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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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俄关系
2015-02-28 20:37:26来源： 财新网作者：王强责任编辑：张继伟
2015年02月28日 20:37 来源于 财新网
应理性处理中俄关系，淡化两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和针对性色彩；应坚持一贯的外交准则，以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外交姿态；应准确判断俄罗斯战略动机，对未来中俄关系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要有充分的预见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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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强|文

　　乌克兰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俄罗斯与西方对抗，是2014年最为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其影响是全球性的。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相关形势的发展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对危机的原委以及相关走向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本文想对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乌克兰危机的性质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中国舆论普遍将剧变后的乌克兰当局视为欧美“代理人”，将危机归咎于美国和乌克兰亲西方势力，并将危机视为俄罗斯的对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的“合理反击”。对于这一问题，有必要深入地分析。

　　首先要对俄乌关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991年底乌克兰独立后主动放弃核武器，并将军事上的“不结盟”作为基本国策。乌克兰“弃核”及不结盟道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都曾以条约和联合声明等方式，明确保证尊重并保护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最近一次，是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北京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其中俄罗斯曾于1991年、1994年和1997年三次签署类似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20余年来，“北约”与乌克兰保持了密切接触，并多次论证过乌克兰“入约”问题，但2010年7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乌克兰内外政策原则法》，以法律形式进一步强调了“不结盟”道路，明确排除了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北约也相应中止了与乌克兰在“入约”方面的合作。此后至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乌克兰主要政治派别均未将加入北约作为现实政治纲领。2014年12月底，乌克兰议会废除了关于“不结盟”的相关法律条款，然而直至今天，对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也尚无一个具体的计划或时间表。乌克兰谋求加入的是欧盟，在欧盟框架内争取新的发展机会。欧盟与俄罗斯没有敌对关系，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即使俄罗斯官方口径，也并没有将欧盟的东扩称为针对俄罗斯的敌对行为。相反，2014年以前，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关系一直呈深化发展的趋势。

　　对于夹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来说，在俄、欧之间谋求平衡是其1991年独立以来一贯的外交路线。在乌克兰，约17%的人口为俄罗斯族，说俄语的公民则超过乌克兰总人口的30%；乌、俄间的经贸联系也十分紧密，俄罗斯是乌克兰最主要的贸易对象，乌国内多数大企业都与俄罗斯方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利益共同体，这就为乌亲俄政治派别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乌克兰独立以来，大部分时间为亲俄的势力执政（包括1994年——2005年任总统的库奇马，以及从2008年开始以总理身份掌握实权、2010年起任总统的亚努科维奇），总体上与俄罗斯保持了友好关系。2004年底，乌克兰曾经发生过一轮“颜色革命”，2005年初亲西方的尤先科、季莫申科等上台执政。然而实践证明，其间乌克兰与俄罗斯在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关系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倒退。尤先科曾直言：“尽管本人与俄罗斯当局关系不睦（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公开支持其竞选对手亚努科维奇），但从乌克兰国家利益出发，必须承认俄罗斯是乌克兰首要的战略伙伴！”

　　与此同时，加入欧盟又是乌克兰1991年独立以来的既定方针，乌克兰历届行政当局都没有偏离这一目标。特别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此前先后加入欧盟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对比较迅速，与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形成了强烈反差（如波兰1992年人均GDP不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半，而到2013年已超过乌克兰的4倍、白俄罗斯的2倍！），更增强了“入盟”的吸引力。且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多年来在处理周边关系中确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如以生硬态度对待与乌克兰等国的一般性分歧，动辄以减少石油天然气供应、“逼债”等手段施压，对乌克兰与中国等国的高技术合作项目横加干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乌克兰等国民族感情，影响了乌、俄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以欧盟平衡俄罗斯这个问题上，乌克兰政界是有一定共识的。2010年“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他本人操俄语）当选乌克兰总统后，第一次出访的对象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各国。恰是在亚努科维奇任上，乌克兰与欧盟在自由贸易协议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在“入盟”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主导拟制的《乌克兰内外政策原则法》在否决加入北约的同时，也否决了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倡议。由此可见，在乌克兰，“亲俄”和“亲欧”都是相对的，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不宜标签化！（还应看到，乌克兰亲西方势力和亲俄势力在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关系上并无原则分歧，总体上都是积极态度）。

　　其次，要对乌克兰变局的内外因素有一个理性认识。

　　有舆论认为，乌克兰的变局是西方敌对势力操纵和收买的结果，将政权更迭归咎于外因。这里必须先搞清楚的是，与中国不同，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早已是总体奉行欧美政治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乌克兰“亲欧派”和“亲俄派”在意识形态上并无本质区别，西方敌对势力对前苏联和中国的思想渗透一类颠覆手段，对今天的乌克兰并无太多现实意义。

　　再从逻辑上看，乌克兰是一个有4500万人口的国家，独立20多年来社会总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2014年初的广场运动和街头政治，仅在基辅一地，参加人员就已达数十万人，造成伤亡至少达四百人。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深厚的内因基础，外部势力要组织如此重大的行动，进而要颠覆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需要多深的介入、多大的投入、多周密的组织、多一致的步调？我们可以相信欧美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是情报部门对乌克兰亲西方势力进行了资助和煽动，也可以相信亲西方势力做了一些“小动作”，但一年多来无论是从亚努科维奇当局的安全部门、俄罗斯情报部门还是乌克兰亲俄势力提供的相关证据中，都看不出西方的介入程度可以支撑起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且亚努科维奇等人“富可敌国”，单是迄今已曝光的亚努科维奇及其身边几位亲信高官（均已因侵吞国家资产而受到国际刑警组织全球通缉）个人财产就已超过百亿美元，何况还有其他亲俄寡头，以及俄罗斯方面的介入。如果说乌克兰亲西方势力组织街头政治（须知亚努科维奇在议会和总统竞选中，也曾以街头政治作为重要手段，并取得过相当的成效）依靠的是“收买”，何以亚努科维奇和亲俄势力却“买”不回来？

　　事实上，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乌克兰经济萧条（2013年乌克兰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已沦为欧洲倒数第三，仅高于科索沃和摩尔多瓦，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甚至低于前苏联时期）、国库空虚、腐败横行、贫富悬殊（基尼系数全欧第一）、人心浮动，这是导致政府危机的根本原因。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突然转变立场，中止了与欧盟的相关合作，现在分析，更多是基于财政上的考虑。俄罗斯一方面威胁取消对乌克兰油气供应上的优惠并催逼乌克兰偿还债务，另一方面则开出了20亿美元的援助和150亿美元的贷款意向。对于已面临严重政治和财经危机的亚努科维奇来说，此时与欧盟的合作前景是“远水不解近渴”，而俄罗斯的支持则或可解“燃眉之急”，甚至可谓“救命稻草”。同理，对于乌克兰反对派来说，阻止亚努科维奇当局获得俄罗斯支持，则可谓“釜底抽薪”，其目的与其说是“反俄”（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东部冲突后乌克兰当局的被动反应可以看出，乌克兰亲西方势力原本没有与俄罗斯对抗的打算），倒更像是“夺权”的手段和步骤。因此，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乌克兰变局的决定因素是内因而非外因。


　　再次，要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

　　俄罗斯称乌克兰危机为“政变”，并将克里米亚和乌东部的分离行为定性为对“政变”后当地居民权益受到侵犯的反应。事实上，乌克兰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西部地区与操俄语的东部地区矛盾由来已久，但近20年来，无论是克里米亚还是乌东部各州都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乌克兰独立初期，克里米亚曾于1992年5月提出过独立要求，但1994年以后，经俄罗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三方协商，关于克里米亚归属、地方自治和其他相关权益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1996年乌克兰宪法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做了详细规定，并得到了克里米亚方面的认同。1997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签订友好条约，进一步明确了克里米亚地位。此后至2014年2月克里米亚政治形势未再发生过大的动荡），关于民族权益的博弈大多能够在政府和议会层面得到解决或缓和。

　　乌克兰反对派在推翻亚努科维奇前后，确有个别极端举动，如取消了俄语官方语言地位（乌克兰宪法明确乌克兰语为国语，2012年乌克兰议会通过法案，给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这在当时也是颇有争议的）等，但总体上并没有推出与俄罗斯为敌或给乌国内俄罗斯族利益造成实质性侵害的纲领政策。

　　而乌克兰亲俄势力在“政变”开始后的反应却显得吊诡。一方面，2013年11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无论乌议会中的亲俄势力，还是克里米亚及东部各州的地方当局，以及乌国内俄罗斯族群众，都没有对亲西方势力进行积极斗争，甚至在舆论上都保持了低调，几乎可以说是坐视“政变”和“侵权”。由450个议席组成的乌克兰议会中不乏克里米亚、乌东部地区以及俄罗斯族的代表，但在通过罢免亚努科维奇的决议时，表决结果328票赞成、122票弃权，竟无一票维护亚努科维奇！在对罢免亚努科维奇的程序存在“违宪”指控的情况下（亚努科维奇于2014年2月与乌议会达成协议，恢复了2004年宪法修正案，乌克兰政体由总统议会制改为议会总统制，按此议会才取得了罢免总统的权力。施行议会总统制原本是亚努科维奇在2008年得以以总理身份掌握实权并于2010年进一步当选总统的重要基础，但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乌克兰宪法法院却又随即裁定2004年宪法修正案“违宪”，强制恢复了总统议会制，使亚努科维奇独揽大权。对该案的立法、乌克兰宪法法院的裁定以及2014年对该法案的恢复，都存在严重争议），一直为亚努科维奇“票仓”的俄罗斯族聚居区，包括克里米亚、顿涅茨克（亚努科维奇的家乡）、卢甘斯克等地却都没有给“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提供庇护，没有为亚努科维奇提供抗争的平台，甚至没有再将亚努科维奇当局作为交涉的对象。

　　另一方面，亚努科维奇下台后，克里米亚却在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通过“公投”完成了“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则不但在6周左右的时间里走上“揭竿而起”的道路，还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集结起了一支能将乌克兰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武装力量。

　　一场涉及主权变更的政治运动，至少需要经过思想准备、宣传鼓动、群众动员和组织实施等必要步骤并经过严密的法律程序，且需要对原国有资产分割、国际权利与义务、少数民族权益等问题做出界定，显然非一日一时之功。而走上武装斗争道路，更需要在指挥体系、组织动员、装备筹措、人员训练等方面做诸多扎实细致的工作。由此可见，克里米亚和乌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不可能是自发性响应，而只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组织行动。从事态的发展轨迹，以及俄罗斯立竿见影的反应与介入看（克里米亚和乌东部分离过程，均有大批有组织的俄罗斯籍武装人员参与，对此，俄罗斯甚至没有否认），有理由推测俄罗斯操主导了对乌克兰的分裂活动。从分离运动的行动节奏和组织的严密程度，也有理由推测，其前期准备工作应该在2013年11月乌克兰危机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在分裂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是早有预谋、早有准备、早有安排。

　　那么，俄罗斯何以公然撕毁此前三次签订的尊重和保护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协议，对一个传统友好邻邦“痛下杀手”呢？这其中也有内外两方面原因。

　　从俄罗斯对外政策上分析，就要从“欧亚联盟”战略说起。“欧亚联盟”的概念最早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4年提出，其主要思路是参照欧盟模式，建立一个地区性超国家联合体，总体恢复前苏联的经济和安全体系。欧亚联盟有利于充分利用前苏联时期相对完整的经济布局，促进地区合作，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对抗西方的扩张和干涉，从理论上说有其合理性，因此得到了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的积极响应。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复苏，特别是2008年，俄罗斯赢得了格鲁吉亚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励了其与美、欧争夺地区主导权的信心，也使俄罗斯越来越视前苏联疆域为其禁脔，不容外部势力染指。2010年，普京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欧亚联盟的思路，并将其作为2012年再次竞选俄罗斯总统的重要政治纲领之一。2012年普京开始了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并开始实质性推进欧亚联盟（作为欧亚联盟的第一步，有俄、白、哈、亚四国加入的欧亚经济联盟已于2015年1月1日开始运行）。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人口和工业实力均居第二位的乌克兰，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欧亚联盟”的当然成员。2012年底，俄罗斯向乌克兰正式提出了相关倡议。然而，包括亚努科维奇当局在内的乌克兰各个派别，对俄罗斯的倡议普遍持消极态度。亚努科维奇当局明确回应：加入“欧亚联盟”有违乌克兰法律中关于“不结盟”的条款。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此次乌克兰危机，按照原来的发展轨道，乌、俄关系已不太可能再走得更近，也就难以满足普京的预期；乌克兰加入欧盟，更将严重破坏欧亚联盟的布局。再看乌克兰的国情，在历史上曾作为沙俄“自然疆界”的第涅泊河，将乌克兰大致分为东西两部分，乌克兰的俄语人口和工矿业主要集中于东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对于一贯秉持沙文主义逻辑的俄罗斯来说，如果不能将整个乌克兰纳入其势力范围，则将东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收归“囊中”，并保持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可以是退而求其次的选项。

　　从俄罗斯国内因素看。普京于2012年开始了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并修改法律将任期年限拉长到6年，按此，普京可以执政至2024年。从2000年算起，普京担任俄罗斯领导人的时间将长达24年之久，这在当代国家是比较少见的。而在普京任上，俄罗斯经济与社会都没有进行深化改革，工农业和服务业增长乏力，国家财政55%来自单一的石油行业，可以说，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资源型国家。与此同时，在2013年俄罗斯贫富差距已较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时扩大了15%，失业率高达20%，只是由于石油美元带来的财政充盈，才使普京当局可以高福利缓解社会矛盾。普京第三次当选后的支持率持续下降，2013年底已跌近50%。要继续维系其威权，普京必须增强其民意基础。对于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俄罗斯来说，提高“人气”最立竿见影的方式，就是祭出民族主义旗帜，树立“硬汉”形象，以外部斗争转嫁内部矛盾。克里米亚在前苏联时期本属俄罗斯，其居民以俄罗斯族为主。1954年赫鲁晓夫当局草率地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确有其荒唐的一面。克里米亚又是俄罗斯控制黑海的“桥头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收复克里米亚既是俄罗斯人的夙愿，又有着现实利益。且克里米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其行政已在俄罗斯族控制下，俄在克里米亚又驻有重兵，收复克里米亚的门槛很低，使之自然而然地成为普京巩固威权基础的重要抓手。从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民意的走向看，普京的支持率已升至80%以上，似乎已经达成了预期目的。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战略形势的影响

　　目前中国国内舆论有一种普遍性认识，即俄罗斯牵制了美国，打击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气焰”，有利于中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取得有利地位。对此，需要辩证地分析。

　　首先，乌克兰危机并未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

　　苏联解体23年来，俄罗斯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中的权重已大大下降。普京执政以来，重塑了俄罗斯的国家意志和民族自信心，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俄罗斯整体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在经济上，2013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只有约2.1万亿美元，已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不足欧盟和美国的八分之一，甚至已落后于印度和巴西。俄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不仅远远不及美国和中国，较日、英、法、德等国，也都有相当大的差距。除了部分军工产品外，独联体以外的国家，几乎没有哪一个对俄贸易有依赖性。在军事上，曾经令人生畏的苏军已经不复存在，其军费不足中国的一半、不足美国的八分之一，除了数量萎缩、新装备换装缓慢外，俄军现有的装备也面临状态老化等严重问题。即使不考虑美国因素，目前俄陆、空常规力量对欧盟也已无整体优势。俄罗斯海军更是已沦为一支与英国或法国海军基本相当的二流力量。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固然可以为其安全提供相对坚实的“支柱”，但目前的局势离“核门槛”还有一定距离，“核支柱”尚难以提供现实依托。加之北约东扩后，西方国家对俄安全纵深已推进了近千公里，俄罗斯只能对其周边一些独联体国家发挥“内线”主动权，已不具备真正撼动欧洲全局的军事实力（当然，欧洲各国的内部分歧及其孱弱的政治制度，严重制约了其对俄罗斯的博弈能力，这是俄罗斯敢于在其周边公然发出军事挑战的重要原因）。

　　在外交上，俄在中东等地（如在叙利亚、伊朗）的影响力，除了俄罗斯能够利用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使西方的干涉行动无法取得联合国授权外，其它实质性内容已非常有限。俄罗斯对其当前地位其实是有清醒认识的，因此，俄罗斯明确谋求的是在独联体范围内的地区霸权，在其他地区则呈收缩态势，甚至已基本放弃了与西方在巴尔干等地区的战略博弈（塞尔维亚已准备加入欧盟）。俄罗斯在叙利亚等问题上的态度，与其说是维护其现实战略利益，不如说是在争取与西方博弈的资本和转寰的空间。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其实“方寸未乱”，既没有向欧洲增添一兵一卒，也丝毫没有放松“重返亚太”及在其他方向遏制中国的步伐。2014年9月乌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访美，美国承诺的援助竟是可笑的5300万美元！直到今天，美国和西方各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军售，也仅限于防弹衣、夜视仪、雷达、运输车辆等“非致命性装备”，且数量非常有限，对美国战略资源的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很多分析都认为美国会使用“石油武器”，然而在2014年8月以前，油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一度上涨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位。其后油价的下跌，现在看来也主要是由于全球资源供求关系和沙特阿拉伯对市场的操纵等因素，美国的作用更多是放任纵容和顺水推舟。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强权，中国总希望俄罗斯能够有所分担。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一只狼无法为一头狮子挡枪。与强势崛起的中国相比，俄罗斯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能力已明显弱化；而与中国战略利益的拓展相比，俄罗斯当前的利益诉求对美国维护其全球军事、贸易和金融霸权的现实威胁也要小得多（即使“欧亚联盟”预期目标能够完全达成，其经济总量也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常规军事力量也将逐渐落后于中国）。乌克兰危机以来，除了因全球油价暴跌使中国在经济上受益外，似无其他迹象表明俄罗斯与西方冲突实质性地缓解了中国的战略压力！

　　其次，乌克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美国的战略利益。

　　有人认为，如果俄罗斯能挺过西方的制裁，赢得斗争的胜利，将打击美国的“威信”，从而对美国的干涉主义起到遏制作用。但其实恰恰相反。2008年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战争中大获全胜，并未阻止美国继续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进程。乌克兰非北约成员国，北约对乌克兰并无防务义务。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已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方无须将帮助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作为现实目标，只要能制止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并恢复地区和平，就足以体现美国和西方的地位和作用。按此，乌克兰危机的结果，反而有可能是抬高美国和西方的威信。退一步说，即使乌克兰失去东部地区，也意味着北约对俄罗斯战略纵深扩大了四百公里以上，从欧洲局势看，与2013年底相比，对美国已是更为有利！

　　还应看到，乌克兰主动弃核并选择了不结盟道路，且允许俄罗斯在其境内驻有重兵，可谓“自废武功”和“引狼入室”，从反面证明了前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必要性，为北约东扩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促使了东欧其他国家向北约靠拢，并迫使北约欧洲盟国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其结果是促进了欧洲国家力量的动员，进而增强了西方的战略实力。有外电评论说乌克兰危机“挽救了北约”。

　　更要看到乌克兰危机对美欧关系的影响。美国与欧盟虽然是盟国关系，但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一个团结、强大、主动的欧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曾遭到法国和德国的明确反对，成为当时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最大阻力）。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是其谋求加入欧盟而非北约，因此，欧盟对乌克兰的义务远大于美国。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乌克兰国内局势不断恶化，更多是给欧盟造成沉重压力。美国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强硬，却鲜有实质性投入，实际上是在“逼”欧洲承担起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特别是普京在吞并克里米亚后“得陇望蜀”进一步介入乌克兰东部内战，不但极大地刺激了前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相邻、历史上曾遭受俄罗斯侵略的东欧各国，对乌克兰形势普遍有“唇亡齿寒”和“兔死狐悲”的感觉），也超越了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国家的道义底线，欧盟已无选择，如不能坚持原则立场，损害的不仅是欧盟的威信，还将严重影响欧盟内部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唯有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这反而扩大了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及其对欧洲各国的控制力。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最主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既非美国也非中国，而是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措施，给原本与俄罗斯关系良好的德、法等国造成严重损失，令本已面临危机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而美国却可因欧元贬值等因素而受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我们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挑战，其实是严重抵消了多极化世界中欧洲“极”的作用，并不利于全球战略局势的平衡。


　　对俄罗斯的几点认识

　　有民意调查，中国网友对普京的支持率常年超过90%，远远高于普京在俄罗斯本国的支持率。中国民间不但将普京视为反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英雄，更将普京视为“盟友”。对此，我们还是需要超越主观臆断，认真分析、小心求证。

　　首先必须搞清的是，普京是一个右翼政治家，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立场不同。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总体接受了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普京是在现行体制下建立的威权，并没有表现出改变俄罗斯政体的意愿，更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打算。因此，在与西方的博弈中，中俄两国的关注点不同。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而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冲突更多集中于现实利益扩张中的碰撞，并无过多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普京在前两个总统任期上与西方关系总体良好，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后才开始严重恶化）。相反，普京对于共产主义却是持敌视态度的。普京公开将前苏联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称为其“精神导师”（索尔仁尼琴是苏共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1999年普京出任总理时，俄罗斯共产党是俄罗斯群众基础最强大的政党。普京出任总统后，长期将俄共作为主要政治对手，强力打压。如在媒体宣传、竞选经费筹措、基层政治活动等方面，对俄共实施了种种限制和刁难。近年来普京当局组织重新修订了苏联史，用“罪恶”等辞藻形容苏共的执政历程（普京确曾将苏联解体称为“悲剧”，但其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惋惜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苏联的版图和国际地位），并将索尔仁尼琴等人批判苏共的文章收入中学教材，以此“泼黑”与苏共有一定传承关系的俄共。对俄共的敌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京对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态度。例如普京上任伊始，就收紧了叶利钦执政后期中俄快速发展的合作关系，包括大幅度抬高对华尖端技术合作特别是技术转让的门槛；大幅度压缩双边易货贸易（当时中国还处于外汇相对短缺的状态）等。对于从叶利钦到普京短短几年时间内俄罗斯当局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当时从事对俄经贸工作的国人普遍都有颇深的感受。

　　其次，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意识，不仅仅针对西方，也针对东方。俄罗斯的国徽是“双头鹰”，今天的俄罗斯疆域是当年沙俄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的产物。维护既得的扩张利益，是百余年来俄罗斯（苏联）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着眼点之一。早在前苏联时期，苏联政府就采取了强制迁徙华人华侨等预防措施。新中国成立后，苏共当局明确否决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远东的提议。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在俄罗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仍搁置了开放远东的计划。2003年中俄两国总理草签了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的输油管线（“安大线”）建设协议，但在2004年竟被普京亲手否决。在经贸领域，普京当局不但拒绝对中国资本开放零售业等市场，还多次以“清理市场”为名侵犯中国侨民权益，造成中国公民巨额财产损失。在边境问题上，俄罗斯将中国通过勘界协议和平收复黑瞎子岛部分领土视为“奇耻大辱”，视为俄罗斯独立后“唯一一块丢失的国土”。俄边海防部队侵害中国边民和渔民的事件也经年不断。近年来，俄罗斯东西部发展水平持续拉大，人口约600万而资源极其丰富的远东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却已落后于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亟待开发。随着俄罗斯国内加速东部地区发展的呼声日盛，中国对参与开发远东的热情也再度升温，并向俄方描绘了互惠双赢的前景。但普京2015年1月签署的《超前发展地区法》中，不但未给予中国任何优惠，对中国最关心的矿产、水利、林业等资源开发也做了诸多限制，并主动邀请日、韩等国加入，以图弱化中国的影响。2014年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的双重打击，普京当局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在对中国扩大资本开放、实施贸易自由化和深化尖端技术合作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在已经得到中国在外交、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的有力支持之后，俄罗斯当局于2014年底公开宣称“俄罗斯不需要中国的援助”！

　　再次，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及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本来就存在分歧。例如，中国是一个资源进口国，资源价格下跌总体符合中国利益；而俄罗斯是一个资源出口国，维持高企的资源价格是其核心利益。在中东问题上，中东地区提供着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30%，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中国已越发重要；而俄罗斯则单纯视中东的动荡为对美国的牵制因素（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中东乱局也曾有力地维护了的中国战略机遇期，但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经济利益的深化，情况已发生变化）。俄罗斯与中国在周边的主要对手印度和越南长期保持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是印度在军事上最主要的合作对象，俄罗斯售印的不少先进武器，在配置上甚至高于对华出口的同类装备；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对越南的支持，在南海问题上对越南持袒护态度，近年来俄罗斯还向越南交付了SU-30MMK战机和“基洛”级潜艇（最近1艘是2014年11月普京访华后交付的）等武器装备。在对日本关系（特别是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纠纷）、朝鲜核问题等两国共同攸关的重大国际事务中，俄罗斯迄今也并未表现出与中国深化合作、积极配合、协调同步的态度和意愿。2012年10月，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在被问及俄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态度时甚至称，俄罗斯坚持不支持任何一方的中间立场！

　　尤其要意识到的是，对于当今世界的多极化问题，俄罗斯与中国的理解不同，中国对多极化的理解是全球化下的多极化，而俄罗斯主流政治家对多极化的理解仍是势力范围的划分，并将独联体视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2001年，着眼地区和平与发展，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俄罗斯作为该组织“领头人”，不但在地区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并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抑制了中国在“上合组织”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例如，出于完善地区合作体系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中国希望将巴基斯坦纳入上合组织，却受到了俄罗斯的抵制；俄罗斯反而将并非该地区攸关方的印度拉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

　　早在中央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之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就曾指出，当时热议中的“西进”战略存在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风险。出于避免“损害中俄关系”的考虑，他甚至呼吁审慎考虑中国在中亚方向战略利益的拓展。而随着深化推进“一带一路”正式成为中国的“国策”，作为欧亚大陆第一经济大国的中国，在中亚地区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已是不可阻挡的现实前景。中俄关系又将是何走向，这是必须未雨绸缪的重大战略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

　　应理性处理中俄关系，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淡化两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和针对性色彩；应坚持一贯的外交准则，以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外交姿态，合理利用中国外交与战略资源，确保其使用效益；应准确判断俄罗斯战略动机，对未来中俄关系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要有充分的预见和准备。

　　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中国与欧美各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减弱；而中俄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则在不断增强。俄罗斯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却缺乏人口及资本的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可谓“捧着金饭碗要饭”。如果俄罗斯能够全面施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本与劳动力，深化中俄在矿产、土地（农业开发）、森林、渔业（如可协商共同开发南千岛群岛俄罗斯与日本争议海区的渔场，既可产生现实经济效益，也可对日本实现有效牵制）、水利（如引贝加尔湖水改善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合作，不但将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西方的遏制，更能为俄罗斯提供难得的增长机会。此外，前苏联留下的科技和工业基础，目前已在不断萎缩，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本，也是俄罗斯重振其科技和工业体系的重要契机。因此，对俄经济合作以至援助，都应持现实主义态度，坚持互利互惠原则，着眼“造血”而力避“输血”，并将能否深化推进双方在资源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作为衡量中俄关系发展的基本标准。

　　还要看到的是，普京在前些年财政充盈时开出了不少 “空头支票”，包括免费医疗、高额养老金、公务员涨薪等，如果当前的经济危机发展为财政危机，加之新增军费（2015年不少于820亿美元，较2014年增加约1/3）对财政的吞占，一旦上述“支票”无法兑现，俄罗斯社会矛盾就有激化的可能。在面临金融危机之时，俄罗斯却没有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而几乎是放任巨额外汇转移到国外。2014年以来，俄罗斯外汇已流失了约1500亿美元，接近原外汇储备总量的30%。尽管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将这些流失归咎于寡头的操纵，但假如其中果有黑幕暴露，则必将对俄罗斯政局产生深远影响。从深化推进中俄合作伙伴关系及减少“一带一路”阻力等角度出发，我们有理由期待“后普京时代”；而着眼俄罗斯政治局势的走向，至少在政策研究层面上应对“后普京时代”到来的可能性有所考虑、有所准备。■

　　作者为军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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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俄关系
2015-02-28 20:37:26来源： 财新网作者：王强责任编辑：张继伟
2015年02月28日 20:37 来源于 财新网
应理性处理中俄关系，淡化两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和针对性色彩；应坚持一贯的外交准则，以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外交姿态；应准确判断俄罗斯战略动机，对未来中俄关系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要有充分的预见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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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强|文

　　乌克兰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俄罗斯与西方对抗，是2014年最为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其影响是全球性的。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相关形势的发展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对危机的原委以及相关走向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本文想对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乌克兰危机的性质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中国舆论普遍将剧变后的乌克兰当局视为欧美“代理人”，将危机归咎于美国和乌克兰亲西方势力，并将危机视为俄罗斯的对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的“合理反击”。对于这一问题，有必要深入地分析。

　　首先要对俄乌关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991年底乌克兰独立后主动放弃核武器，并将军事上的“不结盟”作为基本国策。乌克兰“弃核”及不结盟道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都曾以条约和联合声明等方式，明确保证尊重并保护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最近一次，是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北京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其中俄罗斯曾于1991年、1994年和1997年三次签署类似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20余年来，“北约”与乌克兰保持了密切接触，并多次论证过乌克兰“入约”问题，但2010年7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乌克兰内外政策原则法》，以法律形式进一步强调了“不结盟”道路，明确排除了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北约也相应中止了与乌克兰在“入约”方面的合作。此后至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乌克兰主要政治派别均未将加入北约作为现实政治纲领。2014年12月底，乌克兰议会废除了关于“不结盟”的相关法律条款，然而直至今天，对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也尚无一个具体的计划或时间表。乌克兰谋求加入的是欧盟，在欧盟框架内争取新的发展机会。欧盟与俄罗斯没有敌对关系，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即使俄罗斯官方口径，也并没有将欧盟的东扩称为针对俄罗斯的敌对行为。相反，2014年以前，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关系一直呈深化发展的趋势。

　　对于夹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来说，在俄、欧之间谋求平衡是其1991年独立以来一贯的外交路线。在乌克兰，约17%的人口为俄罗斯族，说俄语的公民则超过乌克兰总人口的30%；乌、俄间的经贸联系也十分紧密，俄罗斯是乌克兰最主要的贸易对象，乌国内多数大企业都与俄罗斯方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利益共同体，这就为乌亲俄政治派别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乌克兰独立以来，大部分时间为亲俄的势力执政（包括1994年——2005年任总统的库奇马，以及从2008年开始以总理身份掌握实权、2010年起任总统的亚努科维奇），总体上与俄罗斯保持了友好关系。2004年底，乌克兰曾经发生过一轮“颜色革命”，2005年初亲西方的尤先科、季莫申科等上台执政。然而实践证明，其间乌克兰与俄罗斯在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关系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倒退。尤先科曾直言：“尽管本人与俄罗斯当局关系不睦（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公开支持其竞选对手亚努科维奇），但从乌克兰国家利益出发，必须承认俄罗斯是乌克兰首要的战略伙伴！”

　　与此同时，加入欧盟又是乌克兰1991年独立以来的既定方针，乌克兰历届行政当局都没有偏离这一目标。特别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此前先后加入欧盟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对比较迅速，与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形成了强烈反差（如波兰1992年人均GDP不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半，而到2013年已超过乌克兰的4倍、白俄罗斯的2倍！），更增强了“入盟”的吸引力。且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多年来在处理周边关系中确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如以生硬态度对待与乌克兰等国的一般性分歧，动辄以减少石油天然气供应、“逼债”等手段施压，对乌克兰与中国等国的高技术合作项目横加干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乌克兰等国民族感情，影响了乌、俄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以欧盟平衡俄罗斯这个问题上，乌克兰政界是有一定共识的。2010年“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他本人操俄语）当选乌克兰总统后，第一次出访的对象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各国。恰是在亚努科维奇任上，乌克兰与欧盟在自由贸易协议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在“入盟”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主导拟制的《乌克兰内外政策原则法》在否决加入北约的同时，也否决了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倡议。由此可见，在乌克兰，“亲俄”和“亲欧”都是相对的，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不宜标签化！（还应看到，乌克兰亲西方势力和亲俄势力在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关系上并无原则分歧，总体上都是积极态度）。

　　其次，要对乌克兰变局的内外因素有一个理性认识。

　　有舆论认为，乌克兰的变局是西方敌对势力操纵和收买的结果，将政权更迭归咎于外因。这里必须先搞清楚的是，与中国不同，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早已是总体奉行欧美政治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乌克兰“亲欧派”和“亲俄派”在意识形态上并无本质区别，西方敌对势力对前苏联和中国的思想渗透一类颠覆手段，对今天的乌克兰并无太多现实意义。

　　再从逻辑上看，乌克兰是一个有4500万人口的国家，独立20多年来社会总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2014年初的广场运动和街头政治，仅在基辅一地，参加人员就已达数十万人，造成伤亡至少达四百人。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深厚的内因基础，外部势力要组织如此重大的行动，进而要颠覆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需要多深的介入、多大的投入、多周密的组织、多一致的步调？我们可以相信欧美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是情报部门对乌克兰亲西方势力进行了资助和煽动，也可以相信亲西方势力做了一些“小动作”，但一年多来无论是从亚努科维奇当局的安全部门、俄罗斯情报部门还是乌克兰亲俄势力提供的相关证据中，都看不出西方的介入程度可以支撑起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且亚努科维奇等人“富可敌国”，单是迄今已曝光的亚努科维奇及其身边几位亲信高官（均已因侵吞国家资产而受到国际刑警组织全球通缉）个人财产就已超过百亿美元，何况还有其他亲俄寡头，以及俄罗斯方面的介入。如果说乌克兰亲西方势力组织街头政治（须知亚努科维奇在议会和总统竞选中，也曾以街头政治作为重要手段，并取得过相当的成效）依靠的是“收买”，何以亚努科维奇和亲俄势力却“买”不回来？

　　事实上，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乌克兰经济萧条（2013年乌克兰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已沦为欧洲倒数第三，仅高于科索沃和摩尔多瓦，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甚至低于前苏联时期）、国库空虚、腐败横行、贫富悬殊（基尼系数全欧第一）、人心浮动，这是导致政府危机的根本原因。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突然转变立场，中止了与欧盟的相关合作，现在分析，更多是基于财政上的考虑。俄罗斯一方面威胁取消对乌克兰油气供应上的优惠并催逼乌克兰偿还债务，另一方面则开出了20亿美元的援助和150亿美元的贷款意向。对于已面临严重政治和财经危机的亚努科维奇来说，此时与欧盟的合作前景是“远水不解近渴”，而俄罗斯的支持则或可解“燃眉之急”，甚至可谓“救命稻草”。同理，对于乌克兰反对派来说，阻止亚努科维奇当局获得俄罗斯支持，则可谓“釜底抽薪”，其目的与其说是“反俄”（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东部冲突后乌克兰当局的被动反应可以看出，乌克兰亲西方势力原本没有与俄罗斯对抗的打算），倒更像是“夺权”的手段和步骤。因此，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乌克兰变局的决定因素是内因而非外因。


　　再次，要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

　　俄罗斯称乌克兰危机为“政变”，并将克里米亚和乌东部的分离行为定性为对“政变”后当地居民权益受到侵犯的反应。事实上，乌克兰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西部地区与操俄语的东部地区矛盾由来已久，但近20年来，无论是克里米亚还是乌东部各州都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乌克兰独立初期，克里米亚曾于1992年5月提出过独立要求，但1994年以后，经俄罗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三方协商，关于克里米亚归属、地方自治和其他相关权益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1996年乌克兰宪法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做了详细规定，并得到了克里米亚方面的认同。1997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签订友好条约，进一步明确了克里米亚地位。此后至2014年2月克里米亚政治形势未再发生过大的动荡），关于民族权益的博弈大多能够在政府和议会层面得到解决或缓和。

　　乌克兰反对派在推翻亚努科维奇前后，确有个别极端举动，如取消了俄语官方语言地位（乌克兰宪法明确乌克兰语为国语，2012年乌克兰议会通过法案，给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这在当时也是颇有争议的）等，但总体上并没有推出与俄罗斯为敌或给乌国内俄罗斯族利益造成实质性侵害的纲领政策。

　　而乌克兰亲俄势力在“政变”开始后的反应却显得吊诡。一方面，2013年11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无论乌议会中的亲俄势力，还是克里米亚及东部各州的地方当局，以及乌国内俄罗斯族群众，都没有对亲西方势力进行积极斗争，甚至在舆论上都保持了低调，几乎可以说是坐视“政变”和“侵权”。由450个议席组成的乌克兰议会中不乏克里米亚、乌东部地区以及俄罗斯族的代表，但在通过罢免亚努科维奇的决议时，表决结果328票赞成、122票弃权，竟无一票维护亚努科维奇！在对罢免亚努科维奇的程序存在“违宪”指控的情况下（亚努科维奇于2014年2月与乌议会达成协议，恢复了2004年宪法修正案，乌克兰政体由总统议会制改为议会总统制，按此议会才取得了罢免总统的权力。施行议会总统制原本是亚努科维奇在2008年得以以总理身份掌握实权并于2010年进一步当选总统的重要基础，但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乌克兰宪法法院却又随即裁定2004年宪法修正案“违宪”，强制恢复了总统议会制，使亚努科维奇独揽大权。对该案的立法、乌克兰宪法法院的裁定以及2014年对该法案的恢复，都存在严重争议），一直为亚努科维奇“票仓”的俄罗斯族聚居区，包括克里米亚、顿涅茨克（亚努科维奇的家乡）、卢甘斯克等地却都没有给“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提供庇护，没有为亚努科维奇提供抗争的平台，甚至没有再将亚努科维奇当局作为交涉的对象。

　　另一方面，亚努科维奇下台后，克里米亚却在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通过“公投”完成了“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则不但在6周左右的时间里走上“揭竿而起”的道路，还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集结起了一支能将乌克兰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武装力量。

　　一场涉及主权变更的政治运动，至少需要经过思想准备、宣传鼓动、群众动员和组织实施等必要步骤并经过严密的法律程序，且需要对原国有资产分割、国际权利与义务、少数民族权益等问题做出界定，显然非一日一时之功。而走上武装斗争道路，更需要在指挥体系、组织动员、装备筹措、人员训练等方面做诸多扎实细致的工作。由此可见，克里米亚和乌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不可能是自发性响应，而只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组织行动。从事态的发展轨迹，以及俄罗斯立竿见影的反应与介入看（克里米亚和乌东部分离过程，均有大批有组织的俄罗斯籍武装人员参与，对此，俄罗斯甚至没有否认），有理由推测俄罗斯操主导了对乌克兰的分裂活动。从分离运动的行动节奏和组织的严密程度，也有理由推测，其前期准备工作应该在2013年11月乌克兰危机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在分裂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是早有预谋、早有准备、早有安排。

　　那么，俄罗斯何以公然撕毁此前三次签订的尊重和保护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协议，对一个传统友好邻邦“痛下杀手”呢？这其中也有内外两方面原因。

　　从俄罗斯对外政策上分析，就要从“欧亚联盟”战略说起。“欧亚联盟”的概念最早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4年提出，其主要思路是参照欧盟模式，建立一个地区性超国家联合体，总体恢复前苏联的经济和安全体系。欧亚联盟有利于充分利用前苏联时期相对完整的经济布局，促进地区合作，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对抗西方的扩张和干涉，从理论上说有其合理性，因此得到了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的积极响应。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复苏，特别是2008年，俄罗斯赢得了格鲁吉亚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励了其与美、欧争夺地区主导权的信心，也使俄罗斯越来越视前苏联疆域为其禁脔，不容外部势力染指。2010年，普京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欧亚联盟的思路，并将其作为2012年再次竞选俄罗斯总统的重要政治纲领之一。2012年普京开始了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并开始实质性推进欧亚联盟（作为欧亚联盟的第一步，有俄、白、哈、亚四国加入的欧亚经济联盟已于2015年1月1日开始运行）。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人口和工业实力均居第二位的乌克兰，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欧亚联盟”的当然成员。2012年底，俄罗斯向乌克兰正式提出了相关倡议。然而，包括亚努科维奇当局在内的乌克兰各个派别，对俄罗斯的倡议普遍持消极态度。亚努科维奇当局明确回应：加入“欧亚联盟”有违乌克兰法律中关于“不结盟”的条款。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此次乌克兰危机，按照原来的发展轨道，乌、俄关系已不太可能再走得更近，也就难以满足普京的预期；乌克兰加入欧盟，更将严重破坏欧亚联盟的布局。再看乌克兰的国情，在历史上曾作为沙俄“自然疆界”的第涅泊河，将乌克兰大致分为东西两部分，乌克兰的俄语人口和工矿业主要集中于东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对于一贯秉持沙文主义逻辑的俄罗斯来说，如果不能将整个乌克兰纳入其势力范围，则将东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收归“囊中”，并保持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可以是退而求其次的选项。

　　从俄罗斯国内因素看。普京于2012年开始了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并修改法律将任期年限拉长到6年，按此，普京可以执政至2024年。从2000年算起，普京担任俄罗斯领导人的时间将长达24年之久，这在当代国家是比较少见的。而在普京任上，俄罗斯经济与社会都没有进行深化改革，工农业和服务业增长乏力，国家财政55%来自单一的石油行业，可以说，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资源型国家。与此同时，在2013年俄罗斯贫富差距已较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时扩大了15%，失业率高达20%，只是由于石油美元带来的财政充盈，才使普京当局可以高福利缓解社会矛盾。普京第三次当选后的支持率持续下降，2013年底已跌近50%。要继续维系其威权，普京必须增强其民意基础。对于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俄罗斯来说，提高“人气”最立竿见影的方式，就是祭出民族主义旗帜，树立“硬汉”形象，以外部斗争转嫁内部矛盾。克里米亚在前苏联时期本属俄罗斯，其居民以俄罗斯族为主。1954年赫鲁晓夫当局草率地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确有其荒唐的一面。克里米亚又是俄罗斯控制黑海的“桥头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收复克里米亚既是俄罗斯人的夙愿，又有着现实利益。且克里米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其行政已在俄罗斯族控制下，俄在克里米亚又驻有重兵，收复克里米亚的门槛很低，使之自然而然地成为普京巩固威权基础的重要抓手。从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民意的走向看，普京的支持率已升至80%以上，似乎已经达成了预期目的。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战略形势的影响

　　目前中国国内舆论有一种普遍性认识，即俄罗斯牵制了美国，打击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气焰”，有利于中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取得有利地位。对此，需要辩证地分析。

　　首先，乌克兰危机并未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

　　苏联解体23年来，俄罗斯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中的权重已大大下降。普京执政以来，重塑了俄罗斯的国家意志和民族自信心，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俄罗斯整体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在经济上，2013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只有约2.1万亿美元，已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不足欧盟和美国的八分之一，甚至已落后于印度和巴西。俄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不仅远远不及美国和中国，较日、英、法、德等国，也都有相当大的差距。除了部分军工产品外，独联体以外的国家，几乎没有哪一个对俄贸易有依赖性。在军事上，曾经令人生畏的苏军已经不复存在，其军费不足中国的一半、不足美国的八分之一，除了数量萎缩、新装备换装缓慢外，俄军现有的装备也面临状态老化等严重问题。即使不考虑美国因素，目前俄陆、空常规力量对欧盟也已无整体优势。俄罗斯海军更是已沦为一支与英国或法国海军基本相当的二流力量。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固然可以为其安全提供相对坚实的“支柱”，但目前的局势离“核门槛”还有一定距离，“核支柱”尚难以提供现实依托。加之北约东扩后，西方国家对俄安全纵深已推进了近千公里，俄罗斯只能对其周边一些独联体国家发挥“内线”主动权，已不具备真正撼动欧洲全局的军事实力（当然，欧洲各国的内部分歧及其孱弱的政治制度，严重制约了其对俄罗斯的博弈能力，这是俄罗斯敢于在其周边公然发出军事挑战的重要原因）。

　　在外交上，俄在中东等地（如在叙利亚、伊朗）的影响力，除了俄罗斯能够利用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使西方的干涉行动无法取得联合国授权外，其它实质性内容已非常有限。俄罗斯对其当前地位其实是有清醒认识的，因此，俄罗斯明确谋求的是在独联体范围内的地区霸权，在其他地区则呈收缩态势，甚至已基本放弃了与西方在巴尔干等地区的战略博弈（塞尔维亚已准备加入欧盟）。俄罗斯在叙利亚等问题上的态度，与其说是维护其现实战略利益，不如说是在争取与西方博弈的资本和转寰的空间。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其实“方寸未乱”，既没有向欧洲增添一兵一卒，也丝毫没有放松“重返亚太”及在其他方向遏制中国的步伐。2014年9月乌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访美，美国承诺的援助竟是可笑的5300万美元！直到今天，美国和西方各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军售，也仅限于防弹衣、夜视仪、雷达、运输车辆等“非致命性装备”，且数量非常有限，对美国战略资源的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很多分析都认为美国会使用“石油武器”，然而在2014年8月以前，油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一度上涨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位。其后油价的下跌，现在看来也主要是由于全球资源供求关系和沙特阿拉伯对市场的操纵等因素，美国的作用更多是放任纵容和顺水推舟。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强权，中国总希望俄罗斯能够有所分担。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一只狼无法为一头狮子挡枪。与强势崛起的中国相比，俄罗斯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能力已明显弱化；而与中国战略利益的拓展相比，俄罗斯当前的利益诉求对美国维护其全球军事、贸易和金融霸权的现实威胁也要小得多（即使“欧亚联盟”预期目标能够完全达成，其经济总量也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常规军事力量也将逐渐落后于中国）。乌克兰危机以来，除了因全球油价暴跌使中国在经济上受益外，似无其他迹象表明俄罗斯与西方冲突实质性地缓解了中国的战略压力！

　　其次，乌克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美国的战略利益。

　　有人认为，如果俄罗斯能挺过西方的制裁，赢得斗争的胜利，将打击美国的“威信”，从而对美国的干涉主义起到遏制作用。但其实恰恰相反。2008年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战争中大获全胜，并未阻止美国继续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进程。乌克兰非北约成员国，北约对乌克兰并无防务义务。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已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方无须将帮助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作为现实目标，只要能制止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并恢复地区和平，就足以体现美国和西方的地位和作用。按此，乌克兰危机的结果，反而有可能是抬高美国和西方的威信。退一步说，即使乌克兰失去东部地区，也意味着北约对俄罗斯战略纵深扩大了四百公里以上，从欧洲局势看，与2013年底相比，对美国已是更为有利！

　　还应看到，乌克兰主动弃核并选择了不结盟道路，且允许俄罗斯在其境内驻有重兵，可谓“自废武功”和“引狼入室”，从反面证明了前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必要性，为北约东扩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促使了东欧其他国家向北约靠拢，并迫使北约欧洲盟国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其结果是促进了欧洲国家力量的动员，进而增强了西方的战略实力。有外电评论说乌克兰危机“挽救了北约”。

　　更要看到乌克兰危机对美欧关系的影响。美国与欧盟虽然是盟国关系，但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一个团结、强大、主动的欧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曾遭到法国和德国的明确反对，成为当时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最大阻力）。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是其谋求加入欧盟而非北约，因此，欧盟对乌克兰的义务远大于美国。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乌克兰国内局势不断恶化，更多是给欧盟造成沉重压力。美国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强硬，却鲜有实质性投入，实际上是在“逼”欧洲承担起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特别是普京在吞并克里米亚后“得陇望蜀”进一步介入乌克兰东部内战，不但极大地刺激了前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相邻、历史上曾遭受俄罗斯侵略的东欧各国，对乌克兰形势普遍有“唇亡齿寒”和“兔死狐悲”的感觉），也超越了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国家的道义底线，欧盟已无选择，如不能坚持原则立场，损害的不仅是欧盟的威信，还将严重影响欧盟内部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唯有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这反而扩大了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及其对欧洲各国的控制力。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最主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既非美国也非中国，而是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措施，给原本与俄罗斯关系良好的德、法等国造成严重损失，令本已面临危机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而美国却可因欧元贬值等因素而受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我们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挑战，其实是严重抵消了多极化世界中欧洲“极”的作用，并不利于全球战略局势的平衡。


　　对俄罗斯的几点认识

　　有民意调查，中国网友对普京的支持率常年超过90%，远远高于普京在俄罗斯本国的支持率。中国民间不但将普京视为反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英雄，更将普京视为“盟友”。对此，我们还是需要超越主观臆断，认真分析、小心求证。

　　首先必须搞清的是，普京是一个右翼政治家，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立场不同。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总体接受了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普京是在现行体制下建立的威权，并没有表现出改变俄罗斯政体的意愿，更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打算。因此，在与西方的博弈中，中俄两国的关注点不同。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而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冲突更多集中于现实利益扩张中的碰撞，并无过多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普京在前两个总统任期上与西方关系总体良好，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后才开始严重恶化）。相反，普京对于共产主义却是持敌视态度的。普京公开将前苏联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称为其“精神导师”（索尔仁尼琴是苏共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1999年普京出任总理时，俄罗斯共产党是俄罗斯群众基础最强大的政党。普京出任总统后，长期将俄共作为主要政治对手，强力打压。如在媒体宣传、竞选经费筹措、基层政治活动等方面，对俄共实施了种种限制和刁难。近年来普京当局组织重新修订了苏联史，用“罪恶”等辞藻形容苏共的执政历程（普京确曾将苏联解体称为“悲剧”，但其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惋惜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苏联的版图和国际地位），并将索尔仁尼琴等人批判苏共的文章收入中学教材，以此“泼黑”与苏共有一定传承关系的俄共。对俄共的敌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京对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态度。例如普京上任伊始，就收紧了叶利钦执政后期中俄快速发展的合作关系，包括大幅度抬高对华尖端技术合作特别是技术转让的门槛；大幅度压缩双边易货贸易（当时中国还处于外汇相对短缺的状态）等。对于从叶利钦到普京短短几年时间内俄罗斯当局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当时从事对俄经贸工作的国人普遍都有颇深的感受。

　　其次，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意识，不仅仅针对西方，也针对东方。俄罗斯的国徽是“双头鹰”，今天的俄罗斯疆域是当年沙俄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的产物。维护既得的扩张利益，是百余年来俄罗斯（苏联）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着眼点之一。早在前苏联时期，苏联政府就采取了强制迁徙华人华侨等预防措施。新中国成立后，苏共当局明确否决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远东的提议。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在俄罗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仍搁置了开放远东的计划。2003年中俄两国总理草签了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的输油管线（“安大线”）建设协议，但在2004年竟被普京亲手否决。在经贸领域，普京当局不但拒绝对中国资本开放零售业等市场，还多次以“清理市场”为名侵犯中国侨民权益，造成中国公民巨额财产损失。在边境问题上，俄罗斯将中国通过勘界协议和平收复黑瞎子岛部分领土视为“奇耻大辱”，视为俄罗斯独立后“唯一一块丢失的国土”。俄边海防部队侵害中国边民和渔民的事件也经年不断。近年来，俄罗斯东西部发展水平持续拉大，人口约600万而资源极其丰富的远东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却已落后于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亟待开发。随着俄罗斯国内加速东部地区发展的呼声日盛，中国对参与开发远东的热情也再度升温，并向俄方描绘了互惠双赢的前景。但普京2015年1月签署的《超前发展地区法》中，不但未给予中国任何优惠，对中国最关心的矿产、水利、林业等资源开发也做了诸多限制，并主动邀请日、韩等国加入，以图弱化中国的影响。2014年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的双重打击，普京当局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在对中国扩大资本开放、实施贸易自由化和深化尖端技术合作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在已经得到中国在外交、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的有力支持之后，俄罗斯当局于2014年底公开宣称“俄罗斯不需要中国的援助”！

　　再次，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及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本来就存在分歧。例如，中国是一个资源进口国，资源价格下跌总体符合中国利益；而俄罗斯是一个资源出口国，维持高企的资源价格是其核心利益。在中东问题上，中东地区提供着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30%，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中国已越发重要；而俄罗斯则单纯视中东的动荡为对美国的牵制因素（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中东乱局也曾有力地维护了的中国战略机遇期，但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经济利益的深化，情况已发生变化）。俄罗斯与中国在周边的主要对手印度和越南长期保持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是印度在军事上最主要的合作对象，俄罗斯售印的不少先进武器，在配置上甚至高于对华出口的同类装备；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对越南的支持，在南海问题上对越南持袒护态度，近年来俄罗斯还向越南交付了SU-30MMK战机和“基洛”级潜艇（最近1艘是2014年11月普京访华后交付的）等武器装备。在对日本关系（特别是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纠纷）、朝鲜核问题等两国共同攸关的重大国际事务中，俄罗斯迄今也并未表现出与中国深化合作、积极配合、协调同步的态度和意愿。2012年10月，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在被问及俄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态度时甚至称，俄罗斯坚持不支持任何一方的中间立场！

　　尤其要意识到的是，对于当今世界的多极化问题，俄罗斯与中国的理解不同，中国对多极化的理解是全球化下的多极化，而俄罗斯主流政治家对多极化的理解仍是势力范围的划分，并将独联体视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2001年，着眼地区和平与发展，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俄罗斯作为该组织“领头人”，不但在地区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并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抑制了中国在“上合组织”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例如，出于完善地区合作体系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中国希望将巴基斯坦纳入上合组织，却受到了俄罗斯的抵制；俄罗斯反而将并非该地区攸关方的印度拉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

　　早在中央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之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就曾指出，当时热议中的“西进”战略存在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风险。出于避免“损害中俄关系”的考虑，他甚至呼吁审慎考虑中国在中亚方向战略利益的拓展。而随着深化推进“一带一路”正式成为中国的“国策”，作为欧亚大陆第一经济大国的中国，在中亚地区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已是不可阻挡的现实前景。中俄关系又将是何走向，这是必须未雨绸缪的重大战略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

　　应理性处理中俄关系，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淡化两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和针对性色彩；应坚持一贯的外交准则，以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外交姿态，合理利用中国外交与战略资源，确保其使用效益；应准确判断俄罗斯战略动机，对未来中俄关系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要有充分的预见和准备。

　　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中国与欧美各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减弱；而中俄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则在不断增强。俄罗斯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却缺乏人口及资本的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可谓“捧着金饭碗要饭”。如果俄罗斯能够全面施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本与劳动力，深化中俄在矿产、土地（农业开发）、森林、渔业（如可协商共同开发南千岛群岛俄罗斯与日本争议海区的渔场，既可产生现实经济效益，也可对日本实现有效牵制）、水利（如引贝加尔湖水改善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合作，不但将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西方的遏制，更能为俄罗斯提供难得的增长机会。此外，前苏联留下的科技和工业基础，目前已在不断萎缩，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本，也是俄罗斯重振其科技和工业体系的重要契机。因此，对俄经济合作以至援助，都应持现实主义态度，坚持互利互惠原则，着眼“造血”而力避“输血”，并将能否深化推进双方在资源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作为衡量中俄关系发展的基本标准。

　　还要看到的是，普京在前些年财政充盈时开出了不少 “空头支票”，包括免费医疗、高额养老金、公务员涨薪等，如果当前的经济危机发展为财政危机，加之新增军费（2015年不少于820亿美元，较2014年增加约1/3）对财政的吞占，一旦上述“支票”无法兑现，俄罗斯社会矛盾就有激化的可能。在面临金融危机之时，俄罗斯却没有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而几乎是放任巨额外汇转移到国外。2014年以来，俄罗斯外汇已流失了约1500亿美元，接近原外汇储备总量的30%。尽管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将这些流失归咎于寡头的操纵，但假如其中果有黑幕暴露，则必将对俄罗斯政局产生深远影响。从深化推进中俄合作伙伴关系及减少“一带一路”阻力等角度出发，我们有理由期待“后普京时代”；而着眼俄罗斯政治局势的走向，至少在政策研究层面上应对“后普京时代”到来的可能性有所考虑、有所准备。■

　　作者为军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