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刺杀希特勒行动成员后代：战后仍长期被视为“叛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01:50
刺杀希特勒行动成员后代：战后仍长期被视为“叛徒”
2014年08月13日
来源：凤凰资讯
《新闻周刊》封面
西蒙德父亲的照片和笔记本
今年7月20日，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率领全国政要，为一场著名的暗杀行动举办了70周年纪念典礼。1944年，克劳斯·冯·史陶芬柏格上校走进了东普鲁士的元首办公室，把一个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书桌下。炸弹爆炸了，但希特勒只受了轻伤。冯·施道芬堡以为计划成功，前往柏林领导政变，却在本德勒勃劳克被执行枪决。
“一旦这个人上台，将是德国的末日”
官员、法官、工会会员、牧师、外交官，几乎所有7月20日密谋案的成员都被处决了。如果暗杀计划成功，他们将会推翻纳粹政权，逮捕纳粹高官，解放集中营，重建法治，和同盟国进行和谈。
今天，这两百多名暗杀计划成员都成了国家英雄，但在很长时间里，他们都被视为叛徒。在西蒙德（Axel Smend）的童年回忆中，他的母亲一次又一次被叫到学校来。“有一次，她向我的数学老师提到我爸爸是刺杀行动的成员。我的老师说：‘哦，怪不得他数学成绩那么差。他是个叛徒的儿子。’”
西蒙德的父亲冈瑟·西蒙德，在声名狼藉的普勒岑塞监狱被处以绞刑。他试图把自己的上级拉入刺杀计划中，法官给了他一种缓慢痛苦的死亡方式。希特勒的命令是“所有的密谋者都应该像动物一样被处死”。独裁者叫嚣着：“这些密谋者是犯罪小集团，应该也将被彻底摧毁。”88人与西蒙德命运相似，另外一些人在集中营中被处决，还有很小一部分人幸运的等到了同盟军。
父亲死时，西蒙德只有4个月大。当他回忆起童年的经历时，忍不住泪流满面。26岁的母亲独自一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尝尽世间薄凉。邻居们排斥他们，“叛徒的遗孀没有资格得到赔偿”，他们一个子都拿不到。蕾娜特并不知道丈夫已经被处决了，直到她收到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丈夫的结婚戒指、笔记本和一份处决通知书。“直到我9岁时，妈妈把我带到普勒岑塞，我才知道爸爸是怎么死的。”
若是计划成功，冯·哈塞尔就会是德国外交部长。这个经验老道的外交家曾在1930年代出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是墨索里尼的老朋友，但后来被希特勒解职。他的夙愿是建设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的欧洲，但在愿望实现之前，他就被希特勒处决了。
冯·哈塞尔的外孙科拉德（Corrado -Pirzio-Biroli）回忆说，外婆曾经跟他讲过一些关于外公的事情。“1928年，我外公听说了希特勒这个人，就去见了他，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希特勒说话时喜欢盯着人看，我外公也盯着他。他们俩就这么互相盯着，什么话也不说，会面就结束了。后来，我外公给我外婆写了封信：‘如果这个人上台，那就是德国的末日’。”
科拉德还记得刺杀计划失败的那天，他的母亲被捕了，3岁的他和2岁的弟弟罗伯特被送到了提洛尔的孤儿院。这是大部分密谋者家庭的命运——妻子和年长的孩子被捕，年幼的孩子被送到孤儿院，等待“可靠的”家庭收养。科拉德和罗伯特的姓氏被改成冯·霍夫。“我们被一个奥地利家庭收养了，但外婆找到了我们。在为外公感到自豪之前，我要先感谢外婆，是她救了我们。”
“德国战败了，纳粹却渗透了整个国家”
在克拉瑞塔·穆勒柏林的家外，不同民族的孩子们在公园里嬉笑玩耍——这大约是克拉瑞塔的父亲愿意为之奋斗的德意志。她的父亲亚当·冯·特洛特（Adam von Trott zu Solz），出生于一个高贵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约翰·杰曾经出任美国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1939年，冯·特洛特就曾带着希特勒军事计划机密来到了英国，希望能够劝服英国政府制止战争。7月20日密谋案中，他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试图获取英国对刺杀计划的支持，但他失败了。剑桥大学二战历史教授理查德·伊万斯说：“英国政府把这些人当做异见者给驱逐了。”
“从这点上说，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解放集中营，而是关于德国对欧洲的控制权。刺杀计划的成员仍想保住德国在欧洲的绝对优势，但英国人不同意。”
克拉瑞塔说，冯·特洛特清楚的知道密谋可能会失败。“他总是对我妈妈说，‘一旦事情不妙，请告诉全世界我们是谁。’”他的遗孀尽力过，但即使在战后，很多德国老百姓还是把密谋者视为叛徒。1951年的民调中，只有43%的男性和38%的女性对密谋者持正面态度，在1956年的调查中，只有18%的人同意以密谋者的名字为学校命名。保障密谋者遗孀的法案从来没有成文，但这些家庭多少还是得到了些赔偿。尽管环境如此，艰难躲过一劫的律师法比安·冯·许拉布伦道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却走上了为密谋者家庭维权的道路。他的儿子回忆说：“直到他逝世，一直都有人威胁要杀了他。德国战败了，但纳粹却渗透了整个国家。”
早在1933年，冯·许拉布伦道夫就已经是抵抗希特勒组织中的一员，他不仅参加了7月20日的刺杀计划，在此之前就曾试图刺杀纳粹高官。他曾经给希特勒随行官员一个伪装成白兰地瓶子的炸弹，但没想到的是，炸弹没有爆炸。他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把炸弹拿了回来，带到了柏林。
刺杀计划的失败意味着冯·许拉布伦道夫在劫难逃。臭名昭著的纳粹法官罗兰德·弗莱斯勒负责审理“政治罪犯”，冯·许拉布伦道夫也被其中。他一般审理3-4天，然后对罪犯立刻判处死刑。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想拍摄审讯刺杀计划成员的影片，但那些人在庭上大义凛然，戈培尔放弃了。
在1942到1945年间，除了刺杀计划的成员，弗莱斯勒还把3600多人以“政治犯罪”的名义送上了行刑台。1945年2月3日，弗莱斯正在宣布对冯·许拉布伦道夫处以死刑，美国的炸弹落了下来，炸死了弗莱斯勒。冯·许拉布伦道夫逃过一劫。
在家里，冯·许拉布伦道夫很少谈及他所遭受的折磨苦难。他的儿子说：“他希望把我们从他的经历中隔绝开。他所有的朋友都被杀害了，每当说起这些事的时候，他都痛苦万分。”
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
因为冯·许拉布伦道夫的不懈努力，7月20号刺杀计划没有被战后的人们所遗忘。于1959年出版的《反对希特勒的军官》，是冯·许拉布伦道夫对战友们的献礼，也是对自己的自我治疗。
冯·许拉布伦道夫、 冯·特洛特和像汉斯·冯·杜南依（Hans von Dohnanyi）这样的人很早就是纳粹的反对者，另一些刺杀计划成员是在后来才加入了反抗组织。“毫无疑问，我祖父一开始就是个纳粹。”坐在祖父被绞死的死刑执行室里，罗伯特（Robert von Steinau-Steinruck）说：“准确来说，他不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纳粹是在犯罪。对他来说，这是个法治的问题。”
罗伯特的祖父曾经是东德的政府官员，在亲眼见证了纳粹的罪行后，毅然加入了反抗组织。如果计划成功，他应该出任内政部长。“对于他来说，违背希特勒是出于道义。”罗伯特说：“他们本可以什么都不做，留着性命，还能在战后得个一官半职。但是他们知道，总得有人去做点儿什么。”
然而刺杀计划的成员却面临一个难题：希特勒不仅有着很多支持者，他的政权在早期也是有民主合法性的，他们很容易会被当作充满忿恨的少数者解决掉。
在审讯过程中，沉稳冷静的史陶芬柏格上校告诉法官：“我们这次行动是为了把德国从悲惨境地中拯救出来。我知道我会被处决，但我不后悔。我希望，还有后来者可以坚持下去。”没有勇气去面对历史，这个国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遗忘“第三帝国”。议会在1949年和1954年多次通过了特赦法，1949年的法律赦免了1949年前的罪犯，包括了与纳粹有关联的罪犯，约80万人从中受益。5年后的第二次法律赦免了40万人，包括了一小部分纳粹罪犯。
但是冯·许拉布伦道夫的畅销书，历史学家的不断调查，和那代孩子的不断追寻，让境况转变了。随之而来的是政府支持的对“第三帝国”罪行的重新评估，还有对密谋家庭的各种赔偿。
“我的母亲曾经试过公开讨论7月20日密谋案，但是政治家们只有在政治需要的时候，才会开始讨论。”穆勒回忆说，在学校里，她一直难融入集体，她的同学“以为她是犹太人”。
军服模特曾试图刺杀 同盟国空袭炸烂工具箱
渐渐地，所谓的“叛徒”们赢得了尊敬。1967年，柏林的政治家们决定在本德勒勃劳克为刺杀者们树立纪念碑，并在1980年建造了反抗组织历史档案中心。截止到1970年，39%的德国人对暗杀者们持积极态度。在2004年，只有5%德国人反对或鄙视那些成员。今天，那些7月20日密谋案的家庭，已经开始在学校发表演讲，开展纪念活动。
2002年以来，德国军队的新兵都需要对“7月20号”宣誓。今年在本德勒勃劳克的发言人是国防部长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及史陶芬柏格上校的长子。
“当德国军队要对‘7月20日’宣誓时，我想，当然了！”穆勒大声喊了出来。她对父亲的命运并不感到怨恨，今天的德国奋力追求的，正是父亲为之慷慨赴死的价值：“民主，法治和对少数群体的保护。”
穆勒的母亲曾试图去旁听丈夫的庭审，愤怒的纳粹法官叫嚣他为“自命不凡的‘知性论者’”，怒斥他“非德国教育”的背景。她和两个女儿再也没能见过他。一张合照，是穆勒的父亲留给女儿唯一的纪念。
命运似乎一直在与反抗者们作对。他们曾有个极为创意的计划，曾经被选为希特勒新军服模特，年轻帅气的士兵阿克塞尔（Axel von dem Bussche），会在身上藏一个炸弹，但在计划实行的前一晚，同盟国军队的空袭炸烂了工具箱，刺杀只能作罢。在1943年另一次刺杀计划中，少将特里斯高（Henning von Tresckow）应该在一个晚宴上，直接站起来开枪打死这个独裁者，但可惜的是，特里斯高的上级听到了风声。
1938年，一个名为乔治·艾尔塞（Georg Elser）的木匠差点儿就成功行刺了希特勒。他在希特勒最喜欢的慕尼黑酒吧里埋下了一枚炸弹，但希特勒碰巧提前离开了酒吧。据历史学家统计，“7月20日”成员和其他反抗者至少进行了40次刺杀行动。
像穆勒一样，西蒙德也只有一张与父亲的合照，但他还保留着一个父亲的笔记本。
采访结束了，西蒙德还要赶去慕尼黑出庭。坐在出租车上，他仍然泪眼朦胧，在公文包中法律文件的上面，放着他父亲的绿色笔记本。
刺杀希特勒行动成员后代：战后仍长期被视为“叛徒”
2014年08月13日
来源：凤凰资讯
像穆勒一样，西蒙德也只有一张与父亲的合照，但他还保留着一个父亲的笔记本。采访结束了，西蒙德还要赶去慕尼黑出庭。坐在出租车上，他仍然泪眼朦胧，在公文包中法律文件的上面，放着他父亲的绿色笔记本。
http://news.ifeng.com/a/20140813/41564069_0.shtml
消灭独裁者不能依靠卖国贼
谁说德国比日本认罪态度好，都一德行，只是当权者的权宜之计
那些说德国人已经彻底清算历史与法西斯决裂的那些人呢？你们出来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