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　中国进入高发期

来源：联合早报
　　[B]●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B]
　　面对崛起的中国，你会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看它连续20年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上海的天空线，以及迎向奥运的喜气洋洋。另一种是屡发不止的水灾、火灾、矿难，以及一再爆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群众事件。
　　中国媒体最近提出，中国正进入“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和“社会高风险期”。政府近年加大力度建立国家的紧急管理机制，而学术界则提醒说，这些法律与制度不能成为徒有形式的空文。
　　根据统计，2003年中国因突发公共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65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326亿新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200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550亿元，但依然相等于国民生产总值3％，突发公共事件为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惊人。
　　这些突发公共事件包括各种方面：生产事故、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卫生和传染病突发事件等等。其中，又以生产事故和交通事故等人为事故造成的损失最严重。
尚缺处理突发事件基本法律
　　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的速度越快，突发性公共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越大。而社会的不平等发展，又进一步加大公共事件酿成社会危机的风险。如何应付这“两高”，是中国政府又一当务之急。
　　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和防治，多名中国学者一致认为：首要任务是为国家的应急预案制订法律。
　　中国人民劳动大学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教授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立法的权威性是任何其他措施无法替代的。
　　据了解，中国尚缺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基本法律。与此相对的，却有林林总总的一系列与处理突发事件有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应付骚乱的《戒严法》、应付自然灾害的《防震减灾法》、《防洪法》等，以及应付公共安全事故的《安全生产法》、应付公共卫生的《传染病防治法》等。
　　由于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分别立法，因此也产生法多分散，而且法律规范之间冲突的情况。加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根据各自需要分别立法，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情况，往往会削弱各种法律与条例的效应。目前，一部针对应急管理的立法草案《突发事件与应急状态处置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在立法的同时，郑功成也提出，政府需要通过实践来提高应预案的有效性，并加强社会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意识。　　
　　不过，上行是否能取得下效，仍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有预案比没有预案好，但有预案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郑功成这个意见，代表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学者们也提出，有了一个好机制，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头和文字上，而不能即时付诸实践，终归是镜花水月。来源：联合早报
　　[B]●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B]
　　面对崛起的中国，你会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看它连续20年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上海的天空线，以及迎向奥运的喜气洋洋。另一种是屡发不止的水灾、火灾、矿难，以及一再爆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群众事件。
　　中国媒体最近提出，中国正进入“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和“社会高风险期”。政府近年加大力度建立国家的紧急管理机制，而学术界则提醒说，这些法律与制度不能成为徒有形式的空文。
　　根据统计，2003年中国因突发公共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65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326亿新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200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550亿元，但依然相等于国民生产总值3％，突发公共事件为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惊人。
　　这些突发公共事件包括各种方面：生产事故、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卫生和传染病突发事件等等。其中，又以生产事故和交通事故等人为事故造成的损失最严重。
尚缺处理突发事件基本法律
　　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的速度越快，突发性公共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越大。而社会的不平等发展，又进一步加大公共事件酿成社会危机的风险。如何应付这“两高”，是中国政府又一当务之急。
　　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和防治，多名中国学者一致认为：首要任务是为国家的应急预案制订法律。
　　中国人民劳动大学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教授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立法的权威性是任何其他措施无法替代的。
　　据了解，中国尚缺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基本法律。与此相对的，却有林林总总的一系列与处理突发事件有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应付骚乱的《戒严法》、应付自然灾害的《防震减灾法》、《防洪法》等，以及应付公共安全事故的《安全生产法》、应付公共卫生的《传染病防治法》等。
　　由于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分别立法，因此也产生法多分散，而且法律规范之间冲突的情况。加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根据各自需要分别立法，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情况，往往会削弱各种法律与条例的效应。目前，一部针对应急管理的立法草案《突发事件与应急状态处置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在立法的同时，郑功成也提出，政府需要通过实践来提高应预案的有效性，并加强社会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意识。　　
　　不过，上行是否能取得下效，仍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有预案比没有预案好，但有预案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郑功成这个意见，代表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学者们也提出，有了一个好机制，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头和文字上，而不能即时付诸实践，终归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