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给毛泽东的“贺年信”都写了什么：充满悲观

2015-02-12 05:54:00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dlei
核心提示：信中讲述了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不仅如此，信中还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
编者按：《党史文苑》发表文章《原貌出版的一波三折》。文中记述1930年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中讲述了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就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摘编如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应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的复信，旨在帮助林彪及党内一些同志转变对中国革命悲观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诠释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1930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中讲述了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不仅如此，信中还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就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
林彪对中国革命产生悲观的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之后，井冈山的革命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刘安恭等人产生了重大分歧。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分歧争论的后果，就是在敌人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损失1000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擅自主张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为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林彪本人受到的纪律处分，导致他一直郁郁寡欢。
无独有偶，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尽管如此，此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到“新年贺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质疑很具有代表性，因为此时有悲观情绪的大有人在。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在党和红军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说明这些同志不仅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反而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林彪的“新年贺信”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毛泽东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
【延伸阅读】军报披露林彪“大海捞针”战例：重细节活捉廖耀湘
成语“大海捞针”所蕴含的复杂与艰难不言自明，但这种办法也曾被不少科学家所使用。爱迪生“99%的汗水+1%的聪明”的名言说明了他的勤奋，却也是他爱用大海捞针方法的真实写照：试验电灯用过1600多种金属材料和6000多种非金属材料，而采集的材料更多达14000多种。对他试验研究存在的一定盲目性，有人风趣地说：“如果让爱迪生在一大堆稻草里去找一根针，他一定会立刻像一只蜜蜂那样，不辞辛苦地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翻看，直到找到这根针为止。其实只要懂得一点点理论，稍微计算一下，他就可以省去90%的劳动。”
毫无疑问，今天的我们不能以“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心态去评论前人的是与非，也不能拿现代的标准和条件去苛求甚至否定前人的做法，但也不能不说“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翻看”的做法尽管非常有效，却肯定不是最为省时省力的方法。采用数理知识和数据分析研究，也许更容易找到想要的“针”。
“9·11”之后，美军为逮住本·拉登几乎搜遍了阿富汗各个角落，却踪影全无。原因很简单，美军要对付的是一个有头脑、会思维且非常狡猾的活人。这正是战争与科研两者最大的区别之处。后来，他们动用数千名数据分析师，对往来于巴阿地区的手机通讯、电子邮件、音频视频等海量信息数据进行筛选研究，才最终嗅到本·拉登的藏身位置并及时实施了“斩首”行动。
其实在我军历史上，运用数据分析来捞“针”的事例也不少。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以雷霆之势攻克锦州后，迅速挥师北上与赶来增援的廖耀湘兵团在辽西碰面，一时间双方形成了混战局面。按照林彪的一贯要求，所属各纵队及师团每天都必须上报当日的战况和缴获情况。在一天深夜，值班参谋正宣读某师上报的数据，林彪猛然叫停，问道：“刚才念的在胡家窝棚那场战斗的缴获，你们听到了吗？”林彪见无人出声，便连问了三句：为什么那里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他战斗高？为什么那里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他战斗高？为什么在那里俘虏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其他战斗高？人们还没来得及思索和回答，林彪就指着地图上的那个点说：“我断定，敌人的指挥所就在这里！”果不其然，廖耀湘这条“大鱼”在胡家窝棚附近被逮个正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军打下多架美军高空侦察机的战例也很有启发。一架U-2飞机，一次活动的范围跨越几个乃至十几个省，我军靠仅有的4个导弹营在广阔天地里机动设伏，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当时我军的口号是“大海捞针，总不死心”，为什么果然“捞”到了？因为我们找到了打飞机的“真经”——敌机飞行高度多少，速度多大，具备什么功能，活动规律是什么，官兵皆了如指掌；在什么地方打最好，什么时机打最好，怎么打最好，官兵皆心中有数。
恩格斯说过：“单凭观察所得到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身处被海量信息包裹的大变革时代，对我们来说，挖掘信息的金矿、找准问题的症结，最重要的依据是系统的数据，而不是个人经验和长官意志；传统的深入实际、实地考察仍然有效，但系统采集的数据、科学分析的结果更为重要。（于少燕）
（2015-02-03 09:10:32）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212/664535.shtml2015-02-12 05:54:00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dlei
核心提示：信中讲述了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不仅如此，信中还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
编者按：《党史文苑》发表文章《原貌出版的一波三折》。文中记述1930年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中讲述了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就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摘编如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应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的复信，旨在帮助林彪及党内一些同志转变对中国革命悲观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诠释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1930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中讲述了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不仅如此，信中还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就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
林彪对中国革命产生悲观的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之后，井冈山的革命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刘安恭等人产生了重大分歧。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分歧争论的后果，就是在敌人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损失1000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擅自主张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为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林彪本人受到的纪律处分，导致他一直郁郁寡欢。
无独有偶，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尽管如此，此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到“新年贺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质疑很具有代表性，因为此时有悲观情绪的大有人在。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在党和红军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说明这些同志不仅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反而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林彪的“新年贺信”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毛泽东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
【延伸阅读】军报披露林彪“大海捞针”战例：重细节活捉廖耀湘
成语“大海捞针”所蕴含的复杂与艰难不言自明，但这种办法也曾被不少科学家所使用。爱迪生“99%的汗水+1%的聪明”的名言说明了他的勤奋，却也是他爱用大海捞针方法的真实写照：试验电灯用过1600多种金属材料和6000多种非金属材料，而采集的材料更多达14000多种。对他试验研究存在的一定盲目性，有人风趣地说：“如果让爱迪生在一大堆稻草里去找一根针，他一定会立刻像一只蜜蜂那样，不辞辛苦地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翻看，直到找到这根针为止。其实只要懂得一点点理论，稍微计算一下，他就可以省去90%的劳动。”
毫无疑问，今天的我们不能以“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心态去评论前人的是与非，也不能拿现代的标准和条件去苛求甚至否定前人的做法，但也不能不说“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翻看”的做法尽管非常有效，却肯定不是最为省时省力的方法。采用数理知识和数据分析研究，也许更容易找到想要的“针”。
“9·11”之后，美军为逮住本·拉登几乎搜遍了阿富汗各个角落，却踪影全无。原因很简单，美军要对付的是一个有头脑、会思维且非常狡猾的活人。这正是战争与科研两者最大的区别之处。后来，他们动用数千名数据分析师，对往来于巴阿地区的手机通讯、电子邮件、音频视频等海量信息数据进行筛选研究，才最终嗅到本·拉登的藏身位置并及时实施了“斩首”行动。
其实在我军历史上，运用数据分析来捞“针”的事例也不少。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以雷霆之势攻克锦州后，迅速挥师北上与赶来增援的廖耀湘兵团在辽西碰面，一时间双方形成了混战局面。按照林彪的一贯要求，所属各纵队及师团每天都必须上报当日的战况和缴获情况。在一天深夜，值班参谋正宣读某师上报的数据，林彪猛然叫停，问道：“刚才念的在胡家窝棚那场战斗的缴获，你们听到了吗？”林彪见无人出声，便连问了三句：为什么那里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他战斗高？为什么那里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他战斗高？为什么在那里俘虏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其他战斗高？人们还没来得及思索和回答，林彪就指着地图上的那个点说：“我断定，敌人的指挥所就在这里！”果不其然，廖耀湘这条“大鱼”在胡家窝棚附近被逮个正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军打下多架美军高空侦察机的战例也很有启发。一架U-2飞机，一次活动的范围跨越几个乃至十几个省，我军靠仅有的4个导弹营在广阔天地里机动设伏，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当时我军的口号是“大海捞针，总不死心”，为什么果然“捞”到了？因为我们找到了打飞机的“真经”——敌机飞行高度多少，速度多大，具备什么功能，活动规律是什么，官兵皆了如指掌；在什么地方打最好，什么时机打最好，怎么打最好，官兵皆心中有数。
恩格斯说过：“单凭观察所得到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身处被海量信息包裹的大变革时代，对我们来说，挖掘信息的金矿、找准问题的症结，最重要的依据是系统的数据，而不是个人经验和长官意志；传统的深入实际、实地考察仍然有效，但系统采集的数据、科学分析的结果更为重要。（于少燕）
（2015-02-03 09: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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