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军中才子王中将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中将中，有一人曾被贺龙、刘伯承视为“很有发展前途”“国家未来军事全局指挥人才”。这些赞扬是否过誉且不论，此人的一生曾多次在最高统帅部参与重大的军事指挥行动，作战类型涵盖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海峡炮战、高原作战、热带山岳丛林战等，这在解放军众多开国将领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位开国中将，就是长期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担任要职的王尚荣，有“军中才子”之称。

王尚荣，1915年5月28日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其父是学徒出身，后来开了一家小鱼行，家境算是稍得温饱。王尚荣6岁时免费上了由远亲主持的私塾，后来又进了国民小学。因为家境日蹙，他不得不中途辍学，也和父亲一样走上了学徒帮工之途。

王尚荣参加革命也较早，15岁就担任了石首县调弦区团委青工部部长。16岁时，王尚荣参加了湘鄂西苏区的红3军第9师，进入25团1营当了战士。红9师的师长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火龙将军”段德昌。王尚荣以后又相继升任了25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8师22团团部文书。在湘鄂西苏区连续发起的大肃反中，王尚荣也被怀疑，受到了严刑逼供，还差一点被拉去枪毙。后来因为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行为，经办人发了点善心，就给了两个苞谷撵他离开红军。王尚荣在野外转悠了一天一夜，实在不想离开部队，又跑了回去，哭诉求告，终于感动了领导，将他留了下来。

王尚荣作战勇敢，为人机敏，善于应变，因而被先后提拔担任了红3军司令部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等职。因敌强我弱，贺龙率领的红3军后来撤出湘鄂西，转战到黔东，与肖克、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王尚荣升任为红5师师长。在长征路上，二、六军团合编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王尚荣的红5师又调归罗炳辉的红32军，改番号为红96师。过草地的时候，王尚荣率领红96师担负后卫任务。要知道，过草地时担任后卫是最惨的。倒不是说打仗苦，而是没吃的，因为有收容任务，负担还更重。徒步穿行茫茫500里大草地，每个士兵发的5、6斤粮食根本不够，而沿路能吃的各种野菜、野草也都被前边过去的部队摘食一光，后卫部队就只能凭着精神和体力硬挺饥饿冻馁，更不要说红二方面军还是最后过的草地。前边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大约7、8天就走出了草地，红二方面军筹集的粮食更少，普遍体力更衰弱，十多天才走出草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有16000多人，走出草地后还剩下12000余人。王尚荣的红96师原来有1800余人，最后只剩下400人，其他人都已永远长眠在茫茫水草地中了。

到达陕北后，王尚荣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队学习，同班同学有余秋里、张震等人。及至抗日战争爆发，王尚荣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团长。这715团前身是红二军团的红4师，卢冬生当过师长，日后历经多次改编，现在已是南京军区第1集团军两栖机械化步兵第1师第2团，响当当的红军团。

王尚荣率领715团东渡黄河，参与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转战冀中和参加了百团大战。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敢，军事才能日益突出。王尚荣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威风凛凛，在根据地颇有口碑。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看不过去了，老王这么帅，还打光棍可不行。于是，他亲自做媒，由贺龙、关向应主婚，24岁的王尚荣娶到了东北美女黄克。这段婚姻是幸福的，在日后多年，无论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是在文革噩运中，二人都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解放战争初期，时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的王尚荣率部先后参加了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在1946年9月的大同集宁战役中，王尚荣指挥独立第1旅防守要地卓资山，阻击增援大同的绥远国军傅作义部。原定计划是要守3天，不料董其武指挥的傅部军队战斗力很强，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从多路突破了独立第1旅的阵地，并向其实施迂回包围。为避免遭敌合围，王尚荣不得不命令全旅撤出阵地。这是王尚荣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3天，实际只守了8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还伤亡了500余人。更糟糕的是，傅部突破卓资后，直扑解放军驻守的重镇集宁，围魏救赵，吸引攻击大同的解放军回援，双方决战。解放军主力果然回援集宁，但因前线总指挥张宗逊两次指挥失误，虽经激战却未能解集宁之围，致集宁失守，不得不撤兵而去。这一战解放军方面集合了晋绥、晋察冀军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余万人，却未能打下大同，又丢了集宁，败得很惨。战后，得意洋洋的傅作义还给毛泽东发了公开电劝降，据说气得毛怒目圆睁，只说了八个字：“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独立第1旅后来调归了西北野战军，王尚荣又跟着彭德怀转战西北，历经西北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1949年9月，王尚荣已是一野第1军副军长，率部从临夏、永靖乘皮筏强渡黄河，率先进入省会青海西宁。为支援二野解放西藏的战略行动，已兼任青海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王向荣参与领导了青藏公路的修建。从1950年一直修到1954年，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终于通车，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沟连西藏的重要大动脉。

南京军事学院成立的时候，刘伯承院长点名叫尚在青海的王尚荣过来学习。到校后，王尚荣被编入了高级速成系。因为当时学院草创，教员缺乏，王尚荣一面是学员，一面还当了高级速成系的副主任。当时的系主任，就是二野5兵团司令员杨勇。在学院学习任教期间，王尚荣协助院里完成了战例教材的编写任务，拓宽了在现代军事科学领域和诸兵种协同作战上的眼界。

1952年8月1日，在第一届全军运动会开幕式上，王尚荣与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空军参谋长王秉璋一起，分别代表陆、海、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阅部队方阵的最前面，可谓豪情万丈！

1952年5月，王尚荣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当时周恩来让刘伯承推荐几个优秀学员到总参工作，刘伯承当即推荐了王尚荣。不久，王尚荣就被调任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

1953年5月，为培训高级军事干部，王尚荣被任命为志愿军第46军副军长参加了入朝轮战。时值夏季反击作战阶段，为配合金城地区的大规模反击战役，王尚荣参与指挥第46军136师先后三次进攻位于开城东侧、临津江北岸的马踏里东山。整个战斗中，136师攻占并巩固了东山主峰及周围的大部分阵地，以伤亡750余人的代价毙、伤、俘美军陆战1师1660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7辆，打出了一个国际战例。

回国后，王尚荣被任命为总参作战部代部长。1955年1月18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统一指挥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这也是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王尚荣坐镇总参作战部，协助总参谋长粟裕日夜忙碌，不仅要协调战役的组织和指挥，及时将前线的战事进展和变化向军委、总参领导汇报，还要根据进展和变化，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将军委和总参的指示传达给前线指挥部。经过3天战斗，一江山岛战役胜利结束。不久，大陈岛、舟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山列岛等相继被解放军攻克，浙江沿海国民党军全部撤逃去了台湾。

1955年9月，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王尚荣被授予中将军衔。

进入1958年，东南沿海局势日趋紧张。为应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勾结及骚扰，毛泽东决定在金门、马祖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王尚荣这时已正式担任总参作战部部长，他向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蒋军不会轻易放弃金门、马祖，因为撤离后，再想重新夺取将非常困难。所以单靠打一阵炮，是吓不走蒋军的。我军如果压迫得不很厉害，行动不积极，蒋军自动撤退的可能性极小。美蒋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蒋军坚守金、马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军决意攻取金、马，最少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要马上着手研究渡海、登陆、攻坚战术问题。既然决定在金、马作战，就必须显示出力量。显示炮兵的威力射击时间不要很长，几分钟就够了。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射击，再零星射击，集中摧毁小金门。在作战中要全力满足弹药、油料的消耗，但也要向指战员交代清自己的家底。

围绕金门、马祖地区的重大军事行动，是渡海登陆，还是空军轰炸，或仅限于炮击，最初也是不明确的。直到8月20日，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会议上下了决心：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突然猛烈打击（不打马祖），把它封锁起来。

8月23日17时30分，福建前线解放军多个炮兵群的400余门火炮突然齐轰金门，2小时即落弹4万余发，就此拉开了绵延21年的两岸炮战序幕。

从1958年初起，西藏及青海、四川、云南藏区连续发生了小规模武装叛乱。王尚荣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的特点，指示平叛部队要严格遵循中央“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在指令空军执行轰炸任务时，多次强调投弹尽量投在叛军阵地的边缘和无人的地方，主要起威慑作用。他还经常在战前反复嘱咐平叛部队：要尽量使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1959年3月，西藏拉萨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央做出了坚决平叛的决定后，王尚荣即通过保密电话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作战命令。驻藏部队在形势被动的局面下，迅速出击，以快打慢，险中求胜，一举平息了拉萨地区的武装叛乱。

1960年底，中国和缅甸达成边界协定后，为保证双方联合勘界顺利进行，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中缅发起了联合勘界警卫作战，力求彻底打击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王尚荣亲自执笔，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的报告》。山岳丛林作战，而且是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这种作战形式解放军以前还未经历过。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特别给予了指示：“断退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昆明军区出动了13军39师117团、14军40师118团和思茅军分区部队，于1960年11月22日和1961年1月25日先后两次入缅作战，共计歼敌741人，捣毁了国民党残军经营多年的巢穴，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异国作战，情况特殊，王尚荣战前还打电话特别强调了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这次勘界警卫作战，因为参战部队山岳丛林战经验不足，未能达成预定的歼敌目标，在组织指挥、部队编成、战斗作风等方面都有不少教训，伤亡也大了一些。此后，昆明军区就组织了丛林大练兵，为后来执行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任务及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下了基础。

1962年，中国还陷于大跃进失败后的国民经济困难之中，台湾国民党当局开始叫嚷要“反攻大陆”。北面又与苏联关系恶化，4、5月间发生了新疆6万多中国边民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真是四面楚歌。当时中央军委组织了战略研究小组研究战备问题，王尚荣担任了战略研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经研究，王尚荣与小组人员共同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乘我经济困难之危，来搞我们，他认定此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东南沿海出现战事的可能性概率是最高的。因此，王尚荣对总参作战部工作的布置也是依照这一思路进行，主要抓东南沿海问题，加强战备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工作能摆脱先摆脱。在总参的会议上，王尚荣提议：作战部现在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近期拟订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预备方案，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把制高点控制起来；如何坚守岛屿；加强情报工作；通报防空问题。5个战备值班师要在6月20日前到达前线，到达后立即进行训练，岛屿部队要加紧抗登陆演习。

不料，东南沿海没有打起来，西南边境却烽烟顿起。中印边界形势紧张起来，印军执行“前进政策”，步步蚕食，不断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北和新疆阿克塞钦地区的中国领土。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王尚荣多次打电话给西藏、新疆军区，严格要求他们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在边境挑衅滋事的入侵印军，要先予警告，劝其后退，当劝阻无效，方可依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放其离去。

10月17日起，印军在东、西两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战争迫在眉睫。1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发起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会议决定由总参和西藏军区共同拟订反击作战计划，发起时间为总参提出的10月20日。自卫反击战打响后，由军委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统筹指挥，王尚荣昼夜坐镇总参，了解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况，以及时向军委和总参领导通报，提出建议，并根据军委和总参的命令进行指挥协调。当时军委战略研究小组也对作战计划提出了建议。根据第二阶段作战东段印军的前进部署，组长刘伯承批评其为“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阵势，是企图阻止中国军队向达旺河以南反击，并伺机再度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应采取“打其头部、击其腹背、切其尾部”的灵活战术，实行大胆的战术穿插，将其分割歼灭。王尚荣非常赞同刘帅的建议，立即打电话将这一部署通知了前线指挥员。最后的战争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印军被歼8千，弃城失地，前线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也差点被俘。只可惜，战后中国采取了“退避三舍”的政策，放弃了夺回来的土地，以致留下了日后难以解开的一局“死”棋。

时间指向1966年时，王尚荣的劫数来了。文革大潮一起，泥沙俱下。8月25日，总参外事局群众因对局长潘振武有意见，转而又认为代总长杨成武、副总长王新亭包庇潘振武。作战部的群众随即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外事局的群众，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都签了名。后来王尚荣说自己是在那种“革命”气氛中，“糊糊涂涂”签名的。然而事情已经闹大了，周恩来就对杨成武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8月30日，叶剑英主持在三座门开会，代总长杨成武、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张爱萍、王尚荣等人都参加了，旨在澄清“8•25”事件。虽然王尚荣做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澄清了王尚荣签字的动机，杨成武还在会上保了王尚荣，但事情已无可挽回。

林彪得知“8•25”事件后，不久就作出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对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很快，林彪又发表讲话：“总参‘8•25’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尚荣要一挖到底，要穷追不舍，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拔一个连长当部长，也不能要这些人。”林彪的意见也得到了军委其他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的首肯，王尚荣随即被撤职。

其时贺龙的地位已摇摇欲坠，作为贺龙的老部下，王尚荣是首当其冲了。叶剑英晚年向范硕、王文理回忆说，那时候他希望把王尚荣摘出来，因为有人觊觎王尚荣的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王尚荣很快被逮捕，专案组人员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和廖汉生、许光达去贺龙家里说了什么？你要勇于和廖汉生、许光达划清界限。”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王尚荣成为了二方面军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将领。

王尚荣这一下子就被关进去了8年。专案组反复要他交待吹捧贺龙、攻击林彪的“犯罪事实”，让他揭发贺龙要搞“军事政变”，想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王尚荣坚守住了底线，没有违心地诬陷贺龙。专案组人员后来对王尚荣进行了武斗，多次毒打。王尚荣平素风度翩翩，罗瑞卿当年就曾说过王尚荣要是不参加革命也能在社会上找一份不错的工作。专案组人员由此下手：“你不是美男子吗？专打你的臭美作风。”结果王尚荣的头部和腰部都被打坏，一只睾丸被打的萎缩，另外一只则被打得水肿，落下了生理上的残疾，终身未愈。

没有制度的约束，人性之恶便是难以抑制。

直到林彪折戟沉沙以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贺龙的问题翻了案，王尚荣才被紧急解放出来。1974年7月31日，王尚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又一次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领导和老战友，王尚荣感慨万千。

1974年11月，王尚荣被任命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8月，又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

中美重新走近后，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关注。总参成立了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王尚荣兼任组长。通过组织讨论分析，王尚荣等人得出了研究结论：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67％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33％；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线上的苏军不足其陆军师的四分之一；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58万，欧洲就31万，而亚洲、太平洋和拉美广大地区才27万。
后来基辛格在同毛泽东会晤时，又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毛泽东则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这一点，你不跟我说，王尚荣会跟我说！”

1975年，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向国会提交了1976年《国防报告》后，王尚荣随即组织小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王尚荣认为：基辛格侧重在中苏之间玩弄权术，在“五大力量”之间搞均势平衡；而施莱辛格比较实际，主张增强美国自身力量，联合盟国，利用中苏分歧，会集三种力量，对抗苏联。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新华社发了一组周恩来生前的照片，这些照片均经邓颖超审阅过。其中有一幅“周恩来”身着军装、戴着军帽，左臂微弯，右手握笔在军用地图上画着什么的照片。王尚荣发现照片中的人怎么这么像自己，他认出这是自己1951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拍的为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照片。直到后来邓颖超听到有人议论照片上的人是王尚荣，特地打电话来核实，事情这才明了。邓颖超还向王尚荣致以了歉意。

就在中国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满怀希望准备重振复兴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西南边疆却发生了大事。中国在20多年里倾国支持的印度支那三国，在抗美战争胜利后竟然会刀兵相向，最后把中国也卷了进去，爆发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对于中国来说，不得不对昔日的“同志加兄弟”动手，发起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而这场战争，也成为了王尚荣最后展现才华的舞台。

说到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争，一直搞得有些云遮雾罩的，常常是各说各话，很难清晰地分辨出是谁更有道理。加上因为红色高棉曾经的残暴统治，至今柬埔寨人还很感谢“越南志愿军”，更让越来越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当年的民柬政权。实际上，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除了越南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为主要原因外，两国之间极其敏感的领土纠纷则是直接的导火索。

柬埔寨在历史上曾建立过高棉帝国，国土远比今日为大。除现在的柬埔寨全境外，还包括了泰国东部、老挝南部和越南南部一带。暹罗崛起后，不断入侵柬埔寨，夺去了其西部和北部的大片领土。从17世纪到18世纪，越南逐步吞并了下柬埔寨的全部领土，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及现在的胡志市在内的大片地区。19世纪法国侵入印度支那，先后占领了越南南部地区及柬埔寨东南部地区，将其称为交趾支那，后来成为了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安南、东京、交趾支那、寮国与柬埔寨）的一部分。在法国殖民期间，曾将位于交趾支那的大片柬埔寨领土划入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后来又被并入了越南，这就种下了日后柬越领土纠纷的种子。

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败，被迫签订了《日内瓦协议》。在撤离印度支那之前，法国主持确定了柬埔寨与越南间的陆地边界。对这条边界，越柬两国都原则上承认。因为边界线划分不精确，双方有一些争议，但总的争议领土面积不超过100平方公里。双方的主要分歧，还在于法国人划定的海上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实际上是法国人规定的行政管辖线，包括了一些岛屿的归属。双方的矛盾焦点集中到了一个叫富国岛的岛屿上，这个岛的大部分位于海上分界线的北边，应属于柬埔寨。但在行政上，富国岛却归越南管辖，只是其领海水域较小，规定领海线为3海里。这样一来，柬方认为富国岛应归属为柬埔寨领土，越方则不理会柬方的诉求，反而对富国岛的3海里领海线不满，想将其扩大。

在西哈努克治国时期，采取了不结盟政策，于1967年同北越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中国的争取和花费重金之下，西哈努克同意北越使用柬埔寨境内的部分领土，作为“胡志明小道”的一部分，为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服务。在敏感的领土问题上，西哈努克希望北越能尊重现有的边界。同样，北越为了争取西哈努克支持其抗美救国战争，也发表了声明，“承认并保证尊重柬埔寨现在边界的领土完整”。西哈努克对这一声明进行了解释，期望在双方承认现有边界的基础上，以“放弃”丢失了的历史领土为代价，换来能在边界的某些地段作出一些有利于柬埔寨的调整。为此，柬埔寨还出版了一张边界经过调整后有利于柬方的地图。对此，北越没有公开表示反对，甚至暗示其支持西哈努克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赞成柬方出版的地图。因为战争需要，北越当时不能得罪柬埔寨，被迫做了虚以委蛇的表示。毕竟，柬埔寨所要求的领土其时还都处在南越政权统治之下，北越不过是慷他人之慨。而柬埔寨人则认为，他们的这一诉求已经得到了越南人的同意。

1975年，越南完成了全国统一，而红色高棉也夺取了柬埔寨政权。这时，越南虽然同意了从战争时期使用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军，但却行动缓慢，依然长期占据柬埔寨的部分领土和交通线。同时，越南一再向民柬政权提出要建立两国的“特殊关系”，甚至不顾柬方的多次拒绝而提出组建所谓的“联合部队”。越南的图谋民柬领导人是心知肚明，这极大地恶化了在战争期间曾经相互支持的两党两国关系。1975年5月4日，红色高棉军队炮轰了富国岛，并企图登陆，但没有成功。一周后，红色高棉军队又攻占了海上分界线越南一侧的土珠岛。随后越军进行了反击，夺回了土珠岛。事后，民柬首领波尔布特承认他的军队对地理无知，打过了界，并且承认越南对富国岛和土珠岛拥有主权。然而越军并不罢休，几天后就进攻并占领了海上分界线柬埔寨一侧的威岛。柬方一再和越方交涉，一直拖了2个月，越军才撤出威岛。
此后，越柬双方围绕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和磋商。然而越方此时已不承认当年所作的声明，不同意西哈努克对于声明的单方面解释，更不同意柬方要求的对柬埔寨有利的领土调整。而且越南还拒绝从其占据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军，其理由是“任何撤军只能在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和互惠的边界调整之后”。在海上分界线的问题上，越方坚持必须对这条线进行有利于越南的调整，而根本不理会柬方的诉求。总之，越南不但一毛不拔，反而要压柬埔寨让步。这下民柬领导人大失所望，西哈努克时期认为的有利于柬埔寨的领土调整全泡汤了，却要面对被越南人索要领土的压力。波尔布特是杀人魔王，何等脾气！他愤然命令中止了与越南的谈判，声称不能容忍越军在占领柬埔寨领土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在如此对立的气氛下，习惯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双方就只有开打了。

1977年初，民柬政权就派出军队前往越军占据的柬埔寨领土上巡逻，以显示自己的军事存在。越军当然不干，很快开枪，双方频频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2月，民柬方面声明粉碎了一次越南煽动的未遂政变。4月，柬军向越南安江省部分地区发起进攻，打进越南境内10公里远。民柬政权的这一行动表示，越军既然要赖在柬埔寨领土上不走，那么柬军也可以随时打进越南境内。越军很快进行了反击，并反攻到了柬埔寨境内。随后柬方再次提出谈判，建议双方首先脱离军事接触。然而越方认为自己吃了亏，要找回场子来，并不理睬柬方的提议。8月，越军出动1个师攻入柬埔寨境内，最远打入了15公里。柬军顽强抵抗，一度将越军赶出境外。9月，越军再次打进柬埔寨境内，双方持续激战。9月底，柬军也从多处向越南境内发起进攻，深入越南领土达十多公里。

打到这时，越南已看出民柬领导人不肯就范，逐渐决心用军事手段解决柬埔寨问题，以长期维持其在柬埔寨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因此，越军先后调集了重兵到越柬边界。面对这一严重情况，12月25日，民柬政权宣布对越南进行全面战争。12月31日，民柬领导人又宣布中止同越南的外交关系，要求越军无条件撤出柬埔寨领土，并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回答他们的，则是越军5个师兵力对柬埔寨东北部地区的猛烈进攻。双方十多万军队在越柬边境进行了反复激战，伤亡都很大。

对于越柬双方的武装冲突，中国在一边看得很清楚。中国在长时期内同时支持越南和红色高棉两个政权，这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国际主义义务。但是，自从越南实现全国统一后，其日益倒向苏联的趋势已经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民柬政权的内政搞得如何，保持一个中立的柬埔寨对于中国的地缘安全非常重要，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其像老挝那样沦为越南的军事占领之下。因此，1978年1 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越柬两国停火，越南克制自己的行为，从其占领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军并以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同时表示进一步支持民主柬埔寨。这样一来，越南也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战略选择。对于越南来说，维持其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实现印度支那联邦之梦，是其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中国的态度表明，其不但不能继续成为越南的支持，反而变成了阻止越南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最大障碍。因此，为了吞掉柬埔寨，越南只有冒着与中国对抗的危险。而能制衡中国并可以继续援助越南的，唯有苏联。那么，越南将作何战略选择也是显而易见的了。

1978年2月5日，越南向柬埔寨提出了三点建议，要求两国军队立即在边界地区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并举行谈判。但柬方拒绝了越方的建议，理由首先是越南在对从长期占领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军的问题毫无表示，其次是越方仍然拒绝西哈努克提出的边界调整方案。即便举行谈判，也仍如上次谈判一样是越南单方面压柬埔寨让步。至此，越南也横下了一条心，为彻底推翻民柬政权做起了准备。越南电台开始公开号召推翻民柬政权，同时越军在越柬边界不断加强力量，并且在高棉人中招募游击队员，以及煽动策反民柬干部和士兵叛逃到越南。波尔布特这下眼睛也红了，通过电台号召实现1个柬埔寨人消灭30个越南人的计划。当越军从攻入的柬埔寨东北部边界地区后撤时，柬军就开始大规模捕杀柬埔寨东部大区的越南人和受越南影响较深的高棉人。越方后来提出的一系列越南人被红色高棉军队屠杀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5月中旬，柬方又向越方提出了四条边界谈判建议，核心内容是要越南停止企图颠覆民柬政权的一切活动，并明确宣布放弃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人民”计划（即印支联邦计划），不要再扯什么和柬埔寨的“特殊关系”。对于越南来说，这四点建议无异于废话，根本不予理睬。当年7月，越共的四届四中全会上明确了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要把“迅速夺取西南边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作为“贯彻始终的重要任务”。在此前后，越军又连续向柬埔寨境内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占领了部分柬埔寨领土。

在全面倒向苏联并积极准备同中国动武之后，越南于1978年12月25日出动了18个步兵师的“志愿军”，在60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几百门大炮及空军、海军一部的支援下，兵分八路向柬埔寨发起全线进攻。仅仅打了两周时间，越军就击溃了柬军十多个师，基本占领了柬埔寨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入柬埔寨首都金边，扶植起了韩桑林伪政权。波尔布特等民柬领导人被迫率领残部退入西北部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的山区开展游击战。

要评价这段历史，从客观上说，越南入侵柬埔寨，确实是将柬埔寨人民从残暴的红色高棉统治下解放出来，拯救了无数生命。日后柬埔寨人民不忘感谢“越南志愿军”做出的重大牺牲，当然是有理由的。对于中国当年支持红色高棉政权在国内滥行的所谓“改造”，应该有所反思。即使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是深受“左祸”的荼毒，但对历史还是要予以正视。由此联想开来，“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人权高于主权”，究竟何为历史的正道，还需要再行慎重探讨。不过话说回来，国家地缘安全的考量，终究是形势比人强。越南在“拯救”了柬埔寨人民后，却又对柬埔寨进行长期的军事占领，与苏军入侵阿富汗南北呼应，就不能不说是其国家野心所致了。而越南主动与中国交恶，并对中国边境进行军事挑衅，这是自己找了一个挨打的理由，也就怪不得别人出手了。

197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准备对越南实施有限时间、有限规模的军事惩罚，以打击其猖狂反华和在东南亚扩张的气焰。解放军总参谋部作为军令系统的中枢机构，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地位举足轻重。其对下要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意图，拟订和组织实施战略战役计划和动员计划，调动指挥和部署协调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对上要及时提供各种情报信息，反映军队在军事行动中的动态情况，以供中央军委进行决策时参考。王尚荣是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这场战争中的工作千头万绪，宵衣旰食，倾注了很大心力。

因为中越曾多年友好，中国在长期内并未以越南作为战争假想敌，对越南的兵要地志情况了解非常匮乏。进入异国作战，须臾离不开军事地图。然而，中国当年还就没有靠谱的越北地区军事地图。按理说中国援越将近30年，几十万部队都到过越南，又是修路，又是架桥的，都需要进行地形测绘，是应该掌握越北地区很多地形情况的。而且，1959年时，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邀请，先后派出了25支测绘大队入越，工作历时4年，援助越南完成了国土测量工作。无论怎么说，中国掌握一些精确的越北地区地形图应该不是难事吧？还真就是难事。临到作战用时，拿不出来。最后只好使用法国在20世纪3、40年代绘制的一些地图，陈旧粗陋，与实地误差很大。还有抗美援越时获得的美军航拍地图，很多地区是简易绘制，没有等高线，只有地名和明显地形地貌。这些地图经大量翻印后下发到部队，比例多为1：10万和1：5万，仅能解决紧急临战时的燃眉之急，后来在实战过程中出了很多问题。

中央军委决策发起对越作战时，最初的设想是选择越南境内浅近纵深目标，用3-5天的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打击越南的反华气焰，并以机动作战的方式牵制越南，支持面临越南严重军事威胁的民主柬埔寨，警告越南当局不要走得太远。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总参将作战预令下达给了参战的广州、昆明军区。各军区经过多次开会研究，进行了反复讨论，先后将初步作战方案上报到了总参。广州军区的作战方案是首先拔掉广西边境上的几个越南公安屯，收复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和庭毫山，尔后寻歼越军在边境附近配置的地方守备团。如越军主力第3师或346师来援，则集中兵力予以歼击。昆明军区的作战方案是首先集中14军主力歼灭与云南河口县、马关县相邻的越南孟康、发隆地区防御之敌。如越军主力345师来援，则集中13军、14军对其进行歼击。应该说，这两个方案都基本贯彻了中央军委的意图，强调机动作战，在几个点上打痛越军，然后相机寻歼敢于来援的越军主力，牵制越南的侵柬行动，是比较扎实稳妥的方案。

然而越军在1978年底对柬埔寨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势头咄咄逼人。中央军委再次召开作战会议进行研究，判断越军这次进攻已不再限于以往的边境冲突，而是意在推翻民柬政权。因而决定对越作战规模要扩大，增调部队，打掉越军3-5个师，作战时间延长到15-20天，是为对越南当局的有限军事惩罚。这样一来，战争规模就比较大了，需要顾忌苏联与越南之间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要提防苏联军队在北方可能实施的对越策应行动。在南方部队进行惩越作战的同时，北方部队也要防御苏军可能的入侵。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王尚荣也对全局作战方案进行了酝酿和设想。在扩大作战规模后，关键就在于八个字：有限战争，速战速决。南方要惩越，北方要防苏，所以军事行动要快，还要打得狠，要牢牢控制战争规模，掌握主动，力争政治和军事双赢。

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后来又将新的作战方案呈报军委和总参审批。广州军区的新作战方案仍然是以稳妥为主，扩大了对广西边境越军公安屯、地方守备团和主力步兵师的寻歼力度。邓小平听过汇报之后，明确表示这个方案不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尔后，王尚荣和总参第一副总长杨勇、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一起向来京汇报的广州军区参谋长周德礼等人解释了军委的意图和总参的作战设想。其根本原则就是要进行较大纵深作战，穿插分割越军，速战速决，速歼速回。据此，广州军区又重新拟定了作战方案，决心对高平地区越军实施南北对进的大纵深分割围歼，同时在同登、禄平方向做牵制攻击，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军委和总参的批准。昆明军区呈报的新作战方案也颇有亮点，是以云南河口方向为主战场，集中兵力沿红河两岸并肩向越南老街、谷柳、柑塘地域实施突击，同时在金平、麻栗坡地区对越军进行牵制攻击。当时总参的杨勇、何正文两位副总长和总后勤部的张贤约副部长亲自到河口、马关去实地勘察了边境形势，并与昆明军区的杨得志、刘志坚、张铚秀等领导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了这个作战方案。在拟定和审批作战方案期间，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兼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徐向前也全程参与。这位老帅是人民解放军在历经浩劫后硕果仅存的著名军事家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国防部长。他不但提出了自己的作战设想，还对各军区上报的作战方案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审查，直到和军委、总参的意见达成一致，才通过了作战方案。

中央军委在决定扩大作战规模时，还有一个意图，就是增调成都军区50军和武汉军区54军参战，归昆明军区指挥，从云南中老边境打出去，直取奠边府，迂回越西北。当时作战预令已下达到了成都军区和武汉军区，50军、54军指挥人员都到云南边境勘察了地形，昆明军区还专门成立了指挥和保障2个军作战行动的军区西前指。后来因为柬埔寨形势变化和政治、军事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这次作战行动最终取消。50军、54军作为战役预备队，后分别加强到了东西两线。

在对越作战打响前的一个星期，王尚荣就带领总参指挥班子进入了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军委地下指挥中心，紧张实施战前最后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准备工作。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线打响，王尚荣也全力投入了一生中参与组织指挥的最后一战。开战初期，西线13军很快打过红河，14军与老街、班菲、孟康、发隆之敌激战相持；东线突击高平的南北集团都连续遇阻，进展迟缓。东西两线的作战进程不太理想，远远超出了战前速战速决的估计。战争的头一周是最紧张的时候，从总参、军委到中央领导人都严密关注着前方的动向。军委主席华国锋和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天天都到指挥中心来，听取作战汇报，注意研究战场态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当时身体不太好，也天天给指挥中心打电话询问战况。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则平均两天到指挥中心一次，他话不太多，但根据作战进展和情况的变化，对一些重要作战部署的变更甚至武器的使用都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如东线穿插部队打到越军纵深后，随身携带的粮食已吃光，又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扰民，情况非常困苦。邓小平接到报告后果断拍板，指示部队可以就地筹粮，临时解决急需；西线13军进展较快，邓小平指示昆明军区要在柑塘地区“打一个大仗”、“打一个恶仗”、“歼敌万把人”，下决心歼灭柑塘之敌；西线预备队50军149师紧急赶赴战地，原定要配属给14军作战。邓小平指示该师转归13军指挥，下火车后不要停，迅速向前边机动等等。另外，军委常委粟裕、军委秘书长耿飚等人也多次来到指挥中心，细致了解战况，并就战役进程提出了具体建议。王尚荣每天守在作战室，及时将战场动态上报军委，并根据军委指示修改战役决心，向前线部队下达命令。因为紧张忙碌，他几乎很少睡觉。杨勇副总长也钉在指挥中心几天没回家，直到高平方向打过去了，他才松了口气，回了趟家。

高平攻下后，谅山方向又成为战役热点。根据军委指示，2月26日，王尚荣向前线部队通报：广西方向55军拿下谅山、云南方向13军插到外波河、14军打到栋光就不再向前伸了。前线部队打到后来越打越顺手，希望能扩大战果。王尚荣等人将情况上报到军委后，华国锋、邓小平等军委领导研究后也有了考虑，有情报显示北方的苏军并未进行大规模动员，显然还在观察动静，可以抓紧机会再给越军几下重击。不久，军委又下达指示：“争取自卫还击作战的更大胜利。”于是，东线55军拿下谅山北市区后，继续一鼓作气打过奇穷河，攻占谅山南市区，将战线又向奇穷河以南推进了5公里，摆出了威逼河内的架势。西线50军149师投入战斗，长途攻进30余公里打下沙巴县城，重创了越军主力316A师。14军也追击红河东岸溃逃之越军，一直打到郭参、春斗地区。邓小平当时有些意犹未尽，战后对来中国访问的基辛格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惩罚性行动更纵深地进入越南，效果会更好。”“我们可以再深入越南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地区。没剩下一条防线到河内。”
3月4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内部指示，宣布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结束，5日向国际公开声明。关于撤军回国的事宜，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各具特色。

邓小平：“要搞一个声明，给友好国家打招呼。要组织好欢迎，由一个副总理和一个副委员长组织。解放军报要发表社论。”
华国锋：“要注意分寸。”
叶剑英：“要片纸不留！”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参于4日晚向东西两线参战各部队下达了准备撤军回国的命令和中国政府将发表撤军声明的通报，并确定了回撤原则：从3月6日起，各部队“由前至后，交替掩护，边剿边撤”。东线高平地区的清剿作战可以适当延长一些时间，确定将残敌肃清。

随后东西两线部队边清剿边回撤，并有计划地破坏了战区内的越军各种军政设施，以示惩罚。3月16日，对越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了中国境内。在整个自卫还击作战的20多天里，王尚荣日夜坚守岗位，分析战况，研究对策，贯彻军委指示，指导前线部队作战，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直到部队扫荡越北，胜利撤军。

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用几句话总结了战争结果，表达了对苏联军事威胁的轻蔑：“至于威胁我们，他们只在边界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派出几只船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毕竟，我们仍然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3月16日，王尚荣代表总参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作了报告，邓小平还即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不久，徐向前受邓小平委托，也在军委驻地三座门主持会议，听取了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关于对越作战情况调查的汇报。十多年不战的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战争中收获了太多的经验教训。

30多年后，基辛格在他的著作《论中国》中如此解读说：“按历史学家的传统智慧分析，那场战争是昂贵的中国失败。文革期间的政治对解放军的影响在战役中显而易见：设备陈旧、后勤问题、人才短缺，和不灵活的战术导致中国军队前进缓慢并付出巨大代价。据一些分析家估计，解放军在第三次越南战争头一个月遭受的战斗伤亡与美国在第二次越南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几年相当。

然而，传统的智慧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一个误解。不管其执行上的技术缺点，中国的战役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长期战略分析。在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美国同行的解释里，他们将受苏联支持的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权力巩固描述为苏联在全球的‘战略部署’迈出的重要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沿着中国的北部边境集结部队。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莫斯科开始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获得基地’。如果它加固在这些区域的地位，它就能够控制重要的能源资源，并能阻断关键的海道——最引人注目的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俄罗斯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占有战略主动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战争是北京对孙子‘势’的概念——“势能”的趋势和战略格局一一分析的结果。邓小平旨在阻止，如果可能的话，扭转他不能接受的苏联战略势头。

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部分以其大胆的军事行动，部分以将美国拉入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中国领导人通过细致的战略分析，大胆的军事实施，和娴熟的外交运作成功地渡过第三次越南战争的险滩。具有所有这些素质，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1979年11月，王尚荣成为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这位资历深厚的优秀军事人才，在国家春天到来的时候，期望着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余热，将动乱年代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然而因为多年的积劳成疾，加上身体在文革中遭受了严重破坏，对越作战后仅一年，王尚荣就突发急病，不得不离开了军队领导岗位，时年65岁，在当时的军队领导人中算是年轻的。

1988年7月，养病中的王尚荣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晚年的岁月里，老伴黄克陪伴在已经瘫痪的王尚荣身边，精心照料。

2000年4月1日，王尚荣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中将中，有一人曾被贺龙、刘伯承视为“很有发展前途”“国家未来军事全局指挥人才”。这些赞扬是否过誉且不论，此人的一生曾多次在最高统帅部参与重大的军事指挥行动，作战类型涵盖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海峡炮战、高原作战、热带山岳丛林战等，这在解放军众多开国将领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位开国中将，就是长期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担任要职的王尚荣，有“军中才子”之称。

王尚荣，1915年5月28日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其父是学徒出身，后来开了一家小鱼行，家境算是稍得温饱。王尚荣6岁时免费上了由远亲主持的私塾，后来又进了国民小学。因为家境日蹙，他不得不中途辍学，也和父亲一样走上了学徒帮工之途。

王尚荣参加革命也较早，15岁就担任了石首县调弦区团委青工部部长。16岁时，王尚荣参加了湘鄂西苏区的红3军第9师，进入25团1营当了战士。红9师的师长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火龙将军”段德昌。王尚荣以后又相继升任了25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8师22团团部文书。在湘鄂西苏区连续发起的大肃反中，王尚荣也被怀疑，受到了严刑逼供，还差一点被拉去枪毙。后来因为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行为，经办人发了点善心，就给了两个苞谷撵他离开红军。王尚荣在野外转悠了一天一夜，实在不想离开部队，又跑了回去，哭诉求告，终于感动了领导，将他留了下来。

王尚荣作战勇敢，为人机敏，善于应变，因而被先后提拔担任了红3军司令部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等职。因敌强我弱，贺龙率领的红3军后来撤出湘鄂西，转战到黔东，与肖克、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王尚荣升任为红5师师长。在长征路上，二、六军团合编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王尚荣的红5师又调归罗炳辉的红32军，改番号为红96师。过草地的时候，王尚荣率领红96师担负后卫任务。要知道，过草地时担任后卫是最惨的。倒不是说打仗苦，而是没吃的，因为有收容任务，负担还更重。徒步穿行茫茫500里大草地，每个士兵发的5、6斤粮食根本不够，而沿路能吃的各种野菜、野草也都被前边过去的部队摘食一光，后卫部队就只能凭着精神和体力硬挺饥饿冻馁，更不要说红二方面军还是最后过的草地。前边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大约7、8天就走出了草地，红二方面军筹集的粮食更少，普遍体力更衰弱，十多天才走出草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有16000多人，走出草地后还剩下12000余人。王尚荣的红96师原来有1800余人，最后只剩下400人，其他人都已永远长眠在茫茫水草地中了。

到达陕北后，王尚荣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队学习，同班同学有余秋里、张震等人。及至抗日战争爆发，王尚荣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团长。这715团前身是红二军团的红4师，卢冬生当过师长，日后历经多次改编，现在已是南京军区第1集团军两栖机械化步兵第1师第2团，响当当的红军团。

王尚荣率领715团东渡黄河，参与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转战冀中和参加了百团大战。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敢，军事才能日益突出。王尚荣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威风凛凛，在根据地颇有口碑。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看不过去了，老王这么帅，还打光棍可不行。于是，他亲自做媒，由贺龙、关向应主婚，24岁的王尚荣娶到了东北美女黄克。这段婚姻是幸福的，在日后多年，无论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是在文革噩运中，二人都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解放战争初期，时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的王尚荣率部先后参加了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在1946年9月的大同集宁战役中，王尚荣指挥独立第1旅防守要地卓资山，阻击增援大同的绥远国军傅作义部。原定计划是要守3天，不料董其武指挥的傅部军队战斗力很强，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从多路突破了独立第1旅的阵地，并向其实施迂回包围。为避免遭敌合围，王尚荣不得不命令全旅撤出阵地。这是王尚荣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3天，实际只守了8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还伤亡了500余人。更糟糕的是，傅部突破卓资后，直扑解放军驻守的重镇集宁，围魏救赵，吸引攻击大同的解放军回援，双方决战。解放军主力果然回援集宁，但因前线总指挥张宗逊两次指挥失误，虽经激战却未能解集宁之围，致集宁失守，不得不撤兵而去。这一战解放军方面集合了晋绥、晋察冀军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余万人，却未能打下大同，又丢了集宁，败得很惨。战后，得意洋洋的傅作义还给毛泽东发了公开电劝降，据说气得毛怒目圆睁，只说了八个字：“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独立第1旅后来调归了西北野战军，王尚荣又跟着彭德怀转战西北，历经西北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1949年9月，王尚荣已是一野第1军副军长，率部从临夏、永靖乘皮筏强渡黄河，率先进入省会青海西宁。为支援二野解放西藏的战略行动，已兼任青海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王向荣参与领导了青藏公路的修建。从1950年一直修到1954年，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终于通车，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沟连西藏的重要大动脉。

南京军事学院成立的时候，刘伯承院长点名叫尚在青海的王尚荣过来学习。到校后，王尚荣被编入了高级速成系。因为当时学院草创，教员缺乏，王尚荣一面是学员，一面还当了高级速成系的副主任。当时的系主任，就是二野5兵团司令员杨勇。在学院学习任教期间，王尚荣协助院里完成了战例教材的编写任务，拓宽了在现代军事科学领域和诸兵种协同作战上的眼界。

1952年8月1日，在第一届全军运动会开幕式上，王尚荣与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空军参谋长王秉璋一起，分别代表陆、海、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阅部队方阵的最前面，可谓豪情万丈！

1952年5月，王尚荣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当时周恩来让刘伯承推荐几个优秀学员到总参工作，刘伯承当即推荐了王尚荣。不久，王尚荣就被调任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

1953年5月，为培训高级军事干部，王尚荣被任命为志愿军第46军副军长参加了入朝轮战。时值夏季反击作战阶段，为配合金城地区的大规模反击战役，王尚荣参与指挥第46军136师先后三次进攻位于开城东侧、临津江北岸的马踏里东山。整个战斗中，136师攻占并巩固了东山主峰及周围的大部分阵地，以伤亡750余人的代价毙、伤、俘美军陆战1师1660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7辆，打出了一个国际战例。

回国后，王尚荣被任命为总参作战部代部长。1955年1月18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统一指挥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这也是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王尚荣坐镇总参作战部，协助总参谋长粟裕日夜忙碌，不仅要协调战役的组织和指挥，及时将前线的战事进展和变化向军委、总参领导汇报，还要根据进展和变化，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将军委和总参的指示传达给前线指挥部。经过3天战斗，一江山岛战役胜利结束。不久，大陈岛、舟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山列岛等相继被解放军攻克，浙江沿海国民党军全部撤逃去了台湾。

1955年9月，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王尚荣被授予中将军衔。

进入1958年，东南沿海局势日趋紧张。为应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勾结及骚扰，毛泽东决定在金门、马祖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王尚荣这时已正式担任总参作战部部长，他向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蒋军不会轻易放弃金门、马祖，因为撤离后，再想重新夺取将非常困难。所以单靠打一阵炮，是吓不走蒋军的。我军如果压迫得不很厉害，行动不积极，蒋军自动撤退的可能性极小。美蒋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蒋军坚守金、马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军决意攻取金、马，最少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要马上着手研究渡海、登陆、攻坚战术问题。既然决定在金、马作战，就必须显示出力量。显示炮兵的威力射击时间不要很长，几分钟就够了。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射击，再零星射击，集中摧毁小金门。在作战中要全力满足弹药、油料的消耗，但也要向指战员交代清自己的家底。

围绕金门、马祖地区的重大军事行动，是渡海登陆，还是空军轰炸，或仅限于炮击，最初也是不明确的。直到8月20日，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会议上下了决心：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突然猛烈打击（不打马祖），把它封锁起来。

8月23日17时30分，福建前线解放军多个炮兵群的400余门火炮突然齐轰金门，2小时即落弹4万余发，就此拉开了绵延21年的两岸炮战序幕。

从1958年初起，西藏及青海、四川、云南藏区连续发生了小规模武装叛乱。王尚荣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的特点，指示平叛部队要严格遵循中央“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在指令空军执行轰炸任务时，多次强调投弹尽量投在叛军阵地的边缘和无人的地方，主要起威慑作用。他还经常在战前反复嘱咐平叛部队：要尽量使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1959年3月，西藏拉萨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央做出了坚决平叛的决定后，王尚荣即通过保密电话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作战命令。驻藏部队在形势被动的局面下，迅速出击，以快打慢，险中求胜，一举平息了拉萨地区的武装叛乱。

1960年底，中国和缅甸达成边界协定后，为保证双方联合勘界顺利进行，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中缅发起了联合勘界警卫作战，力求彻底打击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王尚荣亲自执笔，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的报告》。山岳丛林作战，而且是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这种作战形式解放军以前还未经历过。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特别给予了指示：“断退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昆明军区出动了13军39师117团、14军40师118团和思茅军分区部队，于1960年11月22日和1961年1月25日先后两次入缅作战，共计歼敌741人，捣毁了国民党残军经营多年的巢穴，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异国作战，情况特殊，王尚荣战前还打电话特别强调了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这次勘界警卫作战，因为参战部队山岳丛林战经验不足，未能达成预定的歼敌目标，在组织指挥、部队编成、战斗作风等方面都有不少教训，伤亡也大了一些。此后，昆明军区就组织了丛林大练兵，为后来执行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任务及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下了基础。

1962年，中国还陷于大跃进失败后的国民经济困难之中，台湾国民党当局开始叫嚷要“反攻大陆”。北面又与苏联关系恶化，4、5月间发生了新疆6万多中国边民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真是四面楚歌。当时中央军委组织了战略研究小组研究战备问题，王尚荣担任了战略研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经研究，王尚荣与小组人员共同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乘我经济困难之危，来搞我们，他认定此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东南沿海出现战事的可能性概率是最高的。因此，王尚荣对总参作战部工作的布置也是依照这一思路进行，主要抓东南沿海问题，加强战备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工作能摆脱先摆脱。在总参的会议上，王尚荣提议：作战部现在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近期拟订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预备方案，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把制高点控制起来；如何坚守岛屿；加强情报工作；通报防空问题。5个战备值班师要在6月20日前到达前线，到达后立即进行训练，岛屿部队要加紧抗登陆演习。

不料，东南沿海没有打起来，西南边境却烽烟顿起。中印边界形势紧张起来，印军执行“前进政策”，步步蚕食，不断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北和新疆阿克塞钦地区的中国领土。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王尚荣多次打电话给西藏、新疆军区，严格要求他们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在边境挑衅滋事的入侵印军，要先予警告，劝其后退，当劝阻无效，方可依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放其离去。

10月17日起，印军在东、西两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战争迫在眉睫。1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发起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会议决定由总参和西藏军区共同拟订反击作战计划，发起时间为总参提出的10月20日。自卫反击战打响后，由军委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统筹指挥，王尚荣昼夜坐镇总参，了解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况，以及时向军委和总参领导通报，提出建议，并根据军委和总参的命令进行指挥协调。当时军委战略研究小组也对作战计划提出了建议。根据第二阶段作战东段印军的前进部署，组长刘伯承批评其为“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阵势，是企图阻止中国军队向达旺河以南反击，并伺机再度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应采取“打其头部、击其腹背、切其尾部”的灵活战术，实行大胆的战术穿插，将其分割歼灭。王尚荣非常赞同刘帅的建议，立即打电话将这一部署通知了前线指挥员。最后的战争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印军被歼8千，弃城失地，前线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也差点被俘。只可惜，战后中国采取了“退避三舍”的政策，放弃了夺回来的土地，以致留下了日后难以解开的一局“死”棋。

时间指向1966年时，王尚荣的劫数来了。文革大潮一起，泥沙俱下。8月25日，总参外事局群众因对局长潘振武有意见，转而又认为代总长杨成武、副总长王新亭包庇潘振武。作战部的群众随即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外事局的群众，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都签了名。后来王尚荣说自己是在那种“革命”气氛中，“糊糊涂涂”签名的。然而事情已经闹大了，周恩来就对杨成武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8月30日，叶剑英主持在三座门开会，代总长杨成武、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张爱萍、王尚荣等人都参加了，旨在澄清“8•25”事件。虽然王尚荣做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澄清了王尚荣签字的动机，杨成武还在会上保了王尚荣，但事情已无可挽回。

林彪得知“8•25”事件后，不久就作出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对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很快，林彪又发表讲话：“总参‘8•25’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尚荣要一挖到底，要穷追不舍，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拔一个连长当部长，也不能要这些人。”林彪的意见也得到了军委其他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的首肯，王尚荣随即被撤职。

其时贺龙的地位已摇摇欲坠，作为贺龙的老部下，王尚荣是首当其冲了。叶剑英晚年向范硕、王文理回忆说，那时候他希望把王尚荣摘出来，因为有人觊觎王尚荣的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王尚荣很快被逮捕，专案组人员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和廖汉生、许光达去贺龙家里说了什么？你要勇于和廖汉生、许光达划清界限。”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王尚荣成为了二方面军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将领。

王尚荣这一下子就被关进去了8年。专案组反复要他交待吹捧贺龙、攻击林彪的“犯罪事实”，让他揭发贺龙要搞“军事政变”，想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王尚荣坚守住了底线，没有违心地诬陷贺龙。专案组人员后来对王尚荣进行了武斗，多次毒打。王尚荣平素风度翩翩，罗瑞卿当年就曾说过王尚荣要是不参加革命也能在社会上找一份不错的工作。专案组人员由此下手：“你不是美男子吗？专打你的臭美作风。”结果王尚荣的头部和腰部都被打坏，一只睾丸被打的萎缩，另外一只则被打得水肿，落下了生理上的残疾，终身未愈。

没有制度的约束，人性之恶便是难以抑制。

直到林彪折戟沉沙以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贺龙的问题翻了案，王尚荣才被紧急解放出来。1974年7月31日，王尚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又一次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领导和老战友，王尚荣感慨万千。

1974年11月，王尚荣被任命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8月，又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

中美重新走近后，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关注。总参成立了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王尚荣兼任组长。通过组织讨论分析，王尚荣等人得出了研究结论：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67％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33％；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线上的苏军不足其陆军师的四分之一；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58万，欧洲就31万，而亚洲、太平洋和拉美广大地区才27万。
后来基辛格在同毛泽东会晤时，又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毛泽东则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这一点，你不跟我说，王尚荣会跟我说！”

1975年，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向国会提交了1976年《国防报告》后，王尚荣随即组织小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王尚荣认为：基辛格侧重在中苏之间玩弄权术，在“五大力量”之间搞均势平衡；而施莱辛格比较实际，主张增强美国自身力量，联合盟国，利用中苏分歧，会集三种力量，对抗苏联。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新华社发了一组周恩来生前的照片，这些照片均经邓颖超审阅过。其中有一幅“周恩来”身着军装、戴着军帽，左臂微弯，右手握笔在军用地图上画着什么的照片。王尚荣发现照片中的人怎么这么像自己，他认出这是自己1951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拍的为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照片。直到后来邓颖超听到有人议论照片上的人是王尚荣，特地打电话来核实，事情这才明了。邓颖超还向王尚荣致以了歉意。

就在中国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满怀希望准备重振复兴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西南边疆却发生了大事。中国在20多年里倾国支持的印度支那三国，在抗美战争胜利后竟然会刀兵相向，最后把中国也卷了进去，爆发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对于中国来说，不得不对昔日的“同志加兄弟”动手，发起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而这场战争，也成为了王尚荣最后展现才华的舞台。

说到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争，一直搞得有些云遮雾罩的，常常是各说各话，很难清晰地分辨出是谁更有道理。加上因为红色高棉曾经的残暴统治，至今柬埔寨人还很感谢“越南志愿军”，更让越来越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当年的民柬政权。实际上，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除了越南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为主要原因外，两国之间极其敏感的领土纠纷则是直接的导火索。

柬埔寨在历史上曾建立过高棉帝国，国土远比今日为大。除现在的柬埔寨全境外，还包括了泰国东部、老挝南部和越南南部一带。暹罗崛起后，不断入侵柬埔寨，夺去了其西部和北部的大片领土。从17世纪到18世纪，越南逐步吞并了下柬埔寨的全部领土，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及现在的胡志市在内的大片地区。19世纪法国侵入印度支那，先后占领了越南南部地区及柬埔寨东南部地区，将其称为交趾支那，后来成为了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安南、东京、交趾支那、寮国与柬埔寨）的一部分。在法国殖民期间，曾将位于交趾支那的大片柬埔寨领土划入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后来又被并入了越南，这就种下了日后柬越领土纠纷的种子。

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败，被迫签订了《日内瓦协议》。在撤离印度支那之前，法国主持确定了柬埔寨与越南间的陆地边界。对这条边界，越柬两国都原则上承认。因为边界线划分不精确，双方有一些争议，但总的争议领土面积不超过100平方公里。双方的主要分歧，还在于法国人划定的海上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实际上是法国人规定的行政管辖线，包括了一些岛屿的归属。双方的矛盾焦点集中到了一个叫富国岛的岛屿上，这个岛的大部分位于海上分界线的北边，应属于柬埔寨。但在行政上，富国岛却归越南管辖，只是其领海水域较小，规定领海线为3海里。这样一来，柬方认为富国岛应归属为柬埔寨领土，越方则不理会柬方的诉求，反而对富国岛的3海里领海线不满，想将其扩大。

在西哈努克治国时期，采取了不结盟政策，于1967年同北越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中国的争取和花费重金之下，西哈努克同意北越使用柬埔寨境内的部分领土，作为“胡志明小道”的一部分，为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服务。在敏感的领土问题上，西哈努克希望北越能尊重现有的边界。同样，北越为了争取西哈努克支持其抗美救国战争，也发表了声明，“承认并保证尊重柬埔寨现在边界的领土完整”。西哈努克对这一声明进行了解释，期望在双方承认现有边界的基础上，以“放弃”丢失了的历史领土为代价，换来能在边界的某些地段作出一些有利于柬埔寨的调整。为此，柬埔寨还出版了一张边界经过调整后有利于柬方的地图。对此，北越没有公开表示反对，甚至暗示其支持西哈努克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赞成柬方出版的地图。因为战争需要，北越当时不能得罪柬埔寨，被迫做了虚以委蛇的表示。毕竟，柬埔寨所要求的领土其时还都处在南越政权统治之下，北越不过是慷他人之慨。而柬埔寨人则认为，他们的这一诉求已经得到了越南人的同意。

1975年，越南完成了全国统一，而红色高棉也夺取了柬埔寨政权。这时，越南虽然同意了从战争时期使用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军，但却行动缓慢，依然长期占据柬埔寨的部分领土和交通线。同时，越南一再向民柬政权提出要建立两国的“特殊关系”，甚至不顾柬方的多次拒绝而提出组建所谓的“联合部队”。越南的图谋民柬领导人是心知肚明，这极大地恶化了在战争期间曾经相互支持的两党两国关系。1975年5月4日，红色高棉军队炮轰了富国岛，并企图登陆，但没有成功。一周后，红色高棉军队又攻占了海上分界线越南一侧的土珠岛。随后越军进行了反击，夺回了土珠岛。事后，民柬首领波尔布特承认他的军队对地理无知，打过了界，并且承认越南对富国岛和土珠岛拥有主权。然而越军并不罢休，几天后就进攻并占领了海上分界线柬埔寨一侧的威岛。柬方一再和越方交涉，一直拖了2个月，越军才撤出威岛。
此后，越柬双方围绕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和磋商。然而越方此时已不承认当年所作的声明，不同意西哈努克对于声明的单方面解释，更不同意柬方要求的对柬埔寨有利的领土调整。而且越南还拒绝从其占据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军，其理由是“任何撤军只能在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和互惠的边界调整之后”。在海上分界线的问题上，越方坚持必须对这条线进行有利于越南的调整，而根本不理会柬方的诉求。总之，越南不但一毛不拔，反而要压柬埔寨让步。这下民柬领导人大失所望，西哈努克时期认为的有利于柬埔寨的领土调整全泡汤了，却要面对被越南人索要领土的压力。波尔布特是杀人魔王，何等脾气！他愤然命令中止了与越南的谈判，声称不能容忍越军在占领柬埔寨领土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在如此对立的气氛下，习惯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双方就只有开打了。

1977年初，民柬政权就派出军队前往越军占据的柬埔寨领土上巡逻，以显示自己的军事存在。越军当然不干，很快开枪，双方频频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2月，民柬方面声明粉碎了一次越南煽动的未遂政变。4月，柬军向越南安江省部分地区发起进攻，打进越南境内10公里远。民柬政权的这一行动表示，越军既然要赖在柬埔寨领土上不走，那么柬军也可以随时打进越南境内。越军很快进行了反击，并反攻到了柬埔寨境内。随后柬方再次提出谈判，建议双方首先脱离军事接触。然而越方认为自己吃了亏，要找回场子来，并不理睬柬方的提议。8月，越军出动1个师攻入柬埔寨境内，最远打入了15公里。柬军顽强抵抗，一度将越军赶出境外。9月，越军再次打进柬埔寨境内，双方持续激战。9月底，柬军也从多处向越南境内发起进攻，深入越南领土达十多公里。

打到这时，越南已看出民柬领导人不肯就范，逐渐决心用军事手段解决柬埔寨问题，以长期维持其在柬埔寨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因此，越军先后调集了重兵到越柬边界。面对这一严重情况，12月25日，民柬政权宣布对越南进行全面战争。12月31日，民柬领导人又宣布中止同越南的外交关系，要求越军无条件撤出柬埔寨领土，并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回答他们的，则是越军5个师兵力对柬埔寨东北部地区的猛烈进攻。双方十多万军队在越柬边境进行了反复激战，伤亡都很大。

对于越柬双方的武装冲突，中国在一边看得很清楚。中国在长时期内同时支持越南和红色高棉两个政权，这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国际主义义务。但是，自从越南实现全国统一后，其日益倒向苏联的趋势已经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民柬政权的内政搞得如何，保持一个中立的柬埔寨对于中国的地缘安全非常重要，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其像老挝那样沦为越南的军事占领之下。因此，1978年1 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越柬两国停火，越南克制自己的行为，从其占领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军并以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同时表示进一步支持民主柬埔寨。这样一来，越南也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战略选择。对于越南来说，维持其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实现印度支那联邦之梦，是其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中国的态度表明，其不但不能继续成为越南的支持，反而变成了阻止越南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最大障碍。因此，为了吞掉柬埔寨，越南只有冒着与中国对抗的危险。而能制衡中国并可以继续援助越南的，唯有苏联。那么，越南将作何战略选择也是显而易见的了。

1978年2月5日，越南向柬埔寨提出了三点建议，要求两国军队立即在边界地区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并举行谈判。但柬方拒绝了越方的建议，理由首先是越南在对从长期占领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军的问题毫无表示，其次是越方仍然拒绝西哈努克提出的边界调整方案。即便举行谈判，也仍如上次谈判一样是越南单方面压柬埔寨让步。至此，越南也横下了一条心，为彻底推翻民柬政权做起了准备。越南电台开始公开号召推翻民柬政权，同时越军在越柬边界不断加强力量，并且在高棉人中招募游击队员，以及煽动策反民柬干部和士兵叛逃到越南。波尔布特这下眼睛也红了，通过电台号召实现1个柬埔寨人消灭30个越南人的计划。当越军从攻入的柬埔寨东北部边界地区后撤时，柬军就开始大规模捕杀柬埔寨东部大区的越南人和受越南影响较深的高棉人。越方后来提出的一系列越南人被红色高棉军队屠杀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5月中旬，柬方又向越方提出了四条边界谈判建议，核心内容是要越南停止企图颠覆民柬政权的一切活动，并明确宣布放弃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人民”计划（即印支联邦计划），不要再扯什么和柬埔寨的“特殊关系”。对于越南来说，这四点建议无异于废话，根本不予理睬。当年7月，越共的四届四中全会上明确了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要把“迅速夺取西南边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作为“贯彻始终的重要任务”。在此前后，越军又连续向柬埔寨境内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占领了部分柬埔寨领土。

在全面倒向苏联并积极准备同中国动武之后，越南于1978年12月25日出动了18个步兵师的“志愿军”，在60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几百门大炮及空军、海军一部的支援下，兵分八路向柬埔寨发起全线进攻。仅仅打了两周时间，越军就击溃了柬军十多个师，基本占领了柬埔寨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入柬埔寨首都金边，扶植起了韩桑林伪政权。波尔布特等民柬领导人被迫率领残部退入西北部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的山区开展游击战。

要评价这段历史，从客观上说，越南入侵柬埔寨，确实是将柬埔寨人民从残暴的红色高棉统治下解放出来，拯救了无数生命。日后柬埔寨人民不忘感谢“越南志愿军”做出的重大牺牲，当然是有理由的。对于中国当年支持红色高棉政权在国内滥行的所谓“改造”，应该有所反思。即使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是深受“左祸”的荼毒，但对历史还是要予以正视。由此联想开来，“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人权高于主权”，究竟何为历史的正道，还需要再行慎重探讨。不过话说回来，国家地缘安全的考量，终究是形势比人强。越南在“拯救”了柬埔寨人民后，却又对柬埔寨进行长期的军事占领，与苏军入侵阿富汗南北呼应，就不能不说是其国家野心所致了。而越南主动与中国交恶，并对中国边境进行军事挑衅，这是自己找了一个挨打的理由，也就怪不得别人出手了。

197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准备对越南实施有限时间、有限规模的军事惩罚，以打击其猖狂反华和在东南亚扩张的气焰。解放军总参谋部作为军令系统的中枢机构，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地位举足轻重。其对下要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意图，拟订和组织实施战略战役计划和动员计划，调动指挥和部署协调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对上要及时提供各种情报信息，反映军队在军事行动中的动态情况，以供中央军委进行决策时参考。王尚荣是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这场战争中的工作千头万绪，宵衣旰食，倾注了很大心力。

因为中越曾多年友好，中国在长期内并未以越南作为战争假想敌，对越南的兵要地志情况了解非常匮乏。进入异国作战，须臾离不开军事地图。然而，中国当年还就没有靠谱的越北地区军事地图。按理说中国援越将近30年，几十万部队都到过越南，又是修路，又是架桥的，都需要进行地形测绘，是应该掌握越北地区很多地形情况的。而且，1959年时，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邀请，先后派出了25支测绘大队入越，工作历时4年，援助越南完成了国土测量工作。无论怎么说，中国掌握一些精确的越北地区地形图应该不是难事吧？还真就是难事。临到作战用时，拿不出来。最后只好使用法国在20世纪3、40年代绘制的一些地图，陈旧粗陋，与实地误差很大。还有抗美援越时获得的美军航拍地图，很多地区是简易绘制，没有等高线，只有地名和明显地形地貌。这些地图经大量翻印后下发到部队，比例多为1：10万和1：5万，仅能解决紧急临战时的燃眉之急，后来在实战过程中出了很多问题。

中央军委决策发起对越作战时，最初的设想是选择越南境内浅近纵深目标，用3-5天的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打击越南的反华气焰，并以机动作战的方式牵制越南，支持面临越南严重军事威胁的民主柬埔寨，警告越南当局不要走得太远。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总参将作战预令下达给了参战的广州、昆明军区。各军区经过多次开会研究，进行了反复讨论，先后将初步作战方案上报到了总参。广州军区的作战方案是首先拔掉广西边境上的几个越南公安屯，收复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和庭毫山，尔后寻歼越军在边境附近配置的地方守备团。如越军主力第3师或346师来援，则集中兵力予以歼击。昆明军区的作战方案是首先集中14军主力歼灭与云南河口县、马关县相邻的越南孟康、发隆地区防御之敌。如越军主力345师来援，则集中13军、14军对其进行歼击。应该说，这两个方案都基本贯彻了中央军委的意图，强调机动作战，在几个点上打痛越军，然后相机寻歼敢于来援的越军主力，牵制越南的侵柬行动，是比较扎实稳妥的方案。

然而越军在1978年底对柬埔寨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势头咄咄逼人。中央军委再次召开作战会议进行研究，判断越军这次进攻已不再限于以往的边境冲突，而是意在推翻民柬政权。因而决定对越作战规模要扩大，增调部队，打掉越军3-5个师，作战时间延长到15-20天，是为对越南当局的有限军事惩罚。这样一来，战争规模就比较大了，需要顾忌苏联与越南之间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要提防苏联军队在北方可能实施的对越策应行动。在南方部队进行惩越作战的同时，北方部队也要防御苏军可能的入侵。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王尚荣也对全局作战方案进行了酝酿和设想。在扩大作战规模后，关键就在于八个字：有限战争，速战速决。南方要惩越，北方要防苏，所以军事行动要快，还要打得狠，要牢牢控制战争规模，掌握主动，力争政治和军事双赢。

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后来又将新的作战方案呈报军委和总参审批。广州军区的新作战方案仍然是以稳妥为主，扩大了对广西边境越军公安屯、地方守备团和主力步兵师的寻歼力度。邓小平听过汇报之后，明确表示这个方案不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尔后，王尚荣和总参第一副总长杨勇、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一起向来京汇报的广州军区参谋长周德礼等人解释了军委的意图和总参的作战设想。其根本原则就是要进行较大纵深作战，穿插分割越军，速战速决，速歼速回。据此，广州军区又重新拟定了作战方案，决心对高平地区越军实施南北对进的大纵深分割围歼，同时在同登、禄平方向做牵制攻击，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军委和总参的批准。昆明军区呈报的新作战方案也颇有亮点，是以云南河口方向为主战场，集中兵力沿红河两岸并肩向越南老街、谷柳、柑塘地域实施突击，同时在金平、麻栗坡地区对越军进行牵制攻击。当时总参的杨勇、何正文两位副总长和总后勤部的张贤约副部长亲自到河口、马关去实地勘察了边境形势，并与昆明军区的杨得志、刘志坚、张铚秀等领导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了这个作战方案。在拟定和审批作战方案期间，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兼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徐向前也全程参与。这位老帅是人民解放军在历经浩劫后硕果仅存的著名军事家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国防部长。他不但提出了自己的作战设想，还对各军区上报的作战方案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审查，直到和军委、总参的意见达成一致，才通过了作战方案。

中央军委在决定扩大作战规模时，还有一个意图，就是增调成都军区50军和武汉军区54军参战，归昆明军区指挥，从云南中老边境打出去，直取奠边府，迂回越西北。当时作战预令已下达到了成都军区和武汉军区，50军、54军指挥人员都到云南边境勘察了地形，昆明军区还专门成立了指挥和保障2个军作战行动的军区西前指。后来因为柬埔寨形势变化和政治、军事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这次作战行动最终取消。50军、54军作为战役预备队，后分别加强到了东西两线。

在对越作战打响前的一个星期，王尚荣就带领总参指挥班子进入了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军委地下指挥中心，紧张实施战前最后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准备工作。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线打响，王尚荣也全力投入了一生中参与组织指挥的最后一战。开战初期，西线13军很快打过红河，14军与老街、班菲、孟康、发隆之敌激战相持；东线突击高平的南北集团都连续遇阻，进展迟缓。东西两线的作战进程不太理想，远远超出了战前速战速决的估计。战争的头一周是最紧张的时候，从总参、军委到中央领导人都严密关注着前方的动向。军委主席华国锋和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天天都到指挥中心来，听取作战汇报，注意研究战场态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当时身体不太好，也天天给指挥中心打电话询问战况。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则平均两天到指挥中心一次，他话不太多，但根据作战进展和情况的变化，对一些重要作战部署的变更甚至武器的使用都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如东线穿插部队打到越军纵深后，随身携带的粮食已吃光，又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扰民，情况非常困苦。邓小平接到报告后果断拍板，指示部队可以就地筹粮，临时解决急需；西线13军进展较快，邓小平指示昆明军区要在柑塘地区“打一个大仗”、“打一个恶仗”、“歼敌万把人”，下决心歼灭柑塘之敌；西线预备队50军149师紧急赶赴战地，原定要配属给14军作战。邓小平指示该师转归13军指挥，下火车后不要停，迅速向前边机动等等。另外，军委常委粟裕、军委秘书长耿飚等人也多次来到指挥中心，细致了解战况，并就战役进程提出了具体建议。王尚荣每天守在作战室，及时将战场动态上报军委，并根据军委指示修改战役决心，向前线部队下达命令。因为紧张忙碌，他几乎很少睡觉。杨勇副总长也钉在指挥中心几天没回家，直到高平方向打过去了，他才松了口气，回了趟家。

高平攻下后，谅山方向又成为战役热点。根据军委指示，2月26日，王尚荣向前线部队通报：广西方向55军拿下谅山、云南方向13军插到外波河、14军打到栋光就不再向前伸了。前线部队打到后来越打越顺手，希望能扩大战果。王尚荣等人将情况上报到军委后，华国锋、邓小平等军委领导研究后也有了考虑，有情报显示北方的苏军并未进行大规模动员，显然还在观察动静，可以抓紧机会再给越军几下重击。不久，军委又下达指示：“争取自卫还击作战的更大胜利。”于是，东线55军拿下谅山北市区后，继续一鼓作气打过奇穷河，攻占谅山南市区，将战线又向奇穷河以南推进了5公里，摆出了威逼河内的架势。西线50军149师投入战斗，长途攻进30余公里打下沙巴县城，重创了越军主力316A师。14军也追击红河东岸溃逃之越军，一直打到郭参、春斗地区。邓小平当时有些意犹未尽，战后对来中国访问的基辛格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惩罚性行动更纵深地进入越南，效果会更好。”“我们可以再深入越南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地区。没剩下一条防线到河内。”
3月4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内部指示，宣布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结束，5日向国际公开声明。关于撤军回国的事宜，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各具特色。

邓小平：“要搞一个声明，给友好国家打招呼。要组织好欢迎，由一个副总理和一个副委员长组织。解放军报要发表社论。”
华国锋：“要注意分寸。”
叶剑英：“要片纸不留！”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参于4日晚向东西两线参战各部队下达了准备撤军回国的命令和中国政府将发表撤军声明的通报，并确定了回撤原则：从3月6日起，各部队“由前至后，交替掩护，边剿边撤”。东线高平地区的清剿作战可以适当延长一些时间，确定将残敌肃清。

随后东西两线部队边清剿边回撤，并有计划地破坏了战区内的越军各种军政设施，以示惩罚。3月16日，对越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了中国境内。在整个自卫还击作战的20多天里，王尚荣日夜坚守岗位，分析战况，研究对策，贯彻军委指示，指导前线部队作战，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直到部队扫荡越北，胜利撤军。

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用几句话总结了战争结果，表达了对苏联军事威胁的轻蔑：“至于威胁我们，他们只在边界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派出几只船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毕竟，我们仍然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3月16日，王尚荣代表总参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作了报告，邓小平还即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不久，徐向前受邓小平委托，也在军委驻地三座门主持会议，听取了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关于对越作战情况调查的汇报。十多年不战的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战争中收获了太多的经验教训。

30多年后，基辛格在他的著作《论中国》中如此解读说：“按历史学家的传统智慧分析，那场战争是昂贵的中国失败。文革期间的政治对解放军的影响在战役中显而易见：设备陈旧、后勤问题、人才短缺，和不灵活的战术导致中国军队前进缓慢并付出巨大代价。据一些分析家估计，解放军在第三次越南战争头一个月遭受的战斗伤亡与美国在第二次越南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几年相当。

然而，传统的智慧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一个误解。不管其执行上的技术缺点，中国的战役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长期战略分析。在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美国同行的解释里，他们将受苏联支持的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权力巩固描述为苏联在全球的‘战略部署’迈出的重要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沿着中国的北部边境集结部队。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莫斯科开始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获得基地’。如果它加固在这些区域的地位，它就能够控制重要的能源资源，并能阻断关键的海道——最引人注目的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俄罗斯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占有战略主动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战争是北京对孙子‘势’的概念——“势能”的趋势和战略格局一一分析的结果。邓小平旨在阻止，如果可能的话，扭转他不能接受的苏联战略势头。

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部分以其大胆的军事行动，部分以将美国拉入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中国领导人通过细致的战略分析，大胆的军事实施，和娴熟的外交运作成功地渡过第三次越南战争的险滩。具有所有这些素质，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1979年11月，王尚荣成为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这位资历深厚的优秀军事人才，在国家春天到来的时候，期望着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余热，将动乱年代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然而因为多年的积劳成疾，加上身体在文革中遭受了严重破坏，对越作战后仅一年，王尚荣就突发急病，不得不离开了军队领导岗位，时年65岁，在当时的军队领导人中算是年轻的。

1988年7月，养病中的王尚荣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晚年的岁月里，老伴黄克陪伴在已经瘫痪的王尚荣身边，精心照料。

2000年4月1日，王尚荣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