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越战回忆录：亲历战争的灰砾

作者： 红河35224

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实践、一个人的眼睛看见、一个人的耳朵听见的战争，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参阅和转载，所以，只能是战争的灰砾。实践的、看见的无可质疑，就是听到的，也绝对真实。因为，那会儿人们不会卖弄、只会诉说，反倒有可能丢了最生动最精彩的章节和故事。因为真实，事件可能有次序上的颠倒，但不会有逻辑上的错误。如果有,只能是文笔上的误会。

　　1、接令惊魂

　　刚刚完成我们团152加农榴弹炮、122加农炮间接瞄准打坦克拖靶的保障任务，西昌的天气已是天空烈日无暖意，夜风袭来周身寒的感觉。1978年即将过去。全连的官兵可以稍稍松一口气，驻扎在冕宁县复兴公社粮站的仓库里，等候着返回营房的命令。

　　自从十一月中旬来到西昌，在这大凉山地区方圆百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技术训练、战术演习、实弹射击等折腾了一个月，战士们真想早点回营，过元旦、春节两个一年中最轻松的月份。

　　不知道为什么，全团大部队已经全部返回营房，把我们连孤伶伶留在这曾经弥漫着硝烟的炮兵靶场。营房离西昌近千公里，需铁路运输返回。战士们看着南来北往的火车，不知道何时才能轮到我们的连队踏上征程，听说铁路运输紧张，也只有等了。连队也显得休闲起来。

　　吃过午饭，我和两个战士到两华里外的复兴赶场闲逛了一小时，在返回的路上，碰到了刚从连队出来、与我同年入伍的汽车驾驶员。他煞是认真地对我说：“副连长，还不快回去，该打仗了！”因为我俩同年入伍，说话比较随便，所以，我以为这是一句玩笑，便回道：“别瞎说了。”几乎在回话的同时，我突然意识到铁路紧张的原因，便加快了步伐。

　　近一段时间，虽然收音机里经常有中国与越南边界地区摩擦和越南驱赶我国华侨的报道，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两国之战；更没有想到这场战争正向我和我的战友们袭来。

　　回到粮站，连长的神情已经和平时不一样了。满院子出出进进的战士们也没那么轻松自在了，许多战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干部们的表情和行为。

　　“副连长，四点钟召开支委会。”连长用凝重的眼神看着我说。

　　“是。”我轻声而坚定地回答。

　　傍晚，临时借用了粮站仓库保管员的办公室，支委会开始了。

　　连长传达团长命令：执行H主席指示，完成战备拉练任务, 随时做好准备，向云南方向开进……这就意味着我们连队不能返回原来营房而是直接开赴云南前线。支委会的委员们谁也没来得及多想，只是认真地倾听着命令的精神。命令传达完毕，指导员安排了内部保卫和思想工作任务：与会委员分成三组，分别负责炮一排、炮二排和后勤人员的思想稳定和内部保卫工作，严防战士逃跑、自杀、精神失常。我们排列了几个思想不太稳定战士的人员名单，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准向外投递信件和拍发电报，积极做好开跋准备。

　　当天晚饭过后六点钟，要在全连住宿的粮库里召开全连大会。各班在粮库外整队带入会场。门外已经放置了岗哨，不准任何无关人员靠近。

　　“立正——！”二排长整好队，向连长敬礼：“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讲话。”

　　连长表情凝重地信步走到全连排列的方队面前：“同志们！”全连再次立正向连长行注目礼。“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连作为我团先遣分队，执行H主席指示，完成战备拉练任务，向云南方向开进。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段准备时间。牵引车要修理，枪械要点验，个人装备按战时要求携带，多余物品可以烧、可以扔、可以交连队由团收容队统一运回营房。”接下来，指导员进行了动员，“一炮一发放、回家用不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YS军是国家战略铁拳头”等等，全部进行了开放式讲解。战士们一个个军姿坚挺，瞪大着眼睛。是呆滞、是迷茫、还是准备战斗的姿态？作为初次听到自己要直接参加战争的战士们来说可能都有，只是每个人各占的比例不同。官兵们都知道，如果有一句话听不清楚或记不牢靠，都可能导致做不好准备遭到严厉处置，以至于在战争中丢失性命。此时，就是平时那些软塌塌的战士，看上去也像胸意间撑起了钢筋铁骨。

　　自此，连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经常变换战斗分队的所在位置，是达成战术保密的重要手段。当晚后半夜一点三十五分，在周围百姓都熟睡的时候，我们连队离开了粮站，路经西昌县城向东南方向的大山里钻进。天还没亮，我们来到一个半汉族半彝族人居住的山寨。千米之外就是雅鲁江水运局所在地。上午八点半，水运局一名副局长带两名技术员和五名修理工给我们修汽车来了。我们连装备的六辆嘎斯63是产于原苏联的牵引运输车，时至78年底，已是外观新绿内脏朽的老机器，在平时野营拉练中，掉队、故障不断，弄得干部战士们头痛不已。可那是练哪，现在要打仗，延误战机、死人、失败是国家大事。修理人员们好像接受的也是死命令，昼夜不停，轮换休息，经过两天两夜，把我们连的七辆汽车全部整修一新。连队的司机们，像是去掉了长在身上多年的顽症，紧张之余，经常露出隐藏不住的笑容。连队的干部们也放下了一块心病。

　　我们又把实弹射击后留下的弹壳和炮弹箱，全部移交给了西昌军分区。

　　汽车货厢后挡板和驾驶室两侧门上的车号，已用红纸条牢牢地粘封起来。不知底情的人，哪怕是军人也不会知道，这是哪里掉下来的一个炮兵连。

　　连队的大项工作忙完了，战士们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在清理自己所有的物品,废旧的胶鞋、补衣服的旧布扔在了野外，从林区老百姓家里买来的木板，赔本卖给了当地的老百姓。炮长们把实弹射击和训练用过的口令记录纸，还有铅笔头烧毁。哪怕是能减轻一克重量也要减。

　　火炮射击时，每门火炮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技术状况、炮弹的生产批次、重量等级和射击方法，进行射击诸元的单独修正，术语叫“单独修正量”。炮长要完成六个射击目标的“单独修正量”计算，最快也要四分钟左右。为了提高取得修正量的速度，一年前我就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探索。经过无数次地计算、制图、比较、测量，取得了很大进展，计算得精度最小误差0.7个高低分划、速度提高到30秒以内,形成了许多纸制图案和模型。这次野营拉练出来，我也带在身边，闲暇时就拿出来琢磨琢磨，现在却成了累赘。我把它们卷在一起带到村外，摊开，深情地看了看：“这里面渗着我多少心血呀。”我心情沉重地划着了火柴，伸向我心绪环绕的纸团。火在烧，心在想：“消失吧，人死了，这些也就没用了——活着回来？人都活着回来了，这些东西毁了还可惜吗？”燃烧的火焰由大变小，我的心血也变得干净起来。来风把灰火刮得四处飘散，我转头回连队去了。

　　全连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完成了，可我们还是绞尽脑汁地冥想和寻找着哪些地方还没有准备好：看看汽车尾部固定牵引钩的铁丝、拽拽固定车篷布和伪装网的绳索、摸摸机枪步枪冲锋枪的附件和备用弹夹、炊事班的战士们数点一下锅碗瓢盆和铁铲，经过几次重复检查没有了问题，人们才慢慢地放下心来。连里的干部巴望着上级的调遣命令，战士们观望着干部们的嘴巴，聆听着他们的指使。只有在夜里，人们才会真切地想想生与死的问题。有人说小韩说梦话了：“妈，我该死了，我看不见你了。”那哭腔使听到的人为之动容。虽然我没听见，但这时候不会有人造谣开玩笑。我何尝不想：“当兵的一茬又一茬，出来——回家，怎么就摊上我打仗了呢？”“逃跑？哪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当然只是一闪念，但还是想了。“85加农炮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反坦克和对碉堡火力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而直接瞄准射击距离是八百米，当然可以更近、更近，直到敌人的坦克冲到我们炮口前。”“越南兵趴在堑壕里，我们相距三百米、五百米，我会看得他一清二楚，他会用枪向我瞄准、单发或点射地向我射击。”“敌人的炸弹或者炮弹会在我们的炮阵地上狂轰滥炸。我和我的战友们会牺牲在火炮旁……”“越南有陷阱，陷阱里面有竹签、竹签上还抹了毒。”一想到掉下去，屁股就像被刺中一样尖酸。日子就这样一昼夜一昼夜地过着，思想就在生与死之间不定的摇摆着、煎熬着，慢慢有了转机；就算死到临头，思想也不能总是在低格调中徘徊：“多残酷的战争都会有活着回来的人，我想我就能活着回来——死？死就死吧，不想它！”有时候，就在这样的想象中睡着了。

　　2、进发提神

　　1978年12月17日，我们连终于接到乘列车向云南开进的命令，并且明确了整个部队在开进中和到达集结地点后的代号：YS军：开进中叫860部队、到云南营地后叫48223部队；军炮团：861、48224；高炮团：862、48225；A师：901、48227……B师：911、48233……C师：921、48239…… 封闭车号、频繁地变换部队代号，更给我们增加了异样的感觉和紧张气氛。

　　时隔两日，我们连的人员和装备全部上了火车。官兵们乘坐在闷罐车里，车炮全部装在了火车平板上，纵成一路。我和几个战士在平板火车上守护车炮。黄昏时刻，坚刚的火炮昂首，炮口指向西南烟火般的天空和全连官兵雄壮地向着回营相反的方向进发。激动的心促使我站在火车平板上，眺望远处熟悉的雪山，扫视周围亲切而荒秃的高地，看着近处撒过汗水、急速捋过的沙石滩。这里也曾炮火硝烟，可那是和平时期绝对避开人性命的训练哪!我摸着身边坚硬的炮身：“这回到了前线，你可要和我们玩儿命地开开荤了。”火车加足了速度飞奔，我偶尔看到，在田间劳作的人们直起了腰、在路上行走得人们停住了脚步怔怔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的向他们诀别。

　　夜，很深。我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听着脚下的火车轮子踢踢踏踏地碾压着铁轨，穿过了一条条铁路隧道，跨过了一道道铁路桥梁，飞奔的气流在车门两侧呼呼作响。我知道，这是在向敌人接近、在向胜利或者死亡接近。

　　几小时后，火车停在一个货运车站，黑糊糊的没有一点儿动静，很远处才有一点微弱的车站灯光。和我们并列停着一列火车，车上垛满了前运的物资。物资上面有两个抱枪押运的士兵，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和装束。反正也睡不着，找找乐呵吧，我跳下汽车驾驶室，漫无目的地扫视着对面火车上的物资和两个士兵，同时又有我们其它车炮的两个战士走到我跟前。

　　我对着押运的士兵喊：“弟兄们，哪儿来的？”

　　听到我的问话，他们俩由半躺坐直起来回答：“哈尔滨。”

　　在这祖国的大西南，年复一年地野营、训练、战术演习，走遍千山万水，很难遇上来自东北的军人，不免有些新鲜。我又问他们：“走了几天了？”

　　“六天六宿了。你们呢？”

　　“刚上火车几个小时。你们拉的什么？”

　　“野战输油管儿。”

　　我们来回问答。他们说起路过东北、华北的日日夜夜是多么地冷。在这会儿，我们倒觉得有三分的幸运了。

　　我们搭乘的列车起步先行。

　　“云南再见！”我们的战士向他们挥挥手。我们是战斗部队、他们是后勤供应，我们肯定会一路领先了。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每次停靠车站，每两节装载车炮的列车上都会上来三四个铁路工人。他们扛着木板、拿着撬杠、铁锤和铁钉，检查车载武器装备的运输安全情况。只要守车炮的战士用脚点一点火车的地板：“师傅，这块板子有些软。”他们就立即麻利地撬下旧板子，换上新板子。在平时是没人理我们的。在GY火车站一列军车晚点发车三分钟，造成一名副站长和一名调度被抓。自此，我才真正明白了军列“特平车”的含义。

　　火车进入云南境内继续狂奔。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我突然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抱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爬在路基上瞄着我们，后来又几次发现，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草丛里。见得多了才知道是八一电影厂的人和部队记者在拍摄我们。

　　有时候，军列也会停靠在客车站，坐在其他列车软卧或软坐车厢里的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外国人扒开白色的窗帘看我们，像是在清点我们的汽车和火炮。“这还能保密吗？”我心里这样想着。

　　一个早上，我们在昆明西南边的一个叫中谊村的小站卸载，铁路运输结束了。乘坐在闷罐车里的官兵们卷起铺盖打好背包扔在了我们自己的汽车上。我们快速地解开车炮的摽绳，撬开车轮下的三角木。在全连官兵的指挥、看护和操纵下，车炮一辆一辆地从火车上往地面开。记者们用两台摄影机跟随着我们拍个不停。

　　在兵站吃了一顿早饭，我们改为摩托化行军。很多战士第一次见到了滇池的清澈和美丽。我们避开大路，尽量隐蔽地绕行，中午到了江川县城。大休息时，一直和我们连在一起有“小和尚”戏称的副营长带几个战士到街上刮了光头。回来时，他们把帽子拿在手上，像一串过市的灯泡。他们有的叉腰、有的背手，还故意挺胸摆步，逗得大家笑声不断。街上的百姓们则看得茫然。

　　总共行驶三百四十多公里，我们来到蒙自县草坝镇，算是到了军给我团指定的战前集结地。在这之前，我们团的一个后勤分队已经来到这里。

　　草坝，是一个很小的居民镇，气候干旱。百姓的家院很多是干打垒土墙圈起来的，墙上长满了仙人掌，只见鲜花不见叶，使干黄破旧的土墙呈现出勃勃生机。正是：满墙仙人满头花、花中矮房是我家。镇子西面不远有一处营房，我们就住在了这里。这里离战区还有一百多公里。

　　这里是YT军SE师炮兵团的营房。营房已空，只有些家属。部队的人员连同装备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拉走了，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营区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随部队开走了，儿子也在别的部队当兵。她向我们问这问那，担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是不是已经和敌人打上了。在营区大门南边二百多米，有一条横向的小火车道。不知怎的，这位母亲知道了儿子乘火车向边界开进时要路过这里。下午四点时分，她抱着一个装了四斤水果糖的布袋，在铁路边等候。火车来了，儿子老早探出车窗向母亲招手。近了，母亲把糖袋向儿子扔去——没接住，拣起来紧跑两步，又是一次——还是没接住。云南十八怪：火车不如汽车快。母亲还是赶不上了，哭着回了家。我想：我要是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多好哇，母亲就是走出三十里、五十里也会去看我们一眼。我的家在北方，我不可能去给母亲这样的机会。如果真能见母亲一面，死前会了却一个心愿的。

　　过了两三天，团的大部队要来了。我和副指导员奉命带我连六辆嘎斯63、团四辆解放A——10汽车返回昆明接应大部队。

　　12月27日5点多钟，我们一早出发匆匆赶路。

　　到了开远至昆明的柏油公路上，尽是运甘蔗的汽车。车上，散装的甘蔗冒了尖，枝枝丫丫地伸出车厢。想吃甘蔗的人们用根小棍向着伸出车厢的甘蔗一挡，甘蔗就会滑下来一片，尽你享用。由于军人的纪律和紧张的任务，我们却无心去做这些。

　　中午，我们一路顺风到了昆明。在一个铁路货运站，我见到团的孟副参谋长，他给我们交待了任务。

　　车站上，已经见不到与战争无关的人员和物资，火车两旁的铁路上全是军人，像是铺上了一层青纱帐，一片茫绿。兵、车、炮、舟桥船、工程机械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卸载。这是一个阴凉的天气，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春城气候宜人，每个军人的帽圈儿都被汗水浸湿了。我们也以最大负荷装满十车炮弹。我要去找孟副参谋长请求指示，准备带十台车返回集结地。我带来的十台车的驾驶员里面，有四五个是玉溪兵。来时，他们都要求返回时走玉溪方向，近处的能回家或让家人来玉溪见见面。

　　回去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来时走的大路，好走，但人多车多、不利于隐蔽；走玉溪方向是一条人少车少的山路，利于隐蔽但不利于车行。我向副参谋长说明了两条路各有利弊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走玉溪”的主张。副参谋长同意了。当我回到我们的汽车旁向战士们传达这一消息时，看几个玉溪兵高兴的：“副连长你真好哇，到了玉溪我给你好烟吃。”“我给你一包。”都来了。

　　十台绿色的军车像一条龙，在红土高原的大山里穿行。车上有四五个兵，他们既是我的战士，又是这大山的儿子。他们该多高兴啊！

　　天色渐黑，玉溪到了。这是一个地区级政府所在地，城区很小，居民的平房散落，只有几处两层高的楼房。在街上走过，偶尔会看到两边房子没有遮严的庄稼和草地。黑糊糊的街道，极少有路灯的地方，很少有行人走过。我们要在这里宿营。汽车停在玉溪的街上，放置了岗哨。玉溪兵可以在三华里范围内活动，其余战士守车待命。我找到玉溪军分区一位领导，请求协助我们保障弹药的安全。无论我怎样说他都表示无法帮忙。我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吧。在这危急的时刻，同穿军装的高官都不肯帮忙，真够呛。我要向昆明军区告他一状，他会吃不了的包子——兜着走。”想归想，没那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敌情怎样，有没有阶级敌人？有没有越南特务？我特别担心这十车炮弹被毁。我决定，找一个临街宽阔、有路灯的旅店住宿，弹药车就停放在旅店门前的大街上。弹药车都有用棚竿撑起的棚布，像个拱形的窑洞，只有后边是可以活动的布帘。我们把每两辆车尾对尾扣在一起，严防敌人投掷爆炸物袭击。玉溪兵早已全部归队，他们有的见到了叔婶，有的见到了表兄，有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跟着来了。副指导员从在玉溪卷烟厂当炊事员的父亲那里拿回了最好的香烟款待我们。亲属们都很自觉地站在老远的地方看着我们调整车辆。弹药车摆放好后，我明确警戒要求：每两个人一班岗，任何人员或车辆不准靠近我们车辆五十米以内，这是一般人投掷手榴弹的最远距离，不听制止可以鸣枪警告，再制止不住，只要判断准确、确是袭击行为，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保卫我们的弹药。

　　我们所有的人都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住下。这时，玉溪籍战士褚东明向我提出特殊要求：家离玉溪城十来华里，年迈的父亲在家病得不轻，能否让他开车回家看望。我很难，想想他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看看不久可能牺牲在战场上的儿子，考虑再三，交代了安全再安全，要求他调集所有家人看护好这一车炮弹并在明早五点归队。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睛，立正、抬手向我敬礼，激动地表示：“绝对保障安全！”

　　这一夜，我和副指导员要查岗，更是担心让战士带回家的一车弹药。

　　第二天，远离的人和车安全地回来了。看上去他心情很沉重，我也没精力去多问。路上，我这从来没有牙痛过的牙也疼得厉害，以至于战后朽坏拔掉了一颗。我和副指导员还有十台车的战友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安全回到草坝。

　　一天以后，大部队都来到了集结地，我们到营房大门迎接他们。我团的重型火炮车队披着满身的征尘开了进来。匆忙中我见到了我们营长。这时我才知道，因为战争需要，部队开跋前，全团有二十多个职位被新人替换。我们营长也被任命为副团长。他，范英才，四川人，个子不高，紧闭的嘴唇、圆圆的眼睛透着一股凶气，是一位非常刚毅的军官。我刚入伍他就是我们营长，军人作风十足、批评人口气铿锵、态度凌厉，有时你立正站在他面前接受批评时，他的食指会几乎戳到你的鼻子：“扯蛋、四十五斤大米你白吃了！”经常会有。人们背地里称他“萨利托马他爸爸”。这个外号是阿尔巴尼亚反映二战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里，当地人对一个法西斯军官的称呼。想来营长也听到过，但他并不介意，他介意的是兵的好坏、连队的强弱。他特别喜爱我，认为我军事技术特好，后来兵带得也不错，在军事训练、技术比赛、实弹射击中为营里争了不少光。我也顶撞过他，但他从来没计较过我。入党、提干、嘉奖、介绍对象，他着力地培养着我在部队的前程。营长（出于个人感情，我不想用别的去称呼他）问了我一些开进中的情况后又问：“七连怎么样？”因为八月份我才从八连二排长升任七连副连长。

　　“不错，兵像个兵、官像个官，处起来挺好、干起来挺痛快。”我知道营长在了解我的基本感受，所以也没必要细说。

　　“你调九连任副连长了。下来你就到九连上任。”

　　我怔住了，问营长：“为什么？营长。我才到七连四个月？”

　　我知道，九连长马光力是七连出身，从瞄准手、炮长、排长到副连长，没在观察所干过，前四个月才到九连当连长。营长说：“他是炮阵地出身，连长要在观察所指挥。因为新技术不太熟，副指导员又留守营房没来参加战争，他要求一定要给他配一个最得力的炮阵地指挥员。”营长还说，“平时吗，时间长了他可以多练练，现在要打仗，时间不容啊！”军阀作风十足的营长此时却耐心地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

　　我是八连出身，从炮手、瞄准手、副班长、班长到排长干了近八年时间。这个对我有着深情厚意的连队，解放战争时期是“进军大西南第一模范连”、我国一位元帅亲授过锦旗、有“六十八面红旗不倒”之称。“文革”前期，批判“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极盛，71年“9、13事件”后而宣告结束。72年，中央军事科学院严副院长（中将）视察我们团时评价说：“在那段大讲政治时期，看来军炮团还是偷偷地搞了些军事训练。”团长、政委评价八连说：“八连能打仗。”在当时，这些评价是多么地让人欣慰、自豪！七连呢，官兵素质都不错，“处起来挺好、干起来挺痛快”。九连呢，都是一个营，都知道，那确实逊色多了，我当然不愿意去。这会儿，允许有看法，不许有想法，只有服从命令，尽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在以后的几天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一营的一个指导员在向草坝开进途中，他带的炮车拐弯不及撞在大树上，车厢的炮弹把他拥挤在驾驶室里而牺牲。另一个震惊的消息也在全团传开。团队在昆明下了火车以后，二营教导员王义雄，看到昆明悠闲自在的青年男女们，发了几句牢骚：“他妈的，公子小姐们喝酒跳舞，老子们去前方卖命……。”就几句，差点把他军法从事——判刑，这几天一直在写检查，还没最后过关。

　　王义雄是一个非常正规、正直、通达、干练的人。当七连指导员时，他批评一个叫洛桑的藏族兵，洛桑抄起冲锋枪对准了他。他毫不畏惧，骂道：“洛桑，你开枪。你食指一动，老子是革命烈士、你就是反革命。洛桑，你开枪！”僵持了一会儿，洛桑乖乖地放下了枪。后来人们开玩笑问洛桑“谁最厉害”时，他总是伸出大拇指说：“指导员最厉害。”

　　正直人不怕死，在敌人面前他会更厉害。不过，他说出来的那句实话、心里话，确实是犯了冒失的错误。当然，他最后还是带兵参加了战斗。

　　3、磨刀备战

　　在集结地，全团开始了大量、细致、周密的战前准备。

　　首先，团里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我们面临的这场战争叫“惩越援柬、保卫边疆”。越南投靠苏联、包围中国，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东南亚各国既恨又怕。如果我国不出兵打击它，东南亚国家在外交上很容易因惧怕越南而倾向苏联。近年，越南敌视我们的兄弟柬埔寨，去年，又出兵向波尔布特（柬埔寨共产党主席）部队发动旱季攻势（实际是围剿），情况危急。我们打击越南，苏联有可能打我们，我们从外交和战略上把握，争取不让它动手。它真要动手也不怕——主持军委工作的诸葛元帅说，很多年没跟它交过锋了，让我们也试试它。面临这场战争，总设计师对世界宣布，“我们不要越南一寸土地、不扶持建立亲中政权”。H主席对部队三条指示：“不要进去过深、不要夜间作战、要快去快回”。

　　后来，考虑原来的战争口号在国际上难以通行，改成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

　　通报了敌情、战区的地形、天候和有关要求。我军正面，越方部队。第一线，杂牌部队。青年冲锋队，有男女1000多人。公安部队，有红蓝两种，红公安、全国性质，蓝公安、地方性质，一个连队120人左右，老街有三个连、红蓝公安和特工部队各一个连，谷柳，红蓝公安各两个连。公安屯部队，在我军正面有3—4个边防卡，每卡30—100人，穿便衣。第二线，有316Α师98团8营、8018营，该师一九四五年成立，只打过一次败仗；另有两个团不知道具体位置。345师，原是生产师，去年下半年改成战斗师，4—4编制，254团团部在班老，1营在那马，离团部两公里，2营在把坡，那暴还有一个营，东楼4营、马店9营。特别注意：班菲很重要，上级分析，少不了有一个营的兵力并配有120迫击炮营。侦察发现，扳甘敌人较多，可能是98团一部分。在洋堂，有敌人一个老飞机场，此地营房较多。老街地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已经撤离。我侦察部队发现，敌人白天活动少、夜间活动多。公安部队，每连插一面红旗。作战地形、道路、天候情况，从龙宝至四连山及中越交界，基本是原始森林，山势由北向南、北高南低，从东至西、东高西低，横断山脉。天候，13点以前雾大，观察困难，死角大，15—17点视线较好，侦察要上树。有些目标观察所、炮阵地都看不见，火炮不准试射。85炮上山，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敌人，炸毁机场，支援我步兵穿插、迂回。警告，没有完成任务、迁就部队是犯罪。各级指挥员要服从上级任务，教育部下服从命令，干部不能无理对待战士。战场纪律——必要时要有措施。

　　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派上了很好的用场，他们被征用到部队担任翻译。战场常用越语小册子发到每个官兵手中。“缴枪不杀！”——“隆松空叶！”——“举起手来！”人们坐着、躺着、出出进进地叨念着，训练着自己的发音和记忆。

　　进行了战前思想动员。鉴于部队绝大多数人员没有打过仗，恐惧、迷茫、怕死，部队开展了“三视教育”，即：仇视、鄙视、藐视敌人。

　　越南兵扰我边民、杀我兄妹。有一天，一位老汉带十八岁的女儿到田里干活。中午，父女俩到界河边洗手，越南兵向他们开了枪，女儿倒在血泊中。父亲扒开女儿的上衣找伤口抢救发现，鲜血染红了姑娘洁白的乳房。越军向我方军民开枪的罪行经常传到我们耳朵里。由于越军的骚扰，我方多少良田荒芜，多少村庄无人敢住。越南政府剥夺了华侨的房屋和土地，把他们驱赶回国。等等越军罪行，极大地激发了我们仇视敌人、一定要报仇雪恨的心理。

　　抗美援越期间，我国给越南的武器、弹药、物资不计其数。我国无偿帮助越南建设油漆公路，他们则用钢钎戳开路面验收质量。越南人吃着我们辽宁的海带、四川的大米、河北的鸭梨，回过头来却投靠苏修，还挖山洞、调兵防着我们、开枪打我们，真是丧尽天良，成了地道的熊（苏联）崽子。鄙视越南政府和军队的心理在我们中间由然而生。痞子、不够人性！战士们开始骂了。

　　这场战争，越南政府是穷兵黩武。它每年供给部队三个季度的粮食，一个季度由部队自己想办法解决甚至采野果吃。我们中国兵人高马大、身强体壮。越南兵体小瘦弱，我们一个可以打他五个。我们大兵压境、装备充足，胜强越军几十倍。我们是杀鸡用牛刀。我们知道，越南人和美国打了多年的仗。那个年代我国的一个重要宣传内容就是，越南人民如何运用黄蜂战、竹签战、游击战打击美帝国主义。我们在教育中则告诉大家，游击战是我们教给越南的，可以对付美国。我们打他是师傅打徒弟。藐视他——我们来打他算看得起他了！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那里受得了这个刺激：“越南兵，非杀不可，非杀不可呀！”平时听说的什么毒蛇、越南特工队、旱蚂蝗、陷阱、毒签，全都抛在了脑后。“三视教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有官兵都摩拳擦掌准备打仗、冲锋陷阵甚至流血牺牲。

　　云南前线司令员指令：“云南方向参战部队，每人要投掷十颗手榴弹。”当我们完成这一训练时发现，百分之三四十都是哑弹。“文革”的产品会使多少军人无谓丧命。

　　我们连的各级领导的每一个人都选定了战死或战伤后的代理人，每门炮都明确了直接瞄准射击和间接瞄准射击两名瞄准手，另加一名预备瞄准手。

　　各连队校准了火炮。团里统一组织了各种火炮的射验射击和验差射击。这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弹药对射击精度的影响，测量误差的方法。汽车喷上了代表昆明军区部队的“丑”字头号牌。

　　在集结地准备了不足一个月，全团要向战区开进。团、营两级明确了到达战区后各连的驻扎地点。团里下发了行军路线图，图上标示了各营通过出发点的时间、小休息、大休息、加油的地点以及行军路线。

　　4、前出逼近

　　我们的部队又一次出发向战区开进。

　　进入战区一百多公里范围内的云南，可想是兵的天下。S个扩编的野战军和S个陆军师，预备炮兵师，独立师、独立团，边防守备师、守备团，空军、铁道兵、基建工程兵和后勤部队等等。不知道是道路分配还是为了隐蔽企图，我们团向北、向东再向南，绕行三百多公里才能到达边界地区。

　　一路上，我们不断地看到单辆或几辆的军车在路上穿梭，见到了顺路蜿蜒几十公里的野战输油管儿。平远军用机场上，八枚红旗——2型地对空导弹昂首指天，强击——5型、歼击——6型、歼击——7型等战斗飞机频繁起降。高射炮群警惕地扫视着机场周围的天空。路边，经常有搭建成串的军用帐篷，上面蒙着厚厚的尘土。这些帐篷的主人可能就是让出营房给我们居住的友军吧。

　　我们的车队过了文山地区，渐渐进入亚热带雨林地带，山高、草深、林密。在一节特别难走的路段，泥泞的路面尽是一尺左右大的石头，我们的车炮像海浪上的小船横滑纵摇地前进，汽车尾气的油烟弥漫着车队，一小时才拱了五公里。这是云南省革委会主任没能按时完成战备公路修复任务，总设计师对他发了火，还罢了他的官。应该罢他。这哪儿是路哇，别说行车，人走也不行啊！不过有一样还好，行进中遇到的所有地方车辆都是一声不吭的停在路边给我们让路，没有一辆是在行驶中和我们会车，更看不见有超车的事情发生。

　　下午，部队停在路边休息。分坐在不同车辆上的战友们跳下车来，伸伸疲乏的腰肢又聚到了一起。我们的表情非常严肃，环顾着周围陌生而新鲜的外景，谈论着行军的感受。坐落在山脚下的茅草房住着一户人家，我们走过去找水喝，顺便打听：“老乡，越南离这儿还有多远？”五十多岁的老汉走出屋外，指指南边一座模糊的大山：“那山就是了。”隔着十几公里的平坦田地和矮山，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异国领土，你死我活的敌人就在那里。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老山。那里并不是第一次战争的激烈交锋地，在后续的战斗中它才出了名。

　　过了低洼地带，上了丘陵路段，车速快了，车队像蛇爬垅地，顺着山脉走向左弯右拐起伏前行。天黑下来，车灯全部打开。跑着跑着，我带的炮车驾驶室一股刺鼻的胶臭味儿，电路出了故障，车灯灭了，模糊还能看路，就夹在车队里跑……在一处下坡的地方，我发现车向一个模糊糊的草垛冲去。

　　“停车！”我低声断吓。司机应该也发现了情况，两个人的认同，他果断地踩下制动。牵引的火炮在后面撞了好几下，车才停下来。我俩下车查看情况，是一辆马车拉着稻草迎面而来。我们的车前盖已经顶住马脖子了。

　　司机要驾车继续赶路，被我拦住了：“修车。”

　　驾驶员急切地看着我说：“副连长，那我们就掉队了？”

　　“必须把车修好，掉队我们按地图行进。”我坚定地回答。

　　我们俩抢修了十几分钟，车灯亮了；又赶了近一小时的路程，才加入了行进中的车队。

　　天，越来越黑。边界越来越近，五十公里、三十公里、二十公里。后勤、二营、一营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只剩下团部和我们三营继续向边界靠拢。这里的山，都是土山，这里的路，都是土路，这里的沟也都是土沟，路面非常狭窄。趴在路基上的一道道雨淋沟通向山底，不小心车炮就会掉下去。大约离边界还有十公里，团里下令，关闭所有车灯、刹车灯线剪断、不许有任何灯光和烟火，隐蔽行进。我们的车队像盲人探路，摸索前进。每一辆车前都有一位身披白床单的战士跑步引路。他必须边跑边观察路况，始终跑在路面的正中央。驾驶员就以车前这个“白点儿”为路中心驾驶。路基冲刷严重的地方，我们就调集全连的战士劈山填沟。

　　不知何时，各连都钻进了自己的山沟。我们九连也钻进一个山沟。停下车，我和连长前来勘察地形，在1比5万地图上钉下所在位置。这里在冷水沟以东约一千三百米，距离边界只有一千米。我们从西边进入，南面是十几米高的土岗连着东面百米高的山峰，北面是三十多米高的山腿，我和连长正站在这段长一百米、宽十几米的沟地里。土岗西面有一处一百多平方米的草房坐南朝北，房前一块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地。平地东面连着沟、西北靠着一座孤山、南面依着土岗、东北角挨着一个大水坑。环顾四周，我们已经不知道从哪里进来的了，远处近处都是山，山上长满了竹子、橡胶树和茅草。尤其是那密密丛丛的竹林里，很可能有越南特工队在监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随时都准备拔枪与敌人对射。我们把车炮停在这段山沟里。战士们谁也不想去十几米远的山脚底下割草，怕碰上特工队打起来，就扒上橡胶树，擗树杈伪装车炮。我们把车炮盖了个严严实实，生怕敌人飞机过来投下照明弹和炸弹。

　　全连就地宿营。安排了六个哨位：北面山腿的橡胶林里放置了两个暗哨、车炮间游动哨一个、南面的土岗上一个、住人的草房周围两个。这间草房原来是养牲口用的，屋顶盖的是茅草，四面墙壁是用巴掌宽的竹篾子编织起来的，透着风，也透着光。全连都住在这间草房里，地铺是稻草，蚊帐用草藤吊着，一个紧挨着一个。紧张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们都睡得很香。

　　后半夜一点多钟，土岗上的哨兵进屋来唤醒了连长，说是山根儿的草丛里有发电报的声音。

　　“全连注意，紧急疏散！”连长压低着声音一声令下，各排迅速进入了各自的疏散位置待命。连长、指导员和我陆续来到土岗哨位询问情况。神情紧张、瞪大着眼睛的湖北籍哨兵虽然说得模棱两可，我们还是组织了搜捕行动。司务长带几个人原地警戒，连长、我和指导员各带一个排和后勤人员分别向南、东、北三个方向搜索。我带兵穿过草地钻进山坡的竹林。我握着54式手枪走在前面，排长和战士们在两侧形成三角，有枪的端着枪、没枪的手里攥着颗手榴弹。我们搜出一百多米无功而返。指导员道是得到一个线索，他带队搜索北边橡胶工人宿舍时，一个工人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和越南人是亲戚，中越关系破裂后一直偷偷来往，搜索时还真没见到这个人。我们电话报告营里，营里让我们休息。战士们又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进入了梦乡。听着满屋战士的鼾睡声、想着哨位上警惕而紧张的哨兵，我们三个连级干部就像在危险中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不断地翻身、查岗，谁也没有睡好。这一夜真难过。

　　天，终于亮了。同志们起床。人们陆续来到清澈的水塘边刷牙、洗脸。哨位上的战士从不同方向把眼神渴望地投向平地上的战友们这里；从草屋里出来的每一个人也不由自主地先环视一下哨位上的战友；像是历险豺狼而又重逢的羔羊。再看看周围的山、草、树、车、炮，好像没那么危险，气氛轻松了许多。我们怀疑昨晚是不是“作恶梦”。

　　为了隐蔽作战部队已经开到边界的现实，上午，我们借了林场工人十几套服装，后来团里又发了一部分，全连变成了穿蓝色工作服的“橡胶工人”。

　　吃过中午饭，我带领炮长们进行单兵技术训练。我看了看地图，选了一个观察越南老街最佳、海拔200多米高的山头，对班长们说：“走吧，咱们先去看看越南吧。”他们有的赞同，有的没吭声。应该说，在六个炮长里头有的乐观胆大、有的谨慎胆小一些。我们一路搜寻着可能遭到的伏击，来到了一座紧靠边界的小山下。快爬到山顶的时候，我让他们等着，自己先上去看看——越南远处的高山已经看得见了，再近些，看见越南兵在挖堑壕。我两只手也着地，身体离地面越来越近，一边观察着一边向前爬，生怕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脑门上。没发现有枪瞄着我，就招呼班长们也上来了。我们都爬在地上，瞪大了眼睛观察着敌人的一切。

　　5、咫尺认人

　　胆子越来越大，我们就坐成一排面朝南观景。

　　居高临下，我们看得很远也很清楚。我们脚下就是作为中越边界的南溪河，河宽一二十米，因为是旱季水流很小，有些地方看上去蹚水可过。过河就是越南的老街，老街及周围地带海拔七八十米。在我们西面六百多米，“中越友谊（铁路）大桥”就架在南溪河快要汇入红河的头部。大桥三个桥墩、四节桥梁，两国各有一半。桥中央支起一架约三米多高的铁丝网墙。紧顶着铁丝网墙的是越南一侧两节火车皮，据说那里面装满了炸药。桥的两岸，各插本国国旗，旗下就是修筑战斗工事的人们。

　　老街东南面的三个红土高地上，越南兵有的光着背、有的只穿着裤头在卖力地挖工事。骄阳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潮气。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越南兵身上光亮的汗迹。“唉，这些小伙子们再过几天就该死了，还这么干呢！”心中不免有些可怜他们。

　　老街的房子，都拆掉了门窗。房子的墙壁和墙角都有掏挖过的痕迹，那就是设置的枪、炮和火箭筒射孔，一个个黑窟窿有些可怕。但街面上人来人往，理发的、骑自行车的；河边院落里，大姑娘梳头的、老太太喂鸡的，都很自在。

　　老街靠河的边上，有一个越南兵在芭蕉树底下挖堑壕，因为他穿着军装，与河边的草丛、瓜果树林融为一体，一开始我们没发现。他离我们最近，直线距离一百二十米左右。他背一支冲锋枪，干得很起劲，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我们全神地看着他。当我们向他摆手时，他竟然也摆手回敬了我们。“多好的越南兵，我们跟他有什么仇哇，要不是执行国家命令，干什么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我们议论着，“这打什么仗啊，搞不好哇，H主席让咱们来吓唬吓唬它就回去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我们怀着迷茫的心态下了山。

　　后来，团里下达任务，每人每天砍三棵直径不小于三十厘米、长不小于五米的野树用于修筑团战时指挥所。

　　我们全连官兵分乘几辆车到了一带荒芜的山区。这里离边界有四五公里的距离，没有了橡胶林，一小片小片的竹林散生在远近高低的山头上，草丛很多，野树却很少。人们四下散开寻找目标。我选的树在山坡的草丛里。这草常年不死、又粗又硬，只能用砍刀砍草开路。草足有三四米高，密密丛丛，我钻进了不短的距离，只能看到比路还窄的一线天，还是不见那棵树。“一定是偏离了方向”，我只能退回去重新瞄准目标，再度寻找。终于到了树底下，玩儿命地砍起来，不知道什么是累，只知道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停下来两手拄着膝盖喘会儿气。砍倒树根、砍掉树头，就算大功告成；四肢叉开，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看着雨伞大得天，这时会听到虫鸣鸟叫……歇足了，抱起树干一头往山下拉。到了山下，看看战士们，有的碰破了手、有的划伤了脸、有的头上粘着草叶和树叶、有的撕破了衣服。远处的半山腰上，有两个体弱的战士还在抱着与自己体力极不相称的树干往山下拉，体格强壮的战士们奔过去把他们接回来。把树干装好车，拉回目的地，我们又两人一根、两人一根地把树干扛到山上修工事的地方。两天，每人完成了六七棵树的砍伐任务。苦劳力，真称得上苦劳力！不知道人们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和耐力。但是，还是有些娇弱的战士病倒了。

　　营地附近又挖猫耳洞。猫耳洞特小，一个人只能缩成最小的体积才能钻进去。北方兵大个子较多，每人每天才挖一个还累得够呛；南方兵小个子多、耐力强，每天能挖两个。要说平时我还不太看中小个子兵的话，现在由衷的喜欢他们。

　　战士们特别听话，从不叫苦叫累，不计较干多干少。我们几个干部看着全连的战士，真像特别懂事又能干的孩子。官兵之间无论从思想到行为似水乳交融。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上午，连长整队，全连集合完毕要出去执行任务。卫生员悠闲地在茅草房旁边的灌木上晾袜子。

　　我走过去以一种打探的口气问：“你怎么不去集合呀？”

　　“我不去！”他气冲冲地回答。

　　“那你就在家照顾几个病号吧。”我叮嘱他。

　　“我不照顾！”又是一句刺语。我顿时火冒三丈，骂道：“你他妈的怎么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找他妈死是不是？”

　　“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不定哪天我先枪毙了你。”像是憋了天大的委屈，他突然哭喊起来。

　　“我告诉你，你晚上拿枪来找我。你一枪必须把我打死，要么使我失去反抗能力，不然，第二枪你就小心我的。”我是动真心告诉了他这些。

　　连长、指导员把我们拉开。卫生员哭了很长时间。这事惊动了营里，正副教导员都来做我们的说服工作，因为在这个时期很容易出大事。说实话，无论在哪个连队我都和战士们处得很好，战士们也都很爱戴我。

　　下来有卫生员的同乡告诉我说，卫生员从小是孤儿，可能有时候想法和行为怪异一些，让我原谅他的过激情绪。过了两三天，指导员跟我说：“前几天，我批评过卫生员，他顶撞我。咱们俩是老乡，他可能认为你在为我出气故意找他的茬儿。”其实，我对他俩的摩擦一点儿都不知道，看来卫生员是误会我了。其实，我也不会就此记为仇恨，无论从职务到年龄，我都应该看得宽一些，火头上，可能真的会刀枪相见，静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如果我受伤了，他肯定也会抢救我、背我。没过几天，在一次全连大会上，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卫生员主动站起来作了检查。因为，官兵们都知道，在面对真正的敌人的时候，谁失去了战友和连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面对死亡的威胁，有的战士变得孤僻、沉默无语。一班长白山伟变得焦躁、爱发脾气。我们连队这只小船在风浪中有些摇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几个干部、同时发动表现稳重的战士做了许多思想工作。

　　拼了命似的战争准备一天天地继续着。在这里，我们在橡胶林里吃了年初一的饺子。上级给我们配发了蚊帐、口杯、饭碗、背囊、吊床、急救包、战场急救注射针、防刺胶鞋和塑料布。防刺胶鞋可以抵挡竹签和铁钉的穿刺，塑料布就让人心寒了，叫“平时可以防潮挡雨，死了可以裹尸体”。上级还告诉我们，身上不要带多少钱，死在越南人手下就被他们掏走了。自此，工资和津贴不再全部发到个人手里，而是自己申报战场零用钱，剩余部分由团里直接寄回家。父亲收到寄回家的钱告诉母亲时，母亲反问他：“你光拿回钱来了，那人还有吗？”父亲茫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面对战争和随时出现的敌人，人们的高度警惕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人多了，部队和部队的素质、人和人的素质也不一样。可笑的事故不断发生。

作者： 红河35224

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实践、一个人的眼睛看见、一个人的耳朵听见的战争，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参阅和转载，所以，只能是战争的灰砾。实践的、看见的无可质疑，就是听到的，也绝对真实。因为，那会儿人们不会卖弄、只会诉说，反倒有可能丢了最生动最精彩的章节和故事。因为真实，事件可能有次序上的颠倒，但不会有逻辑上的错误。如果有,只能是文笔上的误会。

　　1、接令惊魂

　　刚刚完成我们团152加农榴弹炮、122加农炮间接瞄准打坦克拖靶的保障任务，西昌的天气已是天空烈日无暖意，夜风袭来周身寒的感觉。1978年即将过去。全连的官兵可以稍稍松一口气，驻扎在冕宁县复兴公社粮站的仓库里，等候着返回营房的命令。

　　自从十一月中旬来到西昌，在这大凉山地区方圆百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技术训练、战术演习、实弹射击等折腾了一个月，战士们真想早点回营，过元旦、春节两个一年中最轻松的月份。

　　不知道为什么，全团大部队已经全部返回营房，把我们连孤伶伶留在这曾经弥漫着硝烟的炮兵靶场。营房离西昌近千公里，需铁路运输返回。战士们看着南来北往的火车，不知道何时才能轮到我们的连队踏上征程，听说铁路运输紧张，也只有等了。连队也显得休闲起来。

　　吃过午饭，我和两个战士到两华里外的复兴赶场闲逛了一小时，在返回的路上，碰到了刚从连队出来、与我同年入伍的汽车驾驶员。他煞是认真地对我说：“副连长，还不快回去，该打仗了！”因为我俩同年入伍，说话比较随便，所以，我以为这是一句玩笑，便回道：“别瞎说了。”几乎在回话的同时，我突然意识到铁路紧张的原因，便加快了步伐。

　　近一段时间，虽然收音机里经常有中国与越南边界地区摩擦和越南驱赶我国华侨的报道，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两国之战；更没有想到这场战争正向我和我的战友们袭来。

　　回到粮站，连长的神情已经和平时不一样了。满院子出出进进的战士们也没那么轻松自在了，许多战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干部们的表情和行为。

　　“副连长，四点钟召开支委会。”连长用凝重的眼神看着我说。

　　“是。”我轻声而坚定地回答。

　　傍晚，临时借用了粮站仓库保管员的办公室，支委会开始了。

　　连长传达团长命令：执行H主席指示，完成战备拉练任务, 随时做好准备，向云南方向开进……这就意味着我们连队不能返回原来营房而是直接开赴云南前线。支委会的委员们谁也没来得及多想，只是认真地倾听着命令的精神。命令传达完毕，指导员安排了内部保卫和思想工作任务：与会委员分成三组，分别负责炮一排、炮二排和后勤人员的思想稳定和内部保卫工作，严防战士逃跑、自杀、精神失常。我们排列了几个思想不太稳定战士的人员名单，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准向外投递信件和拍发电报，积极做好开跋准备。

　　当天晚饭过后六点钟，要在全连住宿的粮库里召开全连大会。各班在粮库外整队带入会场。门外已经放置了岗哨，不准任何无关人员靠近。

　　“立正——！”二排长整好队，向连长敬礼：“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讲话。”

　　连长表情凝重地信步走到全连排列的方队面前：“同志们！”全连再次立正向连长行注目礼。“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连作为我团先遣分队，执行H主席指示，完成战备拉练任务，向云南方向开进。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段准备时间。牵引车要修理，枪械要点验，个人装备按战时要求携带，多余物品可以烧、可以扔、可以交连队由团收容队统一运回营房。”接下来，指导员进行了动员，“一炮一发放、回家用不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YS军是国家战略铁拳头”等等，全部进行了开放式讲解。战士们一个个军姿坚挺，瞪大着眼睛。是呆滞、是迷茫、还是准备战斗的姿态？作为初次听到自己要直接参加战争的战士们来说可能都有，只是每个人各占的比例不同。官兵们都知道，如果有一句话听不清楚或记不牢靠，都可能导致做不好准备遭到严厉处置，以至于在战争中丢失性命。此时，就是平时那些软塌塌的战士，看上去也像胸意间撑起了钢筋铁骨。

　　自此，连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经常变换战斗分队的所在位置，是达成战术保密的重要手段。当晚后半夜一点三十五分，在周围百姓都熟睡的时候，我们连队离开了粮站，路经西昌县城向东南方向的大山里钻进。天还没亮，我们来到一个半汉族半彝族人居住的山寨。千米之外就是雅鲁江水运局所在地。上午八点半，水运局一名副局长带两名技术员和五名修理工给我们修汽车来了。我们连装备的六辆嘎斯63是产于原苏联的牵引运输车，时至78年底，已是外观新绿内脏朽的老机器，在平时野营拉练中，掉队、故障不断，弄得干部战士们头痛不已。可那是练哪，现在要打仗，延误战机、死人、失败是国家大事。修理人员们好像接受的也是死命令，昼夜不停，轮换休息，经过两天两夜，把我们连的七辆汽车全部整修一新。连队的司机们，像是去掉了长在身上多年的顽症，紧张之余，经常露出隐藏不住的笑容。连队的干部们也放下了一块心病。

　　我们又把实弹射击后留下的弹壳和炮弹箱，全部移交给了西昌军分区。

　　汽车货厢后挡板和驾驶室两侧门上的车号，已用红纸条牢牢地粘封起来。不知底情的人，哪怕是军人也不会知道，这是哪里掉下来的一个炮兵连。

　　连队的大项工作忙完了，战士们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在清理自己所有的物品,废旧的胶鞋、补衣服的旧布扔在了野外，从林区老百姓家里买来的木板，赔本卖给了当地的老百姓。炮长们把实弹射击和训练用过的口令记录纸，还有铅笔头烧毁。哪怕是能减轻一克重量也要减。

　　火炮射击时，每门火炮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技术状况、炮弹的生产批次、重量等级和射击方法，进行射击诸元的单独修正，术语叫“单独修正量”。炮长要完成六个射击目标的“单独修正量”计算，最快也要四分钟左右。为了提高取得修正量的速度，一年前我就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探索。经过无数次地计算、制图、比较、测量，取得了很大进展，计算得精度最小误差0.7个高低分划、速度提高到30秒以内,形成了许多纸制图案和模型。这次野营拉练出来，我也带在身边，闲暇时就拿出来琢磨琢磨，现在却成了累赘。我把它们卷在一起带到村外，摊开，深情地看了看：“这里面渗着我多少心血呀。”我心情沉重地划着了火柴，伸向我心绪环绕的纸团。火在烧，心在想：“消失吧，人死了，这些也就没用了——活着回来？人都活着回来了，这些东西毁了还可惜吗？”燃烧的火焰由大变小，我的心血也变得干净起来。来风把灰火刮得四处飘散，我转头回连队去了。

　　全连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完成了，可我们还是绞尽脑汁地冥想和寻找着哪些地方还没有准备好：看看汽车尾部固定牵引钩的铁丝、拽拽固定车篷布和伪装网的绳索、摸摸机枪步枪冲锋枪的附件和备用弹夹、炊事班的战士们数点一下锅碗瓢盆和铁铲，经过几次重复检查没有了问题，人们才慢慢地放下心来。连里的干部巴望着上级的调遣命令，战士们观望着干部们的嘴巴，聆听着他们的指使。只有在夜里，人们才会真切地想想生与死的问题。有人说小韩说梦话了：“妈，我该死了，我看不见你了。”那哭腔使听到的人为之动容。虽然我没听见，但这时候不会有人造谣开玩笑。我何尝不想：“当兵的一茬又一茬，出来——回家，怎么就摊上我打仗了呢？”“逃跑？哪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当然只是一闪念，但还是想了。“85加农炮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反坦克和对碉堡火力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而直接瞄准射击距离是八百米，当然可以更近、更近，直到敌人的坦克冲到我们炮口前。”“越南兵趴在堑壕里，我们相距三百米、五百米，我会看得他一清二楚，他会用枪向我瞄准、单发或点射地向我射击。”“敌人的炸弹或者炮弹会在我们的炮阵地上狂轰滥炸。我和我的战友们会牺牲在火炮旁……”“越南有陷阱，陷阱里面有竹签、竹签上还抹了毒。”一想到掉下去，屁股就像被刺中一样尖酸。日子就这样一昼夜一昼夜地过着，思想就在生与死之间不定的摇摆着、煎熬着，慢慢有了转机；就算死到临头，思想也不能总是在低格调中徘徊：“多残酷的战争都会有活着回来的人，我想我就能活着回来——死？死就死吧，不想它！”有时候，就在这样的想象中睡着了。

　　2、进发提神

　　1978年12月17日，我们连终于接到乘列车向云南开进的命令，并且明确了整个部队在开进中和到达集结地点后的代号：YS军：开进中叫860部队、到云南营地后叫48223部队；军炮团：861、48224；高炮团：862、48225；A师：901、48227……B师：911、48233……C师：921、48239…… 封闭车号、频繁地变换部队代号，更给我们增加了异样的感觉和紧张气氛。

　　时隔两日，我们连的人员和装备全部上了火车。官兵们乘坐在闷罐车里，车炮全部装在了火车平板上，纵成一路。我和几个战士在平板火车上守护车炮。黄昏时刻，坚刚的火炮昂首，炮口指向西南烟火般的天空和全连官兵雄壮地向着回营相反的方向进发。激动的心促使我站在火车平板上，眺望远处熟悉的雪山，扫视周围亲切而荒秃的高地，看着近处撒过汗水、急速捋过的沙石滩。这里也曾炮火硝烟，可那是和平时期绝对避开人性命的训练哪!我摸着身边坚硬的炮身：“这回到了前线，你可要和我们玩儿命地开开荤了。”火车加足了速度飞奔，我偶尔看到，在田间劳作的人们直起了腰、在路上行走得人们停住了脚步怔怔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的向他们诀别。

　　夜，很深。我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听着脚下的火车轮子踢踢踏踏地碾压着铁轨，穿过了一条条铁路隧道，跨过了一道道铁路桥梁，飞奔的气流在车门两侧呼呼作响。我知道，这是在向敌人接近、在向胜利或者死亡接近。

　　几小时后，火车停在一个货运车站，黑糊糊的没有一点儿动静，很远处才有一点微弱的车站灯光。和我们并列停着一列火车，车上垛满了前运的物资。物资上面有两个抱枪押运的士兵，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和装束。反正也睡不着，找找乐呵吧，我跳下汽车驾驶室，漫无目的地扫视着对面火车上的物资和两个士兵，同时又有我们其它车炮的两个战士走到我跟前。

　　我对着押运的士兵喊：“弟兄们，哪儿来的？”

　　听到我的问话，他们俩由半躺坐直起来回答：“哈尔滨。”

　　在这祖国的大西南，年复一年地野营、训练、战术演习，走遍千山万水，很难遇上来自东北的军人，不免有些新鲜。我又问他们：“走了几天了？”

　　“六天六宿了。你们呢？”

　　“刚上火车几个小时。你们拉的什么？”

　　“野战输油管儿。”

　　我们来回问答。他们说起路过东北、华北的日日夜夜是多么地冷。在这会儿，我们倒觉得有三分的幸运了。

　　我们搭乘的列车起步先行。

　　“云南再见！”我们的战士向他们挥挥手。我们是战斗部队、他们是后勤供应，我们肯定会一路领先了。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每次停靠车站，每两节装载车炮的列车上都会上来三四个铁路工人。他们扛着木板、拿着撬杠、铁锤和铁钉，检查车载武器装备的运输安全情况。只要守车炮的战士用脚点一点火车的地板：“师傅，这块板子有些软。”他们就立即麻利地撬下旧板子，换上新板子。在平时是没人理我们的。在GY火车站一列军车晚点发车三分钟，造成一名副站长和一名调度被抓。自此，我才真正明白了军列“特平车”的含义。

　　火车进入云南境内继续狂奔。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我突然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抱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爬在路基上瞄着我们，后来又几次发现，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草丛里。见得多了才知道是八一电影厂的人和部队记者在拍摄我们。

　　有时候，军列也会停靠在客车站，坐在其他列车软卧或软坐车厢里的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外国人扒开白色的窗帘看我们，像是在清点我们的汽车和火炮。“这还能保密吗？”我心里这样想着。

　　一个早上，我们在昆明西南边的一个叫中谊村的小站卸载，铁路运输结束了。乘坐在闷罐车里的官兵们卷起铺盖打好背包扔在了我们自己的汽车上。我们快速地解开车炮的摽绳，撬开车轮下的三角木。在全连官兵的指挥、看护和操纵下，车炮一辆一辆地从火车上往地面开。记者们用两台摄影机跟随着我们拍个不停。

　　在兵站吃了一顿早饭，我们改为摩托化行军。很多战士第一次见到了滇池的清澈和美丽。我们避开大路，尽量隐蔽地绕行，中午到了江川县城。大休息时，一直和我们连在一起有“小和尚”戏称的副营长带几个战士到街上刮了光头。回来时，他们把帽子拿在手上，像一串过市的灯泡。他们有的叉腰、有的背手，还故意挺胸摆步，逗得大家笑声不断。街上的百姓们则看得茫然。

　　总共行驶三百四十多公里，我们来到蒙自县草坝镇，算是到了军给我团指定的战前集结地。在这之前，我们团的一个后勤分队已经来到这里。

　　草坝，是一个很小的居民镇，气候干旱。百姓的家院很多是干打垒土墙圈起来的，墙上长满了仙人掌，只见鲜花不见叶，使干黄破旧的土墙呈现出勃勃生机。正是：满墙仙人满头花、花中矮房是我家。镇子西面不远有一处营房，我们就住在了这里。这里离战区还有一百多公里。

　　这里是YT军SE师炮兵团的营房。营房已空，只有些家属。部队的人员连同装备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拉走了，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营区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随部队开走了，儿子也在别的部队当兵。她向我们问这问那，担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是不是已经和敌人打上了。在营区大门南边二百多米，有一条横向的小火车道。不知怎的，这位母亲知道了儿子乘火车向边界开进时要路过这里。下午四点时分，她抱着一个装了四斤水果糖的布袋，在铁路边等候。火车来了，儿子老早探出车窗向母亲招手。近了，母亲把糖袋向儿子扔去——没接住，拣起来紧跑两步，又是一次——还是没接住。云南十八怪：火车不如汽车快。母亲还是赶不上了，哭着回了家。我想：我要是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多好哇，母亲就是走出三十里、五十里也会去看我们一眼。我的家在北方，我不可能去给母亲这样的机会。如果真能见母亲一面，死前会了却一个心愿的。

　　过了两三天，团的大部队要来了。我和副指导员奉命带我连六辆嘎斯63、团四辆解放A——10汽车返回昆明接应大部队。

　　12月27日5点多钟，我们一早出发匆匆赶路。

　　到了开远至昆明的柏油公路上，尽是运甘蔗的汽车。车上，散装的甘蔗冒了尖，枝枝丫丫地伸出车厢。想吃甘蔗的人们用根小棍向着伸出车厢的甘蔗一挡，甘蔗就会滑下来一片，尽你享用。由于军人的纪律和紧张的任务，我们却无心去做这些。

　　中午，我们一路顺风到了昆明。在一个铁路货运站，我见到团的孟副参谋长，他给我们交待了任务。

　　车站上，已经见不到与战争无关的人员和物资，火车两旁的铁路上全是军人，像是铺上了一层青纱帐，一片茫绿。兵、车、炮、舟桥船、工程机械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卸载。这是一个阴凉的天气，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春城气候宜人，每个军人的帽圈儿都被汗水浸湿了。我们也以最大负荷装满十车炮弹。我要去找孟副参谋长请求指示，准备带十台车返回集结地。我带来的十台车的驾驶员里面，有四五个是玉溪兵。来时，他们都要求返回时走玉溪方向，近处的能回家或让家人来玉溪见见面。

　　回去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来时走的大路，好走，但人多车多、不利于隐蔽；走玉溪方向是一条人少车少的山路，利于隐蔽但不利于车行。我向副参谋长说明了两条路各有利弊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走玉溪”的主张。副参谋长同意了。当我回到我们的汽车旁向战士们传达这一消息时，看几个玉溪兵高兴的：“副连长你真好哇，到了玉溪我给你好烟吃。”“我给你一包。”都来了。

　　十台绿色的军车像一条龙，在红土高原的大山里穿行。车上有四五个兵，他们既是我的战士，又是这大山的儿子。他们该多高兴啊！

　　天色渐黑，玉溪到了。这是一个地区级政府所在地，城区很小，居民的平房散落，只有几处两层高的楼房。在街上走过，偶尔会看到两边房子没有遮严的庄稼和草地。黑糊糊的街道，极少有路灯的地方，很少有行人走过。我们要在这里宿营。汽车停在玉溪的街上，放置了岗哨。玉溪兵可以在三华里范围内活动，其余战士守车待命。我找到玉溪军分区一位领导，请求协助我们保障弹药的安全。无论我怎样说他都表示无法帮忙。我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吧。在这危急的时刻，同穿军装的高官都不肯帮忙，真够呛。我要向昆明军区告他一状，他会吃不了的包子——兜着走。”想归想，没那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敌情怎样，有没有阶级敌人？有没有越南特务？我特别担心这十车炮弹被毁。我决定，找一个临街宽阔、有路灯的旅店住宿，弹药车就停放在旅店门前的大街上。弹药车都有用棚竿撑起的棚布，像个拱形的窑洞，只有后边是可以活动的布帘。我们把每两辆车尾对尾扣在一起，严防敌人投掷爆炸物袭击。玉溪兵早已全部归队，他们有的见到了叔婶，有的见到了表兄，有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跟着来了。副指导员从在玉溪卷烟厂当炊事员的父亲那里拿回了最好的香烟款待我们。亲属们都很自觉地站在老远的地方看着我们调整车辆。弹药车摆放好后，我明确警戒要求：每两个人一班岗，任何人员或车辆不准靠近我们车辆五十米以内，这是一般人投掷手榴弹的最远距离，不听制止可以鸣枪警告，再制止不住，只要判断准确、确是袭击行为，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保卫我们的弹药。

　　我们所有的人都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住下。这时，玉溪籍战士褚东明向我提出特殊要求：家离玉溪城十来华里，年迈的父亲在家病得不轻，能否让他开车回家看望。我很难，想想他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看看不久可能牺牲在战场上的儿子，考虑再三，交代了安全再安全，要求他调集所有家人看护好这一车炮弹并在明早五点归队。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睛，立正、抬手向我敬礼，激动地表示：“绝对保障安全！”

　　这一夜，我和副指导员要查岗，更是担心让战士带回家的一车弹药。

　　第二天，远离的人和车安全地回来了。看上去他心情很沉重，我也没精力去多问。路上，我这从来没有牙痛过的牙也疼得厉害，以至于战后朽坏拔掉了一颗。我和副指导员还有十台车的战友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安全回到草坝。

　　一天以后，大部队都来到了集结地，我们到营房大门迎接他们。我团的重型火炮车队披着满身的征尘开了进来。匆忙中我见到了我们营长。这时我才知道，因为战争需要，部队开跋前，全团有二十多个职位被新人替换。我们营长也被任命为副团长。他，范英才，四川人，个子不高，紧闭的嘴唇、圆圆的眼睛透着一股凶气，是一位非常刚毅的军官。我刚入伍他就是我们营长，军人作风十足、批评人口气铿锵、态度凌厉，有时你立正站在他面前接受批评时，他的食指会几乎戳到你的鼻子：“扯蛋、四十五斤大米你白吃了！”经常会有。人们背地里称他“萨利托马他爸爸”。这个外号是阿尔巴尼亚反映二战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里，当地人对一个法西斯军官的称呼。想来营长也听到过，但他并不介意，他介意的是兵的好坏、连队的强弱。他特别喜爱我，认为我军事技术特好，后来兵带得也不错，在军事训练、技术比赛、实弹射击中为营里争了不少光。我也顶撞过他，但他从来没计较过我。入党、提干、嘉奖、介绍对象，他着力地培养着我在部队的前程。营长（出于个人感情，我不想用别的去称呼他）问了我一些开进中的情况后又问：“七连怎么样？”因为八月份我才从八连二排长升任七连副连长。

　　“不错，兵像个兵、官像个官，处起来挺好、干起来挺痛快。”我知道营长在了解我的基本感受，所以也没必要细说。

　　“你调九连任副连长了。下来你就到九连上任。”

　　我怔住了，问营长：“为什么？营长。我才到七连四个月？”

　　我知道，九连长马光力是七连出身，从瞄准手、炮长、排长到副连长，没在观察所干过，前四个月才到九连当连长。营长说：“他是炮阵地出身，连长要在观察所指挥。因为新技术不太熟，副指导员又留守营房没来参加战争，他要求一定要给他配一个最得力的炮阵地指挥员。”营长还说，“平时吗，时间长了他可以多练练，现在要打仗，时间不容啊！”军阀作风十足的营长此时却耐心地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

　　我是八连出身，从炮手、瞄准手、副班长、班长到排长干了近八年时间。这个对我有着深情厚意的连队，解放战争时期是“进军大西南第一模范连”、我国一位元帅亲授过锦旗、有“六十八面红旗不倒”之称。“文革”前期，批判“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极盛，71年“9、13事件”后而宣告结束。72年，中央军事科学院严副院长（中将）视察我们团时评价说：“在那段大讲政治时期，看来军炮团还是偷偷地搞了些军事训练。”团长、政委评价八连说：“八连能打仗。”在当时，这些评价是多么地让人欣慰、自豪！七连呢，官兵素质都不错，“处起来挺好、干起来挺痛快”。九连呢，都是一个营，都知道，那确实逊色多了，我当然不愿意去。这会儿，允许有看法，不许有想法，只有服从命令，尽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在以后的几天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一营的一个指导员在向草坝开进途中，他带的炮车拐弯不及撞在大树上，车厢的炮弹把他拥挤在驾驶室里而牺牲。另一个震惊的消息也在全团传开。团队在昆明下了火车以后，二营教导员王义雄，看到昆明悠闲自在的青年男女们，发了几句牢骚：“他妈的，公子小姐们喝酒跳舞，老子们去前方卖命……。”就几句，差点把他军法从事——判刑，这几天一直在写检查，还没最后过关。

　　王义雄是一个非常正规、正直、通达、干练的人。当七连指导员时，他批评一个叫洛桑的藏族兵，洛桑抄起冲锋枪对准了他。他毫不畏惧，骂道：“洛桑，你开枪。你食指一动，老子是革命烈士、你就是反革命。洛桑，你开枪！”僵持了一会儿，洛桑乖乖地放下了枪。后来人们开玩笑问洛桑“谁最厉害”时，他总是伸出大拇指说：“指导员最厉害。”

　　正直人不怕死，在敌人面前他会更厉害。不过，他说出来的那句实话、心里话，确实是犯了冒失的错误。当然，他最后还是带兵参加了战斗。

　　3、磨刀备战

　　在集结地，全团开始了大量、细致、周密的战前准备。

　　首先，团里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我们面临的这场战争叫“惩越援柬、保卫边疆”。越南投靠苏联、包围中国，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东南亚各国既恨又怕。如果我国不出兵打击它，东南亚国家在外交上很容易因惧怕越南而倾向苏联。近年，越南敌视我们的兄弟柬埔寨，去年，又出兵向波尔布特（柬埔寨共产党主席）部队发动旱季攻势（实际是围剿），情况危急。我们打击越南，苏联有可能打我们，我们从外交和战略上把握，争取不让它动手。它真要动手也不怕——主持军委工作的诸葛元帅说，很多年没跟它交过锋了，让我们也试试它。面临这场战争，总设计师对世界宣布，“我们不要越南一寸土地、不扶持建立亲中政权”。H主席对部队三条指示：“不要进去过深、不要夜间作战、要快去快回”。

　　后来，考虑原来的战争口号在国际上难以通行，改成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

　　通报了敌情、战区的地形、天候和有关要求。我军正面，越方部队。第一线，杂牌部队。青年冲锋队，有男女1000多人。公安部队，有红蓝两种，红公安、全国性质，蓝公安、地方性质，一个连队120人左右，老街有三个连、红蓝公安和特工部队各一个连，谷柳，红蓝公安各两个连。公安屯部队，在我军正面有3—4个边防卡，每卡30—100人，穿便衣。第二线，有316Α师98团8营、8018营，该师一九四五年成立，只打过一次败仗；另有两个团不知道具体位置。345师，原是生产师，去年下半年改成战斗师，4—4编制，254团团部在班老，1营在那马，离团部两公里，2营在把坡，那暴还有一个营，东楼4营、马店9营。特别注意：班菲很重要，上级分析，少不了有一个营的兵力并配有120迫击炮营。侦察发现，扳甘敌人较多，可能是98团一部分。在洋堂，有敌人一个老飞机场，此地营房较多。老街地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已经撤离。我侦察部队发现，敌人白天活动少、夜间活动多。公安部队，每连插一面红旗。作战地形、道路、天候情况，从龙宝至四连山及中越交界，基本是原始森林，山势由北向南、北高南低，从东至西、东高西低，横断山脉。天候，13点以前雾大，观察困难，死角大，15—17点视线较好，侦察要上树。有些目标观察所、炮阵地都看不见，火炮不准试射。85炮上山，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敌人，炸毁机场，支援我步兵穿插、迂回。警告，没有完成任务、迁就部队是犯罪。各级指挥员要服从上级任务，教育部下服从命令，干部不能无理对待战士。战场纪律——必要时要有措施。

　　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派上了很好的用场，他们被征用到部队担任翻译。战场常用越语小册子发到每个官兵手中。“缴枪不杀！”——“隆松空叶！”——“举起手来！”人们坐着、躺着、出出进进地叨念着，训练着自己的发音和记忆。

　　进行了战前思想动员。鉴于部队绝大多数人员没有打过仗，恐惧、迷茫、怕死，部队开展了“三视教育”，即：仇视、鄙视、藐视敌人。

　　越南兵扰我边民、杀我兄妹。有一天，一位老汉带十八岁的女儿到田里干活。中午，父女俩到界河边洗手，越南兵向他们开了枪，女儿倒在血泊中。父亲扒开女儿的上衣找伤口抢救发现，鲜血染红了姑娘洁白的乳房。越军向我方军民开枪的罪行经常传到我们耳朵里。由于越军的骚扰，我方多少良田荒芜，多少村庄无人敢住。越南政府剥夺了华侨的房屋和土地，把他们驱赶回国。等等越军罪行，极大地激发了我们仇视敌人、一定要报仇雪恨的心理。

　　抗美援越期间，我国给越南的武器、弹药、物资不计其数。我国无偿帮助越南建设油漆公路，他们则用钢钎戳开路面验收质量。越南人吃着我们辽宁的海带、四川的大米、河北的鸭梨，回过头来却投靠苏修，还挖山洞、调兵防着我们、开枪打我们，真是丧尽天良，成了地道的熊（苏联）崽子。鄙视越南政府和军队的心理在我们中间由然而生。痞子、不够人性！战士们开始骂了。

　　这场战争，越南政府是穷兵黩武。它每年供给部队三个季度的粮食，一个季度由部队自己想办法解决甚至采野果吃。我们中国兵人高马大、身强体壮。越南兵体小瘦弱，我们一个可以打他五个。我们大兵压境、装备充足，胜强越军几十倍。我们是杀鸡用牛刀。我们知道，越南人和美国打了多年的仗。那个年代我国的一个重要宣传内容就是，越南人民如何运用黄蜂战、竹签战、游击战打击美帝国主义。我们在教育中则告诉大家，游击战是我们教给越南的，可以对付美国。我们打他是师傅打徒弟。藐视他——我们来打他算看得起他了！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那里受得了这个刺激：“越南兵，非杀不可，非杀不可呀！”平时听说的什么毒蛇、越南特工队、旱蚂蝗、陷阱、毒签，全都抛在了脑后。“三视教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有官兵都摩拳擦掌准备打仗、冲锋陷阵甚至流血牺牲。

　　云南前线司令员指令：“云南方向参战部队，每人要投掷十颗手榴弹。”当我们完成这一训练时发现，百分之三四十都是哑弹。“文革”的产品会使多少军人无谓丧命。

　　我们连的各级领导的每一个人都选定了战死或战伤后的代理人，每门炮都明确了直接瞄准射击和间接瞄准射击两名瞄准手，另加一名预备瞄准手。

　　各连队校准了火炮。团里统一组织了各种火炮的射验射击和验差射击。这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弹药对射击精度的影响，测量误差的方法。汽车喷上了代表昆明军区部队的“丑”字头号牌。

　　在集结地准备了不足一个月，全团要向战区开进。团、营两级明确了到达战区后各连的驻扎地点。团里下发了行军路线图，图上标示了各营通过出发点的时间、小休息、大休息、加油的地点以及行军路线。

　　4、前出逼近

　　我们的部队又一次出发向战区开进。

　　进入战区一百多公里范围内的云南，可想是兵的天下。S个扩编的野战军和S个陆军师，预备炮兵师，独立师、独立团，边防守备师、守备团，空军、铁道兵、基建工程兵和后勤部队等等。不知道是道路分配还是为了隐蔽企图，我们团向北、向东再向南，绕行三百多公里才能到达边界地区。

　　一路上，我们不断地看到单辆或几辆的军车在路上穿梭，见到了顺路蜿蜒几十公里的野战输油管儿。平远军用机场上，八枚红旗——2型地对空导弹昂首指天，强击——5型、歼击——6型、歼击——7型等战斗飞机频繁起降。高射炮群警惕地扫视着机场周围的天空。路边，经常有搭建成串的军用帐篷，上面蒙着厚厚的尘土。这些帐篷的主人可能就是让出营房给我们居住的友军吧。

　　我们的车队过了文山地区，渐渐进入亚热带雨林地带，山高、草深、林密。在一节特别难走的路段，泥泞的路面尽是一尺左右大的石头，我们的车炮像海浪上的小船横滑纵摇地前进，汽车尾气的油烟弥漫着车队，一小时才拱了五公里。这是云南省革委会主任没能按时完成战备公路修复任务，总设计师对他发了火，还罢了他的官。应该罢他。这哪儿是路哇，别说行车，人走也不行啊！不过有一样还好，行进中遇到的所有地方车辆都是一声不吭的停在路边给我们让路，没有一辆是在行驶中和我们会车，更看不见有超车的事情发生。

　　下午，部队停在路边休息。分坐在不同车辆上的战友们跳下车来，伸伸疲乏的腰肢又聚到了一起。我们的表情非常严肃，环顾着周围陌生而新鲜的外景，谈论着行军的感受。坐落在山脚下的茅草房住着一户人家，我们走过去找水喝，顺便打听：“老乡，越南离这儿还有多远？”五十多岁的老汉走出屋外，指指南边一座模糊的大山：“那山就是了。”隔着十几公里的平坦田地和矮山，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异国领土，你死我活的敌人就在那里。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老山。那里并不是第一次战争的激烈交锋地，在后续的战斗中它才出了名。

　　过了低洼地带，上了丘陵路段，车速快了，车队像蛇爬垅地，顺着山脉走向左弯右拐起伏前行。天黑下来，车灯全部打开。跑着跑着，我带的炮车驾驶室一股刺鼻的胶臭味儿，电路出了故障，车灯灭了，模糊还能看路，就夹在车队里跑……在一处下坡的地方，我发现车向一个模糊糊的草垛冲去。

　　“停车！”我低声断吓。司机应该也发现了情况，两个人的认同，他果断地踩下制动。牵引的火炮在后面撞了好几下，车才停下来。我俩下车查看情况，是一辆马车拉着稻草迎面而来。我们的车前盖已经顶住马脖子了。

　　司机要驾车继续赶路，被我拦住了：“修车。”

　　驾驶员急切地看着我说：“副连长，那我们就掉队了？”

　　“必须把车修好，掉队我们按地图行进。”我坚定地回答。

　　我们俩抢修了十几分钟，车灯亮了；又赶了近一小时的路程，才加入了行进中的车队。

　　天，越来越黑。边界越来越近，五十公里、三十公里、二十公里。后勤、二营、一营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只剩下团部和我们三营继续向边界靠拢。这里的山，都是土山，这里的路，都是土路，这里的沟也都是土沟，路面非常狭窄。趴在路基上的一道道雨淋沟通向山底，不小心车炮就会掉下去。大约离边界还有十公里，团里下令，关闭所有车灯、刹车灯线剪断、不许有任何灯光和烟火，隐蔽行进。我们的车队像盲人探路，摸索前进。每一辆车前都有一位身披白床单的战士跑步引路。他必须边跑边观察路况，始终跑在路面的正中央。驾驶员就以车前这个“白点儿”为路中心驾驶。路基冲刷严重的地方，我们就调集全连的战士劈山填沟。

　　不知何时，各连都钻进了自己的山沟。我们九连也钻进一个山沟。停下车，我和连长前来勘察地形，在1比5万地图上钉下所在位置。这里在冷水沟以东约一千三百米，距离边界只有一千米。我们从西边进入，南面是十几米高的土岗连着东面百米高的山峰，北面是三十多米高的山腿，我和连长正站在这段长一百米、宽十几米的沟地里。土岗西面有一处一百多平方米的草房坐南朝北，房前一块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地。平地东面连着沟、西北靠着一座孤山、南面依着土岗、东北角挨着一个大水坑。环顾四周，我们已经不知道从哪里进来的了，远处近处都是山，山上长满了竹子、橡胶树和茅草。尤其是那密密丛丛的竹林里，很可能有越南特工队在监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随时都准备拔枪与敌人对射。我们把车炮停在这段山沟里。战士们谁也不想去十几米远的山脚底下割草，怕碰上特工队打起来，就扒上橡胶树，擗树杈伪装车炮。我们把车炮盖了个严严实实，生怕敌人飞机过来投下照明弹和炸弹。

　　全连就地宿营。安排了六个哨位：北面山腿的橡胶林里放置了两个暗哨、车炮间游动哨一个、南面的土岗上一个、住人的草房周围两个。这间草房原来是养牲口用的，屋顶盖的是茅草，四面墙壁是用巴掌宽的竹篾子编织起来的，透着风，也透着光。全连都住在这间草房里，地铺是稻草，蚊帐用草藤吊着，一个紧挨着一个。紧张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们都睡得很香。

　　后半夜一点多钟，土岗上的哨兵进屋来唤醒了连长，说是山根儿的草丛里有发电报的声音。

　　“全连注意，紧急疏散！”连长压低着声音一声令下，各排迅速进入了各自的疏散位置待命。连长、指导员和我陆续来到土岗哨位询问情况。神情紧张、瞪大着眼睛的湖北籍哨兵虽然说得模棱两可，我们还是组织了搜捕行动。司务长带几个人原地警戒，连长、我和指导员各带一个排和后勤人员分别向南、东、北三个方向搜索。我带兵穿过草地钻进山坡的竹林。我握着54式手枪走在前面，排长和战士们在两侧形成三角，有枪的端着枪、没枪的手里攥着颗手榴弹。我们搜出一百多米无功而返。指导员道是得到一个线索，他带队搜索北边橡胶工人宿舍时，一个工人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和越南人是亲戚，中越关系破裂后一直偷偷来往，搜索时还真没见到这个人。我们电话报告营里，营里让我们休息。战士们又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进入了梦乡。听着满屋战士的鼾睡声、想着哨位上警惕而紧张的哨兵，我们三个连级干部就像在危险中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不断地翻身、查岗，谁也没有睡好。这一夜真难过。

　　天，终于亮了。同志们起床。人们陆续来到清澈的水塘边刷牙、洗脸。哨位上的战士从不同方向把眼神渴望地投向平地上的战友们这里；从草屋里出来的每一个人也不由自主地先环视一下哨位上的战友；像是历险豺狼而又重逢的羔羊。再看看周围的山、草、树、车、炮，好像没那么危险，气氛轻松了许多。我们怀疑昨晚是不是“作恶梦”。

　　为了隐蔽作战部队已经开到边界的现实，上午，我们借了林场工人十几套服装，后来团里又发了一部分，全连变成了穿蓝色工作服的“橡胶工人”。

　　吃过中午饭，我带领炮长们进行单兵技术训练。我看了看地图，选了一个观察越南老街最佳、海拔200多米高的山头，对班长们说：“走吧，咱们先去看看越南吧。”他们有的赞同，有的没吭声。应该说，在六个炮长里头有的乐观胆大、有的谨慎胆小一些。我们一路搜寻着可能遭到的伏击，来到了一座紧靠边界的小山下。快爬到山顶的时候，我让他们等着，自己先上去看看——越南远处的高山已经看得见了，再近些，看见越南兵在挖堑壕。我两只手也着地，身体离地面越来越近，一边观察着一边向前爬，生怕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脑门上。没发现有枪瞄着我，就招呼班长们也上来了。我们都爬在地上，瞪大了眼睛观察着敌人的一切。

　　5、咫尺认人

　　胆子越来越大，我们就坐成一排面朝南观景。

　　居高临下，我们看得很远也很清楚。我们脚下就是作为中越边界的南溪河，河宽一二十米，因为是旱季水流很小，有些地方看上去蹚水可过。过河就是越南的老街，老街及周围地带海拔七八十米。在我们西面六百多米，“中越友谊（铁路）大桥”就架在南溪河快要汇入红河的头部。大桥三个桥墩、四节桥梁，两国各有一半。桥中央支起一架约三米多高的铁丝网墙。紧顶着铁丝网墙的是越南一侧两节火车皮，据说那里面装满了炸药。桥的两岸，各插本国国旗，旗下就是修筑战斗工事的人们。

　　老街东南面的三个红土高地上，越南兵有的光着背、有的只穿着裤头在卖力地挖工事。骄阳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潮气。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越南兵身上光亮的汗迹。“唉，这些小伙子们再过几天就该死了，还这么干呢！”心中不免有些可怜他们。

　　老街的房子，都拆掉了门窗。房子的墙壁和墙角都有掏挖过的痕迹，那就是设置的枪、炮和火箭筒射孔，一个个黑窟窿有些可怕。但街面上人来人往，理发的、骑自行车的；河边院落里，大姑娘梳头的、老太太喂鸡的，都很自在。

　　老街靠河的边上，有一个越南兵在芭蕉树底下挖堑壕，因为他穿着军装，与河边的草丛、瓜果树林融为一体，一开始我们没发现。他离我们最近，直线距离一百二十米左右。他背一支冲锋枪，干得很起劲，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我们全神地看着他。当我们向他摆手时，他竟然也摆手回敬了我们。“多好的越南兵，我们跟他有什么仇哇，要不是执行国家命令，干什么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我们议论着，“这打什么仗啊，搞不好哇，H主席让咱们来吓唬吓唬它就回去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我们怀着迷茫的心态下了山。

　　后来，团里下达任务，每人每天砍三棵直径不小于三十厘米、长不小于五米的野树用于修筑团战时指挥所。

　　我们全连官兵分乘几辆车到了一带荒芜的山区。这里离边界有四五公里的距离，没有了橡胶林，一小片小片的竹林散生在远近高低的山头上，草丛很多，野树却很少。人们四下散开寻找目标。我选的树在山坡的草丛里。这草常年不死、又粗又硬，只能用砍刀砍草开路。草足有三四米高，密密丛丛，我钻进了不短的距离，只能看到比路还窄的一线天，还是不见那棵树。“一定是偏离了方向”，我只能退回去重新瞄准目标，再度寻找。终于到了树底下，玩儿命地砍起来，不知道什么是累，只知道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停下来两手拄着膝盖喘会儿气。砍倒树根、砍掉树头，就算大功告成；四肢叉开，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看着雨伞大得天，这时会听到虫鸣鸟叫……歇足了，抱起树干一头往山下拉。到了山下，看看战士们，有的碰破了手、有的划伤了脸、有的头上粘着草叶和树叶、有的撕破了衣服。远处的半山腰上，有两个体弱的战士还在抱着与自己体力极不相称的树干往山下拉，体格强壮的战士们奔过去把他们接回来。把树干装好车，拉回目的地，我们又两人一根、两人一根地把树干扛到山上修工事的地方。两天，每人完成了六七棵树的砍伐任务。苦劳力，真称得上苦劳力！不知道人们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和耐力。但是，还是有些娇弱的战士病倒了。

　　营地附近又挖猫耳洞。猫耳洞特小，一个人只能缩成最小的体积才能钻进去。北方兵大个子较多，每人每天才挖一个还累得够呛；南方兵小个子多、耐力强，每天能挖两个。要说平时我还不太看中小个子兵的话，现在由衷的喜欢他们。

　　战士们特别听话，从不叫苦叫累，不计较干多干少。我们几个干部看着全连的战士，真像特别懂事又能干的孩子。官兵之间无论从思想到行为似水乳交融。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上午，连长整队，全连集合完毕要出去执行任务。卫生员悠闲地在茅草房旁边的灌木上晾袜子。

　　我走过去以一种打探的口气问：“你怎么不去集合呀？”

　　“我不去！”他气冲冲地回答。

　　“那你就在家照顾几个病号吧。”我叮嘱他。

　　“我不照顾！”又是一句刺语。我顿时火冒三丈，骂道：“你他妈的怎么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找他妈死是不是？”

　　“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不定哪天我先枪毙了你。”像是憋了天大的委屈，他突然哭喊起来。

　　“我告诉你，你晚上拿枪来找我。你一枪必须把我打死，要么使我失去反抗能力，不然，第二枪你就小心我的。”我是动真心告诉了他这些。

　　连长、指导员把我们拉开。卫生员哭了很长时间。这事惊动了营里，正副教导员都来做我们的说服工作，因为在这个时期很容易出大事。说实话，无论在哪个连队我都和战士们处得很好，战士们也都很爱戴我。

　　下来有卫生员的同乡告诉我说，卫生员从小是孤儿，可能有时候想法和行为怪异一些，让我原谅他的过激情绪。过了两三天，指导员跟我说：“前几天，我批评过卫生员，他顶撞我。咱们俩是老乡，他可能认为你在为我出气故意找他的茬儿。”其实，我对他俩的摩擦一点儿都不知道，看来卫生员是误会我了。其实，我也不会就此记为仇恨，无论从职务到年龄，我都应该看得宽一些，火头上，可能真的会刀枪相见，静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如果我受伤了，他肯定也会抢救我、背我。没过几天，在一次全连大会上，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卫生员主动站起来作了检查。因为，官兵们都知道，在面对真正的敌人的时候，谁失去了战友和连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面对死亡的威胁，有的战士变得孤僻、沉默无语。一班长白山伟变得焦躁、爱发脾气。我们连队这只小船在风浪中有些摇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几个干部、同时发动表现稳重的战士做了许多思想工作。

　　拼了命似的战争准备一天天地继续着。在这里，我们在橡胶林里吃了年初一的饺子。上级给我们配发了蚊帐、口杯、饭碗、背囊、吊床、急救包、战场急救注射针、防刺胶鞋和塑料布。防刺胶鞋可以抵挡竹签和铁钉的穿刺，塑料布就让人心寒了，叫“平时可以防潮挡雨，死了可以裹尸体”。上级还告诉我们，身上不要带多少钱，死在越南人手下就被他们掏走了。自此，工资和津贴不再全部发到个人手里，而是自己申报战场零用钱，剩余部分由团里直接寄回家。父亲收到寄回家的钱告诉母亲时，母亲反问他：“你光拿回钱来了，那人还有吗？”父亲茫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面对战争和随时出现的敌人，人们的高度警惕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人多了，部队和部队的素质、人和人的素质也不一样。可笑的事故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