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铁城撤离：珠三角制造业告别青春期迎来阵痛

西铁城撤离：珠三角制造业告别青春期迎来阵痛


2015年03月08日   经济观察报


     
　　西铁城撤离：珠三角制造业告别青春期

　　陈秀月

　　没等到正月十五，心事重重的宋林早早地离家前往深圳找工作。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年前突然丢了工作。2月5日，宋林所在的西铁城精密广州公司突然宣布解散。1042名员工被要求半小时内离开工厂。

　　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日方的解释没有太多，“这是出于集团公司对生产体制的调整。”西铁城官网显示，该公司的产品有四成以上是在国外生产的，其主要的生产中心位于中国。中国制造服务西铁城已有30年。

　　宋林有过抗争，但最终还是签字拿了赔偿金。选择在返乡过年之时解散工厂，西铁城被员工们认为不近人情。“为什么不能提前一个月告诉我们？”在西铁城工作了十年的吴桐既气愤又不解。

　　对于突袭式的撤厂，西铁城有着自己的考虑。其总部曾对日本经济新闻社解释称，“公司员工人数众多，各厂区的电力设备繁多，而且生产现场使用部分化学药品，如果员工长时间滞留厂区并且情绪不稳定，工厂将陷于无法控制的状态，不仅不能正常生产，更可能会导致员工人身安全的重大问题。”

　　西铁城是全球知名的钟表品牌。其撤厂的举措，被解读为珠三角外资制造业大规模撤退的信号。但广州对外经贸局局长、广州市商务委主任肖振宇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西铁城只是个例，不存在大规模撤退的事情。”

　　记者了解到，日本精工在广州南沙的工厂目前仅有三四百人。而其在2006年、2007年的用工规模一度达到三四千人。不可否认的是，在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大背景下，曾经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的珠三角，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他们都正在经历告别制造业青春期所带来的阵痛。

　　来不及说再见

　　对于西铁城而言，这其实是一次酝酿已久的撤退。去年开始西铁城采取着一些渐进式的措施，如劝说员工主动离职。“去年各个部门大大小小有好几次，政策都不太一样。”宋林记得，每次都是先出赔偿方案，愿意接受的人就去申请。去年11月左右，宋林的部门一下子走了六七十人。在那次劝离中，一些工龄短、非核心岗位、对生产线影响不大的员工成为目标对象。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工厂要关闭的小道消息在工人之间不胫而走。“但这么大的厂怎么可能说倒就倒呢？”同样听过传言的吴桐认为不可能是真的。今年1月份，吴桐照例收到了日历卡。这张日历卡是工厂编制的工作日历，员工必须根据工作日历出勤。前不久，工厂还在统计回家过年的工人数量。吴桐还在惦记着工厂的年夜饭。一切看上去和往年照旧。

　　2月5日12点左右，宋林注意到工厂出现了一些警察。2点钟，坐在生产线上准备开工的工人们陆续接到通知。工人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东西，拥挤地走出去。一位自称是工厂聘请的律师拿起扩音器还没说几句话，声音便被工人的喧闹声淹没了。“我们不要和你谈。”工人喊话。律师把话筒放下，没再说话。当天工人多次要求日方负责人出来谈话。但最终，日方负责人在特警的护卫下离开了工厂。

　　后来，广州花都区政府专门成立了西铁城提前解散工作领导小组。

　　在打工十几年的宋林看来，这是一次非常规的关厂方式，“出现了警察，有政府人员介入”。宋林没有注意到的是，中日关系在这五年间起起伏伏，十分不稳定。此外，工人的维权意识也与日俱增，当地政府最担心群体事件的发生。接到通知后，许多员工聚集在公司办公楼门口表达诉求。

　　赵照被催促着尽快离开工厂。一切都很紧迫，仓促。很快，他被要求签合同，拿白色信封。打开信封，他会知道自己获得了多少赔偿金。归还那套蓝白色的工装以及工牌，赵照和这家工厂十多年的关系画上了句点。事后，他才想起，插在胸口上的那支笔忘了归还工厂了。而这支笔也成为了唯一的纪念品。“可能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日本人都没有露面。”宋林说。他和日本领导也“相处得蛮愉快”。结婚那年，他在工厂附近设宴。部门的日本领导过来参加，并遵照中国习俗给了个红包。宋林至今还记得日本领导在婚宴发言时的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意思是人生的幸福与不幸福全靠我自己去经营”。

　　人力难题

　　事实上，西铁城广州工厂早就向广州市对外经贸局提交了申请书和相关材料，要求提前终止经营，解散公司。2015年1月26日，同意的批复已下达。然而，西铁城宁愿赔偿一个月的代通知金，也没有选择较为人性化的提前通知。

　　此前，西铁城也在广东深圳进行了一次生产调整。2003年，西铁城投资2000万美元在深圳市设立科润液晶电子制品厂。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生产线收缩。西铁城关闭了这家工厂，将液晶生产线整合到广州花都工厂，便于集中化管理。宋林还记得一切处理得比较平静，“工厂提前宣布，并给出赔偿方案。”有些人选择拿钱，而他和大约两百位的工人选择追随西铁城从深圳搬迁到广州。

　　2009年，西铁城把广东省内的一家研发中心和两家工厂搬到花都新华街。时任花都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林中坚对当时的西铁城集团高层表示，多年来，该公司对花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花都的出口贸易、解决就业等方面，可以说是成绩斐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铁城集团已在珠三角设厂布局。1997年，西铁城在花都设立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后转型为独资公司，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西铁城广州工厂门口公告栏上的一纸发黄的招聘广告还能透露其昔日的辉煌：“现有员工3800余人。”

　　然而今非昔比。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样从深圳过来的赵照总是有一种无形的感觉：这个工厂经营不好了。“订单和人员都在下降，最明显的是在2013年，加班时间远不如以前。”赵照说。加班时长被工人们用来衡量一家工厂经营的好坏。最巅峰的时候是2011年，“加班能加到晚上十点半。”工厂解散前的一个月，情况更是糟糕。生产线的女工吴桐抱怨自己只拿了2000元多一点的薪资，1650元是基本工资。“我下一份工作想去有活力的工厂，让自己的价值可以发挥。”赵照认为西铁城应该从薪酬上做出改变。“如果没有触及我们的经济利益，肯定没有办法让我们更有动力地去工作。”他指出，西铁城广州工厂的涨薪较为被动。另一位员工宋林也对西铁城的激励机制表示不满。被整合进广州工厂后，待遇远不如前。“以前在深圳升职可以加薪五六百，在广州不到两百块。”在加班多的情况下，宋林一个月可以拿到6000元。加班少的情况下，加上全勤奖、工龄补贴、岗位补贴、技能和职责奖等，他可以拿到4000元。

　　西铁城在中国30年的生产历史中，工人对薪资的期待以及政府对最低薪资标准的设定，与日俱增。广东省政府日前发出《关于调整我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决定从今年5月1日起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增幅19%。广州市将由目前的1550元上调至1895元；珠海市将上调至1650元；佛山市、东莞市和中山市均将上调至1510元。深圳则提高到2030元，成为全国工资标准最高的地区。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西铁城集团在珠三角地区做了多次调整。此前，深圳一家生产健康器材和打印机的工厂被整合到江门的工厂。去年订单少时，吴桐时常会听到上层领导嘀咕，订单转移到了泰国，或是江门。

　　在多次的整合之下，目前西铁城在中国与手表相关的工厂还有3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底，西铁城提出将开始加强手表产能。然而增产投资的地点并不在中国，而是日本。西铁城打算投资约30亿日元，在长野县建设生产主要零部件的新工厂，力争2016年投产。该工厂将负责生产相当于手表心脏的机芯，以及线圈和电路等。记者从官网查阅到，中国是西铁城手表业务在日本之外的唯一海外生产基地。如花都工厂主要负责生产手表表面、表带、手表玻璃(942, -7.00, -0.74%)、玻璃基盘等配件。有员工称，花都工厂解散后，其产能将由泰国工厂接盘。

　　社保金之重

　　在工厂解散的消息正式宣布之前，西铁城广州工厂发生了一起维权事件。“其它部门的员工向工会写了意见书，要求工厂追缴社保金。”宋林告诉记者，后来花都区人社局介入，工厂同意补缴社保金。

　　一位曾在精工广州工厂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相较于多数中国民企，日资比较守法，所以人力成本会高出很多。另一位从事劳务中介十多年的人士刘康也表示，“过去日资和美资工厂会按实际全缴，但台资和港资很少缴全社保金。”他认为，不缴或少缴社保金促使工厂降低成本，能够在价格战中占领优势地位。

　　然而，随着工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工厂难以再钻空子。去年4月拥有4万多名员工的裕元集团发生劳资纠纷，上万名员工就企业少缴漏缴社保金等问题集体怠工。截至去年7月，该集团共完成社保金补缴业务777宗，其中企业负担711万元。

　　对于一些工厂而言，需不需要缴纳社保金成为了选择在哪儿开厂的重要考量因素。刘康称，原先在广州设厂的一家港资玩具厂被当地有关部门要求追缴2004年到2008年的社保金。补缴之后不久，这家玩具厂就搬迁到江西一个不需要交那么多社保金的地方。

　　许多东莞制造业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承受着社保金之重。裕元集团的事件后，东莞人社局重点督促上市公司等优质企业、新办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劳资纠纷频发企业规范参保。所有企业被强制对新增人员必须全险种参保，不再酌情做缓冲处理，以防“新债”出现。

　　社保金问题加剧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社保金在去年是阵痛，现在已经平静接受了。”一位台资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人想要离开，但撤厂也不容易。“要补税，补社保金等等。”

　　刘康透露，近期东莞某大型台资代工厂因成本上升萌生了撤厂的念头，但被当地政府得知后，双方关系变僵。“政府要求他们补交数十亿的社保金。”如果想要撤厂，就要交上这笔社保债。这家公司目前陷入两难境地。由于所代工的产品利润微薄，加之人工费用上涨，每接一笔订单等于亏钱。在难以撤厂的情况下，这家工厂已把大部分订单转移到越南的新工厂。

　　“外资工厂不会再进来了，因为没有优惠政策。”东莞台商投资协会黄江分会的张姓负责人告诉记者。多年前珠三角早已开始进行转型升级，一些优惠政策开始转移到高精尖技术行业。前述人士表示，尽管珠三角不会出现大规模集体撤退的现象，但这几年来单纯依赖产品制造的传统工厂已经先后撤走或是缩小生产规模。“工厂的规模不会增加，只会缩减——这是趋势。”


　　人工成本上涨的趋势难以抵挡，珠三角一些地方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试图留下这些传统企业。去年东莞加大了“机器换人”力度，每年安排2亿元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先进装备进行技术改造，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减员增效。政府设下了目标，两年内争取完成全市相关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机器换人”应用项目1000－1500个，力争推动全市一半以上规模的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无从考证，社保金是否是促使西铁城撤厂的最后一根稻草。工厂解散后，工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人生选择。宋林已经在深圳一家生产LCD液晶的工厂找到工作。基本薪资比在西铁城时高出了2000元。工厂催促着他去上班，但他还在犹豫：“这关乎我的人生规划。”他希望给家人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但珠三角制造业真的很不景气。”他的同事赵照则决定回内地发展。“回内地，家人在身边会比较安心。”他说。

　　宋林、赵照和吴桐都是80年出生，在这家工厂的工龄都超过十年。基本上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十年都给了西铁城，给了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制造。

　　(应受访者要求，赵照、宋林、吴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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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3月08日   经济观察报


     
　　西铁城撤离：珠三角制造业告别青春期

　　陈秀月

　　没等到正月十五，心事重重的宋林早早地离家前往深圳找工作。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年前突然丢了工作。2月5日，宋林所在的西铁城精密广州公司突然宣布解散。1042名员工被要求半小时内离开工厂。

　　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日方的解释没有太多，“这是出于集团公司对生产体制的调整。”西铁城官网显示，该公司的产品有四成以上是在国外生产的，其主要的生产中心位于中国。中国制造服务西铁城已有30年。

　　宋林有过抗争，但最终还是签字拿了赔偿金。选择在返乡过年之时解散工厂，西铁城被员工们认为不近人情。“为什么不能提前一个月告诉我们？”在西铁城工作了十年的吴桐既气愤又不解。

　　对于突袭式的撤厂，西铁城有着自己的考虑。其总部曾对日本经济新闻社解释称，“公司员工人数众多，各厂区的电力设备繁多，而且生产现场使用部分化学药品，如果员工长时间滞留厂区并且情绪不稳定，工厂将陷于无法控制的状态，不仅不能正常生产，更可能会导致员工人身安全的重大问题。”

　　西铁城是全球知名的钟表品牌。其撤厂的举措，被解读为珠三角外资制造业大规模撤退的信号。但广州对外经贸局局长、广州市商务委主任肖振宇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西铁城只是个例，不存在大规模撤退的事情。”

　　记者了解到，日本精工在广州南沙的工厂目前仅有三四百人。而其在2006年、2007年的用工规模一度达到三四千人。不可否认的是，在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大背景下，曾经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的珠三角，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他们都正在经历告别制造业青春期所带来的阵痛。

　　来不及说再见

　　对于西铁城而言，这其实是一次酝酿已久的撤退。去年开始西铁城采取着一些渐进式的措施，如劝说员工主动离职。“去年各个部门大大小小有好几次，政策都不太一样。”宋林记得，每次都是先出赔偿方案，愿意接受的人就去申请。去年11月左右，宋林的部门一下子走了六七十人。在那次劝离中，一些工龄短、非核心岗位、对生产线影响不大的员工成为目标对象。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工厂要关闭的小道消息在工人之间不胫而走。“但这么大的厂怎么可能说倒就倒呢？”同样听过传言的吴桐认为不可能是真的。今年1月份，吴桐照例收到了日历卡。这张日历卡是工厂编制的工作日历，员工必须根据工作日历出勤。前不久，工厂还在统计回家过年的工人数量。吴桐还在惦记着工厂的年夜饭。一切看上去和往年照旧。

　　2月5日12点左右，宋林注意到工厂出现了一些警察。2点钟，坐在生产线上准备开工的工人们陆续接到通知。工人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东西，拥挤地走出去。一位自称是工厂聘请的律师拿起扩音器还没说几句话，声音便被工人的喧闹声淹没了。“我们不要和你谈。”工人喊话。律师把话筒放下，没再说话。当天工人多次要求日方负责人出来谈话。但最终，日方负责人在特警的护卫下离开了工厂。

　　后来，广州花都区政府专门成立了西铁城提前解散工作领导小组。

　　在打工十几年的宋林看来，这是一次非常规的关厂方式，“出现了警察，有政府人员介入”。宋林没有注意到的是，中日关系在这五年间起起伏伏，十分不稳定。此外，工人的维权意识也与日俱增，当地政府最担心群体事件的发生。接到通知后，许多员工聚集在公司办公楼门口表达诉求。

　　赵照被催促着尽快离开工厂。一切都很紧迫，仓促。很快，他被要求签合同，拿白色信封。打开信封，他会知道自己获得了多少赔偿金。归还那套蓝白色的工装以及工牌，赵照和这家工厂十多年的关系画上了句点。事后，他才想起，插在胸口上的那支笔忘了归还工厂了。而这支笔也成为了唯一的纪念品。“可能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日本人都没有露面。”宋林说。他和日本领导也“相处得蛮愉快”。结婚那年，他在工厂附近设宴。部门的日本领导过来参加，并遵照中国习俗给了个红包。宋林至今还记得日本领导在婚宴发言时的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意思是人生的幸福与不幸福全靠我自己去经营”。

　　人力难题

　　事实上，西铁城广州工厂早就向广州市对外经贸局提交了申请书和相关材料，要求提前终止经营，解散公司。2015年1月26日，同意的批复已下达。然而，西铁城宁愿赔偿一个月的代通知金，也没有选择较为人性化的提前通知。

　　此前，西铁城也在广东深圳进行了一次生产调整。2003年，西铁城投资2000万美元在深圳市设立科润液晶电子制品厂。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生产线收缩。西铁城关闭了这家工厂，将液晶生产线整合到广州花都工厂，便于集中化管理。宋林还记得一切处理得比较平静，“工厂提前宣布，并给出赔偿方案。”有些人选择拿钱，而他和大约两百位的工人选择追随西铁城从深圳搬迁到广州。

　　2009年，西铁城把广东省内的一家研发中心和两家工厂搬到花都新华街。时任花都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林中坚对当时的西铁城集团高层表示，多年来，该公司对花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花都的出口贸易、解决就业等方面，可以说是成绩斐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铁城集团已在珠三角设厂布局。1997年，西铁城在花都设立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后转型为独资公司，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西铁城广州工厂门口公告栏上的一纸发黄的招聘广告还能透露其昔日的辉煌：“现有员工3800余人。”

　　然而今非昔比。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样从深圳过来的赵照总是有一种无形的感觉：这个工厂经营不好了。“订单和人员都在下降，最明显的是在2013年，加班时间远不如以前。”赵照说。加班时长被工人们用来衡量一家工厂经营的好坏。最巅峰的时候是2011年，“加班能加到晚上十点半。”工厂解散前的一个月，情况更是糟糕。生产线的女工吴桐抱怨自己只拿了2000元多一点的薪资，1650元是基本工资。“我下一份工作想去有活力的工厂，让自己的价值可以发挥。”赵照认为西铁城应该从薪酬上做出改变。“如果没有触及我们的经济利益，肯定没有办法让我们更有动力地去工作。”他指出，西铁城广州工厂的涨薪较为被动。另一位员工宋林也对西铁城的激励机制表示不满。被整合进广州工厂后，待遇远不如前。“以前在深圳升职可以加薪五六百，在广州不到两百块。”在加班多的情况下，宋林一个月可以拿到6000元。加班少的情况下，加上全勤奖、工龄补贴、岗位补贴、技能和职责奖等，他可以拿到4000元。

　　西铁城在中国30年的生产历史中，工人对薪资的期待以及政府对最低薪资标准的设定，与日俱增。广东省政府日前发出《关于调整我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决定从今年5月1日起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增幅19%。广州市将由目前的1550元上调至1895元；珠海市将上调至1650元；佛山市、东莞市和中山市均将上调至1510元。深圳则提高到2030元，成为全国工资标准最高的地区。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西铁城集团在珠三角地区做了多次调整。此前，深圳一家生产健康器材和打印机的工厂被整合到江门的工厂。去年订单少时，吴桐时常会听到上层领导嘀咕，订单转移到了泰国，或是江门。

　　在多次的整合之下，目前西铁城在中国与手表相关的工厂还有3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底，西铁城提出将开始加强手表产能。然而增产投资的地点并不在中国，而是日本。西铁城打算投资约30亿日元，在长野县建设生产主要零部件的新工厂，力争2016年投产。该工厂将负责生产相当于手表心脏的机芯，以及线圈和电路等。记者从官网查阅到，中国是西铁城手表业务在日本之外的唯一海外生产基地。如花都工厂主要负责生产手表表面、表带、手表玻璃(942, -7.00, -0.74%)、玻璃基盘等配件。有员工称，花都工厂解散后，其产能将由泰国工厂接盘。

　　社保金之重

　　在工厂解散的消息正式宣布之前，西铁城广州工厂发生了一起维权事件。“其它部门的员工向工会写了意见书，要求工厂追缴社保金。”宋林告诉记者，后来花都区人社局介入，工厂同意补缴社保金。

　　一位曾在精工广州工厂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相较于多数中国民企，日资比较守法，所以人力成本会高出很多。另一位从事劳务中介十多年的人士刘康也表示，“过去日资和美资工厂会按实际全缴，但台资和港资很少缴全社保金。”他认为，不缴或少缴社保金促使工厂降低成本，能够在价格战中占领优势地位。

　　然而，随着工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工厂难以再钻空子。去年4月拥有4万多名员工的裕元集团发生劳资纠纷，上万名员工就企业少缴漏缴社保金等问题集体怠工。截至去年7月，该集团共完成社保金补缴业务777宗，其中企业负担711万元。

　　对于一些工厂而言，需不需要缴纳社保金成为了选择在哪儿开厂的重要考量因素。刘康称，原先在广州设厂的一家港资玩具厂被当地有关部门要求追缴2004年到2008年的社保金。补缴之后不久，这家玩具厂就搬迁到江西一个不需要交那么多社保金的地方。

　　许多东莞制造业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承受着社保金之重。裕元集团的事件后，东莞人社局重点督促上市公司等优质企业、新办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劳资纠纷频发企业规范参保。所有企业被强制对新增人员必须全险种参保，不再酌情做缓冲处理，以防“新债”出现。

　　社保金问题加剧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社保金在去年是阵痛，现在已经平静接受了。”一位台资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人想要离开，但撤厂也不容易。“要补税，补社保金等等。”

　　刘康透露，近期东莞某大型台资代工厂因成本上升萌生了撤厂的念头，但被当地政府得知后，双方关系变僵。“政府要求他们补交数十亿的社保金。”如果想要撤厂，就要交上这笔社保债。这家公司目前陷入两难境地。由于所代工的产品利润微薄，加之人工费用上涨，每接一笔订单等于亏钱。在难以撤厂的情况下，这家工厂已把大部分订单转移到越南的新工厂。

　　“外资工厂不会再进来了，因为没有优惠政策。”东莞台商投资协会黄江分会的张姓负责人告诉记者。多年前珠三角早已开始进行转型升级，一些优惠政策开始转移到高精尖技术行业。前述人士表示，尽管珠三角不会出现大规模集体撤退的现象，但这几年来单纯依赖产品制造的传统工厂已经先后撤走或是缩小生产规模。“工厂的规模不会增加，只会缩减——这是趋势。”


　　人工成本上涨的趋势难以抵挡，珠三角一些地方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试图留下这些传统企业。去年东莞加大了“机器换人”力度，每年安排2亿元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先进装备进行技术改造，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减员增效。政府设下了目标，两年内争取完成全市相关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机器换人”应用项目1000－1500个，力争推动全市一半以上规模的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无从考证，社保金是否是促使西铁城撤厂的最后一根稻草。工厂解散后，工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人生选择。宋林已经在深圳一家生产LCD液晶的工厂找到工作。基本薪资比在西铁城时高出了2000元。工厂催促着他去上班，但他还在犹豫：“这关乎我的人生规划。”他希望给家人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但珠三角制造业真的很不景气。”他的同事赵照则决定回内地发展。“回内地，家人在身边会比较安心。”他说。

　　宋林、赵照和吴桐都是80年出生，在这家工厂的工龄都超过十年。基本上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十年都给了西铁城，给了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制造。

　　(应受访者要求，赵照、宋林、吴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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