预先贮存好食品，以消除不必要的补给活动。前线的例行活动照常进行，从而诱使以色列人产生安全感。  
　　从表面看，这些活动都是对付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但实际上，这些日常活动计划(上面明明说是为准备反击而制定的)都是叙利亚进攻计划的一部分。10月1日，叙军政治指导部发出通知，说以色列正在散布叙利亚准备进攻以色列的谣言，要求政治指导军官们保持警惕，不要轻信这些谣言，并指出以色列在打算进攻叙利亚前总要散布这种谣言。一旦以色列真的发动进攻，叙利亚军队将集中全力进行反击——这就是叙军必须加紧战备的原因。  
　　认为叙利亚人对面对他们的以色列部队的实力不抱任何幻想，这种看法是合乎情理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人知道，在5码宽的反坦克壕以西，在约旦河的东岸以军再无别的防线。在戈兰高地建立的村庄也没有组织起来进行防御，因此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他们清楚地知道，下一道防线是以色列老早就在约旦河西岸建立起来的居民点。  
　　后来，叙军为削弱以军的前沿防御力量，实施了持续55分钟的炮击，恰在进攻发起前一小时开始，在进攻发起前五分钟结束。所有钟、表，都在下午2时15分按大马士革广播电台的时间校正。进攻发起时刻为下午3时。炮兵弹幕射击在下午2时开始。北部的师进攻分为两个阶段，总的方向是通过马萨达向以色列边境的特勒阿扎齐亚特地区运动。叙军计划在10月8日星期一上午前全歼戈兰高地的以军。  
　　摩洛哥远征军也接到了相似的命令，也是借口以色列即将发动进攻。但叙军的防御顶住了以军的进攻，尔后叙军转入反攻。命令中最详细的部分是如何通过反坦克壕，甚至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安排。在赫尔蒙山坡有一支突击队从北面发起进攻，以合围马萨达地区的以色列部队。一支由1个坦克连和1个加强装甲步兵连组成的先遣部队则从马萨达地区向巴尼亚斯突破，直达以色列境内丹恩河(约旦河的一个支流)河源上瞰制丹恩集体农庄的特勒卡迪或特勒丹恩。这项任务要于10月6日星期六午夜完成。  
　　叙军奉命要不分昼夜保持同样的战斗冲击力，对部队的识别和控制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规定要在赫尔蒙山和特勒阿赫马尔点燃三堆篝火，以帮助部队识别自己的位置和作为炮兵的基准点。部队必须在星期日午前作好进攻丹恩集体农庄的准备，并构筑好防御阵地，以对付以色列在哈戈什里姆集体农庄-丹恩集体农庄-巴尼亚斯这一地区的反攻。叙军必须作好在接到命令后能立即向以色列国土发展进攻的编组工作。进攻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天的主要目标完成当日任务，而先遣分队则于6日午夜到达以色列边境；在10月7日星期日晚上完成占领戈兰高地的计划。在这一阶段，部队要重新编组，要建筑坚固的反坦克防御阵地，叙军要作好向以色列本土进攻的部署。  
　　战后，萨达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战争的第一天，苏联大使即来会见他，诡称他携有阿萨德总统的信件，告诉他阿萨德准备停火。然而，当萨达特同阿萨德联系时，阿萨德否认他曾打过这种招呼。但苏联人竭力坚持说他们的说法是准确的，并公开对萨达特进行反驳。对叙利亚的作战命令和时间表作一分析便可证明，苏联人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毫无疑问，在叙利亚人看到他们预想的在两天内攻占戈兰高地的第一阶段进攻目标即将实现时，便决定立即巩固战果，并就停火进行试探。这样，他们就可达到直接的军事与政治目的，而不必去冒招致以色列发动反攻的危险，况且以色列一旦动员起后备队，毫无疑问会立即发起反攻。阿萨德此时唯一考虑的只是叙利亚的利益。现在回想起来，苏联在战争初期鼓动的停火，会给阿拉伯人在叙利亚和苏伊士运河，带来远比继续战争得来的好处大得多的利益。

图1 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下午2时叙以兵力部署

第六章 北线恶战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前线的以色列支撑点报告说，敌大量坦克在装甲步兵的伴随以及坦克推土机和架桥坦克的引导下正向我全线扑来；最初几小时，霍菲将军认为，主攻方向似在朱巴塔哈沙卜以南的A2和A3号支撑点之间称为库奈特拉开阔地的北部地区，以及通向A6号支撑点所在地区的库德奈道路上，而在A11号文撑点地区从南沿塔普林路发动助攻。  
　　巴拉克旅报告，它正在进行反击并已击毁大量坦克。在最初一小时左右，形势看来很好。但是到下午4时半，情况已明朗得足以使霍菲将军确信，一个非常严重的局势正在发展之中，敌人展开的兵力超出了以色列过去所了解的数量。他命令第7旅开往前线，把A5号支撑点至特勒哈泽卡以北的整个高地的北部地段交由该旅负责；而高地的南部地段则由巴拉克旅负责。  
　　各个防区纷纷送来报告：以色列坦克成功地利用了预先修好的坦克掩体，敌人的坦克受到摧毁性打击。但也有惊人的报告说，不断扩充的叙利亚装甲部队正如潮水般涌来。叙军的最初胜利是在侯什尼亚方向上库德奈一线的A5和A6号支撑点之间的特勒阿克沙地区取得的，与它对抗的是防守在该地区的一支很小的以军部队(在这一阶段以军尚未清楚地意识到巴拉克旅的大约60辆坦克，正面对着一支拥有约600辆坦克的大部队)，这一成功证明叙军以第9师在此处发动助攻，并使之成为主要突破口的决心是正确的。  
　　亚尔上校站在“布斯特尔”高地的指挥阵地的坦克上，观察着正在开进的叙利亚装甲纵队。他的部队的阵地湮没在炮火的火海中。透过尘烟，他看到了在叙利亚装甲纵队先头缓慢行驶着的坦克推土机和架桥坦克的明显轮廓。他命令他的坦克集中火力摧毁架桥坦克。那天下午，见到的敌坦克只要进入2,000码的距离内都被摧毁了，只有两辆坦克设法进到赫尔蒙尼特山对面的A3号支撑点北面的反坦克壕。叙军在这里架起了两座桥梁，拥有10辆坦克的一个连通过了这条反坦克壕。亚尔营继续战斗，它向射程内的每一辆坦克开火。他的士兵所受过的超级训练开始见效：叙利亚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燃烧起来。在“布斯特尔”高地下面的平原上，到处都是燃烧着的坦克和装甲步兵输送车。亚尔看到以色列的飞机飞来阻止密集前进的坦克部队，但它们一架接一架地在他的眼前被击落了。  
　　随着天色渐暗，亚尔命令一个叫阿夫纳的连长去摧毁叙军架在反坦克壕上的桥梁和已越过桥梁的叙军坦克。一会儿，阿夫纳报告任务已经完成。  
　　在夜幕降临时，亚尔被划归第7旅指挥。叙利亚军队以纵队穿过平原继续前进，他们利用有色灯光和旗帜来识别他们的各种部队。当叙利亚人在夜暗掩护下通过反坦克壕时，以色列人发现叙军坦克两侧的红外线光就像数百个“猫眼”，蔚为奇观。有几辆坦克在以色列的雷区爆炸，但他们仍在继续前进。  
　　以军没有足够的夜战光学器材，因而他们靠坦克的响声和照亮战区的炮火来判断叙军的位置，并以此来与叙军作战。亚尔营的部队拚死坚守，不断从一个阵地运动到另一个阵地，以躲避装备有反坦克火箭筒的叙利亚步兵的反坦克特种部队的打击。各支撑点都在敌步兵和坦克的猛烈攻击之下，纷纷呼救。亚尔命令他们全体躲入地下，并以炮火支援来减轻他们的压力，同时，利用担负掩护任务的坦克排来对付叙利亚人支援步兵进攻的坦克。在叙军正在展开主攻的库德奈地区，A6号支撑点报告说它已被敌军分割。北部军区批准它在星期日晚上撤回。在整个混乱局面中，以色列的一个坦克排绕过叙利亚大部队，突破敌阵，安全撤回特勒祖哈尔方向上的所有人员。  
　　那天晚上，守卫A8、A9和A10号支撑点的部队也接到可以撤离的命令。星期日早上，A8和A9号支撑点的官兵撤到了拉菲德地区，但在那里被团团围困。A10号支撑点的救援部队没有突破敌人的包围，该支撑点仍然被包围着，支撑点指挥官，一个年轻的中尉，负伤躺在担架上。四天来，在支撑点被占压倒优势的叙军包围的情况下，排军士长根据负伤中尉的指示指挥着阵地的防御。阵地上没有医生，看护兵以输液来维持一个受伤士兵的生命。叙军的炮火不断，只有一个155毫米火炮连是该支撑点从外界得到的唯一支援。当四天后支撑点终于获得解围时，救援部队发现支撑点周围有几十具叙军尸体，其中有很多死在围墙上。7辆被击毁的坦克躺在一边，这是一群战士所表现的惊人的勇敢和决心的无声证明。一辆被击毁的叙军坦克实际上已堵住了支撑点的大门，坦克上的大炮正对着门洞。  
　　阿维多尔上校对第7旅坚守住了支撑点深为满意。他接受了对亚尔第4营的指挥。他了解到亚尔营曾成功地阻击了叙军的进攻，战斗的第一天便在战场上消灭了近60辆叙军坦克，从任何标准来看，这对像亚尔的这样一支小部队来说，都是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战果。阿维多尔上校满意地说，他得到了一个优秀的营。  
　　星期六晚10时，第7旅首次与敌接触，敌人试图从“布斯特尔”高地和赫尔蒙尼特山之间第5营防守的旅中央地段进行突破，这是敌人一系列突破企图的第一次。全旅展开，坦克乘员们惊奇地注视着叙军坦克红外线灯光形成的成千上万个“猫眼”，在月光下缓慢地向前移动。猛烈的炮兵弹幕射击为叙军的坦克作先导。为了削弱敌人红外线器材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阿维多尔命令部队等敌人抵近后再开火。  
　　在叙军步兵在反坦克壕上架桥的同时，叙军第7师第78坦克旅开始全力进攻。他们的坦克越过反坦克壕，展开成宽大的正面，朝着正在等候的以军第7旅的坦克缓缓运动。当他们到达800码距离时，阿维多尔命令部队开火。叙军坦克分梯次实施进攻，一辆接一辆的叙军坦克和许多装甲输送车着火爆炸，火光把黑夜照得通明。叙军炮火轰击着以军重兵坚守的地域，激烈的战斗沿前线进行了5个小时。10月7日凌晨3时，叙军撤退了。  
　　在A1号支撑点以南地区，经清点有40多辆叙利亚坦克被击毁；在叙军企图突入的A4号支撑点和库奈特拉之间的地区，有30多辆坦克残骸散布在它们想突入的地方。星期日凌晨2时，发现有一支叙利亚纵队在拉菲德-库奈特拉大路上向北运动。阿维多尔上校了解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如果叙军能顺利前进，他的翼侧就会受到包围，补给车队也将遭到危险。因此他决定派遣被誉为“老虎”的上尉连长梅尔率领一支部队前去采取行动。26岁的“老虎”以他天性活泼和爱好恶作剧而出名，为此与营长有矛盾，当他升任连长的前途暗淡时，他曾决定在服役期满后就复员。但是战争阻碍了他的决定。  
　　 “老虎”让他的部队向库奈特拉南面的支撑点方向运动。他命令守卫支撑点的两辆坦克退回到大路上，埋伏在那里，等待可能北进的叙军。他命令部队向南运动．沿主要公路按适当间距埋伏好坦克，并命令他的副连长梅耶带领一部分人继续前进一英里，与叙军纵队平行，以便监视叙军，并在叙军最后撤退时进行伏击。“他们从南面上来了”，梅耶报告说，“大约有40辆”。此时，叙军已越过梅耶的小分队，把它甩在了后面，他们以极整齐的纵队向前推进。当叙军部队距“老虎”1,300码时，他命令：“‘老虎’部队，各就各位，开火!”一发照明弹照亮了叙军纵队，从后面开火的梅耶小分队击中了5辆坦克。整个叙军纵队惊慌失措，坦克互相冲撞。“老虎”部队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挨个消灭目标，叙军坦克接二连三地着了火，乱成了一团。叙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试图重新整顿部队，但无法判定火力的来源。45分钟的战斗结束后，“老虎”数了一下，叙军丢下了20辆坦克。  
　　随着拂晓的到来，“老虎”向南转移到特勒哈里延，隐蔽在树林和灌木丛中监视公路。叙军残余部队在拂晓时集合起来搜索他们。最后，叙军认为要寻找的目标已经离去，便继续向主要公路前进，径直走向“老虎”为他们准备好的理想的歼灭区。第一次炮火齐射就击毁了5辆叙军坦克。接着，“老虎”来到公路上，并驱车向库奈特拉驶去，沿途寻歼敌军的残余部队：他们又击毁了10辆躲藏在丢弃的炮兵阵地上的T-55型坦克，还袭击了一支正在毫无顾忌前进着的叙军补给纵队。他向旅长报告他击毁了敌40辆坦克后，要求允许他追击这支叙军纵队。阿维多尔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命令他返回。“‘老虎’”，阿维多尔说，“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长官”，“老虎”回答说。  
　　在巴拉克旅旅部，最初几小时的情况是令人振奋的，许多报告都说“就象在射击场上打靶一样”，逐辆击毁叙军坦克。但是到4时光景，情况开始变得严重了。在库德奈地区，一支约拥有100辆坦克的叙军从南面成功地绕过了A6号支撑点。巴拉克旅没有预备队，所有部队都投入了战斗。本·肖哈姆要求第7旅第2营作为增援部队。各处的压力都在增大，由于在最初的激战中枪炮手们浪费了弹药，弹药也开始告紧。  
　　第2营到达A7号支撑点，摧毁了20辆坦克及其随伴步兵。下午5时，第3营营长奥迪德报告，一支叙军的大部队已经绕过A9号支撑点，正沿着塔普林路向米哈德尔前进。据报告，A10号支撑点已被突破了。第2营副营长带领一个坦克连向南到特勒萨基以协助减轻压力。他遭到叙军伏击，战胜伏击后，他便向南进至拉马特马格西米姆，企图阻击叙军对特勒萨基地区的进攻。到当晚6时，叙军的三个主攻方向已变得很明显了。在南部防区，有100多辆坦克已越过防线，同时在库德奈公路上，也已有100多辆坦克沿塔普林路突入(上述情况意味着各约有一个旅突破了防线)。一支数量不明的坦克和步兵部队正在突破A10号支撑点。  
　　随着夜晚降临，巴拉克旅的前进指挥所在旅长本·肖哈姆上校的指挥下，乘一辆半履带车(半履带式装甲输送车)撤离了纳菲克。旅长决定将前进指挥所移至朱哈德尔，在那里他才能控制战斗。通信军官哈南少校和情报军官达夫少校陪同旅长前往。副旅长伊斯雷利中校和作战军官卡津少校则留在纳菲克。  
　　生于土耳其的38岁的本·肖哈姆的性格惹人喜欢，人们都爱接近他。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和优秀的行政官，是一个沉着坚定、个性勇敢和完全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总是设法在他周围建立一种愉快的气氛。他来到巴拉克旅之后，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如果他能做成一事件的话，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使他们高兴。  
　　本·肖哈姆的前进指挥所在黑夜中沿着塔普林路缓慢地向南移动。到达朱哈德尔后，他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寻找奥迪德的第3营营部。每当指挥所移动位置和使用通信装置时，就会遭到密集炮火的打击；他们试图查明战斗情况，但很困难。他们在途中所遇部队的弹药都已用完，而叙军还在继续越过前线。本·肖哈姆不断要求炮兵发射照明弹，以便他的坦克识别敌人，但照明弹发射得越来越少了。他试图临时组建指挥所，叫奥迪德来与他会合，但是奥迪德从朱哈德尔附近的阵地上报告，他已被包围，无法到达他那里。  
　　本·肖哈姆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后，他让自己的坦克从侯什尼亚开到他这里来。守备旅正在竭力把补给品和弹药送上前线。守备旅的作战军官乔拉上尉此刻正率领一支弹药纵队到达塔普林路。本·肖哈姆拦住了他，叫他别再继续前进。然后，他通过无线电向奥迪德提议，用第3营的单辆坦克渗透到塔普林路，装上弹药运回他那里去。奥迪德回答说，他要看一看这样做是否可能。突然，在黑暗中出现了一辆坦克，沿着塔普林路开来，他们感到惊讶，猜想这也许是一辆退却的坦克，但奥迪德报告说，他的坦克没有一辆离开本营地域。本·肖哈姆命令乔拉亲自前去堵住那辆坦克，命令他的车长立即将坦克开回前线。乔拉朝坦克跑去(此时坦克离本·肖哈姆的半履带车仅10码远了)，大声向坦克发出命令。坦克乘员惊慌失措，砰地放下顶盖，开着坦克逃走了。乔拉神情惊恐地跑回来，大声喊道：“叙利亚的坦克！”这是一次侥幸的脱险，因为没有充分掩护的旅前进指挥所和弹药运输队，本来是可以由那辆坦克任意摆布的。本·肖哈姆命令乔拉上尉带领弹药运输队立即返回纳菲克。  
　　不久，乔拉用无线电报告说，他在经过侯什尼亚与塔普林路的道路交叉口时，看到该地区有大约50辆坦克和许多车辆。他的车趁夜暗绕过了它们，他确信它们不是以军的。乔拉上尉在侯什尼亚看到的部队实际上是叙军的一个旅，它改变了路线，突入了A6号支撑点南面地段，以避开为保卫支撑点而殊死战斗的一个以色列排(它编有3辆坦克)。第3营副营长因负伤已被撤下来，他的连长也牺性了，这个编有三辆坦克的排，是该连剩下的唯一部队。坦克乘员们从被击毁的坦克里收集弹药，继续战斗。  
　　巴拉克旅由于在前线受到敌人的全面打击，只剩几个排在战斗了，到星期六午夜，它总共只剩下15辆坦克，但他们在抗击着大约450辆坦克的进攻。  
　　在本·肖哈姆离开纳菲克前，一个长着淡黄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冒冒失失的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走了进来。他是洛哈梅耶·哈格塔奥特集体农庄的兹维(“兹维卡”)·格林戈尔德中尉。他已被送往连长训练班受训，为了作些准备，他得到两个星期的假，但他一听到战争的消息，就穿上军装，搭乘便车来到纳菲克。当他进入指挥所时，他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询问作战军官，他是否有机会去指挥部队。当他正在营地救护伤员时，他得到通知，有4辆坦克即将到达，其中3辆已在战斗中被损坏，修好后，由他担任指挥。巴拉克旅副旅长伊斯雷利中校简单地对他说：“你管它们。你们将被称为兹维卡部队。沿塔普林路前进。”  
　　兹维卡帮着把两具尸体从其中一辆坦克里抬出来，并使坦克作好战斗准备。兹维卡接到旅长命令：沿塔普林路向他运动，并与他会合。当兹维卡沿着公路前进时，与一支叙利亚部队遭遇。他报告旅长说他正在射击，并正在和敌人作战。  
　　本·肖哈姆得知兹维卡遭到从塔普林西面射来的敌火攻击后，知道兹维卡已被包围。他的情报军官达夫提出，此时要沿塔普林返回纳菲克已不可能了。因此，本·肖哈姆就向西抄近路越野到达拉马特马格西米姆地区的戈兰高地陡坡。他的坦克和半履带车停在加姆拉赖斯高地地区通向艾因格夫的公路上。他们已能完全看见加利利湖了，在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叙军的坦克。他们进入陡坡的巨砾间隐蔽起来，试图把情况全面了解清楚。此刻是7日凌晨1时。根据他们所能搜集到的情况，A6号支撑点的一个排已没有弹药了；叙军正在大量涌来，并毫无阻碍地通过A6号支撑点。第3营营长奥迪德带领两个坦克排(6辆坦克)的兵力，正在塔普林路和A9号支撑点之间的地域阻击企图向前推进的大量叙军。各处的单辆坦克或坦克小组都来参加战斗。在A6号支撑点以北至侯什尼亚这一地域内，执行巡逻任务的坦克连也已打光弹药，但他们仍在尽力阻止任何企图北进库奈特拉的叙军。  
　　本·肖哈姆虽然与他的部队中断了联系并且孤立无援，但他仍向全体部队冷静地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并答应他们援兵不久就会到来。但该旅的残余部队很清楚当时的局势。一小时后传来兹维卡的报告：他正在塔普林路战斗，他能坚持，他的情况良好。这些话清楚表明，他率领的其他坦克已经被毁，他正在单车作战。  
　　到此时，兹维卡已战斗了大半夜。通过无线电通信，整个军区都知道兹维卡部队还存在。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正在独自一人同突入戈兰高地的一支叙利亚部队的主力，进行着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兵力对比是五十比一。他是在下午9时开始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的。他沿着塔普林路向南前进。这是一条狭窄的道路，西边是输油管路，管路两侧有铁丝网防护。他没有按照命令前进，而是把坦克停在能观察到敌人、并能向敌射击的隐蔽处等待敌人。  
　　如前所述，守备旅作战军官乔拉指挥的弹药运输队，已在本·肖哈姆令其返回的命令下，改向纳菲克前进。那时，兹维卡指挥的坦克向他报告，一支两侧亮着小灯的叙军坦克纵队正在接近。9时20分，他看见了公路上的第一辆叙军坦克。在近距离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就使叙军坦克着了火，坦克里的通信系统被震坏。兹维卡向离他最近的坦克发出信号，令其靠近。他同该坦克的车长变换位置后，命令他跟随并仿效他的一切行动。坦克开出几百码后，他发现由他指挥的其他坦克不见了。他翻过小山，看见公路上有3辆亮着侧灯的叙利亚坦克。他迅速打了3发炮弹，那3辆坦克被击中起火，火烧了一整夜。兹维卡现在只剩下自己的一辆坦克了。他占领了一个阵地，等待着。半小时后，他发现一支编有30辆坦克的纵队在卡车的伴随下，“就象在阅兵场上一样”，以整齐的队形徐徐开来。他让它们靠近后才开炮，第一辆坦克在距他20码处被击中。然后，他不断与沿途的叙利亚部队捉迷藏，从山背后突然出现、开火，击中坦克，然后消失。他这样战斗着，躲避着叙军坦克(他们以为遇到了一支庞大的以军部队)，并一连击毁了10辆坦克。这时，叙军车队撤退了，与此同时，巴拉克旅副旅长奉北部军区司令的命令离开了纳菲克，去指挥在塔普林路上阻击叙军的部队。该部队当时由兹维卡部队和新到达的兰恩第17后备旅的7辆坦克组成。这支部队在营长乌吉中校的指挥下，组成了第一支与叙军交战的后备役部队。他们在星期日晚上10时就已投入战斗，这一事实说明，以色列的动员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本·肖哈姆命令乌吉(兹维卡已归他指挥)尽力击退叙军。乌吉根据兹维卡的报告沿塔普林路南进，同时，兹维卡带领由三辆坦克组成的一个排，在保护输油管的铁丝网之间，与他平行前进。当炮火从两面向乌吉的小部队射来时，乌吉突然明白了，兹维卡并不了解敌军的确切情况，以至落入了圈套。乌吉的小部队同来自两面的敌优势兵力进行了约达三个小时的拚死战斗。到7日凌晨1时，乌吉部队在那个星期六夜晚的关键时刻，为阻止叙利亚人的前进作出巨大贡献之后被消灭了。乌吉的坦克被击中(显然是被一发步兵反坦克火箭弹击中的)并爆炸起火，乌吉被甩出坦克，他双目失明，并失去了左臂。  
（未完）

与此向时，兹维卡让他的部队后退。其中两辆坦克缓慢地开上公路，他的坦克则在铁丝网旁等着伏击叙利亚部队。他们还未弄清楚怎么回事，所有3辆坦克就都已着了火。转眼间兹维卡和他的乘员都爬出了坦克。他的衬衣和裤子都着火了，他滚到路边的壕沟里。他担心坦克要爆炸，便跑向铁丝网，爬过去翻到了另一边。他朝一辆以色列坦克跑去，叫喊着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命令。车长还没明白过来，兹维卡就已把他匆忙撵了出去，并命令他到附近正后送伤员的另一辆坦克里去。他戴上头盔，呼唤着旅长，宣称是“兹维卡部队”。旅长欣慰的反应使他感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负伤了，并开始感到双手和脸在灼烧。他觉得头晕目眩，心想自己不能再作战了，他开始恍恍惚惚地感到自己躺在新的洁白的被单里。正当一切都在朦胧中时，突然耳机里响起了本·肖哈姆的声音，他清醒了过来。在他面前有两辆叙军坦克，他开火了，并命令驾驶员倒车，他继续射击。  
　　本·肖哈姆决定等到天亮后再设法返回他的旅部。他请求霍菲将军允许他指挥戈兰南部地区的所有部队；他很清楚，此刻叙军正在蜂涌进入整个戈兰高地南部，而以军残部已被分割。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在朱哈达尔地区，第3营营长奥迪德要求在拂晓时给予空中支援。太阳升起时，4架以色列“天鹰”式飞机猝燃飞来，轰炸叙军，但当它们接近目标时，发现了地对空导弹的标志。被敌紧追的第3营官兵清楚地看着所有4架飞机在空中爆炸了。但第二批4架飞机并未被吓住，它们又飞来了，两架被击中爆炸。本·肖哈姆命令部队向他集中，但是到上午8时，另一股叙军在塔普林路北段突入，终于切断了他的指挥所同部队的联系。奥迪德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获准撤离朱哈达尔，集中他的全部兵力共12辆坦克(这是巴拉克旅所剩下的全部坦克)向特勒法里斯运动。  
　　那天夜里，叙利亚第5步兵师的第46坦克旅突入了拉菲德地区。该师第132旅利用这一突破口，沿着与拉卡德悬崖平行的拉菲德-阿勒公路成扇形展开。10月7日星期日拂晓，第5师的部队到达拉马特马格西米姆，与第132机械化旅会合。当叙利亚统帅部认为显然胜利在望时，叙军第47坦克旅与拉菲德-阿勒公路平行地向北推进。在黎明的晨曦中，叙利亚人惊愕地俯瞰着令人激动的加利利湖。在那水波粼粼的湖水对面，他们看到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大城镇——太巴列，他们兴高采烈。这里，他们正在追击败敌，胜利几乎是垂手可得了。  
　　叙利亚统帅部在那天晚上得知，他们在北部地段遭到极为猛烈的抵抗，而在南部地段则获得全面突破，因此他们决定扩张战果，除了第1装甲师奉令通过拉菲德开阔地外，第3装甲师的一个机械化旅也奉命通过库德奈-拉菲德开阔地。此时，一支总数达600辆坦克的兵力已投入了戈兰高地南部的战斗。与这一支兵力对抗的是奥迪德在特勒法里斯地区集中起来的12辆坦克，这是一支在前线各碉堡附近被分割的孤立部队，也是上来的第一支后备队。  
　　被围困在A10号支撑点的部队报告说，叙军正在加强力量沿塔普林路向北、向西对着拉马特马格西米姆突进。本·肖哈姆很快认出，尘雾中逼近的纵队是正在前进的叙军坦克。等待已毫无意义。他同戈兰高地南部残部的联系已被切断，仅以一辆坦克和一辆半履带车与集中开过的叙利亚坦克部队交战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从守候一夜的巨砾间撤了出来，迅速向加姆拉赖斯高地前进，抢先踏上他们尚能从戈兰高地下撤的唯一公路。叙军坦克向他们开了火。本·肖哈姆的坦克进行回击以遏制叙军坦克的进攻。  
　　他们驶下高地，在开往布特哈河谷的路上，沿途收留了一些流离失所的居民。当本·肖哈姆通过河谷时，在一辆开不动的坦克里找到了从第7旅来支援他的第2营副营长。他带上这个在阿勒地区作战的部队中唯一幸存的军官，继续向北驶去，穿过约旦河东岸辅助公路上的阿里克桥，直到北面的海关关卡，再由此到达纳菲克，这时已是上午9时了。  
　　本·肖哈姆对局势进行了总结，他的旅已大部被打光，只剩下在塔普林路作战的小部队(正在阻击一支显然是叙军主力的部队)和被分割而孤立在特勒法里斯的奥迪德的部队了。他觉得再不能坐在指挥所里了，除了出去参加塔普林的战斗，别无可做了。他命令达夫到他的坦克里来。达夫正要爬进坦克，一辆布满尘土的吉普车开了过来，这是旅作战军官拜尼·卡津少校。他报告说纳菲克己没有人了。“你到哪里去?”他问。达夫说：“我到旅长的坦克里去”。“见鬼了，你又不是装甲兵军官！无论如何应该由我同旅长在一起。”“好吧，我不同你吵”，达夫回答说。  
　　旅长同乘上坦克的作战军官一起，向塔普林路驶去，与副旅长伊斯雷利中校指挥的部队会合。伊斯雷利中校正在塔普林路同兹维卡一道战斗。这时，奥利的第79后备旅的第一批部队开始到达。他们被匆匆地分散派往戈兰高地。达夫和通信军官一道开始组织部队支援塔普林路上的旅长。他们在纳菲克附近的公路上同半履带车站在一起，把到达的每三辆坦克编成一个排，编入通信网，由旅长实施现场指挥。同时命令另外一支部队(由那天早上旅长在河谷接收的第2营副营长指挥)，沿着通向侯什尼亚的塔普林路平行的小路前进。两位军官设法为这两路各组织了一个坦克连，并在纳菲克重建了巴拉克旅指挥所。不久即开始收到本·肖哈姆发来的报告，情况有所好转。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肯定已击毁8辆坦克。情况看来很好。”达夫发现拉弗尔·艾坦将军在纳菲克指挥所。这个一向沉着冷静的人，热情地迎接了这些级别较低的军官。他们把全部危险经历和为了把部队送往旅长那里所做的一切，向他作了汇报，拉弗尔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赞赏。  
　　达夫少校对自己感到很满意。在他同旅长本·肖哈姆一道渡过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夜晚后，现在他再次回到了旅指挥所。帮助他实施指挥所工作的是通信军官哈南，他德才兼备，能够用通信网耍出种种花招来，还能因陋就简完成通信任务。的确，该旅剩下兵力不多了，但它的部队，不管兵力多么少，仍同旅长和副旅长一起，在塔普林路上与显然是担任主攻的叙军进行着战斗，并保卫着这条重要道路。局势是严重的，但既然后备队正在到来，至少是有了希望。  
　　大约在中午时分，沿与塔普林路平行的小路前进的第2营副营长报告，他正遭到一支约有80辆坦克的叙军部队的袭击(这是叙军第1装甲师的先遣部队，它已通过拉菲德和侯什尼亚)，这是他的6辆坦克所无法抵挡的。本·肖哈姆通过无线电要他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下去，否则叙军就会绕过塔普林路的以色列部队，到达纳菲克指挥所。一阵不祥的寂静，再也没听到任何报告。12时30分传来报告说，在特拉布汉泽地区看到了叙军坦克，这意味着叙军已突破平行路上的第2营的牵制部队，到了纳菲克的后方，这时拉弗尔通过无线电命令本·肖哈姆沿塔普林路撤至纳菲克，以便在该地区建立防御。本·肖哈姆命令副旅长戴维·伊斯雷利在他们的小部队向纳菲克撤退时掩护他们。  
　　本·肖哈姆的坦克在纵队先头行驶，后面跟随着掩护他撤退的伊斯雷利的坦克和其他3辆坦克，他的坦克击毁了5辆以上叙军坦克以及大量卡车和装甲人员输送车。为了同旅和师保持联系，本·肖哈姆先用无线电向伊斯雷利下达指示，再由伊斯雷利把这些指示传达给其他坦克。正当伊斯雷利继续战斗并阻挡正在逼近的叙军坦克时，他听到了装填手的令人沮丧的报告：“长官，没有炮弹了。”叙军坦克在接近，炮口瞄准着他的坦克，而他却无法自卫。伊斯雷利本能地命令驾驶员冲锋，并用同轴机枪连续射击，他的坦克不顾一切地向开进的叙利亚人冲去。叙军不知所措地停住了坦克，他们的车长开了火。伊斯雷利的炮塔里喷出了浓烟。为了搭救旅长，他牺牲了。  
　　但是本·肖哈姆并不知道伊斯雷利发生什么事，他继续向他的忠实的副手下达命令；他的坦克继续向纳菲克驶去，通信网里的其他坦克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叙军坦克开始撤退了，本·肖哈姆要求对他们进行空袭。他直立在炮塔里，用机枪向丢弃坦克的叙军士兵射击。本·肖哈姆前进到离纳菲克约300码处时，遇到一辆瘫倒在壕沟里的叙军坦克，炮塔正冒着浓烟。当他和卡津到山上搜索敌人坦克时，他们只是扫了一眼这一司空见惯的景象。这辆冒着烟的叙军坦克里的机枪突然响了起来。一阵短促的连射，本·肖哈姆和卡津慢慢地倒在坦克的底板上。  
　　数分钟内，巴拉克旅指挥所的这三名高级军官便遭到了他们许多战友的同样命运。星期日的夜，激战的夜，这三名军官一直躺在战场上。到第二天，达夫才组织了一支旅的特遣队，把这位勇敢的指挥官及其副手的遗体运了回来。  
　　守备旅的副指挥官皮涅中校感到松了口气。到那个星期日的上午，该旅已顺利地把居民从居民点全部撤了出来。叙利亚人认为他们的部队已比实际所在的位置靠前，因而把炮火也移前了。这样，大约从11时起，纳菲克便较为平静。当皮涅正忙于监督组织伤员的后送工作时，拉弗尔命令他组织该营地的反坦克防御。中午，他在营地周围收集反坦克火箭筒和组织指挥所的部队进行防御。  
　　皮涅身材矮胖结实，说话生硬简洁，为人坦率朴实。他是在步兵中逐步升上来的，他的大部军队生涯是在著名的戈兰尼旅里渡过的，最后在该旅当上了营长。当皮涅到达营地南部的环形防线并安置好武器后，他愣住了。在丘陵地以南仅2,000码处，实际上就是在师指挥所的轻兵器射程内，叙军坦克正在前进中实施机动。他匆忙奔向拉弗尔，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拉弗尔象往常一样冷静和镇定，他拿起望远镜观察情况。下午1时15分，他命令他的前进指挥所小组撤离了营地。炮弹在他周围爆炸，营地内被坦克击中的目标正在燃烧。当拉弗尔的半履带车开出北大门，经过一辆在门口被击中而燃烧着的半履带车时，第一批叙军坦克已经碾平了营地南面的环形防线，而在几分钟前，皮涅曾在那里配置过武器。拉弗尔将指挥所沿塔普林路往北转移，他在纳菲克以北约3英里处的野外设立了指挥所。战后，埃拉扎尔将军问他：“拉弗尔，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离开纳菲克的？”他回答说：“当脱身不再是耻辱的时候，当叙利亚的坦克从两侧包围营地的时候。”  
　　皮涅在防御阵地上一边环视这可怕的景象和躲闪着叙军坦克扫射营地的机枪，一边迅速思考着。当叙军坦克跚跚而来碾平围墙时，他配置在那里的土兵已都不见了。他召唤在营地门旁两名携带着一具反坦克火箭筒和6发火箭弹的士兵跟他走，他大声压过喧闹声，叫他的作战军官和守备旅的情报助理军官(他有一挺机枪)跟着他走。他们卧倒在围墙附近地上的一个坡地后面，生平第一次上战场的作战军官架好火箭筒，皮涅作他的副手。叙军坦克有规则地挨个向建筑物进行抵近射击。此刻最近的坦克离他们只有200码。作战军官打了一发火箭弹，但未击中。当第二发火箭弹又未击中时，皮涅向他尖声叫道：“如果你下发火箭弹再打不中那个杂种，你就不要当火箭筒的正炮手了。”他们屏住呼吸，作战军官进行瞄准，扣动扳机。第三发火箭弹命中了驾驶员观察孔。一声尖锐的爆炸声，所有乘员都丢下坦克在皮涅小队的射击下纷纷逃命。两天来那辆坦克一直停在被压平的围墙上，发动机在继续开着。又有两辆叙军坦克开过来了。皮涅嘀咕着，“这下可完了”，他想他是死定了。但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两辆坦克爆炸了。在他们后面营地外的道路上，刚到战场的奥利的第79后备旅的坦克开火了。皮涅和他的士兵向营地的东南角跑去，在那里的工作间，他们看到叙军坦克正同以军坦克交战。他们占领了阵地，这次是助理情报军官射击，他击中了一辆坦克。第二辆坦克又出现了。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发火箭弹了，但他们发射而未中。他们惊恐地看着这辆叙军坦克把炮塔转向他们，突然，坦克被一发坦克炮弹击中着火了。一辆单独的以军坦克正从工作间区驶来，这是兹维卡。  
　　那个星期日早晨拂晓时，在塔普林路上战斗的兹维卡加入了伊斯雷利上校的部队。叙军主力部队先头的第51坦克旅，遭到以军一个坦克连的牵制。10辆叙军坦克和装甲输送车被击毁，伊斯雷利的部队前进了100码，兹维卡想，“经过10小时的战斗，我们终于振作起来了。我们在前进。”  
　　敌军停下来重新部署，这使兹维卡和他的同伴们获得了加油和补充弹药的时间。到此刻为止，他们都干得很好，随着战斗的进行，他们的处境得到了改善，看起来他们占了上风。突然，伊斯雷利向兹维卡尖叫说，他们必须迅速撤退；敌人已从翼侧包围过来，并已到了他们后方大约2.5英里处的纳菲克。如前所述，在撤退中伊斯雷利的坦克被击中，本·肖哈姆率领的一个小队一路打回去，击毁了出现在他们前进途中两侧山坡上的叙军坦克和装甲输送车。此时他们已总共只有3辆坦克了。在前进中，兹维卡发现旅长的坦克已脱离他们驶到前边，而肖哈姆本人已被轻武器击毙。  
　　兹维卡本能地决定不再继续沿公路前进，从而避免了叙军的伏击。他抄近路穿过田野，朝纳菲克营地的工作间方向前进。在那里，他发现有一名后备役中尉指挥的另一辆坦克。他们开始共同作战。兹维卡疯狂地扫射着所能看到的一切目标——小山、围墙，以及已把环形防线压平的叙军坦克。他的坦克驾驶员这时已完全处于震惊状态而无法对命令作出反应。在混乱中，出现了一名新的坦克驾驶员，兹维卡跟随正在纳菲克周围作战的奥利上校第79后备旅，回到了塔普林路。  
　　在兹维卡沿着塔普林路行进20个小时以后，兹维卡部队穿过纳菲克营地被压平的围墙开了回来。在他的周围——营地的围墙上，营地内，山坡上——到处都倒着燃着火、冒着烟、车体熏得乌黑的叙军坦克和装甲车。兹维卡负了伤，浑身是血，衣服已烧焦，金黄色的头发也变成了黑色，他缓慢而痛苦地从他的坦克上爬了下来，他怀着歉意望着达夫轻声说，“我不行了”。达夫一句话也没有说，用双臂紧紧地抱住兹维卡，拥抱他，然后急忙把他送往了伤病员后送中心。  
　　奥利上校象以色列国防军的所有后备役指挥官一样，在赎罪日那天拼命把他的士兵尽快送往前线。这是一个新编的旅，它所装备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尚未改装柴油内燃机，仍用汽油发动机。奥利非常清楚，这些发动机会引起很多麻烦。星期日凌晨1时，他命令4辆坦克在副旅长指挥下开往耶胡迪阿公路；那天凌晨2时，他的后备队人员就投入了对叙军的战斗。  
　　 7日凌晨，他率领20辆坦克向前运动，在第7旅的右翼的整个库奈特拉地区展开。他命令所有坦克过来与他会合。但是，当他的一个营到达纳菲克时，拉弗尔拦住了它，然后用无线电发出呼救信号，命令全旅到纳菲克周围集结。奥利在库奈特拉附近留下了一支掩护部队，便从该地区返回，向纳菲克前进。这时，他看见一个T-62型坦克营来到在北端与塔普林路平行的辛迪亚纳-侯什尼亚公路。就是这支部队，摧毁了以色列坦克，并粉碎了本·肖哈姆极力想守住塔普林路的企图。  
　　霍菲对奥利说了一些话，并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手中掌握着整个纳菲克地区的命运。当他的部队由东向纳菲克前进时，他的士兵报告说，叙军坦克已突破营地的铁丝网。防守部队似乎已被全部消灭，看来那里已完全失去了控制。奥利面临一个重大的心理问题：领导者此时的重大任务是要克服后备队人员的惊恐心理，几小时前他们还在家中过着正常的生活，而现在，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正在为挽救高地和以色列而奋斗，在这个主要中心地区同叙利亚人作战。四周是几十辆冒着烟和已烧毁的坦克残骸，以及爆炸着的弹药和车辆，尸体和伤员比比皆是，一片激烈而残酷的战斗景象。  
　　尽管不停的猛烈炮火，使人无法看清战斗情况，但奥利的坦克还是在直射距离上向纳菲克营地的叙利亚坦克开火，并逐渐地向前推进。他们进行着一场极为艰难的装甲战，对叙军毫不留情地施加压力。到夜幕降临时，第79旅已逐渐扫清了纳菲克周围地区和纳菲克营地的敌人。此时，在通向库奈特拉的公路上执行掩护任务的部队只剩下一辆坦克了。这辆坦克报告说，它正受到敌人极大的压力。奥利立即派出一个分队到那里去袭击叙军装甲部队。结果有8辆叙军坦克被摧毁，库奈特拉公路以西的压力减轻了。  
　　星期日下午纳菲克营地得到解围后，由于奥利上校的旅对前进中的叙军增加了压力，整个道路交叉口地区一直在激战。皮涅驱车前去，再度与正在组织摧毁约旦桥和进行防御的守备旅指挥官会合。路上，他看到的景象使他感到恐惧，使他回想起童年时代遇到战争破坏的欧洲。这会是以色列国防军吗？此刻，在他面前的是一支掉队士兵。他站在公路中央，拦住一支逃跑的部队，尖锐地提醒负责的军官，面对敌人竟然产生怯懦，即使在以色列国防军中也要受到惩罚的。但他很清楚，以色列军队撤退时已是草木皆兵。  
　　本·肖哈姆的前进指挥所剩下的最后两名军官，达夫和哈南，发动了他们的半履带车，沿纳菲克-布诺特亚阿科夫桥公路向阿莱卡驶去。一路的情景使他俩感到震惊。所有迹象都表明，撤退是由于惊慌失措而引起的：大炮和坦克夹杂在撤退的后勤行政车辆当中。当这种以色列国防军从未有过的景象展现在达夫无法相信的眼前时，他愤怒了。他意识到此刻他是巴拉克旅的最高军官，便把他的半履带车掉过来，横在公路上拦阻撤退的部队。“好啦”，他说道：“我们就跑到这里为止。谁也不能在这里通过”。  
　　任何部队或小组沿公路走近他时，他便拦住他们并命令级别较高的军官或军士向后转。他果断而明确地下达命令，建立起一条横切公路的防线。由于战斗，许多部队同他们指挥系统的联系被切断了，此时终于接到了命令，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拉弗尔的副职麦恩上校，一直在从约旦河谷的基本指挥所组织全师的战斗。他从通信网中一听到拉弗尔被困在纳菲克营地的消息，立即放下一切工作，决定前去营救他的师长。他集合了5辆正在进行各种修理的坦克，驶上了公路。当他来到达夫的防御地域时，他补充下达了批准令以肯定达夫所做的一切。  
　　达夫加强了他建立的防线；在阿莱卡营地附近的公路两旁配置了约20辆被损坏的坦克(这是它们后撤时被他收拢来的)。他在对这支临时组成的部队的军官讲话时，向他们讲明了局势的严重性。他强调，在他们与约旦河之间再没有装甲部队了，要是叙军通过他们设置的路障，那么就无法阻挡叙军进入加利利。  
　　达夫用无线电通知约旦河谷的巴拉克旅的支援部队，带上弹药、燃料和现地修理坦克的技术部队到他这里来。他临时编成了特别排和连，哈南则给他们下达了必要的通信指令，并把他们编入了总通信网。他们驶入阿莱卡营地，在那里发现了一部尚未损坏的电话。他们拿起听筒，竟然听到了拨号音！达夫打电话给指挥所的作战军官、详细报告了部队的确切编成情况和他所采取的行动。第二个电话是打给他的惊喜交加的妻子的，告诉她他还活着。  
　　星期日晚上，在纳菲克地区的奥利的第79旅接管了达夫部队的指挥。只是在这时，一直乘着充任巴拉克旅旅部的半履带车运动的达夫和哈南，才向着他们在约旦河谷的后方指挥所驶去。

第七章 牵制作战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10月6日夜间，霍菲将军返回前进指挥所，将戈兰高地前线防务移交拉弗尔·艾坦负责。情况令人绝望：南部防区全部敞开；以军一个排要对付叙军一个整营，有时甚至是一个旅，叙军全然凭其数量上的优势，不断突入前沿的突破口。以军碉堡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但碉堡里的部队仍在继续准确地报告战况。一些碉堡已奉霍菲之命撤守。其它碉堡则仍在以惊人的勇敢和顽强精神死死坚守。战斗中没有一个碉堡被叙军占领。霍菲整夜都在催促后备队上来。这种突然的动员，影响了动员系统工作的顺利进行。拖延迟误，叫人揪心。坦克虽准备停当，然而弹药却未运到。霍非命令后备役部队指挥官们别理那套编制体制，一个劲要他们立即把准备好的部队以排、连为单位派往前线。  
　　在这个恶梦般的夜晚即将结束时，战场情势一片凄凉。由于叙军把他们的新式T-62型坦克，用来向纳菲克地区这些重要道路交叉口实施主攻，该地区看来要发生一场大战。在南部公路上，叙军已占领了拉马特马格西米姆，距阿勒已不到800码。在加姆拉赖斯高地，叙利亚人已到达他们在1967年战争前想使约旦河改道又被放弃的工程处。在通往阿里克桥和约旦河与加利利湖汇合处的耶胡迪阿公路上，叙军的先遣支队距约旦河已只有6英里了。在中部，他们正在整个纳菲克兵营地区作战。  
　　国防部长达扬视察了指挥所后，了解到一场关系到以色列生死存亡的战斗正在此间展开。他打电话告知空军司令佩莱德，戈兰高地局势严重，“第三犹太圣殿”(指以色列国)的命运危在旦夕。他要求佩莱德在黎明时集中全部空中支援力量，阻止叙军前进。达扬返回特拉维夫后，在向果尔达·梅厄夫人汇报时建议，陆军应减少在戈兰高地的伤亡，在俯瞰约旦河谷的陡坡上方前沿设置防线，必要时可沿跨越约旦河上那些准备破坏的桥梁设置一个较大的立足点。梅厄夫人凝视着地面，大口深吸着烟，咬紧双唇，一言不发。后来她描述这段经历时说，这几小时是她一生中最暗淡的时刻。  
　　莫西(穆萨)·佩莱德准将是一位意志坚强、性格坦率的装甲兵军官。他出生于杰兹利尔山谷纳哈拉勒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结束以色列国防军指挥与参谋学校校长的任期后，即接任第14师师长，之后又离开了第14师。他曾领导这个后备师进行过全面训练，目前该师是一支训练有素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离开该师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他的工作尚未完全做好，他在此时去大学学习一年，按陆军高级军官现行培训规程，看来不是时候。几周前，在一次师级军官会议上，总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军官曾在会上解释，为什么总司令部的情报局认为战争的前景还相当遥远。历来坦率的佩莱德将军并不以为然，他提醒所有到会者包括讲话人在内不要忘记，情报局在1967年春，即六月战争前几个月也曾作过类似的判断。  
　　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改变计划。在他离开期间，副师长负责该师的工作，10月3日他告别了该师，回到纳哈拉勒家乡，开始为他一年的学习作必要的准备。10月6日星期六早晨，他师部的参谋长打来电话问他，“我们都已在这里，你怎么还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说话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佩莱德穿上军装，打好背包，驱车飞快驶向他的上级司令部。当他返回经过尼塔尼亚道路交叉口时，站在路旁的几个笃守教义的儿童，看到竟然有人在赎罪日驱车游逛的不轨行为，便向他的车子扔石头。他停车下来向儿童们走去，向他们解释当前局势紧张，军人们必须都到他们的岗位上去报到。孩子们安静地走开了。他继续驱车赶往师司令部。他于上午9时到达司令部，下达了准备动员的命令。动员命令很决得到了批准。  
　　动员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顺利，而且确实远比各次演习时的效果好。但在部队的装备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佩莱德师的装备陈旧，而且大部分已被目前正在外出执行保安任务或进行训练的部队带走了。以色列后备役部队所特有的机动灵活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它把分散在各个营地的坦克、光学器材和车辆等都收了回来，战争爆发时，第14师正在忙于进行上述工作。总参谋部正在制定计划，准备在晚上将佩莱德师(该师尚未完成动员)调往苏伊士前线，但由于考虑到该师不会如此迅速地作好开赴前线的准备，因此将原决定推迟到第二天早晨。由于戈兰高地的报告纷至沓来，星期日凌晨又讨论了佩莱德师的部署问题。总参谋部的成员们建议在进一步摸清情况后再作决定。埃拉扎尔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下令该师开往戈兰高地。  
　　 10月5日星期五，后备役军官丹·拉纳少将正准备到在戈兰高地附近的内奥莫德柴集体农庄去度假时，他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霍菲将军打来的，他告诉拉纳，他现在在纳菲克，看来要有情况发生。拉纳对霍菲的通报表示感谢，并告诉他，节日期间他将呆在农庄。拉纳放下电话后开始感到奇怪，霍菲在纳菲克干什么呢？他又拿起话筒，拨了霍菲的电话号码，建议他既然不能赶回家，也许愿意到他的农庄来吃饭。当霍菲谢绝他的邀请后，拉纳意识到可能要发生什么倒霉事情。他再次拿起电话找了他师的作战军官，命令他在星期六早晨向他报告情况。  
　　丹·拉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是一名以色列国防军中的“老将”。在六天战争中，他曾任北部军区参谋长。他曾在西奈指挥装甲部队多年，并任过苏伊士运河防线指挥官。1973年2月，他退出了现役，但在5月又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去向埃拉扎尔将军报到。埃拉扎尔将军告诉他，尽管情报局的判断与他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年内会爆发战争。因此，他决定任命拉纳去组建并指挥一个新的师，越快越好。  
　　 10月6日星期六上午，当电话铃在9时半响起来时，拉纳正在农庄游泳池值班。又是霍菲打来的，他告诉拉纳：情况看来很严重，你应立即返回你的师司令部。拉纳驱车到纳菲克去见霍菲，并第一次了解到叙军正在以色列防线正面集结的情况。霍菲认为，这也许是一次可以让以色列空军进行一次先发制人进攻的机会。这时，霍菲接到要他下午1时去总司令部开会的通知，谈话就此中断了。  
　　那天上午，拉纳已在师里建立了动员系统，他在驱车返回师司令部途中时曾想，这次动员可能是与他多年来所经历的各次动员相类似的另一次动员而已。他在西奈担任指挥时，他的部队至少毕竟有过30次进入戒备状态的经验。他立即不加思索地在他的农庄前停下了车，带上了他的游泳衣，他想：在动员期间很可能无事可做，何不利用一下在他司令部旁的正规军基地的游泳池呢?  
　　当拉纳正在检查动员进程时，一名军官匆匆忙忙闯进来向他报告说，全线都已开火了，详情还不知道。他立即想到，和他在一起的只有师司令部的参谋们，而大部分基本的后勤分队都不在，首先是缺乏需要控制即将由他指挥的部队的通信联络工具。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非法”地弄到了7辆半履带车辆，并将它们立即派往附近营地，以保障有效地协调通信联络，使师与各个作战通信网保持联系。  
　　后备役军官们一个个怀着迷惑不解和好奇心理陆续到达。拉纳命令他的前进指挥所人员于当晚10时在军区前进指挥所集合。他整夜都在注意听取不断送来的报告，当霍菲从纳菲克返回军区前进指挥所时，局势是暗淡和令人绝望的。拉纳这才第一次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情况。达扬出席了会议，他命令要不遗余力地封锁住通往约旦河的一切道路。拉纳关于将戈兰高地划分责任区的建议得到采纳，防区分别由他和拉弗尔负责，并以布诺特亚阿科夫桥-库奈特拉公路以南一英里处为分界线。拉弗尔负责分界线以北，包括公路在内的地区；拉纳负责分界线以南的一切作战行动。战场的情况全然心中无数。  
　　拉纳共指挥4个旅：本·肖哈姆的巴拉克旅，兰恩中校指挥的第17后备坦克旅，第14和第19后备旅。拉纳在星期天上午到阿里克桥附近的阿尔马戈尔，视察了他的新建师的情况。此时，第17旅旅长兰恩刚在耶胡迪阿公路的战斗中负了伤，他的副职接替了他的指挥。他们缺乏弹药。巴拉克旅旅长本·肖哈姆报告说，他已只剩下一辆坦克和一辆半履带车了，他得到许可撤到加姆拉赖斯高地，以便返回纳菲克组织一些部队。第14后备旅旅长报告说，他正以两个坦克连为先导通过加利利地区，有一些坦克由于技术原因而被丢弃在路旁。第19旅旅长报告，他正以近一个营的坦克兵力向加利利湖以南地区前进。当拉纳站在阿里克桥上时，巴拉克旅的一名营长带着两个后备役坦克连到达。拉纳命令他立即开往加姆拉赖斯高地，同时命令第14旅旅长等坦克连一到达，即率部队向加姆拉赖斯高地推进。第19旅旅长报到后，拉纳命令他不管现在手头有多少部队，立即开往阿勒，并在阿勒公路的隘口占领阵地。巴拉克旅的第三个后备连到达后，拉纳也同样命令它向阿勒公路前进。  
　　各部队就是这样来到的。来自各单位的部队都未经编组即匆忙开往前线。当拉弗尔师侦察分队的第一批坦克到达时，正在耶胡迪阿公路的库扎比阿道路交叉口牵制叙军进攻部队的第17旅副旅长报告，形势濒临绝境，叙军已绕过了他，距约旦河已不到6英里了。拉纳只好依靠左邻的侦察部队，命令他们前去支援第17旅各分队。所有的接近路都遭到了重炮的袭击，拉纳冒着猛烈的炮火站在桥上，指挥坦克不拘建制形式，以连、排为单位开往师防区的两条通路上。叙军在这两条通道上的进攻部队距约旦河和加利利湖都已只有10分钟的路程。当巴拉克旅的预备队向加姆拉赖斯高地刚推进2.5英里时，负责该高地的营长报告，他的部队正遭到叙军步兵的攻击，拉纳凭他微妙的直觉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射击。这支进攻部队实际上是在叙军装甲部队大规模进攻前撤退下来的戈兰尼旅的步兵部队。巴拉克旅的预备队又继续向前推进了2英里，在距阿里克桥4.5英里处与叙军第1装甲师的前卫分队展开了战斗。11辆叙军坦克被击中起火，拉纳命令部队留在阵地内。  
　　星期日晚上，叙军4个旅威胁着拉纳在拼死防守的两条通道。叙军第48和第51坦克旅越过侯什尼亚地区的塔普林路，并沿耶胡迪阿公路推进，企图到达加姆拉赖斯高地和约旦河的阿里克桥地区。当他们与以军第17后备旅的前卫分队展开战斗时，他们已穿插了约12英里，距阿里克桥已不到6英里。由兰恩上校指挥的第17后备旅是于星期日早晨出发的，如果兰恩再晚到半小时，叙军就必然到达约旦河谷了。  
　　在叙军各旅接近时，兰恩上校即将其部队展开。并在尔后的战斗中击毁了叙军15辆坦克。叙军第132机械化旅已在阿勒前停下，而第42旅则面向北部成扇形展开。叙军第47坦克旅兵分两路，一半由旅长指挥，从拉马特马格西米姆向耶胡迪阿公路朝北运动；另一半与132旅一起留在阿勒公路上。这样，叙军第47坦克旅的一半兵力在耶胡迪阿公路上与以色列第17旅的这一半兵力对抗，而另一半兵力则在阿勒公路上与以色列第17旅的另一半兵力对峙。  
　　兰恩在解决了与叙军在道路交叉口上的战斗后，率领一个坦克营和一个侦察连发现叙军第47坦克旅的一半兵力正在向其翼侧朝北运动。他即占领阵地，展开火力，与敌交战。一场大规模的坦克战开始了。以军在战斗中损失了3辆坦克，而叙军则损失了约35辆坦克。兰恩负了伤，被送往后方，他在战斗中指挥的那个坦克营营长也负伤被后送了。因此由一名资格较老的连长接替了旅的指挥。从此，塔普林路以西沿耶胡迪阿-侯什尼亚公路一线的战斗没有中断过。  
　　拉纳的副职莫西准将看到耶胡迪阿公路上局势危急，便带领师前进指挥所向前移动，去负责兰恩旅作战的防区。他与先头部队一起在最前面，他率领极少的兵力，英勇顿强地进行了战斗。星期一上午，他径直走向前线，在那里发现战斗极为艰苦：大部分部队的军官非死即伤，他感到部队士气低落。他的亲临前线和他对部队的讲话明显地扭转了局势。他注视着一位年轻的军械中尉，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的军官，他让这位军官担负起牵制叙军的指挥任务，并作了如何去做的明确指示。他协助他组织前沿残余部队进行全面防御；把伤员们集中在无法开动的坦克里，在第17旅的侧后保障其前进，抗击从阿勒公路越野北进的叙军第47坦克旅部队。莫西准将对耶胡迪阿公路上极为棘手的局势的处理以及他本人的以身作则，乃是稳定这条战线局势的主要因素。  
　　在阿勒公路上，已冲到拉卡德峡谷和阿勒地区之间隘路口上的密尔中校，奉命留在防御阵地内，不得向能看到叙军坦克在周围运动的拉马特马格西米姆前进。11时45分，他们与敌发生接触，密尔以8辆坦克与叙军第132机械化旅和第47坦克旅的一半兵力进行了一整天的坦克战，在战斗中，叙军第47坦克旅副旅长库尔塔姆少校被俘。他是在设想阿勒隘路口已被封锁，两翼没有部队的情况下调动他的部队的。叙利亚人在他们最狂妄的梦想中，也显然无法想象这条重要的道路是敞开着的。  
　　叙军第5师的第47坦克旅和第132旅莫名其妙地在中途停止了前进。可能是库尔塔姆少校预料，根据军事常识和预先制定的计划，在这一最明显的地段必然会面对早有充分准备的防御阵地，因而在他们方面令人意外地缺乏主动性；也可能是由于他们是在“按照书本”作战，即在到达指定地点后，即使前面没有以色列部队，也要按照计划等待下一波超越他们；或许是由于叙军统帅部看到他们在北部地段未能得手，而在南部地段却较为轻而易举地进行了突破，因此怀疑这可能是一个圈套，担心在该地区的第5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的翼侧安全。  
　　与此同时，叙军第1装甲师已沿库德奈和拉菲德两条公路突入戈兰高地，并在侯什尼亚地区进行休整，尔后再以主力向北沿塔普林路向纳菲克突破，并从翼侧向到目前为止一直在阻挡叙军前进的艾坦师遂行包围。  
　　 7日凌晨2时30分，第19旅随其已改装的“谢尔曼”坦克组成的先头营到达阿勒。第17旅密尔上校的部队划归第19旅指挥。叙军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星期天晚上，25辆被烧毁的叙军坦克散弃在拉马特马格西米姆和阿勒战场上。两辆以军坦克被击毁。  
　　前一天还在家中与亲人团聚或在犹太教堂作神圣祈祷的后备役队员们，在不到24小时内即发现自己置身于战斗的恐怖景象之中，并在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不利条件下进行着战斗。以色列的秘密武器——灵活的应变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了。叙军的进攻被牵制住了。

第八章 七旅壮举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10月7日星期日早晨，当晨曦降临时，战争的破坏景象便展现在第7旅官兵们疲倦的眼前。在阿维多尔选定的的“诱歼地域”——赫尔蒙尼特山和“布斯特尔”山之间的山谷里到处都是燃烧着的坦克和被击毁的车辆，该地域后被称为“眼泪谷”而蜚声于第7旅和以色列国防军。一些坦克乘员在火焰中奔跑着；脱离坦克底盘的炮塔掉在被砍去“脑袋”的坦克旁；紫色和红色的火舌不断地舔着周围的弹药车和装甲人员输送车，车辆不时地炸成碎片。蘑菇状的白色烟幕笼罩在坦克上空。第5营一位年轻的连长当时想到：“这真象《飘》里的战场，不同的是这次是一场现代化的电子战。”叙军炮兵的精确炮击迫使以军坦克车长们关上炮塔顶盖。当他们再次伸出头来观察战场时，一支新的叙军部队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正在向前推进，他们又准备在“眼泪谷”发起第二次进攻了。  
　　上午8时，叙军第7师的第78坦克旅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它在“布斯特尔”和赫尔蒙尼特山之间的2.5英里宽的正面上推进，极力想使一支部队潜入沿瓦塞特方向的赫尔蒙尼特山麓奔流的干涸河道。战斗激烈地进行着，以军的第5营与叙军的一个旅在进行着战斗。阿维多尔冷静地指挥着战斗，他注意保存实力，不管情况如何不利，他手中总是掌握着一支预备队，他极力抢先于敌两步考虑问题，并且总是作好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当第7旅在从10到2,300码的不同射程内作战时，它的师长拉弗尔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与此同时，北部防区的第1营遭到了叙军伴随有一支乘坐装甲输送车的装甲步兵部队的两个坦克营的攻击。在这次攻击中，叙军的大部分车辆被摧毁。战斗在中午1时结束，叙军撤退了，丢弃了几十辆坦克和车辆在第7旅的前沿燃烧着。  
　　在库奈特拉以南由阿维中校指挥的第7营，这时正向俯瞰赫尔蒙尼特山的“眼泪谷”的中部地段运动。阿维奉命在南面留下一支小部队，以保护第7旅的翼侧。第1营在战斗中损失了约10辆坦克，正留在北部地段休整，当天下午，叙军又在库奈特拉以南地区向阿维前往赫尔蒙尼特山时留下的一个连发起了进攻。但这支拥有约20辆坦克的进攻部队被以军消灭了。  
　　当晚10时，叙军又再次回过来以老一套的密集炮火射击向中部地段进攻。但这时的叙军第7师已有第3装甲师参加进来，装备有先进的T-62型苏制坦克的第81旅部队作为先头部队。阿维多尔旅牵制着叙军一支近500辆坦克的部队，而该旅自第一天战斗后投入战斗的坦克从未超过40辆。由于以色列缺乏夜视器材，叙军能前进到以色列坦克的很近距离内。在叙军密集炮火的攻击下，双方在30至60码的距离上展开了战斗。叙军坦克在携带反坦克火箭筒的步兵伴随下绕过了以军部队，以军的许多坦克被这些携带反坦克火箭筒的部队摧毁。战斗是危急的，10月8日星期一凌晨1时，正当战斗处于高潮时，象它突然开始那样又突然停止了。叙军遭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他们正利用夜暗忙着在战场四周运动，企图将被打坏的坦克和伤员送往后方。阿维多尔以炮火压制战场，并利用战斗间隙来给坦克补充燃料和弹药，同时集中力量对被毁的以色列坦克进行修复。  
　　凌晨4时，叙军重新开始对该旅进行袭扰。拂晓时，首先映入筋疲力竭的以色列坦克乘员们的眼帘的是一片可怕的景象：130辆被击毁丢弃和冒着烟的叙军坦克，以及大量装甲人员输送车，散布在“眼泪谷”中。许多叙军坦克被丢弃在以军阵地后面或阵地上。第7旅第一次意识到他们遭到的是一支多么大的力量的打击。他们阻滞了100多辆坦克的前进。阿维多尔命令全旅向3,000码以内的每一个游动目标射击。当晚，叙军又以两个步兵营的兵力向赫尔蒙尼特阵地发起进攻。戈兰尼旅的一支不到20名士兵的小分队击退了叙军的这次进攻，使这个布满烧毁的装甲车辆的凌乱不堪的血腥战场上又增加了几十名叙军步兵的尸体。  
　　星期一，阿维多尔的第7旅与实施集中进攻的叙军第7步兵师、第3装甲师和独立部队(诸如装备有T-62型坦克的“阿萨得共和国警卫队”)奋战了一整天。在该旅的右翼库奈特拉以南地区，“老虎”连遭到了利用黑夜潜入该地区的一支装甲部队的攻击。“老虎”以7辆坦克牵制了叙军的进攻达一天之久，使叙军的一切突破企图都未能得逞，大约有30辆叙军坦克和两个装甲步兵连的约20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在他的坦克所控制的平原上燃烧着，冒着烟。下午，叙军集中了三个坦克营在装甲步兵的伴随下实施进攻，企图突破赫尔蒙尼特地区。在敌军炮兵识别出以色列阵地后，以色列的伤亡增加了；的确，第7旅的伤亡大部分是叙军炮火造成的。  
　　阿维多尔和他的部队此时已完全疲惫不堪了。在经过三昼两夜的连续紧张战斗后，他们的体力已支持不住了。他们没有时间睡觉、吃饭和做其它一切事情，只是忙于躲避炮弹和进行战斗。他们已被持续不断的炮火和喀秋莎火箭轰击得麻木不仁。阿维多尔意识到坦克的战斗力正在下降，数量不断减少。该旅已约有50人阵亡和大量伤员。他在战斗中投入的坦克从未超过40至45辆，这还要归功于他的军械部队的惊人机智和勇敢。尽管敌人遭受了巨大伤亡，但每当他们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兵力和规模发起进攻时，阿维多尔总是产生一种绝望的感觉。他的防御早晚会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因此，他建立了一支由5辆坦克组成的预备队，由他的作战军官指挥，并命令他退到他后方半英里处，准备阻击叙军一切可能的突破。他的后面是拉弗尔，他沉着而坚定地指挥着战斗，在这数小时的考验中，他证明了自己是名不虚传的。  
　　叙军凭借他们高度先进的夜视器材的有利条件，设法为装甲部队把黑夜变成白昼。他们深知，在这方面他们要比以军占优势。星期一夜间，他们向“布斯特尔”中部地段发起进攻，战斗持续了3个小时。阿维多尔命令由“老虎”指挥的南边的连，当夜从翼侧和后方向敌实施反击。当“老虎”率领7辆坦克前进时，迎面遇到了正在向“布斯特尔”山顶运动的一个叙军坦克和装甲步兵连。双方展开了战斗，叙军的进攻被粉碎了。  
　　星期二拂晓，第7旅的坦克部队消耗殆尽。当晨雾升起时，叙军以密集的弹幕射击向他们头上打来，炮火的猛烈程度使他们过去所遭受过的一切炮火射击都相形见绌。喀秋莎火箭飞速向他们飞来，阵地上顿时石尘飞扬，弹片遍地。叙军的米格-17战斗机在战场上低空掠过，狂轰滥炸。7架叙军直升机飞越以军阵地上空向布卡塔方向飞去，其中4架在那里卸下了他们的突击部队。到上午3时，成千上万发炮弹和数百枚火箭炮弹落在以军的阵地上，弹幕射击达到了震耳欲聋的激烈程度，坦克手们被迫关上仓盖，隐蔽在坦克里。持续不断的猛烈进攻，显然是叙军对在该防区阻挡他们突入以军防线的坚固防御进行一次集中兵力的，决定性突破前的序幕。当阿维多尔观察着叙军大部队在向前推进并看到整个阵地都遭到了密集轰炸和炮击时，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叙军这次是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强行突破。一支由100辆坦克作先导的叙军部队，在乘坐大量装甲人员输送车的步兵伴随下，出现在因遭猛烈轰炸而扬起的尘土所笼罩下的中央防区的狭窄正面上，它们正缓慢地向已打得筋疲力竭的阿维多尔的部队方向推进。  
　　第7旅开始进行最大限度的远程射击，但当第一批叙军坦克被击中后，第二批马上又接上来，继续顽强地向以军阵地推进。因而他们离以军阵地越来越近。以军指挥官们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炮塔外，当叙军炮火集中向这支以军小股部队袭来时，坦克指挥官的伤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比例。阿维多尔知道，要想更有效地作战，他必须把他的部队撤出这块被持续的弹幕射击所造成的地狱似的阵地。因此，他命令其正处于叙军先头部队强大压力下的这支部队，从他们进行战斗的高地斜坡上后撤约400码，从而避开叙军集中的炮火袭击。  
　　当亚尔正在从掩护通往大马士革主要公路的A3支撑点上观察叙军一波又一波的增援部队时，阿维多尔命令他集结他在该地区的部队，参加第7旅地区的战斗。亚尔率领6辆坦克退回来投入战斗。当他正在一块高地的后斜坡作战时，他的坦克被击中，他负了伤。他又爬进另一辆坦克，即他的第三辆坦克。他在离开A3支撑点邻近地区时，命令支撑点内所有人员隐蔽好，同时要求以军炮兵轰击该阵地，以作掩护。他的坦克从高地上居高临下，逐个地击毁着“眼泪谷”的叙军目标。傍晚，就在战斗于全线展开时，亚尔以5辆坦克和装甲人员输送车组成了向A3支撑点运送补给的车队。他的坦克被库奈特拉郊外的叙军突击队的火箭击中，亚尔后面的坦克报告说，亚尔已被击毙。然而亚尔仍然活着，继续率领着3辆装甲人员输送车越过“布斯特尔”高地，在激战中冲向了A3支撑点。当他带着补给品进入支撑点时，刚刚听说他阵亡的那些士兵立即上前拥抱了他。  
　　正当第7旅从其高地约1英里长的一个斜坡上撤退时，炮击突然停止了，而叙军的坦克这时却出现在高地上向他们射击。阿维多尔考虑着这一绝望的局面：他的第7营此时已只剩下6辆坦克，正担任旅的预备队；亚尔已从支撑点撤回，并已集中了6辆坦克；他的作战军官正在布卡塔地区巡逻，搜索早晨乘直升机着陆的叙军突击队。正在“布斯特尔”以北大马士革主要公路上的特勒吉特作战的“老虎”则缺少弹药，他正在请求后撤以补充弹药。阿维多尔拒绝了他的请求，告诉他在必要时可使用轻武器，并补充说：“或许叙军看到犹太人的坦克就会被吓回去。”然而，当他听到每辆坦克只有一发炮弹时，他的态度马上变缓和了。局势看来是令人绝望的。但是在与拉弗尔磋商后，阿维多尔便又开始重整他的部队，第7旅发起了反攻。  
　　阿维带领着他的第7营到达了。烟尘笼罩着战场，使他们的坦克无法辨别方向。当阿维登上高地时，发现在他前面的以军阵地上有叙军坦克。第一辆叙军坦克在烟雾中没有发现他，他迅速指挥炮手射击，叙军坦克成了一团火。正当他要向旅长报告时，3辆叙军坦克向那辆燃烧着的坦克开来。他立即命令：“速射！”第一辆叙军坦克正缓缓地将其炮口转向阿维的坦克。“开火！开火！”阿维向他的炮手尖声叫喊着，炮手在尘土弥漫中无法辨清目标。当坦克从烟雾中出现时，炮手立即开火，并本能地转动着炮口。一分半钟之内，4辆叙军坦克在近距离内被全部击毁。一部分叙军撤退了，第7旅重新占领了高地，但是叙军丢下燃烧着的坦克仍然继续前进，一步步地向前逼进；他们后面长长的车队在等待着进入战斗。与此同时，几十名坦克乘员却在战场周围来回奔跑，寻找新的坦克或企图逃到下面的山谷中去。  
　　在北部地段，由巴茨指挥的第1营以不到半数的坦克进行着战斗。阿维多尔开始感到，他可能阻挡不住叙军的突破了，因此，他命令巴茨留下3辆坦克在该地防守，其余的向战场的北侧运动，以对付正利用死角企图向罗姆方向干涸河道运动的叙军“阿萨得共和国卫队”T-62型坦克的威胁，在与这支部队交战时，巴茨被打死了。阿维多尔命令指挥第7营的阿维接管巴茨留下的部队。阿维把这两支部队会合在一起，与叙军的两个T-62型坦克营展开了战斗，此时，这两个营已绕过第7旅，到达该旅后方约五百码处的干涸河道。阿维营在“眼泪谷”周围高地实施机动时，歼灭了阿萨得部队，该部队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已被证明极差。这时阿维多尔将中部地段的所有部队都交由阿维指挥。“请放心，先生”，阿维说，并自豪地提醒阿维多尔他是也门人，“我是一只黑豹，他们休想从我这里通过”。叙军仍然以极大的决心拼命向前推进，与在250到500码距离上顽强扼守的以军15辆坦克进行着战斗，但这时叙军是在他们原来的斜坡阵地上作战，战术上对他们极为有利。叙军越过他们，从后方向以军射击。四面都可以感到燃烧着的坦克的灼热火焰，空气中充满了有烟和无烟炸药的火药味。  
　　四面受敌的第7旅，这时在360度的半径内作战。此刻要想在战场上进行指挥和识别都已不可能了。每一辆坦克，每一小支部队都在各自为战。以军坦克发现自己混杂在一群叙军坦克之中；叙军坦克在以军阵地上迷失了方向。当叙军拼死战斗以达到突破目的时，双方的火炮都猛轰着这块可怕的战场。这时以军几乎是无意识地靠着本能在战斗，他们只是下意识地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重大意义。  
　　阿维多尔不能摆脱这是最后一战的感觉。由于某种原因，他无法对尔后情况进行预测，他也从未想到要后撤，尽管他的旅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都已到了枯竭的境地。他们已经没有后勤能力和控制力量了。他们已在持续的炮火下连续奋战了四昼三夜，从未得到一点休息和喘息之机。平均每辆坦克只剩下三四发炮弹了。在战斗高潮中，阿维多尔转身同他的作战军官说话。这位军官刚开口回答说了半句话，突然滑倒在装甲输送车的底板上睡着了。阿维多尔向拉弗尔报告说，他不知道他还能否坚持下去。他已是在精神恍惚中报告着他的旅的情况。拉弗尔象往常一样沉着、镇定和给人以鼓舞，他恳求阿维多尔说：“我求求你，阿维多尔，坚持下去！再给我半小时。你很快会得到增援。请想办法坚持下去!”  
　　就在这危急关头，约西中校率领巴拉克旅剩下的11辆坦克来到了师的防地，拉弗尔把它拨交阿维多尔。约西在9月4日交出了他在巴拉克旅第4营的指挥权，决定去渡一个不寻常的蜜月。为此，他和他的新婚妻子纳蒂乘飞机飞往了喜马拉雅山脉。赎罪日前夕，他们驾驶着摩托车到了中国边界。在返回加德满都渡赎罪日时，旅馆招待员问他们说：“你们是从以色列来的吗？你们那儿出事了，你们应该去听听新闻广播。”约西和纳蒂立刻抓紧时间，利用种种借口，设法途经德黑兰和雅典，飞回了以色列。约西在雅典给家里挂了电话，叫他们把军装和装备送到机场。在他匆忙北去时，他根本没有想到会要他指挥他原在旅的残部。他匆忙来到霍菲的前进指挥所，才听到了巴拉克旅所发生的情况，这时已是星期二上午。  
　　当达夫到达巴拉克旅部时，该旅的残存部队正在开始零落地到来。与此同时，奥迪德率领从加姆拉赖斯高地徒步下来的140名步兵，撤出了特勒法里斯。达夫和其地军官一起组织了技术小组，把丢弃在战场上的坦克找回来，交给军械分队修理。星期二中午，一位精神病医生从特勒哈舒莫尔医疗中心来到此地，照顾巴拉克旅的士兵们，他站在那里，凝视着头发蓬乱、满面胡须、目光呆滞的士兵们，有一些人被烧伤了，大部人是被火烟熏黑的，他们默默地在修理着被打坏的坦克，使它们复原。这是一幅令人感动和给人启迪的场景，精神病医生问士兵们在做什么？他们解释说，他们在整修坦克，好重返战场。这位医生说，“如果他们要重返战场，我最好是忘掉我所学会的一切。”  
　　达夫报告指挥所，他已有13辆坦克作好战斗准备。他把乘员编了组，装上弹药，要到了一些迫击炮。之后，他得到指挥所通知，约西要前来指挥战斗。约西到达的消息传开了，原是约西的副职，在战斗第一天就负了伤的施姆利克，从萨费德的医院里偷跑出来，同约西一起参加战斗。达夫知道他们是来为他们旅的战友们报仇雪恨的，因此，他开了一辆吉普车，把约西的部队带到了前线。到达前线后，他们接到加入第7旅战斗的命令。约西从无线电中听到在旅前线南部地段作战的“老虎”已没有弹药，无法再坚守在“布斯特尔”高地的斜坡上抵御叙军的前进了。  
　　 “老虎”部队的各辆坦克此时只剩下两发炮弹了。他通过无线电绝望地向旅长喊道：“先生，我坚持不了啦。”阿维多尔恳求他道：“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再坚持10分钟，增援部队马上就到。”当“老虎”的弹药全部用尽时，他开始把手榴弹装满口袋，向后撤退。正在此刻，约西赶到了“布斯特尔”，向叙军开了火。在初次冲突中，他就摧毁了叙军约30辆坦克。约西赶到时，第7旅正处在崩溃边缘，它原来的约100辆坦克已只剩下7辆能用了。双方的战斗都已停顿下来。阿维多尔向拉弗尔作了报告，他已顶不住叙军的进攻，但这时他突然接到了A3支撑点的报告(该支撑点已被叙军包围，并处于叙军进攻部队的远后方)，叙军的辎重队正在掉头撤退。叙军的进攻被粉碎了；他们的部队溃散了，并开始仓惶撤退。  
　　第7旅的残存部队，包括约西的增援部队在内，总共还剩约20辆坦克。他们已经筋疲力竭，所剩无几，许多人受了伤，他们驾驶着弹痕累累的坦克开始追击叙军，他们击毁了逃窜中的叙军坦克和装甲人员输送车。他们进到反坦克壕边缘时停住了，因为该旅已到了人的精力所能承受的极限。  
　　阿维多尔茫然地站着，凝视着下面的“眼泪谷”，大约有260辆叙军坦克、数百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和其它车辆，被丢弃散布在赫尔蒙尼特山和“布斯特尔”山之间的狭窄战场上。他们能够看到远处尘土烟雾中正在逃窜的叙军和正在后面追击他们的以军。拉弗尔在通讯网上向第7旅全体官兵讲话，耳机里传来了他那平静的声音：“你们拯救了以色列民族。”  
　　以色列军队可以有许多次伟大的战斗引以自豪，然而却很少有象第7旅所进行的战斗那样出色和关系重大。阿维多尔在拉弗尔坚定决心的支持和鼓励下，打了一场典型的牵制敌人的防御战。他获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熟悉他要去作战的地形，而且他的许多下属军官也都对那里了如指掌。各级指挥官对高地每一块土地的有利点和不利点都能对答如流。已在该地区作好了战斗准备：高地的所有必要的射程表、各种斜坡和预备阵地等都已作好准备，为进行一场敌众我寡的防御战创造了最大的有利条件。阿维多尔的旅训练有素，充分利用了所作的一切准备的有利条件。  
　　他曾面临过许多问题。首先，他的旅没有一个人预料到战斗会紧张到不分昼夜、毫无间歇地进行，从而迫使以军一连几天作战，以至达到人类意志和承受能力的极限，叙军利用自己的先进夜视器材，每夜都发起多次猛烈进攻。过去曾在夜间控制过战场的以军，此时却处于不利地位。兵力悬殊已大大超出了原来计划的比例。叙军接连进攻的规模和兵力也是以军在精神上没有准备的。阿维多尔旅苦于无法从胶着状态的战斗中脱身，叙军不间断的，猛烈密集的炮火射击使以军遭受重大的伤亡，以军指挥官伤亡尤为惨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由于要在炽烈的炮火下打开坦克仓盖指挥战斗，因而容易受到杀伤，这影响了指挥战斗的能力。  
　　阿维多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叙军到达横向的库奈特拉-马萨达公路。为达到上述目的，他打了一场就地牵制敌人的防御战，他一直利用机动预备队保护其翼侧和阻滞对旅防线一切可能的突破。亚尔营极为有效地支援了一线的碉堡，这些碉堡很重要，因为它们既能分散叙军兵力，又能从叙军战线后方送来极为有用的报告。阿维多尔一直在制高点上保持着3个营，控制高地，并向后方展开。阿维多尔就是利用这种办法，始终控制着诱歼地域。他利用炮兵发射的照明弹来抵销叙军的夜间优势。他的旅在正面宽约12英里，纵深1-2英里的地域内作战，而叙军的大部兵力却是集中在宽约6英里的正面上向它进攻。在未亲眼看到500多辆各种类型的装甲车辆散躺在沟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毁灭和破坏场面之前，很少有指挥官会相信第7旅这次胜仗的巨大规模。  
　　第7旅的经验比任何事情都能证明，以色列统帅部和政府没有及时进行动员是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最初，第7旅是以军唯一集结的，叙军要与之交战的装甲旅。如果以军从一开始就把最终都要投入戈兰高地战斗的所有的旅全都投入作战，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但是相反，他们是毫无计划地，零星地将这些旅投入战斗的，有时甚至是装备不足即投入战斗。这并不是因为缺少装备，而是因为没有时间收集或装配。如果叙军是与以军全军作战，那毫无疑问，整个“紫色线”都将成为一连串的“眼泪谷”。在为时两天的战斗中，叙军在与以军装甲部队作战中把自己碰得粉碎，它的残余部队本来是可以在伊拉克和约旦军队的支援下，把向叙利亚进攻的以军阻挡几天的。如果北部的以色列部队都象第7旅那样提前24小时动员并作好战斗准备，那叙军就肯定要全军覆没。  

图2 10月7日星期日午夜叙军突破的最大纵深

第九章 转入反攻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回来说一说特拉维夫。前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满头银发，语调缓慢，沉着冷静，他作为工商部长，这时正在视察超级市场和各大商店。他刚到达负责协调人民生活的紧急组织办公室，便接到要他去见总理的急电。他被领进总理办公室时，是星期日下午5时。总理双手抱头坐在那里，满脸神情沮丧。她向巴列夫详细叙述了那天国防部长视察南北前线之后来见她的情景，他说：“果尔达，我全错了。我们现在大祸临头。我们只有在戈兰高地后撤到山谷上方的悬崖边缘，在南部西奈撤到隘口，坚守到最后一粒子弹。”她要求巴列夫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北部前线去，然后回来告诉她该怎么办，他欣然从命了，但他指出，这件事最好与达扬和埃拉扎尔商量一下。她和他们通了电话，结果都表示同意，并授权巴列夫在他认为必要时，可当场下达命令。达扬让巴列夫走之前去见他，他送给了他一件军衬衣。  
　　巴列夫在当天晚上8时到达北部军区司令部，在作战室的地图上看到了叙军在戈兰高地穿插的深度。他意识到局势确实非常严重，气氛令人窒息。巴列夫以那种使他成为部队中传奇式人物的平静、缓慢而富有节奏的语调开始了讲话。  
　　显得疲惫而缺乏睡眠的霍菲，向巴列夫简要报告了他在那天清晨所下达的命令：在所有通向戈兰高地的接近路上组织防御，包括建立一系列的反坦克支撑点。这些命令，包括沿约旦河地域组织防御的具体细节，都在那天清晨国防部长视察军区时得到了批准(拉纳已被指定负责桥前的防御阵地)。巴列夫检查了他接到的报告，再次强调了要尽最大可能加强沿主要道路的反坦克障碍物的重要性。  
　　在接着同霍菲和他的参谋人员进行的讨论中，考虑了此刻正在向这一地域开进的穆萨·佩莱德将军师的部署情况。有人建议该师或在布诺特亚阿科夫桥地域集结，或是沿戈兰高地南部一线，即阿勒公路发动进攻。佩莱德发言反对把他的师调向桥边：他的装甲师已经向北开进许多英里了，要到达这座桥就必须继续走相当长的一段路程。他强烈要求允许他的部队在到达的第一条道路即阿勒公路上发动进攻。霍菲实际上已经下达命令，要佩莱德沿南部各条路线发动进攻，巴列夫批准了这一命令。  
　　在巴拉克旅毁灭和本·肖哈姆同他的军官们牺牲的消息传来以后这一非常困难的时刻，巴列夫到了，他的镇定自若的表情，大大改善了司令部的气氛。叙军发动进攻，击溃南部地段以军，并推进到离加利利湖不到10分钟路程的地方。之后仅过了36小时，北部军区就在这里下达了第二天早晨发动大规模反攻的各项命令。  
　　接着，巴列夫驱车穿过阿里克桥，上了耶胡迪阿公路来到丹·拉纳的前进指挥所。他听取了拉纳谨慎而满怀信心的报告，看着这支仓促投入战斗的部队在耶胡迪阿和阿勒一线所获得的惊人战果，他知道，局势尽管很严重，但此刻好对付了。兵力对比是悬殊的，但并不令人绝望，他对拉纳指挥所的军官们解释了戈兰高地战斗的关键性，说明了巴拉克旅和第7旅的情况，他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前的任务是打乱叙利亚统帅部的布局。佩莱德后来在讲到巴列夫的这次视察时说：“那天晚上，巴列夫成了这次战争的真正英雄之一。”  
　　巴列夫返回特拉维夫后，穿道实行灯火管制的街道，来到梅厄夫人的办公室。他报告了一个新的师将在第二天早晨开始反攻。他认为他们兴许能扭转局面；局势是严重的，但并不是毫无希望。梅厄夫人谢过了他，脸上出现了一丝宽慰的神情。她支起右臂，激动地来回摆动着手臂说：“伟大的莫西·达扬！一天这样，过一天又一个样！”  
　　星期日晚上，穆萨·佩莱德接到霍菲的命令，要他第二天在南部地段发起反攻。除了他的师外，所有在阿勒-拉菲德公路上作战的部队也都归他指挥。总参谋长已决定，在南部坚守并巩固阵地，而在北部则实施反攻。戈兰高地的局势是危险的：根本没有战略纵深，几乎没有机动的余地，所以必须把叙利亚人赶出这一地区。佩莱德师的任务是向拉菲德公路交叉口前进，但是他担心的是，他的坦克来得太慢了，它们行驶得很艰难，并且在途中还发生许多技术上的问题。  
　　那天夜里10时，佩莱德在加利利湖南端的泽马奇带领一个指挥小组，他的计划是分两路发起进攻。主攻方向是沿阿勒-拉菲德公路，由第19后备旅作为先导(该旅自星期日下午就一直在战斗，并已有伤亡)，第20旅准备跟随突破。第70后备旅随后跟进，肃清残敌并在拉卡德悬崖上方掩护右翼。在主攻的左翼是第14后备旅，它沿着从吉瓦特约夫的加姆拉赖斯高地直到马兹拉特库奈特拉的道路，经纳哈盖谢尔直扑侯什尼亚。  
　　星期一，反攻开始了。第19旅在阿勒地区遭到有力的抗击，初次攻击，它便损失了7辆坦克。佩莱德发现这块平坦开阔的地形可以展开更多的部队，于是他立刻把第20旅投入战斗。第20旅组成了一个火力点，同时它的一个营从右侧向敌人实施迂回包围，佩莱德的部队在与敌两翼作战，战斗进行得缓慢而艰苦。叙军以非常猛烈而密集的炮火进行反击，但以军坚强不屈，不久佩莱德就感到他们占了优势。第14旅进攻得很顺利，摧毁了15辆以上的叙军坦克，并到了拉马特马格西米姆对面的第一条横向公路。佩莱德命令该旅派一个营去攻击敌人右翼，但是该营营长判断方向错误，走错了路。佩莱德知道这一情况后，即命令第19旅和20旅正面进攻。以军以一支经过改装的，装备英式105毫米火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式“谢尔曼”坦克部队，打垮了装备有最现代化苏制坦克的叙军。叙军大部被消灭(在拉马特马格西米姆和阿勒之间，据查点叙军丢弃了60辆坦克)。  
　　接着，第20旅向北推进，第19旅在补充燃料后掩护前进部队的左翼。佩莱德命令第19旅利用拉马特马格西米姆通向北部的横向公路，把部队向第14旅的左翼运动，以扩大师的正面，在进行了一场机动装甲战后，全师向前推进，到下午1时，到达了朱哈德尔的塔普林路交叉口。第19旅的先遣分队快到达纳哈盖谢尔的以色列村庄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向村庄走去，以为在那里能发现叙军。使他们惊奇的是，出现了一名携带着一支步枪和一颗手榴弹的以色列士兵，他是原来驻守该村部队的一名士兵。他在星期日接到了保卫村庄的命令，但是由于他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又没有接到撤回的命令，这个小伙子就独自留守在这里(叙军已在赎罪日绕过该村)。  
　　当师正在前进时，接到报告说，敌人一个坦克连正在第20旅的后方运动，并威胁着补给纵队。该旅一名副营长带着营部两辆半履带车巡逻，驶过一块起伏地后，突然遭遇6辆集中在一起的叙军坦克。副营长发现他们后(这位军官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他在本星期一上午将作为一个学校校长——卡斯皮先生坐在办公桌前)，本能地命令他的士兵用两辆车上的所有武器——机枪和冲锋枪，一起向敌开火，叙军的坦克乘员惊慌失措，他们跳出坦克，开始用手榴弹和机枪进行自卫。他们被消灭了。与此同时，佩莱德命令第19旅派一个营去搜索这支敌军，但是该营到达时，其任务已被这位来自拉姆拉的勇敢的校长完成了。  
　　这时，第20旅的先头营已到达特勒萨基村地域，这是一个距主要公路以东110码远的小山包。在这里他们进入了敌反坦克防御地域(它设在特勒萨基村到朱哈德尔的公路两边)，遭到了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火炮的猛烈射击，伤亡不少。他们被打得抬不起头来，旅不得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以援救他们。  
　　第20旅首次冲击受挫。在它左翼的第14旅一步步地向叙军防御地域进攻，但这一防御地域的宽度和纵深，却是佩莱德和旅指挥官们没有料到的。傍晚，在第14旅左翼前进的第19旅，也遇到了这同一个反坦克防御阵地。此时，阵地上的叙军仍在忙于组织防御和配置人员。第19旅旅长毫不犹豫，下令全旅所有武器都向叙军开火，向叙军阵地发起冲击(部分阵地尚未配备人员)，占领了该防御地域的部分阵地。  
　　此刻，师正在所有三条进攻轴线上步步楔入该阵地。他们知道这一阵地很难对付。他们所遇到的实际上是敌人的一个主要反坦克防御阵地，它在强大的密集炮火掩护下，配置有各种坦克，步兵，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火炮。叙军第132机械化旅在佩莱德师的猛攻下退却，然而10月8日早上，叙军的一个反坦克混合营——由装备“萨格尔-2”式反坦克导弹的三个步兵战车连和两个106毫米无坐力反坦克炮连组成，奉命加入了第132旅。一名被俘获的叙军军官描述了那天上午10时他们是如何迎击以军反攻的：看到从南面进攻的以军装甲部队时，前线各连向以军坦克发射了约30枚反坦克导弹。  
　　星期一全天，丹·拉纳师在耶胡迪阿公路同叙军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兰恩的第17旅受到强大的压力，损失了一半兵力。在前一天兰恩上校负伤后，接替他指挥的副旅长在下午牺牲了。(拉纳派了他的副师长去代职。)该旅在前进中遭到伏击。由旅作战军官指挥的两个连撤回，尔后向翼侧运动，绕到同旅主力作战的叙军背后，他们在伏击中摧毁了叙军全部13辆坦克。该旅现在的编成内有一个坦克营和一个归其指挥的侦察分队。  
　　奥利的第79旅也同叙军战斗了一整天，这支叙军一直沿塔普林路不断地施加压力，力图到达纳菲克并绕过它。第79旅归拉纳第21师指挥，叙军的主力集中在塔普林路通向纳菲克的辛迪亚纳方向。拉纳让第17旅实施机动，从西面沿耶胡迪阿公路朝塔普林路和侯什尼亚方向前进，并让第79旅从北面朝辛迪亚纳-侯什尼亚总方向前进，从而增强了对叙军第1装甲师的压力，该师正沿塔普林路向北推进，西面向约旦推进。陶菲克·杰哈尼上校指挥的这个叙利亚师被证明是个非常难对付的敌手，他要求他的部队不懈地前进，在战斗的各个阶段都要保持进攻的锐势，并设法绕过敌人。该师极高的水准还反映在其先头部队，第91旅旅长沙菲克·菲亚德上校的行动上。当纳菲克的防御显然坚固难克时，该旅便绕过道路交叉口，向西越野疾进。它的前方支队到达了以军在斯诺巴的主要补给中心，进入戈兰高地约12英里。这次前进证明是叙军在该战争中最深远的一次突破，几乎到达距约旦河约4.5英里处的关卡(他们的坦克从约旦河上的布诺特亚阿科夫桥行驶只需10分钟)。  
　　指挥第79旅的奥利调回了他部署在库奈特拉以南艾英齐万地域的预备队，命令他们从后方展开实施大幅度的迂回运动，向辛迪亚纳南进，从而威胁前进中的叙军部队侧翼。奥利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他同拉弗尔·艾坦通话，请求从位于北部的第7旅派一个连来。艾坦批准了他的请求。奥利命令他所得到的6辆坦克沿塔普林路向南推进。随着战局渐见头绪，奥利集中部队向南推进。傍晚，他率领他的旅猛攻辛迪亚纳，予敌以重大杀伤。到晚上，他的部队完全控制了纳菲克地区的塔普林路，并沿辛迪亚纳-拉姆塔尼亚-侯什尼亚一线和紧接辛迪亚纳北部的东西线展开。他的旅以辛迪亚纳为据点，成准备继续南进的态势。  
　　但就在此刻，战斗的震骇，以及从赎罪日前的节日气氛到这两天恐怖景象的急剧变化，突然揪住了奥利的心。他的军官接连阵亡(他刚刚又失去了两个连长)，他的预备队员惊慌失措。他们经历的事情是令人悲痛的，他发现他不得不作出超人的努力，殚精竭虑地实施他的领导，而在这场激烈、艰苦而又残酷的战斗中，这种领导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是在辛迪亚纳的胜利，他不知道他的旅会成为什么样子；由于战胜了该地区的强大敌军，使士兵们产生了新的信心。他向他们讲了话，并看到辛迪亚纳之战使他们确信，只要战场上兵力比例适当，他们就能得失相当。不论是从军事观点，还是从他部队的士气来看，辛迪亚纳之战是个转折点。  
　　星期二早上，叙军对辛迪亚纳进行反击。奥利的部队遭到喀秋莎火箭炮和炮火的猛烈轰击。他等待叙军进攻，在极远的距离上摧毁了他们的坦克。下午，当第17旅从西面接近塔普林路时，奥利便率领他的旅攻击拉姆塔尼亚和侯什尼亚上方的拉姆塔尼亚村(侯什尼亚已成为叙军在南部戈兰高地的重要后方勤务中心。该地域由第1装甲师防守，并由最初突破该地段的第5师部队构筑了主要的强大反坦克防御阵地)。  
　　拉姆塔尼亚是一个坚固设防阵地，是以侯什尼亚为基点的主要反坦克防御阵地的延伸。在同塔普林路平行的一排排山丘梯田上，布满了坦克、反坦克火炮、“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阵地。这是一种潜在的非常危险的局面，沿公路行进的任何部队的翼侧都将暴露于致命的密集反坦克火力之下。  
　　奥利派了一支拥有10辆坦克的部队对付该阵地，并压制其东部翼侧。其余人员沿辛迪亚纳-拉姆塔尼亚和辛迪亚纳-塔普林一线前进。在塔普林一线行进的部队指挥官被击毙，他的部队加入了奥利的队伍。猛烈而密集的炮火不停地袭击着该旅。然而在天黑前半小时，该旅以旅前进指挥所为中心还是向拉姆塔尼亚发动了猛攻。战斗确实是在寸土必争，直到最后攻克该阵地。  
　　那天夜里，奥利再次检查了他的旅。他们蒙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他们一整天都在战斗，片刻也未休息，更不用说吃饭了。但是当该旅进入拉姆培尼亚地区的夜晚临时防御阵地时，奥利发现部队变得更团结了，战斗中最伟大的品德——战争中相互合作、患难与共的团结精神表现出来了。该旅进行了整编，其兵力只相当一个多营。  
　　到星期二晚上，拉纳完成了对集中在侯什尼亚的叙军主力南北钳形攻击部署。奥利的第79旅位于侯什尼亚上方的特勒拉姆塔尼亚；第17旅在塔普林路面向东展开，并进行加油；佩莱德师从东南紧缩包围圈。  
　　 10月9日星期二凌晨3时，佩莱德向他的指挥小组下达命令，规定了师要保持的总前进路线。第20旅向边境线推进，其左翼与拉菲德-特勒法里斯公路平行；第14旅继续在阿勒-拉菲德主要公路左侧前进；第19旅则继续保持其速度，向侯什尼亚前进。他的意图是，全师用突袭手段通过“紫色线”，并迅速占领敌人在该地域所控制的主峰阵地——特勒库德奈。  
　　自从师参战以来，佩莱德第一次发现自己已同所有下属指挥官成为一体，这一点突出说明了战争开始时，部队是如何杂乱无章地投入战斗的。他们经历了恶梦般的动员，并发狂似的乘车穿过全国，到达前线。他们兵力占劣势，有的部队装备也不如敌人，他们到达前线，只不过刚好及时阻止了叙军向加利利湖推进。他们师发动了以色列国防军对进攻的阿拉伯军队的首次大规模反攻。他们为每一寸土地而战，逐步击退了叙军。佩莱德注视着这些熬红双眼、精神疲惫、被硝烟熏黑和浑身尘土的后备队员们，回忆起他们两天来的经历，他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英勇的集体之中，他们早已克服了恐惧心理。  
　　天一亮，佩莱德师便发起进攻。他们遇到的不是前一天进攻时遇到的步兵反坦克防御阵地，而是密集的装甲部队。叙军第132旅已撤退；第46坦克旅掩护正在侯什尼亚地区进行殊死战斗的第1师南翼。  
　　与此同时，佩莱德部队的右翼已经连接上以色列的支撑点，支撑点原来一直被叙军分割包围着。对佩莱德和他的指挥官们来说，同这些在极其严酷的形势下坚持与叙利亚人战斗的朴实的小伙子的会合，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这些年轻人血迹斑斑、满身尘土、身负伤痕、精神恍惚，但他们的信心和朴素的英雄主义，使这些指挥官们都感到自愧不如，这些短暂的见面成为他们终身难忘的时刻。  
　　奉命进攻侯什尼亚的第19旅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装甲战。他们和从侯什尼亚东西侧开进的拉纳的第21师协同作战，并在当天上午11时到达侯什尼亚东南部高地。佩莱德命令第19旅猛攻小山，因为那里的敌军使第14旅左翼遭到严重损失。  
　　第19旅旅长密尔上校在11时行动，以便与第17旅的一个营协同作战，该营将沿耶胡迪阿公路实施进攻。在他们接近时，密尔看到在宽约2英里，纵深1英里的阵地上有大量叙军。那里集结了大约50辆坦克和大量反坦克武器、导弹和反坦克火炮。密尔指挥的部队此刻所剩坦克不到半个营。10分钟内大部分坦克被击中，一名营长负伤，进攻受挫，宣告失败。  
　　这时，在右翼进攻的第20旅正在逐步削弱叙军第46坦克旅的战斗力，中午它便到达了特勒法里斯附近。叙军凶猛抵抗，同时装甲部队继续从叙利亚越过“紫色线”开进以色列。(佩莱德师实际上是在与叙利亚第1装甲师的三条进攻轴线上的两股部队交叉作战。第20旅此刻已楔入敌装甲部队。)到星期二中午，第20旅已岌岌可危。  
　　叙利亚第1装甲师师长杰哈尼上校面临着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奥利的不断进攻已使菲亚德上校指挥的叙军第91旅遭到重大伤亡；他北面的友邻部队没有突破库奈特拉以北以军拉弗尔部队所坚守的防线。他在向以军发起进攻前，已在侯什尼亚地区把师的后勤补给系统集中了。但是此刻，整个地区都遭到西北面拉纳部队和南面佩莱德部队的钳形攻势的威胁。如果他投入的装甲部队抵挡不住佩莱德的奋力进击，他的整个师就会覆灭。另外，以色列空军此刻已参加战斗，轰炸了许多具有威胁性的地空导弹发射场，而且侯什尼亚兵营地区也在有效轰炸范围之内。就连杰哈尼上校这样果断的人，也开始感到局势开始对他非常不利。他命令在侯什尼亚地区被围的部队向东面佩莱德的包围部队施加压力，结果，佩莱德师的部分部队发现自己遭到来自两个相反方向的夹击。  
　　佩莱德不知道杰哈尼处于困境，他命令中间的第14旅全力进攻，并尽可能突入最大纵深。第14旅进攻顺利，控制了侯什尼亚-拉菲德公路，这样便援助了第20旅的左翼，减轻了它的压力。第20旅派出一支侦察部队去夺取特勒法里斯，但他们一爬上山头，便被叙军坦克消灭了一部分。于是一队以色列志愿兵从山后爬上了特勒法里斯高地。在他们向山顶运动的时候，一辆PT-76型水陆两用坦克向他们开火了。一名军士冲上去，爬上坦克往里扔了几个手榴弹。这一山顶所提供的极好的观察哨现在到了以军手中。但是以色列人并不知道，有一小股叙利亚部队仍隐藏在这座山的两面山坡上，继续为叙军炮火指示目标，直到10月11日星期四才发现他们。第19旅在炮火支援和首次近距离空中支援下，奉命再次向侯什尼亚地区发起进攻。这次，该旅对敌阵地实施翼侧包围，并从后方实施进攻。进攻于4时开始，以两个营为先头部队，同叙军第1装甲师的第40机械化旅展开了战斗。在所有现有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第19旅占领了山头，并从侯什尼亚沿叙军防御阵地继续前进，穿过这个村庄占领了其北面的阵地。当该旅猛攻特勒法兹拉时，它已损失了1/3的坦克。  
　　第19旅的坦克突破敌阵地后，叙军在夜暗掩护下掉头迎战，该旅发现自己再次处于叙军之中。整夜，叙军第3装甲师(该师已归属主攻部队)的第15机械化旅一直试图突破包围，以增援侯什尼亚的第1装甲师，但都被特勒法里斯前的第20旅部队击退了。  
　　星期三凌晨3时，佩莱德召集指挥小组开会，强调占领特勒库德奈的总意图。此刻，第20旅守卫着拉菲德道路交叉口和特勒法里斯，佩莱德部队已接近“紫色线”，只有侯什尼亚地区的一共才有半个坦克营兵力的第19旅，仍在与叙军交战。一直在拉卡德悬崖一线掩护师右翼的第70旅，奉命在哈努特越过“紫色线”，卷击拉卡德至布卡一线的叙军阵地；第20旅沿塔普林路前进，占领拉卡德河西岸的叙军阵地；第14旅前进至库德奈公路上的以军A6支撑点；第19旅则沿特勒法兹拉-库德奈一线穿过第14旅。  
　　各旅在各自的进攻中，都遇到了叙军构筑良好的反坦克防御阵地。坦克损失巨大。第19旅穿过特勒法兹拉，向通向特勒库德奈的高地运动。该旅已过“紫色线”，当时旅长告知佩莱德，如果他继续向特勒法兹拉的坚固防御阵地进攻，那他的部队就会全部报销。正在他报告时，他的两辆坦克在叙军雷区被炸。佩莱德意识到他已过多地消耗了该旅的力量，于是他决定，唯一的办法是集中全师兵力对特勒库德奈发动进攻。他向霍菲将军提出这一建议。霍菲已知道佩莱德师在这些孤立的进攻战中所发生的情况，正要命令拉弗尔·艾坦的部队攻入叙利亚，于是霍菲命令佩莱德留在原地待命。到星期三下午3时，佩莱德师的残存部队沿“紫色线”进行了休整。  
　　特勒库德奈遭到进攻时，杰哈尼上校把他的前方指挥所从该地向东移动。佩莱德师于星期三上午前进至“紫色线”，拉纳开始实施全师协同作战。兰恩的第17旅从拉姆塔尼亚地区以北进攻侯什尼亚。侯什尼亚道路交叉口和特勒法兹拉之间的地区是个诱歼区。佩莱德部队及坦克都已开到特勒法兹拉。第17旅正从拉姆塔尼亚南进，奥利的第79旅奉命进攻库奈特拉公路南面的梯田岗，并支援第17旅。奥利部队向前开进了，他们以为叙军已同时退却，但是他们突然遭到一阵火箭筒和“萨格尔”反坦克火力的袭击。奥利见此情况，便集中他的坦克预备队去猛攻梯田岗，在首次攻击中，就损失了5辆坦克。掩护部队报告说，叙军正向东逃跑。到上午10时，第79旅的任务完成了，第17旅也得到了掩护。  
　　到星期三中午，在大约1,400辆叙利亚坦克越过“紫色线”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势几乎整整四天之后，叙利亚在“紫色线”以内已没有一辆坦克处于战斗状态。在侯什尼亚诱歼地区，消灭了叙军两个旅，这里成了埋葬叙军车辆和装备的大坟场：在侯什尼亚周围的高地和山坡上，布满了数百门火炮，补给车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加油车，“萨格尔”导弹，坦克和成吨的弹药。  
　　沿叙军进攻的所有路线上，叙军的精良装备在冒烟燃烧着。每一支以色列部队都赢得了各自的伟大胜利。沿耶胡迪阿公路，约200辆叙军坦克被兰恩第17旅的约40至50辆坦克所摧毁。  
　　叙利亚人在戈兰高地丢下了867辆坦克，其中有些是最现代化的T-62型坦克，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车辆、反坦克车辆、大炮和各式装备。苏联向外国军队提供的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布满了戈兰高地起伏的山丘。这是历史上在最难以令人置信的条件下取得的一次伟大坦克战胜利的明证，也是以色列军队一往无前精神的明证。他们在四天内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他们恢复过来了，并在现代军事史上的一次最英勇的战斗中扭转危局，把侵略军赶回到它的出发线。  

图3 10月10日星期三上午以军反攻到达紫色线

第十章 突入叙境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以色列总参谋部的战略决策，一直把戈兰高地置于优先地位。这一地区和西奈不一样，没有纵深，叙军的任何局部突破，都足以危及加利利北部的以色列人口中心。因此，必须尽快地将叙军赶出该地区；尔后，再破击叙军，从而消除针对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军事威胁。只有在这时，以色列军事力量的主要锋芒才能转向埃及军队。  
　　另一个要考虑的情况是，叙利亚的增援部队(主要是伊拉克部队，也有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部队)正在途中，对以色列总参谋部来说很清楚，虽然约旦国王侯赛因直到此刻还在令人可笑地采取不干涉的观望态度，但叙军的命运将会影响他的未来决定。随着伊拉克部队开往叙利亚的报道传来，时间至关重要。再者，不能给正在撤退的叙军以喘息之机和掌握开始从苏联源源不断运来的装备的时间。  
　　 10月10日星期三晚10时，总参谋部召开了会议，决定是巩固“紫色线”一线的阵地，还是继续进军叙利亚。国防部长达扬在会议中间走了进来，埃拉扎尔向他概略介绍了对这一问题的两种意见。达扬对进军叙利亚犹豫不决，他当时是在担心这种进军会引起苏联反应。然而埃拉扎尔认为，以军必须突入纵深12英里；他相信，这将使叙利亚在战争中失去作用，使埃及独自承担压力。  
　　达扬带领埃拉扎尔和一些军官去见梅厄夫人。在那里接着展开的讨论中，达扬倾向于进攻。最后，总理决定同意继续向叙利亚推进。埃拉扎尔将军随即向北部军区下达了命令。反攻于10月11日星期四开始。  
　　霍菲决定在戈兰高地最北端发动进攻。选择这一地域是因为进攻部队的左翼将有赫尔蒙山的斜坡作为依托，叙军装甲部队在这里无法通行。进攻轴线是通往大马士革的最短路线，这样，对叙首都所造成的威胁，将会影响叙军的部署。地形是起伏地，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库奈特拉-大马士革的主要公路，拉纳的部队要沿这条公路前进。  
　　这次进攻由拉弗尔·艾坦指挥，他以第7旅为先头部队。由奥利第79旅和兰恩第17旅编成的拉纳第21师，将在拉弗尔师之后两小时，沿坚固设防的大马士革主要公路发动进攻。如果拉纳师受阻，它就跟随拉弗尔师前进。但是，如果拉纳沿大马士革公路进攻成功，拉弗尔将在行进中从高地北面给予掩护和支援。反攻时间是星期四上午11时，以军已无法再把进攻时间提前，因为阳光会直射他们的眼睛。拉纳将在下午1时行动。  
　　叙军两天前撤走时，阿维多尔只剩下约20辆坦克，其中11辆是约西中校最后赶到的增援部队。他的军械人员由于日以继夜地修理该旅被毁坦克而筋疲力尽。阿维多尔的军械军官萨姆少校做出了奇迹。这时，原来在国外的阿穆斯中校，不顾一切匆忙飞回以色列，带领一个新的坦克营参加了该旅。两天后，阿维多尔只剩下最后一批预备队了，他随时准备把新来的增援部队投入战斗。  
　　阿维多尔旅的任务是占领特勒沙姆斯和马兹拉贝特贾恩。它的南部分界线是经过汗阿尔纳巴、特勒沙姆斯和萨萨的库奈特拉-大马士革主要公路。根据这一地区防御较差尔后证明是正确的判断，选定了这里作为突破口。不出阿维多尔所料，他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通过叙军的布雷区，因为成败完全取决于他把部队进行战斗展开的速度。突破地区是岩石山地，树木丛生。  
　　阿维多尔把他的旅分成两路。北路由阿维的第7营和新到达的阿穆斯的后备营组成，其任务是占领哈德尔和马兹拉贝特贾恩。南路以约西中校指挥的巴拉克旅残部、约什中校指挥的第5营和亚尔指挥的第4营的残部组成，约西指挥的部队为先头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朱巴塔、汗阿尔纳巴北部高地、哈莱斯兵营和特勒沙姆斯。  
　　星期三晚上，继指挥小组之后，阿维多尔把全体指挥官召集在一起。他看着他们，回想起他们过去四天来经历的一切，许多人困得睁不开眼，他知道他们为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想到这里，一种奇特的激情打动了他，他作了一个动人的讲话。他的讲话不是照本宣科复述每支军队每个军官都听惯了的那种作战命令的内容，而是一番激动人心的宣言。他面对着这些在生死攸关的战斗中指挥士兵英勇作战，煞红双眼和疲惫不堪的军官们，深受鼓舞。他简要叙述了进军叙利亚和扩大战果、打击叙军的计划。接着说领导士兵夺取胜利，就是为在他们身边倒下的同志报仇。  
　　达夫加入了阿维多尔的前进指挥所。10月11日上午11时，原巴拉克旅部队越过了“紫色线”，并引导第7旅的部队进入了叙利亚。一个名副其实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旅的残存部队重新站立起来，并担当了以色列军队的先导。达夫看着约西营在亚尔坦克的掩护下实施进攻，自己不禁哭了起来。巴拉克旅有90%的指挥官非死即伤，只剩下一名原来的副连长和两名排长。首次战斗所有连长就无一幸免。然而，该旅此刻却又重新投入了战斗。  
　　面对阿维多尔部队的是一支拥有一个旅兵力的摩洛哥远征军，它得到约40辆坦克的支援，并控制着马兹拉贝特贾恩的接近路。约西在南路面对的是一个得到反坦克武器和约35辆坦克加强的叙军步兵旅。进击部队在叙利亚的布雷区找到了缺口，他们在炮火和空中支援下通过了雷区。这是在灌木丛生的森林区进行的一场近距离战斗。  
　　阿维指挥的北路兵力突破了林区，在艰苦的战斗中逐步控制了高地，并占领了哈德尔道路交叉口，迫使叙军第7装甲师的第68旅后撤。几天以后，该旅旅长拉菲克·希拉维上校(德鲁兹族人)站在大马士革郊区的一个营地上，他的军衔已被扯掉，双眼被蒙着，面对着行刑队。他由于退却而被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他之所以被判死罪，还由于叙利亚当局总是对德鲁兹族人抱有强烈的怀疑心理。  
　　阿维和阿穆斯的部队向马兹拉贝特贾恩推进，但是遭到了在空中支援下的约40辆叙军坦克反击，进攻受阻。星期五，他们的部队突入了村庄，激烈的战斗持续了约6个小时，战斗是在近距离上进行的，他们抗击着东、北两路叙军的反攻。叙空军和炮兵狂轰滥炸。阿维多尔从南部派出一支掩护部队，去击退叙军的反攻。到下午5时，马兹拉贝特贾恩和它周围的山丘均已落入以军手中。配有装甲分队的戈兰尼步兵旅开去守卫这一地区。  
　　在旅的南部地段，约西部队的首次重要战斗是在俯瞰北面汗阿尔纳巴的特勒阿赫马尔高地进行的。叙军使用导弹顽强战斗，直到以军战胜他们。这一胜利使拉弗尔师的右翼和拉纳师的左翼能相互看到对方。到星期四晚上，第5营已占领霍法的德鲁兹村，而在星期五早上，约西营则占领了马兹道路交叉口，他们在这里遭到叙利亚的猛列空袭。约西本人负了伤，但他仍继续指挥全营进行战斗。他奉命进攻沿大马士革主要公路的特勒沙姆斯制高点。他的营三次试图前进，但每次都被“萨格尔”反坦克部队发射的密集的反坦克导弹所阻挡，这些反坦克部队隐藏在公路两旁火山形成的“莱亚”平原的岩石堆中，装甲部队几乎无法通过该地区。阿维多尔试图用第4营和第5营横扫“莱亚”平原。他们交叉跃进，通过了这一困难地形，在最远为2英里的射程上，摧毁了约20辆叙军坦克；但事实证明这种地形是无法通过的，进攻被叙军扼阻了。  
　　阿维多尔把他的前进指挥所前移到哈莱斯，并决定在第4和第5营能够组织掩护的路线上，向主要公路左侧进行翼侧纵深迂回运动，力图再次占领特勒沙姆斯。叙空军拚命轰炸，炮火猛烈袭击着前进中的以色列部队。阿维多尔命令约西到哈莱斯指挥所来，他们坐在一所阿拉伯房子的阳台上，观察地形，拟定约西部队接敌路线，他们想从后方突然攻占领特勒沙姆斯。当他们正用望远镜观察现场并审视空中照片时，一个叙利亚德鲁兹族村民，不合时宜地端来了饭莱，并一定要他们喝土耳其高级咖啡。阿维多尔看到这一复杂地形和特勒沙姆斯居高临下的地势后，断定仅有一半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决定不下进攻的命令，而由约西自告奋勇率领他的营去实施进攻。  
　　此刻，约西营拥有两个连，一共20辆坦克。一个连已作好行动准备，另一个连正在装载弹药。阿维多尔决定不等第二个连了，他认为它准备好后，会随约西之后投入战斗的，但这也许要在半小时以后了。当约西部队沿着他们发现的小路小心翼翼地穿过“莱亚”砾石地和岩石时，阿维多尔在哈莱斯阳台高处观察着。不久，约西报告，有8辆坦克己从后方到达特勒沙姆斯的斜坡(离阵地约500码远处)，从后方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近距离内摧毁了10辆坦克。他告诉阿维多尔，他留下两辆坦克掩护他，他自己准备从后方猛攻阵地。下午4时半在炮火支援下，发起了进攻。坦克开始爬上特勒沙姆斯，所有人都确信进攻是成功的，但就在最后一分钟，6辆进攻坦克有4辆被反坦克导弹击中。伤亡人员中有约西本人，他从喜马拉雅山开始的漫长旅程，在海法的拉姆巴姆医院告终了。阿维多尔试图派大马士革主要公路上的部队去援救他们，但也遭到了叙军反坦克导弹的压制。他不得不专门派一支巡逻队，徒步前去撤下伤员。  
　　阿维多尔后来承认，这次进攻是一个错误。他只是在约西部队出发后，才想起应该请求拉弗尔批准，但为时已晚，约西的坦克早已行动，拉弗尔已无选择余地。后来在10月13日星期六晚，拉弗尔命令第31伞兵旅占领特勒沙姆斯时，就强调指出了这次进攻是一次滥用装甲部队的战例，以色列军队的这些精锐部队在夜间向该制高点发起了猛烈进攻，又一次发挥了它们的长处，以总共伤4人的代价攻占了该阵地。  
　　在拉弗尔部队向北穿插两小时后，拉纳师沿大马士革主要公路突入了叙利亚阵地。在兰恩的第17旅沿主要公路进攻时，奥利的第79旅展开一个营给以火力掩护。兰恩上校于星期日与叙利亚部队在耶胡迪阿公路首次交锋时就负了伤，他满身缠着绷带返回部队又去指挥他的旅了。  
　　兰恩是在以色列集体农庄长大的以色列青年的典范。独立战争期间，他父亲曾指挥过一支著名的帕尔马赫部队。战争前不久，兰恩的弟弟在军队服役期间，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兰恩在战斗中负伤时他弟弟正昏迷不醒地躺在医院里。在戈兰南部离他不远处，他的三弟巴拉克旅的一名军官，在遏止叙军疯狂进攻浪潮中阵亡了。他的死使以色列失去了一名极有前途的青年作曲家。  
　　总参谋长知道他家所发生的情况，因此，当他听说兰恩负伤后，便下令解除了他的作战指挥任务。可是埃拉扎尔后来却听说，兰恩拒绝服从命令，他又重返战场了。兰恩听到解职决定时发火了，他说：“我不是孩子。这是以色列民族的战争，谁也不能替我作出决定。”  
　　兰恩在侦察部队的带领下，冒着噬人的密集炮火前进。侦察部队的17辆坦克被击毁，显然，该旅遇到了大规模集结的叙军反坦克防御部队，它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拉纳清楚兰恩的处境，决定把他的旅从战斗中解救出来。他命令奥利的第79旅第2营投入战斗，以援救兰恩部队。正当局势看来千钧一发之际，兰恩剩下的一个营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先头排的两辆坦克到达了汗阿尔纳巴道路交叉口。拉纳从无线电通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命令第79旅取消其援救第17旅的计划，而去扩大战果。奥利的第79旅通过了汗阿尔纳巴，已从佩莱德师调到拉纳师的第19旅随后跟进。第19旅迂回到右侧，向南进至贾巴，并袭击了特勒沙尔。在进攻中，奥利的半履带车被击中起火，于是他爬进了一辆坦克。叙军拼死战斗，力图从东面进行反攻，但是被击退了。然而，兰恩旅此刻只有五辆能开动的坦克了。兰恩旅在推进中绕过的叙利亚部队正迫近主要公路，并在汗阿尔纳巴地区把公路切断了。拉纳的部分部队现在已被分割，无法撤走伤员和接受补给品。整夜该地区实际上已成为以色列坦克的致命陷井，到处都是携带反坦克火箭筒的叙利亚步兵。奥利留在后面掩护他进攻的那些部队，开始投入了战斗。第一组的指挥官牺牲了；第二组的指挥官也负了伤。  
　　这时，师里派来了一个伞兵营，该营整夜都在扫荡叙利亚部队和后送以色列伤员。伞兵们看到坦克兵的境况，大吃一惊。他们央求他们休息，并开始把燃料和弹药装上坦克，他们为坦克兵准备茶水和食物，尽力减轻他们的负担。  
　　叙利亚统帅部此时开始人心惶惶，阿拉伯广播在过去五天中所特有的确信必胜的口气，变成了歇斯底里叫嚣。以色列军队正在向叙利亚进军，打击精疲力竭的叙利亚军队，由于叙部分地空导弹被摧毁，以色列空军重新大显身手，它的飞机飞入叙利亚纵深，轰炸其油库和发电站等战略目标。曾有一度，叙利亚飞机完成任务返回时，找不到一个未遭破坏的机场着陆(不过，有些飞机在专门修建的机动车道路上着陆了)。以色列飞机使叙利亚所有机场一直无法使用，从而阻碍了苏联每天所进行的几十架重型运输机的大规模空运，同时，以色列海军对叙利亚港口的攻击又破坏了苏联的海上补给线。叙军的主力集结在通往大马士革的接近路上，由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后来的约旦部队所编成的阿拉伯外国军团的任务则是阻滞以军前进。已经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即使大马士革陷落，叙利亚也要继续战斗。  
　　叙利亚政府绝望地发出了求援恳求。阿萨德总统仅在几天前，当叙利亚进攻戈兰高地似乎就要得逞时，曾试图利用苏联斡旋而使萨达特总统同意停火，此刻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在一开始就坚决要求停火，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叙利亚正在通向其首都的接近路上浴血奋战时，它的盟友埃及军队却安坐在苏伊士运河东岸，满足于巩固其战果，不愿再挺进来危及它的胜利。阿萨德恳求埃及人对以色列部队施加压力，以此缓和他的前线局势。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将军答应采取行动。的确，如他后来解释的，10月14日的装甲战就是为了减轻对叙利亚的压力而发动的。  
　　叙利亚人向他们的盟友苏联求援，苏联人加速了空运，为这支身受重压的军队增加了补给品。莫斯科意识到叙利亚有全线崩溃的危险，因而它发出了含蓄的威胁，诸如苏联电台宣称，“苏联不能对以色列军队的罪恶行径置之不理”；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雷·多勃雷宁也向基辛格发出了威胁，他向基辛格表示，苏联空降部队现已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前去保卫大马士革。  
　　在苏联舰队前去保卫叙利亚的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港口的同时，美国海军也向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增派了部队。苏联开始敦促阿拉伯国家参加他们阿拉伯同胞的战斗。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给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者胡阿里·布迈丁发去了电报，敦促他履行阿拉伯人的职责；苏联坦克也取道南斯拉夫，开往已被派到埃及前线的阿尔及利亚部队。  
　　以色列并未受这些事态发展的影响，作出了不占领大马士革的决定。因为这种行动可能会对阿拉伯世界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而它的军事价值充其量也不过是毫无把握的。此外，征服一个拥有一百万敌对居民的城市，的确是一个代价极高的事情，以色列统帅部非常清楚地知道，以它有限的部队陷入叙利亚辽阔的土地具有的危险性。除这些考虑之外，还要考虑苏联对大马士革安全问题的关切和苏联的威胁，显然，以色列部队超越炮火能威胁到大马士革的这一界线，是没有好处的。  
　　因而，以色列政府仅批准了对大马士革的特定军事目标进行几次定点空袭，其中包括对叙利亚总参谋部大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袭击。的确，这些空袭只是在叙利亚人对加利利的民间目标发射了“蛙”式地地导弹之后才获准进行的。在拿撒勒和盖瓦集体农庄附近的米格达勒哈埃梅克移民镇，便是这些导弹所袭击的居民区之一。尽管破坏不大，但是这种对民间目标的袭击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尽管如此，以色列从未利用过自己能炮击大马士革的能力，它不过是吓唬叙利亚而已，10月12日星期五早晨，拉纳挥师前进。第19旅向南运动，占领了纳赛吉村。兰恩的第17旅冒着来自特勒迈斯哈拉的炮火前进，他们绕过了炮火，到达纳赛吉。奥利的第79旅尾随这两个先头旅之后，在纳赛吉地区停下来为坦克加油。  
　　拉纳把他的前进指挥所设在特勒沙尔，命令第17和第19旅向克纳库尔推进，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绕过萨萨，使他的师和拉弗尔师能前进到靠近大马士革的主要公路。第19旅的一个营到达了特勒马尔，从而使拉纳部队向东北方向的克纳库尔推进时其南翼得到加强。尽管第17旅和第19旅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仍从纳赛吉向北面的克纳库尔前进，到达了克纳库尔以南2.5英里处的127高地。这里的迹象表明，叙利亚部队正在溃败。敌人第一次溃逃了，而拉纳部队则斗志昂扬，乘胜追击。  
　　拉纳站在特勒沙尔制高点上，用望远镜清楚地看着他的部队沿纳赛吉-克纳库尔公路前进。在前进的间歇，他开始观察叙利亚这片平原的全貌。当他向南望去时，突然愣住了。在大约6英里处，一支拥有100-150辆坦克的部队正在分成两路展开，并朝北向他的暴露翼侧开去。他一度认为，这可能是突入叙利亚之后正在运动的佩莱德师，但是北部军区明确告诉他，佩莱德师在拉菲德受阻，这些部队不是以色列军队。他意识到，在他的部队追击迅速向东北撤退的叙军时，他的毫无掩护的翼侧将会受到攻击。他立刻命令奥利的第79旅停止加油，尽快向纳赛吉以南展开；并命令兰恩部队和第19旅在去克纳库尔的路上就地停止前进，回师掩护师的南翼。这一命令使旅长们大吃一惊，他们向他恳求，他们历尽艰辛，总算把叙利亚人打得逃跑了，而此刻，却要夺走他们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但是拉纳拒绝接受他们的请求，并命令他们立即掉头南下。  
　　与此同时，霍菲不管拉纳南翼的战局如何发展，决定加强拉纳的力量，命令佩莱德把第20旅拨给拉纳。在拉纳看到敌军越过平原向他的南翼前进后不久，第20旅旅长即来到他的前进指挥所报到。第20旅旅长奉命将他的旅在特勒迈斯哈拉和特勒马尔地区展开。  
　　伊拉克政府遵照它对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将军所作的承诺，战争一爆发就把第3装甲师派往了叙利亚。两个旅(一个编有130辆坦克的装甲旅和一个编有50辆坦克的机械化旅)在一周内即10月11日到达。几天后，另一个编有130辆坦克的装甲旅也到达了。伊拉克坦克在10月12日星期五到达大莱亚，黎明前这些坦克从运输机上被卸下来，越过平原向正向克纳库尔运动并威胁大马士革以西的基斯维兵营的以军南翼前进。一个装甲旅向北运动，一个机械化旅朝西北方向的特勒迈斯哈拉运动。第一批伊拉克坦克与奥利的第79旅相遇，该旅在300码的距离上与伊军展开战斗，击毁了敌军17辆坦克，伊拉克部队当即停止了前进。  
（未完）

夜晚来临了，拉纳明白，这支部队(他此刻才知道是伊拉克部队)将集中力量发起重大进攻。第20旅旅长由于他的一个营迟迟未到而焦急不安，他派了一名旅部军官乘吉普车去寻找该营。吉普车在黑暗中与一辆坦克相撞。这位军官站出来告诉坦克，它偏离了规定路线，这时他才惊恐地发现，他撞上的是一辆伊拉克坦克。(以色列的那个营最后在火炮的支援下，从新到达的伊拉克部队中冲了出来)。  
　　随着夜幕的降临，拉纳做好了战斗准备。第19旅沿特勒沙尔山脚下的公路展开；奥利的79旅在由第19旅向北到交叉路口和由交叉路口向南到纳赛吉地段展开；兰恩的第17旅沿由奥利旅至纳赛吉的公路，由北向南一线展开；第20旅则配置在迈斯哈拉-贾巴公路一线。这样，拉纳便布下了一个从迈斯哈拉到贾巴，马兹和纳赛吉的口袋阵，在迈斯哈拉和纳赛吉之间留出了一个约4.5英里宽的袋口。这是一个装甲部队指挥官们梦寐以求的态势。  
　　当晚月明星稀，这时拉纳的副职莫西准将和他的情报军官告诉他，伊军正在进入纳赛吉和迈斯哈拉之间的袋口。拉纳不信他们的话，亲自来到观察所查明情况。全师的火炮和坦克都对准了口袋的中央，奉命向一切游动目标开火。突然，伊军止步不前，直到晚上9时都毫无动静，拉纳的报告使(北部军区)气氛紧张起来，大家都在期待着。几小时过去了，但形势毫无进展，北部军区的参谋人员开始冷嘲热讽起来，拉纳感到很不自在。  
　　伊军第3装甲师就在此时得到它的第6装甲旅的加强，于10月13日星期六凌晨3时发动了进攻，直扑拉纳的口袋。该师在进入口袋时，拉纳部队并没有开火。等到东方开始泛白，第19旅的谢尔曼坦克开火了。它们的射程是200码。  
　　两军交战了，伊拉克人溃不成军，丢下约80辆被击毁的坦克。以色列却没有一辆坦克被击中。伊拉克第10机械化旅在伊军所参加的第一次重大装甲战中首当其冲，伤亡惨重。几分钟内它就几乎全军覆没。拉纳部队继续前去占领特勒迈斯哈拉和特勒纳赛吉，伞兵部队则肃清山头上的残敌。  
　　由于伊拉克装甲部队来到战场，因此，继第3装甲师之后又增加了一个装甲师。霍菲决定掩护他的翼侧，与此同时，展开局部进攻以改善以军态势。第7旅占领了纳赛吉南、北两面的山头，并在马兹拉贝特贾恩、特勒沙姆斯和特勒马尔日夜奋战，抗击敌人的反攻，直至停火。在一次战斗中，以军发现缴获的武器是西方的，其中有AML装甲车，这说明沙特阿拉伯军队已开到前线进行了战斗。  
　　在这整个时间，拉弗尔以伞兵和戈兰尼旅的部队，对敌后的坦克、阵地和补给线实施了非常成功的夜袭。在这些夜袭中，仅戈兰尼旅就摧毁了至少20辆敌军坦克。拉弗尔不愧是以色列善于夜战的杰出的指挥官，他保持了以军多年来的传统。  
　　拉纳部队此刻已是精疲力尽，寸步难移，然而，第19旅还是占领了两个具有极其重要的战术和战略意义的高地——特勒安塔尔和特勒阿拉基耶，在尔后以军坚守防线的战斗中被证明是两个关键性的高地。此时，他们发现155毫米炮弹已经不多了，随后又被告知，坦克弹药也供应不上了。然而他们得到的命令却是坚守阵地。  
　　 10月16日星期二，拉纳师再次遭到攻击，他的部队报告，“百人队长”式坦克正在前进。他们看到天线上的红三角旗，认出这是13日进入叙利亚的约旦第40装甲旅的坦克。约旦的精锐部队第40装甲旅匆忙赶来援助叙利亚，从以军的威胁之下拯救叙利亚的军队和首都。这真是对历史的一次嘲弄，因为在1970年9月约旦内战时(当时，侯赛因国王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与首都街头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战斗)，叙利亚人曾从背后捅了他一刀，派了一个师兵力的装甲部队到伊尔比德-拉姆塔地区去进攻约旦。约旦第40装甲旅为抵抗入侵而英勇战斗，顶住了占有优势的叙军，直到该地区的各种行动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有可能干涉时，叙利亚人才在苏联顾问的敦促下撤退了。  
　　据侯赛因国王自己承认，战争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久就被迫参战，但是他知道，在他沿边境牵制以色列部队时，如果攻击了以色列本土，以色列空军就会全力打击他的装甲部队。他在1967年已有这方面的足够经验。此外，他对北面的阿拉伯邻国并无亏欠，他在1967年以色列的反攻中首当其冲，而叙利亚人却坐视不救，他对此记忆犹新。由于军官们不断施加压力，侯赛因才动员了后备役部队，第40装甲旅于10月13日在德拉进入叙利亚，到达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的飞地以南叙、伊军之间的战线。  
　　约旦人向特勒迈斯哈拉前进，但突然在特勒马尔前面转向西行。兰恩旅爬上了特勒马尔的斜坡，等待约旦人的坦克靠近后开火。他们击中了28辆坦克，约旦旅撤退了。这时，伊拉克人采取各自为战的方式，开始从东部的沙姆斯村向特勒安塔尔和特勒阿拉基耶运动。第20和第19旅顶住了敌人的攻击，同时，拉纳命令兰恩的第17旅向南实施纵深迂回运动。两军开始交战，数小时后，伊军撤退了，战场上丢下了约60辆燃烧的坦克。  
　　实战证明，阿拉伯人之间的协同漏洞百出。每天早上10时到11时之间，伊拉克人和约旦人就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空军的支援下，对以色列的飞地南冀发起反攻。他们在协同动作和建立共同语言方面很少成功：有两次，约旦人在进攻，而伊拉克人却没有参加进去；伊拉克的火炮支援常常落在正在前进或后撤的约旦人身上；叙利亚的飞机则多次攻击并击落伊拉克的飞机。  
　　 10月17日，佩莱德师接替拉纳师，负责以色列飞地的南部地段。霍菲命令他占领乌姆布特奈，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庄，位于库奈特拉正东约4英里处并控制着库奈特拉通道。重要的是要扩大以色列目前位于叙利亚境内的飞地的通道，而占领乌姆布特奈将使飞地南翼获得更大的纵深。此外，以军占领乌姆布特奈，将使库奈特拉通道更加安全，并能控制飞地内的另一条南北纵向公路。  
　　第3伞兵旅艾利沙中校指挥的一个伞兵营，在几天前曾非常成功地占领了特勒沙姆斯，此时又在炮兵弹幕射击的掩护下前进，占领了乌姆布特奈村，缴获6辆叙利亚坦克，该营则实际上无一伤亡。由于该村本身可能会成为敌炮击的目标，所以在凌晨3时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该营奉命前进，占领了村南的高地。临近拂晓，北部军区命令装甲步兵接替伞兵。接交工作在村南端进行，伞兵撤下来了。突然，8辆装备有夜视器材的叙军坦克迫近了，在800码的距离上向接防的营开了火。营部被击中，部队失去控制。叙军猛烈的密集火力向装甲步兵袭来，乌姆布特奈看来行将失守。  
　　佩莱德命令第14旅派一个坦克营前去援救装甲步兵。第14旅在没有红外器材装备的情况下投入了战斗。第一批4辆坦克，包括营长莫西·米勒中校(他战后成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坦克都中弹了。米勒负了伤，他的接替者和一个连长也都被击毙。此时，一支加强来的侦察部队在第14旅的指挥下进入战斗，消灭了进攻中的叙利亚部队，并在村南的山头上巩固阵地。在进攻中，在敌人必然要发动反攻之前而更换部队，实践证明是一个代价重大的错误。  
　　在从星期四夜间一直延续到星期五上午的这场战斗中，佩莱德师在其东翼进行着第二场重大战斗。第20旅在特勒安塔尔和特勒阿拉基耶地区展开。拂晓时，坦克向两座山的高地驶去。它们正向上爬时，反坦克武器从200至300码的距离上向它们开了火。这是伊拉克突击队的一个营，它在夜幕的掩护下已爬上了山，爬进叙军堑壕占领了阵地。第20旅旅长毫不犹豫，天一亮就猛攻山头，许多伊拉克士兵被碾死在以军的坦克履带下。现场就有35具伊拉克人尸体，还有许多人在逃下山时被击毙。  
　　太阳升起后，他们发现在前面的平原上，一支庞大的敌军正在东南方以沙姆斯村为中心的地区集结和展开。伊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发起了进攻。猛烈的炮火对准第20旅射来；同时，一支比以军多两倍的部队正越过平原实施进进。约有130辆坦克和100多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在猛烈的密集炮火支援下向他们开来。  
　　佩莱德在20旅的西侧展开了第19旅。伊拉克人拼命试图夺回这两个控制着大莱亚的战略性山头，整个上午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他们发动了三次重大进攻：第一次，坦克在先头开进，装甲人员输送车随后跟进；在第二次进攻中，装甲人员输送车在坦克的密切支援下在前开路，步兵在距以军阵地3,000码处下车，实施步兵突击；第三次进攻则是伊拉克坦克在前，步兵随后。战斗进行了约7个小时，伊拉克人这次战斗坚决，他们连续不断地进行突击。这一天，北部军区没有指望能得到空中支援(以色列空军正在全力对付苏伊士前线的埃及第三集团军，由于以色列军队向运河西岸苏伊士城猛烈进攻，该军即将被分割包围)。然而，以色列非常成功地运用了火炮的集中支援，从而有效地弥补了空中力量的不足。  
　　在伊军首次进攻第20旅期间，第19旅由于遭到密集火力的袭击而受阻。它通过实施装甲机动，摆脱了这一困境，并全线猛冲伊军进攻部队的南翼。这一行动粉碎了伊军凌晨的首次进攻。  
　　 10时，在伊军发动第二次进攻的同时，约旦第40装甲旅正从特勒哈拉地区出发，向特勒马尔和特勒迈斯哈拉的佩莱德师西翼运动。约旦人以比伊拉克人正面更宽的队形向特勒迈斯哈拉发起了进攻，该地区由以军一个坦克连和支援步兵防守。阿拉伯方面显然出了差错，因为约军和伊军的进攻互不协调，而以军则正好准备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这一次约旦人发起进攻晚了。  
　　佩莱德的命令是，不会得到增援的扼守特勒迈斯哈拉的部队，应让约旦进攻部队开进到近距离内再打，扼阻其进攻；在西面乌姆布特奈山头的侦察部队，在约旦人与特勒迈哈拉的部队一交战就立即攻击约军的左翼。  
　　约军前进缓慢，向目标运动用了一个多小时，这使以军炮兵得以集中炮击开始向第20旅全力进攻的伊拉克部队。(这时，太阳已经升起，阳光已不再直射以色列士兵的双眼。)中午时分，约旦部队到达特勒迈斯哈拉，并开始向山上运动。防守山头的以军与敌人展开了战斗，消灭了进攻部队。这时，侦察部队向约军翼侧发起进攻。约军在山上丢下约12辆燃烧着的坦克，开始撤退。约军在溃逃中不断遭到以军的袭扰，直至下午3时。那天约军总共损失了大约20辆坦克。  
　　与此同时，伊军坚决发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装甲部队一波接一波地向第20旅冲来。这一天，以军损失惨重，旅长感到局势万分危急。他在战斗进行中，抽调了3辆坦克组成预备队，并把它配置在后方。伊军向山上伤亡殆尽的以军进攻，有几次坦克竟开到五码的近距离上才开火。伊军坦克与以军防御坦克混在一起：战斗在两个山头上反复进行着，局势告急。这时，第20旅旅长命令他那由3辆坦克组成的预备队出击，向北越过平原，实施纵深包抄运动，迂回到伊军的北翼向其进攻。预备队从伊军认为有叙军掩护的北侧横扫过来，把伊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以军突然在北侧出现，使伊军懵头转向，就在最后和最关键的时刻，他们转身撤退了。在特勒安塔尔和特勒阿拉基耶的平原和山坡上，布满了大约60辆燃烧着的伊军坦克和大约相等数量的装甲人员输送车。一排排伊军步兵尸体清楚地标出敌人三次重大进攻的接近路线。虽然阿拉伯人在停火前，每天都对以色列的飞地不断反攻，但这已是在北部前线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装甲战了。  
　　 10月20日夜间，霍菲命令以军伞兵一个先头旅和戈兰尼旅的先头部队，夺回赫尔蒙山的以军阵地。他命令伞兵旅从赫尔蒙山顶向下打，攻占叙军阵地；同时命令戈兰尼部队从山下向上攻，拿下战争一爆发即失陷的以军阵地，10月21日凌晨2时，直升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运送伞兵部队。赫齐中校指挥的一个营负责保障直升机的着陆区，其任务是扫清距叙军阵地半英里的地域，艾利沙中校的营则负责夺取这一阵地。  
　　下午2时，赫齐的先头部队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出其不意地向叙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不得不冒着叙军的炮火，沿高达8,200英尺的赫尔蒙山顶前进约5英里，3架叙军直升机接近了，但全部在山坡上坠毁，显然是被炮火击中的。叙利亚人投入了空军，赫齐的进攻部队俯视着下面进行的激战。随着夜幕降临，赫齐营猛攻叙军的所谓蛇形阵地。叙阵地指挥军官阵亡，阵地上的叙军突击队四散溃逃，留下了7具尸体。赫齐继续肃清残敌，直到他们到达另一处叙军阵地。途中，他们遇到一股残敌，他们消灭了这股残敌，而自己则无一伤亡。后来他们才发现，叙军在赫尔蒙山的这一指挥所阵地已被以军炮火直接命中。那里有12具叙军尸体，这一事实说明叙利亚突击队在赫尔蒙山防御战中的表现相当拙劣。此刻，艾利沙营在炮火的支援下前进，并猛攻叙军阵地，但发现该阵地已空无一人。10月22日凌晨3时30分，伞兵以一人阵亡的损失，占领了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艾利沙令其部队作好准备，一旦北部军区下令，就向赫尔蒙山的以色列阵地开进。  
　　这时，戈兰尼部队分三路前进，他们就象在战争初期进行的徒劳的反攻时一样前进着。他们以5辆坦克为先导沿主要公路挺进，当他们来到他们在10月7日反攻被粉碎的地域时，遭到了埋伏在那里观察他们前进的叙军掩护部队的袭击。一支超过一个营兵力的相当强大的敌军突击队，散布在岩石山坡的山洞里和岩石后面。每个士兵都装备着可进行昼夜射击的观测镜。为了阻止以色列支援坦克的前进，还部署了反坦克导弹。在黑暗中难以辨认的叙军都装备有夜视望远镜，以色列士兵被他们一个个地击倒。  
　　同先遣组在一起的旅长和营长都负了伤。戈兰尼部队两个连飞来增援，伞兵奉命开始向山下运动，但是戈兰尼部队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仍拼死战斗，在局势危急和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完成了任务。正当情况看来极为恶劣，形势似乎绝望之际，旅的作战军官挺身而出，主动指挥，在猛烈的炮火下集合起被击溃的部队，亲自带头进行最后一次殊死冲击。他们把叙利亚人，从山洞中和岩石后一个个地赶了出来，予以消灭。到10月22日10时，赫尔蒙山又回到了以军手中。仅这次进攻戈兰尼旅就阵亡51人，负伤100人。几天以后，戈兰尼旅的一名年轻军士操着浓重的东部口音，在以色列电视台如实叙述了这场战斗经过。“我们得知，赫尔蒙山是以色列国家的眼睛，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占领它。”  
　　 10月22日晚，叙列亚人接受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停火建议。在这次作战中，他们损失了约1,150辆坦克，此外还损失了100多辆伊拉克坦克和约50辆约旦坦克。仅在戈兰高地，就找到了867辆叙利亚坦克(最有意义的是，其中许多坦克运行情况良好)；以军抓获370名叙利亚俘虏，据估计他们还有3,500名士兵被打死。  
　　在以色列方面，每一辆坦克都在各个阶段战斗中先后被击中，然而，军械兵的战士们不愧是战争中的一些伟大英雄，他们在战斗中四处奔跑，冒着炮火修理坦克。以色列约有250辆坦克被击中，其中约有100辆被击毁，其他的都修复了。以色列的伤亡情况是：772人战死，2,453人负伤，65人被俘，其中包括飞行员。  
　　霍菲将军以他特有的镇定沉着态度，在最初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战斗中，领导北部军区部队取得了辉煌胜利。他果断而有效地指挥杰出的师长一班人。没有人对戈兰战役提出争议和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霍菲成功的领导艺术。  
　　以色列国防军进行的这场作战，或许比其他任何作战都更能说明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人民的真正品质。  

图4 突破

第十一章 南部大战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1973年7月15日，施穆耶·戈南少将被任命为南部军区司令，接替已退出现役从事农业和政治的阿里尔·沙隆少将。戈南出生于耶路撒冷，早年在一所极为正统的犹太宗教学院的神学班学习，是一个性格坚强，经过磨炼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在六天战争中，他曾指挥第7旅穿过西奈沙漠进行过一系列战斗，因而成为以色列部队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他多次负伤，是个酷爱射击的神枪手，并收集了大量的战争兵器。他以实施纪律严格而闻名，有时他对待军官们的态度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然而，他又能激发起官兵们跟随他作战的信心。“戈罗迪什”(这是他在军队中一直被大家熟知的原名)被认为是既受人尊敬，又惹人讨厌的混合物。他对纪律方面的小节问题一丝不苛，并竭尽全力同已开始影响以色列国防军的玩忽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他多次差点送命，并以在战斗中无所畏惧而闻名。  
　　南部军区负责以色列的整个南部地区，即内格夫和西奈两个地区。内格夫基本上是块沙漠地，拥有若干居民区，主要是在贝尔谢巴周围和红海的埃拉特港。西奈半岛面积约37,200平方英里，是位于东面的亚喀巴湾和西面的苏伊士湾之间的一块巨大的三角地，它是连结亚、非大陆和地中海与红海的桥梁。西奈半岛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北部是地中海沿岸的沙质高原区，区内有起伏的丘陵，到处是间有咸水井和绿洲的难以通行的高沙丘，有的高达75-100英尺；中部是一片荒凉而可怕的，主要由石灰岩组成的悬崖，即著名的艾蒂沙漠；最后是壮观的西奈南部地区，该区都是深谷和高峰。  
　　三角地的西北侧，与长达110英里的苏伊士运河接界。运河本身宽180-240码，深50-60英尺。正如达扬将军所说，构成了“一条现成的最好的反坦克壕”。其东岸是不毛之地，而淡水运河流经的西岸则是一片与运河平行的熟耕地。运河两岸是陡崖，并用混凝土进行了加固。运河最高水位在河堤下6英尺。挖掘运河和疏浚河道所挖出的泥土沿东岸堆积成一道高达18-30英尺的堤坝(以色列工兵已把重要地域的防御堤坝加高至75英尺)。潮汐时常变化不定，运河各段水位的差异为1-6英尺，这对实施渡河作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  
　　从运河开始，连绵起伏的沙漠延续5英里左右，直达沙质丘岭一线，由此又向回延伸到山脉和丘陵。许多山隘，如米特拉山隘和吉迪山隘都是穿过这些山脉和丘陵通往南部的。从坎塔腊到塞得港的北部地区大体上是个盐碱滩，在此有以军修建的数条纵横交叉的道路。与苏伊士运河平行的公路是一条在以色列地图上代号为“字典”的公路；与之平行并向东延伸约5英里的是一条称为“炮兵路”的公路。(沙漠中有各种显著特征的地点都有代号，就象运河一线的各支撑点一样，本书提及时，都将以代号相称。)一个巨大的公路网在该地区纵横交叉，四通八达。  
　　苏伊士运河一线由阿弗拉罕·(艾伯特)曼德勒少将指挥的一个师防守。曼德勒为人善良而机敏，他是以色列国防军中以纪律严明又关怀部属著称的军官之一。战争前夕，他指挥的部队共有3个旅约280辆坦克，此外，还有一个守卫北部沼泽地的步兵旅。他45岁，有一双敏锐的兰眼睛，身材高大，沉默寡言，面色红润。他在1967年曾指挥甲旅突破了几乎不可能突破的叙军戈兰高地防线。  
　　戈南少将被任命为南部军区司令后，把他的后备师指挥权移交给了军区前任司令沙隆将军。戈南对南部军区的参谋工作和纪律状况深感不满，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他还向总参谋部建议开放运河一线被封闭的14个支撑点。总参谋部批准了开放其中若干个支撑点，包括大苦湖东岸的一个，该支撑点封闭严实，用了三个星期才把它清理出来。  
　　戈南在到职后头几个月里，为军区建设经费作了轻重缓急的安排。他首先考虑的是，沿第二道防线修筑坦克掩体，这样，能使坦克从第二道防线纵深处与过河之敌交战。一年多来，曼德勒一直迫切要求修筑这种掩体，但国防部迟迟未予批准。其次考虑的是修建以军渡过苏伊士运河所需的设施。  
　　戈南沿运河一线巡视时，发现埃及人把彼岸沙堤加高到了约130英尺。从那里，他们可以超越以色列的沙堤，直接看到下面的以色列支撑点和掩护支撑点的坦克掩体，而最初修建这些设施时，埃及人是看不见它们的。由于加高了沙堤，他们还可看到沿“炮兵路”后面5-8英里处的第二道防线。戈南针对这一情况采取的对策是，下令修筑工事，使埃及人无法看到第二道防线的活动。他还命令建造高达230英尺的观察塔，使以色列部队能看到埃及前线地区情况。但是，这已为时太晚。  
　　戈南通过这一阶段的检查，发现坦克和支撑点内的光学器材保养不当。他同参谋人员一道仔细检查了全部作战计划，并提醒总参谋部，一旦情况紧急，前线的后备队员应由训练有素的步兵来接替。  
　　在加维什将军在位指挥时。已经着手在巴列夫防线修筑了一种可在各支撑点内操纵的配系。这是在各支撑点下面修建接有管道的地下储油库，油经管道在运河上喷上薄薄的一层油，然后从支撑点的碉堡内用电点燃，使运河各段成为一片火海。可是，1971年刚修建了两个这样的设施，总参谋部便断定，根据运河的流速，这种装置不会十分有效。  
　　因此，其他设施的修建工程便告中断。不过，总参谋部在1971年初决定取消该项计划时，还是授权南部军区对其中一个设施在运河上进行了试验，以对埃及人施加适当的心理影响。的确，这给埃及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年来，他们煞费心机，想办法克服这一“障碍”。  
　　多年来，埃及人一直在密切观察这一配系，而这一配系已逐渐被淤泥和沙土所堵塞。1973年7月11日，埃及第8步兵旅情报处曾发布一个有关该配系的通报。据该文件说(战争期间文件落入了以色列人手中)，自1971年年底以来，以色列人对该设施一直未予重视，停止了所有的维修工作。埃及人发现沿运河一线修建了20个这种设施，但是派去的巡逻兵发现它们全是伪装设施。经他们查明，该设施管道已被堆积的泥土所压断或压弯，所以油料无法从中流出；管道上满是铁锈，塞满了沙土，加之修筑碉堡，封住了整个配系。通报的结论是，果然不出所料，以色列人已不想再使用这种设施，他们把它留在那里的目的是为了搞心理战。  
　　尽管这样，埃及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和埃及总参谋长沙兹利将军后来还是大吹大擂，说明他们想了种种办法使运河一线的这一设施不起作用。的确，有关埃及如何计划对付和“实际上”又怎样克服这一难题的故事，是伊斯梅尔和沙兹利战后大谈特谈的题材，也是许多军事记者所爱写的主题。  
　　戈南将军于7月到南部军区后，决定设法恢复这种配系。他命令工兵主任检查现有的两个设施，进行清理，检查油箱并找出能达到同样目的而价格又较便宜的替换设备。他们想出了一种更为简便有效的办法，并在9月进行了试验，然而，已没有时间把它应用于运河了。  
　　在备战过程中，戈南在10月5日战争前夕，下达了要启用这两个设施的指示。希蒙·塔勒少尉率领一个工兵小组，于10月6日星期六上午到达了在费丹的希扎扬支撑点，向阵地上的士兵讲解了如何使用该配系的问题。由于控制器在已被堵塞无法使用的碉堡内，希扎扬支撑点的士兵们被告知，他们必须沿运河跑几百码，用手打开管道，往水上的油层扔一枚磷燃手榴弹。塔勒少尉在希扎扬支撑点讲完配系的使用方法后，继续向南来到德维斯瓦的马兹迈德支撑点。但是，就在他在给士兵做示范时，第一批炮弹打到他们头上来了。  
　　 10月6日星期六中午，特·曼德勒少将的师指挥所接到紧急警报，通知他们炮击即将来临，并指示所有部队进入戒备状态。曼德勒的副职皮诺准将再次要求师长命令所有部队实施“什伐赫·约尼姆”计划，并向运河开进。中午，曼德勒同意了，并下达了命令。  
　　 1时45分，戈南在特拉维夫总参谋部开完会后，回到他的司令部。他召来曼德勒，检查已发出的各项命令。结束时，他告诉曼德勒，他感到，已到了把装甲旅开往前线的时候了。曼德勒简洁地回答说：“是的，我想是时候了。我们此刻正在挨炸。”  
　　有关大规模炮击、空袭、渡河和战斗的报告开始源源不断地从运河一线各支撑点送来。有一些支撑点的碉堡，尤其是军官负责的碉堡，如实报告了战况，但有一些在战争一开始军官即被打死的碉堡，有时送来的报告却是歇斯底里的。有些地方是军士，有一处是一名二等兵接任了指挥，在领导士兵进行战斗。所有支撑点都在请求空中支援和炮火支援，请求派装甲部队增援。所有的答复都是增援部队已在途中。  
　　到下午3时，对曼德勒来说已很清楚，埃军正沿前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到4时，已很明显，横渡运河是沿运河全线进行的一场大规模两栖作战。当报告不断送来时，戈南试图在司令部判明战斗情况。司令部的先进通讯系统清楚地提供了运河各支撑点的战况。他用了两个小时试图判明敌人的主攻方向(埃军实际上已估计到，如果没有主攻方向，以军就会推迟反攻)。到4时，戈南已清楚敌人并没有主攻方向，但是运河北段的渡河要比南段更为成功。  
　　埃及军队(世界上最庞大的现役军队之一)总兵力约为80万人，共有2,200辆坦克、2,300门火炮、150个防空导弹连和550架作战飞机。部署在运河一线的是5个步兵师和若干独立步兵旅和装甲旅，并有3个机械化师和2个装甲师作为其后盾。每个步兵师的3个旅各编有1个坦克营，每个步兵师有120辆坦克。3个机械化师各由2个机械化旅和1个装甲旅编成，每个师共有160辆坦克，2个装甲师各由2个装甲旅和1个机械化旅编成，每个师共有约250辆坦克。此外，还有一些独立坦克旅、2个伞兵旅、约28个突击营和2个陆战旅。  
　　第2集团军负责运河北半部；第3集团军负责南半部。第2集团军战线从塞得港至坎塔腊和费丹桥一线由第18步兵师防守，从费丹桥至提姆萨湖以北由第2步兵师防守，从提姆萨湖至大苦湖北端的德维斯瓦由第16步兵师防守。大苦湖的中心线是两个集团军的分界线。第3集团军下属的第7步兵师负责大苦湖至苏伊士运河最南端的一半地段，第19步兵师负责由北向南的地段，包括苏伊士城。为了渡河，每个突击步兵师都得到了从各装甲师和机械化师中抽调的一个装甲旅的加强。  
　　在西奈，面对这支沿苏伊士运河110英里长的战线展开的部队，以色列仅有在间隔7-8英里的一系列支撑点内的436名士兵，这时，运河前线实际上仅有3辆坦克。下午2时，7个炮兵连在前线展开，其余部队(总共约有70门火炮)随后展开，在计划防守前线的坦克中，有270辆坦克在这一时刻在西奈前沿。  
　　在进攻发起时刻，有240架埃及飞机飞越运河上空。他们的任务是，袭击西奈的3个机场，打击以色列的“霍克”地对空导弹连，轰炸以色列的3个指挥所、雷达站、中型火炮阵地、行政管理中心和以色列在福阿德港东面沙堤上的称为布达佩斯的支撑点。2,000门火炮(野炮，中、重型火炮，中、重型迫击炮)沿整个前线同时开火。一个“蛙”式地对地导弹旅发射了导弹。坦克向修在沙提上的坦克掩体开去，压低炮身向以军各支撑点进行抵近射击，共向以军支撑点发射了3,000多吨炮弹，把苏伊士运河整个东岸变成恐怖的地狱达53分钟之久。与此同时，反坦克突击队和步兵反坦克部队渡过了运河，在坦克掩体的接近路上布雷，并埋伏着等待以军装甲部队前来。  
　　下午2时15分，当飞机完成轰炸任务返回时，第一波8千名步兵突击队开始渡越运河。他们渡河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以军支撑点的火力压制，过河后才组织和进行战斗行动。他们在大部分地区都避开以军支撑点而向东推进。  
　　分析埃军的各次战斗行动，阅读埃军各参战指挥官公开发表的有关战争的详细文章，使我们能够重述整个作战的过程。10月6日下午，第一波部队开始渡河，他们是在以猛烈炮火压制以军各支撑点的情况下，在这些支撑点之间登陆的。最初几波登陆的步兵师奉命各自建立纵深1-2英里的滩头阵地。这一阶段在10月6日日落时分结束。接着，受过专门训练的特种部队发起进攻并攻入各支撑点。  
　　与此同时，突击队插入敌后方进行袭扰活动。反坦克部队则奉命进入阵地，以阻止以军坦克按计划在各支撑点之间展开。在这一阶段，埃军还以其第130陆战旅渡过大苦湖，企图以它的两栖车辆绕过以军，同米特拉和古迪山隘地区的突击队会合。  
　　 10月7日日落前，埃军一直在组织防御以对付以军的反攻，并准备进一步向西奈挺进，把滩头阵地延伸到4-5英里。在此期间，步兵师的所有部队都渡过了运河，10月7日晚，配属步兵师的装甲旅也过了河。  
　　萨达尔-塔萨-巴卢扎一线以西的所有部队由埃及的两个集团军指挥；该线以东的全部突击队(包括在萨达尔、米特拉和吉迪山隘着陆的突击队，每个队为一个营的兵力)则由总司令部指挥。到10月8日星期一晚上，各步兵师(每个师加强一个坦克旅)都已进入运河东岸阵地。在击退了预期的以军反击后，部队接到命令，成扇形展开并相互衔接，力图把各滩头阵地纵深加大至6-8英里。接着，第6机械化师的一个机械化旅在最南端的师——第19步兵师的南翼渡河，准备在向东发展进攻时，向萨达尔绿洲前进。  
　　于10月11日星期四早晨结束的第二阶段，是全力进行防御作战，使敌人在反攻中遭受重大伤亡。同时，埃军还打算向西奈海岸的萨达尔角和沙姆沙伊赫推进。从10月11日星期四到10月15日星期二，第4和第21装甲师通过滩头阵地，准备发动一次重大进攻。目的是占领雷菲迪姆(比尔吉夫贾法)神经中枢。第4装甲师同第25装甲旅要从吉迪山隘经乌姆马赫扎前进至雷菲迪姆。向雷菲迪姆实施钳形攻击的另一股是第21装甲师，该师从伊斯梅利亚和德维斯瓦地区经塔萨向雷菲迪姆发动进攻。同时，还要发展各次攻方向。  
　　第一阶段的每个行动，显然都是经过周密计划和准备的。其一个师的渡河正面约为4-5英里，第一波的任务是夺取和坚守沙堤，当第二波到达沙堤时，第一波的部队便向前推进200码，然后在原地坚守。在发起进攻的一小时内，第三和第四波加入第一、二波战斗。当进攻营的支援部队一过河，整个部队即向前推进。  
　　每个滩头阵地要宽5英里，纵深达3.5英里，并保持此状态直到坦克和火炮到达，然后将它扩大到宽10英里，深5英里。埃及部队就象他们几十次，许多情况下是几百次训练过的那样，强行渡过了运河。在一些地区，他们遭到了以军的顽强抵抗，而在另一些地区抵抗则比较微弱。然而，埃及军队的渡河，主要是按计划在以各支撑点之间的空旷和无人占领的地域进行的。这样，虽然埃军最初估计渡河中可能要伤亡25,000至30,000人，其中亡约10,000人的代价，但他们在第一次渡河中，仅有208人阵亡，这比埃及任何计划者所想象的数字都要低。在第2集团军区域，渡河是按计划进行的，几乎没有遇到阻挡。但在第3集团军区域却遇到了一些难题。因为以军的沙堤比埃及人所估计的要宽，加之由于苏伊士运河南端土质的缘故，高压水龙头无法把它冲散，反而使它成为一片泥浆。  
　　遭到以军顽强抵抗的第3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中的一个师长后来叙述经过时说，在最初的进攻中，他的人员损失了10%，而他原来估计要损失30%。他讲述了一辆以军坦克单独击退进攻部队的故事，这辆坦克战斗了半个多小时，使他的士兵在试图击毁它时遭到了惨重伤亡。这位埃及将军说，他们最终战胜这辆坦克后，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坦克所有乘员除一人外都已阵亡，而这名负伤的士兵仍继续战斗。他描述了这个单独作战的士兵给他和他的官兵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名士兵告诉他们，他出生在德国。当他被放到担架上抬向一辆在等候的救护车时，他向这位埃及将军敬了个礼。  
　　 6日到7日两个整夜，埃及架桥部队拚命地架设了约10座横跨运河的舟桥。第二天，这些舟桥便遭到以色列空军的猛烈而持续的轰炸，许多舟桥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正如沙兹利将军后来所指出的，由于舟桥是拆卸式结构，操作简易，因此他们能非常迅速地换下被毁坏的部件。无论何地遭到攻击，埃军都能把舟桥飘向运河下游的预备基地，或在白天把它捆在岸边。所以，以色列声称在第一天几乎摧毁了埃军所有舟桥固然正确，而埃及声称其部队不断地从舟桥上过河确实也非妄言。到10月7日中午，第7步兵师同大小苦湖以南的所有部队都过了河，第25装甲旅也过了河。  
　　第一阶段的渡河是于10月6日至9日进行的。跨越运河的10座舟桥，3座在坎塔腊地区，3座在伊斯梅利亚——德维斯瓦地区，4座在吉奈法——苏伊士地区。在进攻的同时，突击营和突击分队在北部福阿德港地区以南至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全线纵深处着陆。埃军在该阶段实施的这一计划并不很成功。满载埃军突击部队的14架直升机被以色列空军击落，同时，整个西奈的以色列部队，也迅速完成编组来对付它们。在第一阶段的第二步，即10月6日夜晚，埃军按原订计划，对以军沿运河一线的支撑点发起了进攻。  
　　在曼德勒指挥所，对运河全线的战况感到混乱不清。他的装甲部队正在向运河开进，但是情况不明，曼德勒曾估计进攻的主要锋芒将在北部地段。因此，他命盖比上校指挥的装甲旅到北部地段，安农上校的旅在中央向西运动在南部地段，丹上校的旅则奉命通过吉迪山隘，进至大小苦湖以南的阵地。  
　　星期六下午，曼德勒把他指挥的约300辆坦克几乎平均分配给了他下属的3个旅。那天晚上，师指挥所认为除了坎塔腊以北的狭窄区、费丹桥和陶菲克港码头区的支撑点之外，装甲部队已抵达所有的支撑点。在陶菲克港码头区的阵地上有5辆坦克，但阵地本身当时已被分割。  
　　在战斗刚开始的数小时内，两个月前才担任曼德勒的副师长皮诺，试图综合出一份完整的战况，但根据战报他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他乘坐一架直升机沿炮兵路向南一直飞到吉迪和米特拉山隘。他乘坐的直升机不得不多次躲开埃及的“米格”机和米-8直升机。他成功地给他的师长带回了他认为是第一份较清楚的战况全貌报告。7日凌晨1时，戈南在军区司令部得到的情况报告是，除了坎塔腊以北地区、中央地段的两个支撑点和陶菲克港码头区阵地外，以色列军队已返回运河前线。这时，戈南和曼德勒都感到不需急于撤走运河一线支撑点内的部队了。  
　　军区司令部和总司令部认为，正如收到的战况报告所反映的，星期六晚上的地面战况是令人满意的，这一事实突出说明了前线战报不确这一问题。据此，根本毋需命令部队撤离支撑点，因为种种报告表明，坦克部队在星期六晚上已到达运河前线，并已同支撑点的部队会合。星期六晚6时，埃拉扎尔将军与戈南通话，告诉他如果支撑点挡不住敌军主攻，而且只会危害己方的话，授权戈南把部队撤离支撑点。埃拉扎尔强调，他不想依靠这些支撑点来防守整个运河区，坚守这些支撑点，只是为了滞迟敌军主攻方向的发展。  
　　这时，埃拉扎尔已在考虑两天以后的事态发展了。他认识到在任何时候(除了特殊情况外)，他都无法左右战局了。他明白这场牵制战将是非常艰苦的，埃军一定会在一些地方穿插进来。星期日牵制战将继续进行，但他已在考虑星期一的一系列反攻问题了。半夜，戈南一俟对西奈前方指挥所通信系统感到满意，便赶到了西奈。整夜，他接到的报告是，坦克正在支撑点之间巡逻，并同支撑点保持着联系。在米夫莱凯特支撑点附近的北部地段，盖比部队报告，他们摧毁了一座舟桥。  
　　星期日早晨，埃军重新发起进攻。此刻，以军南部军区才得知一夜战斗令人震骇：到早晨，盖比部队只剩下10辆坦克了；曼德勒报告，他开始战斗时的290辆坦克到现在在苏伊士运河全线也仅剩下1/3。埃军的压力在增大，在南部地段他们企图以水龙头冲毁以色列沙堤失败后，便开始用推土机把它推平。后备役部队离得还很远，而进行牵制战的正规部队则正在遭到消耗，这时，戈南知道，在后备队到来之前而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将无法消除。曼德勒一再要求空中支援，戈南告诉他，援军将在20分钟内到达。曼德勒疲倦地回答说：“我可等不了20分钟了”。早晨6时45分，空军在进行近距离支援以前，对埃军导弹系统进行了若干次轰炸，突然，空军司令佩莱德通知戈南，由于北部的局势，他们无法再提供空中支援了，早晨，戈南催促佩莱德说：“如果你不派部队来，我就无法牵制敌人的进攻了。”那天上午9时30分，经总参谋部批准，戈南授权曼德勒适时撤离支撑点。  
（未完）

8时，阿弗拉罕·(布伦)阿丹少将先于他的师到达目的地，并接任了北部防区的指挥。下午1时，中部地段由阿里尔·沙隆少将接任指挥。这样，到星期日下午，北部地段则由阿丹防守，中央地段由沙隆防守，南部地段由曼德勒防守。  
　　安农的装甲旅驻守西奈前沿地域已有一段时间，预定在10月8日换防。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旅，它自六天战争以来就未曾离开过西奈，大部分军官都参加过消耗战。该旅各营轮流在前线服役和在后方训练。安农身材高大，皮肤白晰，戴着眼镜，神情严肃，并留着大八字胡。他指挥该旅已一年多。他负责从巴拉赫岛南至萨达尔角的地区。约姆托夫中校指挥的一个营负责北部地段；绍布·沙列夫中校指挥的一个营负责中部地段，艾玛努尔中校指挥的第3营负责南部地段。  
　　 10月4日星期四，该旅连以上军官向定于星期日早晨离开装甲师的曼德勒告别。午饭后，曼德勒在他的告别词里强调了战斗戒备问题，并谈到了战争迫在眉睫，同时，他表示由于运河一线局势紧张，他实际上能否调离值得怀疑。星期五晚上，他约安农个别谈话。他谈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各种迹象，并同安农一道检查了全旅的情况，并再次邀他星期六早上参加指挥小组会议。在这次指挥小组会议上，他们扼要重温了包括“什伐赫·约尼姆”在内的所有作战计划。在会议期间，曼德勒被叫去接军区司令戈南将军的电话。他回来后告诉各旅旅长，敌人可能在6时发动进攻。  
　　根据“什伐赫·约尼姆”计划，部队必须在下午5时前展开，但决不能早于4时，以免因以色列部队向前开进导致局势恶化和引起埃及人开火的战争升级。安农赶回旅部，下达了执行“什伐赫·约尼姆”计划的命令。1时30分接到通知说，炮兵必须作好准备，因为有迹象表明敌人即将开火。安农对各营长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尔后即让他们火速赶回部队。  
　　 10月6日下午2时，埃及人开始空袭，并对以军前线阵地进行了大规模弹幕射击，其范围和激烈程度都是以色列人从未经过的。在进攻的第一分钟内，有10,500发炮弹以每秒钟175发的速度落到了以军阵地上。有关敌人乘坐突击舟渡河的报告开始涌来。炮击开始时，安农的部队有的正在行进，有的正在搭乘坦克。坦克急速冲向他们的预备阵地，却发现埃军反坦克分队已占领了这些阵地，并正在以反坦克火箭筒向行进中的以军坦克进行密集射击。同时，从能够俯视以军接近的埃及一侧的沙堤顶端，埃军坦克和“萨格尔”反坦克导弹也向他们袭来。正象安农后来回忆的，“整个西奈成了一片火海”。以军坦克开始还击，并遭到了首批伤亡。埃军步兵顽强作战，被以军坦克击毙了数人，但埃军的步兵仍在一波接着一波的继续前进。  
　　安农负责的防区已收缩到中间地段，他发现在伊斯梅利亚和费丹对面有两个主要渡河区。他派了一个坦克连去对付伊斯梅利亚对面的敌人；派另一个连去了费丹。费丹支撑点由了伤亡很大，情况万分危急。安农部队竭力试图与希扎扬支撑点取得联系，但一切都是徒劳。他又向北派出一个巡逻队，但是当巡逻队在称为“中国农场”的北部与一支敌步兵遭遇后便失去了联系。副营长雅科夫·加维茨少校负了重伤，很快便死去了；连长也负了伤，巡逻队因此而瓦解。在伊斯梅利亚附近，4辆坦克被击毁，在费丹对面，坦克连的大部分坦克也都被击中。  
　　晚上8时，率领全连向费丹进攻的齐夫·珀尔中尉的坦克被击中，炮手和装填手被击毙，珀尔负伤，双目失明。驾驶员继续驱车前进，但是，当到达费丹的希扎扬支撑点附近时，坦克再次被击中。他们即向后倒车，来到与运河平行的公路上，由此向北平安地行驶了9英里，在巴拉赫岛附近，坦克歪向公路一边，陷入了沼泽地。驾驶员帮助他的连长爬出坦克，搀扶着他步行，开始他领错了路，竟向运河方向走去。很快他意识到走错了，纠正了方向，领着他的指挥官在可怕的战场上行走了数英里，穿过沙漠，向以色列部队走去。黎明时，他们接近了一个以色列炮兵连，但却被以军火力打得直不起腰来，最后他们才被认出来，并被送往后方。在费丹对面作战的部队则被击溃，该营的副营长撤走了被毁的坦克。  
　　在伊斯梅利亚和费丹地区的两个连中，埃利泽少校指挥的两辆坦克在继续战斗。他们在费丹对面的道路交叉口坚守了一夜，挡住了敌人的50辆坦克。在伊斯梅利亚地段，安农沿运河公路展开了部队，派阿姆拉姆中校指挥的一个营去希扎扬。当阿姆拉姆部队接近运河时，遭到了埃及步兵的伏击。他冲出伏击圈，到达了伊斯梅利亚的运河区，但后来又被迫撤到了费丹道路交叉口地区。10月7日，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安农看着他的旅装备和人员在逐渐减少。在费丹道路交叉口，埃利泽率领他的两辆坦克正在进行难以想象的战斗。营长绍尔中校率领2辆坦克和3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在“中国农场”进行战斗。伊斯梅利亚对面，是两个营的残余部队。一个营长负了伤，另一个营长把两个营的残存部队集中起来，总共才有半个坦克营，安农旅只剩下20辆坦克了。  
　　突然，后备队开始到达了。安农在接到向负责该地段指挥的沙隆将军报到的指示后，才想起了这些后备队。他迅速赶到了沙隆司令部。  
　　丹上校的旅一直在后方。它刚结束了轮训并预定在10月8日开赴前线接替安农旅。丹体格健壮，意志坚强，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36年前他出生在一个以色列集体农庄。他在军队中曾指挥过一个精锐伞兵营。10月6日早晨，他参加了曼德勒召集的作战小组会议，会上决定：如果埃军在运河东岸获得立足点，他的旅即参加反攻。在赎罪日早晨结束会议时，他曾问：“为什么不按照‘什伐赫·约尼姆’计划立即进入阵地？”回答是：“还不能肯定埃军是否进攻，我们部队在白天行动会导致局势升级。”  
　　然而，当他们正准备行动时，埃及飞机在下午2时袭击了丹旅的营区。丹立即疏散部队，派一个营取道米特拉山隘，一个营取道吉迪山隘，第三个营则沿前两个营之间的路线行进，以防其中一个被敌拦击而作支援。当丹准备向南部地段发起反攻时，曼德勒命令他在中央地段的对面向北运动。然而丹却认为，敌人的大规模渡河看来是在南部，因而他建议继续向南运动。曼德勒采取了折衷方案，同意两个营仍留在吉迪山隘对面，另一个营则要按师的指示向北运动。  
　　下午4时15分，丹的部队通过了山隘，并接到曼德勒通报：局势非常严重，埃军正沿运河全线渡河，他命令丹接任南段防区指挥并尽最大努力进行战斗。这意味着丹旅要负责宽约35英里的正面，即从大小苦湖的汇合点向南延伸到苏伊士以南约12英里的马萨拉角。面向他防区的是，埃军第19步兵师、第7步兵师、第6机械化师以及在它们后面的第4装甲师。这些部队总共约有650辆坦克，此外还有第130独立陆战旅，它的任务是搭乘两栖车辆渡过大、小苦湖并封锁米特拉和吉迪山隘。  
　　第19步兵师、第7步兵师和第130陆战旅在当天渡河到达东岸(第6机械化师在10月9日随后跟进)。丹派出一个营沿吉迪山隘公路前进，令其把小苦湖南端的利图夫支撑点和大、小苦湖汇合处的波泽尔支撑点连结在一起，阻滞所有企图通过该地段之敌。丹本人则率他的指挥所和乌吉中校指挥的一个营，沿米特拉公路向南推进，与苏伊士对面的陶菲克港码头的支撑点内部队会合。另一个营在马夫泽支撑点和米特拉公路地区作战，并守住该阵地。  
　　沿吉迪公路前进的北面的营，在运河东约10英里处与正向吉迪和米特拉山隘运动的埃军第130陆战旅遭遇。他们与敌先头部队展开了战斗，埃军的薄壳PT-76型两栖坦克和两栖装甲人员输送车，虽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以军坦克，但绝非以军坦克的对手。数十辆埃及坦克和车辆被摧毁，第130陆战旅仓惶撤退。  
　　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纳达军士在他日记里记下了他在西奈最初几小时的经历。他是一名海军蛙人，配属于10月6日渡过苦湖的第130陆战旅的一支部队。  
　　 ……我们在2时30分(星期六)渡河，……我们等待着前进和进攻的命令。我们遭到了伤亡，坦克被击毁了。第一辆被炸毁的就是我的坦克……星期六我们前进受阻，大约有10辆两栖坦克着了火。敌人的坦克在前进，并向我们开炮。为了拦阻他们，我们占领了阵地……挖了狭长的防护掩壕。我们担心的是以色列的空军，他们可能会在明天早晨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我们正遭到炮击。……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残酷的夜晚，我们面临死亡、饥渴、恐怖和寒冷……。  

　　第二天，10月7日他又写道：  
　　昨夜是我一生中最长、最痛苦和最可怕的一夜。战争是肮脏而恐怖的，我恨战争，但同时我也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除了等待‘鬼怪’式飞机和坦克将在早晨给我们带来死亡外，别无他法。大多数连都遭到了沉重打击。……早上，我找到了我的连。……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何处，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还一枪未放，但却伤亡重大，……我的狭长掩壕不过是在苦湖边挖了几公分泥土修成的。电台所广播的一些新闻引起人们哄堂大笑。……  

　　以色列营粉碎埃及陆战旅的进攻后，到达了运河前线和支撑点。  
　　到10月6日晚8时，除陶菲克港码头的一个支撑点外(该支撑点的接近路上布有地雷，到处是埃军反坦克伏击圈)，丹的部队到达了他所负责地段的所有支撑点，丹的部队继续沿埃及第3集团军全线阻止其渡河。他们逐个打击载有牵引车的舟桥，这些牵引车是埃军试图过河撤走碉堡内的伤亡人员的。  
　　到星期日凌晨2时，对丹来说己很清楚，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一场消耗战。他还认识到，支撑点实际上无助于阻止埃军渡河，相反却牵制住了以军的装甲部队和反攻部队，包括掩护支撑点的所需的炮兵部队。他与曼德勒通话，要求允许他撤离所有支撑点，以便他能随意使用装甲车辆同渡河埃军作战。他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因此，他又要求派新的步兵部队增援支撑点，并让他放手对付埃军装甲部队的进攻，他被告知没有增援部队。丹一再与曼德勒通话，恳求他定下决心，他说：“我们或是保卫支撑点，或是制止埃军的进攻。我们不能二者兼顾。”曼德勒的回答是，除了二者兼顾外没有别的选择，并说他没有权利下达撤离支撑点的命令。  
　　丹的部队整夜都在疲于奔命，一方面要粉碎埃军的渡河企图，一方面又要赶往那些不断要求援助的支撑点去。每次去支撑点都意味着要同反坦克伏击部队进行一场战斗，然后回到渡河点，又要穿过伏击区，就这样整夜地来回奔跑。丹在星期六下午4时通过山隘时，他的总兵力约为100辆坦克；到7日早晨8时，他仅剩下了23辆坦克。该旅在第一夜就损失了2/3的人员和车辆。  
　　星期日上午9时，第一批埃军装甲部队渡过了运河。丹派一支侦察部队设置了一系列远距离观察哨，并建立了他自己的情报网。他得到关于装甲部队在运河东岸的报告后，即以集中的小部队与敌交战，在远距离上摧毁了大量埃及坦克。  
　　同时，由于局势越来越危急，各支撑点不断发出求援的呼叫。11时，丹与曼德勒取得联系，坚持要他下决心，或是坦克与支撑点共存亡，或是与支撑点断绝联系，集中力量与埃及装甲部队进行机动防御战。丹获准与支撑点切断联系，集中力量牵制埃军的进攻，但他被告知，不要指望有任何后备人员，空军也正忙于在戈兰高地作战。丹把他的坦克从支撑点撤走，集中在横向的炮兵路以东2-3英里的沙丘道口上。他手下有3个炮兵连；而面对他的是75个埃军炮兵连。  
　　 1时，小苦湖南边的利图夫支撑点报告，埃军突破成功，并下了最后通牒：不投降就要消灭他们。丹与副师长取得联系，要求允许利图夫支撑点的士兵投降。尽管他指出，这一部分人在这一线的防御中已不起什么作用，但他的要求还是被拒绝了。由于负责该支撑点的连长已阵亡，目前是由一名二等兵在指挥一场决战，于是，丹用他的坦克和火炮进行火力掩护，命支撑点的守堡人员组织突围。但是突围的士兵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到达以军坦克部队的所在地，而是来到了一支埃及坦克部队的驻地，因此，全体被俘了。  
　　 10月7日整天，丹对付着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他的一个营在炮兵路以西尽头的吉迪公路上；一个营在米特拉公路上，也是在炮兵路以西尽头的一段；还有一个营在米特拉山隘的后方，由于在前一天战斗中遭到损失，正在进行整编和补充装备。每个营约有10辆坦克，但是丹的装甲步兵已被调走。各支撑点的碉堡还在战斗，并继续在向他报告。他判断埃军可能要向他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因此，他决定把他的旅集中成一个装甲铁拳，对埃军集结的部队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  
　　丹以一个营向西面小苦湖南端的利图夫支撑点进行佯攻，同时以两个营的兵力向苏伊士运河的马夫泽支撑点方向发动了进攻。丹的部队一路作战，到达了运河边的字典路，他们炸毁了坦克和几十辆车辆(其中许多车辆装有弹药)。丹节约使用兵力，在远距离上开火，继续进行着一场典型的火力运动装甲战，他不给埃军任何还手的机会。星期一晚上，他获准撤离波泽尔支撑点，他在那里只有一个坦克排了。所有的人都搭上坦克安全撤离了。  
　　星期二，埃军两个机械化旅穿越纵向的炮兵路向米特拉山隘方向集中发动了首次进攻。丹把一个营配置在沙丘上，控制各条接近路；另一个营配置在米特拉公路和纵向公路的交叉路口以北；第三个营则在交叉路口以南待命。埃军对沙丘的营和交叉路口以北的营发动了正面攻击，并向北运动，以绕过丹的最北端的营。丹把他最东面的营从沙丘调到北面营的北翼，埃军与这两个营展开了正面坦克战。  
　　随后，丹南面的营攻击来犯之敌的南翼，此时，这支敌军正沿纵向公路与两个以军营遂行战斗。南面的营击中了20辆埃军坦克和许多装甲人员输送车。埃军在这场典型的装甲战中仓惶撤退了。在作战中，作为旅长的丹，集中全旅兵力，在实施机动战中有效地调遣了各营。这是丹把他业已精疲力竭的旅作为一个集中的装甲铁拳而加以精心运用的战例，他在运河南段防区连续数天运用了这种战术。  
　　在10月第一个星期的大部分日子里，盖比旅(他在6个月前接任了该旅指挥)一直处于戒备状态。星期四晚上，战斗准备解除了，星期五一早，便进行节日休假准备。然而，10时，接到了动员令。当他的旅开往西奈时，盖比在后方留下了人员，以便照管旅的建制车辆和许多装备。他确信一、两天后埃及的演习结束，他们就会回到驻地。不过，他还是同前进指挥所一道出发了，并在星期五下午5时30分向曼德勒指挥所报到了。他得到指示，按照“什伐赫·约尼姆”计划作好战斗准备。10月6日星期六天一亮，各营营长便出发去侦察运河的接近路了。  
　　当埃军于2时开始轰炸时，盖比的部分部队正在行进中。旅的部分部队已被调走，曼德勒命令他，将剩余部队开到塔萨，然后向北沿南北主要公路向巴卢扎前进。盖比从无线电通信中较清楚地了解了运河一线发生的情况。在去巴卢扎的途中，他接到命令，要他与北部地段的旅建立联系。他的通信系统有问题，他接到的第一个作战命令是，与巴拉赫岛北端的米夫莱凯特支撑点部队会合。他同正在北部地段作战的装甲营通了话，情况的确很糟。他从营长的姆托夫中校的简报了解到：约姆托夫营实际上已被消灭，他除了去营救残存人员外别无他法。  
　　应盖比的要求，前线的这位营长在盖比向米夫莱凯特支撑点行进间前来见他，并向他报告前线的战况。与此同时，卡布曼·马冈准将(他原定于第二天接替曼德勒)用无线电告诉盖比，他现在负责坎塔腊北部地段，并命令盖比把与他一同行进的营分成两路：两个连继续去米夫莱凯特支撑点，而另一半部队则向坎塔腊以东运动，与称作米拉诺的支撑点部队会合。盖比把去米夫莱凯特的部队交给营长艾米尔中校指挥，他自己则决定率领去米拉诺的部队，他估计这一任务将更为艰巨。约姆托夫中校的营在运河一线被大部消灭，此刻他和残存人员一道加入了盖比的部队。  
　　艾米尔到达米夫莱凯特支撑点后，把他的部队分为三路：一部分人被派往支撑点以南半英里处，另一部分被派往支撑点以北一英里处，剩下的一部分则留在支撑点地域内。星期六晚，艾米尔部队曾三次试图与米夫莱凯特支撑点部队会合。该部队沿运河来回运动，不断遭到埃及步兵的火箭筒和运河对面埃及沙堤后的反坦克导弹的攻击。艾米尔的坦克被强渡过河的埃军布设的地雷炸毁了，该区域到处都是埃军步兵。艾米尔在米夫莱凯特支撑点内，发现了7个惊慌失措的士兵，他们由一个信号兵指挥着，因为他们的官长已被打死。艾米尔与盖比联系，向他和马冈建议，应该撤走米夫莱凯特支撑点内的部队，因为它已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直到星期日黎明才允许该部队撤走。  
　　支撑点以北的部队到达了埃军的渡河点，并破坏了那里的舟桥，但是部队又报告说，埃及人以惊人的速度修复了被破坏的舟桥。该部队不断向过桥的所有目标开火。击中的目标包括有星期六半夜就已渡过河的坦克。他们报告，他们已击毁了3辆坦克、一批集结的卡车和反坦克武器。  
　　在艾米尔营，有一名士兵叫亚丁·塔南卜姆，他是一个文静而腼腆的小伙子，受过坦克车长的训练。当他的营开始沿雷菲迪姆-塔萨公路向运河开进时，一些坦克在途中由于技术问题而开始掉队，亚丁的坦克是连里最终到达运河的5辆坦克之一。指挥这辆坦克的名叫奥维达，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美术家，担任炮长的亚丁则是个杰出的长笛手，他曾出国举行过演奏会。坦克里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尽管他们都估计到发生了相当重大的事件，但是没有人想到是战争。  
　　奥维达的坦克是首批到达运河的两辆坦克之一，连长告诉他的士兵，有一支埃军步兵部队显然已渡过运河，情况不是太严重，但他们必须对付它。他要求他们不要紧张，拿出男子汉的样子来，准备战斗。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要去的地区，并且也没有地图。通信兵海姆记得，他们借着月光，先向右拐，然后又向左。他们消灭了途中遇到的埃军步兵，而自己未遭任何伤亡。尽管他们已在沿运河河岸作战，但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是战争。运河另一边的炮兵对他们进行袭扰，但是当他们冲向埃军步兵时，埃及人便逃跑了。  
　　大约在夜间11时，奥维达的坦克在米夫莱凯特支撑点附近陷进了沼泽地，他们越往外拔，坦克陷得越深。其他坦克试图用缆绳把他们拉出来，但是没有成功。坦克乘员与坦克留在一起。等了一小时后，他们发现一辆推土机缓慢地开上了沙堤的一个通道。亚丁向它瞄准射击，推土机被击毁。几分钟后，一辆坦克又在它后面出现了，亚丁在55码的距离上向它瞄准射击，坦克被击中着火。但这使他们自己也遭了殃，因为射击的火光把他们周围都照亮了，暴露了他们的坦克。突然，传来两声猛烈的爆炸声，坦克被反坦克武器击中。驾驶员和通信兵设法跳出了燃烧着的坦克，但是，有前途的年轻长笛手和美术家却在坦克里丧生了。后来，伦纳德·伯恩斯坦为纪念这位死在赎罪日最先到达苏伊士运河的两辆坦克当中的一辆里的年轻长笛手，谱写了一支长笛曲。  
　　支撑点以南的部队，在布满步兵反坦克武器的沙丘和沼泽地区，继续进行殊死的战斗。星期一早晨，马冈将军批准盖比把这支部队与其伤亡人员一起撤离米夫莱凯持支撑点。艾米尔部队此刻又必须再次努力到达此支撑点。他们三次接近阵地，每次都损失一辆坦克。(这支部队的坦克已减少到1/3了；盖比整个旅的坦克总共只剩下约20辆了。)艾米尔与盖比联系，警告他即使他可能全军覆灭，也毫无希望能援救出支撑点的人员，因此，盖比批准他带着被毁坦克里的伤亡人员一道撤走。艾米尔营的残存部队用了数小时的时间拖出了被毁的坦克，把伤亡人员抬上坦克。当13个人挤在一辆坦克上开出来时，这辆坦克被敌炮弹直接命中，车上人员全部被炸死。部队再次停下，冒着炮火收集尸体，并把他们捆在坦克上。到星期日上午11时，该部队的残部——不到10辆坦克，才设法撤走，在离运河5英里的道路交叉口集结。  
　　这时，盖比指挥下的北路军，急速向北朝坎塔腊推进。在他们接近这一被遗弃的城市时，遭到了火力袭击，多辆坦克被击中。盖比初次看到，在一阵自动火器发射中，几道亮光可怕地穿过黑暗向他的部队袭来。后来他才知道，这些是夜间发射的反坦克导弹。部队在进入集结地域时，处境显然极度危险。他们成两路纵队，向城市的主要公路冲去，这时所有窗口的火力向他们袭来，但他们还是设法通过了火力网，与米拉诺支撑点部队会合了。盖比部队在疯狂地冲过坎塔腊街道时完全乱成一团：大部分车长由于暴露在坎塔腊建筑物上的火力之下而非死即伤。另外，整个通信系统都出了毛病，在他们沿运河沙堤作战时，根本没有通信和协同。盖比、约姆托夫和一名连长冒着炮火从一辆坦克跑向另一辆坦克，大声向每个车长下达命令，让他们注意部队指挥官并仿效他们的动作。部队此刻只剩下大约1/3的兵力了，其中还包括为了使用车上的火炮而拖着走的数辆坦克。  
　　盖比也收到了在他南边的艾米尔的报告。他向马冈将军说，坚守米拉诺支撑点的部队，情况看来不错，它的指挥官似乎很有信心。因此，马冈命令盖比向北运动，整顿部队。盖比部队按指示前进，一路上不断进行着零星战斗。约姆托夫的坦克再次被击中，约姆托夫和他的乘员爬进了盖比的坦克(盖比的作战军官在到达坎塔腊之前已阵亡，约姆托夫在尔后的战斗中一直作为盖比的作战军官同他在一起)。  
　　凌晨3时30分，艾米尔将其残部集中在北部沼泽地离南部公路约4英里处。他的许多坦克乘员在黑夜中迷了路，但此时埃及人救了他们。沿运河，有数盏探照灯照向天空。显然，这是埃军炮兵的标定点。盖比利用它给被分割或陷在沼泽地里的坦克乘员下达指示，告诉他们如何向他靠拢。不久，坦克开始逐个地靠近了他。米夫莱凯特支撑点的两辆坦克，用这种办法找到了艾米尔。另外两辆坦克陷在离米拉诺支撑点不远的沼泽地里，但乘员仍留在坦克内，这两辆坦克在星期六整夜、星期日白天和部分夜晚都在战斗，给以军炮火指示方向，并牵制埃军步兵部队，直到弹药用尽。然后，其中一个乘员组放弃了坦克，设法步行返回了以军防线。  
　　星期日早上8时，盖比从无线电里听到了布伦·阿丹将军的声音。他已经来到这里，正在控制师的北部地段，盖比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布伦的到来意味着后备队已在途中，在他们后面，整个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行动。盖比在无线电里不受拘束，因此不假思索地问道：“你带什么来了？”布伦不能容忍在无线电里提出这一问题，且无心闲聊，便干脆回答：“一百个师。”布伦命令他，在早晨几小时内把旅的残存部队集中到米夫莱凯特支撑点以东的主要公路上，艾米尔的部队已到达那里。盖比原来带着一旅坦克进入西奈，在战争爆发时，他的一半部队被调走了；此刻他只剩下原有兵力的四分之一了。  

图5 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下午2时埃以兵力部署

第十二章 巴列夫防线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扼守在苏伊士运河北半部的耶路撒冷后备旅的后备队员，典型地代表了耶路撒冷的各阶层普通居民，它也许是最能反映以色列人口各色人等的一个混合体。其中有店主，有古代东方集镇的各行各业手艺人，有几乎不懂希伯莱语的新移民，有大学教授、政府高级官员、农民和来自耶路撒冷走廊山村的集体农庄社员等。有些队员是六天战争时就在该旅服过役的老兵，但是，自那次战争后，耶路撒冷人口大量扩张，使部队增添了许多从未在战争条件下服过役的新兵。其中许多人是移民，相当多的人没有在正规军中服过役，只经过一段使他们能履行后备役职责的基本训练。许多人是很少或毫无战斗经验，没有上过阵的军人。  
　　鲁文中校(一个曾指挥过戈兰尼旅一个营的后备役军官)不止一次地对把如此水平的部队配置在以色列最至关重要的前线的这种做法，感到不解。赎罪日那天，他的营部与平海斯上校指挥的在北部地段的旅部驻防在一地，中午，他被旅长叫去参加指挥小组会议，获知战争很可能在6时打响，到时候，所有部队都要进入戒备状态，警惕敌炮兵的拦阻射击。他意识到，这一局势对他的未经锻炼的部队，在心理上将产生意想不到的震动。他本能地想到，应去巡视各支撑点，并对他的士兵们讲讲话，但这样走一趟需要约7小时，因此他改为给每个支撑点打电话和对负责军官讲话。鲁文后来说，为了使军官们确信他所谈的是真正的战争，他给每个支撑点的碉堡打电话都至少讲了5分钟的话。各支撑点在上周都看到了埃军的增援和他们的可疑行动，但是，在这炎热而安静的星期日早晨，他们眺望平静的苏伊士运河对岸，却是一片田原美景：农民们正在从事日常农活；埃军士兵既没有戴钢盔，也没有带武器，一些士兵正在运河边安闲垂钓。鲁文不得不说服他的士兵们，让他们不要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而要准备对付迫在眉睫的战争。  
　　中午1时30分，旅长下达命令，让部队立即按“什伐赫·约尼姆”计划进入战备。2时，传来了各支撑点遭到炮击的报告。45分钟以后，接到了埃军正在渡河的报告。北部支撑点报告，他们正在遭到埃军步兵的进攻。鲁文接到这些报告后明白了，那些射击位置上配有充分人员的支撑点击退了埃及人，而那些认为这只是炮火袭击，奉命隐蔽，而只在外面留下观察哨的支撑点，则被埃军突破了。  
　　根据“什伐赫·约尼姆”计划，前线防御的关键在于装甲部队，它们负责封锁各支撑点之间的空旷地。可是，当鲁文倾听各坦克排的报告时，眼前出现了一幅令人痛心的景象。沿整个前线，配置在运河西面沙堤顶上的埃及坦克和反坦克导弹部队，正在一辆辆地击毁接近中的以色列坦克。有些地区，埃军突击队占领了以军为坦克修筑的掩体，并正向他们发射反坦克火箭弹。不久，情况清楚了：一线坦克大部分都被击毁。事实上，在所有冲向他那个营防区掩体的坦克中，只有两辆到达了福阿德港以东沙堤上的最北端的布达佩斯支撑点。各支撑点开始报告，一波接一波的埃军步兵正在向他们发起进攻，数百艘突击舟及橡皮筏正在渡过运河。每个支撑点的反应表现出现场指挥官的决心。可是，在很多情况下，指挥官在一开始就牺牲了。  
　　鲁文同坎塔腊北部堤防上的第一个碉堡——凯图巴碉堡通话，那里的负责军官已负伤。下士佐沃伦·奥莱夫(他是一所智力迟钝女生学校校长)接任了指挥，并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冷静地指挥着炮兵射击，并报告说许多以色列飞机在附近被击落。鲁文要求该部派坦克增援，但当他知道不能得到这种支援时，便告诉各支撑点，他们除了坚持外别无选择，因为现在还得不到装甲、火炮和空中支援。战斗一打响，鲁文就把他的前进指挥所向前移动，尽量靠近各支撑点。他整夜坐在北部沼泽地中与各支撑点通话，鼓励他们，并向旅部要求增援。他听到了盖比旅到达该地区的消息，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他意识到，这支部队十有八九被打光了。  
　　 10月7日拂晓，北部的布达佩斯支撑点被埃军突击队分割。鲁文返回马冈将军接管的旅防区指挥所，但他只是获悉，没有一辆坦克可去援救支撑点。在座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正在大难临头：运河一线的阵地已被分割；没有空军、炮兵和装甲部队支援；该地区的少量支援火炮已有部分被敌火力摧毁。米夫莱凯特支撑点已陷落，米拉诺支撑点也有伤亡，其中包括连长，所有支撑点都报告说他们的弹药快用完了。在坎塔腊和福阿德港之间堤防中段的朗扎尼特支撑点业已失守。尔后，大约在11时，旅长宣布他们已获准撤离支撑点。不久，在朗扎尼特支撑点南部堤防上的德罗拉支撑点的人员乘坐半履带车向东突围，平安返回了以色列防线。  
　　赎罪日早上，当守卫凯图巴支撑点的部队正在耶路撒冷一所宗教神学院的三个小伙子的带领下进行祈祷时，负责军官接到了执行“什伐赫·约尼姆”计划的命令。祈祷者们从支撑点外面的临时营房进入了碉堡。战争爆发时，整个阵地已完成战斗准备工作，唯一缺少的是坦克，但他们相信坦克很快就要到来。当埃军开始实施猛烈炮击时，以军士兵(大部分人已三、四十岁)已进入了阵地。支撑点的指挥官萨坦中尉胸部受了重伤，被抬进地堡输血。这时，接替指挥的下士奥莱夫在可怕的攻击中抬起头向外看去，他看到两组突击舟似箭般地正在支撑点的南、北两侧渡河。每只舟上有20名埃及士兵。埃军就在运河对岸的河堤上猛烈地向支撑点进行抵近射击，以迫使防守者无法抬头。  
　　奥莱夫用重机枪向敌开了火。阵地上所有火器都跟他开了火。一名信号员和一名希伯来文法学校督学向突击舟发射了火箭弹，突击舟一艘接一艘地沉入水中。才几分钟，埃及的所有突击舟就都被击沉。据以军估计，一百多具埃军尸体漂浮在运河上，此刻埃及坦克开上了沙堤，对阵地进行抵近射击。到此时，凯图巴支撑点已有6人负伤，其中两人重伤；这里没有医生，血浆也快用完了。奥莱夫与北面的支撑点德罗拉联系，请那里的医生让卫生员来护理伤员和进行输液。伤员得救了。夜幕降临时，埃军准备发动另一次进攻，一名以军士兵把能听到的对岸埃及人的命令翻译过来了。奥莱夫通过无线电把命令传达到地堡，由地堡再传送给后方的炮兵。该阵地有两门火炮支援，奥莱夫生平第一次指挥炮兵，炮弹正好在集结的埃及部队中心开花，炸死不少埃军士兵，奥莱夫和他的士兵顽强抗击，运河上很快漂满了埃军的尸体。月亮升起时，阵地上的士兵不禁想道，这些尸体好像是在水里正向他们游来的蛙人或突击队员。在第一天战斗中，凯图巴支撑点的士兵就击沉和击毁了大约11艘突击舟。  
　　星期日凌晨3时，埃军步兵和突击队沿堤防从南、北两侧向支撑点运动，准备进攻。他们以4个火力点压制支撑点的部队。奥莱夫此刻有11个人可以作战(其中3人负伤，但已重返阵地)。他分析形势后，冒险把他的这支小部队全部集中起来，对付从南面进攻的埃军(他后来估计约有200人)。从南、北方向沿堤防进攻的埃军彼此快接近了。以军集中火力射击，经过45分钟的战斗，击退了从南面进攻的埃军，打死不少埃军。北面埃军看到它同伙的命运后，也停止了进攻。  
　　随着战斗的继续，阵地上的伤亡人数增加了。一名缠着绷带重返阵地的士兵，刚刚击沉了一艘满载突击队员的突击舟，就被一个埃及狙击手击中了。他被送进地堡，挣扎着用最后一口气说完“愿以色列永生”的祷词就死了。战斗人员减到了7人；2人死亡，8人负伤，还有2人被吓昏了。突然，奥莱夫发现在支撑点以南约2英里的运河里似乎有艘大船。这是一艘载着坦克的大型渡船。他要求空中支援，一架“天鹰”式飞机飞来猛袭渡船，把它击沉了。然而，埃军又在东岸集结了，奥莱夫看到有6辆坦克和一个步兵营以上的兵力正在准备进攻他的阵地。他知道，已经打得筋疲力尽的7名士兵，在弹药快用完的情况下，是无法抵挡得住这支敌军的。  
　　星期日中午1时，奥莱夫向7名士兵下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一小时以后，他们接到撤离阵地的命令，但是此时一辆埃军坦克已开到离阵地一英里处，埃军步兵在火力掩护下开始缓慢前进。一个26小时来一直处于休克状态的士兵听到撤退命令后，立即向阵地上剩下的两辆半履带车跑去，同一名信号员一道爬上了其中的一辆逃跑了。包括伤员在内的其余人员，只好乘坐剩下的那辆半履带车。他们把4挺机枪和尽可能带的武器装上了车，好夺路而出。离开阵地前，奥莱夫给指挥所打电话询问朝哪个方向运动。话筒里传来惊讶的回答：“你们还呆在那里干什么？”在埃军的猛烈炮火下，凯图巴支撑点的士兵沿横贯沼泽地的车道开去，最后到达了以军防线。  
　　以色列沿运河堤防最北端的支撑点称为奥卡尔。这是一个由A、B、C三个碉堡组成的大型防御地域。战争爆发时，奥卡尔支撑点的A碉堡由连长盖德·索迈赫指挥的20人防守，索迈赫还负责指挥整个支撑点的防区；B碉堡由戴维·阿布·德哈姆中尉指挥的6人防守；C碉堡由德斯伯格中尉指挥的18人防守。  
　　赎罪日下午2时，当埃及飞机轰炸阵地，炮兵进行弹幕射击时，阿布·德哈姆命令部队转入地下。他看见阵地对面有5辆埃及坦克，其中一辆在进行机动以占领沙堤上的阵地时发生了故障；另一辆触了地雷。阿布·德哈姆在寻找别的反坦克武器，但他想起了仅在两天前，旅部的一名军械军官认定碉堡的火箭筒是多余的，把它连同火箭弹一起搬走了，他想起这事就骂了起来。在激烈的战斗中，他看见另一辆埃军坦克又触了碉堡北部雷场的地雷。  
　　炮击减弱了，阿布·德哈姆招呼下面掩蔽部内的士兵出来。有些后勤人员感到害怕，不敢出来，于是他愤怒地进入掩蔽部命令他们出来。只是在这时，他们才进入射击阵地。此刻，埃军步兵已开始沿堤防发起攻击，并到达了蛇腹形铁丝网附近。阿布·德哈姆操起重机枪，当埃及人“象拿破仑军队似的”排成一行行前进时，他和士兵们一齐开火，一打就是一排。但敌人继续在前进。进攻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直到埃军步兵拖着伤员和武器撤退为止。对面沙堤上有一辆被打坏的埃军坦克仍在继续对阵地进行抵近射击。阿布·德哈姆唯一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反坦克枪榴弹。他从250码的距离上向那辆坦克发射了14枚枪榴弹。其中3枚击中了坦克，第3枚——也是他所发射的第14枚枪榴弹，把坦克打哑了。  
　　夜幕降临了，奥卡尔A碉堡报告，它的情况严重。阿布·德哈姆把阵地交给前伞兵阿里耶·塞盖夫中士指挥，他自己打着手电筒来到奥卡尔A碉堡。他进入碉堡，发现射击位置上空无一人。在碉堡下面，他找到了情绪低落的士兵。他绕着射击点找到了连长盖德·索迈赫，他已躺在一边死了，艾兹拉中尉倒在另一边也死了。在第三个射击点上，他发现了一名从未受过训练的机枪手，他在以后的战斗中不断要求阿布·德哈姆帮他校准机枪。  
　　阿布·德哈姆看到这情景，决定亲自来指挥这个碉堡。由于军官阵亡，士兵在碉堡里来回打转，士气低落。阵地上有两辆坦克，但是，一辆坦克的车长负伤了，另一辆的火炮被打坏了。在组织好部队防御和接管指挥后，他与C碉堡取得了联系，并与那里的军官德斯伯格中尉通了话，中尉头部负了伤，但仍在与士兵一道战斗。德斯伯格报告，埃军已突入碉堡区，正在战壕里与他们进行肉搏战。阿布·德哈姆的第一个反应是对C碉堡组织反击，但当他考虑到部队的伤亡，他们的状态和训练情况后。他认识到这是办不到的。  
　　就在这时，埃军从北面发起了大规模的步兵进攻。阿布·德哈姆指挥的这支部队——包括未受过训练的若干后勤人员，一整夜和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抵抗北面和来自C碉堡方向埃军的连续进攻。到星期日下午，埃及坦克开始对以军阵地进行抵近射击，以军射击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了。弹药供应不上，阿布·德哈姆请求空中支援。有几架飞机前来援助他们，他眼看着一架以色列“海市蜃楼”式飞机摔到了阵地附近的沼泽地里。下午2时，他看到一些打着白旗的士兵。奥卡尔C碉堡失守了。阿布·德哈姆知道，他只要有15名受过训练的土兵，就可以夺回阵地并继续坚守下去。  
　　阿布·德哈姆一经营长批准，便立即组织部队突围。他让所有人平卧在阵地的半履带车上，他操纵着车上的火炮，边走边打。在两辆坦克伴随下，部队在与占领奥卡尔C碉堡的埃军相距仅数码远的地方，冒着密集的炮火冲了出去。他们沿堤防继续战斗着走了4英里，试图到达朗扎尼特和向东穿过沼泽地的第一条道路。  
　　在距朗扎尼特支撑点两英里处，一辆坦克被直接击中，阿布·德哈姆准备把那辆坦克上的3名士兵撤到他的半履带车上。正当他们换车时，半履带车的发动机被击中了，车上的人被抛向四方。第二辆坦克继续向朗扎尼特支撑点开去。阿布·德哈姆扔出一放手榴弹，边打边冲，他这才发现手部负了伤，而且只有他自己在往外冲，他的士兵四散躺在车旁的沟里，血流遍地，他无法辨认谁已断气，谁还活着。阿布·德哈姆冒着炮火在他们中间跑着，用枪托敲打他们，大声喊道：“活着的举手!”最后，埃军逐渐逼近，向他们猛烈开火，一些人开始跟随他向北匍匐行进了约60码。但是，在他们前面仅10码远的地方，突然出现了埃及人，他们毫无出路了。  
　　星期日晚上，曾进行过激动人心而又顽强的战斗的阿布·德哈姆和他的士兵们被俘了。  
　　修建在苏伊士城对面陶菲克港防波堤上的“奎伊”支撑点的驻军，顶住了埃及第3集团军部队企图攻克它的多次进攻，同时，在苏伊士运河南端，与埃军展开了一场难以置信的勇敢顽强的战斗。这些由什卢穆·阿迪奈斯特中尉指挥的42名正规军士兵(包括被打散的坦克乘员)的勇敢顽强，不仅在以军中，而且在面对它的埃军中都成了传奇故事。  
　　这一支撑点在开战初期的情况同前线其他地方的情况类似。埃军先在运河对岸实施大规模的炮击，与此同时，乘坐橡皮舟的一支部队(每舟10人)直接强渡运河。在两个半小时中，这里的驻军击退了埃军的进攻，并击沉了埃军大部分橡皮舟。下午，有4辆增援坦克强行冲进了以军阵地，但在途中遭到袭击，到达阵地时坦克已被打坏，并有6人负伤。晚上，纳赫姆·弗宾医生的病房里已有15名伤员，其中一名伤员很快就死了。战斗开始，阵地上的两名军官中就有一人负了伤，什卢穆·阿迪奈斯特，这位犹太宗教学院正教神学班毕业生就成了唯一的一名军官。  
　　星期日夜晚，埃军又一次发动了进攻，许多人设法渡过了运河并爬上了沙堤。以军阵地上的士兵把手榴弹向沙堤下掷去，击退了埃军这次正面进攻，但是一支埃军小分队从南面突入支撑点，用火焰喷射器点燃了支撑点的油库。当埃军士兵冲入阵地，尖叫着陶醉于胜利之中时，守军几乎是以肉搏战把他们消灭的。  
　　这一阵地三面环水，只有防波堤上的一条约7码宽的道路同陆地相连。防波堤临运河的一面有隆起的沙堤，沿沙堤驻扎着数百名在夜间占领阵地的埃军士兵。支撑点已完全被分割。星期日黎明时，支撑点里的士兵才知道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在这一片开阔的白色沙土的不毛之地上，聚集了一望无边的埃军车辆和部队；不远处，大量的坦克、车辆、火炮和导弹正在渡河。阿迪奈斯特要求炮兵向这些埃军集结部队开炮，但他全然不知，在吉迪、米特拉山隘和埃军第3集团军主攻部队之间的全部兵力，已只有丹旅的23辆幸存下来的坦克了。  
　　三天来，该支撑点遭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和成千上万名埃军士兵的进攻；埃及人已多次到达铁丝网，距离之近足以把手榴弹扔进以军的堑壕。他们后面跟随的是埃军坦克，准备在抵近射程上摧毁以色列的碉堡。以军坦克乘员从阵地上被毁坏的坦克中进行试射和偏差法试射，以修正距离，他们一辆接一辆地击中了埃军坦克。此刻，弗宾医生的吗啡已经用完，他眼看着伤员默默地忍受着疼痛而心痛如绞。他没了注射液，也没了注射器，绷带也快用完了。  
　　星期二早晨，阿迪奈斯特向邻近的碉堡望去，看见它上面已升起了埃军旗帜。他知道，埃军已从运河突入纵深6英里，他的阵地是最后一个还在坚守的阵地了。这时，阵地上只有10人受过战斗训练，还有10人受过支援勤务的训练，其中包括医生、卫生兵、厨师和两个在赎罪日来组织祈祷的犹太宗教学院的学生。一名士兵被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弗宾医生平生第一次在没有任何麻醉药的情况下，为他作了气管切开手术。他救活了这个小伙子。  
　　阿迪奈斯特在士兵中间来回走动，鼓励他们，向他们许诺援兵即将到来，星期二，指挥所问，能否再坚持48小时，他说他将尽力而为，一面却告诉土兵说，援兵正在途中。弗宾医生知道，从医疗角度来看，支撑点已无法再经受另一次进攻了，他也已无法再处理一个伤员，因为他两手空空，无可救护。眼看伤员在忍受着巨痛，他建议通过红十字会斡旋，向埃军投降。阿迪奈斯特和驻军的中士对此不加理睬。  
　　星期五过去了，到星期六早上，战争爆发已经一星期了，部队仍在坚守着。以军总司令部答许援军在24小时以后到达。而两小时后，“奎伊”支撑点的人员接到通知，批准他们在星期六早上11时通过红十字会投降。他们别无他择：弗宾医生知道伤员问题，而阿迪奈斯特也发现，他的整个部队只剩下20枚手榴弹和几条轻机枪子弹带了，绝不是四面包围他们的埃军的对手。除了投降，别无它法。  
　　当阿迪奈斯特告诉士兵他们不得不投降时，士兵们便用桶里剩下的一点水洗了脸，把自己整理了一番，换下了被战斗弄脏的衣服。他们傲然准备去投降。一个红十字会会员和两个埃及人渡过河来。阿迪奈斯特中尉和弗宾医生同他们一起又渡了回去。他们走近埃军指挥官，向他行了军礼。埃及人想检查一下阵地是否有饵雷，因此，阿迪奈斯将又同埃及人返回去，而弗宾医生则作为人质留在运河西岸。阿迪奈斯特坚持要红十字会同他的碉堡内的士兵一道去外面找回三具以军的尸体，把他们同另外两具尸体一起埋葬在支撑点区。然后，他让士兵集合列队，准备昂首阔步地前去投降。离开阵地前，幸存者们争论是带走神圣的犹太教经书，还是把它问死去的同志埋在一起。大多数人赞成把它带到俘虏营。这样，这个勇敢的小组在一名手持犹太教经书的士兵带领下，昂首挺胸在阳光下出现了。  
　　包围支撑点的数千名埃及人敬畏地注视着这一行动。阿迪奈斯特被送到了运河西岸，但是过了不久，数名埃及高级军官又把他带回了支撑点。他们问他：“你们的重机枪呢?”“你们把它藏到哪里去了?”他回答说：“我们没有重机枪。”“说谎！”他们对他喊道，他们不相信这支驻军仅用4挺轻机枪就坚持了一个星期，于是，他们着手上下搜寻根本没有的武器。  
　　埃及人隆重地在支撑点上升起了他们的旗帜，同时，阿迪奈斯特则颤抖着双手把以军的旗职一层层迭起来交给了埃及指挥官。埃及指挥官敬了个礼，把旗接了过去，然后，阿迪奈斯特回头看了一下他曾非常勇敢地保卫过的支撑点。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强忍着泪水，渡过运河，回到他那些被俘的士兵中间。  
　　在以色列防线的北端，福阿德港以东约7英里的沙岸上，是一个叫作布达佩斯的支撑点，它由一名预备役军官摩提·阿什坎纳齐上尉(他在战后成为要求国防部长辞职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指挥，共有18人。当一支装甲步兵部队把阵地移交给他时，部队松驰的纪律以及阵地本身的条件和装备使他感到震惊。  
　　星期六下午2时，布达佩斯支撑点开始遭到炮击，估计炮击每分钟有30发炮弹，持续了两个小时。在埃军首次拦阻射击中有3人死亡；阵地上的120毫米迫击炮被击中；支撑点内所有内部通信联络系统都被破坏，整个支撑点浓烟笼罩，无法看清四周情况。布达佩斯支撑点是以军一个坦克排根据“什伐赫·约尼姆”计划而要到达的唯一的前线阵地。然而，3辆坦克中只有两辆到达了，其中一辆的火炮出了故障。(后来在战斗中阵地上的技术人员把它修好了。)  
　　星期六下午4时，埃军从福阿德港方向向该支撑点发起了步坦联合进攻。埃军拥有16辆坦克，16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和装载无坐力炮的吉普车，后面跟着满载步兵的卡车。唯一一辆完好的坦克在碉堡火力的支援下，在800至1,300码的距离上向敌人开了火。埃及的8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和7辆坦克被击中。埃军在开始撤退时，有些车辆陷入了沙土。战斗结束时，埃及人丢弃了17辆车辆，以色列“鬼怪”式飞机轰炸扫射着撤退的埃军。在埃军装甲部队开始进攻后两小时，约200名埃军突击队员又在布达佩斯支撑点以东一英里的沙岸上建立了滩头阵地。该支撑点此时被完全分割了。  
　　星期日，埃军炮击在继续，以色列空军从海上飞入塞得港和福阿德港上空，执行在阿什坎纳齐看来是自杀性的任务。空中满是埃军炮兵发射的高射炮弹和导弹，以军飞机在支撑点周围爆炸坠毁。一架“鬼怪”式飞机成功地避开了5枚导弹，却被第六枚导弹击中，在布达佩斯支撑点上空一百码处爆炸了。每架飞机同时遭到至少6枚导弹的攻击。阿什坎纳齐对这一情景忧心如焚，他用无线电报告说，他愿放弃空中支援，他的部队会设法对付敌人的。  
　　那天，4架埃及“苏霍伊”战斗轰炸机袭击了以军阵地，破坏严重，同时，塞得港的重炮和福阿德港的野炮向他们轰击了一整天。分割支撑点的埃军突击队在装甲部队的支援下，消灭了一支正去援救布达佩斯支撑点的以色列部队。星期一，大规模的炮击仍在继续骚扰阵地，但是以军也在对埃军突击队不断施加压力。星期二晚上，埃军从海上撤走了。星期三，以色列空军袭击了该地区，但这里的士兵看到有几架以色列飞机被击落。那天，一支运输队同运河北段的指挥官马冈将军一道，带着弹药和食品突入了布达佩斯支撑点。炮击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但布达佩斯支撑点的战斗基本上已告结束。星期四，新来的部队换下了阿什坎纳齐部队。  
　　以后，一支埃军突击队又再次把布达佩斯文撑点分割了。以军不得不再次为打通去要塞的通道而战斗，他们并未吸取上次的教训。不过，布达佩斯支撑点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获得了巴列夫防线上唯一一个没有落入敌人手中的前线阵地的声誉。  
　　各支撑点对埃军进攻的抵抗能力，随其指挥水平而异。一般来说，如果指挥官富有经验而果断，并有少量训练有素的士兵，那么支撑点就能坚持好几天。尽管阵地上少量的以色列士兵遭到的是大规模进攻，而且从训练的角度来看许多士兵的水平也都较低，但大部分支撑点战斗勇敢，表现出色。(必须记住，他们是在遭到埃军配置在沙堤上能直接打进支撑点阵地来的反坦克导弹和坦克火炮的猛烈攻击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的。)  
　　没有一个阵地是擅自放弃的；有些支撑点真正做到了战斗到底。有的支撑点守军，如星期日晚上撤出米拉诺支撑点的小组，是在埃及人即将发动一场大规模装甲部队突击前，才离开他们的支撑点的。而另一些支撑点，则是靠机智大胆才撤出了部队。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带着伤员通过了布满埃军步兵、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桥头堡。有的人用阿拉伯语回答口令而侥幸通过，另一些人则失败了。有些人遇到的问题是在到达以色列防线后，因无法表明自己的身份，而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米拉诺支撑点的驻军由于一名年轻军官的机智而获救了，他来回挥舞着一条犹太祈祷披巾，前线部队才没有向他们开火。伊斯梅利亚对面普坎支撑点的68个小时的战斗全过程，被一名带着一台录音机的后备队无线电技术员录了下来，这是一份不寻常的战史记录，现已公布发表了。  
　　运河一线的支撑点，多年来，一直是按照既是抵抗埃及进攻，保卫运河的据点，又是警报站与观察哨这样一个折衷方案修建的。作为前者，它们太易于攻破，而且过于分散；作为后者，它们配备的人员又太强了。如果防线根据“什伐赫·约尼姆”计划配备人员，作好进攻准备，那么毫无疑问，许多支撑点会起到更有效得多的作用，埃军会蒙受重大损失，在一些地方也无法获得立足点，在以色列后备队到达时，所遇到的情况也会比他们实际遇到的要好。尽管兵力对比埃军占绝对优势，并把反坦克导弹的主要阵地放在自己一方的高沙堤上，而且他们的进攻无疑要在运河东岸建立一处立足点，但他们这样建立起来的桥头阵地，肯定比事实所证明的更经不起以军的反击。  
　　然而，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能象丹上校要求的那样，及早命令增援的装甲部队以全力去增援支撑点的部队，或去阻止埃军渡河。直到10月7日星期日早晨，才准确判明运河全线的情况。但到那时，再三试图与支撑点部队会合的曼德勒装甲部队，己损失了约2/3的兵力。这种优柔寡断被实践证明是代价重大的。

第十三章 坐失良机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10月7日下午1时，戈南把战线划分如下：布伦师负责北部地段，沙隆师负责中部地段，曼德勒师负责南部地段。而实际情况是，星期六下午各旅接管了各营的地段，而此刻，各师又接管了各旅的地段。沙隆提议，星期日晚上所有三个师发起大反攻，戈南拒绝了，因为他想巩固和加强他的防线；他的部队已所剩无几，如果再把一两个师投入战斗，敌人就可以在其他地段任意发动大规模进攻。  
　　 3时30分，戈南给曼德勒调去一个装甲师，防守几处山隘，并把安农旅划归沙隆指挥。当天晚上10时，伞兵进入南部的萨达尔角地区，该地区当时由南部军区直接指挥——这里的所有部队仍在进行牵制战，从而缩小了曼德勒负责的战区。  
　　戈南命令布伦于7日上午11时左右撤离各支撑点。11时40分，国防部长来到南部军区。在他的直升机降落前，戈南劝他返回，因为在俯瞰着司令部的小山上有埃军突击队。可是达扬还是降落了，并要他报告战况。听完汇报后，他说道：“这是战争，撤到高地上去。”他边说边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在从雷菲迪姆以东经过马阿拉山和亚莱克山到苏伊士湾的阿布鲁迪斯，“放弃支撑点，能撤的人全部撤走。伤员只好当俘虏了”。戈南同意撤走支撑点人员，但认为没有必要撤到山上去，达扬让军区作决定。  
　　于是，戈南决定先遣部队留在纵向公路侧面的炮兵路上，部队主力留在干线纵向公路上。达扬同戈南告别时说，他所讲的一切都得当作“部长意见”来对待。  
　　与此同时，后备队陆续到达，到7日晚，南部军区的大部分部队已沿纵向的炮兵路展开，后备队已在侧翼干线纵向公路展开。此刻，埃军沿全线的进攻虽然遭到阻击，但其压力仍相当巨大。这一局势突出表明“什伐赫·约尼姆”计划的一个基本谬误：即以为一支拥有300辆坦克的部队，就能挡住埃军的全面进攻。然而这里已有3个师在作战，而要击退埃军进攻，却还是困难重重。  
　　下午2时30分，达扬回到总司令部，建议部队应撤至较易防守的一线上，具体说即山隘防线。他的语气非常悲观：以色列的国土必须保卫，因此防线必须缩短。他建议放弃苏伊士湾，只在沙姆沙伊赫留一支部队。对戈兰高地，他建议巩固约旦河谷悬崖前的防线，再沿约旦河构筑一道防线。埃拉扎尔认为，重要的是要守住苏伊士湾萨达尔角前的防线，而不是沙姆沙伊赫防线，并按此下达了命令。这一部署在战争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达扬从总司令部出来去见总理，再次提出他的全面撤退的计划：他确信缩短战线是必要的。  
　　下午4时，埃拉扎尔被紧急召去见总理和国防部长：他表明了他的观点，认为至关紧要的是，要在山隘以西尽远处坚守住一道临时防线，他好在第二天从那里发起反攻。他认为，撤至山隘一线，就势必放弃或危及各主要司令部和兵营，这对以军来说代价太大了。他也反对沙隆在南部军区提出的意见(即一有渡河可能，就立即进攻)，因为风险太大，但他赞成对已过河集结的敌军主力进行反攻。他要求授权他到南部军区去当场作决定，总理批准了他的要求。  
　　埃拉扎尔在后备役将军伊扎克·拉宾(后来担任以色列总理)的陪同下，到达南部军区，并在7时会见了戈南、曼德勒、布伦和马冈(由于直升机出了故障，沙隆未能按时到达，但当总参谋长要离开时，他及时赶来见到了他)。埃拉扎尔制定了10月8日反攻的计划：布伦师从坎塔腊地区向埃及第2集团军进攻，沙隆师为预备队留在塔萨地区：如果布伦师进攻成功，沙隆师就从大苦湖地区向南运动，对埃及第3集团军发起进攻；但是，如果布伦师进攻失败，沙隆师就去增援布伦师。埃拉扎尔强调指出，沙隆师将作为布伦东北线进攻的预备队使用，调动他们一定要经总参谋长亲自批准。曼德勒部队留在南线，准备在沙隆进攻埃及第3集团军时支援他。  
　　埃拉扎尔在下达简令时强调，他不想让部队进抵运河，并警告他们要避开沙堤，因为那里有埃军步兵反坦克部队集结。戈南要求允许他们在战斗顺利时向西岸渡河，埃拉扎尔表示同意，但必须是在攻占埃及渡桥的情况下才可西渡。他接着加了一条，真正渡河一定要得到他的批准，只有在特别顺利的情况下才能渡河。沙隆到达后，向戈南提出了援救各支撑点的问题，并给他看了为实施这一冒险行动而拟订的计划。戈南反对夜间进攻，尤其是在星期六夜间战斗不幸失败之后。但他命令沙隆准备翌日进攻的计划，并说他在观察了形势发展后，再决定明晨是否进攻。随后，埃拉扎尔返回总司令部，并批准了北部军区在星期一早晨向戈兰高地发起反攻。  
　　北部军区的命令是，沿运河东岸由北向南集中发动一次师的进攻，同时，与运河保持2英里距离，以免遭埃及沙堤上反坦克导弹的袭击。进攻目的，是消灭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并在各地段的南端向西岸进行有限渡河。布伦师进攻埃及第2集团军防守的地段。  
　　布伦师沿干线纵向公路(即巴卢扎-塔萨公路)展开。盖比旅在沿运河的字典路和炮兵路之间向南推进，消灭该地区的敌人，并到达费丹对面的希扎扬支撑点和伊斯梅利亚对面的普坎支撑点。纳科旅在盖比的左翼，炮兵路以西，向南朝伊斯梅利亚对面的普坎支撑点推进。阿里耶旅在炮兵路东面，向南部的大苦湖北端的马兹迈德支撑点推进。准备利用那里的埃及渡桥，实施有限的渡河。到目前为止，布伦下达的命令与他所接到的戈南的命令是一致的。在布伦师消灭敌军之后，马冈师将从北面进入战斗，肃清运河东岸一线之敌。  
　　两个先头旅冒着埃军的密集炮火，由北向南运动。纳科部队在坎塔脂以南，与埃军第18步兵师的部队打响了，他们成功地制止了埃军的进攻，消灭了埃军步兵，摧毁了一些坦克，而自己则伤亡不大。他们在继续前进。盖比在上午9时30分到达费丹地区，一路未遭遇敌人。南部军区接到的报告是令人高兴的。迹象表明，敌军内部惊慌失措。军区司令部里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布伦接到命令，让他扩大战线，如有可能，以最少量的兵力夺取在巴拉赫岛北部、费丹和伊斯梅利亚的三座渡桥。对在作战过程中改变计划，布伦虽然吃了一惊，但他确信这是军区根据可靠的情报而作出的决定。因此他命令盖比向费丹地区进攻，并请求空中支援。他总共得到沙隆师的两个炮兵连的支援。他自己的炮兵尚未到达西奈。  
　　近中午时分，布伦突然发现，他的几个旅都没有按照命令前进，实际上，它们沿炮兵路向东走得太远了，并离开了敌人大部队。阿巴耶旅则走得更远，在这个作战阶段竟远离运河约20英里。  
　　由于这一错误未得到及时纠正，布伦师的大部队未能绕到狭窄的埃军桥头堡北翼，而是穿过了桥头堡正面。因而最后发起进攻时，他们没有由北向南，在埃及人未曾预料到的方向展开，而是由东向西，正好进入埃军已有部署的阵地。  
　　纳科旅轻松自在地前进着，摧毁了约20辆敌军坦克。空中支援非常有限，空中攻击也很少，而且间隔很长。阿里耶旅朝伊斯梅利亚迅速前进，并在途中接到准备夺取渡桥的命令。到中午，盖比部队向运河接近，同埃军坦克和步兵展开战斗，他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费丹埃方沙堤上的这些敌军。盖比左翼的营沿费丹公路(哈维瓦路)进攻，已快到达运河一线的以色列沙堤。突然数百名埃及步兵从他们周围的沙丘中出现，一齐用反坦克武器在近距离内向他们开火。营长负了伤，全营撤退了，在该地丢下了12辆燃烧着的坦克。  
　　戈南认为布伦一切都顺利，因此，为了在那天下午进攻埃及第3集团军，他只考虑着把沙隆师向南调动的时间和距离问题。大约在11时，他决定把沙隆师南调至吉迪山隘地区，作好坚守山隘的准备。待沙隆到达吉迪山隘后，戈南再根据前线的事态发展，告诉他是由北往南，还是由南往北向苏伊士进攻。他将此行动报告了总参谋长，并得到了批准。  
　　这时，布伦报告，他已有6辆坦克被击中，他要求空中支援。戈南认为损失6辆坦克并不是一个大的指挥问题，因而他命令沙隆不要在吉迪山隘停留，而要继续南进。戈南没有得到沙隆的回答，于是他派参谋长乘直升机去确定沙隆师的位置。他在塔萨找到了一个旅，在塔萨以南6英里处找到了另一个旅，第三个旅和沙隆的前进指挥所在吉迪和米特拉山隘地区。  
　　与此同时，布伦命令纳科(他已把一个营留在坎塔腊对面)率领两个营向南前进至费丹，与盖比会合，又以两个旅在该地发起进攻。布伦则在附近一个山丘上观察战斗。下午2时30分，两个旅(实际不超过两个营的兵力)出发了。盖比沿哈维瓦路向费丹前进，纳科则从北面2英里处沿一条平行道路前进。同时，约在下午2时，阿里耶旅与离运河约4英里的伊斯梅利亚对面的敌人接火了，他们奋力向西挺进。  
　　随着进攻的发展，情况变得一团糟。纳科部队在费丹路以北的平行公路上迅速向前疾进，突然发现自己在离运河800码处，为数千名埃军步兵所包围。有18辆坦克被击中摧毁，指挥进攻的营长阿萨夫·雅果里中校被震出坦克，作了俘虏。埃及宣传工具对此大肆宣扬。埃及人由于抓住了以色列的一名高级军官而欣喜若狂，他们把雅果里营说成是一个旅，而把雅果里说成是旅长。实际上，所谓两个旅的进攻，只不过是一个计划不周的营进攻。  
　　纳科身材矮小，说话坦率，为人朴实，不拘世俗。在六天战争中，他是营长，参加过二十多次战斗，双腿负过重伤(他有一条腿的大半截是假肢)。然而这一经历并未稍挫他的锐气，相反，他不顾伤残，死缠住他的上级让他参战，直到最后他们软下心来，让他指挥一个后备坦克旅。他上下坦克要人扶。但他的倔强在军中人人皆知，是出名的狮子。  
　　 8日凌晨4时30分，纳科接到布伦的命令，避开运河边的沙堤，小心谨慎地向南推进，肃清沿途之敌。如前所述，他在途中克服了微弱的抵抗，击毁8辆敌坦克，尔后继续向南前进。这时，他听说盖比旅在进攻运河费丹桥的希扎扬支撑点时遇到了麻烦。他接到与盖比会合，并共同向运河希扎扬全区发动进攻的命令后，即冒着密集炮火与盖比旅会合了。盖比向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他们所得空援毫无效果，炮火支援(1个炮连4门火炮)也非常软弱无力。  
　　下午2时，他们发起进攻，在密集的炮火下他们穿过起伏的沙丘。(纳科和他的前进指挥所同一个营一道行动。)15分钟后，他们遭到反坦克火力袭击。先头营报告，2辆坦克被击毁，副营长阵亡。敌“喀秋莎”火箭炮的密集射击阻挡了他们的前进。由于该区硝烟迷漫，尘土飞扬，他们看不见一码开外的地方。当他们距苏伊士运河800码远时，一阵密集的反坦克火力向他们袭来。随着烟幕的升起，纳科向四周望去，看到坦克在他左右爆炸。他所看到的情况使他确信，他们必须撤走。在他的进攻部队中，只有4辆坦克(包括他乘坐的一辆)能撤离他们冲进去的可怖的战场。当他开始撤退时，布伦通过无线电通信网责问他：“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撤？”纳科回答：“如果你再问下去，几分钟后就没人回答你了。”他们撤了回来。  
　　纳科旅当面的埃军旅旅长哈桑·阿布·萨阿达准将是这样描述这次进攻的：  
　　 ……敌人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发起进攻。以色列坦克刚一越过伪装的步兵堑壕，步兵便迅速跃出堑壕，向敌第190旅进攻。我们集中在该地区的坦克和所有反坦克武器都向敌人开了火并消灭了他们。以色列第190装甲旅在3分钟内被消灭了。……旅长阿萨夫·雅果里和另外4名士兵作了俘虏。……  

　　第二次进攻再次为埃军步兵所粉碎。必须记住，布伦部队在战斗中除了两个炮兵连外，既没有步兵或装甲步兵，也没有空中支援和火炮支援、而同他们作战的却是哈桑·阿布·萨阿达准将指挥的埃军第2步兵师，并有得到第2集团军反坦克预备队加强的第18步兵师部队的协同。  
　　约在下午3时，埃军向阿里耶部队发起进攻，他们从马谢锡尔和特勒维齐亚地区向东北方向的哈穆塔尔道路交叉口地区运动。下午3时30分，埃军攻占了哈穆塔尔。一小时后，埃军进一步扩张战果，又占领了邻近的齐沃纳阵地。布伦从他的观察所向战场望去，对他部队的部署很不满意。他让盖比和纳科来见他。这时，敌人还在不断炮击(布伦的前进指挥所被炮火击中，一些参谋人员被击毙)。他听取了两位旅长的报告：埃军一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正从费丹往东向炮兵路进攻，同时，一支兵力相同的坦克部队正从密苏里支撑点向伊斯梅利亚公路进攻。就在这时，各营营长求援的呼叫声清晰可闻。另有战况称：埃军集结了大量的坦克和步兵装甲输送车，队形达一英里宽，正在前进。两位旅长急速返回部队，他们回部队后不到5分钟，即报告情况危急。两人都要求允许他们加强后方阵地，尽管布伦知道，这意味着被迫撤退，但他还是同意了。  
　　 2时，当戈南了解到布伦战线所发生的情况，要沙隆部队进攻埃及第3集团军已为时太晚，他便命令沙隆停止南进，掉头返回中央地段。布伦听见戈南把他地段的情况告诉了沙隆，并让他发动反攻以减轻布伦压力。沙隆回答，他将在5分钟后作出答复。于是，布伦告诉他的两位旅长，他们可以指望沙隆在15分钟内发起反攻，并问他们能否坚持。他们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告诉他，虽然他们炸毁了许多埃军坦克，但压力还是强大。5分钟后，沙隆回答，他不愿发起进攻。  
　　到下午4时，当纳科从布伦的前进指挥所匆匆赶回时，他发现，以军除了在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外，还在刺眼的阳光下进行作战。战斗是在2,500码的距离内进行的，但埃军正在逐步前进，把距离缩短至600码。大约在5时左右，太阳落山了，能见度大有改善，防御部队开始大量摧毁前进中的埃军坦克和装甲人员输送车。纳科看到他右面的一名军官一连摧毁了25辆埃及坦克。以军坦克沿全线进行反击。埃军第二波装甲人员输送车和搭载步兵的卡车，前进到了距以军防线400码处。但此时天色已黑，他们的进攻被粉碎了，在以军的火力追击下，他们开始撤退。黑夜降临，部队报告，埃军进攻已被顶住。燃烧的坦克在沙漠上形成了一连串篝火。这时，沙隆师正从南面返回。  
　　那天晚上，各师师长聚集在南部军区司令部会见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布伦报告，他的坦克部队在白天的战斗中遭到了重大损失，部队显然不能再进行另一次同样的白昼战斗了。戈南提出，目前的方针应该是保存部队，牵制敌人并补充力量；只有在重新编组建制满员的部队后，他们才能过河，实施决定性的打击。  
　　在这危急的一天里，以军的部署明显暴露出许多基本错误。许多战争原则被忽视了。许多以军装甲部队指挥官确信，装甲部队无需步兵的近距离支援便可随意作战，事实证明这是自六天战争以来渗入以色列军事思想的一个危险观点。具有骑兵冲锋精神的以军装甲部队的进攻，在没有步兵支援和少量的炮兵支援下，去攻击埃军大量集中的反坦克武器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直到此时才为所有以军指挥官了解。布伦师的那位旅长犯的头一个错误就是，没有按计划绕到离运河2至5英里的地域，由北向南卷击埃军的桥头堡，结果，使进攻由东朝西向埃及的支撑点发展，而不是攻击埃军的北翼。再者，布伦的装甲部队在进攻时没有集中，而是分散消耗了。如果两个师在拥有一切必要支援的条件下，在费丹地区发起一次进攻，那么，以色列部队完全能有适当的机会从埃方翼侧卷击其桥头堡。可是布伦师的报告却使军区产生了错觉。沙隆则整天来回运动，几乎未进行战斗。  
　　 10月8日是一无所获的一天。以军不仅遭到重大伤亡，而且还丢失了哈穆塔尔地区的一些重要阵地。由于埃军尚未完成战斗编组，因此，本来完全有可能通过成功的协同进攻，给埃军第2集团军以沉重打击的。确实有过以两个师兵力对埃军实施重点突破，尔后扩大战果渡过运河的战机。但是这一战机被错过了。  
　　以军进攻的失败，大大增强了埃军的自信心。然而，他们在制止埃军展开和牵制其桥头堡方面，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色列失去了一个改变南部作战方向的重要时机。  
　　被以色列全军上下称为“阿里克”的阿里尔·沙隆少将，已于7月从南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退出现役。然而相当奇特的是，他的退役如同他的其他所有活动一样，也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他表明，他退出军队是因为他已知道，他不会出任下一届总参谋长。他投身于政界，并参加了自由党。短短数月，他凭借自己在所有活动中所特有的坚定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设法建立了一个中间和右翼党派的联合战线(人称利库德集团)，这一阵线将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反对执政的工党。  
　　沙隆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是一个天生的战场指挥官。就象许多人所说的，他天生具有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估量任何形势的本能，他不是依靠参谋工作中的逻辑推理，而是依靠健全的直观。由于同一特征，他被认为是一个蹩脚的参谋军官。埃扎拉尔将军担任北部军区司令时，沙隆任他的参谋长，那时他们建立的关系，在赎罪日战争中就反映了出来。许多人对他任总司令参谋军官的这段经历都不大乐道。他证明自己具有随机应变的天才，可是尽管这一特点在战场上至关重要，但他用之于日常生活，便使别人非常不快。他一旦抓住一个问题，就象一只猛犬一样，不得解决，决不罢休。但是，他今天可能不顾一切地关心一个问题，而到明天，他又可能一声不响地把这个问题置之脑后。他变化莫测，自我中心，与集体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却具有强有力的个性和领导才干，他是那种能和手下人员直至每个列兵打成一片的指挥官，所有人都亲呢地称呼他的别名。  
　　阿里克是个好装腔作势，爱对人作友好表示和个性外向的人，他总是乐意对报界发表意见。最重要的是，他是取代他任南部军区司令的戈南少将的对立面。戈南是个有条不紊，性格严厉，纪律严明的职业军人。戈南曾是沙隆手下的一个后备师师长，而现在却倒了个儿，这个“下级军官”指挥了沙隆将军，而沙隆却接替了戈南后备师师长的职位。由于这一情况，他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了。戈南此刻正在指挥着这样一个军官，这个军官不仅在几个月前是他的上级，而且资历很深，就连受过磨炼并饱经战火的军官也发现很难对他施加控制。现在，驾御沙隆是戈南的一大难题，而且成了他的主要问题之一。  
　　沙隆接替中部地段的指挥后便决定，用他的主力部队制止敌人沿炮兵路的前进，而把预备队留置在干线纵向公路一线。同时，他制定了营救运河一线支撑点驻军的作战计划。他多次与他们通话，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并答允尽一切力量去营救他们。  
　　 10月8-9日夜间，普坎支撑点的驻军逃出来了，他们一整夜都在沙漠地中行进，不幸的是，在一场坦克战中又被围在沙漠中了。沙隆命令图维亚上校组织一支部队去援救他们。但安农随即向沙隆走去，要求特许他去接应他们。他从战争一开始就与他们保持接触，对他们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沙隆批准了他的要求。  
　　安农组织了一个特遣队，包括他的坦克，一辆旅炮兵指挥官乘坐的装甲人员输送车，一辆空中支援军官乘坐的坦克，以及四辆配置少量人员和一名医生的装甲人员输送车。这支救援分队向以军前沿开去。在哈穆塔尔附近的高地上，安农看到了图维亚的坦克，它正面对着远处山梁上一支超过一个旅兵力的埃及部队。两军正在交战，两个山顶之间的整个沙丘地布满了埃军步兵部队。此外，以军还遭到了猛烈的炮兵拦阻射击。在这混乱战场上的某个地方，普坎支撑点的人员正在等待营救。  
　　安农决定，如果营救这些人，就要不失时机。他与被困小组的指挥官取得了联系，让他发射一枚绿色火箭以标明他的位置。绍尔营长看到火箭后，部队便出发了，以3辆坦克为先导，半履带车随后，安农在部队的左翼。行进中，他看到距他100码处有30人站在一个沙丘上，虽然这不是火箭所指的方向，但他还是向他们靠过去了。他们是埃及人。他单车向敌人冲去，独自为战。与此同时，装甲人员输送车遭到了埃军步兵反坦克武器的袭击，全部被击中，所有军官都负了伤。一辆输送车在后送伤员时被一枚反坦克导弹直接命中，车上的全体人员下了车，但车仍在沙漠中无目的地继续前进。只有两人设法返回了部队。可是此时，绍尔找到了普坎支撑点的人员，他靠近他们，把他们送上了坦克。当安农消灭了大部分埃军驶下山丘时，突然发现一个怪异的物体在恐怖的坦克战场上缓缓向他移动，原来，这是一辆载着33人的坦克。  
　　这次战斗大概比其他任何战斗都更能突出地说明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主要特点。师长以下的各级指挥官都投入了营救普坎部队的战斗。为了营救这一小股部队，三位高级军官(一名旅长，一名营长和一名炮兵旅长)冒着危险率领救援小组去战斗。这种做法很可能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但是却表明以色列军队的领导品质和军官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不会让别人去他们自己不准备去的危险地区。  
　　星期二下午，沙隆用图维亚旅和安农旅发动进攻，以夺回落入埃军手中的第二线支撑点——马谢锡尔和特勒维齐亚。沙隆坚持认为，戈南的命令是要在埃军撤退时，而不是坚守阵地时发起进攻。戈南则强调他没有批准这次进攻，他命令沙隆停止进攻，但后来得知进攻仍在继续。至于沙隆，他已看到埃军对哈马迪亚的进攻在那天早晨被图维亚粉碎了，但他也发现在该地域仍有大量埃军。他开始把他们打回去，以使他的装甲部队免遭其步兵携带的反坦克导弹袭击。戈南乘坐直升机来到沙隆的前进指挥所，亲自命令他停止进攻，虽然沙隆说他马上停止，但后来戈南再次获悉他还在继续进攻。在一天的战斗中，他损失了许多坦克，这一事件发生后，戈南给总参谋长打了电话，要求撤消沙隆的指挥职务。  
　　这时，有报告说，有一辆以军坦克及其乘员在特勒维齐亚被包围了。安农向该阵地发起进攻，没有遭到很大抵抗便攻克了，救出3名土兵。全旅只有一个人，即曾营救出普坎支撑点人员的营长绍尔·沙列夫，在战斗中阵亡(是被炮弹炸死的)。  
　　安农旅此时面对着所谓的“中国农场”。该名称的由来是，1967年战争前，这里是日本农业指导员搞试验的农业试验区，以色列士兵不懂东亚文字，看见日文题字后，便把这地方称为“中国农场”。安农部队在该地域悄悄进行了侦察。配属给他们的师侦察分队首先向西南方向运动，到达大苦湖沿岸后，又紧靠湖边向北部的“中国农场”走去。那天夜间，部队全部进入了湖边的莱克肯地区阵地。但是第二天早晨，10月10日，又接到了返回的命令，这次侦察发现了埃军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分界线，以及第2集团军的薄弱环节。  
　　 10月9日中午，埃拉扎尔在参谋长会议上回顾了形势。对叙利亚进行反攻的消息很好，他感到，要优先考虑继续给叙利亚施加压力，目的是要迫使它退出战争。按此方针，在埃及前线必须先让埃军来进攻，使它在以军防御中遭受伤亡，以此来改变双方兵力的对比。只有在粉碎埃军必然要实施的重大进攻后，才有可能进行反攻，包括从运河的德维斯瓦区实施渡河。  
　　 10月9日星期二晚上，达扬将军在对以色列报刊编辑的讲话中着重指出，为了消除叙利亚战线的危险，以色列目前的方针是，叙利亚战线高于一切。他们将尽一切努力摧垮叙利亚的武装部队，通过轰炸叙利亚的司令部和经济目标，从战略上给以打击，唯一的限制是决定不袭击居民。在谈到埃及战线时，他非常明确地声称，他们没有力量把埃及人赶回运河对岸；他们不可能同时两面作战：一面迫使叙利亚人退出战争，同时又把埃及人赶过运河去。在谈到南部战线问题时他指出，必要的是决定一条较短的新战线。提到南部西奈时，他暗示，可能要建立一条仅包括沙姆沙伊赫的防线。他这样表明他的观点：  
　　我们目前还不能把他们赶回去并打败他们……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是，沿我们这一边的新防线和西奈南部展开部队，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不相信，在正常情况下安理会的任何决定能制止阿拉伯人的进攻，如果从物质和军事角度来看，他们能够或相信他们能够继续进行战争的话。首先不可能出现这种决定，因为中国人和苏联人将会行使否决权。其次，他们会无视这种停火决定。我们不能只靠这一点。以色列只能靠两条：一是坚守住防线；二是今后不断增强兵力。  

　　在谈到以色列的损失和防线时，他说：  
　　我们已有数百辆坦克在战斗中被击毁。有一部分我们可以修复……部分无法修复……三天内我们损夫了50架飞机。……我个人估计，在运河和山区之间的西奈这一块1/3地区某地，我们必须建立一道他们无法逾越的防线，并不因为它是象安第斯山脉那样的天然屏障，而是因为这道防线配备了我们的部队，敌人将无法通过。就西奈南部而言同样如此……。  

　　达扬在会上宣布，他准备当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向公众宣布巴列夫防线失陷的真相，让他们对暗淡的形势有个清楚的了解。一名编辑对他说，“如果你今天在电视上把你刚才和我们谈的这番话告诉公众，就会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思想上引起大的震动。”  
　　达扬在记者招待会上所造成的气氛，使许多人对他要在国民面前露面忧心忡忡。因此，梅厄夫人要求他当晚不要在电视上露面，改由阿哈隆·雅里夫将军(前情报局局长，当时任总参谋长助理)去电台对局势作一个明确的，恰如其分的说明。  

图6 10月7日和8日以军对埃军桥头堡的进攻

第十四章 沙漠决策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在10月9日星期二的内阁会议上，工商部长钱姆·巴列夫对总司令部优柔寡断提出指责，他认为这是挤到总部自行提出意见的各式各样来访者和闲杂人员造成的。这天，总参谋长把巴列夫叫到总司令部，说明他不满意南部的形势：许多支撑点仍被分割，而且戈南和沙隆之间不利于有效实施战斗的关系也有发展。他请这位前总参谋长担任南部军区司令。埃拉扎尔并不认为戈南指挥不力，但认为已形成的这种局面是不健全的。巴列夫接受了这一任命，但要求对戈南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并要得到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同意。他驱车回家准备行装，在洗澡时总理打来电话，对他接受任职表示感谢，并请他参加内阁会议。紧接着国防部长来电话说：“请马上来这里定下决心。”  
　　巴列夫当天晚上10时回到总司令部时，埃拉扎尔告诉他，戈南对这一建议的反应极为强烈，坚持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撤他的职，并把所发生的情况归咎于他个人。巴列夫反对这种观点，并说，他不准备当戈南的顾问，在明确他的身份以前，他不会去南部军区。曾向戈南作了这样的解释：这不是说他理应公开受辱，但鉴于不幸的局面，非让巴列夫出来指挥不可。这时，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巴列夫在南部军区担任总参谋长个人全权代表。巴列夫同意接受这一方案，但要明确规定，他是去指挥，而不是去当顾问。他到总参谋长办公室的一把睡椅上睡觉。几小时后，埃拉扎尔把他叫醒，告诉他戈南已接受他的建议。那天夜里，埃拉扎尔自开战以来第一次睡了三个半小时。  
　　 10月10日星期三上午10时，巴列夫到达南部军区司令部。他同戈南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戈南表示，他担心这意味着他的军队生涯的结束，但巴列夫不同意，并解释了原因。他们一致商定了工作安排，后来证明这次安排非常成功。戈南对司令部全体人员和在场的师长们宣布，从今以后，巴列夫是军区的一号首长，并说，“在这场战争中，我这里来了位不公开的总参谋长”。  
　　巴列夫安定局面之后，便去视察各师，并观看了正在进行的战斗。埃军为了占领炮兵路，正以步兵和装甲部队在全线加紧进攻，但以军装甲部队予敌以重创。在他去看望沙隆时，沙隆对于由于把主力集中在戈兰高地而造成南部目前这样的新形势和现状，表示了极大的保留意见：他建议，他的师协同南部的曼德勒师，用两个装甲旅沿大、小苦湖东岸推进，以卷击第3集团军的各步兵师。10月11日，沙隆同他的两名旅长安农和海姆一道提出了他的计划，但戈南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一作战行动显然得不偿失；而且，这两个尚未投入战斗的装甲旅将会遭到严重挫伤，从而无法为参加将在埃及装甲部队进攻之后发生的装甲大会战作好准备，按苏联人的作战原则，这场装甲战必定发生在战争的第六或第七天。巴列夫决定拒绝沙隆的计划。  
　　巴列夫发现，戈南和沙隆由于总是相互指责，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巴列夫开始体会到对沙隆实施指挥时所遇到的问题，他每次都坚持给他下达明确而具体的命令。但在10月12日，他还是向总参谋长提出了撤换沙隆的建议，埃拉扎尔说他要同国防部长商量，但在商量时达扬说，这一行动会引起政治问题。然而，巴列夫在战争期间还是两次正式提出要撤换沙隆。  
　　从10月9日开始，南部军区一直在进行牵制战，成功地阻止了埃军的进攻，同时也补充了自己的力量。实际上，除了阿里耶旅在埃军10月8日进攻哈穆塔尔地区时丢失的一小块土地外，在以后战争期间，埃军未能前进一码。尽管布伦师自10月9日以来遭到损失，但到10月15日，他拥有的坦克数量已超过了他六天前所指挥的坦克的一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以色列重整旗鼓和持续动员的能量，足以说明军械兵修复损坏坦克的特高效率和献身精神。  
　　以军的有利条件是熟悉地形，但他们每天必须对付埃军三至五次的进攻。然而，由于埃军作战方法非常呆板，以军很决便有了一套对付他们的办法，作战信心也愈来愈强。夜间，埃军步兵匍匐前进至离运河约5.6英里的高地一线的斜坡上，到达距以军前沿部队2,000码的地方(有天早晨，以色列部队醒来时，发现埃及步兵就在他们背后的沙丘中)。进攻总是以集中大量炮兵实施持续半小时的猛烈射击开始，随后以由15个炮兵营和喀秋莎火箭炮连进行五分钟的急袭射击结束。炮击结束时，总是发射大量磷光燃烧弹。这时，坦克开始前近，步兵搭乘装甲人员输送车，夹杂在坦克中前进。当这支进攻部队经过在夜间爬到对方并在沙土中挖壕隐蔽的步兵时，这些步兵即从战壕中跃出，跟随坦克前进。  
　　在部队两侧相当远的距离上，部署有“萨格尔”反坦克导弹部队。有时，如进攻的步兵接近以军阵地时因遭以军轻兵器和炮兵打击而伤亡较大，进攻就会停止，待夜间隐蔽在沙土堑壕中的步兵跃出参加战斗后才继续进攻。所有这些埃军的进攻都被粉碎了，装甲车辆和步兵都遭到重大损失。埃军步兵频频蜂涌进攻，但都被以军严阵以待的装甲部队和火炮一扫而光。埃军老是用这种模式重新发起进攻而损失惨重，但以军对埃军步兵的决心和勇气却愈来愈敬佩了。  
　　埃军一个师在9日对盖比旅发起进攻，突入了以军防线。但布伦集中装甲部队，先把敌人诱向盖比旅，尔后用纳科旅从埃军北翼，用阿里耶旅从埃军南翼，两面夹击，全歼了埃军。10日，埃军对布伦师先后发动了五次进攻。上述情况在全线反复出现。沙隆师遭到埃及第21装甲师部队的进攻，但是布伦精心使用部队，并动用了预备队，结果粉碎了埃军的进攻。敌人败退时，在战场上丢下了50辆坦克。  
　　在南部，由此时已得到加强的曼德勒师牵制敌人，丹旅则作为集中的装甲铁拳，四出袭扰埃军第3集团军，使敌遭受重大伤亡，并在许多方面控制了战场。10月10日星期三，埃军一个机械化旅向南沿与苏伊士湾海岸平行的道路开进，但是，它被负责指挥西奈南部作战的加维什将军手下的一支装甲部队遏阻。这支拥有约50辆坦克的埃军进攻部队，在萨达尔角地区与以军坦克展开战斗。埃军先头坦克被击毁，进攻当即受阻。由于敌军现已远离导弹保护伞，以色列空军全歼了这支部队。  
　　以色列部队逐渐控制了战场，让埃军的进攻在以军的防御铁砧上碰得粉碎。以军信心日增，也有了对付原来不熟悉的敌反坦克武器的一套办法。以军沿埃军桥头堡一线坚守的阵地，没有一个被敌军占领。那个星期三上午，戈南向总参谋长报告，他感到前线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双方损失的对比有了根本变化：以军的损失的统计数字曲线显著下降，而埃军的损失曲线则在上升。后备队陆续到达，军械兵在修复坦克，指挥所在集结力量。  
　　在这一阶段，关于以军下一步行动的讨论开始了。到10月10日，情况已很清楚，要打乱埃军的平衡，运用以军快速和机动的特长，争取主动摆脱它所陷入的固定作战局面，唯一的一招是渡过运河，打进埃及去。这一直是以色列军事思想的一条首要内容。从1968年制定抗击埃及进攻，保卫西奈的计划起，就已考虑了准备渡河反攻的必要性。多年来，研制了渡河器材(尽管数量不足)，在运河一线的各个地域建立了可供使用的渡河点。那里的沙堤特意筑薄一些，并标示了掘开口子的确切位置。在坎塔腊、德维斯瓦(大苦湖以北)和苏伊士以北地区，修建了必要的永久性防御设施，而且在战争爆发时，仍在修建之中。备用的架桥设备已运到西奈，为把事先准备好的渡桥送下运河，已修筑了专用的笔直道路。为了架桥，修建了一个后来称为“场院”的场地，这是一块长150码，宽700码，四周是高沙墙的地方。  
　　随着以色列兵力、尤其是坦克数量的增加，南部军区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拟订在德维斯瓦(他们发现这里是埃及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分界线，该地没有埃军集结)渡河进攻的作战方案。这将是一次两个师的进攻。巴列夫同意这一想定。10月9日到10日的夜间，根据戈南指示，运到德维斯瓦以西尤昆的预制构件渡桥最后装配完毕。  
　　 10月11日晚，戈南在司令部会议上提出了他的想定，但布伦和沙隆持保留意见，他们提出渡河点应选在其他早有准备的地方。但是戈南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坚持认为，在德维斯瓦渡河，部队很有可能无需进行激烈战斗便可到达运河，如在其他地方渡河，在实际渡河前，就难免要进行一场大的战斗和突破。巴列夫决定在德维斯瓦渡河，理由如下：首先，渡河的一翼会有大苦湖作为掩护；其次，由于这一渡河点的西岸只有一条淡水渠和一块狭长的农田，因而比在坎塔腊更易于实施机动作战，而渡河部队在坎塔腊会遇到许多沟渠和农业开发区；此外，德维斯瓦地域正好是埃及两个集团军的分界线。  
　　确定进攻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知埃军的行动。以军统帅部所面临的问题是，现在埃军既可以在运河东岸部署五个步兵师并稳守不动，而把这五个师的装甲部队和新到达的部队部署在运河西岸，又可以集中起来随时投入桥头堡地域的战斗。能够打破这一僵局的唯一办法是横渡运河。但由于埃军在西岸集结了两个装甲师、两个机械化师和两个独立装甲旅，共约有900辆坦克，数量大大超过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因此，渡河作战非常危险。埃拉扎尔和巴列夫都感到，在未予埃军装甲部队重创之前，进行渡河是不明智的。  
　　 10月12日星期五，巴列夫飞回总司令部，向埃拉扎尔将军呈报渡河作战计划，尔后又把计划呈报国防部长。根据当时运河一线的战术态势，以军显然有三个选择方案：一、对现有的两个埃军桥头堡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把埃军赶回运河对岸；二、立即渡过运河；三、等待和粉碎预料中的埃军进攻(按照苏军理论，他们应在10月11日到12日发动一场大规模装甲部队进攻)，尔后渡河反攻。  
　　埃拉扎尔建议，先等待埃军进攻，予以还击，然后渡河。达扬对整个作战行动表示怀疑，不太热心，但又说他不准备“发起讨伐行动”；认为以军渡河起不了决定作用，也不会迫使埃及人要求停火。他的意见是，在政治考虑的基础上制定决策不是埃拉扎尔的事。他还指出，从军事上讲，如果埃拉扎尔认为需要渡河，那他就必须作出决定并贯彻实施。说完这些，达扬便离开了会场。  
　　埃拉扎尔随即与达扬的私人助理拉维夫准将联系，告诉他，他仍然认为要由国防部长作出决定。达扬把此事提交到由总理主持的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几位将军外，还有战争特别内阁的成员。  
　　巴列夫提出了他的计划。接着展开了一场争论，总之，他们在讨论这支军队能否承担这一最复杂的作战任务，而且他们认为，只有一条补给线支持这一作战行动，将违背以色列既定的军事原则。此外，在目前形势下，必须尽极大努力进行突破，才能到达运河。随着讨论的深入，部长们开始提问题，巴列夫感到，这一作战行动也许得不到批准了。然而，在会议期间他们收到情报说，等待已久的埃及装甲部队向东岸的渡河行动开始了。迹象表明，这是一次大规模进攻前的准备。巴列夫抓住这一时机，要求推迟作出下一步行动的决定，提出南部军区当前的首要任务，应是作好粉碎埃军进攻的准备。他故意不提批准他的渡河计划的要求。  
　　星则五晚上，布伦师调离防线，准备渡河。同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随着埃军装甲部队在当天渡河，等待已久的埃军装甲部队力进攻已迫在眉睫。总参谋长决定把渡河推迟到装甲大会战之后，在这场战斗中，以军将力图最大限度地消灭埃军坦克，并尽可能多地把西岸的埃军装甲部队引到桥头堡来。  
　　 10月13日星期六，埃军沿全线发起了试探性进攻。实际上，埃军计划以巨大的钳形攻势袭击雷菲迪姆(比尔贾夫贾法)这一最敏感的地方，埃军一个装甲师和一个装甲旅从吉迪的交叉路口出发，经乌姆马赫扎向雷菲迪姆进攻，另一个装甲师从伊斯梅利亚-德维斯瓦地区出发，途经塔萨向雷菲迪姆前进。戈南在军区部署他的部队时，命令装甲部队制止沿地中海海岸和苏伊士湾进攻的埃军，尔后由空军——在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射程以外——突击这支进攻部队。至于在中央和南部地段，如果埃军从正面进攻，艾伯特(曼德勒)和沙隆予以阻击；如果埃军仍向雷菲迪姆进攻，布伦师(部分沙隆部队)就作为预备队从翼侧进行反攻。布伦的一个旅向雷菲迪姆地域的开阔地运动。  
　　早晨，总参谋长来到南部军区，接着飞往沙隆的前进指挥所，审查看来已迫在眉睫的装甲战计划和渡河计划。沙隆反对等待埃军进攻，建议进攻运河东岸的埃军，并在桥头堡上把他们一点点啃掉。然而总参谋长作了等待装甲战的选择。但下令不管埃军是否进攻，都要作好在10月14日夜间渡河的准备。戈南乘直升机飞往沙隆的师部参加会议。坐在他旁边的是预备役少将，以色列前空军司令艾泽尔·魏兹曼，后来出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戈南在与艾伯特的通话中，后者向他报告，他对于他的部队这天早上在吉迪山隘以西地域的战斗很满意。戈南告诉他，在结束与沙隆的会晤后就去他的师部，并问他在哪里见面。艾伯特用代号说明吉迪山隘的一个地点，接着说：“我建议我们在古迪公路和纵向公路的交叉路口会面”。戈南接着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可是没有回音。戈南转向魏兹曼说：“艾泽尔，艾伯特完了”。“胡说！你这蠢驴”，魏兹曼反驳说。但戈南很肯定：“如果艾伯特在无线电上不回我的话，那他准是死了”。无线电员试图使对方回话，但是没有成功。直升机在沙隆的指挥所降落，等待着戈南的，是他的副职送来的一份急件：艾伯特被埃军炮火击毙了。他进入会议室，低声把这个消息告诉埃拉扎尔将军。埃拉扎尔命令，把卡尔曼·马冈准将从北部地段召来接替艾伯特。  
　　那天上午11时，艾伯特在从师部乘直升机去沙隆师部参加会议的途中，曾在埃军阵地能看得见的地点降落：他的两辆装甲人员输送车编成的前进指挥所正在等待他。他上车后向前线的一个观察所开去。在500码开外监视前线敌情的一支旅侦察部队曾用无线电发出警告：艾伯特装甲人员输送车前往的观察所，是在敌人火炮和导弹的精确射程之内。警告是否被收到不得而知，他们没有接到艾伯特前进指挥所的回音。正当艾伯特用望远镜观察现场时，一枚导弹击中了装甲车。在他身旁同时被炸死的是驻该师的以色列广播电台记者拉菲·昂格尔。  
　　由于曼德勒的阵亡，以色列国防军失去了一名异常正直的军官。他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对上对下同样忠诚。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作风细致，就他的性格而言，在许多方面堪称楷模。战争爆发后，他身边的人就都知道，他总认为他没有按自己的直觉——战争迫在眉睫的提示去行事，感到个人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他认为要是他的部队按照“什伐赫·约尼姆”计划的要求进入阵地，局势便会截然不同。不管怎样，他是军队中最严于律己的军官之一，战争爆发后，谁都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责备别人的话。  
　　围绕着曼德勒的阵亡，出现了许多传说。一种说法是，戈南由于在无线电中与艾伯特用明码谈论艾伯特的位置而万分悔恨，他在这种心情的震慑下，来到一个小山头，通过无线电用明码说明自己的位置，等待着埃军炮兵的猛烈射击。而事情真相却是这样的：戈南在第二天视察马冈地域的战场后，坐上吉普车进行巡视，坐在他后面的是一名年轻的少尉。当他们穿过沙丘时，这位青年军官详细叙述了他在艾伯特被害时与他在一起的情景，提到指挥官们通过无线电谈论艾伯特的位置是不谨慎的。他说：“就在这附近，将军。这就是艾伯特将军牺牲的地方”。  
　　戈南把车停在公路上，问他，艾伯特在他的位置暴露后多久被打死的。回答是30秒。戈南当即呼叫了他的司令部，用明码宣布了他的身份和他的确切位置。“现在我们等着瞧吧”，他对少尉说。他们一言不发地坐着，随着时间一分分地过去，年轻军官的额头上冒出冷汗。等到一段好象是无终止的时间而实际仅是10分钟过后，戈南转向这个军官微笑说：“是不是证实了我的看法？”  
　　 10月14日星期日早晨，埃军装甲部队在6时至8时发起了进攻。达扬来到南部军区司令部，怀疑这并不是主攻，但是巴列夫和戈南都确信这是主攻。在北部地段，加强有一个T-62型坦克旅的埃及第18步兵师，从坎塔腊地区发动了进攻，其目标是到达鲁马尼。直升机把突击队送到盐沼地的各点。在沙隆对面的中央地段，埃军第21装甲师与第23机械化师的一个坦克旅，在这天早晨一道渡过运河，进入西奈，他们沿着从伊斯梅利亚向东的中央路线通过了桥头堡。在马冈师(原艾伯特师)的南部地段，两个坦克旅试图各沿一条进攻轴线向东部的吉迪和米特拉山隘突进。其中部分兵力力图沿干涸河道潜入山隘。在南部，一支特遣队(由第19步兵师的一个步兵旅以及第6机械化师的一个坦克旅和第113机械化旅编成)沿苏伊士湾海岸，向南面的萨达尔角推进。  
　　这样，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库尔斯克战役外，这里开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全战线约有2,000辆坦克在激战。以军已精心作好这次战斗准备，一心迎战。清晨5时，安农同他的旅在中央地段等待着。这是一个闷热而阴沉的早晨。埃军开始用密集炮火轰击，突然，安农发现远处出现了一条坦克组成的洪流，从“中国农场”方向向他滚滚而来，这是埃军第21装甲师的第1装甲旅。安农与前进之敌展开战斗，但是一些敌坦克利用沙漠的起伏地形作掩护，直插到以军防守的高地。坦克在100码的距离上被消灭了。安农在高地上极其坚固的工事里，看着埃军刻板地向他的火力点实施正面进攻，便将加强有一个坦克连的师侦察部队投向敌人的南翼。战斗结束时，埃军第1坦克旅被全歼，经清点共有93辆敌坦克被摧毁，而安农旅仅损失3辆坦克，全都是被埃军导弹而不是坦克火力击中的。进攻沙隆部队的埃军第21师南战安农旅，北打海姆旅，打了一整天，一共损失了110辆坦克。  
　　埃军在南面的部队，力图向南进行纵深翼侧运动，尔后由南向北到达米特拉山隘。但是，该部队遇到防守在萨达尔角山隘的以军伞兵部队的抗击。马冈的坦克正在展开，等待这样一次可能的翼侧运动，丹旅则在米特拉山隘等待敌人到来。在两个小时的战斗中，埃及第4装甲师的第3装甲旅大部被歼灭。在以军装甲部队阻止敌人进攻时，以色列空军投入了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埃军约60辆坦克和大量装甲输送车和火炮被击中起火。南部军区等待着抗击埃军增加兵力，发展进攻，向西奈纵深穿插得更远一些，可是，埃军的指挥水平低，战术死板，结果他们的等待落了空。以军取得大捷，敌人寸步未前。在北部地段，以军进行了反攻并与被分割的布达佩斯支撑点重新建立了联系。  
　　这次大战使以军士气大振，他们终于感到恢复了自己的常态。经清点，战场上被击毁的埃军坦克达264辆(以色列空军击毁的坦克除外)，而以军在那天仅仅损失6辆坦克(在这一阶段以前，埃及人的报道一直是周密精确的，这是第一天以色列人感到埃及人又恢复了他们以前报道失实的陋习)。巴列夫给梅厄夫人打电话，以他那安详和不紧不慢的语调说，“今天不错。我军又恢复了老样子，埃及人也是如此”。  
　　当埃军第2集团军司令萨阿德·马蒙将军得知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的结局及其重大影响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阿布德·穆奈姆·哈里尔将军接替了他。埃及统帅部深知这一失败的严重性。据埃及俘虏说，埃军总参谋长萨阿德·沙兹利将军在对他的部队讲话中承认，埃军进攻部队在所有进攻轴线上都遭到以军坦克和装备有SS11型反坦克导弹的反坦克营的突然袭击。以军成功地阻止了他们的进攻，并使他们的坦克遭到严重损失。在分析了以军于10月6日对运河的初次反攻和攻击埃军桥头堡时埃军所蒙受的损失，和埃军在14日的进攻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后，沙兹利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事先不摧毁或不压制反坦克导弹，就无法确保任何进攻(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步兵的进攻)的成功。  
　　以色列方面从这场战斗中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埃拉扎尔下达了第二天夜间横渡运河的各项命令。

第十五章 渡河作战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在10月12日南部军区召开的指挥小组会议上，沙隆师受领的任务是：以一个由坦克加强的伞兵旅作为过河的先头部队。沙隆的任务是在德维斯瓦地区渡河，它的左翼依托大苦湖，并以它为掩护，建立一个从大苦湖向北2英里宽的桥头堡，并守住它，这样，在将预制渡桥拖向运河和架设时，就会处于埃及迫击炮和反坦克导弹的射程之外。坦克将沿淡水河通过与运河平行的狭长农田区，并在最初阶段就开始破坏埃及的防空导弹基地，从而为以色列空军扫清桥头堡地区的空域。布伦师要随时准备在沙隆之后立即渡河，而马冈师要作好待命渡河的准备。  
　　 10月13日星期六，位于西奈的机动舟桥部队接到向规定的渡河区以东集中的命令；星期六傍晚，海姆准备从他的旅中派出一个营参加拖曳预制渡桥的高度复杂的训练。  
　　 10月14日晚，埃拉扎尔将军向内阁详细汇报了埃及装甲部队在当天的坦克战中遭受惨败的情况，并报告了渡河计划。许多与会者就计划提出了不少问题。埃拉扎尔表述了这样的意见，渡河肯定会使以军在运河一线的态势得到一定的改善。如果渡河非常成功，那将会使他们的处境大为改善，甚至会导致埃军的大溃败，无数的埃及士兵将成为俘虏，运河对面埃军部署也会遭到彻底的破坏。渡河成功的前景良好；其程度则谁也无法肯定，但是，存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机会。埃拉扎尔承认，进攻也可能失败，但从他个人所掌握的情况和事实来看，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  
　　当夜11时，南部军区召开了第二次指挥小组会议。会上扼要重述了渡河计划，并决定，在实施渡河过程中沙隆师必须同时在东岸扩大通注运河的走廊，占领“中国农场”和密苏里据点，使通道扩大到距运河3英里处。这样，就要开辟两条通往运河的进攻轴线——阿卡维什公路和提尔图尔公路(后者是为把预制构件渡桥拖向运河而专门修建的一条公路)。渡河由一个伞兵旅搭乘橡皮舟实施，并得到由木筏运载过河的10辆坦克的支援。要架设两座渡桥：一座是预制构件渡桥，一座是舟桥。突击队必须坚守桥头堡，在其它部队渡河后，它再向南运动；如果在扩大东岸走廊时遇到困难，布伦师就在突击部队之后渡河，尔后，沙隆部队的剩余部队方能渡河。  
　　布伦必须在沙隆部队渡河之后于上午通过渡桥，并在沙隆部队向南攻击前进时在其东翼向南肃清残敌。他的任务是，摧毁敌人在这一地区的防空导弹连，从而使以色列空军拥有战场上空的制空权。进攻要向分割埃及第3集团军并予歼灭的方向发展。在渡河的同时，由接替马冈的萨松准将指挥的北路部队和在南部的马冈师将各自在他们的正面发起进攻，以拖住敌军。  
　　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当各指挥官忙于牵制战时，很少有人过问渡桥装备问题。戈南在战争爆发前一星期，已命令向尤昆运去了一座预制构件渡桥。沙隆则强烈要求提前运送架桥设备；但当时倾向于力图利用埃军的现有渡桥渡河(就象在10月8日实际所做的那样)。然而，到10月10日，南部军区发现面临着严重的架桥设备问题。  
　　在预定渡河前的一个半小时，沙隆和塔米尔准将检查了情况之后，发现无法按作战命令的时间表实施渡河。沙隆说只有三种可能：一、将进攻时间推迟到次日夜间；二、在15日夜间肃清通往运河的地区后，于16日夜间再渡河；三、执行原来的计划，但不按预定的时间表行动。沙隆向准备把渡河时间推迟至午夜的巴列夫谈了他的想法。他感觉到，如果他提出他无法按计划规定的时间表实施渡河，巴列夫会同意把进攻时间推迟一天的。沙隆决定不管已制定的时间表而执行原来的计划，并视情况的发展相机行事。  
　　沙隆的计划是让图维安旅于傍晚5时发起一场牵制战，以牵制特勒维齐亚和哈穆塔尔地区的埃军，而安农旅则于傍晚6时在南面穿过沙丘，实施宽大的翼侧运动。安农旅的一支部队要占领马兹迈德支撑点，这是苏伊士运河流入大苦湖的入口处；第二支部队将肃清阿卡维什公路；第三支部队则在向北推进，扩大“中国农场”方向的走廊时，肃清提尔图尔公路上的敌人。由丹尼·马特指挥的伞兵旅，将跟随安农旅沿阿卡维什公路前进；海姆旅则在马特旅之后跟进，全师的渡河由安农旅最后完成。整个计划的基本设想是，在早晨完成架桥。图维安在东岸攻占走廊时，海姆旅的部分部队和拖曳预制构件渡桥的部队与丹尼、马特部队一起渡过运河。  
　　 10月15日下午5时，以军大胆勇敢设想的横渡运河开始了。以军炮兵全线炮击。与此同时，图维安旅在塔萨-伊斯梅利亚公路方向，向特勒维齐亚和哈穆塔尔发起了进攻，以牵制北面的埃军第16步兵师和第21装甲师的主力，并把埃军统帅部的注意力吸引到前线的北部地段来。安农旅在7时向前运动，到9时30分时，沙隆判断埃军正在溃散，他于10时30分报告，阿卡维什公路已经打通。他有一支部队在“中国农场”北面，但是在提尔图尔公路-字典路的交叉路口与敌装甲部队遭遇，部队在那里遭受一些伤亡。巴列夫问道：“你是否有足够的步兵用来肃清残敌和护卫？”沙隆回答说，步兵是有的，但他不知道是否足够。  
　　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出席了南部军区司令部的会议，会议的整个过程都笼罩着焦虑不安的气氛。已集结准备渡河的布伦奉命作好在早晨进攻密苏里据点和支援沙隆在走廊再次发起进攻的准备。显然，他们在该地碰到了难题。沙隆第一次给南部军区充满乐观的电报是根据安农的报告发出的，安农说，他的旅已进占马兹迈德支撑点，正在沿阿卡维什公路疾进和肃清残敌。实际上，埃军已从安农的两个装甲营突然出现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在安农的装甲部队通过后，他们抬起头来，带着反坦克武器从沙洞里钻了出来，再次封锁了阿卡维什公路．而正在前进中的以军却对此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沙隆司令部按到报告说，在提尔图尔公路和“中国农场”遭到了反坦克武器的猛烈抗击，而正在向运河运动的以军主力正在此以南数百码处。尽管处于这一危急形势下，沙隆还是命令丹尼·马特随安农部队跟进。马特冒着敌军炮火沿公路前进，到达运河并开始渡河；沙隆的前进指挥所也冒着炮火紧随马特之后跟进，安农的行动比原计划推迟了两小时，并已完成了他任务中的两项任务，但他并不知道埃军已在他后面封锁了阿卡维什公路。他未能肃清提尔图尔公路之敌，在“中国农场”的对面受阻，伤亡惨重。预制构件渡桥在提尔图尔公路被阻，其中一段已损坏，工兵坚持认为，要用数小时才能修复。  
　　安农于下午4时出发，率领着4个坦克营和3个搭乘半履带车前进的步兵营。黄昏时，他从高地的西南方向下山，沿师侦察部队在10月9日侦察过的通往大苦湖的路线运动，他的部队到达大苦湖边的字典路，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尔后转向北进。师侦察部队分为三个分队：第一分队沿大苦湖东北岸向马兹迈德支撑点运动；第二分队在第一分队以北运动，到达运河；第三分队又在第二分队以北运动，也到运河。这样，这支侦察部队就成三叉形进攻，在运河合拢，南路一叉占领马兹迈德支撑点。  
　　第7营继续在字典路以西运动，通过“中国农场”的右侧，向北进攻，企图到达马兹迈德以北6英里处的埃军渡桥；第18营在第7营的东侧并进，在字典公路东面，向东北方向的密苏里据点进攻，而第40营则朝东北方向进攻，一个连沿提尔图尔公路，一个连沿阿卡维什公路，从后方打击部署在这两条公路上的埃军。配备有半个坦克连的第42步兵营，随师侦察分队之后，消灭字典公路以西的埃军步兵。一支由两个正规伞兵连和半个坦克连组成的增援部队(称为“施姆利克部队”)，在第40步兵营后面跟进，肃清字典公路东面“中国农场”之敌；由内森少校指挥的第三个后备役步兵营则作为预备队。  
　　师侦察分队按计划到达沿运河的马兹迈德支撑点及其以北各点，在安农的两个营通过字典公路-提尔图尔公路交叉路口向北推进后，以及第18营在字典公路以东向密苏里据点运动时，在同一地区遭到了火力袭击。尽管坦克、反坦克火箭筒的火力都向该营袭来，摧毁了该营的11辆坦克，但是营长仍指挥着剩余坦克继续遂行任务。  
　　安农不知道，他的部队已插入埃军第16步兵师的后方勤务中心，而埃军第21装甲师在10月14日遭到重创后也撤到了该地。他的部队突然发现自己闯入了一支庞大军队之中，光他们看到的就有集结在一起的数百辆卡车、火炮、坦克、导弹、雷达分队和四处走动的成千上万名士兵。这支以军部队来到了埃及第2集团军没有设防的南翼，即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接合部，可以说，他们是从后门闯进去的，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闯进了埃及两个师的后方勤务中心，并且简直就已是在第16步兵师司令部的大门口了。  
　　埃军一片混乱，千万件各种类型的武器向四面八方开火，目光所及，整个地区似乎成了一片火海。第40装甲营到达提尔图尔公路-字典公路交叉路口并开始了进攻，副营长布特少校负了伤，进攻受挫；埃胡德少校指挥的第二个连向阿卡维什公路推进，并肃清这一路上的敌人。这时的形势是，师侦察分队已到达马兹迈德支撑点及其以北的运河；而安农率领的两个营此时在“中国农场”北面向北进攻；提尔图尔公路-字典公路交叉路口已被封锁，遭到大量伤亡的安农旅残部在交叉路口以南。步兵部队的伤亡惨重。  
　　在字典路和运河之间的第7营，仍按原计划继续向北运动；第18营在“中国农场”北面半英里处与一支其坦克配置在掩体内的敌军遭遇，展开了一场火力战。安农向沙隆和跟随在他后面的马特汇报了情况，建议马特旅沿紧靠大苦湖的纳哈拉公路向东北方向推进，封锁其右翼800码处的交叉路口。  
　　这时已是晚上9时，有迹象表明，敌人正准备从北面发起反攻；这增加了第7营和第18营的压力。由于提尔图尔公路-字典公路交叉路口已被封锁，大量的伤员无法后送，因此，在安农坦克的旁边设立了一个伤员后送站。10时，位于马兹迈德支撑点以北6英里处的第7营营长报告说，他的兵力只剩下1/3了。安农明白，他的旅展开得太宽了，因此便命令第7营后撤两英里左右，与“中国农场”北面半英里处的第18营构成一线。该营在运动时，营长阿姆拉姆中校腿部受伤，他被后送到收容战场伤员的坦克里(这辆坦克整夜都在安农身边，这位负伤的营长便在坦克里担任装填手和通讯员)。  
　　与此同时，已接替第40营指挥的一位连长吉迪恩·吉拉迪报告说，他们营剩下的坦克大部已被击毁，但他正在将可用的坦克组织起来。到11时，他又报告说，他有5辆坦克可以行动，他准备沿提尔图尔公路运动，并扫清这一道路，为运送预制构件渡桥开辟道路。安农命令他在摸清情况后再行动。11时15分，正当第7营后撤时，埃军第14装甲旅从北面发起了进攻。第7营副营长向安农报告，他只剩下极少量的坦克尚能正常行动，其余坦克不是被击毁就是已损坏，他们伤亡重大。安农命令他向南运动，向正在“中国农场”以北作战的第18营靠拢，并把师侦察分队中一个由巴列夫的侄子拉菲·巴列夫中尉指挥的小分队拨给他指挥。那天夜里，拉菲·巴列夫阵亡了。  
　　该地战况一片混乱：在字典路上，埃军救护车在疾驶，埃军步兵部队和坦克四处乱窜，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没有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和应该做什么。到处可见卡车、弹药、坦克、车载防空导弹和雷达站在笼罩着沙漠的熊熊烈火中燃烧，整个战场就象一座地狱。数天后，从运河西岸望去时，在运河和密苏里据点之间的整个地区就象一大片可怕的坟地，这一情景说明，双方所集结的炮兵部队，动用了它们所有的武器进行战斗。  
　　午夜刚过，安农命令内森中校指挥的后备队伞兵营接管吉迪恩·吉拉迪指挥的坦克连，尔后向被封锁的交叉路口实施进攻。两小时后，当西面的丹尼·马特部队渡河时，内森报告说，坦克已被敌人全部击毁，进攻全面受挫，而他和他的士兵们正在徒步寻找伤员。在这次进攻中，吉迪恩·吉拉迪阵亡。他的兄弟安农(他们两人都是阿什克伦人)在六天战争中任第7旅的连长，在战争中阵亡了。当时吉迪恩是一名伞兵军官，他发誓要指挥他已故兄弟的连队。他通过改行学习装甲课程，适时来到他兄弟生前所在的营里，终于被任命为他兄弟指挥过的那个连的连长。10月15至16日夜间，在交叉路口，他步了他兄弟的后尘。  
　　内森率部挺进时，他并不清楚他率领的部队是去进攻一支至少相当于一个师的埃及大部队。他没有掌握确切的战场情报，说明他当面的敌情。吉迪恩连猛攻交叉路口，数分钟后，他向内森报告，路口已被打通。内森命令他的6辆半履带车从翼侧向放火力运动。正当他运动时，吉迪恩向他报告说，他遭到敌各种武器的猛烈袭击。突然，吉迪恩沉默了。由吉迪恩、哈勒维指挥的内森部队先头半履带车辆也停止了前进。哈勒维报告说，他已无法前进，他遭到了重大伤亡。当内森部队的其它半履带车支援他时也都被击中。密集的炮火覆盖了整个地区。谁要是一探头就被打倒，一切想到达半履带车被困地点的企图都被埃军挫败。此刻部队被困在猛烈的火力之下，无法向任何方向运动，也不能去支援已被分割的前沿部队。士兵们趴在地上用手指甲挖沙坑，力图荫蔽。有些士兵被打中时，其他人便冲上去，想背他们脱险，结果连自己也同归于尽。内森和他的一部分车辆奇迹般地设法撤出了火力封锁区，但当他看到他的部队已残余无几时，不禁吓得发抖。  
　　一个坦克连加入了内森的部队，向前运动，企图营救被困部队。坦克指挥员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农场”所有纵横交错的沟渠里，有成百名装备有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的步兵。坦克手们拼命冲向伞兵部队，用他们所有的一切武器向沟渠里和对准埃及阵地扫射，但全然徒劳；密集的“萨格尔”和“施莫尔”导弹追踪着向任何方向活动的坦克。这时，内森要求安农支援，以便到达他被困的部队，安农镇静地答应他将尽力而为，而内森不知道，这时安农自己的部队也正在埃军阵地上拼命冲杀，伤亡累累。随着时间的消逝，内森明白，营救被困部队的希望渺茫。一切到达被困部队的企图都失败了。  
　　哈勒维部队显然遭到了伤亡，但他和他的士兵都拒不放弃伤员。他企图在两挺重机枪的掩护下，让部队带领伤员交互跃进着撤出战场，但就在他们缓慢而艰难地向自己的防线运动时，埃军装甲部队向他们逼进，封锁了他们的退路。在随之发生的战斗中，以军被全歼。在内森重新组织他的部队时(全营共有24人阵亡，18人负伤)，他的密友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阵亡者中有他的兄弟。  
　　这一伞兵营的经历以及它所遭受的损失。说明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弱点，而这同时也正是它的一个主要力量所在。该营是一个很早建立的，具有光辉战斗传统的营，而这种传统在许多青年人中已被视为传奇。多年来，全营形成了一个大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俱乐部，人们争着参加该营。贝特·哈什塔集体农庄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12名子弟，其中有5人是在这个营的这次夜战中牺性的。营长失去了他的兄弟，并在几天之后又在西岸的战斗中失去了自愿充当他的驾驶员的密友。正是这些要素使这支部队如此之有力量，也使它产生如此深切的悲痛。  
　　在提尔图尔公路上，竭力营救以军进攻部队残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安农率领两个营在“中国农场”的西侧，该旅的其余部队则在交叉路口以南后送伤亡人员和进行整编对局势进行分析后，安农决定从后方向交叉路口实施反攻。他命令师侦察部队新任指挥官约夫·布罗姆中校，从马兹迈德支撑点沿提尔图尔公路由西向东实施进攻(他的想定是敌军是向东、南两个方向展开迎击进攻，因此一定会出敌不意)。进攻开始了，但是，布罗姆在离交叉路口30码处被打死了，进攻受挫。安农命令侦察部队的副指挥官将部队撤下来整编，与此同时还命令他的副旅长艾坦中校率领第40营的一个连(该连曾打通阿卡维什公路)，从南面向交叉路口进攻。进攻于4时开始。3辆坦克，其中包括副旅长的坦克被击毁，进攻失败了。  
　　丹尼·马特上校(现为准将)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是一位著名人物。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留着修剪得很整齐，保养得很好的胡须，他身上显露着多年战斗留下的伤痕。在六天战争中，他在西奈在沙隆手下指挥一个伞兵旅，他在战争快结束时，曾两次在战斗中乘直升机在叙利亚空降作战。1968年，他曾指挥部队深入埃及120英里奔袭纳杰哈马边地区。自1969年起，他一直担任预备役伞兵旅旅长，该旅在六天战争中曾在莫塔·吉尔指挥下占领耶路撒冷的旧城。  
　　 15日晨6时，马特奉命前往沙隆司令部参加指挥小组会议。当时，他的旅正集结在米特拉山隘待命，准备在当夜渡过运河；在他下达预令，并与他的计划小组迅速返回沙隆司令部后，部队即开始行动。马特的命令是，旅的侦察连和一个工兵连在副旅长阿里克中校的指挥下，先行渡河，并在运河西岸建立第一个立足点。工兵连携带爆破器材在四个地点渡河。实施突破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一名候补副旅长(以军战时在各旅临时增配的一位军官，在副旅长伤亡时自动成为旅长)负责“场院”，该“场院”长700码、宽150码，是沙隆任南部军区司令时构筑的。“场院”四周是沙质防护墙，上面标有准确的渡河点，防护墙内设有阵地，可用来作为对付运河对岸敌人的火力点，“场院”还设有必要的部队作战指挥所。在建立第一个立足点后，丹中校指挥的一个营必须把桥头堡向南扩大，而兹维中校指挥的一个营则把桥头堡向北扩大。这个桥头堡向北扩大到至少3英里，以控制在淡水河以西，1-1.5英里处的渡口。  
　　马特接到通知，他将得到60艘橡皮舟，并将在当天上午10时左右送到他的旅。10时，马特向沙隆提出了他的计划，并得到了沙隆的批准。但是，从旅里来的消息说，根本没见这些船只的踪影。1时30分，他返回旅部，奉命于下午4时30分出动。然而，船只仍未到达。原来答应给他的60辆半履带车也只有32辆。马特知道，他依靠正常的程序和渠道是无法获得渡河工具的了。他的一个营长主动派他的营部连连长率领30名司机，前往雷菲迪姆地区，用正当或欺骗手段在全区寻找半履带车，有多少就带回多少。这位机智的连长到达雷菲迪姆后，发现在营地的军人商店外面停着一排半履带车，共有26辆，而司机们正在里面吃点心。他找到了负责军官，这位军官告诉他，他要把这些车辆送到一个师里去，而现在他正在等待指示。“我就是你在等的人”，这位连长很自信地说，“我不需要你的司机，他们可以留在店里。”他接收了半履带车后，便开走了，这样，马特的半履带车增加到了58辆。橡皮舟仍无踪影。2时，马特从师部出来，驱车返回旅部，途中一直考虑着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究竟怎样渡河。这时，他遇到一名伞兵中校正带领一支部队无事可做。他便命令他去寻找船只，并在找到之后用无线电通知他。半小时后，这位军官用无线电告知他，在塔萨西面3英里处找到了船(由于地名代号类似，这些船只被送到了这个错误的地点)。  
　　马特的指挥小组在3时30分召开了25分钟的会议。他命令全旅于4时30分开始行动，并指示他的指挥官们，不管组织得多么不好，在他们向运河推进时，都要队形整齐。当该旅来到通往塔萨的公路时，碰上了难以想像的交通堵塞，看来交通控制已经失灵，15.5英里的路程他的旅竟走了两个半小时，到达塔萨交叉路口已是晚7时。他们仍未与突击舟会合，因为船只在向西通往运河的道路上离塔萨3英里的地方。这时马特部队遇上了更为糟糕的交通堵塞，3英里的路程就用了2个小时。晚上9时，马特终于到达了本应在上午10时交给他们这些船只的所在地。每辆半履带车装载一艘船，旅的其余人员则坐一般车辆(包括大轿车)行动。马特知道，一旦进入敌人火炮射程，一般车辆就不能行驶，因此，他让每辆半履带车搭载25名士兵，让他们分层平躺在车内，车上再覆盖一条船。在交通堵塞的塔萨，所有普通车辆都陷入了沙地，只有四轮驱动车辆能继续行进。但车队运动缓慢和经常停顿，也使全旅得以在途中完成渡河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发放救生衣和其它装备。  
　　由于半履带装甲车比原计划的要少，马特不得不在部队向运河运动时，按现有兵力调整他的计划。他把“场院”(上船地区)及在那里的部队交给副旅长，作为在东岸的火力点，以压制西岸的敌军。同时交给副旅长的还有由一名校级军官指挥的交通调整哨和突击工兵分队。旅侦察连乘坐的是一般车辆，他们只好落在后面，丹中校的营就不得不承担夺取西岸桥头堡的所有任务。“场院”有两个上船地点：一个是绿滩，一个是红滩，分别用红绿灯照明，渡河部队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颜色，西岸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渡河计划要求安农旅从南面行动，扫清马特旅的接近路，到达“中国农场”西面的上船点北侧3英里处。  
　　当马特距运河6英里时，已是晚上10时30分左右，他接收了一个归他指挥的坦克连，该连在他的行军纵队先头运动，随后是副旅长指挥的渡河突击队、旅的前进指挥所和丹的营，旅的其余部队尽量跟上。行军纵队从阿卡维什公路-提尔图尔公路交叉路口出发，走了750至1,000码，就一直处于火炮、导弹和重机枪的火力之下，一些车辆和船只被击中。每当他们为了识别而开灯时，就会引来一阵炮火袭击。午夜后，突击队便离开了主要公路，朝西向约2英里外的“场院”运动。  
　　安农旅比预定时间提前通过了交叉路口，并报告说该地区没有敌军。但是，为了绝对有把握，马特命令他的副旅长，将坦克连向北推进800码，在交叉路口占领阵地，以掩护任何可能来自北面或东西的敌军袭扰。坦克连向前运动时，进入了敌人在交叉路口设置的伏击区，全部被歼，而马特却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这个连命运的报告。中午12时20分，建立了交通调整哨，到12时30分，由副旅长指挥的突击组进入了“场院”。安农旅于傍晚通过“场院”后，将火力对准了运河对岸的目标区，这时，马特命令他指挥的全部火炮支援向运河西岸宽1,000码、纵深220码的地段射击。马特指挥所现已位于“场院”入口，当以军炮弹向西岸倾泻时，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交通调整，都已准备就绪。  
　　就在他们准备下河时，发现“场院”北部的泥土比预想的要松软和泥泞。因此，他们改变了计划，准备在一个上船点乘船，而在西岸仍按原计划在两个登陆点登陆，与此同时，埃军炮火继续袭扰马特部队，通往“场院”路上的交通调整哨被敌火直接命中，在“场院”入口的一辆半履带车也被击中，四条船被击毁。  
　　在部队下车和卸下船只后，半履带车准备沿折返提尔图尔的公路继续向北和向东驶去。但驶出不久，负责这些车辆的军官返回报告说，他们碰上了埃军的装甲部队和步兵。这时，又接到报告说，前往交叉路口掩护马特翼侧的先头坦克连已被全部消灭。在离马特指挥所约700码处，这些空载半履带车碰上了埃军，因而返回。本来他们行进的是一条有秩序的单行道，而现在，这条狭窄的公路却要在猛烈的炮火下改为双行道，一行是返回来的空载半履带车另一行却是正在前进的满载人员装备的同样类型车辆。  
　　尽管埃军就在渡河点附近，沙隆仍敦促他的师渡河。10月16日凌晨1时35分，以军第一波渡过运河，在埃军进攻东岸10天之后，踏上了运河西岸。  
　　工兵排除了运河西岸的蛇腹形铁丝网和绊网障碍物，但是没有发现地雷。他们用手电发出了一切顺利的信号后，便沿运河向计划中的第二个上岸点运动。当两个上岸点都设置方向信号灯后，部队便开始渡河，正在紧张等待渡河信号的全军人员松了一口气。以色列炮兵用成吨的炮弹轰击着这块狭窄的上岸地带，但这个地带已经没有埃及人了。  
　　部队开始徒步前进。旅前进指挥所于凌晨2时40分渡河。早晨5时所有步兵部队渡过了运河。6时43分，海姆的第一辆坦克搭乘一只木筏渡过了河，到上午8时，马特部队按计划控制了一个由大苦湖向北延伸3英里的桥头堡。  
　　此时，南部军区司令部正在一片紧张气氛中注视着战局的发展。由于看到东岸所发生的情况以及走廊正在进行的艰苦战斗，国防部长建议撤回伞兵部队，说：“我们试过了，那不是个办法。”他建议放弃渡河的想法，因为“埃及人会在早晨在河对岸把他们全都干掉”。戈南回答说：“要是我们事先早知道会这样，我们也许不会倡议渡河，但现在我们已经过河，那我们就要苦干到底。今天没有桥头堡，明天会有一个的，明天没有桥，过两天会有的。”  
（未完）

巴列夫在一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使用他那特有的镇静语气，慢条斯理地问他们在谈什么。戈南告诉他后，他答复说：“这没什么可讨论的。”黎明，安农向高地运动以观察战况时，他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这块沙漠地上四面八方布满了正在燃烧冒烟的坦克、车辆、火炮和运输车；步兵尸横遍野。指挥部、修理车、运载“萨姆II”型导弹的大型运输车、流动厨房车等等，众多的军事装备，好象没有一种能免遭炮火毁灭。以军的残骸也在那里。它们与埃及车辆相距不过几码：《纽约时报》记者查尔斯·莫尔在战争一结束即采访了战斗现场，他描绘说：“在短短几千码的一条狭长地面上，竟然有24辆被烧毁的以色列的巴顿型坦克。乘员很少能活下来……损坏不太严重的坦克已被拉去修理。约有100辆埃及坦克散布在这一战区。有一处，一辆巴顿型坦克与一辆埃及的T-55型坦克相距才3码。”  
　　就在安农察看战场时，在夜间支援步兵进攻交叉路口的第40营的一个连长，用无线电与他联系并告诉他，他准备进攻交叉路口。安农立即率领3辆在当夜刚修好的坦克参加进攻。他们沿着师侦察部队在当夜走过的由西向东的路线前进。在安农从运河方向沿提尔图尔公路进攻的同时，连长盖比上尉从南面实施进攻。结果，他们占领了交叉路口，发现该地区已完全构成反坦克防御阵地，有坦克、反坦克导弹和数百名装备有反坦克火箭筒的步兵。此外，公路路肩上都埋没了地雷，因而任何企图绕过公路上的已毁坦克的以军坦克，都会触雷爆炸，数百条反坦克导弹导线在公路上纵横交错，就象一个掉下来的巨大蜘蛛网，埃及坦克就在“中国农场”的堤坝后面20-30码处进行射击，这一切都说明那天夜间的进攻遇到了怎样的困难。现在清楚了，安农旅之所以能率领各装甲营在夜间通过交叉路口，是由于埃及人被突然袭击惊呆了，但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并重新又组织了起来。  
　　这次，安农和盖比上尉的部队没有向交叉路口猛冲，他们利用白天良好的观察条件，从远距离上进行射击，慢慢地蚕食埃军部队，消耗其兵力。埃军方面遭到了以军整夜的集中力量进攻，他们的阵地被以军反复突击。他们被夜战搞得筋疲力竭，伤亡惨重，已经不住这种缓慢的消耗战，他们突然溃散逃跑了。这时，安农从沙隆那里又得到了两个坦克营(分别由阿米中校和乌吉中校指挥)。他率领这些部队从东北和西面向提尔图尔又发起了一次进攻，而阿米则从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进攻，出于遭到绵密的反坦克和坦克炮火，他被迫撤回。埃军己集结在密苏里据点南部的山梁上，对整个地区居高临下，炮火就是从那里打下来的。  
　　此刻，安农旅已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过半，军官和坦克车长的伤亡百分比很高。提尔图尔公路仍无法通行。虽然交叉路口现在已控制在以军手中，但埃军正从北面向守卫在“中国农场”以西一线的部队进逼。安农留下一个营防守北线后，便把他的旅撤到大苦湖岸边的莱克肯支撑点进行整编。  
　　 10月16日早晨，沙隆告知巴列夫，预制构件渡桥已损坏，他估计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才能修复；此外，提尔图尔公路-字典路交叉路口已成为一个工事坚固的反坦克阵地，因此，他要求增派部队，以打开这条通路。巴列夫向他说明了埃军第14装甲旅从北面对安农旅施加的压力后，预先警告正在待命通过第一座渡桥的布伦，他的师可能要参加打开通往运河道路的战斗。  
　　接近中午时，沙隆报称，海姆旅的10辆坦克搭乘木筏渡河，加入西岸的马特部队；过些时候沙隆报告，马特旅全部连人员和半履带车以及海姆亲自指挥的该旅的30辆坦克已渡河完毕。海姆部队已从桥头堡成扇形展开，以进攻防空导弹阵地。然而，“中国农场”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沙隆与南部军区之间发生了一场新的争执。沙隆认为，必须立即利用运河对岸已建立的桥头堡扩大战果；不管渡桥是否架好，布伦师都应乘坐木筏渡向对岸，尔后西岸以军即应对敌实施冲击。16日，巴列夫驳回了沙隆的意见，当沙隆于17日重新提出这一意见时，又再次被巴列夫驳回。巴列夫指出，这不是一次偷袭渡河，他认为，在没有可靠的补给线和没有渡桥的情况下，实施拥有数百辆坦克的军规模的进攻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坦克会在24小时之内无法行驶。此外，他并不想依靠易受攻击的木筏渡河，而且埃军正在顽强争夺东岸以军走廊，如果将布伦师派往西岸，东岸走廊就没有足够的部队对付敌军的大规模反攻。布伦师要用来肃清运河东岸走廊之敌。  
　　 16日晨6时刚过，戈南就乘直升机来到布伦的前进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俯瞰阿卡维什公路的高地上。他带着布伦的副职戴维准将，驱车沿阿卡维什公路开向后面各座渡桥。他们在炮兵路东面2英里处碰到了一些舟桥器材，在公路上，有6节浮舟，再往后，在公路北边顺公路放着在拖运途中损坏的预制构件渡桥。一名军械军官和南部军区的工程兵主任阿哈隆(约翰尼)·坦尼中校一同负责渡桥的修复工作。戈南被告知，渡桥将在半小时内修好；舟桥器材已不能再往西运送，因为那段阿卡维什公路仍在埃军手中。  
　　戈南和戴维继续坐着吉普车沿阿卡维什公路视察，后来戈南提出下车步行，因为吉普车是个游动目标，而没有人会对两个单身行人射击。他们开始徒步向战场走去。他们从一个沙丘顶上观察下面的“中国农场”，看到了一场以色列坦克与埃及导弹的战斗。一辆单独的埃军坦克在1,500码的距离上向他们开火，但他们仍呆在那里，观察着下面的战斗情况。他们看到阿卡维什公路确实是被埃军封锁了，“中国农场”也被他们牢牢地据守着。戈南于10时返回布伦师的前进指挥所，并与沙隆通了话，沙隆告诉他，他希望能在一个半小时内把道路打通。沙隆坚持认为渡桥不能再向前移，但戈南告诉他，他刚从渡桥那里来，渡桥现已可向前移动。他派布伦师负责将舟桥器材运往运河，由布伦的副职戴维亲自负责这一任务；他命令沙隆的副职杰基·埃文负责预制构件渡桥。他向布伦下达了预先命令，要求他在中午前采取行动，作好肃清阿卡维什和提尔图尔公路之敌的准备，并把舟桥拉到河边。他把这些情况用无线电报告了巴列夫，巴列夫又通知了沙隆。  
　　接近午时，戈南通知沙隆，他已命令布伦师肃清阿卡维什与提尔图尔公路上的敌人，而沙隆的任务是占领“中国农场”和密苏里据点西到运河的南半部地段。但由于沙隆部队的坦克已没有弹药，决定等布伦师打开两条通路之后，沙隆再补充弹药和燃料，进攻“中国农场”。沙隆的坦克此刻发现自己腹中空空这一情况，突出说明了在这种条件下发起战斗的极度危险性。戈南禁止在开辟补给线以前，进一步向西岸派遣任何部队。  
　　 16日下午4时30分，达扬、巴列夫和戈南在南部军区前进指挥所开会。戈南说，如果预制构件渡桥和舟桥都到不了运河，那他们只好从西岸撤退，如果只有舟桥而无预制构件渡桥，部队可以留在西岸，但布伦师就不能过河与其会合，渡桥一架好，所有必要的部队便可以渡河。  
　　布伦师在塔萨以南集结，准备扩大战果，并从桥上渡河。他带领前进指挥所向前运动，在与公路平行的沙地上前进，因为公路本身已为一辆接一辆的运载着巨大舟桥器材的庞大车队堵塞。其中还夹杂着燃料和弹药补给车队。布伦经过损坏的渡桥时，军官们正冒着埃军的密集炮火，围着渡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修复它。16日早晨有雾，当薄雾消失后，他顺着阿卡维什公路望去，看到以军坦克正沿公路运行，接着突然爆炸起火(他派出半履带车前去营救正在穿越沙丘的乘员们)。布伦看到公路被封，便命令艾米尔中校指挥的先头营从公路两侧前进，按计划渡过运河。艾米尔营的坦克正开上木筏时，沙隆与布伦联系，告诉布伦安农在一夜间的遭遇以及他的坦克目前已没有弹药。布伦同意把艾米尔营留下增援沙隆。沙隆把艾米尔营派去解救受困于“中国农场”和运河之间的安农部队，使他能撤下来整编。艾米尔于16日和17日成功地牵制了埃军装甲部队。戈南就在此时来到布伦的前进指挥所，布伦的副职奉令负责集中舟桥器材，把它们运往运河。他逐渐集中了9节浮舟，这已足够架一座渡过运河的舟桥。  
　　布伦奉命打通阿卡维什和提尔图尔两条公路后，他的坦克驶下沙丘，沿通往特勒维齐亚的公路开去，该地区由沙隆师的图维安部队坚守。导弹从沙丘向他们袭来，他们没有步兵，因此，布伦知道，这次战斗他们将要付出很高的代价。2时，南部军区通知他，他将得到一支伞兵部队，很快就会用直升机运来。他等了一整天，但伞兵毫无踪影。(乌吉上校指挥的伞兵直到夜间才到达。)他迅速制订了计划，并在尚未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于夜间11时30分进入战斗。  
　　按计划，伊齐克营应向运河运动，肃清阿卡维什公路和提尔图尔公路之间一块约一英里宽地区内的敌人。给他们出的这道课题看来并不复杂，可该营花了3个小时才通过此地区，公路沿途都是运往运河的渡桥桥节、坦克和浮舟，公路上的部队挥手要他们前进。雅基连作为营的先头部队在北翼运动时，突然遭到敌火炮和机枪火力的猛烈袭击，该连向敌火力点猛冲过去，雅基负伤，与他一起的一名排长阵亡，他的连遭到重大伤亡。雅基自己包扎了一下，再次率领部队冲锋，但又一次被击退。马格尔指挥的第二个连前来支援他们，但也遭到了四面炮火的猛烈袭击。一支部队试图包抄敌人，但是找不到敌阵地的尽头，却遭到了敌人的火力袭击。大部分军官和军士都非死即伤。当马格尔连赶去援救他们时(由于难以判断以色列部队的位置，因此无法使用火炮)，马格尔自己也负了致命伤。  
　　布伦命令部队撤离提尔图尔公路，全部集中到阿卡维什公路上，但敌火力极为猛烈，伞兵部队难以撤出战斗。有大量人员负了伤，因此派装甲人员输送车去将他们撤出。此时已是凌晨3时，再有一小时即将破晓，布伦知道，如果再不把舟桥器材送到运河，又将会浪费关键性的一天，运河上还是没有桥。就在伞兵们在两条公路之间作殊死战斗时，布伦决定再作一次尝试。他派出一支装甲人员输送车部队，沿阿卡维什公路行进，他们报告说：公路之敌已被肃清。在克服了把打坏的坦克从公路上搬开的困难之后，戴维即率领浮舟运输队沿阿卡维什公路来到湖边，然后沿湖岸向北行进。当东方破晓，红日升起时，舟桥运输队到达了“场院”。  
　　而在这时，伞兵部队意识到，他们无法占领前面的敌军阵地。但在他们与埃军作战时，布伦师在他们后面开始把架桥器材运向运河。营长伊齐克明白，他现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与敌军作战和后送伤员。他在距埃军队线约75-100码处建立了一道阵地，他的伞兵们不断冒着生命危险冲进无人区撤走伤员。一支装甲部队试图到达他的阵地，但失败了。尔后，坦克借助烟雾开到了，而烟幕却招来了埃军向雅基部队的猛烈射击。坦克向埃军阵地开进，两分钟内就有3辆坦克被埃军导弹击中。尽管埃军的炮火极为密集猛烈，但伞兵们坚持战斗达14个小时之久。他们面前是敌人一个师的阵地，而身后自己的部队则在不断向运河前进。装甲人员输送车终于冒着炮火冲了上来，撤走了伤员。该营在前来救援的图维安装甲部队的接应下最终撤出阵地时，伊齐克和他的前进指挥所断后，以火力掩护他们。伊齐克部队在这次战斗中计有40人阵亡，100人受伤。  
　　上述战斗在激烈进行时，布伦命令两个旅去肃清阿卡维什公路和提尔图尔公路地区之敌。纳科旅向阿卡维什公路以南展开，穿过阿卡维什公路向北运动，并继续朝提尔图尔公路方向推进，盖比旅则由东向西推进。图维安旅已由布伦指挥，布伦集中3个装甲旅由东向西，向以军走廊的埃军进逼。上午11时，布伦部队将伞兵撤了出来。当这次战斗正在发展时，布伦接到报告说，埃军的一个装甲旅正从字典路以南，沿大苦湖岸向北运动。布伦请求把阿里耶旅配属给他，并得到了该旅。  
　　埃军统帅部一点不知道以军正在渡河，也全然没有意识到渡河的意义，但它确实了解，以军正竭尽全力在大苦湖以北开辟一条走廊。他们根本不知道，正当战斗在走廊一带激烈进行时，以色列统帅部竟在没有一条可靠补给线的情况下，仍然全力以赴地渡过运河。10月17日，埃军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决心以果断行动封锁以军走廊，把以军分割在字典路和运河之间。在埃军第14装甲旅与“中国农场”以西，艾米尔孤零零的一个坦克营激战了两天，到17日晚，已大部被歼，同时埃军第16步兵师和第21装甲师向提尔图尔公路和阿卡维什公路的布伦师发起了两次大的进攻。  
　　埃军从密苏里据点和“中国农场”向阿卡维什公路发起了反攻。当他们向前运动时，沙丘地上尽是埃军坦克。纳科和盖比在等待着他们，与之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坦克战。位于埃军进攻部队以西的艾米尔部队，从后方对敌军进行袭扰。埃军发起了两次大规模攻击，最后撤退，将大批坦克丢弃在战场上。以军损失了6辆坦克，其中3辆是被导弹击毁的。埃军在这次进攻中所遭受的损失决定了“中国农场”的命运。在这一阶段，埃军第3集团军派遣第25装甲旅从南面发起进攻，以完成两个军的联合作战。该旅沿着大苦湖朝北，向以色列走廊以北的第16师桥头堡方向前进，其任务是切断走廊，消灭已渗透到桥头堡的以军。  
　　 10时，达扬来到设在基舒夫附近高地上的布伦师的前进指挥所；不久，巴列夫也来了。达扬要求派人护送他到沙隆那里去，但布伦说服了他，结果未去，改由布伦去把沙隆找来。这时，埃拉扎尔将军和戈南的副职尤里·本·阿里乘直升机到达，不久，沙隆自己也乘坐一辆半履带车到达了。他们在高地上围着地图坐下，以决定在当前形势下应否继续渡河，由谁和在何时渡河。沙隆提出，由布伦师负责东岸走廊，让他率师渡河。布伦对此表示反对，提出应按原计划进行，即由沙隆扼守走廊，他的师与敌脱离接触，补充燃料和弹药，尔后按计划实施渡河。埃拉扎尔决定采纳布伦的意见，命沙隆肃清和扩大走廊，只有在完成任务后，沙隆才能渡河。图维安旅将归属沙隆，他们要竭尽全力向敌施加压力，使盖比旅得以脱离敌人。在他们讨论时，安农(该旅正在大苦湖边的莱克肯支撑点地区进行整编)报告，埃军装甲旅正在向北推进，从坦克扬起的尘土看，该旅越来越近，情况危急。  
　　安农将4辆坦克配置在莱克肯南面的字典路上。以掩护他的旅。当他接到关于埃及第25装甲旅推进情况的第一批报告时，他有些怀疑。他亲自前去观察，当他向大苦湖沿岸望去时，看到在一英里远的地方，一个装甲旅正沿大苦湖湖边缓缓向他驶来。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一个清晰可见的集群活动目标。战斗在中午打响了，安农的坦克在远距离开火，击毁了埃军坦克纵队的头两辆坦克。就在这时，布伦离开了会场，率领他的前进指挥所匆忙沿着与大苦湖平行的炮兵路向南驶去。在会议期间，接到安农的报告后，他即命令纳科留一个营在阿卡维什和提尔图尔公路地区，并在字典路以东面向大苦湖设下了装甲伏击区。他同时命令阿里耶率领他的旅，沿纵向公路前进，消灭公路附近之敌，然后沿一条较差的道路越过旷野，到大苦湖南端的波泽尔以东地区展开，威胁开进的埃军装甲旅的东侧和后方。埃军第25装甲旅装备有96辆坦克，大量的装甲人员输送车、火炮以及燃料和补给车辆，它们缓缓进入了伏击区：在北面的莱克肯支撑点封锁公路的是安农旅的一支小部队；西面是大苦湖，大苦湖与公路之间是以军布的雷场；东面是已展开的纳科部队，东南面是堵住埃军退路的阿里耶旅。  
　　纳科旅首先开火。部分埃军掉头离开公路，向大苦湖运动，企图按原路返回，他们闯进了以军沿大苦湖布下的雷场。余下的埃军向纳科部队扑去，而纳科部队正在沙丘上等待着他们，因此全被纳科的坦克消灭。埃军在战斗中被纳科部队围住达半小时之久，这时阿里耶旅从吉迪公路向波泽尔进行了大幅度的左翼包抄运动。布伦派出一个吉普车连去划分两个旅的战斗分界线。阿里耶旅开火了，埃军旅已被团团围住，埃军的坦克和车辆一辆接一辆地被击毁(马冈师从南面以炮火支援阿里耶旅的进攻)大苦湖岸地带成了一片火海。埃及的一些坦克开始逃跑。阿里耶的部分部队紧紧追击，也闯入了以军设在波泽尔附近的雷场。到傍晚5时30分，这场典型的并为所有装甲部队指挥官作梦都想亲自指挥的装甲战结束了。埃军该装甲旅总共有96辆坦克，其中36辆T-62型坦克被击毁；4辆(包括旅长乘坐的一辆)进进了波泽尔支撑点。全部装甲人员输送车和补给辎重队均被击毁。埃及步兵逃回了波泽尔。以军损失了4辆坦克，那是在追击埃军时误入波泽尔附近的雷区而被炸毁的。布伦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补充燃料，重新整编他的师，并准备渡河(下午4时，当大苦湖边正进行激烈战斗时，运河上的舟桥已架设完毕)。这一天对布伦来说是个良辰吉日：他肃清了提尔图尔公路和阿卡维什公路地区的大部分敌军，并消灭了埃军第25装甲旅(图维安旅的任务是肃清提尔图尔公路的残敌)。  
　　 10月17日凌晨2时，布伦通知负责渡河的沙隆的副职杰基说，阿卡维什公路已经打通，杰基命令舟桥器材运输队沿阿卡维什公路向莱克肯前进，他将在那里与沙隆会合，沙隆将告诉他架桥的确切地点。10月17日晨7时15分，第一批浮舟下水。杰基看到提尔图尔公路尚未打通，运送预制构件渡桥的18辆坦克加上推土机正处于连续不断的敌人炮火之下。沙隆命令坦克离开渡桥，重新返回在走廊地区战斗的图维安旅。11时，杰基到达马兹迈德支撑点，负责指挥该渡河地区的全部进攻部队，到下午4时，舟桥已作好准备。从4时到午夜，舟桥架设完毕，等待着布伦师的到来，该师经大苦湖边的坦克战之后，此时正在进行整编。  
　　 10月16日上午8时，马特按计划控制了桥头堡，向北推进到离大苦湖约3英里的地方。敌军反抗微弱，他的部队沿埃军阵地的斜坡向北运动时，在北面1英里处碰到了埃军的30名电子设备操作人员，将他们击毙一部分，俘虏一部分。看到单独行动的埃军装甲人员输送车，前进中的以军也把它们消灭掉。当马特的部队守在阵地上时，面向北的部队看到一个有70辆卡车的车队，运载着150名士兵毫无顾虑地向他们驶来。他们消灭了这支部队，并占领了淡水河上的4个主要渡口。上午，海姆留下7辆坦克保护马特部队，而自己率领21辆坦克向西驶去，执行搜索埃军地对空导弹发射场的任务。  
　　 10月17日早晨，即以军突入运河西岸一天两夜后，桥头堡遭到了埃军的炮火袭击。马特的指挥所被直接击中，他的副职负伤。从此时起到停火，桥头堡和渡桥地区一直遭到敌人炮火的突击，敌人的身管火炮、迫击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将成千成万发炮弹倾泻在渡河地区。埃及飞机每天下午企图轰炸这一地区，但大部被在桥头堡上空巡逻的以色列空军和地面部队击落。埃军直升机也前来向渡桥和桥头堡投掷凝固汽油弹，但这是自杀性行动，结果大批被击落。埃军使用了“蛙”式地对地导弹，但以军很快就学会了如何用防空火力将它们击落。  
　　海姆的最后一批部队在16日上午11时30分渡过了运河，在以后37小时内再没有坦克渡河。沙隆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不久，马特的北翼遭到了埃军突击队的猛烈进攻，他的伞兵把他们赶了回去。与此同时，埃军集中了大量火炮不停歇地轰击以军阵地，给以军造成了伤亡，其中一例是马特旅旅部的全部军需人员，非伤即亡。这时，安农旅已整编完毕，并在10月18日按沙隆的命令从后方向“中国农场”进攻。此时，埃军由于激烈的战斗已打得筋疲力尽，因此，以色列的这次进攻获得了成功。“中国农场”陷落了。在以色列人眼前展开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步兵反坦克防御地域，阵地上到处丢弃着大量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反坦克火炮和“萨格尔”导弹。安农占领这一阵地后，便向北攻击前进，把走廊扩大了约3英里。下午，国防部长同沙隆到达战场。他一眼望去，到处是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和残酷的证据，他显然为之震颤。安农对他说：“看这个死亡之谷”。达扬震惊地低声说：“看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干了些什么！”  

图7 以军渡河行动

第十六章 运河彼岸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埃及对以色列渡河的反应是将信将疑，虽有所震动，但泰然置之。由于各级指挥部都如此沉溺于他们初战告捷的自我陶醉之中，以致轻易地把以军的渡河作战只看作是一次令人讨厌的袭扰活动，认为不难对付。总之，他们硬说，以色列策划这次渡河行动是为了提高以色列的民心士气，正如萨达特总统所说，它不过是一次引人注目的“电视作战节目”，仅此而已。  
　　战后，埃及各级指挥官和政府官员的无数声明，以及采访埃及情况的记者的许多报导，都谈到了埃及对渡河的反应。根据这些材料进一步研究埃及的反应就可看出。埃军直到10月16日上午9、10点钟，才第一次知道以军已在德维斯瓦地区渡过运河，然而所有的报告对过河以军兵力的判断，都没有超过出5辆水陆坦克组成的侦察分队，他们认为是这支侦察分队渡过了大苦湖。在贝鲁特出版的巴勒斯坦报纸坚称，警报是一个驻在大苦湖西岸的巴勒斯坦旅发出的，这个旅还报告说，有3辆以军坦克正在西岸行动。但直到如今，埃及的报告在叙述以军突入第2集团军桥头堡的经过时，说法还是照旧，把它说成是一支有限数量的以军水陆坦克在运河西岸进攻地对空导弹基地。  
　　根据萨达特总统和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在战后的访谈和声明中的说法，埃军总司令部所看到的前线各集团军报告中对这些事态发展的描述，还谈到埃军突击队向以军桥头堡发动的进攻，和埃军第25装甲旅奉命向北运动，进攻突入第2集团军桥头堡的以军。  
　　埃及人判断情报的一个根本弱点，一厢情愿，在这一阶段明显地暴露了出来。送往埃及最高统帅部的战况报告，继续重复最初只有少量水陆坦克的情节，缩小以军进攻的规模，强调渡河行动纯粹是用来提高以色列的民心士气，并笼统地说此事得到了良好控制，以军很快就会被赶出西岸。埃及人在10月19日上午还认定，在运河西岸的以军只有100至110辆坦克，这一事实说明，和埃及战况报告有关的所有部门，都在下意识地力图缩小进到运河西岸以军的兵力和规模。  
　　然而，就在这时，埃及的作战行动出现了一种孤注一掷的苗头。驻开罗的摩洛哥旅长描绘了他如何在19日下午匆忙从开罗赶到第3集团军的情况(有关沙隆部队在塞拉费姆地区向北运动和安农装甲部队进攻的报告纷至沓来)。但埃及人还没有弄清以军穿插到运河西岸的战略目的，和整个第3集团军所处的险境，只是到20日萨达特总统视察埃军司令部后，埃军才对这一事态发展的危险性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他们此时才明白，以军的目的是要切断第3集团军的交通和补给线。萨达特和一些高级指挥官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担心沙隆部队可能在提姆萨湖进行一次渡河登陆战，认为这将是他从北面迂回伊斯梅利亚的进攻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萨达特本人一再对以军可能在苏伊士湾登陆提出警告。由于以色列空军加紧了活动，第3集团军所有运输车队在白天行车时，车辆之间的距离至少保持300码，这一事实突出说明了以色列空军对他们造成的危险越来越大。在埃及人对以色列行动的反应中，开始明显地流露出惊慌失措的情绪。海卡尔在描述埃军最高统帅部当时的情景时承认，“这对我们紧张的神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接着断言“这是对我们的一场神经战”。  
　　 10月16日，萨达特总统在开罗人民议会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就在他讲话时，以军已占领了西岸的一个桥头堡达12小时以上，而海姆的坦克正毫无阻挡地快速越过埃及旷野，摧毁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击毁坦克和伏击车队。但萨达特此时并不知道这些事态的发展，因为埃军统帅部并不认为这些情况很严重，也没有将这些情况如实上报。萨达特在讲话中表示，埃及准备在以色列军队全部立即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到1967年6月5日分界线的基础上实施停火，在以军全部撤退之后，他愿意到联合国出席和平会议。他还接着说：“我们准备此时甚至此刻就开始打开苏伊士运河，向国际航运开放”。这表明他对运河一线所发生的情况毫无所知。  
　　萨达特总统和伊斯梅尔将军从充满欢呼和胜利的埃及议会会议返回后，萨达特前往作战室，这才知道有一小股以色列水陆坦克已在德维斯瓦地区成功地渡过运河，抵达西岸。但当地的埃军司令部报告说，这股部队马上就会被消灭，第2集团军司令已派出一个突击营去对付以军入侵部队(实际上是个突击组，在17日向马特的北翼发起了多次冲击)。据伊斯梅尔将军说，由于当时埃军统帅部所属各部门的职责有所变动，因此关于以军进攻的情报是零星报来的。此外，他坚称以军装甲部队早已潜伏在淡水河一线种植园密林中，因而没有引起这种部队在开阔地上出现时通常会引起的反应。尔后萨达特声称，他曾在16日下午要沙兹利包围桥头堡，使以色列人进得来而出不去，这样，这股以军就会全部落入他们手中。此外，他还说，他在战前5天就曾警告埃及总参谋部，要预防以军多种形式的果敢袭击。然而，他在战后谈到这次事件时，拒绝谈论16日夜间以后3天内所发生的情况，因为他“顾虑沙兹利的好名声。”  
　　事实上，以萨达特和伊斯梅尔为一方，和得到许多军官支持的沙兹利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其焦点是是否要扩大埃军在西奈的桥头堡和向东推进)，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萨达特只把渡河作战当作在总体上是有限度的行动，目的是为打破政治僵局。伊斯梅尔是一位小心谨慎的军官，他支持萨达特的观点，但遭到了沙兹利的反对。沙兹利认为，埃军应扩大战果，向各山隘推进。沙兹利的观点(要是按照沙兹利的观点去做，将埃军桥头堡向西奈纵深扩展，到达山隘，以军就不可能在德维斯瓦地区渡河)，得到了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的赞同。例如，贝鲁特的权威报纸《今日报》的军事编辑就写道：“要是埃军渡河后立即向西奈纵深推进，并在以色列后备队尚未到达之前就竭尽全力占领吉迪、米特拉和比尔贾夫贾法(雷菲迪姆)等山隘，西奈战争的结局就会改观。”  
　　战后，伊斯梅尔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向前推进，是因为他想等着看以色列对他们的渡河会作何反应，而且他不愿意在他的装甲部队尚未得到加强和机动地对空导弹部队尚未渡河之前向前推进。从他的战争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死抱着不放的一个基本想法是：不能让埃及军队在没有导弹的掩护下前进。的确，在谈到10月14日的装甲战时，他解释说，由于叙利亚施加压力，要我们把北方前线的以色列部队和以色列空军吸引过去，这次装甲战的规模比原计划扩大了，时间也提前了；仅在几天前，叙利亚人就派了一名高级军官携带阿萨德总统的信件前来埃及，祈求埃及作出巨大的努力。  
　　 10月19日凌晨1时，伊斯梅尔将军与萨达特紧急通话，请他来作战室一下。在作战室，萨达特发现沙兹利神情沮丧，说：“这场战争完了。大难临头。我们必须撤出西奈”。这时，萨达特策动自16日以来就在开罗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召开安理会，下令停火。萨达特就在此时此地决定解除沙兹利的职务，由贾马斯接替。但他把解除沙兹利职务一事保密了两个月，其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对埃军土气的影响和其他内部因素。  
　　数星期后，当一位著名的西方记者正在沙兹利家作客时。一个通信员前来通知他，他已被免职，并将被任命为驻联合王国大使，沙兹利眼泪夺眶而出，说：“干了这么多年，被一个通信员给免职了。”  
　　 17日夜9时，布伦师以师前进指挥所为先导，沿阿卡维什公路运动．随后是纳科旅，再后面是盖比旅。布伦在他的半履带车里打盹，很快就睡着了，直到他的一名军官把他叫醒，此刻月色通明，四周一片寂静，他的师开始渡过平静的苏伊士运河水面。在他们过桥时，有人拿出一瓶威士忌，依次传递着喝。海姆在对岸迎接他们，并把他们领到德维斯瓦机场的师集结地域。正当布伦考虑在这一地区集结是否合适时，一阵可怕的炮兵拦阻射击突然向他们袭来。他们来回运动，企图躲避炮火，并利用建筑物的墙垣隐蔽。  
　　正在这时，他接到沙隆副职杰基的报告，渡桥在纳科旅的第三辆坦克通过后便被敌人封锁。杰基建议，坦克用木筏继续渡河，但在到达运河中心时，第一只木筏被击中，坦克及其乘员一起沉入河中。杰基告诉布伦，断开的舟桥需要三刻钟才能修好，这时，他已从海姆旅中抽调了一辆架桥坦克来修复舟桥。杰基和一个军官小组暴露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之下，通宵都在管理舟桥和监督坦克渡河；渡河行动已失去突然性，渡桥此时已成为敌人炮火的主要目标。但到18日凌晨4时，布伦师(欠一个旅)还是渡过了运河。  
　　海姆是从小在艰苦环境中自谋生路成长起来的一名正规军官。德国人入侵波兰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他逃到了苏联，最后，在“阿利亚青年”组织的安排下，设法于1943年经德黑兰到达巴勒斯坦。他的部队(20辆坦克和7辆装甲输送车)于15日渡过运河后，遵照沙隆的命令去摧毁导弹发射场。他们先是在沿大苦湖湖岸的特斯特公路，然后在向西通往开罗的萨克拉努特公路上运动。他们在通过向正北走可到达伊斯梅利亚的主要交叉路口时，冲击一个叫做“察奇”的埃军防御阵地，击毁了30辆坦克和一些普通车辆。他们继续向西运动，经过了另一个叫做“马克特塞拉”的防御阵地，但当他们进攻该阵地的导弹发射场时，发现里面已空空如也。在离北通阿布苏韦尔的瓦道特公路交叉路口半英里处，他们与大量埃军车辆遭遇，并将它们一一击毁。海姆部队继续向西运动，用坦克火炮在1,500码的距离上摧毁了两个地对空导弹基地。2时正，当部队运动到运河以西约15英里处时，接到命令撤至淡水河上的渡桥，并在当夜占领阵地，保护桥头堡。  
　　 10月16日的突然袭击，完全出于埃及人的意料之外。海姆在突袭过程中报告说，据他判断，通往开罗的公路畅通无阻，部队可随意自由和毫无阻拦地行动，他们已摧毁(敌军)4个地对空导弹阵地，12辆坦克，20辆装甲输送车，而自己的损失只有1人负伤。17日凌晨，在他的旅又有一个营渡河后，敌人的装甲部队向桥头堡发起了首次反冲击，海姆旅遭到伤亡，但他们粉碎了反冲击，敌人撤退了，在战场上丢下了10辆坦克。  
　　 17日，国防部长去看了沙隆，向他建议，与其实施一次大纵深的翼侧运动，不如卷击运河东岸之敌。达扬则认为，在运河东、西岸同时向北齐头并进，有可能在两岸相互支援，并威胁对岸敌军翼侧的情况下，卷击和肃清运河两岸之敌。南部军区一直迫切要求扩大东岸走廊和占领密苏里支撑点，从而使桥头堡免遭东岸埃军的炮击。  
　　这时，沙隆和戈南之间又发生了激烈争吵，沙隆要将安农旅调往桥头堡，而戈南则坚持让这支部队留在东岸，并向北面的密苏里支撑点推进，以扩大走廊。沙隆向批准他调动安农旅的巴列夫告状。与此同时，沙隆(这时他的大部分兵力在西岸)再次去见巴列夫，建议修改计划，他的师不应与布伦师平行向南推进，而应留在阵地上，扩大桥头堡，并向北面的伊斯梅利亚推进。巴列夫同意了，并打电话通知戈南改变计划，马冈师不再留下负责桥头堡，而要向南推进到布伦师以西，向苏伊士城前进；沙隆将留在桥头堡，并向北推进。戈南对此计划表示同意，同时向巴列夫说明，如果他调动的是马冈和布伦的师，而不是沙隆的师，那事情将会简单得多。一旦巴列夫作出决定，戈南便感到如释重负。对他来说，整个战争变得比较简单了。他感到他现在指挥进攻作战将得到他的下级指挥官们密切合作，即使他们有保留意见，也不会带有个人成见。  
　　因此，以军将呈扇形向南进攻，布伦在东，马冈在西和在后，这样，他们的进攻就有了纵深，并有一个应变的坚固的基础。  
　　 10月18日上午，沙隆命令杰基把预制构件渡桥运到前方。舟桥在埃军火炮的射程以内，雨点似的炮弹不断地在渡河地区和桥头堡爆炸；埃军的直升机用凝固汽油弹反复轰炸，企图摧毁渡桥；敌人炮火使搭乘易受攻击的木筏的部队损失惨重。  
　　架桥部队是一支由12辆坦克组成的杂七杂八的车队，在拖车上拖着一座长达190码的舟桥构件，它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徐徐向前移动，炮弹在它四周不断落下。提尔图尔公路路面弹坑累累，路肩和两侧排水沟中布满地雷。这支部队排除了地雷，修复了路面，通过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场。环顾四面，到处是残酷厮杀后的景象：埃及人的和以色列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公路两旁，而他们曾在这条公路上激战过多少个日日夜夜。敌机呼啸而来袭击渡桥，以色列飞机从背后猛扑过来把它们击落。燃烧和爆炸的火光把整个战场照得通红，这支车队吱吱嘎嘎地费力地朝着落日前进，终于到了字典路交叉路口，军区工程兵主任约翰尼·坦尼中校就在这里阵亡了。他比别的任何人都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杰基知道，坦尼之死使他目前处于严重的困境。杰基本人对这个地区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走错一步就会陷足泥潭，使整个计划归于失败。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己亲自去测试土壤的承受力。他爬上营长的坦克，和一辆装甲人员输送车一起，缓慢向前运动，测试地面的硬度，使渡桥得以随后跟进。他的应急措施奏效了，渡桥在18日晚运抵运河，午夜后不久便交付使用。一天后，由浮舟组成的一座舟桥——第三座渡桥也架成了。  
　　在杰基的指挥下，这支由工兵营、防空部队以及医疗和后送中心组成的队伍奋勇作战。当埃军惊醒过来，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使用火炮不断地袭击渡桥地区和“场院”；仅一夜间，杰基的特遣队就有40人阵亡，前后共有100多人阵亡，数百人负伤。  
　　在西岸的进攻此时已开始猛烈展开。丹尼·马特的伞兵部队建立桥头堡后，起初几乎未遇到挑战，这时击退了埃军使用突击队发动的多次反冲击。10月18日，由丹中校指挥的一支部队，在淡水河和铁路之间，沿通往伊斯梅利亚的公路，向北面的塞拉费姆推进。部队闯进了设防非常坚固的埃军阵地，很快陷于极端艰苦的险境，营长和13名士兵与副营长指挥的主力的联系被敌人切断了。埃军利用该地区的浓密灌木丛作掩护，向他们包围过来，有好几百人从三面逼近到距他们仅5至10码处。以军部队坚守在一栋平房内，而埃军则在5码外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居高临下向他们射击、投手榴弹和发射火箭筒，似乎眼看就要消灭他们。  
　　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阿萨·卡德莫尼上尉(战后成为抵抗运动的著名人士)独自在房子北面的关键角落上，用一支步枪和数枚手榴弹打退了几百名埃军的进攻。又有两卡车埃军士兵到达现场，向他据守的角落开来，但他们还没来得及下车，就被他用“劳”式反坦克导弹把两卡车士兵全都消灭。埃军又调来火炮和反坦克兵器在100码的距离上向以军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但是，援军赶来了，两支救援部队(一支在副旅长指挥下沿铁路前进，一支在营长兹维中校指挥下，从苏伊士运河向东运动)进入了战斗。经过灌木林和芒果园的激烈战斗后，救援部队与被围部队会合，被围部队已被分割了大半天(卡德莫尼身中7弹)。以军11人阵亡，27人负伤。夜幕降临后，整个部队撤了出来。  
　　 19日，安农奉命渡往运河西岸。他留下一个营支援进攻密苏里据点的部队，自己则渡过运河，在阿布苏丹兵营与沙隆会合。沙隆命令他向北推进，到达在塞拉费姆的马特部队以西，并占领北面4.5英里处的奥尔查阵地。安农决定从西面进攻由埃军一个突击排防守的一个前沿阵地，他观察着以军一个装甲步兵连发起冲击的情况。当他看到埃军突击排进行顽强和极为勇敢的抵抗时，心中十分钦佩。这个属于以色列陆军精锐营之一的装甲步兵连，在安农的坦克和一些半履带车的掩护下，一路杀上山去，直杀得阵地上只剩下一名活着的埃及士兵。当以军缓慢地爬上山坡时，这名士兵一面射击，一面蛙跃后退，直至被击毙在山顶为止。前面就是奥尔查主阵地，但安农看到面前敌军的质量后，又加强了一些正规伞兵。他们乘坐半履带车向主阵地猛冲，尔后下车沿堑壕进攻，边歼敌边前进，该阵地构筑坚固，由一个营的突击队防守，配有反坦克炮、高射炮和火箭筒。阵地上设有雷达站，并有地下工事，内有一个监听以军战术无线电通讯的无线电侦听组(他们缴获了一部以色列制造的接收机)。  
　　在以军沿堑壕从一个阵地向一个阵地前进时，埃军顽强抵抗，直到天黑。战斗结束时，以军看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在通向碉堡的堑壕里，埃军尸体一层又一层，计有300多具，这是他们极其顽强勇敢的明证。进攻的以军有16人阵亡。  
　　奥尔查阵地的失守，导致了这一地区埃军防御体系的全面崩溃，安农部队穿过枝叶茂密的狭长农田地带缓慢前进。他们沿着几条由西向东的岔路，进到埃军运河沙堤的顶端，他们在那里“从非洲向亚洲”射击，以支援正在进攻密苏里据点的图维安旅。  
　　 10月21日，配属安农部队的伞兵到达伊斯梅利亚的郊区。在城里与沙隆部队对抗的是埃军一个步兵旅和一些突击队，同时西面的伊斯梅利亚-开罗公路上，部署有保卫开罗的一个机械化师。21日早晨，他们站在沙堤上俯视伊斯梅利亚市，看到大批埃军士兵从提姆萨湖以南的无名战士纪念碑附近从东岸向西岸逃命。突然，他们看到这些撤退的士兵遭到西岸一个埃军阵地的猛烈扫射而纷纷倒下。沙隆要求向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巴拉丁一线实施一次大纵深，宽正面的翼侧作战，认为这将把整个第2集团军从埃及分割出来。而南部军区坚持要攻下密苏里据点，因为它威胁着通往以军桥头堡的走廊。军区要求沙隆将更多的部队调回东岸，并沿运河向北推进。后来为此对沙隆提出了许多责问，问他究竟是否调去了足够的部队以支援对密苏里据点的进攻。21日，沙隆奉命占领密苏里据点，南部军区很清楚，他是在故意拖延，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  
　　进攻于下午3时开始。戈南听说进展不顺利，但当他的副职试图与沙隆通话时，有人却告诉他说，将军没有时间。晚上，南部军区命令沙隆部队再次发起进攻。戈南要让沙隆听他的话是很困难的，他命令沙隆增援图维安和进攻密苏里据点。沙隆反驳道，他没有部队来执行这一命令。于是由巴列夫给他讲，向他下达了具体命令，要他把部队调回东岸发起进攻。他将5辆坦克调回东岸，但15分钟后，塔尔将军打电话给戈南，传达国防部长(沙隆已向国防部长打过电话)关于不进攻密苏里据点的命令。由图维安发起的最初进攻经过艰苦的浴血战斗后，最后占领了密苏里据点三分之一以上的阵地。  
　　 18日晨，布伦师沿两条旅的进攻轴线发起进攻。从这时起，布伦的部队就要在向苏伊士城前进的一路上，与埃军一个机械化师和第4装甲师的部队作战。纳科旅向正西方向进攻，占领了奥利尔阵地。盖比旅在南面闯入了埃及乌里地区的重点设防地带，损失了不少坦克。他的装甲步兵发起的另一次进攻也失败了，直到马特的一个伞兵连赶来，才最后把敌人消灭，这股敌军共有35人，装备有13具火箭筒，是在灌木林中进行伏击的埃及突击队员。  
　　埃军派出一个坦克营从南面沿淡水河公路前进。盖比命令他的坦克沿与之平行的特斯特公路运动，从右翼威胁前进中的埃军坦克营。为此，埃军又走东面的公路向盖比部队运动，但被阻于烂泥地里。结果成了盖比的坦克的猎物，全营复灭。与此同时，纳科试图沿伊斯梅利亚-苏伊士主要公路(哈维特公路)向南推进，但未能攻下察奇路交叉口的埃军阵地。海姆旅此时也试图立即占领奥尔查东面的道路交叉口，但与装备有导弹的一个完整的炮兵旅遭遇。  
　　中午，以军前进受阻，布伦奉命派一支强有力的突击队去摧毁地对空导弹发射场。他命令纳科和盖比各派一个营去完成此项任务。纳科部队向西15英里成扇形展开，袭击并摧毁了两个“萨姆”地对空导弹连，在返回时燃料都快用尽了。盖比的部队则在艾米尔的指挥下悄悄驶出桥头堡，向南运动6英里后，与敌坦克交火，并摧毁了一个防空导弹基地。对地对空导弹连的袭击产生了效果，布伦于19日上午在空军的全力支援下发起了进攻。纳科和阿里耶的部队朝向萨奇以西成扇形展开，占领了法伊德机场以北的简易机场。  
　　盖比留下一支部队从西面掩护法伊德机场，尔后率领全旅朝南向吉奈法高地冲击。他到达瓦道特公路后，在米兹条弗特1.5-2英里处与40辆埃军坦克遭遇。纳科旅则向西突过马克特塞拉，向敌一个炮兵旅猛攻，并在开罗-大苦湖主要公路(萨克拉努特公路)上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阿里耶旅随盖比旅向南运动，保护盖比旅的右翼。他们不断地突击所有能到达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场。纳科的两名营长在这些突击中负了伤。在吉奈法高地附近，埃及向盖比旅的暴露阵地平射了一枚萨姆-2地对空导弹。导弹飞越盖比部队上空，在距布伦的前进指挥所400码处落地。  
　　布伦此刻的位置在古奈法高地。盖比旅部署在米兹奈弗特以东，纳科旅和阿里耶旅则奉命沿吉奈法高地运动，他们摧毁了高地上的一些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并到达通往大苦湖的维他明辅助公路。纳科旅又继续向南推进，通过阿索尔主要公路，一路上摧毁导弹发射场，阿里耶旅则继续在吉奈法高地东部运动。  
　　 19日，马冈师穿过布伦师驻地一直朝西，向马克特塞拉推进。该师沿开罗-大苦湖主要公路，从背后攻下了萨奇交叉路口阵地，并前去救援在米兹奈弗特对面的盖比部队，而这时盖比正沿维他明公路向东运动，以打通伊斯梅利亚-苏伊士主要公路(哈维特公路)。埃军的猛烈抵抗粉碎了这次进攻，盖比部队损失不小。布伦接收了配属给他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工兵营，它们向南沿淡水运河公路、特斯特公路和哈维特公路齐头并进。埃军至关重要的法伊德机场失陷使以军得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空中桥头堡，它现在能向西岸的部队提供补给品了。  
　　布伦迅速向吉奈法高地运动，是保证以军向南快速突击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是忽视这一高地，让埃军突击队占领它，那么以军要想前进一步就必然要克服极大的困难，甚至寸步难移。  
　　当盖比正沿湖边的三条平行公路缓慢地向南推进时，阿里耶正在东吉奈法高地激烈战斗。埃军第3集团军将第6机械化师的第22坦克旅调回西岸。与此同时，在布伦的左翼，一支由1个装甲营、1个装甲步兵营、1个伞兵营和1个工兵营组成的特遣部队，正在沿特斯特公路缓慢向南行进，一路经过第3集团军连绵不断的宿营地，与埃及、巴勒斯坦和科威特的军队作战。  
（未完）

在西面，马冈按计划沿开罗-苏伊士公路攻击前进，他将丹旅部署在米兹奈弗特以南的乌姆卡提布山掩护他的右翼。到19日中午，丹已在运河以西的17英里处。次日，他向南面的乌姆卡提布山运动，并攻占了米兹奈弗特对面的几处阵地，就在这里，他的旅与埃军一个坦克旅进行了3天的战斗，予敌以重创。  
　　就在这时，埃军第4装甲师的部队正在拼死往回打，在阿索尔公路以南进攻纳科旅。21日，纳科旅已在距苏伊士-开罗主要公路(萨拉格公路)以北1英里处，并已用火力控制该公路。这样，自21日中午起，已脱离南方沿苏伊士湾南行的公路的埃军第3集团军，实际上已失去了与它的后方指挥所和各主要补给基地的联系。  
　　 10月16日，苏联总理阿历克谢·柯西金到开罗进行两天的会谈。他听到埃及人对军事形势的乐观估量，因此打算就埃及人提出的和平条件采取共同方针与埃方达成协议。在会谈期间，海卡尔称之为“装甲突击队袭扰”或萨达特称之为“电视作战节目”的渡河作战正在进行。3天之后，埃及人才认识到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及其危险性。  
　　柯西金的目的是要实现停火，但只要埃军作战顺利，就不急于安排停火。然而，当埃及的进攻锐气被耗尽，和随后接到14日的装甲战受挫的报告后，苏联人很清楚，到了该制止战斗和充分利用埃及迄今所取得的战果的时候了。柯西金向萨达特保证，苏联已作好准备，必要时将独自行动，保证停火。最后，他们对停火条件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由多勃雷宁大使在纽约交给基辛格博士。基辛格看到条件包括以色列撤出所占领的全部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后。他明白，这绝不可能成为与以色列达成协议的基础。而且，他了解到以色列军队突入埃及苏伊士运河西岸的详细情况。  
　　就在这时，尽管埃军统帅部对局势仍存有幻想，苏联领导人已开始领悟叙利亚战线和运河西岸军事局势不断恶化的全部重大意义。苏联人知道，这场睹博有全盘输光的危险，他们将再次面临阿拉伯军队全面崩溃的险境。他们清楚，再过几天，埃及第3集团军就会全军覆没，而这反过来又会直接影响萨达特生存的机会。为此，多勃雷宁大使带着勃列日涅夫的信去见基辛格，要求基辛格飞往莫斯科，进行紧急磋商。在莫斯科会谈期间，基辛格同意必须立即停火。但他坚持，这次停火与以往几次不一样，应与和平谈判一起进行。  
　　 10月20日晚9时，作战室内萨达特座椅旁的电话铃响了，告知他苏联大使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紧急求见，向他转交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此时勃列日涅夫正在莫斯科与基辛格会谈。半小时内，维诺格拉多夫向萨达特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信中要求萨达特同意立即停火，并附有两个超级大国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安理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信件还重申，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定的情况下，苏联对保证停火承担责任。勃列日涅夫显然是担保将苏联部队运往埃及以维持停火，仅在几天后，萨达特和海卡尔都作出了有关这一担保的暗示。  
　　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停火抱有极大的怀疑。实际上，几乎没有人相信会马上停火。在战争期间每隔一天与报界会见一次的达扬向报刊编辑们宣称，他到10月20日还没有看到停火的前景。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在10月21日视察沙隆师时向他们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不用着急。在对苏联和美国拟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案文本取得一致意见后，基辛格即从莫斯科飞往特拉维夫，并取得了以色列的同意。安理会于10月22日星期一拂晓开会，通过了安理会第338号决议，要求在12小时内实行停火，最迟不得超过22日晚6时50分。  
　　就在停火协定生效前不久，一种进入中东，从而导致其拥有者作出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的武器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了。就在这一天，根据萨达特的指示，埃军向以色列发射了一枚“飞毛腿”导弹。导弹落在西奈的沙漠中。  
　　在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在22日下午6时52分停火的决定，并且以色列和埃及对决定均表赞成之后出现的紧迫情况下，以军又向前推进。在北面，沙隆师和伞兵部队在向北运动时，遇到了埃军顽强抵抗，遭到敌步兵和炮兵杀伤。此刻，以军大部队沿淡水运河和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公路(哈维特公路)向西运动，试图占领伊斯梅利亚，但遇到埃军突击队的抗击，无法前进。安农旅在伊斯梅利亚市郊的污水灌溉的田地里损失了3辆坦克。该旅顺利地攻占了主要公路上的几座桥梁，并到达淡水运河上的最后一座桥梁处。黄昏时刻，由伊弗雷姆中校指挥的步兵营向前运动，企图占领该桥。但任务尚未完成，停火协定开始生效，沙隆师只好原地不动。  
　　 22日上午，莫西·达扬探望布伦，要他把部队调到小苦湖和苏伊士运河的汇合点利图夫地区。布伦组织部队成钳形运动，以肃清小苦湖沿岸和沿湖公路上之敌。盖比旅由吉奈法高地下山开到沿湖公路上，而阿里耶则沿阿索尔小路、哈维特公路朝利图夫方向前进。担任南面第三条钳叉的纳科旅沿通往开罗的主要公路(萨拉格公路)朝苏伊士方向推进，然后转向东北，沿阿卡尔公路向位于大小苦湖和苏伊士城中间的运河中部的米纳前进。埃军第3集团军此时在开罗到苏伊士的两条主要公路(阿索尔公路和萨拉格公路)上作殊死战斗，并向前进中的纳科和阿里耶部队发起反攻。由于摧毁了导弹发射场，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地空导弹的威胁，以军此时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以色列空军投入了战斗，击毁了阻挡纳科和阿里耶部队前进的坦克。  
　　巴列夫要求布伦离开南部的萨拉格公路，而集中两个旅进攻阿索尔公路。到那天中午，布伦终于听从了巴列夫的意见，部队开始向前运动。下午，布伦命令他的3个旅向敌发起猛攻，要在傍晚6时前抵达运河。部队不再小心谨慎，而是冲锋前进，突入了小苦湖边的兵营地区进抵南段运河。埃军的抵抗土崩瓦解，成千上万的部队仓惶撤退。阿里耶旅的一个营到达了小苦湖南端的利图夫地区，爬上了埃及筑的沙堤，并沿沙堤展开(一支埃军步兵部队在夜间用火箭筒和手榴弹进行反击，给以军予杀伤，击毁以军9辆坦克)。  
　　停火时，埃军第3集团军的主要补给线已被切断，成千上万名官兵四散逃命，整个部队各级联系中断，河东桥头堡的部队处境更为危险。集团军的基本指挥所与其后方指挥所的联系也被切断。集团军的许多部队由于下属分队和官兵纷纷逃命而一片惊慌。其余部队则由本部队的指挥官们自行组织突围。在第19师作战的地域内，师长把部队转移到西岸，甚至调进苏伊士城。大量被分割的部队逃进了苏伊士城。埃军向开罗紧急求援，要求派援兵解救被装进口袋中的部队。  
　　苏联和阿拉伯的宣传机器仍然认为，埃军第3集团军在10月22日第一次停火时并没有被分割包围。但现在很清楚，第3集团军在22日中午就知道自己确实已被分割包围了。当时，第19师师长告知第3集团军司令，开罗-苏伊士公路在109公里处被切断，实际上意味着该集团军已被分割包围。第3集团军司令瓦塞尔将军随即向国防部长明确报告，他的集团军已被围困，补给已被切断，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要求向围攻的以军发起反攻。但是这时，埃及统帅部已陷入混乱不知所措。  
　　埃及战场指挥官们在10月22日正午所看到的局势，在以下缴获的第3集团军的通话记录里有最好的反映：下午12时47分，第19旅旅长向第3集团军司令报告，“我们要着重指出，以军在109公里处切断(苏伊士——开罗)公路，等于断绝了你们的所有补给品……”，几分钟后，在12时55分，集团军司令向卡比尔准将说，“卡比尔，苏伊士公路被切断。我们必须在109公里处打通苏伊士公路，我在这里被困了，而你在外面。我告诉你，卡比尔，第3集团军被包围了。公路不在阿拉伯人手里。替我把苏伊士公路打通……”  
　　几分钟后，集团军司令瓦塞尔将军同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通话，他报告说，“卡比尔坚决拒绝同我们合作……”。  
　　这样，同遵守停火协定的埃军第2集团军的前线情况相反，第3集团军作战地区的许多被分割的埃军部队，都在试图会合或者突围。拂晓时，那些在东岸的部队开始与西岸埃及沙堤上的以军交战。战斗在全线展开，埃军进攻，以军迎击。布伦命令所部肃清大、小苦湖沿岸从卡布里特半岛南至米纳整个地区之敌，并攻克兵营区内开始骚扰以军的各个据点。当南部军区获悉埃军在第3集团军前线各地段都发起了进攻，战斗一直在激烈进行时，戈南命令布伦师和马冈师调整部署，收缩对第3集团军的包围圈。他限定布伦师的作战范围西面不能超过苏伊士城城西的化肥厂，而马冈师则在布伦师西侧向阿达比亚地方向运动。  
　　布伦将盖比和阿里耶两个旅展开在米纳以西，正面宽7.5英里。下午3时，他的部队向南推进，集中兵力向苏伊士城发起一场猛烈的装甲攻城战。他们通过了一片拥挤着大量坦克、成千上万名步兵、后勤部队和在来回乱转的补给车辆，构筑着无数个反坦克导弹阵地和集结着许多地对空导弹连的地区。装甲部队的猛烈冲击，粉碎了埃军的抵抗。布伦部队向南猛攻苏伊士城，到达了化肥厂，从而完全把第3集团军同苏伊士城分割开来。他们占领了许多地对空导弹发射场，抓获了几千名俘虏。  
　　马冈师在布伦师的西侧直下苏伊士城，在当时已是有名的开罗-苏伊士公路101公里处留下一支小坦克部队，以便万一开罗方向发起反攻时掩护布伦的右翼。戈南命令马冈再留下一支坦克部队于101公里以东约8英里处，以便万一埃军反攻时支援布伦师的右翼。  
　　此时只剩下50辆坦克的马冈师向南猛攻。接近傍晚时，他沿苏伊士主要公路通过布伦部队，随后在控制着阿达比亚港以北整个地区的阿塔卡山的山坡运动。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他的纵队打亮了全部车灯，沿着通往化肥厂的公路冲击，尔后向南前往阿达比亚。  
　　 23日，马冈命令丹率领全旅(此时已只剩下17辆坦克)向南推进，冲过敌阵地。在随后的快速运动中，他们多次不得不驶离公路，以免与敌人车辆相撞。从下午2时至午夜，丹的部队一直不停地向前运动，行程达30英里，到达了苏伊士湾的阿达比亚角。在这里他的旅俘虏了800名埃军官兵，其中包括3名上校。黎明后，他们开始肃清残敌，并开进了阿达比亚港。两艘鱼雷快艇从港口疾驶而出，试图逃走。丹的坦克开炮把它们击沉了。  
　　戈南对只用少量兵力扼守开罗公路极感不快，他命令马冈用少量部队防守阿达比亚，而将主力调回开罗-苏伊士公路(萨拉格公路)。当马冈将部队撤回，向西运动至公路101公里处以西约5英里处时，他的坦克闯进了一个封锁主要公路的敌支撑点。他的部队奋战了一整夜才肃清了支撑点之敌。  
　　 24日上午，在埃军仍在战斗的情况下，布伦听从达扬的意见，请求批准进攻苏伊士城。戈南的回答是：“苏伊士城如果是空城，就攻进去，如果防守坚固，就停止进攻。”  
　　盖比旅的一支部队冒着炮火沿海岸公路由西向前运动，占领了苏伊士炼油厂。阿里耶旅沿着苏伊士城的主要大道“开罗公路”前进，占领了市郊的第3集团军兵营，跟在他后面的是由约西中校指挥的伞兵营。当坦克开进城市时，遭到了来自所有建筑物的火力射击，几分钟内，行军纵队的24名坦克指挥员(他们暴露在炮塔外面)中就有20人被打死或打伤。尽管这样，坦克依然继续冲向公路的尽头。伞兵遭到了火力拦阻，当他们的一些车辆被击中时，他们就跳下车，隐蔽在附近的房子里。这次战斗并不象原先设想的那样只是一次例行的扫荡战，肃清已被分割包围和四处溃逃之敌，而是一次对有坚固防御之敌的重大战斗，因此，部队对这种情况并没有精神准备，此外，他们甚至无法辨明敌人火力来自何方。  
　　现在要集中全力来撤离被困在城内的部队。因为城里以军的位置不明，使用炮兵或空军极为困难。纳科旅沿狭长农田区从北面南下，而盖比旅则沿南面的海岸公路推进，并找到了突入主要大道尽头的伞兵营。盖比将坦克营沿海岸公路撤离，晚上到达了炼油厂。但有两个伞兵大队完全被困在市中心。每一次营救他们的企图，都由于遭到重大伤亡而没有成功。一支由70人编成的部队利用夜暗设法溜出了城，穿过漆黑的小巷和狭窄的小路，尽可能毫无声息地向前运动，并把伤员背回以军前线，这个大队的伤员之一就是营长本人。  
　　指挥第2大队的营长约西中校负了伤，并处于半昏迷状态。此时部队由一名连长指挥，他不想撤离，因为埃军就在他旁边的一座高楼里注视着他，他感到很难带着伤员撤离。在这一夜里，戈南亲自花了4个小时同这个连长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谈，连唬带骗，叫他离开自己的阵地和冲出包围。首先，要在航空照片上识别被困部队的位置就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和犯了一些错误后，戈南终于识别出了真正的楼房。随后，他组织了一个炮兵火力圈，让被围部队在火力圈中心运动，直到突出重围。经过数小时的准备和在无线电里对被围连长作了一番劝说之后，这位连长才最后断然冒险，率领他的部队悄悄突围。戈南根据一边判读航空照片一边指引这支部队一条街一条街地向前运动，结果，这支部队回到了以军前线。进攻苏伊士城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约有80人阵亡。  
　　 23日一早，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就与国务卿基辛格紧急接触，说明以色列人大规模地违反停火协定。基辛格与以色列大使西姆查·迪尼兹联系，后者坚持说是埃及人破坏停火协定。以色列的说法得到了美国情报专家们的支持，他们说埃军第3集团军不顾停战命令，竭力企图突破以军包围。显然，以军在利用埃军违反停火协定而收紧对第3集团军的包围圈。基辛格此时认识到，救援第集3团军是埃以双方达成最终协定的一个重要的讨价还价因素，双方手中各有王牌：以色列人的王牌是，埃军第3集团军被围和运河西岸有以军存在；埃及人的王牌是运河东岸的桥头堡。基辛格通过迪尼兹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安理会于24日通过了再次呼吁停火的第二个决议。  
　　这样，10月24日，在沙隆师已在伊斯梅利亚郊区威胁着该城与开罗的联系，布伦师和马冈师全面封锁了第3集团军，以色列部队控制着通往运河的东岸走廊，3个旅已渡过运河，占领了埃及境内南至阿达比亚港的1,600平方公里的地区的情况下，第二次停火开始生效。  
　　以色列南部军区的部队在本来很可能一败涂地的困境中，面对敌我兵力悬殊和极其不利的条件，实施了至为大胆的渡河作战，从而成功地转危为安。从任何军事角度上讲，他们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依靠机动作战，使自已有能力消灭埃军第3集团军，只是安理会才救了第3集团军的命。苏联不但为埃及进攻准备了一切必要的前提，而且也对它的不致全面崩溃作出了保证。确实，当埃军第3集团军绝望地向萨达特要求补给品时，是苏联首先表明了要铤而走险，并作好了把它的几个空降师开往中东的准备。  

图8 以军进至运河西岸和停火线

第十七章 空战和海战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有两个重要因素共同影响了埃及空军关于未来空战的思想。第一个因素是1967年6月5日早晨3个小时所造成的创伤，当时以色列空军对所有准备进攻以色列的阿拉伯空军特别是埃及空军进行了突然袭击。尽管埃及空军大约3星期前就已经处于动员和战斗准备状态，以色列飞机从地中海低空铺天盖地的袭来，还是把埃及空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以色列空军制定了一项非常详细的欺骗计划(甚至在当天早晨还照常进行例行的空中训练，并制订了在埃及军官和飞行员早饭后从司令部返回空军基地的途中进行袭击的计划)；埃及空军是在地面防护较差，许多机场的飞机都露天停放，容易成为以色列飞机攻击目标的情况下挨打的。在3小时内，埃及空军就不再成为影响即将发动的横贯西奈沙漠战役的一支力量，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就更不用说了。  
　　指导埃军战略的第二个重大因素是自所谓的1955年捷克武器交易以来的苏联军事思想的重要影响，从那时起，苏联成为埃及的主要军火供应者。多年来，埃及有成百名飞行员被送往苏联受训，苏联总参谋部的军官到埃及总参谋部当顾问，并参加埃及的军事演习。因此，埃及和叙利亚军队逐渐地被苏联的军事理论所浸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此处应该提及的是，空军这一军种始终不是苏联在战争中的强大所在。苏联空军(不象英、美空军)从来也不是杰出的军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中，也从未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人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这样，以苏联装备为基础的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空军人员，都是由这种几乎或完全没有空战经验的人训练的。  
　　以色列空军在许多方面汲取了英国皇家空军的建军经验和传统，皇家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功和使用先进技术方面都是创纪录的。而在苏联军事力量编成内，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炮兵；继炮兵制胜思想之后产生的，是导弹制胜思想。苏联是世界上唯一把导弹部队编成一个独立军种的大国，因此苏军总是优先考虑导弹部队的发展和作战思想。  
　　六天战争的经验也影响到以色列空军制定其未来发展计划的指导思想。在那次战争的前夕，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周围集结了25万军队，坦克约2,000辆，第一线飞机约600至700架。当时以军总参谋部面临缺乏战略纵深的问题，因而建议在全面空中优势的条件下，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空军愿意保证这一优势，条件是它可以选择进攻的日期和时间，并允许它把兵力全部投入战斗，以消灭阿拉伯空军)。所以，以色列空军在六天战争中采取的进攻样式实属别无战略抉择而采取的样式；尔后空军又对进攻部队进行了直接支援作战，蒙受了公认为一般水平的损失率(在近200架飞机中，损失了46架飞机和26名飞行员)。  
　　在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的消耗战中，埃军集结的炮兵大大超过了以军，以军沿运河一线的伤亡率也上升到惊人的程度。必须想办法对付这一炮兵优势，办法就是运用以色列空军。到目前为止，以空军不愿把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因为他们要养精蓄锐以应付规模大的战争，而不愿在不太重要的作战中消耗飞机。然而，到1969年7月，空军开始在安全作战中被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来使用，包括袭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的营地。  
　　以色列空军中有一派坚持认为，空军于1969年7月消耗战期间参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一行动是滥用空军的典型例子。此外，那种认为以色列空军已足以战胜阿拉伯炮兵的压倒优势的轻松感，缓和了以色列建立炮兵力量的一切紧迫感。几年来，以色列统帅部自欺欺人地认为，空军是解决国家炮兵不足的好办法。因此，在赎罪日战争期间，双方炮兵部队的兵力对比非常悬殊。更糟糕的是，这一战略思想上的错误对空军本身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埃及对以色列采用空军的防御办法是沿前线建立“萨姆-2”型导弹防空体系。但是到1969年秋，以色列空军已有了对付“萨姆-2”地对空导弹的办法，在9月底到10月初成功地摧毁了绝大部分地对空导弹系统和许多雷达站。确实，在进行这种战斗约6周以后，埃及人除了不愿投入战斗的飞机外，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已丧失了所有的防空能力。  
　　摧毁苏联在埃及建立的防空体系，不仅使埃及人，也使苏联人大为不安。因此，当以军在1970年1月开始对埃及国土纵深进行空袭，纳赛尔转向苏联求援时，苏联人之所以立即毫不犹豫地作出响应，就毫不足怪了。不错，苏联人正是利用了纳赛尔的急于求援的心理，因为这与他们渗入这一地区的计划相一致。到2月19日，两方发表的报道宣称，1,500名苏联军事人员到达埃及，并有一批“萨姆-3”型导弹也同时到达。这些机动性和有效性都有所增强的导弹由苏联人操纵，配置在运河区和埃及国土的纵深。在防空、导弹和空军部队中，苏军人数已达到15,000至20,000人，他们负责保卫埃及的战略纵深，并造成这样的态势，即以军飞机渗入埃及领空，就首先会与苏联部队发生冲突(确实如此，1970年7月31日，一支以军空中巡逻队确实在苏伊士运河区与后来证明是执行巡逻任务的苏联人驾驶的飞机遭遇，在接着发生的激战中，5架苏联飞机被击落，而以军却毫无损失)。不过，在4月中旬，以色列人就停止了对埃及的纵深轰炸。  
　　纵深轰炸埃及的决定，从许多方面看都似乎是个重大错误。从政治上说，空袭并没有达到目的，纳赛尔的权威没有遭到丝毫损害。埃及的地对空防御系统虽时时被摧毁，但埃及人仍坚持不懈地在运河沿线发起进攻，尽管以军的伤亡人数大大减少了。然而，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是纳赛尔于1970年1月秘密访问莫斯科。访问期间，纳赛尔说明了以色列的空袭给埃及造成的军事困境，以及如果空袭持续下去他的政权可能遇到的难题。事实上，苏联对该地区的介入正在极为明显地逐步升级。很难说这是否为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毫无疑问，以军纵深轰炸埃及的决定，构成了中东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并形成纳赛尔总统不仅把埃及向苏联顾问开放，而且把苏联战斗部队引进埃及的局面。  
　　战争日益加剧，但是为使战争结束的外交活动也在进行着。根据罗杰斯计划(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所提出)，埃及和约旦为一方，以色列为另一方的停火协定，于1970年8月7日开始生效。地对空导弹开始使以色列飞机遭受损失，而停火正是在空军的飞机如何对付这种导弹的若干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生效的。停火一开始生效，埃及人和苏联人便违反他们同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保证。在夜暗的掩护下把导弹系统向苏伊士运河前移，使他们能在运河东岸控制一条空中狭长空域。  
　　埃及空军在消耗战中的经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下一次战争中的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必须是具备攻击以色列空军纵深基地的能力。这就需要有一支中程轰炸机或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力量。没有这种飞机(如苏-20、“美洲虎”、“幻影”或“鬼怪”式等)，就几乎没有打赢战争的希望。但是，大约在1973年4月，苏联人使受他们庇护的埃及人相信，只要正确使用地对空导弹，就能使他们改变这一基本观念。这种思想的变化反映在苏联的武器提供政策中。在1973年7、8两个月的短时期内，他们还为保卫叙利亚导弹体系提供了比原来已提供的还要多的导弹，这一体系的五分之三是新式的“萨姆-6”型导弹(余下的五分之二是“萨姆-5”和“萨姆-3”型导弹)。  
　　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提供导弹，提供各种在射程上可相互补充的导弹，以及提供导弹的时机等都表明，苏联人已使埃及人改变了他们的战略思想。正是战略思想的变化，使埃及人这样早地作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埃及重新估价空军的政策和叙利亚迅速建立导弹防空体系的全部情况，使人们更加相信这样一种推断：埃及制订战争计划和积极准备发动战争，全是在苏联的纵容下进行的。  
　　以色列空军是根据下述设想进行即将到来的战争准备的：它在战争爆发时，会有充分时间集中力量对付导弹威胁，在战争第一阶段没有空中封锁或近距离空中支援的任务；空军除了保卫以色列空域外，享有一定的自由，不承担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  
　　 1973年9月13日，在叙利亚沿海附近的拉塔基亚地区上空进行例行巡逻的一支以色列空军巡逻队，与叙利亚空军部队遭遇，在随后的激战中，以军击落叙军飞机13架，而自己仅损失1架飞机。以色列空军司令本杰明·佩莱德将军知道，这一结局必然会招致叙军采取例如大规模炮击那样的报复行动。如果叙利亚人作此反应，那么叙利亚30多个灵敏度很高的“萨姆-6”型地对空导弹连会给以色列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到10月5日星期五，以色列全军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战斗部队已全部动员。佩莱德命令他的司令部制订一项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  
　　佩莱德将军是以色列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个空军司令。他作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曾在1956年西奈战役中在沙姆沙伊赫被地面炮火击落，当时，一架降落在沙漠里的以色列“幼狐”式飞机，简直是从即将俘获他的人手中把他抢了出来。他在许多方面都不为人所知，但他在战争中证明自己不愧是一名精锐部队的杰出指挥官。他的克制、沉着、自信和头脑冷静，能增强周围所有人的信心。他从不低估他的对手，但也从未低估过他领导的部队。战争初期，他参加了国防部长莫西·达扬为以色列报界举行的一次秘密情况介绍会。佩莱德汇报了空战情况并顺便提到那天早上损失了一架以色列飞机，机上人员失踪。正在他讲话时，有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他看后说道“有意思”。他抬起头报道说，失踪的飞行员和领航员已被救援队找到，他们正在返回机场途中。这时达扬插话说，这名飞行员就是佩莱德的儿子。“是的”，佩莱德说，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补充说，“今天晚上他们将再次投入战斗。”  
　　星期六凌晨，佩莱德告诉总参谋长，他已准备在11时至中午之间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由于戈兰高地上空云层很低，他不得不改变计划)。但是在12时30分，埃拉扎尔通知他，政府未批准他的计划。现有情报材料都说，战争将在晚上6时开始，但是这一战争爆发时刻，对佩莱德将军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从自己的经验判断，认为战争将在下午近3时开始。对他来说，如果阿拉伯人在发动战争时不留出至少实施两次空袭的时间是不合乎逻辑的，而要进行空袭就需要有几小时的白昼时间。  
　　尽管先发制人的空袭被否决，但没有人反对进行空中遏制。下午1时30分，佩莱德命令空军部队在高空巡逻，为的是让阿拉伯人注意到，即使是赎罪日，飞机也在巡逻。但是两架以色列飞机从沙姆沙伊赫机场起飞两分钟后，便有12架埃及飞机向它们发起攻击，然而，那两架及时起飞的飞机最后成功地击落了7架埃及进攻的飞机。1时45分，从前线传来消息说，叙利亚人正准备行动，佩莱德匆忙赶到指挥所，得知叙利亚和埃及的飞机正在起飞。他知道，这就是战争。  
　　当有关埃军5个师在进行大规模渡河的报告不断传来时，佩莱德将军明白，他必须暂缓考虑那些专门对付敌导弹部队的一切作战计划。他很快认识到，埃及和叙利亚的战略，都是想靠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来冲垮以色列的防御，而他对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使阿拉伯进攻者占有全面优势这一点，实在是最清楚不过了。以埃前线的事态发展看来特别危险。佩莱德命令空军，突击从北部塞得港到南部苏伊士城的约100英里正面上的敌渡河部队，和在苏伊士湾扎弗拉尼角集结，准备把一支庞大的突击队运过苏伊士湾的小艇。埃及人设想，以5个师沿整个苏伊士运河实施宽大正面进攻，将迫使以空军对广阔地区实施突击，从而使其因兵力分散而丧失战斗效能。这一设想(用埃及总参谋长沙兹利将军的话说)是使人赞同实行这种战略的一个因素。实践证明埃及人的设想是正确的。  
　　在首次进击中，以色列损失了4架飞机。以后的局势一片混乱：空军已尽最大努力，但从整个战线——从巴列夫防线受压的支撑点，从远至南部沙姆沙伊赫的苏伊士湾的一线部队，从戈兰高地正进行殊死牵制战的作战部队——都不断传来一再要求空援的呼声。除此之外，空军还必须保证以色列领空“干干净净”。以色列空军进行了殊死战斗，飞进了世界上最集中的导弹防空体系的虎口。但由于以军对付这次突然袭击是仓促应战，因而不能按计划去对付它的主要威胁——埃及和叙利亚的导弹防空体系。  
　　埃及有150个导弹连，由“萨姆-2”和“萨姆-3”导弹连(每连有6个发射架)以及“萨姆-6”型导弹连(每连有12枚待发导弹，安装在4辆坦克上)组成，150个连中约有50个连集中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叙利亚的大部分导弹部署在前线地区。  
　　有效射程为2万2千米的车载“萨姆-6”型导弹，是较固定的“萨姆-2”型(射程5万米)和机动性较强的“萨姆-3”型(射程3万米)导弹的综合型。每一种导弹都具有不同的电子制导特点，从而使电子干扰复杂化。“萨姆-6”型的主要优点在于其机动性。它安装在坦克底盘上，可以迅速进行发射，只需几分钟便可拆收转移到备用发射场，再作短时间准备便可再次发射。要想找到“萨姆-6”导弹，飞机必须进入“萨姆-2”导弹的射程内。如果在这难以对付的重叠防空体系之外再加上数百枚以排为单位配属地面部队的“萨姆-7”便携式(“箭”式)导弹和常规防空武器(尤其是多管3CY-23型高炮)，那么，毫不奇怪，埃及人和他们的苏联顾问就会确信，从防空观点看，他们的部队已有充分掩护。  
　　埃军空军的袭击预示着10月6日的大规模的进攻。空袭并不专门针对以色列部队，而是集中攻击西奈的机场、雷达设施、指挥所和兵营，所有这些都在比较接近前线的地区(他们通常渗透的纵深是在巴卢扎、雷菲迪姆、塔萨和米特拉山隘一线以西)。另一方面，叙利亚人则集中空袭以色列的战斗部队。除了某些例外情况，阿拉伯空军突入的纵深始终非常有限。最深入的一次是在战争末期，6架埃及“海市蜃楼”式飞机(法国提供给利比亚的)从海上飞入，试图袭击阿里什地区，其中3架在海上被击落，在其他几次尝试中，有两架埃及“图-16”轰炸机未能完成飞抵埃拉特的任务，其中一架坠毁在阿布鲁迪斯附近；有两架飞往海法湾地区的叙利亚“苏-20”飞机，一架在纳哈里亚上空被击毁，另一架逃回叙利亚。叙军第二次试图以4架“苏-20”飞机突入纵深，但其中3架在上加利利的米隆山区坠毁。于是埃军试图从埃及领土上空发射“鲑鱼”式空对地导弹(这种导弹通常是从埃及纵深发射的)，以弥补他们纵深轰炸的失败。10月6日下午，1枚对准特拉维夫的“鲑鱼”式导弹被一名正在巡逻的以军飞行员击毁。据报告，在向以色列目标发射的25枚“蛙鱼”式导弹中，有20枚被以色列空军击落，只有2枚使以色列遭到损失。  
　　这样，埃及和叙利亚的空军活动，便集中于直接支援整个前线的部队。在战争初始时，为配合地面行动，埃、叙空军用直升机将机降部队送往以色列的后方，以袭扰开往前线的以色列部队和支援埃及的进攻部队。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就有约35架埃及直升机被击毁，其中许多架满载埃及士兵。  
　　战争爆发后，四处都向以色列空军求援。在最初数小时内，空军只好集中力量突击渡河埃军，以援助以色列正规部队。空军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在地面部队看来，似乎微不足道。10月6日至7日夜间，国防部长达扬打电话给佩莱德将军，向他陈述了以叙战线令人非常沮丧的局势，要他把全部空军力量调往那里。7日晨7时，空军在埃及上空实施了阻断空袭，尔后对叙利亚实行集中攻击。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灾难性的进攻，以军飞机被击落了。在戈兰高地战斗的以色列部队惊恐地看到，数十枚导弹向以色列飞机疾驰而去，空中布满波浪形的烟迹。因而尽管他们受到的压力很大，还是取消了实施空中支援的要求。  
　　 10月8日星期一，佩莱德将军一心想着关于重新组织纵向公路干线的以军沿苏伊士运河实施反攻的计划，他命令空军集中轰炸苏伊士运河上的埃军渡桥。冒着被导弹击落的危险，空军的飞机不断地突击埃军渡桥，结果14座渡桥，除一座外，都被摧毁。尽管埃及方面后来否认这一事实，但埃军作战部副部长塔哈·阿勒马格道布将军在他的《斋日战争》一书中描写以色列空军的拚死进攻时，证实几乎所有的渡桥都遭到以色列空军的袭击，其中有些桥至少有5次被击中(在一次袭击中，埃军工程兵副司令哈姆迪将军被击毙)。可是，苏制渡桥的构件可变通使用，使埃及人能迅速地把它们修复，并在夜暗的掩护下充分利用它们。在白天，许多渡桥被捆在岸边，只是在黑夜降临时才被拖出来使用。沙兹利将军在战后谈到以军的空袭时解释道，这种渡桥的灵活性使埃及人在更换部件时“经常只需半小时至一小时”。此外，他在谈到这些渡桥如何不断变换位置以迷惑以军飞行员时，坚持认为步兵操作的“萨姆-7”(“箭”式)地对空导弹，能非常有效地对付袭击渡桥的低空飞机。  
　　在战斗的第一阶段，即牵制阶段，以色列空军未能按计划实施进攻，而是被迫轻率地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出动的架次大部分是对地面部队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而没有充分对付导弹的威胁和完全获得空中优势。因此损失较惨重。但是牵制阶段一完成，空军有了有选择地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更多自由，损失的比例也就大大地下降了。  
　　以色列空军不顾损失，坚持进攻，毫不气馁。在以军地面部队开进叙利亚，进到大马士革火炮射程之内后，以空军成功地摧毁了叙利亚的部分导弹系统，并在叙利亚上空横冲直撞，攻击其石油设施、发电厂、桥梁等战略目标，给叙利亚的国计民生造成极大的破坏。有一天，由于作战区内的机场均已被破坏，叙利亚空军不得不在大马士革附近的一条设计时就考虑到作飞机跑道用的宽广的公路上降落。尽管叙军竭力反扑，运用“米格-17”飞机进行低空轰炸，同时以“米格-21”飞机在高空巡逻，对以色列占领的飞地实施一系列打了就跑的空袭，而且这种袭击证明要比埃军的高明，但以军仍夺得并保持了全面的空中优势。叙军在战争中损失的220架飞机中，有162架是在空战中被击毁的。  
（未完）

在以埃战线，以色列空军袭击了敌导弹发射场和机场，但主要的是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尽管埃军频频进攻，可是他们进攻的魄力和决心都不大。这种举棋不定的表现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到埃军统帅部终于明白以军向苏伊士运河西岸渡河的严重意义时为止。此时，为了保卫国土，埃及空军的进攻才比较大胆和持久。二次世界大战式的空战再度重现。有时空中的飞机多达40-50架；然而以军飞机又占了上风。确实如此，在整个战争中，埃军在空战时仅击落5架以色列飞机，而就在这些空战中，埃军却丧失了172架，这使得阿拉伯与以色列飞机在空战中的损失为334:5(在六天战争的空战中，阿拉伯飞机被击落50架，而以色列则损失10架)。  
　　空战在继续，由于运河西岸的导弹阵地受到进攻的以军地面部队的压制或被摧毁，以色列空军可以为所欲为。尽管这种导弹武器难以对付，以军的空中突击照样把它一点点啃掉了。10月6日，埃及前线地域的55-60个导弹连，约40个被击中或摧毁，其中以色列空军击中或摧毁28个，地面部队击中或摧毁12个。10月9日、10日和12日，以军攻击了塞得港的5个导弹连，到10月13日，塞得港的空域打开了，直至战争结束，那里都没有导弹防空。由于对坎塔腊地区的9个导弹连进行了持续空袭，到10月14日该地区就没有导弹了。从10月21日起，埃及第2集团军的大部分地域，在运河东岸的埃及第3集团军的整个地域和从苏伊士湾到阿达比亚角，均已成为无导弹区。由于以军的主要作战线已移到运河西岸，大量以军在那里作战，在东岸与埃军第2和第3集团军作战的兵力不足，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埃军桥头堡不再有导弹掩护的这一有利条件。在这一阶段，以色列空军在辽阔的战场上空自由飞行，保持着对阿拉伯空军的压力。  
　　空军象以色列国防军一样，未能按计划参战，而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第一次遇到将成为未来战争特征的地对空导弹。尽管如此，空军仍在战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只要埃军地面部队一离开导弹保护伞——如埃军装甲部队向南面阿布鲁迪斯运动时那样，以色列空军就是消灭他们的主要力量。在战线的另一端，空军不断攻击塞得港和福阿德港，并保卫着布达佩斯支撑点。它以截击机降突击队的埃军直升机的办法，在保卫沙姆沙伊赫地区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以色列的天空在战争中始终保持“干干净净”：没有一枚炸弹落在以色列国土上，空军的基本设施也完好无损。此外，保持空中优势还具有政治意义。侯赛因国王曾对他的阿拉伯同僚解释道，约旦之所以不愿派部队进攻以色列领土，主要是考虑到以色列控制着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区的上空。  
　　根据公布的数字，埃叙空军大约有800架作战飞机参战，拥有3:1的优势。此外，战争期间，他们又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增援的172架飞机，其中给叙利亚109架，给埃及63架。埃军和叙军共损失514架飞机，其中约有58架是被他们自己的部队击落的；以军共损失102架飞机，据国防部长达扬说，其中50架是在战争最初3天里被击落的。以色列的大部分损失是导弹和常规防空武器造成的，两者造成的损失各半，尤其是在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中更是如此。飞机出动架次是1967年的4倍。然而，以色列每一架次的损失表明，尽管空军不得不在有导弹和防空火力的环境中作战，但它在赎罪日战争中的损失率，还是大大低于六天战争。  
　　空中作战已成为一件牵涉面极广和高度复杂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以色列空军在空战中，就象在所有其他人的判断力和能力起决定作用的领域一样，保持了它的优势。导弹并没有使飞机过时。与国外所得出的一般印象相反，数字表明，尽管有这些导弹，以色列空军还是取得了相当重大的成就。显然，整个新一代的空中远程发射武器和地对地战术导弹——这些导弹能在敌导弹射程以外进行反导弹作战，将大大改变战场条件，而地对空导弹则将越来越需要高度机动的发射平台，如“萨姆-6”式导弹，法国的“响尾蛇”导弹和法-德联合研制的“罗兰”导弹等。  
　　赎罪日战争将大大推动反导弹的远程发射武器的发展，反过来又将出现一种针对这种武器的防御系统。这次战争是一个重要的武器试验场，许多人都将从中吸取教训。不管以色列空军在导弹面前的表现如何，毫无疑问，许多已公认的交战理论都得重新评价。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已发生变化，因而必须形成一套新的战略和运用空军的方法。空军将明显地不如以往那样具有影响力，对战场的作用也将不如过去。前线轻型便携式导弹发射器的激增，意味着空军在未来将不再经常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空军将不得不集中力量于分隔战场、保持空中优势并消灭战场和战场附近之敌。  
　　以色列海军未曾经历过1967年的“真刀真枪的战争”。确实，海军司令部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以色列的装备不足，无法对付地中海的最大的海军之一——埃及海军所提出的挑战。六天战争中，以色列海军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无力付诸实施。专门设计的导弹艇正在法国的瑟堡造船厂建造，然而没有一艘交付使用。  
　　从许多方面讲，以色列海军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灰姑娘”，这是以下基本论断造成的结果：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的任何战争必须是一场短期战争，是在掌握空中优势的条件下由地面部队决定胜负的战争。从未有人设想过以色列必须考虑包括投入一支大型商船运输队的长期海战问题。  
　　另一方面，纳赛尔总统在执政初期就着手海军建设，尤其是在从苏联得到军事援助之后。但是我们在观察埃及发展海军的问题时，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纳赛尔总统对游弋于地中海的西方海军给埃及构成的威胁深感不安。他生活在对西方的经常恐惧和怀疑之中，认为以色列与西方国家之间有着某种形式的确保以色列海防的协定。苏联人一直十分乐意为埃及提供大型舰只，诸如“快速”级驱逐舰和W型远洋潜艇，这不是因为苏联人对埃及的海上威力抱有任何幻想，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这样做会迫使埃及人建立一个能停泊和维修这种舰只的永久性军事基地，从而保证苏联海军在未来能在埃及取得拥有保养苏式舰艇所必要的补给品和装备的海军设施。  
　　因此，埃及人按照他们自己设想的战略建设了一支均衡发展的海军力量。他们的舰队有一支庞大的登陆舰艇部队，而且他们正在为获得导弹驱逐舰进行谈判。后来，六天战争加速了一场危机：西方海军受到出现在地中海的苏联第5舰队的威胁，而以色列的威胁却未成事实。所以埃及海军就失去了它在埃军中的优先地位，它的发展计划受到限制，损失得不到补充，直至1971-72年它确实未得到加强。而在那之前，以色列显然在不声不响地建立一支均衡发展的海军部队。  
　　以色列海军不同于以色列国防军的陆、空军，它在六天战争中表现不佳，遭到两次惨痛损失：驱逐舰“埃拉特”号在塞得港附近被导弹击沉；“达卡”号潜艇在从英国赴以色列的途中，在东地中海被击沉，全艇人员丧生。因此，以色列开始建立一支全新的海军。在所有12艘所谓“瑟堡”级导弹艇于1969年12月到达以色列时，它们都装备了以色列制造的导弹。以色列海军开始发展它自己的理论并为下一次战争进行训练。在许多方面，它是以色列国防军中唯一不受前次战争影响而为下次战争作准备的军种。  
　　以色列研制了射程约为12英里的“加布里埃尔”反舰导弹，以对付埃及海军的驱逐舰，特别是对付苏制“快速”级驱逐舰上装备的最大射程为16,000码的5英寸火炮。但是，它必须制定对付射程超过30英里以上的埃及“冥河”式导弹的战术。以色列从加强发展以下三方面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加强电子作战，提高舰艇的机动性和在接近敌人时用导弹打击敌要害的能力。此外，以色列海军决定在以色列本土建造舰只，并使之适用于预定作战的海域，因为在地中海和红海作战都需要航程比“瑟堡”级导弹艇航程更远的舰艇。的确，以色列制造的舰艇的航程增加了两倍，火力几乎增加了一倍。另外还研制了一种对付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和在苏伊士湾作战的专用巡逻艇。  
　　随着以导弹艇部队为基础的以色列海军的成长，埃及海军司令部认识到，海军反舰导弹的出现要求根本改变其本身的战术和计划。到1971-72年，埃及人已拥有12艘“黄蜂”级导弹快艇和一些“蚊子”级快艇，对抗以色列的12艘现代化导弹艇。另外，埃及人的“冥河”式导弹也有问题。这种导弹是苏联于50年代末，为对付美国特遣舰队中驱逐舰以上级别舰只而研制的。埃及人担心这种导弹不能有效地对付以色列导弹艇这样的小型目标。事实上，1970年5月30日，埃及人用4枚导弹袭击巴达维勒湖(在西奈沿岸)附近的一只以色列渔船，证明了上述担心不无道理。没有一枚导弹击中目标，渔船沉没，是因为有一枚导弹落在它近旁。由于对这种导弹的性能愈益担心，埃及人开始采取一些临时措施，甚至在鱼雷快艇上安装了射程为12英里的火箭发射架。  
　　在赎罪日战争的前一个月，埃及海军的部署几乎没有变化，但后来调动频繁，引起了以色列海军情报局的怀疑。9月30日，一名以色列海军高级情报军官断定战争一触即发。10月1日，以色列海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由于总司令部情报局指出这是夸大事实，于是，解除了紧急状态。然而以色列海军司令泰莱姆少将决定不顾总司令部的意见，而根据他的情报军官的判断，保持超出平时的战备状态。到10月6日早晨5时，整个海军部队展开，作好了对叙利亚海军和埃及海军作战的准备。  
　　战争前夕，一支埃及潜艇部队部署在克里特以东的地中海中部。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在海上徘徊而未造成任何破坏。它的全部作战效能体现于在亚历山大港西北和再靠西一点的地中海海面击沉两艘无辜的希腊货船。战争后期，当以色列的作战开始威胁到埃及时，这支部队的部分力量为了保卫埃及海岸而撤出那一海区。  
　　战争开始时，埃及海军的主力部队在地中海，计有12艘“黄蜂”级导弹艇，10艘潜艇，6艘高级鱼雷艇和大约20艘普通鱼雷艇，另外还有3艘驱逐舰、2艘护卫舰、2艘扫雷艇、2艘巡逻艇和11艘坦克登陆艇。叙利亚的战斗序列包括9艘导弹艇(3艘“黄蜂”级、6艘“蚊子”级)，11艘鱼雷艇和2艘扫雷舰。面对这支联合部队的是以色列的14艘导弹艇。  
　　尽管叙利亚海军在武装部队中处于很低的地位，但在战争前一年苏联人就开始为它提供“黄蜂”级导弹艇。这些导弹艇构成的威胁和叙利亚海岸分布着许多易受攻击的战略目标的事实，使泰莱姆将军确信必须组建一支专门的特遣队来对付叙利亚海军。所以10月6-7日夜间，一支由5艘导弹艇组成的以军艇队趁夜暗出航，在距基地约200英里的叙利亚沿海巡逻。这支以色列海军艇队向北经过黎巴嫩海岸进入塞浦路斯对面的叙利亚海岸。7日上午10时23分，他们发现北面有一艘叙利亚鱼雷艇。以军艇队向它迫近，它立刻掉转船头向东面叙利亚海岸迅速逃跑。以色列艇队开了火，在接着发生的战斗中，这艘叙利亚鱼雷艇被击沉。  
　　此时，以军艇队已转向东面，以两路纵队平行地向拉塔基亚对面的叙利亚海岸急速前进。南路有“雷谢夫”号导弹艇，这是第一艘参加海战的以色列设计和建造的海军舰艇。部队抵近海岸时，发现一艘扫雷舰，“雷谢夫”号的导弹火力把它击沉了。但是在扫雷舰正南待机时，这支艇队发现一支3艘导弹艇的叙利亚部队，原来鱼雷艇是警戒哨，扫雷舰是“诱饵”。当以军展开攻击扫雷舰时，叙军导弹艇即从翼侧攻击以色列艇队。以军艇队调头向南，与叙军导弹艇展开战斗。当以军艇只接近时，叙军导弹艇一起发射导弹。以色列艇队则成平行纵队向南行驶并进行机动，对叙利亚导弹艇形成夹击之势。11时35分，双方交火，都首先齐射导弹。不到25分钟，3艘叙利亚导弹艇被击沉。以色列海军无一伤亡而赢得了历史上首次海上导弹战——拉塔基亚海战的胜利。  
　　在同一天夜晚，第二支导弹艇艇队抵近塞得港地区。(埃军原计划在专门装备火箭发射装置的鱼雷艇上发射火箭，攻击以色列的地面目标。)埃军舰艇看到以军导弹艇，转身便撤；以艇紧迫抵近，但这次是以军飞机成功地击沉了一艘埃及导弹艇。  
　　以色列海军部队不断采取进攻行动，每夜都驶近叙利亚和埃及海岸，迫使这两个国家在海岸一线驻扎大量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叙利亚部署了整整一个装甲旅来保卫它的海岸线)。  
　　第二次重大的海战是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巴拉丁海战，发生在10月8-9日夜间。一支拥有6艘导弹艇的以色列部队接近埃及海岸，轰击达米埃塔地区的军事设施和海岸防御。就在午夜时分，一支4艘导弹艇的埃及部队用导弹向以军射击。以军在导弹射程以外全速开进，埃军看到以军未被导弹制止，仍在前进时，掉头便跑。3艘以色列艇发射了导弹，40分钟内，3艘埃及导弹艇全被击沉，而第4艘则在射程之外消失了。  
　　以色列海军在一种新的信心、勇敢和团结精神的激励下，开始越来越勇敢而主动地袭扰敌海军部队和海岸。10月10-11日夜间，一支导弹艇队袭击了明特贝迪亚港(拉塔基亚港附近的一个叙利亚海军港口)，还袭击了巴尼亚斯的油库。在随之发生的战斗中，以色列部队遭到大量雷达操纵的100毫米和135毫米海岸炮的集中射击，交战结果，两艘叙利亚导弹艇被击中后，在岸边搁浅了。第二天夜晚，以色列4艘导弹艇袭击了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和它北面的油库。以色列的舰艇再次遭到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又有两艘叙利亚导弹艇被以军导弹击中，大部分油库都着了火。  
　　以色列的凶猛、大胆和快速进攻，对叙利亚和埃及海军都产生了影响。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叙利亚海军在公海上与以色列海军交战，同时埃及海军攻击西奈海岸线上的目标。这一阶段在战争开始后持续了3夜，直到达米埃塔-巴拉丁海战为止。在第二阶段，阿拉伯海军采取了从港口掩蔽部迅速出击的战术，发射导弹后立即撤回到港口的商船旁和防浪堤后面进行隐蔽。  
　　随着以色列海军施加的压力增大，阿拉伯海军开始进入第三阶段行动：他们尽量不进入公海而在海港口发射导弹，以便得到由配置在海岸线的装甲部队加强的海岸炮兵的掩护。因此，在10月13-14日夜间，以军炮轰达米埃塔时，埃及海军未作反应。在10月19-20日夜间再次轰击同一地区时，以军的导弹艇又是沿尼罗河三角洲安然航行而未遇干扰。10月21-22日夜间，以军一支导弹艇部队迫近亚历山大附近的阿布基尔，击沉了两艘埃及雷达哨艇，抓了一些俘虏。尔后，他们用导弹打击并破坏了一个海岸雷达站。这时埃及部队发射了4枚岸对舰导弹，但没有命中。  
　　随着以色列骚扰作战(包括海军突击队打击埃及港口目标的行动)的增加，阿拉伯海军的反应越来越软弱了。不过，埃及人为了防备以色列蛙人的渗入，确实每晚都在港口投下成千上万枚杀伤人员的水雷。以军突击队在塞得港港口的一次作战，使埃及人丧失了1艘坦克登陆艇，1艘导弹艇和1艘鱼雷艇。以色列海军突击队在加尔达卡军港非常活跃，例如，战争快结束时埃及海军已因之而撤离一空。  
　　战争一爆发，埃及人宣布在红海北纬23度以北地区实行海上封锁(他们以前曾采取措施把亚丁港作为两艘“快速”级驱逐舰和一些辅助舰的基地)。两艘以苏丹港为基地的潜艇于10月7日上午袭击了一艘去以色列的油轮，发射了3枚鱼雷，但未击中目标。再往北，在苏伊士湾，埃军采取行动封锁了以色列租用的油船从西奈油田把石油运到埃拉特港所走的阿布鲁迪斯-埃拉特航线，战争一爆发，埃军就使用海军舰艇和直升机机降突击队对苏伊士湾以色列控制的西奈海岸发动攻击。以埃及加尔达卡港为基地的导弹艇和鱼雷艇靠近穆罕默德角和沙姆沙伊赫，攻击以色列的舰艇和陆基目标。  
　　大量突击队乘直升机机降在向南的道路上和纵深，以阻止以军的任何增援部队向海岸运动。此外，一支在苏伊士湾锚地和渔港的庞大的小型舰艇队准备为推进的埃及部队运送人员和补给品。在战争的第一夜，以军发现在扎弗拉尼角南面的塔拉马特港湾有小艇集结。两艘装备20毫米火炮的以色列巡逻艇攻击并消灭了这些小艇中的一部分，当时它们正要载运埃军突击队去阿布鲁迪斯。以军的进攻造成一片混乱，埃军的作战行动尚未实施即遭挫败。  
　　有几次，埃及海军猛烈攻击以色列占领的西奈海岸，但以军以牙还牙，几天之内，以色列海军便完全控制了苏伊士湾。10月8-9日夜间，在埃及沿海的萨达特角海面发生了一场战斗。在战斗中，埃及的一艘“德卡斯特罗”级巡逻艇尽管有雷达操纵的岸基130毫米海岸炮的支援，还是被击沉了。5天以后，以色列5艘巡逻艇开进加里卜角的锚地，那里集结了50余艘埃及小艇准备横渡苏伊士湾。在随之而来的近距离混战中，埃及的19艘武装渔船被击沉了。  
　　战争期间，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埃及对曼德海峡的封锁上。实际上，这一封锁引起了以沙姆沙伊赫和苏伊士湾的西奈海岸为基地的以色列海军部队的反封锁。反封锁对埃及经济的影响之大，超过了人们的一般估计。苏伊士湾的摩根油田和在埃及海岸的油田，每年生产石油约800万吨(埃及石油年总产量为1,000万吨)。这一产量的一部分出口，占埃及外汇收入的20%，其余石油则运往萨达特角的输油管，由此再运往开罗。为弥补由于苏伊士湾处于战争状态而造成的石油损失，埃及不得不依靠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供应石油，然而这些石油并不总是源源不断的，而且要记入埃及对这两个国家的借贷帐上。换言之，由于战争，埃及被迫支付在它自己土地上到处都有的燃油的费用。对经济的更大威胁在于，苏伊士湾各港口是埃及对东非和亚洲出口的口岸，就如埃拉特港是以色列的出口口岸一样。对经济的这种威胁，是由于以色列军队占领着西奈的海岸阵地，尤其是沙姆沙伊赫的阵地，因而能够在苏伊士湾为所欲为造成的。而这一事实往往被那些认为埃及封锁曼德海峡已使以色列坚守沙姆沙伊赫成为多余行动的人们所忽视。  
　　以色列海军的决策者曾仔细考虑并研究了以色列海军存在的问题，他们设法使小型舰艇具有尽可能强大的火力。以色列导弹艇约配备40名水兵，实践证明其火力远优于配备220名水手的常规驱逐舰。因此，这支快速而精干的以色列海军突然出现在作战海区，给阿拉伯各国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下述事实说明了这种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在战争中，以军的全部损失是3人死亡，24人负伤；埃及和叙利亚海军对以军目标共发射了约52枚导弹，但以军舰艇无一被击沉，以军已经证实的战果是19艘舰艇(不包括那些损坏但后来修复了的舰艇)，其中10艘导弹快艇。在整个战争中，尽管埃及海军部队在海上巡逻，但进出以色列的海运航路始终畅通无阻，小小的以色列海军完全控制了地中海和苏伊士湾的进出航道。  
　　但是，正如以色列的基本战略思想一贯认为的那样，赎罪日战争中的海战，对最终结局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中东的小型海战将使海军的设计师和决策者得以更深入地探讨未来的海上战争。在像地中海那样有限的海区作战的国家，在未来应当把建造快速，结构严紧的导弹艇和潜艇作为发展自己海军的方向。有限海区作战的特点要求更加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常规型海军是要在远洋作战的海上大国独占的领域。其余国家将不得不集中力量发展适应在邻近海面作战需要的近海海军。赎罪日战争的经验表明，海战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图9 海战情况

第十八章 教训和启示  
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以色列人在赎罪日战争中的基本错误，竟然来源于他们在六天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这点看来似乎是够荒谬的。以色列人从未充分认识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六天战争中进攻的对象是一支仓促展开的埃及军队，因此，经历过六天战争的以色列指挥官们都认为，他们可以用坦克加飞机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就是按照这种观点不顾比例失调地建设军队。  
　　埃及人深知，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以色列的坦克和飞机失去作用，和如何减缓以色列国防军动员后备力量的进程。他们的办法是利用导弹保护伞，集中大量反坦克武器，并采取战略突然袭击，迫使以色列国防军穷于应付。然而，以色列人却并未把它的军队建成一支能对付上述设想的力量；他们无视现实，仍然坚持依据他们那一套以上次战争经验为基础的僵死原则行事。例如，由于在六天战争中发现所用的半履带车辆的沙漠作战能力和越野能力都不强，跟不上坦克，于是装甲部队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就打算不要步兵。结果，当埃及把步兵作为其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以色列装甲部队却在没有步兵和迫击炮的情况下冲击敌军阵地，有些战斗可以说是徒劳的。以色列步兵缺乏机动能力，它的武器除少数几种外，都不及苏式装备的性能好。它的反坦克能力急剧下降，因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基本思想是，最好的反坦克武器是坦克。  
　　其次，多年来饱尝以色列夜战苦头的阿拉伯部队，利用了一切现代化的先进夜视技术器材来装备自己。而以色列的军事思想却放在坦克和飞机这两种不适合夜战的武器上，因此忽视了先前以色列所擅长的夜战这个课题。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在夜战方面当然就不会取得任何惊人的成绩。缺乏适合夜战的装备器材的原因，可以部分归咎于缺少经费。但是，缺乏经费不能掩饰以下事实，即以军普遍缺乏进行夜战的思想，在解决一些问题时，没有充分利用优秀的伞兵和突击队，而往往使用装甲兵。一个典型例子是第7旅用装甲部队从正面攻取叙利亚的特勒沙姆斯，结果遭到失败，伤亡惨重。而第二天夜间，一个伞兵营仅以4人受伤的代价攻占了同一阵地。  
　　战争的经验教训，迫使人们把地面部队改编成由单一司令部控制的庞大的诸兵种合成战斗队。这种战斗队应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装甲部队为主，一是以步兵为主。再就是根本不注意已掌握的情报——例如关于“萨格尔”反坦克导弹的情报——并从组织编制和作战方法上运用由此得出的结论。更严重的一个实例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明明多少知道一些埃及在10月6日的整个进攻计划，但看来并没有从这些情报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而作出明智的决策和采取实际的措施。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将军后来坚持说，他从不知道这一情报材料。  
　　此外，以色列军队过于强调飞机而忽视了炮兵的作用。一旦得不到空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就不言而喻地要更多地依赖炮兵。可是，据认为空军能够应付近距离空中支援中的大部分问题，因此，以色列军队缺乏足够的火炮，尤其是缺乏必需的牵引车辆，以致现有的火炮在仗打了三、四天之后才抵达南部战场。  
　　战争的深刻教训告诫我们，地面部队必须具有在毫不依赖空军的情况下应付各种问题的能力。用战场上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大量火炮，才能使空军集中力量保持空中优势，并有选择地对战场进行支援。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一个错误会引起另一个错误。  
　　很明显，以色列没有忽视将坦克和火炮调至西奈半岛前线的重要性，但是有一条却被忽视了，即这类调动不能象有充分预警时那样，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整个装备履带车辆的部队必须穿过以色列抵达北部，穿过西奈抵达南部。这样，他们不得不基于技术原因而将相当一部分履带车辆弃置路边，从而在危急时刻堵塞了主要补给线。1967年以色列曾发现有一条横贯西奈通往苏伊士运河的铁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不仅没有发展这条铁路，也没有计划用这条铁路的平板车把部队送往前线。相反，整个铁路都被拆毁，用来建造巴列夫防线碉堡的钢盖。任何不在行的人只需粗粗一看以色列的运输问题都会坚信，以色列应该优先迅速发展一条铁路系统，而这个系统由于人们不知道的原因，在以色列运输网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以色列国防军的建设再度比例失调。它把大量资金用于建设空军和装甲兵，而地面部队却仍然火力不足，缺乏迫击炮、喷火器、夜战装备器材和机动能力差。以色列地面部队，不象其他军种，譬如空军那样发展均衡、组织严密、各部门的发展都相互协调，它是以各兵种为基础的，而各兵种都有各自的效忠对象，各自的后台集团，在制定发展计划的会议上有各自的立场。结果是，以色列总司令部要通过十个兵种开展工作，需要十家互相让步，以弥补由此必然带来的种种缺陷。  
　　同全世界在赎罪日战争后发表的种种草率结论相反，坦克仍不失为在战场上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前提是把它作为计划周密的、能够应付现代化战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合成战斗队的组成部分之一。说实在的，“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所取得的战果根本没有宣传报道的那么大。事实上，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被这种导弹摧毁的以军坦克还不到25%。“萨格尔”导弹在战场上并不是一种新武器。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就曾碰到过这种武器。作为伞兵司令和步兵军官的拉弗尔·艾坦将军，已肯定认识到这种导弹的重要性，并对他指挥的部队进行对付这种威胁的训练。他是以色列参战指挥官中能够充分认识到这种反坦克导弹威胁、并准备对付它的少数指挥官之一。因此，他的师遭到这种导弹破坏的损失最小。此外，只有他实施了唯一的一次以色列国防军夜间敌后作战行动，并摧毁了敌人坦克。  
　　在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步兵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步兵几乎没有被正确运用和充分利用。例如伞兵这样训练有素的步兵，都是临时应差、毫无准备地仓促投入战斗的，而这在六天战争中只偶然发生过很少几次。以色列突出的错误表现在，它的国防军在西奈作战中单纯使用坦克来对付(埃及的)5个步兵师。他们在同一时刻既要担任守住防线的任务，又要担任实施反攻的任务。然而他们守住了防线，这恰恰说明了阿拉伯军队指挥能力低下。  
　　在分析以色列的进攻路线时，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以色列没有充分注意采取战略迂回的可能性。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边界长约2,100英里，双方军队集中部署在其中大约250英里长的地段上。过去，以军没有注意提高部队迂回敌人、迫使敌人分散兵力的能力；这就是说，今后必须致力于提高部队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和机动能力。80%的埃及军队集结在运河一线，执行进攻和防御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对策是采取间接的作战路线。以军莽撞地对坚固设防的防御阵地如密苏里据点和“中国农场”实施战术进攻是错误的。而10月14日的战斗，则突出说明了迫使敌人对我以充足兵力坚守的防御阵地实施进攻的重要性。  
　　以色列的许多指挥官都注意到，阿拉伯军队的作战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埃及的步兵。由于以色列人以往都是迅速取得重大胜利，所以在他们中间普遍流行着对阿拉伯军队的一系列错误看法。总的来说，阿拉伯军队较高一级军官的指挥水平一直很差(约旦部队可能除外)，但要说他们以前的仗打得都不好，也是错误的。他们从来不擅长进攻，因为这种型式的作战要求具备思想敏捷、善于在激战中机断行事的才能，同时也要求低级军官愿意承担责任，并能当场作出决定。而另一方面，在防御作战或预有周密准备的进攻战中，他们却总是打得很出色。在以军过去与埃军预先设防和预有周密准备的所有战斗中，埃军打得都很漂亮。然而，一旦指挥系统被打乱，他们就常常溃不成军。  
　　阿拉伯军队在准备赎罪日战争时，似乎吸取了这些教训，埃及人制定有限战争计划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司令部认识到，扩大一场复杂的进攻战可能会超出他们部队的能力。由于埃军强调了军官和士兵的智力养成，这次以军面临的埃军，其战术单位的领导水平比他们以往了解的要高。除此之外，埃及部队的纪律性显著增强，军容整齐，这也很自然地会反映在战场上的执行命令中。在这一方面，还要加上埃军官兵害怕受到制裁这一因素，因为埃军颁布了一道命令，即任何人不服从指挥或临阵脱逃，都要就地枪决。埃及和叙利亚军队都毫不含糊地执行了这一命令。  
　　埃及军队受领的非常具体的横渡运河的命令，以及埃军为此至少进行了三年的训练，说明了萨达特总统对他的军队绝不抱任何幻想。战后，伊斯梅尔将军在解释埃及军队为什么没有向山隘一线扩张战果时，又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埃军在10月14日的溃败，除了说明埃军统帅部作战指挥非常公式化以外，还说明它在指挥大部队进行需要实施机动的进攻性运动战方面还不成熟。  
　　埃及上层的战略指导堪称出色，它把战略进攻与战术防御结合了起来，因为埃及军队一渡过运河，即在狭窄的桥头堡展开，等待以色列军队来攻。大面积横渡运河，使以色列不能发挥其空军的作用，同时也正是这种显然不可能被全线击退的进攻的性质，保证了他们取得若干立足点。由于埃军没有再从桥头堡发动大规模的作战，以色列军队就没有余地发挥其机动作战的优势了。  
　　埃及取得长足进步的一大领域，是军事情报工作。六天战争后，苏联改组了埃及的情报系统，并向其提供了进行各种电子战的现代化尖端设备。埃及还引进了无线电侦听、电子监视和测向设备，并达到了令人满意的作战要求。阿拉伯人除向以色列国内派遣情报人员外，还从苏联电子情报船和卫星上获得了有关以色列的情报。  
　　在对战时落入以色列人手中的大量情报材料进行分析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埃及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的最初进攻，是在详细研究了以色列运河防御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并确实发现埃及得到了一份以军的渡河计划。此计划是沙隆师于1973年5月制订的。该计划提出在埃及重兵防守的德维斯瓦以北地区渡河，避开了那个防守薄弱的实际渡河点。更为严重的是，以色列的西奈密码地图(包括运河区及其西岸)落入了埃及人的手中。这份密码地图(于1973年共绘制了9份)泄露了以色列无线电通讯的所有密码。战时发现此图已全部被译成阿拉伯文。这种有利于埃及的便利条件，加上战时以色列无线电通讯保密又极为不严，造成了许多悲惨结局。  
　　人们普遍认为，叙利亚人在这次战争中仗也打得比以往的好。因为他们为完成这次任务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并一直未偏离这一方向。总的来说，叙利亚统帅部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果敢精神。每个叙军士兵都很勇敢，但坦克兵的作战水平很低。象所有阿拉伯军队一样，叙军士兵从不偏离灌输给他们的作战原则，而每当遇到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时，他们总是不知所措。叙利亚人以兵力众多、规模巨大的进攻来对付以色列军队的优势。叙利亚人在战前已进行了数年固定样式的预有准备的进攻训练，即依靠坦克一波一波向前推进，而不管前一波会发生什么情况。进攻就这样地永不停止。这就是阿维多尔在他的历史性战斗中遇到的问题。  
　　在战争的大部分阶段，叙利亚军队都以行动表明它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他们有秩序、有控制地退回叙利亚，但有时则过于死板。他们在纳菲克和第7旅防区发动的各次进攻总是同一性质。以色列在北部的许多部队遭到了“萨格尔”反坦克导弹的突然袭击。这本来是不应出现的，因为北部军区在前几次发生的战斗中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这突出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吸取应该记取的教训。  
　　虽然叙利亚士兵打仗很勇敢，但战后，特别是在国外，叙利亚人的战绩被夸大了，而对以色列的评价却很低，这是没有道理的。当叙军发动进攻时，他们具备所能期望的一切有利条件。而在以色列一方，由于战争的突然性以及装备物资和兵员的补充都是零星地进行，北部军区每天都只能将不到一半的坦克部队投入战斗。有好多天总兵力还比这少得多。拉弗尔师的坦克从未超过150辆。有时叙军比以军装甲部队多12倍。而以军由于遭到突然袭击和未能及时动员后备队而早已筋疲力竭和溃不成军了。叙军在导弹的掩护下实施战斗，从而限制了以色列空军活动。他们在炮兵上占有压倒优势。他们有时本已接近胜利，但他们的装甲部队根本不是训练有素、高度灵活的以色列指挥官和坦克兵的对手。  
　　必须强调指出，限制埃及部队作战范围的主要因素，还是以色列的空军。它迫使埃及集中人力物力建设如此众多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以掩护其部队作战。正是以色列的空军决定了埃军推进的限度，即使以色列空军一次也不去战场，这种决定作用还是一直有效。当以色列空军两次粉碎埃军进攻部队沿苏伊士湾向南挺进后，埃军就笃信不疑，他们只应当在导弹保护伞掩护下的地区作战。  
　　在考虑西奈前线的未来战略时，以色列的作战思想受到上次消耗战争的极大影响。以色列的战争计划拟定者们一心想的是打这种消耗战，而不是后来的赎罪日战争，因为以色列总参谋部认定，埃及在没有获得西奈空中优势之前，是不会横渡运河的，而这种空中优势，埃及必须到1975年才能取得。以色列在判断埃及战略时所犯的基本错误之一正在于此，就是没有估计到，埃及会决定采取以导弹为掩护的有限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而且相应地发展了一种有限战略。以色列总参谋部的错误，在于根据自己的军事思想标准来判断阿拉伯总参谋部的想法。他们没有想到，埃及会决定采取在导弹保护伞掩护下的有限战略，来实现其战争目的。  
　　 1973年，以色列的威慑原则被证明是失败的。阿拉伯人分析了以色列防御态势中的威慑因素，并准备了对付这些因素的办法。主要一条是采取战略和战术突然袭击，然后，运用国际外交手腕，利用一切机会，使形势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拟定的进攻样式，是要保证以色列前线部队在国际监督部队展开之前，无法粉碎他们的进攻。战后，以色列对于他们未能遏制埃及进攻的解释是：从经济上看，以色列不可能在前线保持一支作好充分动员准备的国防军；统帅部的战略，是建立在能得到可保证及时动员后备队的警报的基础上的。以色列国防部和军队领导人的那种“干就大干，要么不干”的态度，业已证明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根据阿拉伯方面的事态发展，本来可以采取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解决办法，例如，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情况，例如阿方在边界举行演习，就可以进行局部动员。战前以色列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反映出他们缺乏这种灵活性，这和1973年5月受到战争威胁时所采取的措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战争的激烈程度使军需人员措手不及。弹药消耗异常地快，飞机损失严重，毁坏的坦克数量惊人。很显然，多年来作为储备装备和弹药依据的军需标准表，需要进行大修改。数星期后，达扬将军不经考虑地公开承认，以色列部队的某种弹药已经用完，要不是美国的供应，国家就会处于非常严重的局势。这段话所透露的表明军队缺乏预见性的情况，使公众大为震惊。  
　　阿拉伯人显然预先就有计划从苏联得到再补给，因为战争爆发后不几天，苏联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空运。巨型“安东诺夫-22”运输机一架紧接一架在大马士革和开罗着落。它们从苏联起飞，在布达佩斯停留后，经南斯拉夫抵达开罗和大马士革。苏联货船装载了成千上万吨的装备物资，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开往拉塔基亚和亚历山大。  
　　然而，以色列的补给品渠道却没有如此畅通。当以色列参谋人员明显地感到物资补给告紧，特别是某些中型火炮和坦克弹药严重缺乏时，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拼命地来回奔走于美国国务院、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竭尽全力想对官僚作风快刀斩乱麻，使供应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以色列。直到10月13日星期六，第一批“银河”C-5式运输机才载着补给品飞往以色列。在10月14日到11月14日这一个月内，美国空军出动了560多架次，运输了2万2千吨武器弹药，其中包括坦克、火炮、直升机和其它许多装备，同时还从海上运输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显然，在危急关头进行的这次空运，对以色列在军事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政治上或许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正如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华盛顿在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的整整一个星期内所采取的犹豫和拖延态度)所看到的，这次空运无疑在导致停火、使美国在战后几个月中成为中东舞台上的主角，起了很大作用。  
　　分析赎罪日战争爆发之前的情况，可以看到有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个是在情报估计上犯了致命的错误，统帅部和中央部一级，都没有看出叙利亚和埃及两个方向的事态平行发展的重大意义。就所能看到的或根据现有材料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这一时期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从上到下始终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把叙利亚在北部的增兵(国防部长接到霍菲将军的报警后曾对此深为不安)，与埃及在南部的导常的活动和集结部队联系起来看。看来，正是那种认定阿拉伯军队不能或不会发动战争的想法，导致人们在思想上一片漆黑。所有有关部门都不能逃避责任。尽管那些不直接参预情报判断工作的人，如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等直觉更为聪敏，但是死抱一种观念的固执态度，还是影响了所有有关的人。他们两人在1973年的不同时间内，曾对埃及的备战表示了不安，并谈到了迫在眉睫的战争。然而当这种战争的迹象大量涌现时，他们却由于在四、五月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许还因为在赎罪日期间进行全国动员会令人不快，所以仅把战备限于现役军队。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没有人想到进行某种形式的临时动员，在边境线加强安全措施。这种做法，看来是来源于“干就大干，要么不干”的思想。同时也暴露出，在战前的命运攸关的几天里，总参谋部的各级指挥官都没有坚决主张进行动员。  
　　造成以色列思想松懈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是在国防和军事机构中有一种武断设想，认为在边境线上虽然敌众我寡，但足以抵御埃及或叙利亚的任何进攻。上述想法又出自对战争手段发展变化，特别是对空军对付地对空导弹系统的能力判断失误，以及没有认识到各种新情况，例如在运河埃及一方修筑高大沙堤的重大意义。修筑高大的沙堤竟被认为是防御措施，而实际上，沙堤在埃及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对付以色列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的作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戈南将军(曼德勒将军显然更早)曾对这一新情况提出过警告，并力主采取对抗措施，特别是沿第二道防线，但已为时太晚。  
　　战后，萨达特总统把加高运河一线的主要沙堤，说成是埃及准备渡河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说：“以色列嘲笑我们的筑堤行动，说什么埃及人总是喜欢建造金字塔”，“但是这些沙堤在观察敌人和其他敌人未予注意的军事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凭借这些于1973年2月底完工的沙堤……完成了对西岸的控制。”  
　　以色列人的错误，起因于他们认为阿拉伯人不能或是不愿发动进攻这一基本观念。对每一件新的事态发展的情报判断，都用这一观念去套，而不去作出独立的判断。结果是错误地判断了阿拉伯人的战备活动。但必须记住，作为一种额外的保证，以色列参与制定决策的人都有一种安全感，认为前线的正规军加上数量充足的坦克，就具有对付任何意外事件的能力，空军也具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能力。可是，这种“保证”是建立在错误地估计了技术的发展和错误地判断了阿拉伯人在计划要发动的进攻中所投入的人力和装备的数量的基础上的。虽然以色列统帅部从数字上是了解敌方的人力和装备的，但没有从作战的角度理解它们。以军的作战思想，也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阿拉伯军队新的反坦克能力。  
　　这两大失误，致使以色列在战争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以军作好了在72-96小时内有条不紊地进行战争动员的准备。这次临时紧急动员，虽然很出色。可歌可泣并拯救了国家，但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部队只能是一小批一小批地投入战斗。这就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动员不充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毫无道理的；以色列动员制度的真正力量，恰恰是在这次动员所处的形势中显示出来了。  
　　与此同时，还暴露了许多弱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滋长了松懈情绪。在局势非常严重，有理由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时，却让训练不足的后备队员留驻苏伊士运河前线。军队还缺乏纪律性，这一点长期表现在死亡率非常高的交通事故和训练事故当中(每年死亡达数百人)。近几年来军队高级指挥部有一种放松纪律的倾向，宁愿接受无纪律状态，而不愿强制性地去贯彻它的意志。部队的军容差，引起人身死亡的事故比率高，营房和车辆的保养情况不良，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武装部队内部存在着严重问题。作者曾呼吁公众注意这一不详之兆，然而孤掌难鸣，几乎或根本没有引起反应。至今，这类问题在那些负责监督武装部队的政府机构中也几乎毫无印象。战斗纪律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很出色，但行政纪律一贯松弛，导致死亡率不断提高这一事实，并未在以色列引起议论或反应。  
　　极为重要的是，就以色列最高统帅部而言，似乎把快速轮换高级军官的工作，当成了本身的目的。为了加速武装部队内部高级军官的轮换，经受过充分考验、经验丰富的军官正当处于发挥他们才能的顶峰时却被替换掉了。结果到战时，一些具有潜在能力但是缺乏经验的军官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还不能完全胜任的职位，而经验丰富的军官却成了旁观者。  
　　以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希米尔·阿格拉纳特为首的政府调查委员会，花了数月时间来追究战争责任。由于该委员会可以接触所有的军官和文件，所以任何人都不想与之对抗。然而尽管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开脱了国防部长对战争爆发前所犯失误应负的一切责任，但对西方读者来说，一位国防部长，不管他如何能干，如何卓越和如何有力量，对发生的事情要想逃避部长的责任，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达扬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物，他喜欢集中精力于工作的某些方面而不顾其他。另一方面，他又愿意同各部门官员分担责任，突出表现在他习惯于在总参谋长和情报局长的陪同下参加内阁会议，这样，他可以有条件说：“这话是他们说的，我可没说。”他进一步完善了他感兴趣的以色列在占领区实施的卓有成效的政策。他直接关注前线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军队的行动计划与作战活动。但是作为部长，他几乎不关心军队的日常生活，对全国唯一最大机构的管理工作方面的详情细节感到不耐烦。有关日常事务、纪律训练、营房管理和一般行政工作都使他厌烦。他明显感兴趣的是现有的坦克数量，而不是坦克的状况。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外，他完全依赖于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部。他不明白，在议会民主制度下，他也应对这些事情负责。同样，他还在军事准备和情报判断的各个方面向总理和内阁负责。  
（未完）

战争造成的震动使达扬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揪他的心。阿拉伯人初期的猛攻和成功使他感到悲观，影响了他对整个战争的判断。他用大量时间呆在远离指挥中枢的前线，常常在自己周围制造悲观气氛和提出意见。要是当时采纳了他的意见，那么战争的进程就会改变。以色列人就不会有那些在停战谈判中被证明为很有价值的王牌。很难猜透达扬思想的逻辑性。他在5月发出指示，要求为1973年晚些时候发生战争作好准备，以后，他又根据10月份第一个星期和赎罪日上午获得的所有情报，反对总参谋长的总动员要求，因而失去了数小时的宝贵的动员时间。达扬一再优柔寡断。赎罪日上午他告诉梅厄夫人，说他“反对总动员，但不会辞职”；对于是否在10月10日星期三进攻叙利亚，他留给梅厄夫人去作决定；他宣称他“不会发动运动”来反对以色列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尽管他不赞成这样做。要是接受了他第一天提出的撤到西奈山隘一线的建议，尔后的以军横渡运河就不可能实施。他错误地判断了政治的发展，在整个战争中他始终认为根本不会停火。  
　　应该为达扬说几句好话，他是有政治头脑的将军，关心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形势。但是在军事上，他却在一天之内由极度相信前线部队的兵力比例足以对付阿拉伯的进攻，转变为情绪极为沮丧，对同样的兵力丧失了信心。他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在急难之际是经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挑战的。对于前线部队错误的兵力比例和战前准备不充分，达扬也许在形式上不负责任；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最高参谋长，在许多场合他都象最高指挥官一样行动和发号施令。当霍菲将军为北部局势发愁时，达扬便同参谋长一道乘飞机飞往前线视察，并决定派第7旅增援该地区；他对苏伊士运河一线的关注和参与的活动也不算少。在许多情况下他对军队指挥官的任命和对军队的其他发展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但非常奇怪，与大家的想法相反，他对实现自己的意愿却犹豫不决。他性格上的这一巨大弱点，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时，都一再地表现出来。  
　　以色列著名漫画家齐夫，大概是把达扬概括得最好的一个人，他总是把达扬刻画成哈姆雷特式的疑虑重重、优柔寡断的人物。他的超凡的魅力往往掩盖了他性格上的许多基本弱点，并帮助他渡过了其他能力稍差的人根本无法渡过的艰难局势。  
　　战后，达扬不遗余力地赞扬梅厄夫人，他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梅厄夫人的坚强性格和在最困难时期保持镇静的能力，才扭转了达扬的悲观失望和杞人忧天。梅厄夫人的治理方式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允许政府各部门之间彼此掣肘扯皮。她处理问题和治理国家的方法既教条又死板，这是造成政府在战前的过失的一个原因。她就象一个主管全家的母亲，以铁腕手段当家作主。她没有照章办事的概念，而喜欢同她的亲信紧密合作，这就形成了以人所共知的“厨房内阁”为基础的临时政府体系。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事实证明这些特点却是一种财富。她坚强不屈，使得这个国家在战时和战后的政治谈判中，具有所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在许多场合下，她，一个年满75岁的妇女，发现自己被逼无奈，必须在专家们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军事方案中作出决定。她作出了决定，并总是根据对她大有帮助的大量常识，作出了很好的决定。  
　　戴维·埃拉扎尔象他的部长一样，无疑要承担判断错误的责任。尽管他也如同他的部长一样，并未掌握所有的情报，而且他们俩都上了军事情报局所作的完全错误的判断的当。总参谋部的其他人员固然都同意了驻守边境部队的兵力规模，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减轻埃拉扎尔作为全军总指挥的全部责任。然而，一旦明确要爆发战争时，他便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要求立即进行总动员；由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扬与他有争议而丧失了极其宝贵的五个小时。情况很清楚，总参谋部对于这一影响了全军的拖延过程是不能脱离干系的。情报部门的失职，已广为宣传；西奈前线部队的素质，部队的战备状况，报到的纪律状况，储存在许多仓库里的装备的状况等方面的问题，都推给了总参谋部的各个部门。尽管总参谋长应对总参谋部负责，但是战后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在对总参谋部的情况作了客观的分析，揭露了许多错误和失职行为时，却把过失全都归咎于埃拉扎尔一个人。  
　　一旦战争爆发，埃拉扎尔将军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能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保持沉着坚定，从不急躁惶恐，并在整个部队中维护了他的权威。他指挥战争的才能在于谨慎从事和深谋远虑，并领导他的军队最终创造了有利局势，使以色列能在比这场战争刚开始时所面临的境况要好的条件下进行政治谈判。埃拉扎尔决定于10月7日星期日早晨把佩莱德师调往北部，并且决定在早期阶段便实施反击，这是挽救北部前线的两项重大决心。他因为热衷于在战争爆发前夕的反击计划，而一直在受到批评；事实上他一直专心致志于发起这种反击，并在战时提前几天就考虑到这点正是指引以军走向胜利的一个因素。  
　　戈南将军是一个不幸的战争受害者。他的悲剧在于晚了一年到达南部军区，战争爆发时，他还处于了解军区情况的过程中。将级司令官(沙隆)和负责前线的师长(曼德勒)还有不到三个月就将去职，这一事实突出说明了以色列国防军轮换政策的愚蠢。许多针对戈南的谴责看来都是事后诸葛亮。按照这些谴责，事实表明，在战争爆发前的关键几周内，戈南的行动说明他已意识到苏伊士运河一线情况发展的严重性。  
　　然而，无论是他，还是武装部队的其他高级军官，都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10月4日星期四，他出席了总参谋部专门解决部队纪律问题的会议。星期五，他听到的一个情报判断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处于“低点中的最低点”。他的许多要求加强的建议都遭到拒绝，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总司令部是如何看待边境的事态发展的。一个局外人通过考察战时的事态发展，得到这样的印象，戈南后来公开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根据他在战前和战时的作为，没有理由仅针对他一人进行这种程度的批评。他象大部分其他高级指挥官一样，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一份判断错误的责任，同时他也应该分享由于许多正确的决定和成功的作战行动而创立的功劳。他是一个勇敢、顽强、能干和内行的军官，但命运不佳。如果战争提前三个月爆发，他大概会象以前历次战争一样，作为一个戴着桂冠的师长出现在众人面前。  
　　尽管沙隆将军具备野战指挥官的卓越能力，但是由于他公开破坏总参谋长及其私人代表巴列夫将军、南部军区司令和其他高级指挥官的威信，因此他对其他军官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怀疑，并且更多地反映了他的偏见，而不是他所批评的人的错误。从分析他与上级的许多争论来看，他是了解敌人的；但是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有时很不现实，往往采取以色列力所不及的冒险行动。他的个人领导艺术，勇敢和坚定的性格，以及对士兵的鼓舞能力，显示出他是一个杰出的野战指挥官。但他对于同僚的态度，他的公开举止以及他对别人的指责，使人们对他性格的评价又产生了疑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指挥官能象他那样，以惯有的魄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横渡苏伊士运河，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哈伊姆·巴列夫将军在战争中显示出是一个稳健、可靠而能干的指挥官，全凭他的个人权威、通情达理的态度和指挥能力，才控制了南部军区在指挥上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他处理南部军区问题的沉着冷静，充分说明了他的为人，一个能在危急时刻保持坚强意志的领导人。  
　　总之，不能让对战争各方面的批评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武装部队赢得了他们历史上最惊人的胜利；只要以军及时进行动员，阿拉伯人的进攻一开始就会被粉碎，上述以色列领导和军队的一切错误也就不值一提。阿拉伯人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的。它以一支规模大致相当于北约驻欧总兵力的部队，对一个人民毫无准备、军队没有被动员的小国发动了突然袭击。阿拉伯方面的大量装甲部队向以色列军队猛扑过来，它们得到苏联所掌握的全部技术的支持，并且知道苏联的大规模海运和空运已准备好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启运。尽管如此，以色列人民和军队进行了一次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动员，他们从祈祷中冲向战场，进行了英勇卓绝的保卫战，并在第三天便转入了反攻。在迅速进行总动员的同时，全国借助于原有的组织成功地继续工作，工业生产保持在战前水平的70%，人民生活十分正常。天空没有敌人的飞机。  
　　在以色列回击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军队时，和以军处在同一阴影下的西方世界军队，除少数外，多数持胆小怕事和自私自利的态度。这充分表明，如果苏联决定出动其欧洲最近基地的部队，西方世界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从许多方面看，以军官兵们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的生存与自由而战。只有美国深知以色列的这场斗争的意义。因为采取了勇敢和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西欧国家由于对阿拉伯酋长们卑躬屈膝却暴露了它们是一个软弱涣散、四分五裂的共同体。这真是咄咄怪事。  
　　那些有过错的人不能逃脱历史的谴责——由于他们的失误而付出的代价，至今还没有完全偿还。由于这些错误，以色列丧失了它在历史上独特的、有助于将来谈判的实力地位。它很可能不得不再次付出更为重大的代价。但是，对那些可能遭到责备的人，在以色列国防军于难以置信的恶劣条件下，所取得的惊人胜利中，不给予他们一份应得的荣誉，也是错误的。总之，荣誉归于司令官们，军官们和士兵们，正是他们确确实实地遏止了进攻军队的挺进，表现了无私无畏的英勇精神，拯救了国家，使军队走向了胜利。  
　　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早作动员并早有准备，本来会使阿拉伯军队遭到极为可耻的失败的。然而战后却出现了这样的悲剧性情况：阿拉伯军队竟把他们初战获胜说成是重大胜利，而事实上只是由于苏联和安全理事会的干预，才把他们从全面失败中解救了出来。现在，危险在于他们不会从战争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和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被想象中的胜利狂欢冲昏了头脑。除非有一个明智的领导，使阿拉伯世界采取一种新的冷静态度，不然，这种狂喜就会孕育未来冲突的种子。  
　　然而，赎罪日战争的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而是要广泛得多的社会。达扬将军曾说道，中东战争的钥匙在苏联人手中，而中东和平的钥匙则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六天战争后作出的这个论断，迄今都是正确的。如果说从分析导致战争的事件中，更确切点说，从分析六天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之间那几年所发生的事件中，可以得出什么明确结论的话，那就是苏联在为中东战争创造条件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它的目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为了支持或反对这一地区的特定一方，而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东国家重要的地理政治位置，苏联几世纪来一直在凯觎的地中海，在苏中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通道——苏伊士运河，中东的尤其是波斯湾的石油供应，所有这一切，使中东成为苏联生命悠关的地区。如果再加上以下事实，即苏联与中东国家(其中一个是北约成员国)接壤，以及在赎罪日战争期间和以后阿拉伯国家曾在苏联的鼓动下实施石油禁运，那么这一地区对苏联的价值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  
　　据纳赛尔本人承认，苏联在导致六天战争，在利用战败来加强它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以及在劝告埃及人不要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和解，并全力支持埃及重建武装力量，使他们能再次进行战争等方面，都起了主要作用。研究中东事态发展的学者会不断地注意到，只要出现有利于和解与和平的呼声，苏联代表团就会到该地区来访问，而阿拉伯人的态度便会再次强硬起来；每次这种访问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军事局势的升级，例如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1969年初对开罗进行长时间的访问后不久，即爆发了消耗战；当脱离接触会谈即将开始时，葛罗米柯又于1974年3月对大马士革进行了访问，不久叙利亚前线即爆发了消耗战。多年来苏联为了发动战争这一特殊目的，不断地加强阿拉伯军队，源源不断地向中东输入所拥有的最尖端武器，使中东局势不断恶化。  
　　究竟阿拉伯人在何特定时间进行战争对苏联合适，或者苏联是否试图阻止他们，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苏联人已如此之深地陷入了阿拉伯世界的各种规模的战备行动，以至于他们关于是否要进行战争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不重要的东西，原则上他们同意阿拉伯人作好打一场进攻战的准备，并准备了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这样，正当世界上许多人自欺欺人地认为缓和的新时代已经开始时，苏联却于1970年1月正式承担了埃及的防空任务。在1972年5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会见之前的一个月，萨达特总统应邀去莫斯科参加会谈，会谈中他接受了苏联在原则上同意发动战争的意见，然后里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欣然前往签订一项称为《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的文件，文件声明：“美国和苏联负有特殊义务来尽它们的一切力量，以避免发生能够加剧国际紧张的冲突或局势。”  
　　在1972年举行最高级会谈后的一年内，苏联为埃及和叙利亚军队提供了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武器。1973年最高级会谈前三个月，苏联决定为埃及提供“飞毛腿”导弹，这是为了打消埃及人对发动战争的任何犹豫而有意识采取的行动。萨达特曾计划在1973年5月发动战争，但他又决定推迟，原因正如他在1974年8月会见《今日消息》周刊记者时所谈的那样，“当时，苏联人定于5月在华盛顿与尼克松举行第二次最高级会谈，由于某些没有必要在这时透露的政治原因，我决定推迟进攻日期……”。与此同时，阿萨德总统对莫斯科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访问的结果是加速提供全套地对空导弹系统，1973年7、8月，这套系统被赶运到了叙利亚。  
　　就在勃列日涅夫在他的祝酒词中娓娓动听地对容易上当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对很容易上当的美国政府和人民)大谈其和平与友谊，和再次主张苏美两国必须致力于把国际紧张局势减至最低限度的时候，苏联却自觉和积极地在中东地区准备着一场新的抗争。  
　　许多迹象表明，在1973年9月的第三周，苏联最高领导层便完全了解埃及打算发动战争。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在9月21日发表的一条新闻声称，勃列日涅夫延长对保加利亚的访问，是为了会见埃及总统萨达特。尽管后来苏联否认了这一情节，但似乎有理由认为，在这次会见中，勃列日涅夫和萨达特对苏联的援助以及苏联对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的各方面应作何反应，都作了最后的安排。这一情况还可以同意大利外交部接到的报告联系起来看，该报告说，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访问中，就所计划的苏联空运问题与保加利亚人进行了协调安排。事实上，10月2日保加利亚通讯社发出的一条英语新闻，就报导了叙利亚和埃及准备马上发动进攻。看来发布这一报导是由于一时的疏忽，因为它立即就被撤消了。  
　　战争前一星期，苏联发射了几颗宇宙卫星，侦察以色列北部和南部前线，苏联的船只离开了埃及港口，苏联电子情报船从埃及向北行驶，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苏联顾问家属，在苏联大使们分别接到战争迫在眉睫的通知后，仓促撤离，这一切使人们更加相信，战争是得到苏联默许的，预且他们确实深知战争的准备情况。  
　　战争一爆发，苏联即向埃及和叙利亚顺利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运，而不是象美国对以色列的空运那样，是临时组织并经过过激烈谈判的。战争爆发前便肯定在黑海港口作好准备的苏联船只，装载着战前储备好的装备，于10月11日星期四就已经在叙利亚港口卸货。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足以证明，战争的补给计划是得到苏联事先的默许和精心准备的。战争期间，当叙利亚首都受到以军威胁时，以色列和美国情报机构都获悉，苏联三个空降师处于待命状态。  
　　赤裸裸的严峻事实是，就在苏联与美国最高级会谈的一片祝酒声中，苏联在玩弄骗人的诡计，悍然违背了在他们的坚持下才于1972年5月签订的缓和“基本原则”的条款和精神。很少有这么多国家被这样公开欺骗。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出于各自的目的和私利，拼命追求缓和这一幻想，但只有非常天真的人才会继续相信克里姆林宫的诚意。因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缓和——至多也不过是单方面的缓和，苏联实际上在嘲弄1972年最高级会谈上他们所同意的“基本原则”中的每一句话。现在，就象当时那样，缓和，从最好处想，不过是个实用主义的神话，而从最坏处想，则是危险的幻想。  
　　有理由认为，苏联由于知道战争继续打下去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在战争第一天便提出要实现停火，公开理由是叙利亚曾要求他们这样做，但萨达特强调说，叙利亚否认了这种说法，并在后来据传同意美国10月13日的倡议。他们对战争的估计，并没有受那种搞乱了阿拉伯人思想的欢欣若狂的影响。在整个战争中和战争一结束，苏联都对军事局势进行了非常明确的估量，并据此采取行动和作出反应。当战争似乎对阿拉伯人有利时，苏联竭力鼓动继续进行战争。他们赶运补给品并鼓动其他阿拉伯国家增加援助(如勃列日涅夫曾敦促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和使用石油武器。只有当他们认识到由于战术态势决定埃军第三集团军必垮无疑时，才迅速行动——甚至达到了制造可能导致核冲突的紧张局势的地步——制止战争。战争一结束，苏联人采取的行动(包括他们坚持要在中东地区驻扎苏、美部队，和威胁要派7个空降师去埃及等)，看来也是为了进一步试图重建他们的地位，这种地位自1972年7月他们从埃及撤走两万军事人员，已被大大削弱了。  
　　通过日内瓦谈判，苏联已成为参与解决中东问题谈判的一方。它的战略似乎是让美国占领这个舞台的中心，并且不用苏联施加压力，而尽可能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然后，苏联显然是要尽量防止发生任何可能损害它作为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者地位的事件。因此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是创造一种和平气氛，或是仅仅减轻武器供应的重要性，看来都有损于苏联的利益。此外，苏联人将利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该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1974年夏季在莫斯科受到国宾待遇)，来危害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统治，并在适当时机把它作为影响以、阿冲突谈判方向的重要手段。  
　　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战略利益是在波斯湾。从扩张主义的观点和阻止波斯湾国家的石油运往西方和日本的观点来看，苏联在波斯湾开展活动的主要基地是伊拉克。从苏联到伊拉克的主要供应线，是经由叙利亚拉培基亚港并穿过叙利亚。苏联为了发展这一基地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且试图消除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内对立两派之间的分歧，以便加强对这两个国家的控制。因为这两个国家从土耳其包围了北约国家的东端，并且是一支能抗衡得到美国鼓励和支持、正在壮大的伊朗武装部队的力量。  
　　中东冲突突出地说明，苏联坚决而无情地威胁整个欧洲的安全，但欧洲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从而可耻地没有作出反应。因为对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来说，这次战争基本上是个小插曲，他们可以在这次战争中试验他们的武器，判断西方的技术水平和试探西方对这种危机的反应。西方对苏联的行动作出胆怯而犹豫的反应，对苏联来说，这肯定是中东战争最鼓舞人心的一面，而美国作出毫不含糊的强有力的反应，包括出乎意料地为以色列重新提供武器，则无疑地是最令苏联不快的一面。  
　　苏联在数月内便重新为叙利亚提供了它在战争中所损失的坦克数量——约1,200辆，并且还有额外的增加，这一事实说明苏联的军事装备数量空前。苏联在随后的一年之内还向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印度、也门和南也门运去了大量的坦克，总数达数千辆之多，更不用说它还向其他许多国家提供了这类装备。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中东问题特别小组委员会1974年所报告的情况相对照，就一定可以看出这种巨大的潜力。报告说：“……在美国，仅有一家工厂为美国陆军生产坦克。目前的生产率是每月30辆，即一年360辆。”在法国的坦克年产量总数也差不多，一年300辆左右。苏联武器生产设施的规模和范围显然是西方所望尘莫及。  
　　西方在展望未来时必须面对苏联卷入中东战争这些阴暗的事实。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苏联的帝国主义目的缩少，而只是模糊了西方对危险的认识。对西方来说，赎罪日战争是重要的一课，西欧国家只有在能够认识到这场浴血冲突的意义并从中得出深刻的结论时，方能保持其独立性。  
　　至于中东，它所面临的不仅是危险，而且还是极大的挑战。基本问题依然如故：阿拉伯人想要和平吗？他们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吗？历史学家将会发现，以色列从来不是阻碍和平倡议的因素。以色列作出的反应，可能不总是直接的或老练的，但没有一次是不利于和平的。基本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阿拉伯人坚持认为以色列没有生存的权利。象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更不用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了)这样的阿拉伯激进国家，是根据巴勒斯坦契约行事的，而消灭以色列国家正是该契约的根本宗旨。更为圆滑的阿拉伯人，如埃及人和约旦人则玩弄阿拉伯语词藻来区分不同形式的和平，这样他们就能搪塞和避免对下列问题作出明确答复：以色列是否有生存的权利？他们是否准备同以色列实行真正的和平？  
　　由于阿拉伯人认识到，坚持把以色列人推下海去的主张，不利于他们反对以色列的宣传运动，所以近几年来他们的手法更圆滑了。他们采用了阶段论，第一阶段要求以色列撤到1967年的停火线。然而他们的目的仍然没有变，阿拉法特在1974年11月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是最新的证明，当时他实际上是再次宣告了阿拉伯人要消灭犹太人国家的纲领。以色列愿意尽最大努力来实现和平，但它不敢进入一个对阿拉伯意图抱有任何幻想的新阶段。只有当阿拉伯人的行动表明他们愿意改变对以色列国家的生存这个基本问题的态度时，以色列才有可能作出让步。  
　　以色列人在战争停歇期间吸取了教训。只有一个非常不明智的政府和军事机构，才会让首次攻击的选择权完全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中东正进入一个以军事解决问题的复杂阶段，这可以造成迄今梦想不到的破坏和混乱，并且远远超出战场的狭小范围。在一切未来战争中，平民将和军队一样受到攻击。这一情况使以色列必然要担负起拥有首次攻击选择权的重任，同时，不管攻击的范围大小和运用什么样的武器，都必须具有进行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今天，双方拥有的武器的摧毁能力本身，最终会在中东地区起到威慑作用，条件是以色列保持可进行任何选择的高度战备状态。另一个有希望的因素是阿拉伯人在赎罪日战争中的最初胜利挽回了他们民族的名誉，这一点可能最终会促使双方的对话和会谈取得进展。  
　　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些会谈是否将取得成功。以色列之所以获得与阿拉伯世界进行谈判的资格，是由于它在赎罪日战争中取得了战场上惊人的胜利。尽管遭到了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尽管初战受挫，遭致惨重损失，以色列人民、军事指挥部尤其是战斗人员团结一心，力挽狂澜，取得了拯救民族的胜利。(以色列)四千年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与赎罪日战争所取得的战场胜利相比，显然黯然失色。以色列人会把这次战争作为他们的赎罪日战争铭记在心。今后，以色列有充分权利从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汲取勇气和信心。

又搞完了一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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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我也有一本介绍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书，不知看了多少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