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与全球危机中的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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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纷繁变化，从政治领导人到社会运动，其兴也勃，如风云凝聚，其亡也忽，如水银泻地，看得多了，有时会失去敏感。2014年这场“太阳花运动”，看似与之前的运动前后相联，但又有所不同。年轻一代的姿态确实对上一代的思考产生了冲击，一个新的时期似乎正在到来。但事实上，分析当代台湾问题不可能离开大陆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两岸关系也不只是两岸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岸各自内部关系重构并相互塑造的结果。对于台湾而言，大陆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均会在岛内产生不同程度的政治后果——反之亦然，虽然规模不同。但是，复杂的是，现在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又不能局限于台湾与两岸：它要置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心转移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再调整、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复杂变迁之中来考察。
一、 两岸政治关系的危机与统派的式微
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两岸关系的平台，即国共两党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台湾“统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式微了。这两个转变均非突发现象，也都与大陆“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代表性断裂”相关。当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核心源于政治制度的代表性被不断地否定。表面看起来，这些问题跟台湾无关，但事实上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中国”意义的变化
在冷战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说：我们要反攻大陆。一边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另一边是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中国”作为一个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但在战略上美国用协防条约的形式限制台湾反攻大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台湾出兵，蒋介石也做了准备，但最终担心此举引发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反应而放弃了。两岸双方对“中国”的“正统”的争夺非常清楚，美国却一直是遏制两岸“接近”(无论是武力形式，还是和谈形式)的力量。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大陆不再提“解放台湾”这个口号，台湾也不提“光复大陆”，两边不再争夺“中国”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的范畴，已经退化成为一个地理的范畴了。——台湾不争了，它的口号已经从“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展为“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国”作为政治的空间、政治认同的根据都不需要争夺了。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说，这个政治转变是中国自己的政治观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大而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溯源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即试图用社会主义运动来解决政治认同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即便两岸仍然不能达成既定的政治统一，也不存在现在的台湾危机，两岸问题至少会是另外一个以争夺“中国”范畴为中心的问题。
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所以中国的所谓“代表性断裂”，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由于其隐含的阶级范畴不存在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概念，就转化为了族群、族裔的范畴，或以族裔性为中心的民族范畴，其认同政治只能围绕族群身份展开了。从国际视野看，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领域的代表性表现在中国跟第三世界的反对联盟，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统一战线，跟第一世界的博弈关系，正是由于这一遗产，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机遇，这是影响当代世界格局的大事。毫无疑问，这一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过程，以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资源贸易为中心的跨国流动已经取代曾经的国际主义，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间关系的更为实质的部分。在今天，重提万隆会议精神，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时刻了—重提不是为了重返1950-1960年代，而是探索21世纪的国际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改变了。换句话说，原来的政治实践的所有层面，从阶级联盟，到人民、民族、国际，统统都转变了——随着政治实践的转变，与前述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而所谓“解放台湾”，在原来的政治结构中是建立在以上这些政治范畴之上的。对于大陆而言，台湾问题当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大部分人只是在主权问题上理解它，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是上述政治问题的衍生物。统一问题一旦被贬低为一个族裔性问题或者说一个族裔民族主义及其主权形式的问题，就丧失了其真正的严重性。台湾问题被包裹在一个日渐失去效能的旧的主权概念中，就会失去其政治内涵。
中国内部的离心力，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转变相互关联的。中国精英甚至部分大众性的潮流，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和拒绝，略有政治性的表达是自由主义宪政，在民族问题上则表现为具有离心倾向的族群矛盾。台湾的“独台”和“台独”其实是分离主义，原因是离开二十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潮流，离开反帝反殖的历史语境，所谓“独立”这个范畴是无从界定的。分离主义的重心从“台独”向“独台”的转化，即从政治分离向承认现状转化，也显示“独立”这个命题实际上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台湾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大陆丧失了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开始的解放台湾的动力——那个动力是中国革命的持续进程的产物，这个过程不存在了，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台湾的状况则是——在台湾除了少数人物之外，基本上不存在“统派”了。
2.“统派”的式微
“统派”、“台独”或“独台”等等通俗说法包含了许多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也预设了一定的价值判断，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但不用这些概念，换成分析性的范畴，恐怕人们会觉得过于陌生。我们姑且在描述的意义上这么用。台湾“统派”的概念形成于与“独派”的斗争之中，但其历史地基却广阔深厚得多。从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台湾光复，对民族解放的探寻从未停息;冷战时代，两岸分治的局面同时带动着两岸对于统一的探索;后冷战时代，这一探索从以武力解放/光复(不排斥和谈)为主导向以和平统一(不排除武力统一)为主导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统派”的广狭二义。狭义而言，所谓“统派”就是在台湾岛内主张祖国统一的政治力量;就广义而言，“统派”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大潮流的余脉，其在岛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虽弱，却与两岸及世界各地支持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人们声气相通。在这个意义上，“统派”虽然构成复杂，却可以视为20世纪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能像现在一些流行说法那样，将“统派”的式微解释为现有政治格局中某种派别的衰落，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总体格局发生巨变的症候。也正由于此，如果“统派”在台湾政治光谱中消失，两岸也就没有能力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基之上，创造源自两岸社会内部的、趋向于统一或统合的互动过程。
台湾“统派”式微是一个长期过程，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如今没有支持统一的人了，而是说这些人及其活动如同孤军奋战：先是从一种政治共识蜕变为一个政治派别;现在即使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它在台湾政治格局中已经连不成军了。台湾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它有没有“独派”即分离派，台湾问题的核心在于既不存在反共的统派，也几乎不存在支持共产党的、作为政治有生力量的统派(沿着早期左派的脉络坚持下来的少数力量如劳动党等始终坚持祖国统一，但在台湾政治光谱中，始终处于极为边缘地位)，占据政治的中心地位的是在统独名义下格斗的泛蓝“独台”派和泛绿“独台”派。“统派”落潮其实也是一种标志，它表示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民族意识逐渐失去了政治能量。唯一还可以勾连的是所谓“文化”。文化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上升为政治认同是完全未定的，这一点许多持分离立场的人早就这么说了。如何将古代优秀传统与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的文化结合起来，在中国大陆也并不清晰，这一点对于两岸之间言说文化的方式也产生了影响。
1992年，民进党还处在党外运动向政党运动的过渡期，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留学生中也算少数派。那年我初到哈佛，恰逢吕秀莲来哈佛演讲。台湾的留学生问她：你要台独，那你算不算中国人?她回答说：Ethnically， I'm Chinese, politically， I'm Taiwanese，将族群与政治区分开来说。她没有提文化。今天，许多人谈中华文化，与过去支持统一的人谈中国文化不一样。伴随“统派”的式微和“独台”的主流化，新的趋势是在“独台”的前提下谈论中国文化。这其实很自然。由于台湾的历史、地缘和文化传统，不讲中国文化，台湾的内部认同危机就没办法解决，因此在独台框架或承认现状框架下来承认中华文化的合法性，与统一——包括“文化统一”——没有任何关系。有趣的是：当台湾“统派”式微之时，为了在“独台”基础上进行重新整合，“基本教义派”的“台独”主张成为台湾社会内部经常被批判和指控的东西，以至于造成一种幻觉，似乎反对“台独基本教义派”就等于“统派”。在知识领域里，这种现象更甚，很少有人——包括“独派”知识分子——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基本教义派”。这不过是“独台”理念占据中心地位的后果。在这种政治理念中，并不存在“统”的位置。
什么是“统”?“统一”还是“统合”，哲学上涉及一与多的关系，政治上则是统一与制度多样性的关系。“一”内在地包含了“多”，“一”就是“多”在互动中形成的状态，“一”因而也是一种关系状态。所谓“多元一体”、“一体多元”，或者，“跨体系社会”、“跨社会体系”，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表达一与多的关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中国，对于制度多样性的实验从未停止。但就两岸关系而言，所谓“统派”，不管其内部差异有多大，均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原则框架来解决两岸问题，而由于“一”内在地呈现为“多”，对于“一”的言说必然包含了多重性，但这种“多”在态势上不是趋向于“分”，这就是互动与和谈的基础。说“统派”式微了，并不是说两岸缺乏民间的、历史的、亲缘和地缘的血肉联系，而只是说这些联系无法上升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政治力量，也就失去了大众政治的领导权。
或许有人会问：没有“统派”又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统派”的诞生是对“独派”潮流的回应，其衰落只是社会潮流发生转化的标志而已;所谓“统派”式微并不代表其彻底消失，毋宁处于消长起伏的消与伏的历史阶段而已。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联系和情感联系被人为压抑和政治扭曲，台湾岛内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团结，裂隙和情感伤痕将长久存在;没有“一”，所谓“多”将因缺乏共同平台而陷入孤立、疏离和持续隔绝的境地，两岸关系也会因为缺少能够相互沟通的桥梁，难以形成改变区域霸权构造的共同力量。由于地缘、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存在着难以分割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试图脱离大陆解决其内外危机是不可能的。试图将两岸关系悬置起来谈论台湾认同，台湾内部和区域内部的政治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统派”的式微不仅是两岸问题中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台湾内部政治危机的一个部分，也是亚洲区域改变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关键所在。中共用连战、宋楚瑜这些国民党二代作为代表。他们属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但还绵延着内战和冷战时代的一部分印记(也就是“右统”的印记)，加上改革时期他们在两岸交流中的新角色，将他们作为联络对象是自然的，但把他们当做“统”的象征，内容已经是空洞的，因为他们对美日的支配结构习以为常，对年轻一代也毫无影响。这个游戏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关系都处于由于“统派”消失或者说“独台”成为主流而产生的困局之中。
1993年4月27日—29日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共同协议
在台湾岛内，比较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其实是辜振甫及其周边人物——这里不谈他们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我顺便讲个小故事，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1999年，我去参加辜公亮基金会为《严复合集》出版而组织的一个严复学术讨论会。我那时在社科院工作，申请入台证手续复杂，邀请方来电话表示要去帮我疏通关系。放下电话后不到一小时，国台办就给我打电话，要我直接去拿入台证。到了台湾，辜振甫秘书来机场接我，方才知道他们使用了直通电话。辜振甫的秘书在路上跟我说：辜先生这一代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再也走不下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导弹危机之后，辜振甫于1998年10月访问上海和北京，10月15日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白玉兰厅，汪辜在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中会谈，达成四点协议。谈判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汪道涵在欢迎宴会上就说：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汪道涵和辜振甫单独一桌，品茗而谈，随员位置相距较远。午饭吃完了，形成了四点共识，缓解了那一次台海军演之后的紧张局势。但辜振甫回台后，台湾方面并未沿着四点共识的精神向前推进，反而不断放话，设置政治谈判的障碍。辜振甫的秘书说，那次四点协议之后，辜振甫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做的都做过了，到头了，再也不可能了;要有新花样，就要换人了。当然，李登辉之后的变化恐怕也超出他的预估。其实，从国民党官方来看，国统纲领正式的完结是在1996年前后，李登辉已经在为“两国论”出台做好铺垫了;所谓“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独台”的理论表述。在“独台”——即以承认现状为特征的分离派——成为主流的氛围中，你也可以说，现在的台湾政治仍然处于李登辉时代或李登辉时代的漫长阴影之下。
政治领域发生认同危机要更早，这确实跟中国大陆的变化关系很大。1989年政治风波对台湾和香港乃至整个世界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陈映真在90年代初来大陆的时候，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内的变化。从二十世纪的政治视野来看，如果大陆不再有社会主义理念，统一的政治基础就动摇了，统一不仅仅是形式主权的问题，而且是民族解放的问题。1997年，我去中研院参加学术会议，陈光兴拉我去参加台社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陆身份”。那一次访台期间，我也见到陈映真，看得出来他很孤独，被“独派”攻击，被年轻一辈的左派疏离，甚至追随者也在分崩离析。陈映真被孤立最初是因为1989，那时他公开发表文章为大陆辩护;这件事情变成所有人攻击他的一个借口。他挺中国大陆不是基于一般中华主义立场，而是基于他从政治的角度对美国霸权、冷战格局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位置所做出的分析。大陆的政治家关心统一，却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对于统一的理解，他们的统一观也是“去政治化的”。陈映真就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他们的人同桌共饮，就像被拉郎配一样。而实际上，官方更加重视那些拥有政经权力的右翼。
陈映真，台湾作家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适逢香港回归时刻，大陆的主管方面渐渐疏离了长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左翼，转而将香港的几个企业大佬作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对象。今天香港的危机与这个路线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
时代发生了变化，固守冷战时代的敌我定位已经不合时宜，统一战线需要打破原有的阶级边界，团结各种能够团结的力量，形成新的政治。但这个打破边界的过程如果不是基于对矛盾及其转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机会主义的陷阱。这个陷阱也就是接受“历史终结论”，放弃对新的社会道路的探寻。真正让陈映真感到孤独的，是他到了大陆以后发现他跟所有见到的大陆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讲到他们在爱荷华，他调侃中国革命的发言惹得陈映真大怒。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岛开一个环境与文学的会，陈映真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环境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环境问题做了理论分析，结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张贤亮在会上说：宁夏最欢迎大家去“污染”(投资即有污染)了。从青岛回到北京后，陈映真约我见面，感慨良久。作为左翼统派的代表，他的愤怒不仅产生于政治立场的隔膜——在这方面，反而是自以为脱离了“政治立场”的大陆作家或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政治立场”，更习惯于党同伐异。他的愤怒中包含了一种对政治地基变动的感觉。陈映真对历史变迁的敏感远非他的大陆同行能够理解。他看到这个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带着忧患之心反思自己经历的时代，而他的大陆同行却欢天喜地。
3.新的文化、新的政治、新的我们
考虑台湾问题我们也可以将新疆问题置于视野中。抗战期间，茅盾受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担任新疆文化学会会长。当时去新疆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后来牺牲在那里了。茅盾和赵丹属于死里逃生者。当年茅盾这些人把新文化运动的很多成果介绍到新疆，很多维吾尔精英是非常认同的，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新文化。这对于新疆的中国认同有很大的作用。这里说的“中国认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包含着政治的和日常生活范畴的价值，而不仅是族裔的或主权的概念。那时候新疆的精英不会觉得新文化是汉人的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代表了真正进步的目标的文化，这也是维吾尔民族应该认同的文化。茅盾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情，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成过程也是一笔贡献，可是没多少人记得他这些事，中国的知识领域、文化领域的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其意义。他们的贡献，现在谈得很少，一般的汉族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那做了什么，更不用说，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时候有哪些维吾尔精英分子也投身了这个运动。这不是一个汉人的运动，而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的古丽娜尔老师在讨论中，曾把现在的新疆跟三十年代作了一个对比。现在许多当地年轻人正在向宗教——也包括比较保守的教派和教义——回归，而精英阶层——无论是汉族、维族或其他民族的精英阶层——并不代表任何新的价值。的确，我们很难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中看到一种能够推动各族人民互助团结的文化运动，以及发自内心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文化价值。
茅盾在新疆做文化工作
茅盾等人做的工作就是创造文化政治。那么，有没有新的文化政治在海峡之间产生?这很重要。如果没有文化政治，要不就是统，要不就是分——不是互相遏制，就是武力威胁。文化政治并不等同于文化统战，统战通常以既定的目标和理念为前提，力图扩展其实践范围。文化政治的实质是构建理想，文化统战只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文化政治关心的是内容、是终极价值，而文化统战注重的是形式与战略。两者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若只有统战策略，而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标和理念，就只能是汪洋中的无舵之舟。因此，文化政治是产生理念的过程，并通过践行新的理念或更新旧的理念，修改旧的政治路径，创造新的社会力量。因此，文化政治的目标不是为了创造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统派”，而是创造一种局势，这种局势能够唤起两岸人民的共同连带感，并由此带动超越僵化的社会关系(蓝/绿、外省人/本省人、中国/台湾)的政治能量，形成新的社会力量。这种文化政治不是对既定的力量分野的确认，而是对这种分野本身的改造。在20世纪，真正促成社会团结的力量是一个代表着普遍的解放进程的新的文化运动。维吾尔精英分子穷其毕生心力翻译鲁迅的著作，使得鲁迅也成为维吾尔现代文化史上的丰碑，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学到什么呢?如果鲁迅的作品被定位为汉人的作品，鲁迅的文化政治被定位为汉人的文化政治，就不成其为新政治了，而褪变成19世纪的旧政治了。茅盾这些人在新疆的案例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们只是代表汉人而不是代表一种进步的文化，我们怎么能设想鲁迅会成为几代维吾尔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呢?讨论文化政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且是真诚地考虑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怎么产生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造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中军事斗争、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土地改革就是这一社会改造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妨将台湾的情况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做个比较。国民政府对新疆持续推行中国化过程，包含着政治上对苏联的抵御。清代以来，俄国介入是新疆问题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很大，并与中国革命的浪潮相互呼应。对此，杨增新时期有抵抗，盛世才时期有抵抗，40年代国民党政府时期有抵抗，他们的抵抗都诉诸中国化的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主张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是积极的、重要的主张，但在外部入侵问题解决之后，这个主张如果不与民族平等的新政治相结合，就可能被视为汉族中心论的主张。在反帝反侵略的语境中，在存在世界霸权的条件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是政治性的，即内在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政治潮流的;脱离了这一政治语境，若无新的政治介入，它也可能蜕变为去政治化的口号。
1949年后，中共以民族平等为原则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政治结构、宗教结构很清楚，而且解放西藏是由上而下，完全从外面进去。1950年解放军进藏，没有触动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说是给他们“帮忙”，结果1959年爆发了危机。只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农会才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让普通农民或农奴通过土地改革加入新的社会进程，新中国的认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暴力性程度高，这是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特点，但是它在创造政治能动性方面要成功得多，即通过翻身政治，创造出新的政治主体，政治认同跟随着土改过程而转变。创生新的政治主体并不一定需要暴力，但对暴力的反思却不应遮盖政治创生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在1980年代以前，由于土地改革，中共政权由上至下地推动了一个由下而上的运动，两者汇合重构了西藏社会，奠定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西藏土改过程中，有政策失误，也有因干部水平和作风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这些问题并未动摇藏人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达赖、班禅联袂进京受到毛泽东接见（1954年）
为什么国民党会被认为是外来政权?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除了山地部落之外，所谓台湾人也都是在不同时期移民台湾的大陆人。即便在台湾语境中，从大陆去并不等于就是外来的。高金素梅从本土族裔的角度讥讽排斥“外省人”的人也是“外省人”，算是点到了痛处。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刚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时，并没有人认为这是外来政权;1949年陈诚接任省主席，国民党退守台湾，也没有被认为是外来政权。那时日本战败与回归祖国还是叙述的主要框架。按照陈明忠的说法，台独第一波，牵头的是林献堂这些人，什么原因呢?他们代表的是台湾地主的利益。林献堂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自治运动中是偏右的，他们担心土地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一般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今天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相对于大陆的土地改革，台湾的土地赎买，暴力性很低，这是其好的一面，但赎买过程缺少台湾当地人民自主参与改革的能动性，也就缺少了从草根里面产生出的政治主体性。台湾土改没有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动员，认同的根基是浅的。这是不是就是“台独”萌芽的最初因素呢?我了解不够，不能下结论。
经过内战、民族战争和漫长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动员所达到的深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帝国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但这个进程没有结束，认同危机也并未过去。以清朝为例，第一代遗民还在，反抗此起彼伏;第二代遗民已经入仕了，反抗逐渐消歇;到第三代，不但认同问题大致解决，周边王朝也承认其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地位了。也就是说，三代过后就是中国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创造新认同方面的成就确实惊人，但它不持久的状况也是明摆着的。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70岁以上的老一代人认同中国，对现状担忧;50岁上下的中年一代人牢骚满腹，大体上承认历史，但要求改变现状;第三代人，也就是20-30岁的一代，不但趋向于宗教认同，而且有些倾向于暴力。台湾的分离倾向上升为巨大的政治潮流其实也是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情况不同，但氛围是相互交叉的。
讨论两岸问题，离开新的政治论述是不可能的，仅仅靠着回到保守主义的文化政治也是不可能的。20世纪提供了促进两岸统一的最为深厚的政治传统，一种超越两党政治的认同政治也恰恰是在两党带动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但这个模式已经难以重复。有人换一种想法，认为只要认同共同祖先就可以了，似乎认同只是寻找共同性，而不需要博弈和斗争，这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太简单化了。中国政治保守派的误区，就是以为只要还谈中国文化就可以，但他们不了解政治上“统派”的消失的含义是什么。在台湾问题上，在统一问题上，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而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创造新的“我们”。这个“我们”并不限于台湾的“统派”，而是在两岸互动中产生的超越上述僵化边界的新格局、新力量。两岸的政治谈判本身可以为深化交流提供机会和空间，但能够促进这一政治谈判的，恰恰是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态势和社会力量。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对称，一边轰轰烈烈，而另一边却如隔岸观火，这不但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不对称，而且也阻止了两岸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而这种公共空间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因为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无论了解多少，是否真实和全面，台湾对于大陆的意识带有全民动员的特征。相较之下，台湾问题，连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区域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和媒体环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台独”、“独台”是政治动员的产物，那么，大陆社会对于台湾的政治变迁却缺乏敏感，更不要说政治动员了。在公共舆论中，台湾只是作为台湾问题而存在;只有台湾问题专家才去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除了港台专业的学者，似乎是无须讨论台湾问题的。这不是认识论上的“独台”是什么?知识壁垒早已产生了。因此，虽然大陆社会反对台独，但在若干方面已经默认了“独台”的构造——我说的默认不是政治上的承认，而是基于知识和记忆的政治无意识。“统派”在台湾的式微与上述不对称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这种舆论上的不对称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匮乏，势必导致政治幻觉。
舆论上的不对称反映着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高度的政治动员与极度匮乏社会政治动员的对比。台湾有政治动员，香港有政治动员，新疆存在着潜在的政治动员，西藏也同样孕育着某种政治动员，这些动员回应着不同的社会政治议题，但又常常与较为凝固的身份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是政治动员中的去政治化要素。因此，至少在分析的层面，我们需要对政治动员的不同要素进行分析，并动态地观察，所谓一分为二，就是说明矛盾的构成及其转化，而不是将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分立设定为凝固的尺度，并作为政治动员的筹码。中国大陆的总体社会政治氛围是以稳定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的状态不同于这些区域。很难一般地去褒贬这些不同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支撑着这种不对称：一种以族群的、宗教的身份政治替换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另一种以取消政治辩论和社会动员换取稳定。
两岸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就像香港、西藏、新疆发生的问题一样，并不只是所谓周边问题。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问题，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的某种分离性的趋势难道没有相关性吗?除了全球化和亚洲区域的变迁外，中国自身的变迁也是产生这些趋势的动因。不久之前，大陆游客与香港居民的矛盾激发起那么多的口水和情绪，从某个意义上说不是坏事，把内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来，而不只是将这些问题都遮蔽在“一国两制”的套话之下，促进思考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如果这样的相互介入只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层面，政治热情会逐渐消失的。同样，我们看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不是出现几次暴力恐怖事件，没多少人关心新疆问题;藏区的自焚事件，起初有些报道，此后就消歇了，也没什么触动。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区，一点小事网上就吵成一片;但一谈到新疆、西藏问题似乎就是新闻中报道的那些烧车、杀人或“暴恐”了。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危机的深刻分析，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的充分认识，我们对“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理解，也谈不上重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
4.冷战格局的转变与两岸关系
讨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及其演变不可能离开对20世纪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的重新估价。从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中国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跟苏联的公开决裂以至于兵戎相见这段历史，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里面怎么去估价，是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正面地说，它为中国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政治前提，这个我过去也讲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如果不是以决裂的方式，而是以别样的政治的方式，在斗争中维护社会主义内部的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和改革，那世界格局会是怎样的?这个假设或许完全不成立，如果成立，后果也是完全不清楚的。如今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的学者，大多承认冷战时期的东西竞争对于社会福利体制的完善起了正面作用，那么假设一下这个问题，想象一下是否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所以说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变迁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后者对台湾的影响太大了，所谓“独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是从它寻找国际承认的失败开始的。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第一波振动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法案，第二波振动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最近写的《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对这个问题略有论述，在正文里是从正面说，再加了一个注释是从负面说，但处理的是同一件事情。正面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变化，1987年台湾戒严令的解除不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觉得解严是他们奋斗的结果，这一点我当然是承认的。从负面说的意思是：中美关系的改变使得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大幅度流失，没有这一变化，很难想象国民党会自动发生变化。国民党政权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而联合国的承认是台湾对内统治合法性的根源，反攻大陆的政治理据基本上就建立在此。随着国际承认的合法性消失，国民党不得不去寻找内部合法性，这就是它的大规模本土化的动力。在这个条件下，李登辉等国民党内本土派在蒋经国时代崛起就是必然的了。蒋经国有他的开明之处，这个不必否认，但是，国民党在镇压敌对分子方面的历史如此昭彰，开明也是相对而言的吧;如果离开前面所说的政治条件，很难理解他的这些行动。国民党体制的本土化不同于先前的“台独”运动，蒋经国是反台独的，改变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在后来者与先来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也是合理的，但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努力演变为本土化的潮流已经是新形势的界标，后者为此后的“独台”模式铺设了前提，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借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外壳形成所谓“特殊国与国关系”。
1974年，蒋经国视察福建外岛马祖
两岸分裂不仅是国共内战的延伸，也是美国全球霸权格局成型的后果。随着中美关系改变，台湾在冷战格局当中作为美国筹码的意义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改变了，所以美国可以要求台湾更大程度地民主化，并在这个条件下控制台湾政权，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让蒋介石政权的那种独裁统治模式持续下去。亚洲地区的民主化，例如韩国、印尼等等，都离不开这个冷战格局的转变来理解。台湾的留美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在台湾政治中施展的角色是与美国及其对东亚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我这么说并无贬低其作用的意思。这从内部瓦解了国民党内反共的“统”的基础。与此相对应，大陆的内部转变，使得左派的“统”的基础也逐渐地消失了。冷战格局的改变为两岸在各个层面相互交流提供了条件，经济更是相互纠缠，文化层面的共同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由传统的“台独”所代表的分离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趋向于统一的政治基础反而逐渐式微。在这个大潮中，表面看“台独”运动波涛滚滚，但这只是现象。根本性的问题是，作为政治力量的“左统”和“右统”同时衰落了，“独台”或各种“两国论”的变体实际上上升为岛内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它在越过蓝绿的明确分野之际，却将两岸关系置于困境和危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蓝绿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社会内部的裂痕却难以消失。
二、 反服贸运动与反TPP
反服贸运动触动了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多重困境，产生了某种综合效果。与当年红衫军反政府贪腐、白衫军反国家暴力不同，这次黑衫军以反经济不公为旗帜，但最终又以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点题，其政治姿态颇有对二十多年来支配台湾社会变迁的政治平台本身进行总清算的态势，影响将是长远的。经济衰退、贫富不均扩大、对内地依赖加深是台湾社会共同认可的困境，而对政治平台的冲击却显示了新生代对于政治框架本身的怀疑。放在全球社会运动的脉络中，“太阳花运动”也有新意：突尼斯、埃及打的是反专制和民主的旧旗帜，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只是对大资本金融统治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他们都没有公开地将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与对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本身的质疑结合起来并诉诸政治行动。台湾年轻一代不仅对这些困境的体会更加真切，他们对政治的质疑也触动了根本性问题。我同意这样的判断，即反服贸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无能政府和贫富分化，至多也只是反大陆的某些资本。但在政治前景不明、缺乏明确的社会目标的条件下，学生运动触发的政治动员极易(或已经)被二十多年来形成的惯性力量和政治势力引至对“中国”的恐惧和怨恨之中。“占领运动”表达了不满，但由于提不出切合实际的政治目标，为旧政党政治所填充、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推论逻辑：台湾经济之所以衰退是由于大陆的崛起、贫富不均是因为两岸贸易得利的是大商人、对内地的依赖是因为大陆企图以经促政，并吞台湾。这样的提问难道没有掩盖两岸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没有遮蔽台湾经济在这个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中从中国大量的劳动者那里获得的超额利益么?若要谈论反对某些大陆资本，为什么不是讨论劳动者的联合，共同争取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学生
“太阳花运动”的平等诉求的确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关。在中国大陆，二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其影响之广泛和深刻，难以评估，大陆的对台政策虽曾一再声称政治谈判的关键意义，但实际上却越来越依赖于经济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利逻辑。由于台湾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这一让利逻辑如同一柄双刃剑，既支持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又与台湾内部的分化相互纠缠。在经济衰退的条件下，大陆资本的流向、移民和游客的扩张，一再成为怨恨对象。因此，“太阳花运动”触发的台湾政治的新发展势必对大陆的对台方略产生巨大冲击。其实，台湾两派政治势力均认为正是由于不独不统的状况，台湾才在经济上获取最大利益;民进党也才多少遏制其内部的“急独”势力，试图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台湾领导人并没有意愿与大陆统合，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考虑的完全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短期需要，而不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台湾岛内没有因为两岸经贸和人员交流的扩大而产生对大陆的亲近感，恰恰相反，台湾经济地位的衰落正在促进台湾的分离倾向。马英九努力推动两岸服贸协定，不仅是想获取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是想藉此加入周边区域经济组织，如RCEP与TPP，特别是后者，目的是与美国在经济上再次结盟。也正由于此，美国才会一反常态地公开出面支持马英九的服贸政策，批评民进党并通过其影响力制止学运的蔓延。
如果说反服贸运动对以经促政的逻辑产生了冲击，那么占领立法院运动的政治寓意就更强了。就台湾政治而言，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并未摆脱蓝绿格斗的痕迹，毋宁是沿着民进党台独路线对于“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冲击。但这一行动也提示了新的内容：第一，运动以反服贸、反黑箱运作相号召，而不是像过往民进党主导的群众运动那样以反国民党相号召;第二，尽管党派势力在运动中若隐若现，但“太阳花运动”以学生为主体，而不是政党冲锋在前。至少可以说：这是台湾政党(包括国民党和民进党)本身失去召唤力的症候。就两岸关系而言，无论是对立法院的占领，还是台湾政党政治的转型，都间接地质疑了主导两岸关系的、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平台。今天两岸政治对话的所有平台都依赖政党，是党对党的平台，无论是斗争，还是和谈，都以这个平台为中心，若往上追溯，国共以政党关系主导国内政治上是从北伐开始的。但反服贸运动发展到占领立法院，等同于对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平台的否定。从20世纪开始，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进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但到了这儿，好像很难走下去了，至少光靠两党政治，甚至民进党上来搞三党政治大概都不行了。因此，占领运动预示着必须重新洗牌才能形成一个新的政治过程。现在政治家和学者还很少认真讨论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最终走下去，按照旧的方式，将是无从着手的困局。你可以找宋楚瑜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访问一下，但这么做，只是宣传上可以说一说，添加这些政治人物在大陆和台湾政治中的砝码而已，对于改变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是没有用的。这些政党领袖对年轻学生没有任何召唤力，也缺乏任何政治想象力。
传统政治平台的危机凸显了寻求新的平台以促进更为广泛的交流的必要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三十年两岸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改变也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潜力。批评单纯的经济逻辑并非否定两岸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日益广泛和深刻的日常生活联系。从一个较长的视野看，台湾的党外运动、“台独”运动、新社会运动与党派运动的关系都不单纯。党外运动的历史比较复杂，走向“台独”是比较靠后的事情。从保钓运动到党外运动，党外运动与“台独”运动之间有交叉、有差异、有复杂组合。199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迅速向“台独”方向走，是一个双重的重叠的结果——解严的历史与全球冷战终结的重叠。全球冷战的终结，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为中心的，在中国大陆，是以“文革”的失败为某种标志的。本来党外运动和保钓运动里面都有比较强烈的具有社会主义主张的力量，都有在资本主义范畴外来寻找台湾出路的想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反对国民党专制，大家也知道国民党是跟资本主义的体制完全连体的，所以本来存在着在此之外寻找可能性的政治力量。保钓运动并非针对统独议题，但由于里面存在亲国民党的势力(如“反共爱国同盟”)及某些以台湾独立相标榜的要素，追求祖国统一的主流也就被追认为“统派”了。其实，他们的“统”是和向往社会主义中国密切相关的，那是主流而非“统派”。但由于上述双重重叠，原来在台湾内部针对国民党的批判运动和寻找另类出路的努力，几乎没有空间了。在1990年代以降，台湾的社区营造与国族主义动员有着不可避免的关系，但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这种重建社区的努力是与社会保护运动相互重叠的。事实上今天已经很难用统独等概念去描述这些保护运动了。
在1980年代，陈映真这些人与党外运动的关系是重叠的，他们属于同一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党外运动本来存在着探讨台湾社会的政治未来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到1989年之后，苏东巨变，新自由主义潮流对中国的改革产生愈益深刻的影响;而在台湾，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寻找另类出路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党外运动逐渐地凝聚，原来比较复杂的、包含不同政治指向的民主力量逐渐被一种有些奇特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所裹挟。从中国大陆来说，20世纪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差不多结束了，1980年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只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从欧美的视角观察，到1989-1991年，20世纪伴随着冷战体制的转型而结束了。换句话说，充满潜力的20世纪所能提供的直接政治方案，几乎都不能解决两岸问题。所以说，台湾解严与冷战终结以一种独特方式重叠——所谓独特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方式——使得台湾岛内运动内部的政治分化被凝聚到新自由主义方向。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所谓统独之争其实已经是“独台”和“台独”之争，民主的政治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耗尽了。“台独”、“独台”的政治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即以既定霸权格局为前提，诉诸虚构的身份认同，将所谓台湾自主性的标题置于形式主权框架内，以不同的名义确认台湾在这一格局中的地位。两者的争论不涉及台湾的基本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不触及当代世界不平等的关系——不平等只是政党角逐的砝码。围绕着族群政治，台独和独台以空洞的政治正确相互竞争或自我标榜，实际上，除了由两岸经济关系的变动而触发的真实的妒恨、对“共产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虚拟的仇恨之外，这样的竞争已经彻底空洞化;因其空洞化，又唤起人们用中产阶级的平庸政治或右翼民粹主义的无力的激进姿态进行政治填充的热情。这样的民粹政治与大陆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正好相互呼应。
在反服贸运动当中，“统派”为了维护统一的大目标，与许多中产阶级一道，站在维护两岸贸易的立场上。在运动中，也有一些力量处于不同的动力和立场，试图用左翼的言辞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对于支持两岸发展经贸关系的力量而言，这也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统派”的本意是说：新自由主义有问题，应该批判，但两岸沟通和互惠有益于台湾。这个论述不但对于年轻一代毫无吸引力，还使得原来有着充足的历史资源的左翼统一力量的当代面目变得非常模糊，很难凝聚实质力量。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估价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两岸贸易中的角色呢?在西方舆论中，中国国有企业仍然被当作计划经济和国家垄断的象征加以鞭挞，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大陆的角色正好相反，毋宁更像是打破贸易壁垒、追求自由贸易的忠实信徒。中国的这种努力是全方位的，除了加入WTO和其他国际市场体制之外，中国以同样的原则进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按照同一逻辑批评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在与第三世界的交道中，中国保留了一些早期国际主义的因素，但毋庸讳言，其行为主要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这一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心转移的独特方式出发进行观察。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通常以贸易和生产规模的过度扩张引发的危机而告中断，但这些中断也会促成恢复生机的体系重组。用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话说，这个体系重组的基础是强势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而每一次重组的结果就是其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比先前的综合体更加强大。他敏锐地观察到：与过去的经验相比，新一轮金融扩张(这是对过度积累的典型反应)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出现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这一长期趋势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解体后，世界性军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无前例的。”(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页)阿锐基在1990年代上半叶所做的分析还主要基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而不是中国的崛起，但他所预见的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史无前例的分家正是东亚地区的新现实。这一分家导致了两种秩序之间的博弈：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联盟为基础的、通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称霸的全球性秩序，而另一个则是以东亚地区强劲的经济力量和金融力量为基础的全球性秩序，其中第二个秩序“比第一个较为平等”。(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页)由于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东亚、尤其中国的崛起并不可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霸权，恰恰相反，其经济扩张和军事上的脆弱恰好与美国通过其政治、军事霸权维持其旧秩序的努力相互矛盾和冲突。因此，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存在着双重的趋势：一重趋势是以10+1或10+3为中心的、以经济和金融为中心的区域整合，另一重趋势是以美国所谓“重返亚洲”为标志的向某种冷战格局回归的趋势，其经济上的对应物则是以排除中国大陆为动机的、以美国及其冷战时期的旧盟国为基础的TPP计划。中国通过贸易和金融推进区域整合的努力其实正是这一轮资本主义重组的双重趋势的必然产物。若不能对这一双重趋势本身展开历史的和政治的分析，而只是单向地批评两岸关系中的经济主义趋势，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盲视的陷阱。在两岸关系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经贸关系，而在于必须改变经贸关系中的“让利逻辑”。说到底，“让利逻辑”恰恰是以两岸分隔为前。
如果美日同盟显示出愈益清晰的向旧秩序的回归态势，两岸关系势必面临巨大挑战。台湾问题与美国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与日本的关系却易被忽略。往前追溯，皇民化是另外一个被调动的历史资源。台湾的殖民跟东北的满洲国很不同。满洲国虽然是日本殖民地，但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满人政权，尽管是傀儡，但还要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满洲国自身需要一个当地认同的再生的过程。这与台湾的皇民化过程有重要差别，用日本人的话说，它在台湾实行的是所谓“内地延长主义”，这里所谓“内地”指日本本土，所谓“延长”是指将台湾作为日本本土的延伸。大东亚战争让台湾成为它的后备基地，皇民化则是配合其殖民和战争政策的认同政治。
关于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关系，我再说个小故事。1999年我去台湾那一次，辜振甫在他家里设宴邀请余英时、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和我，《联合报》的老总(忘记名字了)、联经总编辑林载爵也在座。就在前一天晚上，李登辉发表“两国论”，次日恰好是《严复合集》新书发布会，辜振甫早上起来，上了轿车，秘书才跟他说了“两国论”的事情。李登辉没跟他打招呼。我到会场时见很多记者围着他，郝柏村、林洋港等人都在前排坐着。辜的“两国论”补台讲话就是在新书发布会现场讲的。当天晚上，喝了不少酒，上好的花雕，他感慨万千。辜振甫讲他自己和家族的故事，讲他所经历的两蒋(主要是老蒋)与日本打交道的历史，以及李登辉的对日交往。他说李登辉的日语虽然可以，但书面语不行，对日的文告和通信都是他亲自写的。聊天中，他强调说：很多人都关注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但很少有人了解台湾的政治跟日本之间的更深的关系。《联合报》的老总说，能不能给《联合报》写文章，他说现在不能写，但是将来一切都退出了就会写;他笑着说：标题都想好了，就是《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美国鼓励日本解禁自卫权，默认其重新军事化，实际上是以日美联盟为轴心，向遏制中国的冷战秩序回归。如果日美在这个方面很明确，两岸又无法形成政治对话，台湾下一步面临的抉择就是：加入以日美主导的军事-经济体系，还是以发展较为顺利的两岸经贸关系和日渐广阔的两岸人员交往为基础，重建两岸的政治关系?重造冷战格局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不符合区域的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关系变化的总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被封锁。台湾加入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区域势力，对中国大陆不好，对台湾也未见得好，一定也对中日两国关系不好。“太阳花运动”横空出世，打断了服贸。这一事件本身就说明大陆方面在设想和签署服贸协议时缺少对台湾社会状况的总体评估，只是着眼于经济。两岸关系既然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关系，推动服贸、货贸又怎么可能不去考虑更广阔的问题?从政治谈判到台湾加入TPP都应该是发展两岸经贸关系需要考虑的议题。真正的问题是：两岸政治关系的重启究竟以何为基础?在未来的时期里，怎样的力量，或者创造怎样的政治势能，才能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
http://www.guancha.cn/wang-hui/2015_01_30_308098_s.shtml
台湾政治纷繁变化，从政治领导人到社会运动，其兴也勃，如风云凝聚，其亡也忽，如水银泻地，看得多了，有时会失去敏感。2014年这场“太阳花运动”，看似与之前的运动前后相联，但又有所不同。年轻一代的姿态确实对上一代的思考产生了冲击，一个新的时期似乎正在到来。但事实上，分析当代台湾问题不可能离开大陆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两岸关系也不只是两岸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岸各自内部关系重构并相互塑造的结果。对于台湾而言，大陆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均会在岛内产生不同程度的政治后果——反之亦然，虽然规模不同。但是，复杂的是，现在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又不能局限于台湾与两岸：它要置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心转移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再调整、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复杂变迁之中来考察。
一、 两岸政治关系的危机与统派的式微
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两岸关系的平台，即国共两党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台湾“统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式微了。这两个转变均非突发现象，也都与大陆“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代表性断裂”相关。当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核心源于政治制度的代表性被不断地否定。表面看起来，这些问题跟台湾无关，但事实上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中国”意义的变化
在冷战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说：我们要反攻大陆。一边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另一边是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中国”作为一个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但在战略上美国用协防条约的形式限制台湾反攻大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台湾出兵，蒋介石也做了准备，但最终担心此举引发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反应而放弃了。两岸双方对“中国”的“正统”的争夺非常清楚，美国却一直是遏制两岸“接近”(无论是武力形式，还是和谈形式)的力量。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大陆不再提“解放台湾”这个口号，台湾也不提“光复大陆”，两边不再争夺“中国”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的范畴，已经退化成为一个地理的范畴了。——台湾不争了，它的口号已经从“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展为“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国”作为政治的空间、政治认同的根据都不需要争夺了。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说，这个政治转变是中国自己的政治观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大而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溯源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即试图用社会主义运动来解决政治认同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即便两岸仍然不能达成既定的政治统一，也不存在现在的台湾危机，两岸问题至少会是另外一个以争夺“中国”范畴为中心的问题。
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所以中国的所谓“代表性断裂”，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由于其隐含的阶级范畴不存在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概念，就转化为了族群、族裔的范畴，或以族裔性为中心的民族范畴，其认同政治只能围绕族群身份展开了。从国际视野看，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领域的代表性表现在中国跟第三世界的反对联盟，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统一战线，跟第一世界的博弈关系，正是由于这一遗产，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机遇，这是影响当代世界格局的大事。毫无疑问，这一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过程，以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资源贸易为中心的跨国流动已经取代曾经的国际主义，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间关系的更为实质的部分。在今天，重提万隆会议精神，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时刻了—重提不是为了重返1950-1960年代，而是探索21世纪的国际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改变了。换句话说，原来的政治实践的所有层面，从阶级联盟，到人民、民族、国际，统统都转变了——随着政治实践的转变，与前述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而所谓“解放台湾”，在原来的政治结构中是建立在以上这些政治范畴之上的。对于大陆而言，台湾问题当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大部分人只是在主权问题上理解它，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是上述政治问题的衍生物。统一问题一旦被贬低为一个族裔性问题或者说一个族裔民族主义及其主权形式的问题，就丧失了其真正的严重性。台湾问题被包裹在一个日渐失去效能的旧的主权概念中，就会失去其政治内涵。
中国内部的离心力，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转变相互关联的。中国精英甚至部分大众性的潮流，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和拒绝，略有政治性的表达是自由主义宪政，在民族问题上则表现为具有离心倾向的族群矛盾。台湾的“独台”和“台独”其实是分离主义，原因是离开二十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潮流，离开反帝反殖的历史语境，所谓“独立”这个范畴是无从界定的。分离主义的重心从“台独”向“独台”的转化，即从政治分离向承认现状转化，也显示“独立”这个命题实际上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台湾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大陆丧失了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开始的解放台湾的动力——那个动力是中国革命的持续进程的产物，这个过程不存在了，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台湾的状况则是——在台湾除了少数人物之外，基本上不存在“统派”了。
2.“统派”的式微
“统派”、“台独”或“独台”等等通俗说法包含了许多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也预设了一定的价值判断，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但不用这些概念，换成分析性的范畴，恐怕人们会觉得过于陌生。我们姑且在描述的意义上这么用。台湾“统派”的概念形成于与“独派”的斗争之中，但其历史地基却广阔深厚得多。从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台湾光复，对民族解放的探寻从未停息;冷战时代，两岸分治的局面同时带动着两岸对于统一的探索;后冷战时代，这一探索从以武力解放/光复(不排斥和谈)为主导向以和平统一(不排除武力统一)为主导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统派”的广狭二义。狭义而言，所谓“统派”就是在台湾岛内主张祖国统一的政治力量;就广义而言，“统派”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大潮流的余脉，其在岛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虽弱，却与两岸及世界各地支持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人们声气相通。在这个意义上，“统派”虽然构成复杂，却可以视为20世纪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能像现在一些流行说法那样，将“统派”的式微解释为现有政治格局中某种派别的衰落，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总体格局发生巨变的症候。也正由于此，如果“统派”在台湾政治光谱中消失，两岸也就没有能力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基之上，创造源自两岸社会内部的、趋向于统一或统合的互动过程。
台湾“统派”式微是一个长期过程，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如今没有支持统一的人了，而是说这些人及其活动如同孤军奋战：先是从一种政治共识蜕变为一个政治派别;现在即使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它在台湾政治格局中已经连不成军了。台湾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它有没有“独派”即分离派，台湾问题的核心在于既不存在反共的统派，也几乎不存在支持共产党的、作为政治有生力量的统派(沿着早期左派的脉络坚持下来的少数力量如劳动党等始终坚持祖国统一，但在台湾政治光谱中，始终处于极为边缘地位)，占据政治的中心地位的是在统独名义下格斗的泛蓝“独台”派和泛绿“独台”派。“统派”落潮其实也是一种标志，它表示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民族意识逐渐失去了政治能量。唯一还可以勾连的是所谓“文化”。文化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上升为政治认同是完全未定的，这一点许多持分离立场的人早就这么说了。如何将古代优秀传统与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的文化结合起来，在中国大陆也并不清晰，这一点对于两岸之间言说文化的方式也产生了影响。
1992年，民进党还处在党外运动向政党运动的过渡期，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留学生中也算少数派。那年我初到哈佛，恰逢吕秀莲来哈佛演讲。台湾的留学生问她：你要台独，那你算不算中国人?她回答说：Ethnically， I'm Chinese, politically， I'm Taiwanese，将族群与政治区分开来说。她没有提文化。今天，许多人谈中华文化，与过去支持统一的人谈中国文化不一样。伴随“统派”的式微和“独台”的主流化，新的趋势是在“独台”的前提下谈论中国文化。这其实很自然。由于台湾的历史、地缘和文化传统，不讲中国文化，台湾的内部认同危机就没办法解决，因此在独台框架或承认现状框架下来承认中华文化的合法性，与统一——包括“文化统一”——没有任何关系。有趣的是：当台湾“统派”式微之时，为了在“独台”基础上进行重新整合，“基本教义派”的“台独”主张成为台湾社会内部经常被批判和指控的东西，以至于造成一种幻觉，似乎反对“台独基本教义派”就等于“统派”。在知识领域里，这种现象更甚，很少有人——包括“独派”知识分子——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基本教义派”。这不过是“独台”理念占据中心地位的后果。在这种政治理念中，并不存在“统”的位置。
什么是“统”?“统一”还是“统合”，哲学上涉及一与多的关系，政治上则是统一与制度多样性的关系。“一”内在地包含了“多”，“一”就是“多”在互动中形成的状态，“一”因而也是一种关系状态。所谓“多元一体”、“一体多元”，或者，“跨体系社会”、“跨社会体系”，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表达一与多的关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中国，对于制度多样性的实验从未停止。但就两岸关系而言，所谓“统派”，不管其内部差异有多大，均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原则框架来解决两岸问题，而由于“一”内在地呈现为“多”，对于“一”的言说必然包含了多重性，但这种“多”在态势上不是趋向于“分”，这就是互动与和谈的基础。说“统派”式微了，并不是说两岸缺乏民间的、历史的、亲缘和地缘的血肉联系，而只是说这些联系无法上升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政治力量，也就失去了大众政治的领导权。
或许有人会问：没有“统派”又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统派”的诞生是对“独派”潮流的回应，其衰落只是社会潮流发生转化的标志而已;所谓“统派”式微并不代表其彻底消失，毋宁处于消长起伏的消与伏的历史阶段而已。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联系和情感联系被人为压抑和政治扭曲，台湾岛内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团结，裂隙和情感伤痕将长久存在;没有“一”，所谓“多”将因缺乏共同平台而陷入孤立、疏离和持续隔绝的境地，两岸关系也会因为缺少能够相互沟通的桥梁，难以形成改变区域霸权构造的共同力量。由于地缘、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存在着难以分割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试图脱离大陆解决其内外危机是不可能的。试图将两岸关系悬置起来谈论台湾认同，台湾内部和区域内部的政治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统派”的式微不仅是两岸问题中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台湾内部政治危机的一个部分，也是亚洲区域改变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关键所在。中共用连战、宋楚瑜这些国民党二代作为代表。他们属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但还绵延着内战和冷战时代的一部分印记(也就是“右统”的印记)，加上改革时期他们在两岸交流中的新角色，将他们作为联络对象是自然的，但把他们当做“统”的象征，内容已经是空洞的，因为他们对美日的支配结构习以为常，对年轻一代也毫无影响。这个游戏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关系都处于由于“统派”消失或者说“独台”成为主流而产生的困局之中。
1993年4月27日—29日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共同协议
在台湾岛内，比较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其实是辜振甫及其周边人物——这里不谈他们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我顺便讲个小故事，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1999年，我去参加辜公亮基金会为《严复合集》出版而组织的一个严复学术讨论会。我那时在社科院工作，申请入台证手续复杂，邀请方来电话表示要去帮我疏通关系。放下电话后不到一小时，国台办就给我打电话，要我直接去拿入台证。到了台湾，辜振甫秘书来机场接我，方才知道他们使用了直通电话。辜振甫的秘书在路上跟我说：辜先生这一代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再也走不下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导弹危机之后，辜振甫于1998年10月访问上海和北京，10月15日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白玉兰厅，汪辜在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中会谈，达成四点协议。谈判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汪道涵在欢迎宴会上就说：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汪道涵和辜振甫单独一桌，品茗而谈，随员位置相距较远。午饭吃完了，形成了四点共识，缓解了那一次台海军演之后的紧张局势。但辜振甫回台后，台湾方面并未沿着四点共识的精神向前推进，反而不断放话，设置政治谈判的障碍。辜振甫的秘书说，那次四点协议之后，辜振甫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做的都做过了，到头了，再也不可能了;要有新花样，就要换人了。当然，李登辉之后的变化恐怕也超出他的预估。其实，从国民党官方来看，国统纲领正式的完结是在1996年前后，李登辉已经在为“两国论”出台做好铺垫了;所谓“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独台”的理论表述。在“独台”——即以承认现状为特征的分离派——成为主流的氛围中，你也可以说，现在的台湾政治仍然处于李登辉时代或李登辉时代的漫长阴影之下。
政治领域发生认同危机要更早，这确实跟中国大陆的变化关系很大。1989年政治风波对台湾和香港乃至整个世界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陈映真在90年代初来大陆的时候，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内的变化。从二十世纪的政治视野来看，如果大陆不再有社会主义理念，统一的政治基础就动摇了，统一不仅仅是形式主权的问题，而且是民族解放的问题。1997年，我去中研院参加学术会议，陈光兴拉我去参加台社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陆身份”。那一次访台期间，我也见到陈映真，看得出来他很孤独，被“独派”攻击，被年轻一辈的左派疏离，甚至追随者也在分崩离析。陈映真被孤立最初是因为1989，那时他公开发表文章为大陆辩护;这件事情变成所有人攻击他的一个借口。他挺中国大陆不是基于一般中华主义立场，而是基于他从政治的角度对美国霸权、冷战格局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位置所做出的分析。大陆的政治家关心统一，却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对于统一的理解，他们的统一观也是“去政治化的”。陈映真就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他们的人同桌共饮，就像被拉郎配一样。而实际上，官方更加重视那些拥有政经权力的右翼。
陈映真，台湾作家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适逢香港回归时刻，大陆的主管方面渐渐疏离了长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左翼，转而将香港的几个企业大佬作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对象。今天香港的危机与这个路线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
时代发生了变化，固守冷战时代的敌我定位已经不合时宜，统一战线需要打破原有的阶级边界，团结各种能够团结的力量，形成新的政治。但这个打破边界的过程如果不是基于对矛盾及其转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机会主义的陷阱。这个陷阱也就是接受“历史终结论”，放弃对新的社会道路的探寻。真正让陈映真感到孤独的，是他到了大陆以后发现他跟所有见到的大陆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讲到他们在爱荷华，他调侃中国革命的发言惹得陈映真大怒。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岛开一个环境与文学的会，陈映真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环境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环境问题做了理论分析，结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张贤亮在会上说：宁夏最欢迎大家去“污染”(投资即有污染)了。从青岛回到北京后，陈映真约我见面，感慨良久。作为左翼统派的代表，他的愤怒不仅产生于政治立场的隔膜——在这方面，反而是自以为脱离了“政治立场”的大陆作家或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政治立场”，更习惯于党同伐异。他的愤怒中包含了一种对政治地基变动的感觉。陈映真对历史变迁的敏感远非他的大陆同行能够理解。他看到这个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带着忧患之心反思自己经历的时代，而他的大陆同行却欢天喜地。
3.新的文化、新的政治、新的我们
考虑台湾问题我们也可以将新疆问题置于视野中。抗战期间，茅盾受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担任新疆文化学会会长。当时去新疆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后来牺牲在那里了。茅盾和赵丹属于死里逃生者。当年茅盾这些人把新文化运动的很多成果介绍到新疆，很多维吾尔精英是非常认同的，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新文化。这对于新疆的中国认同有很大的作用。这里说的“中国认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包含着政治的和日常生活范畴的价值，而不仅是族裔的或主权的概念。那时候新疆的精英不会觉得新文化是汉人的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代表了真正进步的目标的文化，这也是维吾尔民族应该认同的文化。茅盾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情，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成过程也是一笔贡献，可是没多少人记得他这些事，中国的知识领域、文化领域的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其意义。他们的贡献，现在谈得很少，一般的汉族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那做了什么，更不用说，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时候有哪些维吾尔精英分子也投身了这个运动。这不是一个汉人的运动，而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的古丽娜尔老师在讨论中，曾把现在的新疆跟三十年代作了一个对比。现在许多当地年轻人正在向宗教——也包括比较保守的教派和教义——回归，而精英阶层——无论是汉族、维族或其他民族的精英阶层——并不代表任何新的价值。的确，我们很难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中看到一种能够推动各族人民互助团结的文化运动，以及发自内心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文化价值。
茅盾在新疆做文化工作
茅盾等人做的工作就是创造文化政治。那么，有没有新的文化政治在海峡之间产生?这很重要。如果没有文化政治，要不就是统，要不就是分——不是互相遏制，就是武力威胁。文化政治并不等同于文化统战，统战通常以既定的目标和理念为前提，力图扩展其实践范围。文化政治的实质是构建理想，文化统战只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文化政治关心的是内容、是终极价值，而文化统战注重的是形式与战略。两者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若只有统战策略，而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标和理念，就只能是汪洋中的无舵之舟。因此，文化政治是产生理念的过程，并通过践行新的理念或更新旧的理念，修改旧的政治路径，创造新的社会力量。因此，文化政治的目标不是为了创造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统派”，而是创造一种局势，这种局势能够唤起两岸人民的共同连带感，并由此带动超越僵化的社会关系(蓝/绿、外省人/本省人、中国/台湾)的政治能量，形成新的社会力量。这种文化政治不是对既定的力量分野的确认，而是对这种分野本身的改造。在20世纪，真正促成社会团结的力量是一个代表着普遍的解放进程的新的文化运动。维吾尔精英分子穷其毕生心力翻译鲁迅的著作，使得鲁迅也成为维吾尔现代文化史上的丰碑，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学到什么呢?如果鲁迅的作品被定位为汉人的作品，鲁迅的文化政治被定位为汉人的文化政治，就不成其为新政治了，而褪变成19世纪的旧政治了。茅盾这些人在新疆的案例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们只是代表汉人而不是代表一种进步的文化，我们怎么能设想鲁迅会成为几代维吾尔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呢?讨论文化政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且是真诚地考虑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怎么产生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造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中军事斗争、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土地改革就是这一社会改造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妨将台湾的情况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做个比较。国民政府对新疆持续推行中国化过程，包含着政治上对苏联的抵御。清代以来，俄国介入是新疆问题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很大，并与中国革命的浪潮相互呼应。对此，杨增新时期有抵抗，盛世才时期有抵抗，40年代国民党政府时期有抵抗，他们的抵抗都诉诸中国化的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主张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是积极的、重要的主张，但在外部入侵问题解决之后，这个主张如果不与民族平等的新政治相结合，就可能被视为汉族中心论的主张。在反帝反侵略的语境中，在存在世界霸权的条件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是政治性的，即内在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政治潮流的;脱离了这一政治语境，若无新的政治介入，它也可能蜕变为去政治化的口号。
1949年后，中共以民族平等为原则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政治结构、宗教结构很清楚，而且解放西藏是由上而下，完全从外面进去。1950年解放军进藏，没有触动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说是给他们“帮忙”，结果1959年爆发了危机。只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农会才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让普通农民或农奴通过土地改革加入新的社会进程，新中国的认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暴力性程度高，这是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特点，但是它在创造政治能动性方面要成功得多，即通过翻身政治，创造出新的政治主体，政治认同跟随着土改过程而转变。创生新的政治主体并不一定需要暴力，但对暴力的反思却不应遮盖政治创生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在1980年代以前，由于土地改革，中共政权由上至下地推动了一个由下而上的运动，两者汇合重构了西藏社会，奠定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西藏土改过程中，有政策失误，也有因干部水平和作风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这些问题并未动摇藏人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达赖、班禅联袂进京受到毛泽东接见（1954年）
为什么国民党会被认为是外来政权?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除了山地部落之外，所谓台湾人也都是在不同时期移民台湾的大陆人。即便在台湾语境中，从大陆去并不等于就是外来的。高金素梅从本土族裔的角度讥讽排斥“外省人”的人也是“外省人”，算是点到了痛处。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刚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时，并没有人认为这是外来政权;1949年陈诚接任省主席，国民党退守台湾，也没有被认为是外来政权。那时日本战败与回归祖国还是叙述的主要框架。按照陈明忠的说法，台独第一波，牵头的是林献堂这些人，什么原因呢?他们代表的是台湾地主的利益。林献堂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自治运动中是偏右的，他们担心土地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一般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今天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相对于大陆的土地改革，台湾的土地赎买，暴力性很低，这是其好的一面，但赎买过程缺少台湾当地人民自主参与改革的能动性，也就缺少了从草根里面产生出的政治主体性。台湾土改没有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动员，认同的根基是浅的。这是不是就是“台独”萌芽的最初因素呢?我了解不够，不能下结论。
经过内战、民族战争和漫长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动员所达到的深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帝国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但这个进程没有结束，认同危机也并未过去。以清朝为例，第一代遗民还在，反抗此起彼伏;第二代遗民已经入仕了，反抗逐渐消歇;到第三代，不但认同问题大致解决，周边王朝也承认其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地位了。也就是说，三代过后就是中国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创造新认同方面的成就确实惊人，但它不持久的状况也是明摆着的。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70岁以上的老一代人认同中国，对现状担忧;50岁上下的中年一代人牢骚满腹，大体上承认历史，但要求改变现状;第三代人，也就是20-30岁的一代，不但趋向于宗教认同，而且有些倾向于暴力。台湾的分离倾向上升为巨大的政治潮流其实也是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情况不同，但氛围是相互交叉的。
讨论两岸问题，离开新的政治论述是不可能的，仅仅靠着回到保守主义的文化政治也是不可能的。20世纪提供了促进两岸统一的最为深厚的政治传统，一种超越两党政治的认同政治也恰恰是在两党带动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但这个模式已经难以重复。有人换一种想法，认为只要认同共同祖先就可以了，似乎认同只是寻找共同性，而不需要博弈和斗争，这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太简单化了。中国政治保守派的误区，就是以为只要还谈中国文化就可以，但他们不了解政治上“统派”的消失的含义是什么。在台湾问题上，在统一问题上，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而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创造新的“我们”。这个“我们”并不限于台湾的“统派”，而是在两岸互动中产生的超越上述僵化边界的新格局、新力量。两岸的政治谈判本身可以为深化交流提供机会和空间，但能够促进这一政治谈判的，恰恰是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态势和社会力量。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对称，一边轰轰烈烈，而另一边却如隔岸观火，这不但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不对称，而且也阻止了两岸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而这种公共空间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因为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无论了解多少，是否真实和全面，台湾对于大陆的意识带有全民动员的特征。相较之下，台湾问题，连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区域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和媒体环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台独”、“独台”是政治动员的产物，那么，大陆社会对于台湾的政治变迁却缺乏敏感，更不要说政治动员了。在公共舆论中，台湾只是作为台湾问题而存在;只有台湾问题专家才去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除了港台专业的学者，似乎是无须讨论台湾问题的。这不是认识论上的“独台”是什么?知识壁垒早已产生了。因此，虽然大陆社会反对台独，但在若干方面已经默认了“独台”的构造——我说的默认不是政治上的承认，而是基于知识和记忆的政治无意识。“统派”在台湾的式微与上述不对称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这种舆论上的不对称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匮乏，势必导致政治幻觉。
舆论上的不对称反映着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高度的政治动员与极度匮乏社会政治动员的对比。台湾有政治动员，香港有政治动员，新疆存在着潜在的政治动员，西藏也同样孕育着某种政治动员，这些动员回应着不同的社会政治议题，但又常常与较为凝固的身份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是政治动员中的去政治化要素。因此，至少在分析的层面，我们需要对政治动员的不同要素进行分析，并动态地观察，所谓一分为二，就是说明矛盾的构成及其转化，而不是将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分立设定为凝固的尺度，并作为政治动员的筹码。中国大陆的总体社会政治氛围是以稳定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的状态不同于这些区域。很难一般地去褒贬这些不同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支撑着这种不对称：一种以族群的、宗教的身份政治替换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另一种以取消政治辩论和社会动员换取稳定。
两岸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就像香港、西藏、新疆发生的问题一样，并不只是所谓周边问题。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问题，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的某种分离性的趋势难道没有相关性吗?除了全球化和亚洲区域的变迁外，中国自身的变迁也是产生这些趋势的动因。不久之前，大陆游客与香港居民的矛盾激发起那么多的口水和情绪，从某个意义上说不是坏事，把内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来，而不只是将这些问题都遮蔽在“一国两制”的套话之下，促进思考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如果这样的相互介入只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层面，政治热情会逐渐消失的。同样，我们看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不是出现几次暴力恐怖事件，没多少人关心新疆问题;藏区的自焚事件，起初有些报道，此后就消歇了，也没什么触动。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区，一点小事网上就吵成一片;但一谈到新疆、西藏问题似乎就是新闻中报道的那些烧车、杀人或“暴恐”了。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危机的深刻分析，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的充分认识，我们对“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理解，也谈不上重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
4.冷战格局的转变与两岸关系
讨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及其演变不可能离开对20世纪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的重新估价。从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中国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跟苏联的公开决裂以至于兵戎相见这段历史，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里面怎么去估价，是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正面地说，它为中国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政治前提，这个我过去也讲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如果不是以决裂的方式，而是以别样的政治的方式，在斗争中维护社会主义内部的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和改革，那世界格局会是怎样的?这个假设或许完全不成立，如果成立，后果也是完全不清楚的。如今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的学者，大多承认冷战时期的东西竞争对于社会福利体制的完善起了正面作用，那么假设一下这个问题，想象一下是否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所以说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变迁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后者对台湾的影响太大了，所谓“独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是从它寻找国际承认的失败开始的。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第一波振动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法案，第二波振动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最近写的《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对这个问题略有论述，在正文里是从正面说，再加了一个注释是从负面说，但处理的是同一件事情。正面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变化，1987年台湾戒严令的解除不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觉得解严是他们奋斗的结果，这一点我当然是承认的。从负面说的意思是：中美关系的改变使得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大幅度流失，没有这一变化，很难想象国民党会自动发生变化。国民党政权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而联合国的承认是台湾对内统治合法性的根源，反攻大陆的政治理据基本上就建立在此。随着国际承认的合法性消失，国民党不得不去寻找内部合法性，这就是它的大规模本土化的动力。在这个条件下，李登辉等国民党内本土派在蒋经国时代崛起就是必然的了。蒋经国有他的开明之处，这个不必否认，但是，国民党在镇压敌对分子方面的历史如此昭彰，开明也是相对而言的吧;如果离开前面所说的政治条件，很难理解他的这些行动。国民党体制的本土化不同于先前的“台独”运动，蒋经国是反台独的，改变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在后来者与先来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也是合理的，但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努力演变为本土化的潮流已经是新形势的界标，后者为此后的“独台”模式铺设了前提，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借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外壳形成所谓“特殊国与国关系”。
1974年，蒋经国视察福建外岛马祖
两岸分裂不仅是国共内战的延伸，也是美国全球霸权格局成型的后果。随着中美关系改变，台湾在冷战格局当中作为美国筹码的意义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改变了，所以美国可以要求台湾更大程度地民主化，并在这个条件下控制台湾政权，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让蒋介石政权的那种独裁统治模式持续下去。亚洲地区的民主化，例如韩国、印尼等等，都离不开这个冷战格局的转变来理解。台湾的留美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在台湾政治中施展的角色是与美国及其对东亚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我这么说并无贬低其作用的意思。这从内部瓦解了国民党内反共的“统”的基础。与此相对应，大陆的内部转变，使得左派的“统”的基础也逐渐地消失了。冷战格局的改变为两岸在各个层面相互交流提供了条件，经济更是相互纠缠，文化层面的共同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由传统的“台独”所代表的分离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趋向于统一的政治基础反而逐渐式微。在这个大潮中，表面看“台独”运动波涛滚滚，但这只是现象。根本性的问题是，作为政治力量的“左统”和“右统”同时衰落了，“独台”或各种“两国论”的变体实际上上升为岛内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它在越过蓝绿的明确分野之际，却将两岸关系置于困境和危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蓝绿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社会内部的裂痕却难以消失。
二、 反服贸运动与反TPP
反服贸运动触动了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多重困境，产生了某种综合效果。与当年红衫军反政府贪腐、白衫军反国家暴力不同，这次黑衫军以反经济不公为旗帜，但最终又以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点题，其政治姿态颇有对二十多年来支配台湾社会变迁的政治平台本身进行总清算的态势，影响将是长远的。经济衰退、贫富不均扩大、对内地依赖加深是台湾社会共同认可的困境，而对政治平台的冲击却显示了新生代对于政治框架本身的怀疑。放在全球社会运动的脉络中，“太阳花运动”也有新意：突尼斯、埃及打的是反专制和民主的旧旗帜，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只是对大资本金融统治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他们都没有公开地将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与对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本身的质疑结合起来并诉诸政治行动。台湾年轻一代不仅对这些困境的体会更加真切，他们对政治的质疑也触动了根本性问题。我同意这样的判断，即反服贸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无能政府和贫富分化，至多也只是反大陆的某些资本。但在政治前景不明、缺乏明确的社会目标的条件下，学生运动触发的政治动员极易(或已经)被二十多年来形成的惯性力量和政治势力引至对“中国”的恐惧和怨恨之中。“占领运动”表达了不满，但由于提不出切合实际的政治目标，为旧政党政治所填充、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推论逻辑：台湾经济之所以衰退是由于大陆的崛起、贫富不均是因为两岸贸易得利的是大商人、对内地的依赖是因为大陆企图以经促政，并吞台湾。这样的提问难道没有掩盖两岸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没有遮蔽台湾经济在这个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中从中国大量的劳动者那里获得的超额利益么?若要谈论反对某些大陆资本，为什么不是讨论劳动者的联合，共同争取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学生
“太阳花运动”的平等诉求的确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关。在中国大陆，二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其影响之广泛和深刻，难以评估，大陆的对台政策虽曾一再声称政治谈判的关键意义，但实际上却越来越依赖于经济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利逻辑。由于台湾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这一让利逻辑如同一柄双刃剑，既支持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又与台湾内部的分化相互纠缠。在经济衰退的条件下，大陆资本的流向、移民和游客的扩张，一再成为怨恨对象。因此，“太阳花运动”触发的台湾政治的新发展势必对大陆的对台方略产生巨大冲击。其实，台湾两派政治势力均认为正是由于不独不统的状况，台湾才在经济上获取最大利益;民进党也才多少遏制其内部的“急独”势力，试图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台湾领导人并没有意愿与大陆统合，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考虑的完全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短期需要，而不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台湾岛内没有因为两岸经贸和人员交流的扩大而产生对大陆的亲近感，恰恰相反，台湾经济地位的衰落正在促进台湾的分离倾向。马英九努力推动两岸服贸协定，不仅是想获取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是想藉此加入周边区域经济组织，如RCEP与TPP，特别是后者，目的是与美国在经济上再次结盟。也正由于此，美国才会一反常态地公开出面支持马英九的服贸政策，批评民进党并通过其影响力制止学运的蔓延。
如果说反服贸运动对以经促政的逻辑产生了冲击，那么占领立法院运动的政治寓意就更强了。就台湾政治而言，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并未摆脱蓝绿格斗的痕迹，毋宁是沿着民进党台独路线对于“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冲击。但这一行动也提示了新的内容：第一，运动以反服贸、反黑箱运作相号召，而不是像过往民进党主导的群众运动那样以反国民党相号召;第二，尽管党派势力在运动中若隐若现，但“太阳花运动”以学生为主体，而不是政党冲锋在前。至少可以说：这是台湾政党(包括国民党和民进党)本身失去召唤力的症候。就两岸关系而言，无论是对立法院的占领，还是台湾政党政治的转型，都间接地质疑了主导两岸关系的、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平台。今天两岸政治对话的所有平台都依赖政党，是党对党的平台，无论是斗争，还是和谈，都以这个平台为中心，若往上追溯，国共以政党关系主导国内政治上是从北伐开始的。但反服贸运动发展到占领立法院，等同于对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平台的否定。从20世纪开始，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进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但到了这儿，好像很难走下去了，至少光靠两党政治，甚至民进党上来搞三党政治大概都不行了。因此，占领运动预示着必须重新洗牌才能形成一个新的政治过程。现在政治家和学者还很少认真讨论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最终走下去，按照旧的方式，将是无从着手的困局。你可以找宋楚瑜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访问一下，但这么做，只是宣传上可以说一说，添加这些政治人物在大陆和台湾政治中的砝码而已，对于改变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是没有用的。这些政党领袖对年轻学生没有任何召唤力，也缺乏任何政治想象力。
传统政治平台的危机凸显了寻求新的平台以促进更为广泛的交流的必要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三十年两岸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改变也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潜力。批评单纯的经济逻辑并非否定两岸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日益广泛和深刻的日常生活联系。从一个较长的视野看，台湾的党外运动、“台独”运动、新社会运动与党派运动的关系都不单纯。党外运动的历史比较复杂，走向“台独”是比较靠后的事情。从保钓运动到党外运动，党外运动与“台独”运动之间有交叉、有差异、有复杂组合。199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迅速向“台独”方向走，是一个双重的重叠的结果——解严的历史与全球冷战终结的重叠。全球冷战的终结，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为中心的，在中国大陆，是以“文革”的失败为某种标志的。本来党外运动和保钓运动里面都有比较强烈的具有社会主义主张的力量，都有在资本主义范畴外来寻找台湾出路的想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反对国民党专制，大家也知道国民党是跟资本主义的体制完全连体的，所以本来存在着在此之外寻找可能性的政治力量。保钓运动并非针对统独议题，但由于里面存在亲国民党的势力(如“反共爱国同盟”)及某些以台湾独立相标榜的要素，追求祖国统一的主流也就被追认为“统派”了。其实，他们的“统”是和向往社会主义中国密切相关的，那是主流而非“统派”。但由于上述双重重叠，原来在台湾内部针对国民党的批判运动和寻找另类出路的努力，几乎没有空间了。在1990年代以降，台湾的社区营造与国族主义动员有着不可避免的关系，但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这种重建社区的努力是与社会保护运动相互重叠的。事实上今天已经很难用统独等概念去描述这些保护运动了。
在1980年代，陈映真这些人与党外运动的关系是重叠的，他们属于同一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党外运动本来存在着探讨台湾社会的政治未来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到1989年之后，苏东巨变，新自由主义潮流对中国的改革产生愈益深刻的影响;而在台湾，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寻找另类出路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党外运动逐渐地凝聚，原来比较复杂的、包含不同政治指向的民主力量逐渐被一种有些奇特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所裹挟。从中国大陆来说，20世纪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差不多结束了，1980年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只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从欧美的视角观察，到1989-1991年，20世纪伴随着冷战体制的转型而结束了。换句话说，充满潜力的20世纪所能提供的直接政治方案，几乎都不能解决两岸问题。所以说，台湾解严与冷战终结以一种独特方式重叠——所谓独特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方式——使得台湾岛内运动内部的政治分化被凝聚到新自由主义方向。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所谓统独之争其实已经是“独台”和“台独”之争，民主的政治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耗尽了。“台独”、“独台”的政治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即以既定霸权格局为前提，诉诸虚构的身份认同，将所谓台湾自主性的标题置于形式主权框架内，以不同的名义确认台湾在这一格局中的地位。两者的争论不涉及台湾的基本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不触及当代世界不平等的关系——不平等只是政党角逐的砝码。围绕着族群政治，台独和独台以空洞的政治正确相互竞争或自我标榜，实际上，除了由两岸经济关系的变动而触发的真实的妒恨、对“共产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虚拟的仇恨之外，这样的竞争已经彻底空洞化;因其空洞化，又唤起人们用中产阶级的平庸政治或右翼民粹主义的无力的激进姿态进行政治填充的热情。这样的民粹政治与大陆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正好相互呼应。
在反服贸运动当中，“统派”为了维护统一的大目标，与许多中产阶级一道，站在维护两岸贸易的立场上。在运动中，也有一些力量处于不同的动力和立场，试图用左翼的言辞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对于支持两岸发展经贸关系的力量而言，这也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统派”的本意是说：新自由主义有问题，应该批判，但两岸沟通和互惠有益于台湾。这个论述不但对于年轻一代毫无吸引力，还使得原来有着充足的历史资源的左翼统一力量的当代面目变得非常模糊，很难凝聚实质力量。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估价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两岸贸易中的角色呢?在西方舆论中，中国国有企业仍然被当作计划经济和国家垄断的象征加以鞭挞，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大陆的角色正好相反，毋宁更像是打破贸易壁垒、追求自由贸易的忠实信徒。中国的这种努力是全方位的，除了加入WTO和其他国际市场体制之外，中国以同样的原则进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按照同一逻辑批评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在与第三世界的交道中，中国保留了一些早期国际主义的因素，但毋庸讳言，其行为主要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这一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心转移的独特方式出发进行观察。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通常以贸易和生产规模的过度扩张引发的危机而告中断，但这些中断也会促成恢复生机的体系重组。用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话说，这个体系重组的基础是强势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而每一次重组的结果就是其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比先前的综合体更加强大。他敏锐地观察到：与过去的经验相比，新一轮金融扩张(这是对过度积累的典型反应)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出现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这一长期趋势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解体后，世界性军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无前例的。”(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页)阿锐基在1990年代上半叶所做的分析还主要基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而不是中国的崛起，但他所预见的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史无前例的分家正是东亚地区的新现实。这一分家导致了两种秩序之间的博弈：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联盟为基础的、通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称霸的全球性秩序，而另一个则是以东亚地区强劲的经济力量和金融力量为基础的全球性秩序，其中第二个秩序“比第一个较为平等”。(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页)由于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东亚、尤其中国的崛起并不可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霸权，恰恰相反，其经济扩张和军事上的脆弱恰好与美国通过其政治、军事霸权维持其旧秩序的努力相互矛盾和冲突。因此，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存在着双重的趋势：一重趋势是以10+1或10+3为中心的、以经济和金融为中心的区域整合，另一重趋势是以美国所谓“重返亚洲”为标志的向某种冷战格局回归的趋势，其经济上的对应物则是以排除中国大陆为动机的、以美国及其冷战时期的旧盟国为基础的TPP计划。中国通过贸易和金融推进区域整合的努力其实正是这一轮资本主义重组的双重趋势的必然产物。若不能对这一双重趋势本身展开历史的和政治的分析，而只是单向地批评两岸关系中的经济主义趋势，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盲视的陷阱。在两岸关系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经贸关系，而在于必须改变经贸关系中的“让利逻辑”。说到底，“让利逻辑”恰恰是以两岸分隔为前。
如果美日同盟显示出愈益清晰的向旧秩序的回归态势，两岸关系势必面临巨大挑战。台湾问题与美国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与日本的关系却易被忽略。往前追溯，皇民化是另外一个被调动的历史资源。台湾的殖民跟东北的满洲国很不同。满洲国虽然是日本殖民地，但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满人政权，尽管是傀儡，但还要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满洲国自身需要一个当地认同的再生的过程。这与台湾的皇民化过程有重要差别，用日本人的话说，它在台湾实行的是所谓“内地延长主义”，这里所谓“内地”指日本本土，所谓“延长”是指将台湾作为日本本土的延伸。大东亚战争让台湾成为它的后备基地，皇民化则是配合其殖民和战争政策的认同政治。
关于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关系，我再说个小故事。1999年我去台湾那一次，辜振甫在他家里设宴邀请余英时、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和我，《联合报》的老总(忘记名字了)、联经总编辑林载爵也在座。就在前一天晚上，李登辉发表“两国论”，次日恰好是《严复合集》新书发布会，辜振甫早上起来，上了轿车，秘书才跟他说了“两国论”的事情。李登辉没跟他打招呼。我到会场时见很多记者围着他，郝柏村、林洋港等人都在前排坐着。辜的“两国论”补台讲话就是在新书发布会现场讲的。当天晚上，喝了不少酒，上好的花雕，他感慨万千。辜振甫讲他自己和家族的故事，讲他所经历的两蒋(主要是老蒋)与日本打交道的历史，以及李登辉的对日交往。他说李登辉的日语虽然可以，但书面语不行，对日的文告和通信都是他亲自写的。聊天中，他强调说：很多人都关注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但很少有人了解台湾的政治跟日本之间的更深的关系。《联合报》的老总说，能不能给《联合报》写文章，他说现在不能写，但是将来一切都退出了就会写;他笑着说：标题都想好了，就是《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美国鼓励日本解禁自卫权，默认其重新军事化，实际上是以日美联盟为轴心，向遏制中国的冷战秩序回归。如果日美在这个方面很明确，两岸又无法形成政治对话，台湾下一步面临的抉择就是：加入以日美主导的军事-经济体系，还是以发展较为顺利的两岸经贸关系和日渐广阔的两岸人员交往为基础，重建两岸的政治关系?重造冷战格局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不符合区域的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关系变化的总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被封锁。台湾加入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区域势力，对中国大陆不好，对台湾也未见得好，一定也对中日两国关系不好。“太阳花运动”横空出世，打断了服贸。这一事件本身就说明大陆方面在设想和签署服贸协议时缺少对台湾社会状况的总体评估，只是着眼于经济。两岸关系既然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关系，推动服贸、货贸又怎么可能不去考虑更广阔的问题?从政治谈判到台湾加入TPP都应该是发展两岸经贸关系需要考虑的议题。真正的问题是：两岸政治关系的重启究竟以何为基础?在未来的时期里，怎样的力量，或者创造怎样的政治势能，才能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
台湾政治纷繁变化，从政治领导人到社会运动，其兴也勃，如风云凝聚，其亡也忽，如水银泻地，看得多了，有时会失去敏感。2014年这场“太阳花运动”，看似与之前的运动前后相联，但又有所不同。年轻一代的姿态确实对上一代的思考产生了冲击，一个新的时期似乎正在到来。但事实上，分析当代台湾问题不可能离开大陆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两岸关系也不只是两岸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岸各自内部关系重构并相互塑造的结果。对于台湾而言，大陆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均会在岛内产生不同程度的政治后果——反之亦然，虽然规模不同。但是，复杂的是，现在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又不能局限于台湾与两岸：它要置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心转移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再调整、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复杂变迁之中来考察。
一、 两岸政治关系的危机与统派的式微
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两岸关系的平台，即国共两党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台湾“统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式微了。这两个转变均非突发现象，也都与大陆“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代表性断裂”相关。当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核心源于政治制度的代表性被不断地否定。表面看起来，这些问题跟台湾无关，但事实上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中国”意义的变化
在冷战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说：我们要反攻大陆。一边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另一边是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中国”作为一个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但在战略上美国用协防条约的形式限制台湾反攻大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台湾出兵，蒋介石也做了准备，但最终担心此举引发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反应而放弃了。两岸双方对“中国”的“正统”的争夺非常清楚，美国却一直是遏制两岸“接近”(无论是武力形式，还是和谈形式)的力量。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大陆不再提“解放台湾”这个口号，台湾也不提“光复大陆”，两边不再争夺“中国”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的范畴，已经退化成为一个地理的范畴了。——台湾不争了，它的口号已经从“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展为“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国”作为政治的空间、政治认同的根据都不需要争夺了。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说，这个政治转变是中国自己的政治观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大而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溯源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即试图用社会主义运动来解决政治认同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即便两岸仍然不能达成既定的政治统一，也不存在现在的台湾危机，两岸问题至少会是另外一个以争夺“中国”范畴为中心的问题。
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所以中国的所谓“代表性断裂”，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由于其隐含的阶级范畴不存在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概念，就转化为了族群、族裔的范畴，或以族裔性为中心的民族范畴，其认同政治只能围绕族群身份展开了。从国际视野看，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领域的代表性表现在中国跟第三世界的反对联盟，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统一战线，跟第一世界的博弈关系，正是由于这一遗产，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机遇，这是影响当代世界格局的大事。毫无疑问，这一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过程，以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资源贸易为中心的跨国流动已经取代曾经的国际主义，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间关系的更为实质的部分。在今天，重提万隆会议精神，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时刻了—重提不是为了重返1950-1960年代，而是探索21世纪的国际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改变了。换句话说，原来的政治实践的所有层面，从阶级联盟，到人民、民族、国际，统统都转变了——随着政治实践的转变，与前述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而所谓“解放台湾”，在原来的政治结构中是建立在以上这些政治范畴之上的。对于大陆而言，台湾问题当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大部分人只是在主权问题上理解它，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是上述政治问题的衍生物。统一问题一旦被贬低为一个族裔性问题或者说一个族裔民族主义及其主权形式的问题，就丧失了其真正的严重性。台湾问题被包裹在一个日渐失去效能的旧的主权概念中，就会失去其政治内涵。
中国内部的离心力，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转变相互关联的。中国精英甚至部分大众性的潮流，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和拒绝，略有政治性的表达是自由主义宪政，在民族问题上则表现为具有离心倾向的族群矛盾。台湾的“独台”和“台独”其实是分离主义，原因是离开二十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潮流，离开反帝反殖的历史语境，所谓“独立”这个范畴是无从界定的。分离主义的重心从“台独”向“独台”的转化，即从政治分离向承认现状转化，也显示“独立”这个命题实际上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台湾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大陆丧失了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开始的解放台湾的动力——那个动力是中国革命的持续进程的产物，这个过程不存在了，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台湾的状况则是——在台湾除了少数人物之外，基本上不存在“统派”了。
2.“统派”的式微
“统派”、“台独”或“独台”等等通俗说法包含了许多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也预设了一定的价值判断，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但不用这些概念，换成分析性的范畴，恐怕人们会觉得过于陌生。我们姑且在描述的意义上这么用。台湾“统派”的概念形成于与“独派”的斗争之中，但其历史地基却广阔深厚得多。从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台湾光复，对民族解放的探寻从未停息;冷战时代，两岸分治的局面同时带动着两岸对于统一的探索;后冷战时代，这一探索从以武力解放/光复(不排斥和谈)为主导向以和平统一(不排除武力统一)为主导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统派”的广狭二义。狭义而言，所谓“统派”就是在台湾岛内主张祖国统一的政治力量;就广义而言，“统派”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大潮流的余脉，其在岛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虽弱，却与两岸及世界各地支持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人们声气相通。在这个意义上，“统派”虽然构成复杂，却可以视为20世纪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能像现在一些流行说法那样，将“统派”的式微解释为现有政治格局中某种派别的衰落，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总体格局发生巨变的症候。也正由于此，如果“统派”在台湾政治光谱中消失，两岸也就没有能力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基之上，创造源自两岸社会内部的、趋向于统一或统合的互动过程。
台湾“统派”式微是一个长期过程，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如今没有支持统一的人了，而是说这些人及其活动如同孤军奋战：先是从一种政治共识蜕变为一个政治派别;现在即使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它在台湾政治格局中已经连不成军了。台湾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它有没有“独派”即分离派，台湾问题的核心在于既不存在反共的统派，也几乎不存在支持共产党的、作为政治有生力量的统派(沿着早期左派的脉络坚持下来的少数力量如劳动党等始终坚持祖国统一，但在台湾政治光谱中，始终处于极为边缘地位)，占据政治的中心地位的是在统独名义下格斗的泛蓝“独台”派和泛绿“独台”派。“统派”落潮其实也是一种标志，它表示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民族意识逐渐失去了政治能量。唯一还可以勾连的是所谓“文化”。文化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上升为政治认同是完全未定的，这一点许多持分离立场的人早就这么说了。如何将古代优秀传统与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的文化结合起来，在中国大陆也并不清晰，这一点对于两岸之间言说文化的方式也产生了影响。
1992年，民进党还处在党外运动向政党运动的过渡期，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留学生中也算少数派。那年我初到哈佛，恰逢吕秀莲来哈佛演讲。台湾的留学生问她：你要台独，那你算不算中国人?她回答说：Ethnically， I'm Chinese, politically， I'm Taiwanese，将族群与政治区分开来说。她没有提文化。今天，许多人谈中华文化，与过去支持统一的人谈中国文化不一样。伴随“统派”的式微和“独台”的主流化，新的趋势是在“独台”的前提下谈论中国文化。这其实很自然。由于台湾的历史、地缘和文化传统，不讲中国文化，台湾的内部认同危机就没办法解决，因此在独台框架或承认现状框架下来承认中华文化的合法性，与统一——包括“文化统一”——没有任何关系。有趣的是：当台湾“统派”式微之时，为了在“独台”基础上进行重新整合，“基本教义派”的“台独”主张成为台湾社会内部经常被批判和指控的东西，以至于造成一种幻觉，似乎反对“台独基本教义派”就等于“统派”。在知识领域里，这种现象更甚，很少有人——包括“独派”知识分子——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基本教义派”。这不过是“独台”理念占据中心地位的后果。在这种政治理念中，并不存在“统”的位置。
什么是“统”?“统一”还是“统合”，哲学上涉及一与多的关系，政治上则是统一与制度多样性的关系。“一”内在地包含了“多”，“一”就是“多”在互动中形成的状态，“一”因而也是一种关系状态。所谓“多元一体”、“一体多元”，或者，“跨体系社会”、“跨社会体系”，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表达一与多的关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中国，对于制度多样性的实验从未停止。但就两岸关系而言，所谓“统派”，不管其内部差异有多大，均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原则框架来解决两岸问题，而由于“一”内在地呈现为“多”，对于“一”的言说必然包含了多重性，但这种“多”在态势上不是趋向于“分”，这就是互动与和谈的基础。说“统派”式微了，并不是说两岸缺乏民间的、历史的、亲缘和地缘的血肉联系，而只是说这些联系无法上升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政治力量，也就失去了大众政治的领导权。
或许有人会问：没有“统派”又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统派”的诞生是对“独派”潮流的回应，其衰落只是社会潮流发生转化的标志而已;所谓“统派”式微并不代表其彻底消失，毋宁处于消长起伏的消与伏的历史阶段而已。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联系和情感联系被人为压抑和政治扭曲，台湾岛内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团结，裂隙和情感伤痕将长久存在;没有“一”，所谓“多”将因缺乏共同平台而陷入孤立、疏离和持续隔绝的境地，两岸关系也会因为缺少能够相互沟通的桥梁，难以形成改变区域霸权构造的共同力量。由于地缘、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存在着难以分割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试图脱离大陆解决其内外危机是不可能的。试图将两岸关系悬置起来谈论台湾认同，台湾内部和区域内部的政治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统派”的式微不仅是两岸问题中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台湾内部政治危机的一个部分，也是亚洲区域改变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关键所在。中共用连战、宋楚瑜这些国民党二代作为代表。他们属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但还绵延着内战和冷战时代的一部分印记(也就是“右统”的印记)，加上改革时期他们在两岸交流中的新角色，将他们作为联络对象是自然的，但把他们当做“统”的象征，内容已经是空洞的，因为他们对美日的支配结构习以为常，对年轻一代也毫无影响。这个游戏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关系都处于由于“统派”消失或者说“独台”成为主流而产生的困局之中。
1993年4月27日—29日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共同协议
在台湾岛内，比较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其实是辜振甫及其周边人物——这里不谈他们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我顺便讲个小故事，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1999年，我去参加辜公亮基金会为《严复合集》出版而组织的一个严复学术讨论会。我那时在社科院工作，申请入台证手续复杂，邀请方来电话表示要去帮我疏通关系。放下电话后不到一小时，国台办就给我打电话，要我直接去拿入台证。到了台湾，辜振甫秘书来机场接我，方才知道他们使用了直通电话。辜振甫的秘书在路上跟我说：辜先生这一代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再也走不下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导弹危机之后，辜振甫于1998年10月访问上海和北京，10月15日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白玉兰厅，汪辜在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中会谈，达成四点协议。谈判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汪道涵在欢迎宴会上就说：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汪道涵和辜振甫单独一桌，品茗而谈，随员位置相距较远。午饭吃完了，形成了四点共识，缓解了那一次台海军演之后的紧张局势。但辜振甫回台后，台湾方面并未沿着四点共识的精神向前推进，反而不断放话，设置政治谈判的障碍。辜振甫的秘书说，那次四点协议之后，辜振甫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做的都做过了，到头了，再也不可能了;要有新花样，就要换人了。当然，李登辉之后的变化恐怕也超出他的预估。其实，从国民党官方来看，国统纲领正式的完结是在1996年前后，李登辉已经在为“两国论”出台做好铺垫了;所谓“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独台”的理论表述。在“独台”——即以承认现状为特征的分离派——成为主流的氛围中，你也可以说，现在的台湾政治仍然处于李登辉时代或李登辉时代的漫长阴影之下。
政治领域发生认同危机要更早，这确实跟中国大陆的变化关系很大。1989年政治风波对台湾和香港乃至整个世界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陈映真在90年代初来大陆的时候，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内的变化。从二十世纪的政治视野来看，如果大陆不再有社会主义理念，统一的政治基础就动摇了，统一不仅仅是形式主权的问题，而且是民族解放的问题。1997年，我去中研院参加学术会议，陈光兴拉我去参加台社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陆身份”。那一次访台期间，我也见到陈映真，看得出来他很孤独，被“独派”攻击，被年轻一辈的左派疏离，甚至追随者也在分崩离析。陈映真被孤立最初是因为1989，那时他公开发表文章为大陆辩护;这件事情变成所有人攻击他的一个借口。他挺中国大陆不是基于一般中华主义立场，而是基于他从政治的角度对美国霸权、冷战格局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位置所做出的分析。大陆的政治家关心统一，却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对于统一的理解，他们的统一观也是“去政治化的”。陈映真就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他们的人同桌共饮，就像被拉郎配一样。而实际上，官方更加重视那些拥有政经权力的右翼。
陈映真，台湾作家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适逢香港回归时刻，大陆的主管方面渐渐疏离了长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左翼，转而将香港的几个企业大佬作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对象。今天香港的危机与这个路线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
时代发生了变化，固守冷战时代的敌我定位已经不合时宜，统一战线需要打破原有的阶级边界，团结各种能够团结的力量，形成新的政治。但这个打破边界的过程如果不是基于对矛盾及其转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机会主义的陷阱。这个陷阱也就是接受“历史终结论”，放弃对新的社会道路的探寻。真正让陈映真感到孤独的，是他到了大陆以后发现他跟所有见到的大陆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讲到他们在爱荷华，他调侃中国革命的发言惹得陈映真大怒。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岛开一个环境与文学的会，陈映真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环境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环境问题做了理论分析，结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张贤亮在会上说：宁夏最欢迎大家去“污染”(投资即有污染)了。从青岛回到北京后，陈映真约我见面，感慨良久。作为左翼统派的代表，他的愤怒不仅产生于政治立场的隔膜——在这方面，反而是自以为脱离了“政治立场”的大陆作家或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政治立场”，更习惯于党同伐异。他的愤怒中包含了一种对政治地基变动的感觉。陈映真对历史变迁的敏感远非他的大陆同行能够理解。他看到这个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带着忧患之心反思自己经历的时代，而他的大陆同行却欢天喜地。
3.新的文化、新的政治、新的我们
考虑台湾问题我们也可以将新疆问题置于视野中。抗战期间，茅盾受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担任新疆文化学会会长。当时去新疆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后来牺牲在那里了。茅盾和赵丹属于死里逃生者。当年茅盾这些人把新文化运动的很多成果介绍到新疆，很多维吾尔精英是非常认同的，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新文化。这对于新疆的中国认同有很大的作用。这里说的“中国认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包含着政治的和日常生活范畴的价值，而不仅是族裔的或主权的概念。那时候新疆的精英不会觉得新文化是汉人的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代表了真正进步的目标的文化，这也是维吾尔民族应该认同的文化。茅盾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情，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成过程也是一笔贡献，可是没多少人记得他这些事，中国的知识领域、文化领域的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其意义。他们的贡献，现在谈得很少，一般的汉族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那做了什么，更不用说，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时候有哪些维吾尔精英分子也投身了这个运动。这不是一个汉人的运动，而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的古丽娜尔老师在讨论中，曾把现在的新疆跟三十年代作了一个对比。现在许多当地年轻人正在向宗教——也包括比较保守的教派和教义——回归，而精英阶层——无论是汉族、维族或其他民族的精英阶层——并不代表任何新的价值。的确，我们很难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中看到一种能够推动各族人民互助团结的文化运动，以及发自内心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文化价值。
茅盾在新疆做文化工作
茅盾等人做的工作就是创造文化政治。那么，有没有新的文化政治在海峡之间产生?这很重要。如果没有文化政治，要不就是统，要不就是分——不是互相遏制，就是武力威胁。文化政治并不等同于文化统战，统战通常以既定的目标和理念为前提，力图扩展其实践范围。文化政治的实质是构建理想，文化统战只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文化政治关心的是内容、是终极价值，而文化统战注重的是形式与战略。两者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若只有统战策略，而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标和理念，就只能是汪洋中的无舵之舟。因此，文化政治是产生理念的过程，并通过践行新的理念或更新旧的理念，修改旧的政治路径，创造新的社会力量。因此，文化政治的目标不是为了创造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统派”，而是创造一种局势，这种局势能够唤起两岸人民的共同连带感，并由此带动超越僵化的社会关系(蓝/绿、外省人/本省人、中国/台湾)的政治能量，形成新的社会力量。这种文化政治不是对既定的力量分野的确认，而是对这种分野本身的改造。在20世纪，真正促成社会团结的力量是一个代表着普遍的解放进程的新的文化运动。维吾尔精英分子穷其毕生心力翻译鲁迅的著作，使得鲁迅也成为维吾尔现代文化史上的丰碑，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学到什么呢?如果鲁迅的作品被定位为汉人的作品，鲁迅的文化政治被定位为汉人的文化政治，就不成其为新政治了，而褪变成19世纪的旧政治了。茅盾这些人在新疆的案例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们只是代表汉人而不是代表一种进步的文化，我们怎么能设想鲁迅会成为几代维吾尔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呢?讨论文化政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且是真诚地考虑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怎么产生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造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中军事斗争、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土地改革就是这一社会改造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妨将台湾的情况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做个比较。国民政府对新疆持续推行中国化过程，包含着政治上对苏联的抵御。清代以来，俄国介入是新疆问题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很大，并与中国革命的浪潮相互呼应。对此，杨增新时期有抵抗，盛世才时期有抵抗，40年代国民党政府时期有抵抗，他们的抵抗都诉诸中国化的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主张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是积极的、重要的主张，但在外部入侵问题解决之后，这个主张如果不与民族平等的新政治相结合，就可能被视为汉族中心论的主张。在反帝反侵略的语境中，在存在世界霸权的条件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是政治性的，即内在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政治潮流的;脱离了这一政治语境，若无新的政治介入，它也可能蜕变为去政治化的口号。
1949年后，中共以民族平等为原则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政治结构、宗教结构很清楚，而且解放西藏是由上而下，完全从外面进去。1950年解放军进藏，没有触动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说是给他们“帮忙”，结果1959年爆发了危机。只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农会才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让普通农民或农奴通过土地改革加入新的社会进程，新中国的认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暴力性程度高，这是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特点，但是它在创造政治能动性方面要成功得多，即通过翻身政治，创造出新的政治主体，政治认同跟随着土改过程而转变。创生新的政治主体并不一定需要暴力，但对暴力的反思却不应遮盖政治创生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在1980年代以前，由于土地改革，中共政权由上至下地推动了一个由下而上的运动，两者汇合重构了西藏社会，奠定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西藏土改过程中，有政策失误，也有因干部水平和作风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这些问题并未动摇藏人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达赖、班禅联袂进京受到毛泽东接见（1954年）
为什么国民党会被认为是外来政权?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除了山地部落之外，所谓台湾人也都是在不同时期移民台湾的大陆人。即便在台湾语境中，从大陆去并不等于就是外来的。高金素梅从本土族裔的角度讥讽排斥“外省人”的人也是“外省人”，算是点到了痛处。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刚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时，并没有人认为这是外来政权;1949年陈诚接任省主席，国民党退守台湾，也没有被认为是外来政权。那时日本战败与回归祖国还是叙述的主要框架。按照陈明忠的说法，台独第一波，牵头的是林献堂这些人，什么原因呢?他们代表的是台湾地主的利益。林献堂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自治运动中是偏右的，他们担心土地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一般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今天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相对于大陆的土地改革，台湾的土地赎买，暴力性很低，这是其好的一面，但赎买过程缺少台湾当地人民自主参与改革的能动性，也就缺少了从草根里面产生出的政治主体性。台湾土改没有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动员，认同的根基是浅的。这是不是就是“台独”萌芽的最初因素呢?我了解不够，不能下结论。
经过内战、民族战争和漫长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动员所达到的深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帝国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但这个进程没有结束，认同危机也并未过去。以清朝为例，第一代遗民还在，反抗此起彼伏;第二代遗民已经入仕了，反抗逐渐消歇;到第三代，不但认同问题大致解决，周边王朝也承认其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地位了。也就是说，三代过后就是中国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创造新认同方面的成就确实惊人，但它不持久的状况也是明摆着的。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70岁以上的老一代人认同中国，对现状担忧;50岁上下的中年一代人牢骚满腹，大体上承认历史，但要求改变现状;第三代人，也就是20-30岁的一代，不但趋向于宗教认同，而且有些倾向于暴力。台湾的分离倾向上升为巨大的政治潮流其实也是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情况不同，但氛围是相互交叉的。
讨论两岸问题，离开新的政治论述是不可能的，仅仅靠着回到保守主义的文化政治也是不可能的。20世纪提供了促进两岸统一的最为深厚的政治传统，一种超越两党政治的认同政治也恰恰是在两党带动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但这个模式已经难以重复。有人换一种想法，认为只要认同共同祖先就可以了，似乎认同只是寻找共同性，而不需要博弈和斗争，这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太简单化了。中国政治保守派的误区，就是以为只要还谈中国文化就可以，但他们不了解政治上“统派”的消失的含义是什么。在台湾问题上，在统一问题上，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而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创造新的“我们”。这个“我们”并不限于台湾的“统派”，而是在两岸互动中产生的超越上述僵化边界的新格局、新力量。两岸的政治谈判本身可以为深化交流提供机会和空间，但能够促进这一政治谈判的，恰恰是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态势和社会力量。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对称，一边轰轰烈烈，而另一边却如隔岸观火，这不但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不对称，而且也阻止了两岸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而这种公共空间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因为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无论了解多少，是否真实和全面，台湾对于大陆的意识带有全民动员的特征。相较之下，台湾问题，连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区域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和媒体环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台独”、“独台”是政治动员的产物，那么，大陆社会对于台湾的政治变迁却缺乏敏感，更不要说政治动员了。在公共舆论中，台湾只是作为台湾问题而存在;只有台湾问题专家才去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除了港台专业的学者，似乎是无须讨论台湾问题的。这不是认识论上的“独台”是什么?知识壁垒早已产生了。因此，虽然大陆社会反对台独，但在若干方面已经默认了“独台”的构造——我说的默认不是政治上的承认，而是基于知识和记忆的政治无意识。“统派”在台湾的式微与上述不对称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这种舆论上的不对称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匮乏，势必导致政治幻觉。
舆论上的不对称反映着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高度的政治动员与极度匮乏社会政治动员的对比。台湾有政治动员，香港有政治动员，新疆存在着潜在的政治动员，西藏也同样孕育着某种政治动员，这些动员回应着不同的社会政治议题，但又常常与较为凝固的身份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是政治动员中的去政治化要素。因此，至少在分析的层面，我们需要对政治动员的不同要素进行分析，并动态地观察，所谓一分为二，就是说明矛盾的构成及其转化，而不是将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分立设定为凝固的尺度，并作为政治动员的筹码。中国大陆的总体社会政治氛围是以稳定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的状态不同于这些区域。很难一般地去褒贬这些不同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支撑着这种不对称：一种以族群的、宗教的身份政治替换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另一种以取消政治辩论和社会动员换取稳定。
两岸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就像香港、西藏、新疆发生的问题一样，并不只是所谓周边问题。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问题，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的某种分离性的趋势难道没有相关性吗?除了全球化和亚洲区域的变迁外，中国自身的变迁也是产生这些趋势的动因。不久之前，大陆游客与香港居民的矛盾激发起那么多的口水和情绪，从某个意义上说不是坏事，把内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来，而不只是将这些问题都遮蔽在“一国两制”的套话之下，促进思考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如果这样的相互介入只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层面，政治热情会逐渐消失的。同样，我们看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不是出现几次暴力恐怖事件，没多少人关心新疆问题;藏区的自焚事件，起初有些报道，此后就消歇了，也没什么触动。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区，一点小事网上就吵成一片;但一谈到新疆、西藏问题似乎就是新闻中报道的那些烧车、杀人或“暴恐”了。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危机的深刻分析，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的充分认识，我们对“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理解，也谈不上重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
4.冷战格局的转变与两岸关系
讨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及其演变不可能离开对20世纪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的重新估价。从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中国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跟苏联的公开决裂以至于兵戎相见这段历史，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里面怎么去估价，是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正面地说，它为中国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政治前提，这个我过去也讲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如果不是以决裂的方式，而是以别样的政治的方式，在斗争中维护社会主义内部的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和改革，那世界格局会是怎样的?这个假设或许完全不成立，如果成立，后果也是完全不清楚的。如今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的学者，大多承认冷战时期的东西竞争对于社会福利体制的完善起了正面作用，那么假设一下这个问题，想象一下是否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所以说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变迁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后者对台湾的影响太大了，所谓“独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是从它寻找国际承认的失败开始的。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第一波振动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法案，第二波振动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最近写的《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对这个问题略有论述，在正文里是从正面说，再加了一个注释是从负面说，但处理的是同一件事情。正面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变化，1987年台湾戒严令的解除不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觉得解严是他们奋斗的结果，这一点我当然是承认的。从负面说的意思是：中美关系的改变使得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大幅度流失，没有这一变化，很难想象国民党会自动发生变化。国民党政权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而联合国的承认是台湾对内统治合法性的根源，反攻大陆的政治理据基本上就建立在此。随着国际承认的合法性消失，国民党不得不去寻找内部合法性，这就是它的大规模本土化的动力。在这个条件下，李登辉等国民党内本土派在蒋经国时代崛起就是必然的了。蒋经国有他的开明之处，这个不必否认，但是，国民党在镇压敌对分子方面的历史如此昭彰，开明也是相对而言的吧;如果离开前面所说的政治条件，很难理解他的这些行动。国民党体制的本土化不同于先前的“台独”运动，蒋经国是反台独的，改变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在后来者与先来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也是合理的，但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努力演变为本土化的潮流已经是新形势的界标，后者为此后的“独台”模式铺设了前提，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借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外壳形成所谓“特殊国与国关系”。
1974年，蒋经国视察福建外岛马祖
两岸分裂不仅是国共内战的延伸，也是美国全球霸权格局成型的后果。随着中美关系改变，台湾在冷战格局当中作为美国筹码的意义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改变了，所以美国可以要求台湾更大程度地民主化，并在这个条件下控制台湾政权，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让蒋介石政权的那种独裁统治模式持续下去。亚洲地区的民主化，例如韩国、印尼等等，都离不开这个冷战格局的转变来理解。台湾的留美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在台湾政治中施展的角色是与美国及其对东亚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我这么说并无贬低其作用的意思。这从内部瓦解了国民党内反共的“统”的基础。与此相对应，大陆的内部转变，使得左派的“统”的基础也逐渐地消失了。冷战格局的改变为两岸在各个层面相互交流提供了条件，经济更是相互纠缠，文化层面的共同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由传统的“台独”所代表的分离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趋向于统一的政治基础反而逐渐式微。在这个大潮中，表面看“台独”运动波涛滚滚，但这只是现象。根本性的问题是，作为政治力量的“左统”和“右统”同时衰落了，“独台”或各种“两国论”的变体实际上上升为岛内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它在越过蓝绿的明确分野之际，却将两岸关系置于困境和危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蓝绿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社会内部的裂痕却难以消失。
二、 反服贸运动与反TPP
反服贸运动触动了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多重困境，产生了某种综合效果。与当年红衫军反政府贪腐、白衫军反国家暴力不同，这次黑衫军以反经济不公为旗帜，但最终又以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点题，其政治姿态颇有对二十多年来支配台湾社会变迁的政治平台本身进行总清算的态势，影响将是长远的。经济衰退、贫富不均扩大、对内地依赖加深是台湾社会共同认可的困境，而对政治平台的冲击却显示了新生代对于政治框架本身的怀疑。放在全球社会运动的脉络中，“太阳花运动”也有新意：突尼斯、埃及打的是反专制和民主的旧旗帜，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只是对大资本金融统治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他们都没有公开地将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与对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本身的质疑结合起来并诉诸政治行动。台湾年轻一代不仅对这些困境的体会更加真切，他们对政治的质疑也触动了根本性问题。我同意这样的判断，即反服贸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无能政府和贫富分化，至多也只是反大陆的某些资本。但在政治前景不明、缺乏明确的社会目标的条件下，学生运动触发的政治动员极易(或已经)被二十多年来形成的惯性力量和政治势力引至对“中国”的恐惧和怨恨之中。“占领运动”表达了不满，但由于提不出切合实际的政治目标，为旧政党政治所填充、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推论逻辑：台湾经济之所以衰退是由于大陆的崛起、贫富不均是因为两岸贸易得利的是大商人、对内地的依赖是因为大陆企图以经促政，并吞台湾。这样的提问难道没有掩盖两岸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没有遮蔽台湾经济在这个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中从中国大量的劳动者那里获得的超额利益么?若要谈论反对某些大陆资本，为什么不是讨论劳动者的联合，共同争取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学生
“太阳花运动”的平等诉求的确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关。在中国大陆，二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其影响之广泛和深刻，难以评估，大陆的对台政策虽曾一再声称政治谈判的关键意义，但实际上却越来越依赖于经济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利逻辑。由于台湾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这一让利逻辑如同一柄双刃剑，既支持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又与台湾内部的分化相互纠缠。在经济衰退的条件下，大陆资本的流向、移民和游客的扩张，一再成为怨恨对象。因此，“太阳花运动”触发的台湾政治的新发展势必对大陆的对台方略产生巨大冲击。其实，台湾两派政治势力均认为正是由于不独不统的状况，台湾才在经济上获取最大利益;民进党也才多少遏制其内部的“急独”势力，试图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台湾领导人并没有意愿与大陆统合，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考虑的完全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短期需要，而不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台湾岛内没有因为两岸经贸和人员交流的扩大而产生对大陆的亲近感，恰恰相反，台湾经济地位的衰落正在促进台湾的分离倾向。马英九努力推动两岸服贸协定，不仅是想获取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是想藉此加入周边区域经济组织，如RCEP与TPP，特别是后者，目的是与美国在经济上再次结盟。也正由于此，美国才会一反常态地公开出面支持马英九的服贸政策，批评民进党并通过其影响力制止学运的蔓延。
如果说反服贸运动对以经促政的逻辑产生了冲击，那么占领立法院运动的政治寓意就更强了。就台湾政治而言，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并未摆脱蓝绿格斗的痕迹，毋宁是沿着民进党台独路线对于“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冲击。但这一行动也提示了新的内容：第一，运动以反服贸、反黑箱运作相号召，而不是像过往民进党主导的群众运动那样以反国民党相号召;第二，尽管党派势力在运动中若隐若现，但“太阳花运动”以学生为主体，而不是政党冲锋在前。至少可以说：这是台湾政党(包括国民党和民进党)本身失去召唤力的症候。就两岸关系而言，无论是对立法院的占领，还是台湾政党政治的转型，都间接地质疑了主导两岸关系的、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平台。今天两岸政治对话的所有平台都依赖政党，是党对党的平台，无论是斗争，还是和谈，都以这个平台为中心，若往上追溯，国共以政党关系主导国内政治上是从北伐开始的。但反服贸运动发展到占领立法院，等同于对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平台的否定。从20世纪开始，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进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但到了这儿，好像很难走下去了，至少光靠两党政治，甚至民进党上来搞三党政治大概都不行了。因此，占领运动预示着必须重新洗牌才能形成一个新的政治过程。现在政治家和学者还很少认真讨论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最终走下去，按照旧的方式，将是无从着手的困局。你可以找宋楚瑜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访问一下，但这么做，只是宣传上可以说一说，添加这些政治人物在大陆和台湾政治中的砝码而已，对于改变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是没有用的。这些政党领袖对年轻学生没有任何召唤力，也缺乏任何政治想象力。
传统政治平台的危机凸显了寻求新的平台以促进更为广泛的交流的必要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三十年两岸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改变也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潜力。批评单纯的经济逻辑并非否定两岸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日益广泛和深刻的日常生活联系。从一个较长的视野看，台湾的党外运动、“台独”运动、新社会运动与党派运动的关系都不单纯。党外运动的历史比较复杂，走向“台独”是比较靠后的事情。从保钓运动到党外运动，党外运动与“台独”运动之间有交叉、有差异、有复杂组合。199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迅速向“台独”方向走，是一个双重的重叠的结果——解严的历史与全球冷战终结的重叠。全球冷战的终结，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为中心的，在中国大陆，是以“文革”的失败为某种标志的。本来党外运动和保钓运动里面都有比较强烈的具有社会主义主张的力量，都有在资本主义范畴外来寻找台湾出路的想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反对国民党专制，大家也知道国民党是跟资本主义的体制完全连体的，所以本来存在着在此之外寻找可能性的政治力量。保钓运动并非针对统独议题，但由于里面存在亲国民党的势力(如“反共爱国同盟”)及某些以台湾独立相标榜的要素，追求祖国统一的主流也就被追认为“统派”了。其实，他们的“统”是和向往社会主义中国密切相关的，那是主流而非“统派”。但由于上述双重重叠，原来在台湾内部针对国民党的批判运动和寻找另类出路的努力，几乎没有空间了。在1990年代以降，台湾的社区营造与国族主义动员有着不可避免的关系，但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这种重建社区的努力是与社会保护运动相互重叠的。事实上今天已经很难用统独等概念去描述这些保护运动了。
在1980年代，陈映真这些人与党外运动的关系是重叠的，他们属于同一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党外运动本来存在着探讨台湾社会的政治未来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到1989年之后，苏东巨变，新自由主义潮流对中国的改革产生愈益深刻的影响;而在台湾，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寻找另类出路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党外运动逐渐地凝聚，原来比较复杂的、包含不同政治指向的民主力量逐渐被一种有些奇特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所裹挟。从中国大陆来说，20世纪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差不多结束了，1980年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只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从欧美的视角观察，到1989-1991年，20世纪伴随着冷战体制的转型而结束了。换句话说，充满潜力的20世纪所能提供的直接政治方案，几乎都不能解决两岸问题。所以说，台湾解严与冷战终结以一种独特方式重叠——所谓独特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方式——使得台湾岛内运动内部的政治分化被凝聚到新自由主义方向。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所谓统独之争其实已经是“独台”和“台独”之争，民主的政治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耗尽了。“台独”、“独台”的政治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即以既定霸权格局为前提，诉诸虚构的身份认同，将所谓台湾自主性的标题置于形式主权框架内，以不同的名义确认台湾在这一格局中的地位。两者的争论不涉及台湾的基本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不触及当代世界不平等的关系——不平等只是政党角逐的砝码。围绕着族群政治，台独和独台以空洞的政治正确相互竞争或自我标榜，实际上，除了由两岸经济关系的变动而触发的真实的妒恨、对“共产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虚拟的仇恨之外，这样的竞争已经彻底空洞化;因其空洞化，又唤起人们用中产阶级的平庸政治或右翼民粹主义的无力的激进姿态进行政治填充的热情。这样的民粹政治与大陆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正好相互呼应。
在反服贸运动当中，“统派”为了维护统一的大目标，与许多中产阶级一道，站在维护两岸贸易的立场上。在运动中，也有一些力量处于不同的动力和立场，试图用左翼的言辞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对于支持两岸发展经贸关系的力量而言，这也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统派”的本意是说：新自由主义有问题，应该批判，但两岸沟通和互惠有益于台湾。这个论述不但对于年轻一代毫无吸引力，还使得原来有着充足的历史资源的左翼统一力量的当代面目变得非常模糊，很难凝聚实质力量。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估价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两岸贸易中的角色呢?在西方舆论中，中国国有企业仍然被当作计划经济和国家垄断的象征加以鞭挞，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大陆的角色正好相反，毋宁更像是打破贸易壁垒、追求自由贸易的忠实信徒。中国的这种努力是全方位的，除了加入WTO和其他国际市场体制之外，中国以同样的原则进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按照同一逻辑批评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在与第三世界的交道中，中国保留了一些早期国际主义的因素，但毋庸讳言，其行为主要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这一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心转移的独特方式出发进行观察。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通常以贸易和生产规模的过度扩张引发的危机而告中断，但这些中断也会促成恢复生机的体系重组。用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话说，这个体系重组的基础是强势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而每一次重组的结果就是其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比先前的综合体更加强大。他敏锐地观察到：与过去的经验相比，新一轮金融扩张(这是对过度积累的典型反应)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出现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这一长期趋势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解体后，世界性军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无前例的。”(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页)阿锐基在1990年代上半叶所做的分析还主要基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而不是中国的崛起，但他所预见的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史无前例的分家正是东亚地区的新现实。这一分家导致了两种秩序之间的博弈：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联盟为基础的、通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称霸的全球性秩序，而另一个则是以东亚地区强劲的经济力量和金融力量为基础的全球性秩序，其中第二个秩序“比第一个较为平等”。(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页)由于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东亚、尤其中国的崛起并不可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霸权，恰恰相反，其经济扩张和军事上的脆弱恰好与美国通过其政治、军事霸权维持其旧秩序的努力相互矛盾和冲突。因此，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存在着双重的趋势：一重趋势是以10+1或10+3为中心的、以经济和金融为中心的区域整合，另一重趋势是以美国所谓“重返亚洲”为标志的向某种冷战格局回归的趋势，其经济上的对应物则是以排除中国大陆为动机的、以美国及其冷战时期的旧盟国为基础的TPP计划。中国通过贸易和金融推进区域整合的努力其实正是这一轮资本主义重组的双重趋势的必然产物。若不能对这一双重趋势本身展开历史的和政治的分析，而只是单向地批评两岸关系中的经济主义趋势，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盲视的陷阱。在两岸关系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经贸关系，而在于必须改变经贸关系中的“让利逻辑”。说到底，“让利逻辑”恰恰是以两岸分隔为前。
如果美日同盟显示出愈益清晰的向旧秩序的回归态势，两岸关系势必面临巨大挑战。台湾问题与美国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与日本的关系却易被忽略。往前追溯，皇民化是另外一个被调动的历史资源。台湾的殖民跟东北的满洲国很不同。满洲国虽然是日本殖民地，但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满人政权，尽管是傀儡，但还要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满洲国自身需要一个当地认同的再生的过程。这与台湾的皇民化过程有重要差别，用日本人的话说，它在台湾实行的是所谓“内地延长主义”，这里所谓“内地”指日本本土，所谓“延长”是指将台湾作为日本本土的延伸。大东亚战争让台湾成为它的后备基地，皇民化则是配合其殖民和战争政策的认同政治。
关于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关系，我再说个小故事。1999年我去台湾那一次，辜振甫在他家里设宴邀请余英时、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和我，《联合报》的老总(忘记名字了)、联经总编辑林载爵也在座。就在前一天晚上，李登辉发表“两国论”，次日恰好是《严复合集》新书发布会，辜振甫早上起来，上了轿车，秘书才跟他说了“两国论”的事情。李登辉没跟他打招呼。我到会场时见很多记者围着他，郝柏村、林洋港等人都在前排坐着。辜的“两国论”补台讲话就是在新书发布会现场讲的。当天晚上，喝了不少酒，上好的花雕，他感慨万千。辜振甫讲他自己和家族的故事，讲他所经历的两蒋(主要是老蒋)与日本打交道的历史，以及李登辉的对日交往。他说李登辉的日语虽然可以，但书面语不行，对日的文告和通信都是他亲自写的。聊天中，他强调说：很多人都关注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但很少有人了解台湾的政治跟日本之间的更深的关系。《联合报》的老总说，能不能给《联合报》写文章，他说现在不能写，但是将来一切都退出了就会写;他笑着说：标题都想好了，就是《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美国鼓励日本解禁自卫权，默认其重新军事化，实际上是以日美联盟为轴心，向遏制中国的冷战秩序回归。如果日美在这个方面很明确，两岸又无法形成政治对话，台湾下一步面临的抉择就是：加入以日美主导的军事-经济体系，还是以发展较为顺利的两岸经贸关系和日渐广阔的两岸人员交往为基础，重建两岸的政治关系?重造冷战格局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不符合区域的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关系变化的总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被封锁。台湾加入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区域势力，对中国大陆不好，对台湾也未见得好，一定也对中日两国关系不好。“太阳花运动”横空出世，打断了服贸。这一事件本身就说明大陆方面在设想和签署服贸协议时缺少对台湾社会状况的总体评估，只是着眼于经济。两岸关系既然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关系，推动服贸、货贸又怎么可能不去考虑更广阔的问题?从政治谈判到台湾加入TPP都应该是发展两岸经贸关系需要考虑的议题。真正的问题是：两岸政治关系的重启究竟以何为基础?在未来的时期里，怎样的力量，或者创造怎样的政治势能，才能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
http://www.guancha.cn/wang-hui/2015_01_30_308098_s.shtml
台湾政治纷繁变化，从政治领导人到社会运动，其兴也勃，如风云凝聚，其亡也忽，如水银泻地，看得多了，有时会失去敏感。2014年这场“太阳花运动”，看似与之前的运动前后相联，但又有所不同。年轻一代的姿态确实对上一代的思考产生了冲击，一个新的时期似乎正在到来。但事实上，分析当代台湾问题不可能离开大陆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两岸关系也不只是两岸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岸各自内部关系重构并相互塑造的结果。对于台湾而言，大陆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均会在岛内产生不同程度的政治后果——反之亦然，虽然规模不同。但是，复杂的是，现在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又不能局限于台湾与两岸：它要置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心转移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再调整、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复杂变迁之中来考察。
一、 两岸政治关系的危机与统派的式微
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反服贸运动显示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两岸关系的平台，即国共两党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台湾“统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式微了。这两个转变均非突发现象，也都与大陆“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代表性断裂”相关。当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核心源于政治制度的代表性被不断地否定。表面看起来，这些问题跟台湾无关，但事实上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中国”意义的变化
在冷战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说：我们要反攻大陆。一边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另一边是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中国”作为一个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但在战略上美国用协防条约的形式限制台湾反攻大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台湾出兵，蒋介石也做了准备，但最终担心此举引发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反应而放弃了。两岸双方对“中国”的“正统”的争夺非常清楚，美国却一直是遏制两岸“接近”(无论是武力形式，还是和谈形式)的力量。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大陆不再提“解放台湾”这个口号，台湾也不提“光复大陆”，两边不再争夺“中国”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的范畴，已经退化成为一个地理的范畴了。——台湾不争了，它的口号已经从“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展为“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国”作为政治的空间、政治认同的根据都不需要争夺了。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说，这个政治转变是中国自己的政治观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大而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溯源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即试图用社会主义运动来解决政治认同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即便两岸仍然不能达成既定的政治统一，也不存在现在的台湾危机，两岸问题至少会是另外一个以争夺“中国”范畴为中心的问题。
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所以中国的所谓“代表性断裂”，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由于其隐含的阶级范畴不存在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概念，就转化为了族群、族裔的范畴，或以族裔性为中心的民族范畴，其认同政治只能围绕族群身份展开了。从国际视野看，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领域的代表性表现在中国跟第三世界的反对联盟，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统一战线，跟第一世界的博弈关系，正是由于这一遗产，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机遇，这是影响当代世界格局的大事。毫无疑问，这一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过程，以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资源贸易为中心的跨国流动已经取代曾经的国际主义，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间关系的更为实质的部分。在今天，重提万隆会议精神，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时刻了—重提不是为了重返1950-1960年代，而是探索21世纪的国际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改变了。换句话说，原来的政治实践的所有层面，从阶级联盟，到人民、民族、国际，统统都转变了——随着政治实践的转变，与前述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而所谓“解放台湾”，在原来的政治结构中是建立在以上这些政治范畴之上的。对于大陆而言，台湾问题当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大部分人只是在主权问题上理解它，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是上述政治问题的衍生物。统一问题一旦被贬低为一个族裔性问题或者说一个族裔民族主义及其主权形式的问题，就丧失了其真正的严重性。台湾问题被包裹在一个日渐失去效能的旧的主权概念中，就会失去其政治内涵。
中国内部的离心力，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转变相互关联的。中国精英甚至部分大众性的潮流，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和拒绝，略有政治性的表达是自由主义宪政，在民族问题上则表现为具有离心倾向的族群矛盾。台湾的“独台”和“台独”其实是分离主义，原因是离开二十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潮流，离开反帝反殖的历史语境，所谓“独立”这个范畴是无从界定的。分离主义的重心从“台独”向“独台”的转化，即从政治分离向承认现状转化，也显示“独立”这个命题实际上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台湾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大陆丧失了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开始的解放台湾的动力——那个动力是中国革命的持续进程的产物，这个过程不存在了，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台湾的状况则是——在台湾除了少数人物之外，基本上不存在“统派”了。
2.“统派”的式微
“统派”、“台独”或“独台”等等通俗说法包含了许多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也预设了一定的价值判断，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但不用这些概念，换成分析性的范畴，恐怕人们会觉得过于陌生。我们姑且在描述的意义上这么用。台湾“统派”的概念形成于与“独派”的斗争之中，但其历史地基却广阔深厚得多。从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台湾光复，对民族解放的探寻从未停息;冷战时代，两岸分治的局面同时带动着两岸对于统一的探索;后冷战时代，这一探索从以武力解放/光复(不排斥和谈)为主导向以和平统一(不排除武力统一)为主导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统派”的广狭二义。狭义而言，所谓“统派”就是在台湾岛内主张祖国统一的政治力量;就广义而言，“统派”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大潮流的余脉，其在岛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虽弱，却与两岸及世界各地支持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人们声气相通。在这个意义上，“统派”虽然构成复杂，却可以视为20世纪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能像现在一些流行说法那样，将“统派”的式微解释为现有政治格局中某种派别的衰落，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总体格局发生巨变的症候。也正由于此，如果“统派”在台湾政治光谱中消失，两岸也就没有能力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基之上，创造源自两岸社会内部的、趋向于统一或统合的互动过程。
台湾“统派”式微是一个长期过程，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如今没有支持统一的人了，而是说这些人及其活动如同孤军奋战：先是从一种政治共识蜕变为一个政治派别;现在即使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它在台湾政治格局中已经连不成军了。台湾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它有没有“独派”即分离派，台湾问题的核心在于既不存在反共的统派，也几乎不存在支持共产党的、作为政治有生力量的统派(沿着早期左派的脉络坚持下来的少数力量如劳动党等始终坚持祖国统一，但在台湾政治光谱中，始终处于极为边缘地位)，占据政治的中心地位的是在统独名义下格斗的泛蓝“独台”派和泛绿“独台”派。“统派”落潮其实也是一种标志，它表示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民族意识逐渐失去了政治能量。唯一还可以勾连的是所谓“文化”。文化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上升为政治认同是完全未定的，这一点许多持分离立场的人早就这么说了。如何将古代优秀传统与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的文化结合起来，在中国大陆也并不清晰，这一点对于两岸之间言说文化的方式也产生了影响。
1992年，民进党还处在党外运动向政党运动的过渡期，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留学生中也算少数派。那年我初到哈佛，恰逢吕秀莲来哈佛演讲。台湾的留学生问她：你要台独，那你算不算中国人?她回答说：Ethnically， I'm Chinese, politically， I'm Taiwanese，将族群与政治区分开来说。她没有提文化。今天，许多人谈中华文化，与过去支持统一的人谈中国文化不一样。伴随“统派”的式微和“独台”的主流化，新的趋势是在“独台”的前提下谈论中国文化。这其实很自然。由于台湾的历史、地缘和文化传统，不讲中国文化，台湾的内部认同危机就没办法解决，因此在独台框架或承认现状框架下来承认中华文化的合法性，与统一——包括“文化统一”——没有任何关系。有趣的是：当台湾“统派”式微之时，为了在“独台”基础上进行重新整合，“基本教义派”的“台独”主张成为台湾社会内部经常被批判和指控的东西，以至于造成一种幻觉，似乎反对“台独基本教义派”就等于“统派”。在知识领域里，这种现象更甚，很少有人——包括“独派”知识分子——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基本教义派”。这不过是“独台”理念占据中心地位的后果。在这种政治理念中，并不存在“统”的位置。
什么是“统”?“统一”还是“统合”，哲学上涉及一与多的关系，政治上则是统一与制度多样性的关系。“一”内在地包含了“多”，“一”就是“多”在互动中形成的状态，“一”因而也是一种关系状态。所谓“多元一体”、“一体多元”，或者，“跨体系社会”、“跨社会体系”，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表达一与多的关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中国，对于制度多样性的实验从未停止。但就两岸关系而言，所谓“统派”，不管其内部差异有多大，均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原则框架来解决两岸问题，而由于“一”内在地呈现为“多”，对于“一”的言说必然包含了多重性，但这种“多”在态势上不是趋向于“分”，这就是互动与和谈的基础。说“统派”式微了，并不是说两岸缺乏民间的、历史的、亲缘和地缘的血肉联系，而只是说这些联系无法上升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政治力量，也就失去了大众政治的领导权。
或许有人会问：没有“统派”又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统派”的诞生是对“独派”潮流的回应，其衰落只是社会潮流发生转化的标志而已;所谓“统派”式微并不代表其彻底消失，毋宁处于消长起伏的消与伏的历史阶段而已。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联系和情感联系被人为压抑和政治扭曲，台湾岛内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团结，裂隙和情感伤痕将长久存在;没有“一”，所谓“多”将因缺乏共同平台而陷入孤立、疏离和持续隔绝的境地，两岸关系也会因为缺少能够相互沟通的桥梁，难以形成改变区域霸权构造的共同力量。由于地缘、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存在着难以分割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试图脱离大陆解决其内外危机是不可能的。试图将两岸关系悬置起来谈论台湾认同，台湾内部和区域内部的政治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统派”的式微不仅是两岸问题中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台湾内部政治危机的一个部分，也是亚洲区域改变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关键所在。中共用连战、宋楚瑜这些国民党二代作为代表。他们属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但还绵延着内战和冷战时代的一部分印记(也就是“右统”的印记)，加上改革时期他们在两岸交流中的新角色，将他们作为联络对象是自然的，但把他们当做“统”的象征，内容已经是空洞的，因为他们对美日的支配结构习以为常，对年轻一代也毫无影响。这个游戏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关系都处于由于“统派”消失或者说“独台”成为主流而产生的困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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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27日—29日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共同协议
在台湾岛内，比较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其实是辜振甫及其周边人物——这里不谈他们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我顺便讲个小故事，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1999年，我去参加辜公亮基金会为《严复合集》出版而组织的一个严复学术讨论会。我那时在社科院工作，申请入台证手续复杂，邀请方来电话表示要去帮我疏通关系。放下电话后不到一小时，国台办就给我打电话，要我直接去拿入台证。到了台湾，辜振甫秘书来机场接我，方才知道他们使用了直通电话。辜振甫的秘书在路上跟我说：辜先生这一代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再也走不下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导弹危机之后，辜振甫于1998年10月访问上海和北京，10月15日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白玉兰厅，汪辜在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中会谈，达成四点协议。谈判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汪道涵在欢迎宴会上就说：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汪道涵和辜振甫单独一桌，品茗而谈，随员位置相距较远。午饭吃完了，形成了四点共识，缓解了那一次台海军演之后的紧张局势。但辜振甫回台后，台湾方面并未沿着四点共识的精神向前推进，反而不断放话，设置政治谈判的障碍。辜振甫的秘书说，那次四点协议之后，辜振甫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做的都做过了，到头了，再也不可能了;要有新花样，就要换人了。当然，李登辉之后的变化恐怕也超出他的预估。其实，从国民党官方来看，国统纲领正式的完结是在1996年前后，李登辉已经在为“两国论”出台做好铺垫了;所谓“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独台”的理论表述。在“独台”——即以承认现状为特征的分离派——成为主流的氛围中，你也可以说，现在的台湾政治仍然处于李登辉时代或李登辉时代的漫长阴影之下。
政治领域发生认同危机要更早，这确实跟中国大陆的变化关系很大。1989年政治风波对台湾和香港乃至整个世界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陈映真在90年代初来大陆的时候，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内的变化。从二十世纪的政治视野来看，如果大陆不再有社会主义理念，统一的政治基础就动摇了，统一不仅仅是形式主权的问题，而且是民族解放的问题。1997年，我去中研院参加学术会议，陈光兴拉我去参加台社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陆身份”。那一次访台期间，我也见到陈映真，看得出来他很孤独，被“独派”攻击，被年轻一辈的左派疏离，甚至追随者也在分崩离析。陈映真被孤立最初是因为1989，那时他公开发表文章为大陆辩护;这件事情变成所有人攻击他的一个借口。他挺中国大陆不是基于一般中华主义立场，而是基于他从政治的角度对美国霸权、冷战格局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位置所做出的分析。大陆的政治家关心统一，却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对于统一的理解，他们的统一观也是“去政治化的”。陈映真就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他们的人同桌共饮，就像被拉郎配一样。而实际上，官方更加重视那些拥有政经权力的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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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台湾作家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适逢香港回归时刻，大陆的主管方面渐渐疏离了长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左翼，转而将香港的几个企业大佬作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对象。今天香港的危机与这个路线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
时代发生了变化，固守冷战时代的敌我定位已经不合时宜，统一战线需要打破原有的阶级边界，团结各种能够团结的力量，形成新的政治。但这个打破边界的过程如果不是基于对矛盾及其转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机会主义的陷阱。这个陷阱也就是接受“历史终结论”，放弃对新的社会道路的探寻。真正让陈映真感到孤独的，是他到了大陆以后发现他跟所有见到的大陆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讲到他们在爱荷华，他调侃中国革命的发言惹得陈映真大怒。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岛开一个环境与文学的会，陈映真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环境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环境问题做了理论分析，结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张贤亮在会上说：宁夏最欢迎大家去“污染”(投资即有污染)了。从青岛回到北京后，陈映真约我见面，感慨良久。作为左翼统派的代表，他的愤怒不仅产生于政治立场的隔膜——在这方面，反而是自以为脱离了“政治立场”的大陆作家或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政治立场”，更习惯于党同伐异。他的愤怒中包含了一种对政治地基变动的感觉。陈映真对历史变迁的敏感远非他的大陆同行能够理解。他看到这个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带着忧患之心反思自己经历的时代，而他的大陆同行却欢天喜地。
3.新的文化、新的政治、新的我们
考虑台湾问题我们也可以将新疆问题置于视野中。抗战期间，茅盾受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担任新疆文化学会会长。当时去新疆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后来牺牲在那里了。茅盾和赵丹属于死里逃生者。当年茅盾这些人把新文化运动的很多成果介绍到新疆，很多维吾尔精英是非常认同的，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新文化。这对于新疆的中国认同有很大的作用。这里说的“中国认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包含着政治的和日常生活范畴的价值，而不仅是族裔的或主权的概念。那时候新疆的精英不会觉得新文化是汉人的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代表了真正进步的目标的文化，这也是维吾尔民族应该认同的文化。茅盾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情，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成过程也是一笔贡献，可是没多少人记得他这些事，中国的知识领域、文化领域的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其意义。他们的贡献，现在谈得很少，一般的汉族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那做了什么，更不用说，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时候有哪些维吾尔精英分子也投身了这个运动。这不是一个汉人的运动，而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的古丽娜尔老师在讨论中，曾把现在的新疆跟三十年代作了一个对比。现在许多当地年轻人正在向宗教——也包括比较保守的教派和教义——回归，而精英阶层——无论是汉族、维族或其他民族的精英阶层——并不代表任何新的价值。的确，我们很难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中看到一种能够推动各族人民互助团结的文化运动，以及发自内心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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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新疆做文化工作
茅盾等人做的工作就是创造文化政治。那么，有没有新的文化政治在海峡之间产生?这很重要。如果没有文化政治，要不就是统，要不就是分——不是互相遏制，就是武力威胁。文化政治并不等同于文化统战，统战通常以既定的目标和理念为前提，力图扩展其实践范围。文化政治的实质是构建理想，文化统战只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文化政治关心的是内容、是终极价值，而文化统战注重的是形式与战略。两者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若只有统战策略，而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标和理念，就只能是汪洋中的无舵之舟。因此，文化政治是产生理念的过程，并通过践行新的理念或更新旧的理念，修改旧的政治路径，创造新的社会力量。因此，文化政治的目标不是为了创造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统派”，而是创造一种局势，这种局势能够唤起两岸人民的共同连带感，并由此带动超越僵化的社会关系(蓝/绿、外省人/本省人、中国/台湾)的政治能量，形成新的社会力量。这种文化政治不是对既定的力量分野的确认，而是对这种分野本身的改造。在20世纪，真正促成社会团结的力量是一个代表着普遍的解放进程的新的文化运动。维吾尔精英分子穷其毕生心力翻译鲁迅的著作，使得鲁迅也成为维吾尔现代文化史上的丰碑，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学到什么呢?如果鲁迅的作品被定位为汉人的作品，鲁迅的文化政治被定位为汉人的文化政治，就不成其为新政治了，而褪变成19世纪的旧政治了。茅盾这些人在新疆的案例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们只是代表汉人而不是代表一种进步的文化，我们怎么能设想鲁迅会成为几代维吾尔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呢?讨论文化政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且是真诚地考虑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怎么产生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造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中军事斗争、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土地改革就是这一社会改造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妨将台湾的情况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做个比较。国民政府对新疆持续推行中国化过程，包含着政治上对苏联的抵御。清代以来，俄国介入是新疆问题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很大，并与中国革命的浪潮相互呼应。对此，杨增新时期有抵抗，盛世才时期有抵抗，40年代国民党政府时期有抵抗，他们的抵抗都诉诸中国化的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主张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是积极的、重要的主张，但在外部入侵问题解决之后，这个主张如果不与民族平等的新政治相结合，就可能被视为汉族中心论的主张。在反帝反侵略的语境中，在存在世界霸权的条件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是政治性的，即内在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政治潮流的;脱离了这一政治语境，若无新的政治介入，它也可能蜕变为去政治化的口号。
1949年后，中共以民族平等为原则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政治结构、宗教结构很清楚，而且解放西藏是由上而下，完全从外面进去。1950年解放军进藏，没有触动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说是给他们“帮忙”，结果1959年爆发了危机。只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农会才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让普通农民或农奴通过土地改革加入新的社会进程，新中国的认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暴力性程度高，这是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特点，但是它在创造政治能动性方面要成功得多，即通过翻身政治，创造出新的政治主体，政治认同跟随着土改过程而转变。创生新的政治主体并不一定需要暴力，但对暴力的反思却不应遮盖政治创生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在1980年代以前，由于土地改革，中共政权由上至下地推动了一个由下而上的运动，两者汇合重构了西藏社会，奠定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西藏土改过程中，有政策失误，也有因干部水平和作风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这些问题并未动摇藏人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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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班禅联袂进京受到毛泽东接见（1954年）
为什么国民党会被认为是外来政权?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除了山地部落之外，所谓台湾人也都是在不同时期移民台湾的大陆人。即便在台湾语境中，从大陆去并不等于就是外来的。高金素梅从本土族裔的角度讥讽排斥“外省人”的人也是“外省人”，算是点到了痛处。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刚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时，并没有人认为这是外来政权;1949年陈诚接任省主席，国民党退守台湾，也没有被认为是外来政权。那时日本战败与回归祖国还是叙述的主要框架。按照陈明忠的说法，台独第一波，牵头的是林献堂这些人，什么原因呢?他们代表的是台湾地主的利益。林献堂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自治运动中是偏右的，他们担心土地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一般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今天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相对于大陆的土地改革，台湾的土地赎买，暴力性很低，这是其好的一面，但赎买过程缺少台湾当地人民自主参与改革的能动性，也就缺少了从草根里面产生出的政治主体性。台湾土改没有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动员，认同的根基是浅的。这是不是就是“台独”萌芽的最初因素呢?我了解不够，不能下结论。
经过内战、民族战争和漫长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动员所达到的深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帝国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但这个进程没有结束，认同危机也并未过去。以清朝为例，第一代遗民还在，反抗此起彼伏;第二代遗民已经入仕了，反抗逐渐消歇;到第三代，不但认同问题大致解决，周边王朝也承认其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地位了。也就是说，三代过后就是中国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创造新认同方面的成就确实惊人，但它不持久的状况也是明摆着的。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70岁以上的老一代人认同中国，对现状担忧;50岁上下的中年一代人牢骚满腹，大体上承认历史，但要求改变现状;第三代人，也就是20-30岁的一代，不但趋向于宗教认同，而且有些倾向于暴力。台湾的分离倾向上升为巨大的政治潮流其实也是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情况不同，但氛围是相互交叉的。
讨论两岸问题，离开新的政治论述是不可能的，仅仅靠着回到保守主义的文化政治也是不可能的。20世纪提供了促进两岸统一的最为深厚的政治传统，一种超越两党政治的认同政治也恰恰是在两党带动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但这个模式已经难以重复。有人换一种想法，认为只要认同共同祖先就可以了，似乎认同只是寻找共同性，而不需要博弈和斗争，这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太简单化了。中国政治保守派的误区，就是以为只要还谈中国文化就可以，但他们不了解政治上“统派”的消失的含义是什么。在台湾问题上，在统一问题上，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而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创造新的“我们”。这个“我们”并不限于台湾的“统派”，而是在两岸互动中产生的超越上述僵化边界的新格局、新力量。两岸的政治谈判本身可以为深化交流提供机会和空间，但能够促进这一政治谈判的，恰恰是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态势和社会力量。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对称，一边轰轰烈烈，而另一边却如隔岸观火，这不但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不对称，而且也阻止了两岸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而这种公共空间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因为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无论了解多少，是否真实和全面，台湾对于大陆的意识带有全民动员的特征。相较之下，台湾问题，连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区域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和媒体环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台独”、“独台”是政治动员的产物，那么，大陆社会对于台湾的政治变迁却缺乏敏感，更不要说政治动员了。在公共舆论中，台湾只是作为台湾问题而存在;只有台湾问题专家才去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除了港台专业的学者，似乎是无须讨论台湾问题的。这不是认识论上的“独台”是什么?知识壁垒早已产生了。因此，虽然大陆社会反对台独，但在若干方面已经默认了“独台”的构造——我说的默认不是政治上的承认，而是基于知识和记忆的政治无意识。“统派”在台湾的式微与上述不对称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这种舆论上的不对称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匮乏，势必导致政治幻觉。
舆论上的不对称反映着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高度的政治动员与极度匮乏社会政治动员的对比。台湾有政治动员，香港有政治动员，新疆存在着潜在的政治动员，西藏也同样孕育着某种政治动员，这些动员回应着不同的社会政治议题，但又常常与较为凝固的身份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是政治动员中的去政治化要素。因此，至少在分析的层面，我们需要对政治动员的不同要素进行分析，并动态地观察，所谓一分为二，就是说明矛盾的构成及其转化，而不是将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分立设定为凝固的尺度，并作为政治动员的筹码。中国大陆的总体社会政治氛围是以稳定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的状态不同于这些区域。很难一般地去褒贬这些不同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支撑着这种不对称：一种以族群的、宗教的身份政治替换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另一种以取消政治辩论和社会动员换取稳定。
两岸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就像香港、西藏、新疆发生的问题一样，并不只是所谓周边问题。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问题，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的某种分离性的趋势难道没有相关性吗?除了全球化和亚洲区域的变迁外，中国自身的变迁也是产生这些趋势的动因。不久之前，大陆游客与香港居民的矛盾激发起那么多的口水和情绪，从某个意义上说不是坏事，把内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来，而不只是将这些问题都遮蔽在“一国两制”的套话之下，促进思考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如果这样的相互介入只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层面，政治热情会逐渐消失的。同样，我们看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不是出现几次暴力恐怖事件，没多少人关心新疆问题;藏区的自焚事件，起初有些报道，此后就消歇了，也没什么触动。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区，一点小事网上就吵成一片;但一谈到新疆、西藏问题似乎就是新闻中报道的那些烧车、杀人或“暴恐”了。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危机的深刻分析，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的充分认识，我们对“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理解，也谈不上重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
4.冷战格局的转变与两岸关系
讨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及其演变不可能离开对20世纪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的重新估价。从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中国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跟苏联的公开决裂以至于兵戎相见这段历史，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里面怎么去估价，是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正面地说，它为中国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政治前提，这个我过去也讲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如果不是以决裂的方式，而是以别样的政治的方式，在斗争中维护社会主义内部的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和改革，那世界格局会是怎样的?这个假设或许完全不成立，如果成立，后果也是完全不清楚的。如今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的学者，大多承认冷战时期的东西竞争对于社会福利体制的完善起了正面作用，那么假设一下这个问题，想象一下是否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所以说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变迁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后者对台湾的影响太大了，所谓“独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是从它寻找国际承认的失败开始的。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第一波振动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法案，第二波振动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最近写的《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对这个问题略有论述，在正文里是从正面说，再加了一个注释是从负面说，但处理的是同一件事情。正面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变化，1987年台湾戒严令的解除不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觉得解严是他们奋斗的结果，这一点我当然是承认的。从负面说的意思是：中美关系的改变使得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大幅度流失，没有这一变化，很难想象国民党会自动发生变化。国民党政权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而联合国的承认是台湾对内统治合法性的根源，反攻大陆的政治理据基本上就建立在此。随着国际承认的合法性消失，国民党不得不去寻找内部合法性，这就是它的大规模本土化的动力。在这个条件下，李登辉等国民党内本土派在蒋经国时代崛起就是必然的了。蒋经国有他的开明之处，这个不必否认，但是，国民党在镇压敌对分子方面的历史如此昭彰，开明也是相对而言的吧;如果离开前面所说的政治条件，很难理解他的这些行动。国民党体制的本土化不同于先前的“台独”运动，蒋经国是反台独的，改变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在后来者与先来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也是合理的，但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努力演变为本土化的潮流已经是新形势的界标，后者为此后的“独台”模式铺设了前提，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借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外壳形成所谓“特殊国与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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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蒋经国视察福建外岛马祖
两岸分裂不仅是国共内战的延伸，也是美国全球霸权格局成型的后果。随着中美关系改变，台湾在冷战格局当中作为美国筹码的意义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改变了，所以美国可以要求台湾更大程度地民主化，并在这个条件下控制台湾政权，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让蒋介石政权的那种独裁统治模式持续下去。亚洲地区的民主化，例如韩国、印尼等等，都离不开这个冷战格局的转变来理解。台湾的留美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在台湾政治中施展的角色是与美国及其对东亚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我这么说并无贬低其作用的意思。这从内部瓦解了国民党内反共的“统”的基础。与此相对应，大陆的内部转变，使得左派的“统”的基础也逐渐地消失了。冷战格局的改变为两岸在各个层面相互交流提供了条件，经济更是相互纠缠，文化层面的共同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由传统的“台独”所代表的分离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趋向于统一的政治基础反而逐渐式微。在这个大潮中，表面看“台独”运动波涛滚滚，但这只是现象。根本性的问题是，作为政治力量的“左统”和“右统”同时衰落了，“独台”或各种“两国论”的变体实际上上升为岛内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它在越过蓝绿的明确分野之际，却将两岸关系置于困境和危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蓝绿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社会内部的裂痕却难以消失。
二、 反服贸运动与反TPP
反服贸运动触动了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多重困境，产生了某种综合效果。与当年红衫军反政府贪腐、白衫军反国家暴力不同，这次黑衫军以反经济不公为旗帜，但最终又以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点题，其政治姿态颇有对二十多年来支配台湾社会变迁的政治平台本身进行总清算的态势，影响将是长远的。经济衰退、贫富不均扩大、对内地依赖加深是台湾社会共同认可的困境，而对政治平台的冲击却显示了新生代对于政治框架本身的怀疑。放在全球社会运动的脉络中，“太阳花运动”也有新意：突尼斯、埃及打的是反专制和民主的旧旗帜，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只是对大资本金融统治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他们都没有公开地将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与对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本身的质疑结合起来并诉诸政治行动。台湾年轻一代不仅对这些困境的体会更加真切，他们对政治的质疑也触动了根本性问题。我同意这样的判断，即反服贸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无能政府和贫富分化，至多也只是反大陆的某些资本。但在政治前景不明、缺乏明确的社会目标的条件下，学生运动触发的政治动员极易(或已经)被二十多年来形成的惯性力量和政治势力引至对“中国”的恐惧和怨恨之中。“占领运动”表达了不满，但由于提不出切合实际的政治目标，为旧政党政治所填充、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推论逻辑：台湾经济之所以衰退是由于大陆的崛起、贫富不均是因为两岸贸易得利的是大商人、对内地的依赖是因为大陆企图以经促政，并吞台湾。这样的提问难道没有掩盖两岸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没有遮蔽台湾经济在这个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中从中国大量的劳动者那里获得的超额利益么?若要谈论反对某些大陆资本，为什么不是讨论劳动者的联合，共同争取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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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学生
“太阳花运动”的平等诉求的确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关。在中国大陆，二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其影响之广泛和深刻，难以评估，大陆的对台政策虽曾一再声称政治谈判的关键意义，但实际上却越来越依赖于经济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利逻辑。由于台湾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这一让利逻辑如同一柄双刃剑，既支持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又与台湾内部的分化相互纠缠。在经济衰退的条件下，大陆资本的流向、移民和游客的扩张，一再成为怨恨对象。因此，“太阳花运动”触发的台湾政治的新发展势必对大陆的对台方略产生巨大冲击。其实，台湾两派政治势力均认为正是由于不独不统的状况，台湾才在经济上获取最大利益;民进党也才多少遏制其内部的“急独”势力，试图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台湾领导人并没有意愿与大陆统合，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考虑的完全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短期需要，而不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台湾岛内没有因为两岸经贸和人员交流的扩大而产生对大陆的亲近感，恰恰相反，台湾经济地位的衰落正在促进台湾的分离倾向。马英九努力推动两岸服贸协定，不仅是想获取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是想藉此加入周边区域经济组织，如RCEP与TPP，特别是后者，目的是与美国在经济上再次结盟。也正由于此，美国才会一反常态地公开出面支持马英九的服贸政策，批评民进党并通过其影响力制止学运的蔓延。
如果说反服贸运动对以经促政的逻辑产生了冲击，那么占领立法院运动的政治寓意就更强了。就台湾政治而言，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并未摆脱蓝绿格斗的痕迹，毋宁是沿着民进党台独路线对于“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冲击。但这一行动也提示了新的内容：第一，运动以反服贸、反黑箱运作相号召，而不是像过往民进党主导的群众运动那样以反国民党相号召;第二，尽管党派势力在运动中若隐若现，但“太阳花运动”以学生为主体，而不是政党冲锋在前。至少可以说：这是台湾政党(包括国民党和民进党)本身失去召唤力的症候。就两岸关系而言，无论是对立法院的占领，还是台湾政党政治的转型，都间接地质疑了主导两岸关系的、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平台。今天两岸政治对话的所有平台都依赖政党，是党对党的平台，无论是斗争，还是和谈，都以这个平台为中心，若往上追溯，国共以政党关系主导国内政治上是从北伐开始的。但反服贸运动发展到占领立法院，等同于对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平台的否定。从20世纪开始，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进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但到了这儿，好像很难走下去了，至少光靠两党政治，甚至民进党上来搞三党政治大概都不行了。因此，占领运动预示着必须重新洗牌才能形成一个新的政治过程。现在政治家和学者还很少认真讨论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最终走下去，按照旧的方式，将是无从着手的困局。你可以找宋楚瑜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访问一下，但这么做，只是宣传上可以说一说，添加这些政治人物在大陆和台湾政治中的砝码而已，对于改变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是没有用的。这些政党领袖对年轻学生没有任何召唤力，也缺乏任何政治想象力。
传统政治平台的危机凸显了寻求新的平台以促进更为广泛的交流的必要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三十年两岸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改变也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潜力。批评单纯的经济逻辑并非否定两岸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日益广泛和深刻的日常生活联系。从一个较长的视野看，台湾的党外运动、“台独”运动、新社会运动与党派运动的关系都不单纯。党外运动的历史比较复杂，走向“台独”是比较靠后的事情。从保钓运动到党外运动，党外运动与“台独”运动之间有交叉、有差异、有复杂组合。199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迅速向“台独”方向走，是一个双重的重叠的结果——解严的历史与全球冷战终结的重叠。全球冷战的终结，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为中心的，在中国大陆，是以“文革”的失败为某种标志的。本来党外运动和保钓运动里面都有比较强烈的具有社会主义主张的力量，都有在资本主义范畴外来寻找台湾出路的想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反对国民党专制，大家也知道国民党是跟资本主义的体制完全连体的，所以本来存在着在此之外寻找可能性的政治力量。保钓运动并非针对统独议题，但由于里面存在亲国民党的势力(如“反共爱国同盟”)及某些以台湾独立相标榜的要素，追求祖国统一的主流也就被追认为“统派”了。其实，他们的“统”是和向往社会主义中国密切相关的，那是主流而非“统派”。但由于上述双重重叠，原来在台湾内部针对国民党的批判运动和寻找另类出路的努力，几乎没有空间了。在1990年代以降，台湾的社区营造与国族主义动员有着不可避免的关系，但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这种重建社区的努力是与社会保护运动相互重叠的。事实上今天已经很难用统独等概念去描述这些保护运动了。
在1980年代，陈映真这些人与党外运动的关系是重叠的，他们属于同一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党外运动本来存在着探讨台湾社会的政治未来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到1989年之后，苏东巨变，新自由主义潮流对中国的改革产生愈益深刻的影响;而在台湾，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寻找另类出路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党外运动逐渐地凝聚，原来比较复杂的、包含不同政治指向的民主力量逐渐被一种有些奇特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所裹挟。从中国大陆来说，20世纪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差不多结束了，1980年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只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从欧美的视角观察，到1989-1991年，20世纪伴随着冷战体制的转型而结束了。换句话说，充满潜力的20世纪所能提供的直接政治方案，几乎都不能解决两岸问题。所以说，台湾解严与冷战终结以一种独特方式重叠——所谓独特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方式——使得台湾岛内运动内部的政治分化被凝聚到新自由主义方向。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所谓统独之争其实已经是“独台”和“台独”之争，民主的政治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耗尽了。“台独”、“独台”的政治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即以既定霸权格局为前提，诉诸虚构的身份认同，将所谓台湾自主性的标题置于形式主权框架内，以不同的名义确认台湾在这一格局中的地位。两者的争论不涉及台湾的基本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不触及当代世界不平等的关系——不平等只是政党角逐的砝码。围绕着族群政治，台独和独台以空洞的政治正确相互竞争或自我标榜，实际上，除了由两岸经济关系的变动而触发的真实的妒恨、对“共产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虚拟的仇恨之外，这样的竞争已经彻底空洞化;因其空洞化，又唤起人们用中产阶级的平庸政治或右翼民粹主义的无力的激进姿态进行政治填充的热情。这样的民粹政治与大陆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正好相互呼应。
在反服贸运动当中，“统派”为了维护统一的大目标，与许多中产阶级一道，站在维护两岸贸易的立场上。在运动中，也有一些力量处于不同的动力和立场，试图用左翼的言辞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对于支持两岸发展经贸关系的力量而言，这也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统派”的本意是说：新自由主义有问题，应该批判，但两岸沟通和互惠有益于台湾。这个论述不但对于年轻一代毫无吸引力，还使得原来有着充足的历史资源的左翼统一力量的当代面目变得非常模糊，很难凝聚实质力量。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估价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两岸贸易中的角色呢?在西方舆论中，中国国有企业仍然被当作计划经济和国家垄断的象征加以鞭挞，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大陆的角色正好相反，毋宁更像是打破贸易壁垒、追求自由贸易的忠实信徒。中国的这种努力是全方位的，除了加入WTO和其他国际市场体制之外，中国以同样的原则进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按照同一逻辑批评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在与第三世界的交道中，中国保留了一些早期国际主义的因素，但毋庸讳言，其行为主要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这一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心转移的独特方式出发进行观察。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通常以贸易和生产规模的过度扩张引发的危机而告中断，但这些中断也会促成恢复生机的体系重组。用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话说，这个体系重组的基础是强势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而每一次重组的结果就是其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比先前的综合体更加强大。他敏锐地观察到：与过去的经验相比，新一轮金融扩张(这是对过度积累的典型反应)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出现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这一长期趋势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解体后，世界性军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无前例的。”(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页)阿锐基在1990年代上半叶所做的分析还主要基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而不是中国的崛起，但他所预见的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史无前例的分家正是东亚地区的新现实。这一分家导致了两种秩序之间的博弈：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联盟为基础的、通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称霸的全球性秩序，而另一个则是以东亚地区强劲的经济力量和金融力量为基础的全球性秩序，其中第二个秩序“比第一个较为平等”。(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页)由于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东亚、尤其中国的崛起并不可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霸权，恰恰相反，其经济扩张和军事上的脆弱恰好与美国通过其政治、军事霸权维持其旧秩序的努力相互矛盾和冲突。因此，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存在着双重的趋势：一重趋势是以10+1或10+3为中心的、以经济和金融为中心的区域整合，另一重趋势是以美国所谓“重返亚洲”为标志的向某种冷战格局回归的趋势，其经济上的对应物则是以排除中国大陆为动机的、以美国及其冷战时期的旧盟国为基础的TPP计划。中国通过贸易和金融推进区域整合的努力其实正是这一轮资本主义重组的双重趋势的必然产物。若不能对这一双重趋势本身展开历史的和政治的分析，而只是单向地批评两岸关系中的经济主义趋势，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盲视的陷阱。在两岸关系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经贸关系，而在于必须改变经贸关系中的“让利逻辑”。说到底，“让利逻辑”恰恰是以两岸分隔为前。
如果美日同盟显示出愈益清晰的向旧秩序的回归态势，两岸关系势必面临巨大挑战。台湾问题与美国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与日本的关系却易被忽略。往前追溯，皇民化是另外一个被调动的历史资源。台湾的殖民跟东北的满洲国很不同。满洲国虽然是日本殖民地，但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满人政权，尽管是傀儡，但还要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满洲国自身需要一个当地认同的再生的过程。这与台湾的皇民化过程有重要差别，用日本人的话说，它在台湾实行的是所谓“内地延长主义”，这里所谓“内地”指日本本土，所谓“延长”是指将台湾作为日本本土的延伸。大东亚战争让台湾成为它的后备基地，皇民化则是配合其殖民和战争政策的认同政治。
关于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关系，我再说个小故事。1999年我去台湾那一次，辜振甫在他家里设宴邀请余英时、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和我，《联合报》的老总(忘记名字了)、联经总编辑林载爵也在座。就在前一天晚上，李登辉发表“两国论”，次日恰好是《严复合集》新书发布会，辜振甫早上起来，上了轿车，秘书才跟他说了“两国论”的事情。李登辉没跟他打招呼。我到会场时见很多记者围着他，郝柏村、林洋港等人都在前排坐着。辜的“两国论”补台讲话就是在新书发布会现场讲的。当天晚上，喝了不少酒，上好的花雕，他感慨万千。辜振甫讲他自己和家族的故事，讲他所经历的两蒋(主要是老蒋)与日本打交道的历史，以及李登辉的对日交往。他说李登辉的日语虽然可以，但书面语不行，对日的文告和通信都是他亲自写的。聊天中，他强调说：很多人都关注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但很少有人了解台湾的政治跟日本之间的更深的关系。《联合报》的老总说，能不能给《联合报》写文章，他说现在不能写，但是将来一切都退出了就会写;他笑着说：标题都想好了，就是《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美国鼓励日本解禁自卫权，默认其重新军事化，实际上是以日美联盟为轴心，向遏制中国的冷战秩序回归。如果日美在这个方面很明确，两岸又无法形成政治对话，台湾下一步面临的抉择就是：加入以日美主导的军事-经济体系，还是以发展较为顺利的两岸经贸关系和日渐广阔的两岸人员交往为基础，重建两岸的政治关系?重造冷战格局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不符合区域的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关系变化的总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被封锁。台湾加入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区域势力，对中国大陆不好，对台湾也未见得好，一定也对中日两国关系不好。“太阳花运动”横空出世，打断了服贸。这一事件本身就说明大陆方面在设想和签署服贸协议时缺少对台湾社会状况的总体评估，只是着眼于经济。两岸关系既然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关系，推动服贸、货贸又怎么可能不去考虑更广阔的问题?从政治谈判到台湾加入TPP都应该是发展两岸经贸关系需要考虑的议题。真正的问题是：两岸政治关系的重启究竟以何为基础?在未来的时期里，怎样的力量，或者创造怎样的政治势能，才能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
2015-2-10 12:01 上传
张承志，穆斯林作家、学者
奥斯曼帝国崛起对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并不像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除了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之外，不但中国大陆内部幅员辽阔，经济互补性强，而且朝贡圈内的贸易关系也非常发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马克思批评英国议会欺骗人民，因为议会讨论掩盖了以恰克图为枢纽的中俄贸易规模远超英国用枪炮换来的沿海贸易额这一事实。我三次去伊斯坦布尔，最近的一次还去了以佛所。这个地区的欧亚互动之丰富是惊人的。奥斯曼王宫里面有珍宝展，展品与大英皇宫相比也并不逊色。大陆基本找不到元青花，元青花基本上全集中到那里，量和种类都很繁多。除了元青花之外，还有许多西域民族的物品。奥斯曼苏丹搜罗了许多成套的瓷器，是做日常之用的，这些东西是市场上买的，不是赠品。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朝贡关系，而且是贸易关系。对于欧洲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是促使所谓大航海时代到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丝绸之路中断，原来的贸易路线不再通畅，逼迫着开辟了另外一个航线。但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与东方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而展开的贸易并没有中断。中国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拥有了远航的技术，却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拓殖;郑和下西洋，表明航海技术不成问题;清朝虽然是从北方来，继承这个技术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我没有研究过，姑且先提出来思考吧。
清朝对台湾的占领是出于政治一统的要求，而不是贸易的要求，在经济上也并不需要台湾提供多少东西。在郑氏攻占台湾之前，中原王朝没有经略台湾的动力。但郑氏在台湾建立政权之后，台湾对于大清政治一统来讲就变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战争后，台湾的割让是民族的耻辱，抗战胜利后必须收回台湾，也是这个道理。1943年开罗会议时，原本计划讨论二战时期被日本占领领土的归属问题，但为什么最终确定1895年即沦为殖民地的台湾必须回归中国?台湾对于中国的政治统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对台的治理，区分“生番”与民人，这应该是由经略西北和西南的经验而来。1870年代，台湾山地人与琉球渔民发生冲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们质问清朝政府为什么不处置当地人。总理衙门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结果给日本留下了进攻山地人并非进攻大清的借口。其实，这种将“生番”与民人相互区分的做法，与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清朝用土司制度进行治理，并不直接运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国第一次攻击台湾;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击台湾，就是以新的模式来冲击清朝的秩序观。我写关于琉球的文章时也说过，日本人第一次攻击台湾用的是美国人的建议，不是日本人的独创。美国人第一次进攻没有得逞，美国驻厦门的总领事李仙得给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把清朝经略边疆时对番民关系的区分置于西方主权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确定内外关系。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习惯法治理边疆区域，形成了两元结构的统治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法律多元主义，其内外观与西方国际法及其以主权为中心的内外区分完全不同。日本攻击台湾时的借口是：既然当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那么对于“生番”的攻击就不是对大清的攻击。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对台湾的进攻不仅是日本与清朝之间的冲突，也是两种秩序观之间的冲突。现代中国，无论哪个政权，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统一规则来经略边疆，传统的秩序观瓦解了。事实上，所有具有丰富帝国传统的国家在沿用这种模式经略边疆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共产党早期处理得好，是因为它由下至上地推动社会变迁，但是当这一过程终结，上下关系固化的时候，对这个体制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出来。大陆民族问题的爆发跟台湾问题的情况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这个根源都来自于西方在19世纪奠定的有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我在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写第二卷《帝国与国家》时，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于这一规则的、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历史地看，统一或统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统一或统合是一与多的辩证，也必定是一个多重参与的过程。
回到前面的话题，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1993年，东起连云港、西至鹿特丹的欧亚铁路已经贯通，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新的经济计划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困难和挑战都是显然的，有人说连新疆都搞不定，还怎么去谈“一带一路”?但是，新疆问题或其他区域问题恐怕也正是在展开“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才能解决。我们从“一带一路”面临的困境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而绝不只是经济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遭致失败和报复。“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路一带”的人大多只涉及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一个是金融扩张，这两个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复出现的问题。若只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一带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还可能触发巨大的风险和反弹。新疆问题是一个信号，2014年的台湾也是一个信号。但无论如何，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17世纪之后台湾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中国大陆沿海经济的发展和欧亚大陆关系的变化正在撬动全球性的历史变迁，大陆与海洋的关系如果不是发生逆转，也会产生巨变。
现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的时代，跟1989年以后的情况非常不一样。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失败，“历史终结”。然而，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不仅边缘区域如此，中心区域也一样。1989年后作为唯一政治合法性的那些东西，在今天无一例外，都处于深刻危机之中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地摆脱困境，重新思考政治实践的问题，两岸关系会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在“历史终结论”的范畴之外，共同探讨新的道路。如果沿着这条道路尝试开启新的政治实践，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涌现。这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不是局部危机，所以探讨中国政治的新形态，也有全局性的意义，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意义。
2012年，我在台湾访问牡丹社，沿着山道，一路摸爬进去。当年，像这样的一个台湾部落社会，其内部组织已经很完善，要想从外部攻进去很难。原来大陆许多地方也是这样的，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变迁，就像台湾社会一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化外之地”了。但是，在交通如此便捷、流动如此广泛的时代，统治者却不知道地方性族群内部在发生什么，这表明断裂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深的程度。现在需要重新拟定方向，纲举目张。这儿抹一块，那儿抹一块，没用。还是要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才可能明确方向，逐渐地使得这个局势逆转。比如说我在文中一再提到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应该重新来讨论的，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个探索还没有展开，问题可能就终结了。现在需要说明新的方向，虽然不容易，但也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这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脱离这个进程谈论新道路;第二，这是在东亚地区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全球劳动分工和全球关系的发展和变动，尤其是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趋势及其后果;第三，这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至少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张承志，穆斯林作家、学者
奥斯曼帝国崛起对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并不像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除了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之外，不但中国大陆内部幅员辽阔，经济互补性强，而且朝贡圈内的贸易关系也非常发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马克思批评英国议会欺骗人民，因为议会讨论掩盖了以恰克图为枢纽的中俄贸易规模远超英国用枪炮换来的沿海贸易额这一事实。我三次去伊斯坦布尔，最近的一次还去了以佛所。这个地区的欧亚互动之丰富是惊人的。奥斯曼王宫里面有珍宝展，展品与大英皇宫相比也并不逊色。大陆基本找不到元青花，元青花基本上全集中到那里，量和种类都很繁多。除了元青花之外，还有许多西域民族的物品。奥斯曼苏丹搜罗了许多成套的瓷器，是做日常之用的，这些东西是市场上买的，不是赠品。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朝贡关系，而且是贸易关系。对于欧洲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是促使所谓大航海时代到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丝绸之路中断，原来的贸易路线不再通畅，逼迫着开辟了另外一个航线。但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与东方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而展开的贸易并没有中断。中国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拥有了远航的技术，却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拓殖;郑和下西洋，表明航海技术不成问题;清朝虽然是从北方来，继承这个技术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我没有研究过，姑且先提出来思考吧。
清朝对台湾的占领是出于政治一统的要求，而不是贸易的要求，在经济上也并不需要台湾提供多少东西。在郑氏攻占台湾之前，中原王朝没有经略台湾的动力。但郑氏在台湾建立政权之后，台湾对于大清政治一统来讲就变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战争后，台湾的割让是民族的耻辱，抗战胜利后必须收回台湾，也是这个道理。1943年开罗会议时，原本计划讨论二战时期被日本占领领土的归属问题，但为什么最终确定1895年即沦为殖民地的台湾必须回归中国?台湾对于中国的政治统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对台的治理，区分“生番”与民人，这应该是由经略西北和西南的经验而来。1870年代，台湾山地人与琉球渔民发生冲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们质问清朝政府为什么不处置当地人。总理衙门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结果给日本留下了进攻山地人并非进攻大清的借口。其实，这种将“生番”与民人相互区分的做法，与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清朝用土司制度进行治理，并不直接运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国第一次攻击台湾;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击台湾，就是以新的模式来冲击清朝的秩序观。我写关于琉球的文章时也说过，日本人第一次攻击台湾用的是美国人的建议，不是日本人的独创。美国人第一次进攻没有得逞，美国驻厦门的总领事李仙得给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把清朝经略边疆时对番民关系的区分置于西方主权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确定内外关系。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习惯法治理边疆区域，形成了两元结构的统治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法律多元主义，其内外观与西方国际法及其以主权为中心的内外区分完全不同。日本攻击台湾时的借口是：既然当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那么对于“生番”的攻击就不是对大清的攻击。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对台湾的进攻不仅是日本与清朝之间的冲突，也是两种秩序观之间的冲突。现代中国，无论哪个政权，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统一规则来经略边疆，传统的秩序观瓦解了。事实上，所有具有丰富帝国传统的国家在沿用这种模式经略边疆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共产党早期处理得好，是因为它由下至上地推动社会变迁，但是当这一过程终结，上下关系固化的时候，对这个体制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出来。大陆民族问题的爆发跟台湾问题的情况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这个根源都来自于西方在19世纪奠定的有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我在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写第二卷《帝国与国家》时，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于这一规则的、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历史地看，统一或统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统一或统合是一与多的辩证，也必定是一个多重参与的过程。
回到前面的话题，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1993年，东起连云港、西至鹿特丹的欧亚铁路已经贯通，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新的经济计划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困难和挑战都是显然的，有人说连新疆都搞不定，还怎么去谈“一带一路”?但是，新疆问题或其他区域问题恐怕也正是在展开“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才能解决。我们从“一带一路”面临的困境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而绝不只是经济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遭致失败和报复。“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路一带”的人大多只涉及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一个是金融扩张，这两个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复出现的问题。若只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一带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还可能触发巨大的风险和反弹。新疆问题是一个信号，2014年的台湾也是一个信号。但无论如何，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17世纪之后台湾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中国大陆沿海经济的发展和欧亚大陆关系的变化正在撬动全球性的历史变迁，大陆与海洋的关系如果不是发生逆转，也会产生巨变。
现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的时代，跟1989年以后的情况非常不一样。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失败，“历史终结”。然而，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不仅边缘区域如此，中心区域也一样。1989年后作为唯一政治合法性的那些东西，在今天无一例外，都处于深刻危机之中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地摆脱困境，重新思考政治实践的问题，两岸关系会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在“历史终结论”的范畴之外，共同探讨新的道路。如果沿着这条道路尝试开启新的政治实践，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涌现。这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不是局部危机，所以探讨中国政治的新形态，也有全局性的意义，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意义。
2012年，我在台湾访问牡丹社，沿着山道，一路摸爬进去。当年，像这样的一个台湾部落社会，其内部组织已经很完善，要想从外部攻进去很难。原来大陆许多地方也是这样的，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变迁，就像台湾社会一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化外之地”了。但是，在交通如此便捷、流动如此广泛的时代，统治者却不知道地方性族群内部在发生什么，这表明断裂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深的程度。现在需要重新拟定方向，纲举目张。这儿抹一块，那儿抹一块，没用。还是要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才可能明确方向，逐渐地使得这个局势逆转。比如说我在文中一再提到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应该重新来讨论的，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个探索还没有展开，问题可能就终结了。现在需要说明新的方向，虽然不容易，但也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这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脱离这个进程谈论新道路;第二，这是在东亚地区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全球劳动分工和全球关系的发展和变动，尤其是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趋势及其后果;第三，这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至少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不能用一句话概括的议论文不是好的议论文，可否用一句话说明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台湾问题再思考——族群劣根性的显化与重述
http://www.fyjs.cn/forum.php?mod ... bile=yes#pid3412179
在我看来，马英九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不但是他个人的失败，反应的却是台湾人对自身命运的感情选择。
初当选时，马向全台人民承诺，给他八年，换台湾百年平安，现在看来，给他八年，换来的可能仅仅是台湾仅仅八年的思考时间，他没有为台湾的独立运动带来任何理性的思考，却在实质上给台独思潮在台湾社会的全面深化提供了八年的缓冲期，在两岸和平发展的表象之下，台独思潮正以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唯一主流。
我之所以作这个结论，我想两岸网友，甚至是两岸专家两岸主政治者，都不会否认吧？
时局已如此清晰，需要作什么样的否定呢？
要说拒绝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是大陆乃至当选之初的马政府奉行的两岸政策底线，八年之后再来看台湾社会，从政治极端份子到对政治莫不关心的素人，言必称中国，中国为外国，已成台湾社会的主流共识。去中国化运动要说是陈水扁为主动发起的政治运动，到马政府执政后，去中国化已曼延为社会运动，整个台湾社会已累积足够能量，形成去中国化的风潮，马英九在当选抱有{中国大陆}之政治论述思维已全面败退，取而代之的是一波波反马风潮，完全丧失其主导政治论述的能力，眼见去中国化日渐曼延至整个台湾社会，马英九也是只能困坐愁城。
八年来的台湾政坛演义，说白了只有一个，就是统独意识形态之争，一切具体政策的争议，都是声东击西的博奕策略，争的就是统独议题，证所税，水电双涨，服贸，货贸，马王之争等等，看似具体议题，实质上都是对马英九作为领导人的威信、能力、信用、形象打击的手段。他的政敌们正是通过一波波精心策划的社会运动弱化了他的统独政治论述能力。
在这个背景下，什么修改教科书，什么和平协议，都没有推行的可能，拔乱反政，更是天方夜谈。
很多人把马的失败归因于他性格上的怯懦，实质上不然，这人在原则上是非常坚定的，他绝对是理想性人物，他的失败，应归因于他的理想性跟一个由一群疯子组成的社会格格不入。
噬血的资本家，愚昧的乡民，劣质的政客，疯狂的名嘴，逐利圈钱的、黑金贪污的、派系争权的、官商勾结的，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所有这些势力在小小的岛内集结，严然加勒比海盗于小岛上表演着他们才视之为正常的派对节目。所有的罪恶都能在{爱台湾}{台湾主体性}{台独原教旨}的道德审视下得到漂白。
这跟马式理想主义相差何期远，古有孔子{明知不可而为之}，现在的说法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
一、台独是台湾人的必然选择，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
李熬说，马英九是台湾最后一位外省人{总统}，我认为很有道理，更准确的说法是马英九可能是最后一位有大中华思维的台湾{总统}，本地化是必然是趋势。
纵观历史，有三点不难发现，一、那种与政治母体长离分离的偏安政权必定滋生分离主义，二、外来政权当政不会超过二代。三、外地大部分后代必然和本地人合流共同追求独立。
举南越国为例，建政者赵佗就是典型的外省人，作为秦将平定岭南，秦被汉灭后，则追求建国，在面对中原政权时，同样有和平统一派与武力独立派，趁汉朝尚处于修身养息时，独立建政几十载，汉朝强大后，南越本土政治势力已壮大，逐步取代外来政权，并在政争中压倒外来政权后代，汉朝兵临城下时，本土势力仍力主死战，据史记记载，最后还是那些来自中原的后宫引汉兵入城，以半和平的方式统一国家。
再举刘备入川为例，川地本是不毛之地，犯罪流民流放的去处，刘备入川带去人才建设了川地，带去中原的政治文明，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权，在刘备时代，全国政治宣传也是以反攻中原为已任，刘备之后，诸葛亮承继刘备的政治遗愿，仍组织北伐，但是政治意义已远大于实质意义，诸葛之后，本土政治势力同样抬头，他们和很多外省二代三代一样希望偏安独立，他们的本地势力和外来政权之间的斗争最蜀国后期已几乎白热化，史书中只有对蜀国灭亡的战役的记载，但可以通过各种人事之间的矛盾，我们不难发现，蜀国后期之所以虚弱，意识统独之争是关键，本土派与外来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消耗国力的最直接原因。正象现在的台湾一样。
历史上诸如上述例子多不胜数，台湾的命运也不例外，母体的民族一旦通过战乱之后的修养生息中壮大，偏安政权的统独意识形态矛盾就会激化，伴随着人才的不断新阵代谢，本土与外来的争权必然更趋激烈，由于外来人绝对人口处于弱势，必然被各处打压。
相对于本地人，外来族群心态复杂的多，半独立的状态，曾经他们带来统治者的优越感，不愿统，但走向独立必然是政权的本土化，本土化后，外来人必然在政治上必然式微，又不愿独。这是无解的。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马英九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
这些外来人，只想保住，既往的荣光，又拒绝快速的本土化后影响力的消失，甚至面临本土化后本土族的反扑。母体既然是那么强大，我们外来人与母体族群做一定程度上的联结，也是他们自身安全的保证，也是另一种荣耀的再继。这样说来是否有点自私？是的，很自私，他们既压制本土政治势力，又让母体族群处于不稳定的情景之下，必要时，他们甚至可以牺牲母体族群的利益以维持他们暂时的安全，这在历史上也并非少见。
有两种命运是这些外来政权后代逃不脱的。
其一，就是他们必被本土政治势力完全取而代之。虽然马英九对本土势力极尽谄媚，但他也逃不过这种历史的宿命。虽然那些民进党内的外省二代三代，极力反华仇中，极力做在地化的心理转变，貌似他们的表演很高大上，但他们和马英九在性质上没有区别，这一代只是他们政治上的回光返照。
其二，被统一的命运不可逆转，试看那些作为前朝遗留的政权，哪一个存在超过100年？南越国在那种刀耕火种的年代，交通道路信息都如此的落后封闭的年代，政权也只不过存在93年而已。
这一节的最后说说本土政治势力的去处。
在历史经验上，本土势力的战斗力都是很渣的，这跟他们的眼界有关，他们不懂大政治，没有政治伦理，缺少道德文明，他们只是因为反抗外来政权而集结起来的一群人，仗着人数优势，欺负欺负外来人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们碰到正规军，中央军，一个更强大的政治文明时，这些本土派中，顽固的必被毁灭，最后一定被分而治之，以夷制夷。
二、“不统不独不武”——国民党的撒娇政策
不统——你不要过来统，我还要再玩一会
不独——大陆你别怕，我还当权呢，让我玩一会，绝对玩不出台独来
不武——就在不统不独的基础上，我们和平相处，暂时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这种政策的姿态，往形象一点说，就是孩子跟大人讲价，你不打我，不逼我，我还是做乖孩子的。
大陆这方面初期也看不出危害，既然这么撒娇了，反正我事也多，就让你一边玩去吧。
作为成年人，对撒娇的小孩子基本也是从宽处理。
可是台湾不是只一个孩子，最少有两个孩子，另一个比较野蛮判逆没教养，说话还不算数，老想做坏事，这个怎么办，国民党说，那个孩子不成气侯，虽然野蛮，但不听我的话，混不开，老共你就放心好了。
实践，不一样，老共慢慢发现，国民党压不那个野蛮孩子，他们不按规则办事，慢慢地，特别是第二任之后，国民党不但压不住独，家里还不团结，最后还被那个坏孩子欺负了.
这个撒娇政策也被老共看破手脚，这个政策就是一个宣导，一句话，执行不下去，执行的效果太差，老共就不丢你，因为你们两小孩子这么样玩这样闹，最后还是要大人收拾残局嘛。
当初你国民党跟老共撒娇讲条件，老共也没回话，不否认你，就算默许你嘛，但你做不到，老共当然可以不承认你这个政策。
这就是不统不独不武在后期，越来越不被老共接受的原因。
三、三不政策，在台湾内部的全面失败。
不统——这个绝大部分台湾人持有高度怀疑，既使是在马英九人气最高时，这个不统也被大部分人疑疑。
不独——这个是马的原罪，即使是暂时不独，也不行。
不武——这个倒是很多台湾对马抱有很高的期待，如果能和平独立就是最好的。
这个三不政策看似仅仅是马的两岸政策基调，实质不然，这个政策是马及国民党所推行的其它政策基石。
台湾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经济虽然外贸占的比重很多，但我们是跟全世界做生意的，台湾却有40%的贸易依赖大陆，100多万人在大陆生活，超过300万的外省一代，二代，三代生活在那个地方，大陆的议题是深入方方面面的，他们的假想敌是大陆，还是唯一的，国防就是大陆为唯一目标，他们的教育正在去中国化进程中，再加上这十几年二十年来台湾内的泛政治化，任何事都可以扯到政治，扯到政治最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两岸。
大家想想，一个不被台湾政治氛围所认可的三不政策及在此政策基石下推行的其它社会政策，怎么可能成功呢？
这就是马英九被批的一无是处的原因。
执政之初，马被容忍了，台湾人的台湾之子不争气，有什么办法，但在政治亲近感上，马与扁两个人，放在台上，扁在台湾人的潜意识接受度上，肯定比马高的多。
我一直认为，当初选马，在社会心理学角度上看，台湾很多人是迫于无奈的，一个是要通过马向大陆套利，以前肚子扁扁要选阿扁，但阿扁太贪太不争气，现在转投马，那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马是外人，外人就有外人的标准，也就是在两岸套利上，马要多做，马也做很多事，什么三通直航陆客来台ACPF，这些台湾有没有得利，当然得利，台湾人还是骂马夹带加上大陆。为什么？他们迫于时势隐忍，心理从来没有接受过你嘛。
我还一直认为，台湾人对当初拱马的大陆与美国甚至那些商人，是心怀极度的恨，骂大陆自不必说，那些迫于时势拱马的大陆与美国甚至那些商人，是心怀极度的恨，骂大陆自不必说，那些迫于时势拱马的商人，有几个不成为台湾公敌的，台湾人视美国为亲爸，但每次说起美国当初拱马，没有不恨的，只是因为父子关系，不好发作。
现在看来，国民党根本没有执政嘛，八年来一直是民进党的看守内阁嘛，国民党只替民进党办了那些民进党办不成的或是民进党看起来很恶心又不得不做的事。
只有马本人自以为全民总统嘛，其实他什么都不是，他从来没被台湾社会接受过。他只是被一个强势的国民党选举机器推向前台的旗子。
但是台湾的政治氛围却可以培养很多本地政治人物，即使因为民进党陷入全党争权夺利贪污的困陷，台湾社会也会提供给以台湾为讨求的民进党休养生息的土壤。
你也许会说，国民党败了后，也会象民进党这样卷土重来，我不相信，除非有一个条件，即国民党完全本土化，说白了，就是完全台独化。
马后期独台论述及政策比较明显，为什么，因为那个三不撒娇政策在台湾完全失败了嘛，你坐在那里总要做事，所以只能讨好台独。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结局大家都看到了，两岸越来越差，马也越来越不被台湾社会接受。
国民党很多名嘴在电视上氛氛不平，说什么，大众对马英九对国民党和对民进党完全两个标准，这样问很可笑，难道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分离主义在台湾的全面成熟吗？
剥离三不主义在台湾的失败，来讨论具体马英九政策推行是完全错误的？什么大肠花太阳光，服贸，货贸，这些只不过台独势力通过休养息后对三不政策的全面反扑而已。
四、台湾的分离主义是完全情绪性的
现在对台湾说，台独就是一种感情需要，就象男女感情一样，情窦初开，热恋中，你跟他说对方条件不好，他说犯难相守，你说他长得丑，他说情人眼中出西施，你说他会短命，他就回你一起恂情天堂相守。
社会中总有那5%的人，会成为政治狂热者，他们决定整个社会的政治方向，台湾那种封闭的传销式社会，能出什么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台独风潮早已成形，什么外省人本省人，只是政治人物，台面上的，无一不被台湾思潮浸蚀，多多少少都有台独意识，这点近来来随着两岸交流，大家都看很清楚了。
另外95%的民众，包括什么浅蓝浅绿，其实都应归于边缘选民，决定社会方向的永远只有5%，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说服95%的问题。
现在我们都应该清楚了，台湾只有蓝绿问题，没有统独问题，因为在台湾政治圈，统的政治人物早已边缘化了，台湾政治人物，只有三种人，一种，独立基本教义，发号施令，占据道德最高层，二种，处理台湾日常事务，忠于台独教义。三种，理解台独理念，并在政治圈中混饭吃。再无第四种。
马英九就是第三种人，或许他原以为可以改变什么，事实马上打脸，在权势诱惑面前，他也只能混饭吃。
台独还是不可逆转的。
你给他再多好处，再苦口婆心都没有用，什么让利，陆客，各种超WTO规范的协议，在他看来都是P。不让我独，就恨你敌视你没商量。
所以我们看到有台湾人来问，统一有什么好处，你说的再多也没用，一种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必需要是一种长期教育的结果。
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包括媒体信息的教育，已使台湾完全情绪性分离主义化了，他们认为独立是从众的，从众必然是安全的，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台独思维推广告，台独已成为光荣的，也是革命的代名词。
五、国民党台湾化不可逆转
国民党必然台湾化，国民党早已台湾化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0败选时，就有本土派国民党提出改中国国民党为台湾国民党，那时引起大陆的反弹，大陆的坚持有其历史时空背景，就今天的情况看，国民党经过此役失败，必将彻底本土化。而且个人认为，大陆也不需要表达意见了。
为什么国民党必然台湾化？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是中国国民党，这个党必须有广泛代表中国政治文化的元素，这个元素首先是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其党员来自五湖四海，虽然集于台湾，仍不失为中国的政党，90年代后老国民党人大部分都淡出政坛，2000年后，外省二代在国民党中已处于弱势地位，08年后，外省国民党人早已沦为台湾向大陆套利的手段，在整个政坛来说，外省人已是花瓶一样的存在。国民党本土派很早就已经成为国民党中坚力量。由一个小地方人集结的政治团体，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
政治理念上，国民党在李灯辉操控下，经过多次分裂后，政党理念早已变得不再中国，他们已失去中国情怀，眼中只有台湾，这一点从马英九08年胜选后提出“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台湾优先”等政治论述后，就可以看出，中国已成为国民党绝对的负担。很想摆脱，但摆脱不了。一个理念上以中国为负担的政党，能冠以中国两字吗？这是对中国两字的侮辱。
在实践上，国民党已不能承担统一中国的历史责任，马第二任后，已不能约束党员公开称中国为外国，可见这个党也渐渐远离中国了。
马英九对国民党进行重大的改革，核心就是弱化党组织，说白了就是弱化党的理念，强化选择功能，这个党已经成为选择机器，他们不再以中国思维经略党组织，可以说，在国民党中常委，有中国意识的党员，不会超过三个。
这样的党，有什么资格冠以中国两字？
本人看来，台湾那个中国国民党，存在三大欺骗性。
一、欺骗大陆人民及大陆政府的感情，使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制定上有太多的非理性因素。
二、国民党党内的中国迷思。他们也不团结，特别是所谓的本土派与外省派，马英九在党内就碰到强大的本土派压力。
三、民进党政治宣传的欺骗性。大家看看民进党说国民党时，必然用全称，为什么？在我们听来正常，但在台湾政治氛围下就是吃豆腐败。
这是国民党台湾化的必然性。当然本土化一直在进行中，而且是成功的。象马英九这么有中国元素的政治人物持掌国民党，可能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回光返照。
现实的情况是，在台湾，不管哪个党哪个人，染上中国元素后，影响力必将式微。象连战，宋楚瑜，吴伯雄，谢长廷等，都不是特例。
年轻时的马英九，只是因为台湾人好八卦的媒体力量，硬生生顶住了中国元素的负面影响。上任后，则陷入党外党内八面声讨的四面楚哥之危境。特别是党内同志的作埂，是其执政失败的最致命原因。要不然一个多数执政，会落此下场吗？
是马英九不会用人不会授权吗？不是如此简单的，他把最关键的位置，立法院长给了谁？这个院长回报了什么？大家都可以看到的，这就是台湾政治，一个正向台独目标加速前进的台湾政坛，容不下任何中国元素。
六、国民党定位决定它必然失去台湾民心
中国是国民党的原罪，既使是现在的国民党大量切割了中国元素，但他仍然跟中国有某种程度的联结，这是台湾需要的，又是台湾反感的。
说需要国民党的中国元素，是需要台湾利用它保护暂时的安全，以台独的推行保驾护航，另一面，也台湾也需要利用国民党不断向大陆套利。
台湾人的内心对接受国民党心不甘情不愿，他们把国民党与大陆的交往视为悲情，一种小国的无奈，积压在心底，这是台湾的屈辱，在经济层面，他们极力摆脱中国影响，仇视在陆台商，视他们为叛国。
这点表现在最近几波的反商运动中，红顶商人成为原罪，顶新，郭台铭等都被批臭，同样的食安问题日资企业，则被台湾社会所容忍甚至保护。
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台湾社会已完成全民独立的思想教育了，排斥一切不利于台独的因素，是台湾社会的现在进行时。
社会整体意识的转变太快了，国民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虽然国民党也大力往台独立场靠近，但节奏上太慢了，态度上太被动了。
国民党因为有深蓝群体的牵制，决定了他不能大幅度走向台湾，也不能主动走向台独，在台独进程中，它只能被动接受，半推半就跟着台湾社会走。这种不能带领人民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必然失去民心。
在理论上说，国民党应该失去95%的中间选民，快速边缘化，但是国民党的旧体制还在，他的选举机器还在，他的桩脚，他的利益结构还在，他的人情人永关系网还在，还有很多人看国民党过生活混日子的。但选票是慢慢流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我们仍然不能排除国民党仍然重新执政的可能，特别是在两岸面临战争动荡的时侯，国民党仍有机会被台湾社会推向前台，试图以感情面影响大陆的决策。
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国民党的根已经在台湾被抽空了，他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标本，一种道具。它不代表台湾，也根本不代表台湾民意。
首先他失去年轻一代，绝大部分年轻世代抛弃国民党，说明什么？说明国民党在台湾的未来政治结构中，只会越来越弱化，他要生存下去，必须跟迎合台独意识，抛弃中国意识。
其次，在未来十年内，他的基本盘也将大幅流失，外省世代老的死去，新的融入台湾社会，它还有什么基本盘可言？
再次，党内人才必将因为国民党的式微大量流失，同时壮大民进党和第三势力。不出意外，国民党式微的过程就是给其它政党提供养份的过程。
七、“全民总统”——天大的笑料，暴露马对台湾社会转型战略的误判
首先没有所谓的蓝绿和解，只有单向融合，小众族群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他们只能乖乖融入当地社会，接受台湾本地人劣质族群性的侵蚀。台湾社会的氛围正从蒋经国大治后的文明社会，回归原始的群魔乱舞的旧社会。
台湾人美其名曰，这是民主多元的社会，其实就是闽南人以乡绅仕族为统治阶级建构的封建制社会，这是闽南人上千年以来的社会传统。乡绅士族善于利用闽南族群信谣传谣的本性及封闭式的社会自恋特征，以愚民式教育管理那堆乡民。（福佬人历来是畏威而不怀德，贪财，好名，爱做官）
在旧有社会佚序下，有天龙人与乡民相安无事，当代表本土意识的乡绅仕族挟乡民压制天龙族时，天龙族短视怯懦的性情就表露无遗。
马英九就是天龙族的代表，他们求两岸的稳定，以保住自身权贵地位，他们以权贵诉诸权贵，他们轻忽乡民的力量，这些乡民早已被台独的乡绅士族洗脑了。天龙族高估自己的影响力，对大陆以为可以对等相处，对内以为占据道德高度。他们执政几十年还不理解台湾社会的流民本质。
他们在大陆活不下去的LOSER，到了台湾后搞种族清洗，对本土民族进行大屠杀，对同属本族的客家人进行长达300年的械斗，占据平地，把客家人赶向高地，他们在闽南族群内部也进行不断斗争，台奸层出不穷，奸诈、欺骗、有礼没义，有廉没有耻。
天龙人生活在北部的小圈圈中，他们误以为乡民暂时的训服，就是自己教化的成功，长期宣传“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骗大陆人，也把自己给骗进去了。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这样说，了解台湾的人基本不会反对吧。
马英九就是基于善意的认知，去相信乡民的可改造性，推行蓝绿和解，本来一手好牌，结果牌都被对方借去了，反而让台独仕绅借马英九的刀，杀马英九的人。
这些年，被台独士绅借去的刀有多少？多不胜数，教科书的刀暂存台独手上，立法院把持在台独士绅手上，两岸对口单位的刀扔给台独士绅，引大陆金缓济台湾士绅，借两岸交流平台给台独仕绅提供政治舞台，凡此种种太多太多了。
这些士绅正是通过马的种种善意，暗中累积政治能量，只用一场大肠花就倾底催废马的“营绿和解美梦”
正常说，马对于台湾社会的极独化应该有体验的，但正是出于天龙人自保的自私潜意识，出于某种利益驱使下的情感需求，马骗了自己也骗了大陆。
八、马缺乏对台湾族群劣根性的清醒认识
台湾人被两边政府都过分美化了。对台湾政府来说，出于统治需要，美化台湾人博感情可以骗选票，对大陆政府来说，出于统战目的，美化台湾人博感情，可以在岛内寻找政治合作者并建立政治支点。
对于台湾人普通人来说，生活在那个社会，对群族的坏是有很清醒认识的，他们到大陆人出于爱台湾的政治需要，鼓吹台湾人的好，其实在台湾社会内部特别是普通论坛里，他们自己人对自已人的评价并不高，常逛台湾论坛的朋友应有所了解。
我知道一个不稳定的移民社会，特别是物资匮乏，生存艰难的社会，肯定是没有诚信的，投机群体肯定强大，这个不说台湾，大陆某些区域，特别是移民去的，又经过殖民的，动乱的地域，也存在这种族群劣质性，就是骗，毫无诚信可言，并不以为耻。
台湾人本来就是福建广东一带一群活不下去的人渡黑水沟过去的，他们中有饥民，有破落户，有罪犯，大多出身贫寒，这些早期的渡海者跟49年后去台湾的中国是有很大差别的，49年那批人，多的是贵族大户人家，既是抓壮丁抓去的贫寒人家，也都来自一个成熟的社会，他们虽穷，但都受过一个成熟社会的道德熏陶。
台湾在49年前，从来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与原主民的战斗，闽客之间的战斗，与外族殖民者之间的斗争，被外族奴役等等，一直伴随台湾历史，他们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根殖文化最深处的。
任何社会当然也出正义人物，但是台湾出反骨仔出台奸比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最高的地区。台湾现存的几大家族哪一家族细细追究去，哪一个家族没有台奸呢？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台奸从来没有被清算。特别是49年后，出于流亡政权的无奈，这部分台奸反而被重用，这些家族又一次成为台湾的权贵。
跟这些仕绅家族讲诚信，无异于与虎谋皮。
日本人在台湾很巧妙利用高山少民与闽客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日本殖民50，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从来没有缓解过，国民党到台湾后，用仁政，化解族群矛盾，整体上使台湾有一个和谐环境。
在生活上，台湾人的生活水平远比不上大陆，日据时期，他们普通人没白饭吃，吃地瓜，蒋去台湾后很长时间，台湾很多人还是很穷的，穷到吃饭都成问题，因此台湾人有种对吃的渴望的文化。
那些大陆人看似平淡无奇的小吃，为什么会吹成台湾之光呢，这恰恰说明了台湾人的祖辈们经历过长期的饥荒。致使在他们眼中豆芽米粉藕，就是一场盛宴。更别说各省老兵带过去的那些精致小吃了。
我以上说的才是真实的台湾，他们的祖辈生活在恐惧，饥饿，仇恨以及激烈的资源竞争中，他们不出思想家，没有深沉的哲学思考者，当然也不会有文化的更新，他们的文化经过四百多年，所有的礼仪还都是闽南带过去的传统习俗，说明他们的生产力一直低下，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就没有文化发展动力。
同时，也因为生产力长期低下，他们全社会主意力就集中在如何活下去层面，所以他们的感情也停留在人类情感的浅层，爱与恨都来得单一，思维单纯，语言表达能力也极低，他们经不起挑拔，他们的情绪极易被挑动，一切都显得扁平快。
大家不要听宋楚瑜乱吹什么台湾教育比大陆好之类的，没有的事，去看看那些上了年纪的经过是日据时期的台湾人，有几个受过教育的，那些所谓皇民的后代，确实是有受过教育的，那只是台湾社会的极少数人，也就是那些反骨仔台奸仕绅的家庭，才有能力接受教育。
台湾的荣景，大部分是外省人造创出来的，过去30年来，台湾表面上看起来不错的文明度，也大部分是外省精英的功劳，这些人是台湾的衣衫，当这些人被台湾仕绅用政治恶斗的形式驱赶，以劣币驱逐良币，台湾社会华美的衣衫便脱落了，露出内裤了。
两蒋时期，对台湾本地族群劣质性是有很清醒认识的，所用对策也相当有效，也有相当一部分本土台湾人融入天龙人生活圈，但是这种融合没有经过100年、200年的时间，还是不够的，30年太短，很不幸的是台湾本土化运动从90年初就开始了，他们大部分的群族没有经过文明的改造。这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回归重点，马英九理解这些吗，那些国民党权贵们理解这些吗？不了解嘛，只看到自己圈中的本地人很好的融合进来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选礼。但是他们却忽略了那些乡民反击的力量。
台湾的社会极端民粹性，没有100年是没法根除的。
台湾这些“乡绅”兼工商资本家,说白了就是中国封建历史中的“豪强”,革命史中的“土豪劣绅”。最反动，愚昧，贪婪，落后于时代的群体。他们把一些子弟送到海外镀金回来参与政治，并不能改变其本质。所以民进党的行径，更像是一群政治流氓，而不是政党。
类似的群体，在东亚地区，只有菲律宾还大面积存在，10几家大种植园主兼工商资本家，把持菲律宾政坛。
而台湾的乡民，包括哪些医生，律师和媒体名嘴，不过是这些豪强的部曲，依附于豪强讨生活，或者本身就是豪强子弟，当枪手打手。一切以主子马首是瞻。不讲对错，只讲族群利益。
因此台湾不是一个民粹的社会，更像是个封建社会。
国民党实际是两次依靠土豪劣绅，两次毁在土豪劣绅手里。
第一次，广州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但是只有第一军是真正的新军。广州出发北伐的7个军，其他六个都是旧军阀部队。各级军官将领，在家乡的老太爷大多都是土豪劣绅。第一军里也有很多是土豪劣绅子弟。所以打到湖南就发生分裂和叛变。蒋介石在上海勾结上英美财阀买办后，上层靠买办，基层靠土豪劣绅维持。于是和共产党和苏联彻底翻脸。共产党是靠发动土豪劣绅压榨下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口号和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土改。彻底扫荡了封建势力。
第二次，跑到台湾，学共产党进行土改。但这个土改是赎买式的，不彻底的。没有彻底剥夺土豪劣绅的资产，给他们留下了东山再起的经济本钱,羽翼丰满后参与，进而掌控政治，干掉了国民党。如果民进党本土大佬都是些打工仔，民进党哪来的政治能量？何况民进党背后还有日本财阀的支持。
反观韩国的进程。朝鲜战争后，首先是发些“资产券”白条,赎买土豪劣绅（大多也当过韩奸）的土地，和很少一点资本家的财产（基本是些手工业作坊）。因为当时韩国的军队，是以韩裔日本军官(家里也是各种型号的地主）和几千名伪警察为基础建立的。暂时不能动。韩国民主化后，首先开始大规模清算韩奸，追索没收他们从日占时期获得，历经几十年衍生出的财产。那些韩奸豪强后代只好只好一文不名的跑路海外。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消灭土豪劣绅，是韩国成功工业化的基础和重要原因之一。任何封建势力，都是工业化的绊脚石。而韩国的政府，也能站得稳，经济政策有连续性。因为即使党派轮换，也没有土豪劣绅党。
国民党没有在经济上对土豪劣绅釜底抽薪，最后自己再次被毁。南部为什么绿毛多？因为是农业区，几十年的土地兼并后，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地主。绿毛大佬，很有些是大地主，比如苏贞昌和辜家，蔡英文也是一个。连这个新选出的柯屁，老爸也是个地主。
本省人为什么恨外省人？因为很多本省人家里被赎买式剥夺过土地。老蒋当时出价合理与否不论（几十年后回头一看，本省人亏大了），有些也是半买半抢。因为他带着200万外省人到400万本省人的地盘，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台湾的土地都在私人手里。不抢一点吃什么？
绿毛为什么恨大陆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因为他们生怕统一后，共产党在台湾再来一次“土改”。你怎么说一国两制，他们也不会相信。土鳖地主在这一点上是万分坚定的。即使一国两制，如果国民党在大陆支持下，清算汉奸怎么办？
蓝营权贵代表工业，金融，官僚资本，绿营权贵代表地主，商业资本权贵。两个利益集团都不是好东西，给一帮屁民灌输皿煮思维迷魂药，被卖了还替他们数钱。
两相比较，工业资本集团，毕竟比封建地主集团要先进一些。对工业化，全球化不那么抵触。所以绿营上台，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美国之成功，是他白抢来一块大陆。随后北方的工业资本家，消灭了南方的封建地主种植园主（这种种植园主在菲律宾大量存在,构成菲律宾政府的就是这些人，党派轮换不过是种植园主内部的轮换，他们自己本身也互相砍杀）。
中国大陆的成功，和今后对其他国家的最大优势，是通过10年内战，3年解放战争，死了上千万人，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集团。随后为防止土地兼并产生新的地主集团，重回历史轮回。把土地全部收为国有。中国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基础和最大的本钱是全部国有化的土地，土地是生存发展第一要件，农业化和工业化社会都是如此。
阿里巴巴如果没有一块地方安置机房写字楼，没有巨量的快递员奔跑在国有土地上构建的交通网，没有制造业提供的大批商品，1万个马云也创造不出资本奇迹。
台湾没有经历大陆这样深刻的社会革命和土地革命，思维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遇到瓶颈，发生倒退。印度，菲律宾都存在这个问题。台湾的所谓民主是个笑话，是假民主。大陆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绿毛民众不论是非，只以颜色族群支持民进党大佬？
因为这是封建制度下，部曲对领主的无条件效忠！
高雄气爆，就是死一半高雄人，陈菊还是会高票当选。道理就在这里。
印度一个邦，县的法官，警察局长，税务局长，见了本地大地主豪强的小孩子，会趴地下行吻脚礼。因为这个法官，局长们的祖辈，是地主家的奴仆，他们是被地主送去读大学，留学镀金，随后被地主指定担任公职的。可见印度民主之劣质。所以他发展起来很艰难。
陈水扁一个本省三级贫户，最低级的部曲，聪慧苦读书，被豪强看中，一路捧进总统府。他只能为这些人服务，顺便自己捞点。现在绿营要捞他出来，目的是给今后的代理人一个定心丸吃。犯罪不要紧，只要是我的人，痴呆了我也要捞你出来。
部曲要无条件效忠领主，而领主有保护部曲的义务。这就是台湾的“封建民主制度”。
九、马英九的改革动了仕绅阶层的奶酪，激起仕绅阶层的全面反赴
我们有时会被纷纷扰扰的表象被迷惑，很多和台湾人有过辩论的朋友可能深有体会，那些明显浅显直白的道理，台湾人往往通过列举很多具体微的细节，并且不厌其烦的去论述他可达到乌贼的目的，当你说事，他说理，当你说理，你说事，不要说两岸网友，其实在台湾特别是政论节目，蓝绿之间的辩论，都是遵循这种战术，台湾人基本都是理盲，他们只有情感倾向，对支持者来说，你越是诡辩，诡诈术越高，他们就越视你为英雄。这种政治文化下，基本使整个群体都有这种奸巧的集体劣根性，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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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在飞扬上就深有体会，当你说利益，福佬人跪殡跟你扯尊严；当你说尊严，福佬人跪殡跟你扯利益；当你说实力，福佬人跪殡跟你扯教养；当你说脸皮的时候，福佬人跪殡跟你扯利益；
当你说事，他说理；当你说理，他说事；你说局部，他说整体；你说整体，他说局部；
偷换概念，胡扯八道，阿Q式的自鸣得意和精神胜利法比比皆是，一个老狗玩不会新把戏的货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说了这么一大段去论述台湾社会的奸巧共性，只是提醒诸位，我们看台湾纷纷扰扰表象，不能被表象迷惑，而且观察需要一段完整的过程才能得出结论，如果您只看其中一个片段，就完全被他们欺骗了。
九（续）
马英九的改革历程正是如此，马英九要打倒的就台湾政治的旧秩序，这个人很讨厌地方派系还分桩政治，他相信执政理念可以换回民心换回选票，他相信通过八年的改革可以让台湾“脱胎换骨”，对的，这个词是马英九执政以后反复说过的，说了无数遍了，那这个是脱的哪个胎，换的哪个骨。
这个胎就是打碎台湾政治封建封土制政治，换的就是他认为西式清明的理念性政治，他很讨厌乔，这个乔，是台湾政治主要特色，他们把选举利益按照派系的各种势力范围去分配，在整个行政体系，立法体系，以及政府公营事业体系中，进行利益细致的分割分配。各种卡位，各种利益分摊、权力交易、明争暗斗伴随某党执政的整个过程。
这种黑幕下的政治交易，在我们大陆人看来是非常丑恶的，大陆政治当然也有这种阴暗面，但官方哪敢暴露出来，一露头肯定成为众矢之地，在台湾即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还会发动支持者的出来漫骂，互呛，他们以为什么名义呢？说来好笑，这个名义正因为某人是我的乡亲，乡亲当然支持乡亲，在台湾的政治文化中，乡民完全短视，完全被台湾政治人物以乡亲的名义，鼓动起来，通过派系组织力量，坐拥地方霸王实力。
这就是我说的台湾政治是封建制的本质内涵，试问唯家族、乡土、派系是问的政治不是封建制的最主要特征吗？
民进党基本就是派系、地方恶霸、新旧家族式仕绅的大联合。国民党则是通过原有的几十年执政基础，通过官位派给，执政资源分配以及其它利益输送等组成庞大的组织架构。
这二十年来的民进国退，正是民进党的地方派系、恶霸、新旧家族仕绅联合对国民党旧组织架构的围剿，属于典型的地方包围地方的态势。
民进党以乡亲的理念围剿国民党罪恶的官派，哪有不胜利之理。
九（续二）
所以说台湾真正追求的不是民主，而权斗。
这种错综复杂的权斗必然产生大量的黑金、权权交易以及派系山头的利益交换，这些与真正的民主理念相差十万八千里。
现在很多人批评台湾民主的失败，大多只停留在表面，就事论事耳，实际上，台湾民主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出在台湾的政治体质，一个封建制的政治体质怎么可能落实民主的理念。
多少黑幕多少罪恶正通过两党及两党各自内部的山头无时不刻的进行着。君不见，王公平介入司法事件吗？台湾社会仕绅阶层发动那么强大的与论为王造势，司法也不敢判，司法部分经过很长时间观察政治缠斗后，认为马一定处于劣势后才做出明确的判决，马及国民党败诉。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九（续三）
作为在台湾政坛摸爬滚打几十年的马英九，深切了解台湾政治体质，他执掌国民党后，马上着手党内组织改革，首先党产处理，其次，黑金，再次，党的组织改造。
这三步改革的中心思维，就是改造国民党的体质，他希望国民党不依赖党产，黑金及桩脚，纯以理念行销获得政权。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这边的国企改革，走市场化道路。
在失去政权的情势下，国民党经过八年的在野，执政资源被民进党一整碗端去，党内也确实痛定思痛，你马英九想怎么折腾随你，只要你赢回政权就可以。因此在党产处理、与黑金宣战两阶段，马获得基层党员的支持。但是碰到党内大佬问题抵制，特别在党主席选择期间，马更是暗指王为黑金政治，在党产上，连也有话讲，但也被马生硬排挤。这就种下了所谓的“马王心结”与“马连心结”，也为日后马的执政埋下地雷。
党的组织改革方面，表现在中常委的名单上，连系人马被排挤干净，王派人马也多受排挤，连因为获得两岸成绩，政治视野开阔导致政治高度提升，也不在乎这点事。王金平则一直采用尊连的策略，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对马无声的抗议，虽然连不会象王一样表现出情绪，但连王人情更浓了，为未来的政治结盟打下基础。
我不得不说，马这并非在排除异已，因为马提拔起来的人，也非所谓的马派，都是专业人士，政治资历浅，但形象清晰，没有山头可靠，正适合对社会的理念行销推广。
马在党改革中得罪多少人，大家不用想都知道，党内一大票大佬基本是得罪光光了。但是党职对这些大佬来说，还不算什么？毕竟是虚位，人家还坐拥选择动员的实力，你马英九干的欢，最后抬轿的还不照样是我们这些人？
大佬们对马英九怒而不言，他们在仔细观察马英九，他们也想好了，一个无任何派系任何山头可以依靠的马英九，还是他们掌中玩物，孙悟空再能耐可以逃得出如来佛的手心吗。
九（续四）
马英九后来拿了政权，并非是政策理念宣导的胜利，08年前后，所谓蓝营还操控着大量的媒体，加上绿营内斗加剧，特别是扁案被挖掘后，绿营社会形象减缓了台独和去中国化的进程。
马胜选时，他还是相当清醒的，他说这不是马个人的胜利，推而远之，这不是马式政治理念的胜利，也不是台独活动的失败。
综合马胜利的原因，基本可以归因于四点：
一、这是扁个人的失败，而不是民进党失败，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从后面民进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收拢支持者并且组织起更强大的政治力量可以看出。
二、台湾仕绅好争权取利特别是民进党内部的权力碎片化，使民进党失去暂时的战斗力。以后既是民进党执政，也会马上出现类似问题，但这豪不损伤绿营内部的仕绅权力结构。
三、蓝营内部的大团结，出于对重新获得政权的渴望，凝结起来，通过大量文宣造出一个马神，大家应该注意到，蓝营的造神运动很少着墨马式政治理念，而是大量八卦打马英九的帅哥形象牌，大量关于清廉报道。就是这两点使马英九获得高人气，这种八卦式政治正好说明台湾的政治层次，也说明了马的胜利不是两岸理念被台湾所接受。
四、马英九不是能整合蓝营的最佳人选，因为蓝营没有人选。正象绿营的蔡英文一样，不是绿营的最佳人选，只是唯一人选。那些地方诸侯这个大佬那个大佬，都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乔事个个一等一，政治分桩很厉害，但都摆脱不了乡土特质，也说不出多少政治理念，看似很强大，个个有硬伤。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政治图腾。扁马蔡三人其实都是被台湾仕绅推向前台的政治图腾。
只是扁与蔡都深知这一点。扁在后期面临强大的贪污风暴时，他急速向激独靠拢，他知道台湾最有权势的人正是台独仕绅，在台独神主牌面前，海角七亿什么的，都只是小钱钱，台独才是保证这些仕绅的最根本得益所在。蔡也够聪明，在12年大选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下，死保台独理念，坚拒九二共识。终究使她空降民进党在无任何派系支撑下，获得几乎所有仕绅的支持。
马与这两人相比，天真的多，他认为获到689的选票，就是人民充分授权了，就可以以自己的理念为所欲为了。却不知正为自己种下了苦果。
九（续五）
我们说，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在台湾这个地方，媒体可以把你捧到天下，也可以把你打入地狱。
台湾的媒体是很廉价的，一个家族，一种势力就可以养一个媒体，一个媒体控制一群乡民，台湾的山头多，媒体也多。
看似台湾新闻百花齐放，实质上，还是卦建仕绅通过媒体洗脑的联合执政，你可以说，看遍全球，你可能找不出一个象台湾一样的媒体，他们以传递情绪为已任，而非传播新闻。
你说一个人帅政治新闻吗？能上得了主流媒体吗？台湾就可以，台湾造马神时，就可以用媒体天天报道马被某女突袭拥抱，被一群大妈合围，强行拍照索吻等等。这就是典型的情绪传递。这种殖入性行销方式，就是洗脑，跟朝鲜的金氏王朝造神是一样的套路。
你能用粗俗的文字在主流媒体整版谩骂某人吗？你可以为政治目的每天假造新闻吗？在台湾这是每天都在做的事。他们可以在政论节目中公然造谣、扭曲、谩骂、诛心，很少有人提告嘛，因为不管蓝绿，这都是他们的主要政治手法，两者别无二致。
不管是造一个神，废一个神，媒体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背后的黑手就是控制媒体的大佬们。
我们知道高雄的陈菊女士错误多多，但一再被选民原谅，再一次高票当选，为什么？就是地方仕绅阶层都在为他们保驾护航嘛？大量的耳语，大量的正面新闻报道，大量的博感情通过电视、网络，平面媒体每日24小时轰炸，绝大部分人是抵抗不住的。
我们只有理解了台湾这个政治特质，才能解读马英九持政的困局之根源。
马英九当然是无能的，天真的，缺乏政治手腕的，但是他绝不是台湾政治人物最无能的一个，我认为媒体捧了他，媒体也杀了他。一切一切的背后，都是大佬仕绅利益的驱使。
个人认为“无能论”“有能论”之争论没有意义。也因此会陷入矛盾的逻辑中去，从而纷纷扰扰，看到不问题的实质。
说马无能，无能能在国民党内大内高手云集的地方脱疑而出吗？
说马有能，有能怎么陷入如此困境？
实质是，无能论根本是事件的表象，也是一个蓝绿共谋之阴谋
台独仕绅就是借无能论阻政治进步以维护自己身利益，同时也阻碍两岸交流，既使这种交流不一定达到和平统一，但他们仍视这种交流为台独的风险。
无能论如果能成为大陆对台政策制定圈子的主调，那么就会让大陆陷入人事迷思，接下来还会企图寄希望于另一个侯选人，到时推出一个能足以迷惑大陆的侯选人，就可以更安全的操作分离台独意识。
九、（续六）
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历史上任何成功的改革必有强权的支撑，没有强权支撑的改革没见过有成功的案例。
不成功者，下场往往很惨，甚至成功者，下场也会很惨，看看商鞅就知道了，他的改革奠定秦国霸权基础，最后还是在老仕族的政治反赴下死的很惨，五马分尸！
那马英九得到什么强权的支撑，他天真的认为民选，民意就是支撑他的强权，却不知民意似流水，民意是可控的，民意是可以在有心人的操作下，瞬间改变的。特别是台湾的民意，基本上完全受地方乡绅仕族的控制，他没诉诸仕族，没有联合一干大佬，寻求开明大佬的支持，执政六年多，他忠诚的政治盟友只有金氏，那这个金氏是什么人，在台有什么影响力？这样的政治手腕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事实上，马英九的兴利革弊，如果成功，绝对是台湾的利多。看官且看他的改革事项。
1、对外搁置统独，对内蓝绿和解。
2、革除大佬政治，黑金政治。
3、打破派系军阀封建割据，选能任贤，走公民社会。
4、开源节流，诸如年金改革油电双涨等等。
5、积极西进，有效管理。通过与大陆一系列协议扩大台湾的经济版图。
。。。。。
哪一项改革不是台湾的利多？但是，台湾正处于对中国元素革命的当下，他所有的议题，都被质疑，以致他在改革过程中，很多举措，看起来都可笑之极。
1、在两岸搁置统独方面，大陆完全接受，在他当政之初，所有的台湾议题，基本没看到“统一”两字，不知道各有注意到没？但在蓝绿和解上，绿营根本不接球，那么马就单方面释善意，起用台联某女作为陆委会主委，不动国统纲岭，不修教科书，甚至长期以来对急统派进行打压，例子就不说了，马式蓝绿付出的代价就是使整个台湾没有对抗分离意识的论述。导致蓝营在统独意识形态上完全失守。
他们甚至跑到大陆来游说，只要两个岸和平发展深入，台独不攻自破。这一点马英九是必须付起历史责任的。
2、革除大佬政治方面，马英九非常有“建树”，连、吴、宋被全面逼退出蓝营政治核心，全面起用新人，党务政务都不例外，他的自宫行为并没有为对手阵营带来示范作用。民进党还是通过各地方诸侯老人重新整合，很快反转弱势局面。蓝营则因为三大派系淡出政治系统，抽空了政治动能。一干学者专家，看似清新，实质陷入外强中干的局面。
政策没人护航，一班抬桥人用政治资本全力付出，最后什么都没捞到，还要被批“老人政治”“黑金代表”，最后还把他们原有的党政利益革除，这算什么？赵皇帝革人家兵权，都知道先敬一杯酒呢。怪不得大佬们无奈之下，开始风传马英九不会做人。
这些大佬们原以他的党务，政务在前期为人民观感计，做做样子，他们苦等一届一届的内阁改组，可是马仍然清一色的专家学者教授。这咋不让人愤慨，他们开始炮口朝内，现在是记不起，党内第一枪是什么时侯开出的，但印象深刻的是，马第二任期伊始，党内媒体已全面反攻，党内开始杯葛内阁名单，这标志着，党内开始对马进行政治清算。
可以说，台北政坛的纷纷扰扰，根本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人事的纠葛。在新政治思维与传统的仕绅政治体制下，蓝绿具有高度利益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决定了马英九政治的全面孤独化。
可是马英九仍然相信人民，不相信大佬，于是大佬们一份一份的民调出笼羞辱他，甚至在天阳花学运期间，蓝绿达成高度的默契，一致认为这是人民反马的声音，那些在两岸得利的大佬们全部消失？看似很不合逻辑，其实用权半角度去看，则完全合乎逻辑。
http://www.fyjs.cn/forum.php?mod ... bile=yes#pid3412179
在我看来，马英九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不但是他个人的失败，反应的却是台湾人对自身命运的感情选择。
初当选时，马向全台人民承诺，给他八年，换台湾百年平安，现在看来，给他八年，换来的可能仅仅是台湾仅仅八年的思考时间，他没有为台湾的独立运动带来任何理性的思考，却在实质上给台独思潮在台湾社会的全面深化提供了八年的缓冲期，在两岸和平发展的表象之下，台独思潮正以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唯一主流。
我之所以作这个结论，我想两岸网友，甚至是两岸专家两岸主政治者，都不会否认吧？
时局已如此清晰，需要作什么样的否定呢？
要说拒绝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是大陆乃至当选之初的马政府奉行的两岸政策底线，八年之后再来看台湾社会，从政治极端份子到对政治莫不关心的素人，言必称中国，中国为外国，已成台湾社会的主流共识。去中国化运动要说是陈水扁为主动发起的政治运动，到马政府执政后，去中国化已曼延为社会运动，整个台湾社会已累积足够能量，形成去中国化的风潮，马英九在当选抱有{中国大陆}之政治论述思维已全面败退，取而代之的是一波波反马风潮，完全丧失其主导政治论述的能力，眼见去中国化日渐曼延至整个台湾社会，马英九也是只能困坐愁城。
八年来的台湾政坛演义，说白了只有一个，就是统独意识形态之争，一切具体政策的争议，都是声东击西的博奕策略，争的就是统独议题，证所税，水电双涨，服贸，货贸，马王之争等等，看似具体议题，实质上都是对马英九作为领导人的威信、能力、信用、形象打击的手段。他的政敌们正是通过一波波精心策划的社会运动弱化了他的统独政治论述能力。
在这个背景下，什么修改教科书，什么和平协议，都没有推行的可能，拔乱反政，更是天方夜谈。
很多人把马的失败归因于他性格上的怯懦，实质上不然，这人在原则上是非常坚定的，他绝对是理想性人物，他的失败，应归因于他的理想性跟一个由一群疯子组成的社会格格不入。
噬血的资本家，愚昧的乡民，劣质的政客，疯狂的名嘴，逐利圈钱的、黑金贪污的、派系争权的、官商勾结的，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所有这些势力在小小的岛内集结，严然加勒比海盗于小岛上表演着他们才视之为正常的派对节目。所有的罪恶都能在{爱台湾}{台湾主体性}{台独原教旨}的道德审视下得到漂白。
这跟马式理想主义相差何期远，古有孔子{明知不可而为之}，现在的说法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
一、台独是台湾人的必然选择，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
李熬说，马英九是台湾最后一位外省人{总统}，我认为很有道理，更准确的说法是马英九可能是最后一位有大中华思维的台湾{总统}，本地化是必然是趋势。
纵观历史，有三点不难发现，一、那种与政治母体长离分离的偏安政权必定滋生分离主义，二、外来政权当政不会超过二代。三、外地大部分后代必然和本地人合流共同追求独立。
举南越国为例，建政者赵佗就是典型的外省人，作为秦将平定岭南，秦被汉灭后，则追求建国，在面对中原政权时，同样有和平统一派与武力独立派，趁汉朝尚处于修身养息时，独立建政几十载，汉朝强大后，南越本土政治势力已壮大，逐步取代外来政权，并在政争中压倒外来政权后代，汉朝兵临城下时，本土势力仍力主死战，据史记记载，最后还是那些来自中原的后宫引汉兵入城，以半和平的方式统一国家。
再举刘备入川为例，川地本是不毛之地，犯罪流民流放的去处，刘备入川带去人才建设了川地，带去中原的政治文明，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权，在刘备时代，全国政治宣传也是以反攻中原为已任，刘备之后，诸葛亮承继刘备的政治遗愿，仍组织北伐，但是政治意义已远大于实质意义，诸葛之后，本土政治势力同样抬头，他们和很多外省二代三代一样希望偏安独立，他们的本地势力和外来政权之间的斗争最蜀国后期已几乎白热化，史书中只有对蜀国灭亡的战役的记载，但可以通过各种人事之间的矛盾，我们不难发现，蜀国后期之所以虚弱，意识统独之争是关键，本土派与外来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消耗国力的最直接原因。正象现在的台湾一样。
历史上诸如上述例子多不胜数，台湾的命运也不例外，母体的民族一旦通过战乱之后的修养生息中壮大，偏安政权的统独意识形态矛盾就会激化，伴随着人才的不断新阵代谢，本土与外来的争权必然更趋激烈，由于外来人绝对人口处于弱势，必然被各处打压。
相对于本地人，外来族群心态复杂的多，半独立的状态，曾经他们带来统治者的优越感，不愿统，但走向独立必然是政权的本土化，本土化后，外来人必然在政治上必然式微，又不愿独。这是无解的。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马英九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
这些外来人，只想保住，既往的荣光，又拒绝快速的本土化后影响力的消失，甚至面临本土化后本土族的反扑。母体既然是那么强大，我们外来人与母体族群做一定程度上的联结，也是他们自身安全的保证，也是另一种荣耀的再继。这样说来是否有点自私？是的，很自私，他们既压制本土政治势力，又让母体族群处于不稳定的情景之下，必要时，他们甚至可以牺牲母体族群的利益以维持他们暂时的安全，这在历史上也并非少见。
有两种命运是这些外来政权后代逃不脱的。
其一，就是他们必被本土政治势力完全取而代之。虽然马英九对本土势力极尽谄媚，但他也逃不过这种历史的宿命。虽然那些民进党内的外省二代三代，极力反华仇中，极力做在地化的心理转变，貌似他们的表演很高大上，但他们和马英九在性质上没有区别，这一代只是他们政治上的回光返照。
其二，被统一的命运不可逆转，试看那些作为前朝遗留的政权，哪一个存在超过100年？南越国在那种刀耕火种的年代，交通道路信息都如此的落后封闭的年代，政权也只不过存在93年而已。
这一节的最后说说本土政治势力的去处。
在历史经验上，本土势力的战斗力都是很渣的，这跟他们的眼界有关，他们不懂大政治，没有政治伦理，缺少道德文明，他们只是因为反抗外来政权而集结起来的一群人，仗着人数优势，欺负欺负外来人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们碰到正规军，中央军，一个更强大的政治文明时，这些本土派中，顽固的必被毁灭，最后一定被分而治之，以夷制夷。
二、“不统不独不武”——国民党的撒娇政策
不统——你不要过来统，我还要再玩一会
不独——大陆你别怕，我还当权呢，让我玩一会，绝对玩不出台独来
不武——就在不统不独的基础上，我们和平相处，暂时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这种政策的姿态，往形象一点说，就是孩子跟大人讲价，你不打我，不逼我，我还是做乖孩子的。
大陆这方面初期也看不出危害，既然这么撒娇了，反正我事也多，就让你一边玩去吧。
作为成年人，对撒娇的小孩子基本也是从宽处理。
可是台湾不是只一个孩子，最少有两个孩子，另一个比较野蛮判逆没教养，说话还不算数，老想做坏事，这个怎么办，国民党说，那个孩子不成气侯，虽然野蛮，但不听我的话，混不开，老共你就放心好了。
实践，不一样，老共慢慢发现，国民党压不那个野蛮孩子，他们不按规则办事，慢慢地，特别是第二任之后，国民党不但压不住独，家里还不团结，最后还被那个坏孩子欺负了.
这个撒娇政策也被老共看破手脚，这个政策就是一个宣导，一句话，执行不下去，执行的效果太差，老共就不丢你，因为你们两小孩子这么样玩这样闹，最后还是要大人收拾残局嘛。
当初你国民党跟老共撒娇讲条件，老共也没回话，不否认你，就算默许你嘛，但你做不到，老共当然可以不承认你这个政策。
这就是不统不独不武在后期，越来越不被老共接受的原因。
三、三不政策，在台湾内部的全面失败。
不统——这个绝大部分台湾人持有高度怀疑，既使是在马英九人气最高时，这个不统也被大部分人疑疑。
不独——这个是马的原罪，即使是暂时不独，也不行。
不武——这个倒是很多台湾对马抱有很高的期待，如果能和平独立就是最好的。
这个三不政策看似仅仅是马的两岸政策基调，实质不然，这个政策是马及国民党所推行的其它政策基石。
台湾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经济虽然外贸占的比重很多，但我们是跟全世界做生意的，台湾却有40%的贸易依赖大陆，100多万人在大陆生活，超过300万的外省一代，二代，三代生活在那个地方，大陆的议题是深入方方面面的，他们的假想敌是大陆，还是唯一的，国防就是大陆为唯一目标，他们的教育正在去中国化进程中，再加上这十几年二十年来台湾内的泛政治化，任何事都可以扯到政治，扯到政治最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两岸。
大家想想，一个不被台湾政治氛围所认可的三不政策及在此政策基石下推行的其它社会政策，怎么可能成功呢？
这就是马英九被批的一无是处的原因。
执政之初，马被容忍了，台湾人的台湾之子不争气，有什么办法，但在政治亲近感上，马与扁两个人，放在台上，扁在台湾人的潜意识接受度上，肯定比马高的多。
我一直认为，当初选马，在社会心理学角度上看，台湾很多人是迫于无奈的，一个是要通过马向大陆套利，以前肚子扁扁要选阿扁，但阿扁太贪太不争气，现在转投马，那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马是外人，外人就有外人的标准，也就是在两岸套利上，马要多做，马也做很多事，什么三通直航陆客来台ACPF，这些台湾有没有得利，当然得利，台湾人还是骂马夹带加上大陆。为什么？他们迫于时势隐忍，心理从来没有接受过你嘛。
我还一直认为，台湾人对当初拱马的大陆与美国甚至那些商人，是心怀极度的恨，骂大陆自不必说，那些迫于时势拱马的大陆与美国甚至那些商人，是心怀极度的恨，骂大陆自不必说，那些迫于时势拱马的商人，有几个不成为台湾公敌的，台湾人视美国为亲爸，但每次说起美国当初拱马，没有不恨的，只是因为父子关系，不好发作。
现在看来，国民党根本没有执政嘛，八年来一直是民进党的看守内阁嘛，国民党只替民进党办了那些民进党办不成的或是民进党看起来很恶心又不得不做的事。
只有马本人自以为全民总统嘛，其实他什么都不是，他从来没被台湾社会接受过。他只是被一个强势的国民党选举机器推向前台的旗子。
但是台湾的政治氛围却可以培养很多本地政治人物，即使因为民进党陷入全党争权夺利贪污的困陷，台湾社会也会提供给以台湾为讨求的民进党休养生息的土壤。
你也许会说，国民党败了后，也会象民进党这样卷土重来，我不相信，除非有一个条件，即国民党完全本土化，说白了，就是完全台独化。
马后期独台论述及政策比较明显，为什么，因为那个三不撒娇政策在台湾完全失败了嘛，你坐在那里总要做事，所以只能讨好台独。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结局大家都看到了，两岸越来越差，马也越来越不被台湾社会接受。
国民党很多名嘴在电视上氛氛不平，说什么，大众对马英九对国民党和对民进党完全两个标准，这样问很可笑，难道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分离主义在台湾的全面成熟吗？
剥离三不主义在台湾的失败，来讨论具体马英九政策推行是完全错误的？什么大肠花太阳光，服贸，货贸，这些只不过台独势力通过休养息后对三不政策的全面反扑而已。
四、台湾的分离主义是完全情绪性的
现在对台湾说，台独就是一种感情需要，就象男女感情一样，情窦初开，热恋中，你跟他说对方条件不好，他说犯难相守，你说他长得丑，他说情人眼中出西施，你说他会短命，他就回你一起恂情天堂相守。
社会中总有那5%的人，会成为政治狂热者，他们决定整个社会的政治方向，台湾那种封闭的传销式社会，能出什么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台独风潮早已成形，什么外省人本省人，只是政治人物，台面上的，无一不被台湾思潮浸蚀，多多少少都有台独意识，这点近来来随着两岸交流，大家都看很清楚了。
另外95%的民众，包括什么浅蓝浅绿，其实都应归于边缘选民，决定社会方向的永远只有5%，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说服95%的问题。
现在我们都应该清楚了，台湾只有蓝绿问题，没有统独问题，因为在台湾政治圈，统的政治人物早已边缘化了，台湾政治人物，只有三种人，一种，独立基本教义，发号施令，占据道德最高层，二种，处理台湾日常事务，忠于台独教义。三种，理解台独理念，并在政治圈中混饭吃。再无第四种。
马英九就是第三种人，或许他原以为可以改变什么，事实马上打脸，在权势诱惑面前，他也只能混饭吃。
台独还是不可逆转的。
你给他再多好处，再苦口婆心都没有用，什么让利，陆客，各种超WTO规范的协议，在他看来都是P。不让我独，就恨你敌视你没商量。
所以我们看到有台湾人来问，统一有什么好处，你说的再多也没用，一种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必需要是一种长期教育的结果。
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包括媒体信息的教育，已使台湾完全情绪性分离主义化了，他们认为独立是从众的，从众必然是安全的，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台独思维推广告，台独已成为光荣的，也是革命的代名词。
五、国民党台湾化不可逆转
国民党必然台湾化，国民党早已台湾化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0败选时，就有本土派国民党提出改中国国民党为台湾国民党，那时引起大陆的反弹，大陆的坚持有其历史时空背景，就今天的情况看，国民党经过此役失败，必将彻底本土化。而且个人认为，大陆也不需要表达意见了。
为什么国民党必然台湾化？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是中国国民党，这个党必须有广泛代表中国政治文化的元素，这个元素首先是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其党员来自五湖四海，虽然集于台湾，仍不失为中国的政党，90年代后老国民党人大部分都淡出政坛，2000年后，外省二代在国民党中已处于弱势地位，08年后，外省国民党人早已沦为台湾向大陆套利的手段，在整个政坛来说，外省人已是花瓶一样的存在。国民党本土派很早就已经成为国民党中坚力量。由一个小地方人集结的政治团体，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
政治理念上，国民党在李灯辉操控下，经过多次分裂后，政党理念早已变得不再中国，他们已失去中国情怀，眼中只有台湾，这一点从马英九08年胜选后提出“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台湾优先”等政治论述后，就可以看出，中国已成为国民党绝对的负担。很想摆脱，但摆脱不了。一个理念上以中国为负担的政党，能冠以中国两字吗？这是对中国两字的侮辱。
在实践上，国民党已不能承担统一中国的历史责任，马第二任后，已不能约束党员公开称中国为外国，可见这个党也渐渐远离中国了。
马英九对国民党进行重大的改革，核心就是弱化党组织，说白了就是弱化党的理念，强化选择功能，这个党已经成为选择机器，他们不再以中国思维经略党组织，可以说，在国民党中常委，有中国意识的党员，不会超过三个。
这样的党，有什么资格冠以中国两字？
本人看来，台湾那个中国国民党，存在三大欺骗性。
一、欺骗大陆人民及大陆政府的感情，使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制定上有太多的非理性因素。
二、国民党党内的中国迷思。他们也不团结，特别是所谓的本土派与外省派，马英九在党内就碰到强大的本土派压力。
三、民进党政治宣传的欺骗性。大家看看民进党说国民党时，必然用全称，为什么？在我们听来正常，但在台湾政治氛围下就是吃豆腐败。
这是国民党台湾化的必然性。当然本土化一直在进行中，而且是成功的。象马英九这么有中国元素的政治人物持掌国民党，可能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回光返照。
现实的情况是，在台湾，不管哪个党哪个人，染上中国元素后，影响力必将式微。象连战，宋楚瑜，吴伯雄，谢长廷等，都不是特例。
年轻时的马英九，只是因为台湾人好八卦的媒体力量，硬生生顶住了中国元素的负面影响。上任后，则陷入党外党内八面声讨的四面楚哥之危境。特别是党内同志的作埂，是其执政失败的最致命原因。要不然一个多数执政，会落此下场吗？
是马英九不会用人不会授权吗？不是如此简单的，他把最关键的位置，立法院长给了谁？这个院长回报了什么？大家都可以看到的，这就是台湾政治，一个正向台独目标加速前进的台湾政坛，容不下任何中国元素。
六、国民党定位决定它必然失去台湾民心
中国是国民党的原罪，既使是现在的国民党大量切割了中国元素，但他仍然跟中国有某种程度的联结，这是台湾需要的，又是台湾反感的。
说需要国民党的中国元素，是需要台湾利用它保护暂时的安全，以台独的推行保驾护航，另一面，也台湾也需要利用国民党不断向大陆套利。
台湾人的内心对接受国民党心不甘情不愿，他们把国民党与大陆的交往视为悲情，一种小国的无奈，积压在心底，这是台湾的屈辱，在经济层面，他们极力摆脱中国影响，仇视在陆台商，视他们为叛国。
这点表现在最近几波的反商运动中，红顶商人成为原罪，顶新，郭台铭等都被批臭，同样的食安问题日资企业，则被台湾社会所容忍甚至保护。
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台湾社会已完成全民独立的思想教育了，排斥一切不利于台独的因素，是台湾社会的现在进行时。
社会整体意识的转变太快了，国民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虽然国民党也大力往台独立场靠近，但节奏上太慢了，态度上太被动了。
国民党因为有深蓝群体的牵制，决定了他不能大幅度走向台湾，也不能主动走向台独，在台独进程中，它只能被动接受，半推半就跟着台湾社会走。这种不能带领人民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必然失去民心。
在理论上说，国民党应该失去95%的中间选民，快速边缘化，但是国民党的旧体制还在，他的选举机器还在，他的桩脚，他的利益结构还在，他的人情人永关系网还在，还有很多人看国民党过生活混日子的。但选票是慢慢流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我们仍然不能排除国民党仍然重新执政的可能，特别是在两岸面临战争动荡的时侯，国民党仍有机会被台湾社会推向前台，试图以感情面影响大陆的决策。
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国民党的根已经在台湾被抽空了，他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标本，一种道具。它不代表台湾，也根本不代表台湾民意。
首先他失去年轻一代，绝大部分年轻世代抛弃国民党，说明什么？说明国民党在台湾的未来政治结构中，只会越来越弱化，他要生存下去，必须跟迎合台独意识，抛弃中国意识。
其次，在未来十年内，他的基本盘也将大幅流失，外省世代老的死去，新的融入台湾社会，它还有什么基本盘可言？
再次，党内人才必将因为国民党的式微大量流失，同时壮大民进党和第三势力。不出意外，国民党式微的过程就是给其它政党提供养份的过程。
七、“全民总统”——天大的笑料，暴露马对台湾社会转型战略的误判
首先没有所谓的蓝绿和解，只有单向融合，小众族群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他们只能乖乖融入当地社会，接受台湾本地人劣质族群性的侵蚀。台湾社会的氛围正从蒋经国大治后的文明社会，回归原始的群魔乱舞的旧社会。
台湾人美其名曰，这是民主多元的社会，其实就是闽南人以乡绅仕族为统治阶级建构的封建制社会，这是闽南人上千年以来的社会传统。乡绅士族善于利用闽南族群信谣传谣的本性及封闭式的社会自恋特征，以愚民式教育管理那堆乡民。（福佬人历来是畏威而不怀德，贪财，好名，爱做官）
在旧有社会佚序下，有天龙人与乡民相安无事，当代表本土意识的乡绅仕族挟乡民压制天龙族时，天龙族短视怯懦的性情就表露无遗。
马英九就是天龙族的代表，他们求两岸的稳定，以保住自身权贵地位，他们以权贵诉诸权贵，他们轻忽乡民的力量，这些乡民早已被台独的乡绅士族洗脑了。天龙族高估自己的影响力，对大陆以为可以对等相处，对内以为占据道德高度。他们执政几十年还不理解台湾社会的流民本质。
他们在大陆活不下去的LOSER，到了台湾后搞种族清洗，对本土民族进行大屠杀，对同属本族的客家人进行长达300年的械斗，占据平地，把客家人赶向高地，他们在闽南族群内部也进行不断斗争，台奸层出不穷，奸诈、欺骗、有礼没义，有廉没有耻。
天龙人生活在北部的小圈圈中，他们误以为乡民暂时的训服，就是自己教化的成功，长期宣传“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骗大陆人，也把自己给骗进去了。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这样说，了解台湾的人基本不会反对吧。
马英九就是基于善意的认知，去相信乡民的可改造性，推行蓝绿和解，本来一手好牌，结果牌都被对方借去了，反而让台独仕绅借马英九的刀，杀马英九的人。
这些年，被台独士绅借去的刀有多少？多不胜数，教科书的刀暂存台独手上，立法院把持在台独士绅手上，两岸对口单位的刀扔给台独士绅，引大陆金缓济台湾士绅，借两岸交流平台给台独仕绅提供政治舞台，凡此种种太多太多了。
这些士绅正是通过马的种种善意，暗中累积政治能量，只用一场大肠花就倾底催废马的“营绿和解美梦”
正常说，马对于台湾社会的极独化应该有体验的，但正是出于天龙人自保的自私潜意识，出于某种利益驱使下的情感需求，马骗了自己也骗了大陆。
八、马缺乏对台湾族群劣根性的清醒认识
台湾人被两边政府都过分美化了。对台湾政府来说，出于统治需要，美化台湾人博感情可以骗选票，对大陆政府来说，出于统战目的，美化台湾人博感情，可以在岛内寻找政治合作者并建立政治支点。
对于台湾人普通人来说，生活在那个社会，对群族的坏是有很清醒认识的，他们到大陆人出于爱台湾的政治需要，鼓吹台湾人的好，其实在台湾社会内部特别是普通论坛里，他们自己人对自已人的评价并不高，常逛台湾论坛的朋友应有所了解。
我知道一个不稳定的移民社会，特别是物资匮乏，生存艰难的社会，肯定是没有诚信的，投机群体肯定强大，这个不说台湾，大陆某些区域，特别是移民去的，又经过殖民的，动乱的地域，也存在这种族群劣质性，就是骗，毫无诚信可言，并不以为耻。
台湾人本来就是福建广东一带一群活不下去的人渡黑水沟过去的，他们中有饥民，有破落户，有罪犯，大多出身贫寒，这些早期的渡海者跟49年后去台湾的中国是有很大差别的，49年那批人，多的是贵族大户人家，既是抓壮丁抓去的贫寒人家，也都来自一个成熟的社会，他们虽穷，但都受过一个成熟社会的道德熏陶。
台湾在49年前，从来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与原主民的战斗，闽客之间的战斗，与外族殖民者之间的斗争，被外族奴役等等，一直伴随台湾历史，他们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根殖文化最深处的。
任何社会当然也出正义人物，但是台湾出反骨仔出台奸比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最高的地区。台湾现存的几大家族哪一家族细细追究去，哪一个家族没有台奸呢？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台奸从来没有被清算。特别是49年后，出于流亡政权的无奈，这部分台奸反而被重用，这些家族又一次成为台湾的权贵。
跟这些仕绅家族讲诚信，无异于与虎谋皮。
日本人在台湾很巧妙利用高山少民与闽客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日本殖民50，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从来没有缓解过，国民党到台湾后，用仁政，化解族群矛盾，整体上使台湾有一个和谐环境。
在生活上，台湾人的生活水平远比不上大陆，日据时期，他们普通人没白饭吃，吃地瓜，蒋去台湾后很长时间，台湾很多人还是很穷的，穷到吃饭都成问题，因此台湾人有种对吃的渴望的文化。
那些大陆人看似平淡无奇的小吃，为什么会吹成台湾之光呢，这恰恰说明了台湾人的祖辈们经历过长期的饥荒。致使在他们眼中豆芽米粉藕，就是一场盛宴。更别说各省老兵带过去的那些精致小吃了。
我以上说的才是真实的台湾，他们的祖辈生活在恐惧，饥饿，仇恨以及激烈的资源竞争中，他们不出思想家，没有深沉的哲学思考者，当然也不会有文化的更新，他们的文化经过四百多年，所有的礼仪还都是闽南带过去的传统习俗，说明他们的生产力一直低下，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就没有文化发展动力。
同时，也因为生产力长期低下，他们全社会主意力就集中在如何活下去层面，所以他们的感情也停留在人类情感的浅层，爱与恨都来得单一，思维单纯，语言表达能力也极低，他们经不起挑拔，他们的情绪极易被挑动，一切都显得扁平快。
大家不要听宋楚瑜乱吹什么台湾教育比大陆好之类的，没有的事，去看看那些上了年纪的经过是日据时期的台湾人，有几个受过教育的，那些所谓皇民的后代，确实是有受过教育的，那只是台湾社会的极少数人，也就是那些反骨仔台奸仕绅的家庭，才有能力接受教育。
台湾的荣景，大部分是外省人造创出来的，过去30年来，台湾表面上看起来不错的文明度，也大部分是外省精英的功劳，这些人是台湾的衣衫，当这些人被台湾仕绅用政治恶斗的形式驱赶，以劣币驱逐良币，台湾社会华美的衣衫便脱落了，露出内裤了。
两蒋时期，对台湾本地族群劣质性是有很清醒认识的，所用对策也相当有效，也有相当一部分本土台湾人融入天龙人生活圈，但是这种融合没有经过100年、200年的时间，还是不够的，30年太短，很不幸的是台湾本土化运动从90年初就开始了，他们大部分的群族没有经过文明的改造。这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回归重点，马英九理解这些吗，那些国民党权贵们理解这些吗？不了解嘛，只看到自己圈中的本地人很好的融合进来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选礼。但是他们却忽略了那些乡民反击的力量。
台湾的社会极端民粹性，没有100年是没法根除的。
台湾这些“乡绅”兼工商资本家,说白了就是中国封建历史中的“豪强”,革命史中的“土豪劣绅”。最反动，愚昧，贪婪，落后于时代的群体。他们把一些子弟送到海外镀金回来参与政治，并不能改变其本质。所以民进党的行径，更像是一群政治流氓，而不是政党。
类似的群体，在东亚地区，只有菲律宾还大面积存在，10几家大种植园主兼工商资本家，把持菲律宾政坛。
而台湾的乡民，包括哪些医生，律师和媒体名嘴，不过是这些豪强的部曲，依附于豪强讨生活，或者本身就是豪强子弟，当枪手打手。一切以主子马首是瞻。不讲对错，只讲族群利益。
因此台湾不是一个民粹的社会，更像是个封建社会。
国民党实际是两次依靠土豪劣绅，两次毁在土豪劣绅手里。
第一次，广州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但是只有第一军是真正的新军。广州出发北伐的7个军，其他六个都是旧军阀部队。各级军官将领，在家乡的老太爷大多都是土豪劣绅。第一军里也有很多是土豪劣绅子弟。所以打到湖南就发生分裂和叛变。蒋介石在上海勾结上英美财阀买办后，上层靠买办，基层靠土豪劣绅维持。于是和共产党和苏联彻底翻脸。共产党是靠发动土豪劣绅压榨下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口号和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土改。彻底扫荡了封建势力。
第二次，跑到台湾，学共产党进行土改。但这个土改是赎买式的，不彻底的。没有彻底剥夺土豪劣绅的资产，给他们留下了东山再起的经济本钱,羽翼丰满后参与，进而掌控政治，干掉了国民党。如果民进党本土大佬都是些打工仔，民进党哪来的政治能量？何况民进党背后还有日本财阀的支持。
反观韩国的进程。朝鲜战争后，首先是发些“资产券”白条,赎买土豪劣绅（大多也当过韩奸）的土地，和很少一点资本家的财产（基本是些手工业作坊）。因为当时韩国的军队，是以韩裔日本军官(家里也是各种型号的地主）和几千名伪警察为基础建立的。暂时不能动。韩国民主化后，首先开始大规模清算韩奸，追索没收他们从日占时期获得，历经几十年衍生出的财产。那些韩奸豪强后代只好只好一文不名的跑路海外。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消灭土豪劣绅，是韩国成功工业化的基础和重要原因之一。任何封建势力，都是工业化的绊脚石。而韩国的政府，也能站得稳，经济政策有连续性。因为即使党派轮换，也没有土豪劣绅党。
国民党没有在经济上对土豪劣绅釜底抽薪，最后自己再次被毁。南部为什么绿毛多？因为是农业区，几十年的土地兼并后，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地主。绿毛大佬，很有些是大地主，比如苏贞昌和辜家，蔡英文也是一个。连这个新选出的柯屁，老爸也是个地主。
本省人为什么恨外省人？因为很多本省人家里被赎买式剥夺过土地。老蒋当时出价合理与否不论（几十年后回头一看，本省人亏大了），有些也是半买半抢。因为他带着200万外省人到400万本省人的地盘，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台湾的土地都在私人手里。不抢一点吃什么？
绿毛为什么恨大陆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因为他们生怕统一后，共产党在台湾再来一次“土改”。你怎么说一国两制，他们也不会相信。土鳖地主在这一点上是万分坚定的。即使一国两制，如果国民党在大陆支持下，清算汉奸怎么办？
蓝营权贵代表工业，金融，官僚资本，绿营权贵代表地主，商业资本权贵。两个利益集团都不是好东西，给一帮屁民灌输皿煮思维迷魂药，被卖了还替他们数钱。
两相比较，工业资本集团，毕竟比封建地主集团要先进一些。对工业化，全球化不那么抵触。所以绿营上台，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美国之成功，是他白抢来一块大陆。随后北方的工业资本家，消灭了南方的封建地主种植园主（这种种植园主在菲律宾大量存在,构成菲律宾政府的就是这些人，党派轮换不过是种植园主内部的轮换，他们自己本身也互相砍杀）。
中国大陆的成功，和今后对其他国家的最大优势，是通过10年内战，3年解放战争，死了上千万人，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集团。随后为防止土地兼并产生新的地主集团，重回历史轮回。把土地全部收为国有。中国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基础和最大的本钱是全部国有化的土地，土地是生存发展第一要件，农业化和工业化社会都是如此。
阿里巴巴如果没有一块地方安置机房写字楼，没有巨量的快递员奔跑在国有土地上构建的交通网，没有制造业提供的大批商品，1万个马云也创造不出资本奇迹。
台湾没有经历大陆这样深刻的社会革命和土地革命，思维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遇到瓶颈，发生倒退。印度，菲律宾都存在这个问题。台湾的所谓民主是个笑话，是假民主。大陆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绿毛民众不论是非，只以颜色族群支持民进党大佬？
因为这是封建制度下，部曲对领主的无条件效忠！
高雄气爆，就是死一半高雄人，陈菊还是会高票当选。道理就在这里。
印度一个邦，县的法官，警察局长，税务局长，见了本地大地主豪强的小孩子，会趴地下行吻脚礼。因为这个法官，局长们的祖辈，是地主家的奴仆，他们是被地主送去读大学，留学镀金，随后被地主指定担任公职的。可见印度民主之劣质。所以他发展起来很艰难。
陈水扁一个本省三级贫户，最低级的部曲，聪慧苦读书，被豪强看中，一路捧进总统府。他只能为这些人服务，顺便自己捞点。现在绿营要捞他出来，目的是给今后的代理人一个定心丸吃。犯罪不要紧，只要是我的人，痴呆了我也要捞你出来。
部曲要无条件效忠领主，而领主有保护部曲的义务。这就是台湾的“封建民主制度”。
九、马英九的改革动了仕绅阶层的奶酪，激起仕绅阶层的全面反赴
我们有时会被纷纷扰扰的表象被迷惑，很多和台湾人有过辩论的朋友可能深有体会，那些明显浅显直白的道理，台湾人往往通过列举很多具体微的细节，并且不厌其烦的去论述他可达到乌贼的目的，当你说事，他说理，当你说理，你说事，不要说两岸网友，其实在台湾特别是政论节目，蓝绿之间的辩论，都是遵循这种战术，台湾人基本都是理盲，他们只有情感倾向，对支持者来说，你越是诡辩，诡诈术越高，他们就越视你为英雄。这种政治文化下，基本使整个群体都有这种奸巧的集体劣根性，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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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在飞扬上就深有体会，当你说利益，福佬人跪殡跟你扯尊严；当你说尊严，福佬人跪殡跟你扯利益；当你说实力，福佬人跪殡跟你扯教养；当你说脸皮的时候，福佬人跪殡跟你扯利益；
当你说事，他说理；当你说理，他说事；你说局部，他说整体；你说整体，他说局部；
偷换概念，胡扯八道，阿Q式的自鸣得意和精神胜利法比比皆是，一个老狗玩不会新把戏的货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说了这么一大段去论述台湾社会的奸巧共性，只是提醒诸位，我们看台湾纷纷扰扰表象，不能被表象迷惑，而且观察需要一段完整的过程才能得出结论，如果您只看其中一个片段，就完全被他们欺骗了。
九（续）
马英九的改革历程正是如此，马英九要打倒的就台湾政治的旧秩序，这个人很讨厌地方派系还分桩政治，他相信执政理念可以换回民心换回选票，他相信通过八年的改革可以让台湾“脱胎换骨”，对的，这个词是马英九执政以后反复说过的，说了无数遍了，那这个是脱的哪个胎，换的哪个骨。
这个胎就是打碎台湾政治封建封土制政治，换的就是他认为西式清明的理念性政治，他很讨厌乔，这个乔，是台湾政治主要特色，他们把选举利益按照派系的各种势力范围去分配，在整个行政体系，立法体系，以及政府公营事业体系中，进行利益细致的分割分配。各种卡位，各种利益分摊、权力交易、明争暗斗伴随某党执政的整个过程。
这种黑幕下的政治交易，在我们大陆人看来是非常丑恶的，大陆政治当然也有这种阴暗面，但官方哪敢暴露出来，一露头肯定成为众矢之地，在台湾即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还会发动支持者的出来漫骂，互呛，他们以为什么名义呢？说来好笑，这个名义正因为某人是我的乡亲，乡亲当然支持乡亲，在台湾的政治文化中，乡民完全短视，完全被台湾政治人物以乡亲的名义，鼓动起来，通过派系组织力量，坐拥地方霸王实力。
这就是我说的台湾政治是封建制的本质内涵，试问唯家族、乡土、派系是问的政治不是封建制的最主要特征吗？
民进党基本就是派系、地方恶霸、新旧家族式仕绅的大联合。国民党则是通过原有的几十年执政基础，通过官位派给，执政资源分配以及其它利益输送等组成庞大的组织架构。
这二十年来的民进国退，正是民进党的地方派系、恶霸、新旧家族仕绅联合对国民党旧组织架构的围剿，属于典型的地方包围地方的态势。
民进党以乡亲的理念围剿国民党罪恶的官派，哪有不胜利之理。
九（续二）
所以说台湾真正追求的不是民主，而权斗。
这种错综复杂的权斗必然产生大量的黑金、权权交易以及派系山头的利益交换，这些与真正的民主理念相差十万八千里。
现在很多人批评台湾民主的失败，大多只停留在表面，就事论事耳，实际上，台湾民主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出在台湾的政治体质，一个封建制的政治体质怎么可能落实民主的理念。
多少黑幕多少罪恶正通过两党及两党各自内部的山头无时不刻的进行着。君不见，王公平介入司法事件吗？台湾社会仕绅阶层发动那么强大的与论为王造势，司法也不敢判，司法部分经过很长时间观察政治缠斗后，认为马一定处于劣势后才做出明确的判决，马及国民党败诉。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九（续三）
作为在台湾政坛摸爬滚打几十年的马英九，深切了解台湾政治体质，他执掌国民党后，马上着手党内组织改革，首先党产处理，其次，黑金，再次，党的组织改造。
这三步改革的中心思维，就是改造国民党的体质，他希望国民党不依赖党产，黑金及桩脚，纯以理念行销获得政权。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这边的国企改革，走市场化道路。
在失去政权的情势下，国民党经过八年的在野，执政资源被民进党一整碗端去，党内也确实痛定思痛，你马英九想怎么折腾随你，只要你赢回政权就可以。因此在党产处理、与黑金宣战两阶段，马获得基层党员的支持。但是碰到党内大佬问题抵制，特别在党主席选择期间，马更是暗指王为黑金政治，在党产上，连也有话讲，但也被马生硬排挤。这就种下了所谓的“马王心结”与“马连心结”，也为日后马的执政埋下地雷。
党的组织改革方面，表现在中常委的名单上，连系人马被排挤干净，王派人马也多受排挤，连因为获得两岸成绩，政治视野开阔导致政治高度提升，也不在乎这点事。王金平则一直采用尊连的策略，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对马无声的抗议，虽然连不会象王一样表现出情绪，但连王人情更浓了，为未来的政治结盟打下基础。
我不得不说，马这并非在排除异已，因为马提拔起来的人，也非所谓的马派，都是专业人士，政治资历浅，但形象清晰，没有山头可靠，正适合对社会的理念行销推广。
马在党改革中得罪多少人，大家不用想都知道，党内一大票大佬基本是得罪光光了。但是党职对这些大佬来说，还不算什么？毕竟是虚位，人家还坐拥选择动员的实力，你马英九干的欢，最后抬轿的还不照样是我们这些人？
大佬们对马英九怒而不言，他们在仔细观察马英九，他们也想好了，一个无任何派系任何山头可以依靠的马英九，还是他们掌中玩物，孙悟空再能耐可以逃得出如来佛的手心吗。
九（续四）
马英九后来拿了政权，并非是政策理念宣导的胜利，08年前后，所谓蓝营还操控着大量的媒体，加上绿营内斗加剧，特别是扁案被挖掘后，绿营社会形象减缓了台独和去中国化的进程。
马胜选时，他还是相当清醒的，他说这不是马个人的胜利，推而远之，这不是马式政治理念的胜利，也不是台独活动的失败。
综合马胜利的原因，基本可以归因于四点：
一、这是扁个人的失败，而不是民进党失败，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从后面民进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收拢支持者并且组织起更强大的政治力量可以看出。
二、台湾仕绅好争权取利特别是民进党内部的权力碎片化，使民进党失去暂时的战斗力。以后既是民进党执政，也会马上出现类似问题，但这豪不损伤绿营内部的仕绅权力结构。
三、蓝营内部的大团结，出于对重新获得政权的渴望，凝结起来，通过大量文宣造出一个马神，大家应该注意到，蓝营的造神运动很少着墨马式政治理念，而是大量八卦打马英九的帅哥形象牌，大量关于清廉报道。就是这两点使马英九获得高人气，这种八卦式政治正好说明台湾的政治层次，也说明了马的胜利不是两岸理念被台湾所接受。
四、马英九不是能整合蓝营的最佳人选，因为蓝营没有人选。正象绿营的蔡英文一样，不是绿营的最佳人选，只是唯一人选。那些地方诸侯这个大佬那个大佬，都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乔事个个一等一，政治分桩很厉害，但都摆脱不了乡土特质，也说不出多少政治理念，看似很强大，个个有硬伤。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政治图腾。扁马蔡三人其实都是被台湾仕绅推向前台的政治图腾。
只是扁与蔡都深知这一点。扁在后期面临强大的贪污风暴时，他急速向激独靠拢，他知道台湾最有权势的人正是台独仕绅，在台独神主牌面前，海角七亿什么的，都只是小钱钱，台独才是保证这些仕绅的最根本得益所在。蔡也够聪明，在12年大选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下，死保台独理念，坚拒九二共识。终究使她空降民进党在无任何派系支撑下，获得几乎所有仕绅的支持。
马与这两人相比，天真的多，他认为获到689的选票，就是人民充分授权了，就可以以自己的理念为所欲为了。却不知正为自己种下了苦果。
九（续五）
我们说，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在台湾这个地方，媒体可以把你捧到天下，也可以把你打入地狱。
台湾的媒体是很廉价的，一个家族，一种势力就可以养一个媒体，一个媒体控制一群乡民，台湾的山头多，媒体也多。
看似台湾新闻百花齐放，实质上，还是卦建仕绅通过媒体洗脑的联合执政，你可以说，看遍全球，你可能找不出一个象台湾一样的媒体，他们以传递情绪为已任，而非传播新闻。
你说一个人帅政治新闻吗？能上得了主流媒体吗？台湾就可以，台湾造马神时，就可以用媒体天天报道马被某女突袭拥抱，被一群大妈合围，强行拍照索吻等等。这就是典型的情绪传递。这种殖入性行销方式，就是洗脑，跟朝鲜的金氏王朝造神是一样的套路。
你能用粗俗的文字在主流媒体整版谩骂某人吗？你可以为政治目的每天假造新闻吗？在台湾这是每天都在做的事。他们可以在政论节目中公然造谣、扭曲、谩骂、诛心，很少有人提告嘛，因为不管蓝绿，这都是他们的主要政治手法，两者别无二致。
不管是造一个神，废一个神，媒体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背后的黑手就是控制媒体的大佬们。
我们知道高雄的陈菊女士错误多多，但一再被选民原谅，再一次高票当选，为什么？就是地方仕绅阶层都在为他们保驾护航嘛？大量的耳语，大量的正面新闻报道，大量的博感情通过电视、网络，平面媒体每日24小时轰炸，绝大部分人是抵抗不住的。
我们只有理解了台湾这个政治特质，才能解读马英九持政的困局之根源。
马英九当然是无能的，天真的，缺乏政治手腕的，但是他绝不是台湾政治人物最无能的一个，我认为媒体捧了他，媒体也杀了他。一切一切的背后，都是大佬仕绅利益的驱使。
个人认为“无能论”“有能论”之争论没有意义。也因此会陷入矛盾的逻辑中去，从而纷纷扰扰，看到不问题的实质。
说马无能，无能能在国民党内大内高手云集的地方脱疑而出吗？
说马有能，有能怎么陷入如此困境？
实质是，无能论根本是事件的表象，也是一个蓝绿共谋之阴谋
台独仕绅就是借无能论阻政治进步以维护自己身利益，同时也阻碍两岸交流，既使这种交流不一定达到和平统一，但他们仍视这种交流为台独的风险。
无能论如果能成为大陆对台政策制定圈子的主调，那么就会让大陆陷入人事迷思，接下来还会企图寄希望于另一个侯选人，到时推出一个能足以迷惑大陆的侯选人，就可以更安全的操作分离台独意识。
九、（续六）
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历史上任何成功的改革必有强权的支撑，没有强权支撑的改革没见过有成功的案例。
不成功者，下场往往很惨，甚至成功者，下场也会很惨，看看商鞅就知道了，他的改革奠定秦国霸权基础，最后还是在老仕族的政治反赴下死的很惨，五马分尸！
那马英九得到什么强权的支撑，他天真的认为民选，民意就是支撑他的强权，却不知民意似流水，民意是可控的，民意是可以在有心人的操作下，瞬间改变的。特别是台湾的民意，基本上完全受地方乡绅仕族的控制，他没诉诸仕族，没有联合一干大佬，寻求开明大佬的支持，执政六年多，他忠诚的政治盟友只有金氏，那这个金氏是什么人，在台有什么影响力？这样的政治手腕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事实上，马英九的兴利革弊，如果成功，绝对是台湾的利多。看官且看他的改革事项。
1、对外搁置统独，对内蓝绿和解。
2、革除大佬政治，黑金政治。
3、打破派系军阀封建割据，选能任贤，走公民社会。
4、开源节流，诸如年金改革油电双涨等等。
5、积极西进，有效管理。通过与大陆一系列协议扩大台湾的经济版图。
。。。。。
哪一项改革不是台湾的利多？但是，台湾正处于对中国元素革命的当下，他所有的议题，都被质疑，以致他在改革过程中，很多举措，看起来都可笑之极。
1、在两岸搁置统独方面，大陆完全接受，在他当政之初，所有的台湾议题，基本没看到“统一”两字，不知道各有注意到没？但在蓝绿和解上，绿营根本不接球，那么马就单方面释善意，起用台联某女作为陆委会主委，不动国统纲岭，不修教科书，甚至长期以来对急统派进行打压，例子就不说了，马式蓝绿付出的代价就是使整个台湾没有对抗分离意识的论述。导致蓝营在统独意识形态上完全失守。
他们甚至跑到大陆来游说，只要两个岸和平发展深入，台独不攻自破。这一点马英九是必须付起历史责任的。
2、革除大佬政治方面，马英九非常有“建树”，连、吴、宋被全面逼退出蓝营政治核心，全面起用新人，党务政务都不例外，他的自宫行为并没有为对手阵营带来示范作用。民进党还是通过各地方诸侯老人重新整合，很快反转弱势局面。蓝营则因为三大派系淡出政治系统，抽空了政治动能。一干学者专家，看似清新，实质陷入外强中干的局面。
政策没人护航，一班抬桥人用政治资本全力付出，最后什么都没捞到，还要被批“老人政治”“黑金代表”，最后还把他们原有的党政利益革除，这算什么？赵皇帝革人家兵权，都知道先敬一杯酒呢。怪不得大佬们无奈之下，开始风传马英九不会做人。
这些大佬们原以他的党务，政务在前期为人民观感计，做做样子，他们苦等一届一届的内阁改组，可是马仍然清一色的专家学者教授。这咋不让人愤慨，他们开始炮口朝内，现在是记不起，党内第一枪是什么时侯开出的，但印象深刻的是，马第二任期伊始，党内媒体已全面反攻，党内开始杯葛内阁名单，这标志着，党内开始对马进行政治清算。
可以说，台北政坛的纷纷扰扰，根本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人事的纠葛。在新政治思维与传统的仕绅政治体制下，蓝绿具有高度利益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决定了马英九政治的全面孤独化。
可是马英九仍然相信人民，不相信大佬，于是大佬们一份一份的民调出笼羞辱他，甚至在天阳花学运期间，蓝绿达成高度的默契，一致认为这是人民反马的声音，那些在两岸得利的大佬们全部消失？看似很不合逻辑，其实用权半角度去看，则完全合乎逻辑。
九、（续七）
接下来我们再对比扁马两朝：
马时期的政治议题，聚焦在具体政策面，这是马以弃中国意识为代价寻求蓝绿和解的理念决定的。（个人认为，马的思维就是约束蓝军的中国意识形态，以使社会冲突减到最小，马本人有没有中国意识，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而扁当政时，特别是第二任，台湾社会议主要表现在激烈的统独对抗和统独意识型态之争。
马主动褪色，也使蓝绿两阵营有某种融合态势，不要泾渭分明。所以这八年，蓝绿是其它和谐的。这在我们大陆人或是台湾统派看来，这无异于对独投降，但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大多数在地人看来，除去统独后之争，其实无差。对占95%的边缘选民来说，意识绿胜倾绿，蓝胜倾蓝，最有感的就是5%的政治狂热份子。
马赢得蓝绿和谐，但滋生出另一系列的具体政策面问题。社会的动荡与负面因素并不比扁时期少。就象上一节所说，马式理想的践行碰到权贵的阻力。再来对比扁马用人。
扁时期，副职是要跟四年以上的，虽然是虚位，但对祖辈乡民的台湾来说，也算一万之下万人之上，给哪个派系都不讨喜。所以八年来，就给一个没门没派的吕，扁把这个吕给完全虚位化，成为后营一个木偶。大家都可以去骂她，都可以去调戏她。从而在心理上平衡各派。
在实权职位方面，扁采用轮调方式，让各个派系各个山头，都有出头天，行政首长，各部分，轮调上岗，所谓四大天王，都轮流着上行政首长职位，接着派系二把手上，最后一个南部小县县长可以一跃成为行政首长，一个派系上，就换一班部会首长，大家都过一把官瘾，从这点可以看出，台湾人的官本位思维是根值政治思维最深处的，才会视行个官位为利益均粘的手段。
不要以为只有绿营想过官瘾，蓝营看在心理，也是各种流口水的。要不然呢，就马英九选前党内的各种表现，大佬们是不会冒那么大风险的。
马正是缺失这种封建宫廷的权力思维，正是他失去民心的关键，我们观察马的各个政策被反对的各种理由，都是似是而非的，你说对人民有利，媒体说，人民无感，你说以台湾为主，他说你卖台，你说全局，他说局部，你说局部他说全局，你说政策，他说理念，你说理念他说政策，你说人民，他说我就是人民。你说怎么？媒体就是为反对而反对的，人民是愚昧的，人民没有觉醒，他们仍然被封建权贵地方仁绅所控制，直接诉诸人民的条件不成熟嘛。
偏你马英九不懂人情，不懂权谋，夺了人家权，还不敬人家一杯酒，这是最大的过失，最大的荒唐。人民，很从民，并不懂马要为台湾带来什么？他们只知道，马英九很坏，不给自己支持的派系和大佬山头贵族，分一个职位，任人为亲，小圈子决策，坏人能做好事吗？
你们不要说我很夸张，事实上，这是台湾政论呼之欲出，却不能说出口的话。
这两天我在很多章节中提过台湾的仕族乡绅统治模式，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一个长期关注过台湾政治的人，只看马英九的用人，还真难看出来的。
今天我专门用一节来对比马扁时期的台湾政治，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本土化后的台湾，地方乡绅及世家仕族的觉醒，已成为台湾社会中坚力量，台湾并没有因为两蒋的集权统治使社会结构重组，也没有因为当年的经济发展催生出新的政治文明。
一群没有国族意识的人，在利益面前可以用拿起任何议题作为工具进行内斗。
而马竟错乱的认为民主已成为台湾最可贵的价值，加上性格上的偏执，他的失败也便命中注定了。
我们对台政策的迷思，培养拉拢台湾的财团可以压制平衡台独的力量，实际上，这些靠大陆赚钱的富人阶层并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他们是和平的受惠者，在政治上他们是中立者，甚至台独背景的台商就占去三成，随着去中国化深入，中国也不再是祖国，仅仅是市场而已，寄希望于富人阶层，真是我们政策失败的关键。台独最激进最革命的力量，来自于老家族及被灌输分离意识后的年轻一代。过十年二十年，如果我们不改变政策，我们很快会迎来没有任何中国情怀的台商潮。实际上，大陆这样的台商已经很多了，你说富人或因为利益靠向中国，这是不对的，靠向中国马上被边缘化，在台湾，不是经济治国，而是意识型态治国，看顶新，看郭台铭，就很清楚了，台独是不计成本的，你说收回台北故宫，收回离岛，让台独，他们马上同意。
另一个方面说，新富在台湾政治中，只是传统政治力量的附庸，国民党在12年时，才纳入一名台商代表。那些倾绿的财团，绝大部分在民进党内部根本不想浮出台面。他们只提供台独经费。
台湾的老财团，世家，地主，控制着台湾政治氛围，新贵在他们面前，政治影响力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十、一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辩，划上马式改革的句号。（之一）
个人认为跳脱马英九“改革”这个主线，就根本不能解读马英九往日荣光以今日之惨淡之原因，以六年马式政改之痛，只是从一个倾面向我们展示了台湾政治之黑暗，然管中窥貊，就能引发我们的思考。
政治就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他们因为利益和意识型态纠缠在一起，结盟、纠争、再结盟、再纷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我们无法用单一的统独，民主独裁，省藉矛盾、权贵与乡民，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新老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去衡量评判所有的事件。
小马原先期待以牺牲统一论述，解决发展与分配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上他想学习高税高福利西欧，政制上他想进一步改向美国特色。
我把小马的改革用一句话，概而括之——“弃统独、均贫富、要民主”，包括三个议题。小马任内多有着墨，我们不妨来粗略看看这三个议题的不同含义和背景。
十、一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辩，划上马式改革的句号。（之二）
“不统不独不武”是马八年对两岸的政策定调，这个跟李扁时期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左与右的区别。
在内政上，马就有很大雄心改革，上归纳9个字“弃统独，均贫富，要民主”，这六字块才是跟他说的“给他八年，换台湾100年和平倡盛”相对应的。
弃统独，说白了就是营绿和解，不以统独划分蓝绿阵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中有独，独中有统。这个政策说实话，我认为是成功的，起码在蓝营内部已经有很强大的本土派，而在绿营内部也多多少少植入一些所谓的“知陆派”，虽然在绿化与蓝化的程度上有些区别，但由于民进党在弃统独政策的催化下，确实有一批勤走大陆的人士浮出台面，也渐渐地减缓了国民党被抹红的压力。
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出，在民进党最虚弱时，马英九没有赶尽杀绝，反而不断为民进党输送能量，在很大程度上为民进党的战力恢复提供了温床，这个在马第一任内，表现的特别清楚，很多蓝营人士不理解，甚至因为这个骂马英九，实际上这个也是马不得已而为之，在他的立场上看，以台湾的政治生态，没有民进党，更可能派生出比民进党激进的多的激进台独派，那是台湾政治的回头路。外省人很可能因为台湾往激进台独快速壮大，而面临立即的危险。
说到底，马要的就是两岸维持现状的长期化，与蓝绿和解后的台湾政治生态的常态化。这是马执政的最高战略，他不在乎统派组织一个个弱化，也不在乎标杆性的统派人士死活，他只要达成蓝绿和解的目标，这为未来一代二代外省人能平安和平的生活在那个岛上。他把外省后代融入台湾社会和台湾社会接受外省人作为最高的战略利益，他从来没有把外省人的安全系于中国大陆的善意，他宁可和台独们绑在一起去追求蓝绿和解统独和解，他也不CARE中共对台的亲情牌。
这就牵涉到一个基本的政治断判，大陆要多久才能去解决台湾问题。显然，在他看来，这个时间很久，可能是50年、也要可能是100年。
为什么马核心战略团队会得出这个结论，还是要看国共自05年后的多次接触以及双方的主要领导人的表态。
十一、一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辩，划上马式改革的句号。（之三）
我现在要说一件事很有趣的事，可能有人有印象，05年时，胡在分别会见连、宋、郁之后，整个大陆都在炒作国共和解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气氛，普遍民众对台湾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期待。
恰在这个关口，胡BOSS在加拿大会见华人华侨代表时，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两岸和平统一不可能一就而蹴，而要长期努力，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0年，100年。当天晚上新闻联播就播放了这个讲话。
放在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国际环境，这个讲话，当然是有所本的，也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两岸都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
08年马当选台湾领导人后，在一个路边接受赵少康的访问，提到两岸，马有一番讲话，大意是，马政府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立场，赵再问，如果中共施加统力压力时，马则说，那只有拿起枪去抵抗。
事过多年后，为什么会想起这两个场景呢？
因为这两个谈话，前后相差不过一年多，在谈话气氛上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是大陆采用完全信任台湾蓝营的立场，在反独的前提下，大陆政治精英等于变相承诺台湾问题可以延后长时间不去解决统的问题。
而在台湾，马却做出一个强硬的谈话，意在强调大陆有长期不统的承诺，而弱化反独的义务，执政之后，马进一步弱化国共论坛功能，虚化党际交往，到中期时，马已把“反独”改口为“我们不主张台独”，执政至今，我们已很难听到马英九“我不主张台独”此类的说法了。
我们知道弃统独完全是出于内政的改革，正象上一节说到的一样，现在已初具成效，但是这个改革是以独的意识大幅度吃掉统的意识为代价的。统消独涨的态势已相当明显，正一步步侵蚀两岸和平的基础，蓝营三党当时在大陆所做的政治公关活动，留给大陆民众及政治精英的政治判断之佐证已被严重质疑。
现在两岸又回到了和与武的原点，则和平之可能是否仍然存在，武力之统一是否有正当情，由这个逻辑推理，又进一步推导到台湾前途是由台湾人决定和由全体中国人决定性的矛盾中去。
很显然，马英九采取的立场是，台湾问题由全体台湾人自己决定，关由台湾人负责。第一不修改教科书，第二，不恢复国统纲领，第三、不在政治上反对台独立场。这就是他上任后推行的统独和解所决定性的新“三不政策”。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三不”政策其中心思想就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以所谓民主的方式，走一个，统独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路线。则台湾问题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15年的中国和05年的中国相比已经很大不一样了，不论是从哪一个经纬度切入，中国都远非是05年的中国，那么05年时所作的对台政治判断是否仍然适应于目前的台湾？我们不妨似目以待。
马式的内部蓝绿整合以非常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整合实力对大陆的进步来说，只能是聊胜于无吧。
十二、一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辩，划上马式改革的句号。（之四）
在“均贫富”的部分，马英九在税制及能源政策上都碰到富人集团强力围剿，房地产仍然由少数财团把控，就业率虽然比执政之初相比有微幅下降，但仍然是杯水车薪。
财团透过对台湾乡民强力殖入洗脑教育，让乡民迷失在经济与政治议题中，他们仍然把分配的经济分配问题操作成政治议题，又把一些关于统治蓝绿的政治议题，混入一系列经济议题。
具体上说，他们把资本家的掠夺式剥削体制原罪，简单的推给两岸政治开放以及少部分红顶商人。从而洗白了那些地方仕绅及资本新贵对乡民的普扁性压榨。
另一方面，台独们仍然在岛内以麻醉式宣传，一系列台湾之光，一系列大陆之耻，时不时见诸媒体头版头。这种政治的需求，使整个台岛陷于经济改革动机的缺失，由世界向入中国的论调已大大压过由中国走向世界论调。
开源不足，节流又显不利，在政济不分的台湾，马英九该试探过的改革方案都遭受到空前的财团压力，最后不得不把刀挥向他的票仓军工教18PA，真应了那句话，谁支持他谁倒霉。
一个由财团捧起来的政府必然被财团欺诈，马英九本想以政治素人团队作为财团的防火墙，那些素人们一个个被财务斗趴，他已面临无人可用的困局，坐困愁城吧
马英九执政6年多来，经济总体是前进的，贫富差巨却日渐扩大，均的理想已和他无关。无可辩解，均贫富是马英九改革的最大失败。
接下来我们再对比扁马两朝：
马时期的政治议题，聚焦在具体政策面，这是马以弃中国意识为代价寻求蓝绿和解的理念决定的。（个人认为，马的思维就是约束蓝军的中国意识形态，以使社会冲突减到最小，马本人有没有中国意识，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而扁当政时，特别是第二任，台湾社会议主要表现在激烈的统独对抗和统独意识型态之争。
马主动褪色，也使蓝绿两阵营有某种融合态势，不要泾渭分明。所以这八年，蓝绿是其它和谐的。这在我们大陆人或是台湾统派看来，这无异于对独投降，但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大多数在地人看来，除去统独后之争，其实无差。对占95%的边缘选民来说，意识绿胜倾绿，蓝胜倾蓝，最有感的就是5%的政治狂热份子。
马赢得蓝绿和谐，但滋生出另一系列的具体政策面问题。社会的动荡与负面因素并不比扁时期少。就象上一节所说，马式理想的践行碰到权贵的阻力。再来对比扁马用人。
扁时期，副职是要跟四年以上的，虽然是虚位，但对祖辈乡民的台湾来说，也算一万之下万人之上，给哪个派系都不讨喜。所以八年来，就给一个没门没派的吕，扁把这个吕给完全虚位化，成为后营一个木偶。大家都可以去骂她，都可以去调戏她。从而在心理上平衡各派。
在实权职位方面，扁采用轮调方式，让各个派系各个山头，都有出头天，行政首长，各部分，轮调上岗，所谓四大天王，都轮流着上行政首长职位，接着派系二把手上，最后一个南部小县县长可以一跃成为行政首长，一个派系上，就换一班部会首长，大家都过一把官瘾，从这点可以看出，台湾人的官本位思维是根值政治思维最深处的，才会视行个官位为利益均粘的手段。
不要以为只有绿营想过官瘾，蓝营看在心理，也是各种流口水的。要不然呢，就马英九选前党内的各种表现，大佬们是不会冒那么大风险的。
马正是缺失这种封建宫廷的权力思维，正是他失去民心的关键，我们观察马的各个政策被反对的各种理由，都是似是而非的，你说对人民有利，媒体说，人民无感，你说以台湾为主，他说你卖台，你说全局，他说局部，你说局部他说全局，你说政策，他说理念，你说理念他说政策，你说人民，他说我就是人民。你说怎么？媒体就是为反对而反对的，人民是愚昧的，人民没有觉醒，他们仍然被封建权贵地方仁绅所控制，直接诉诸人民的条件不成熟嘛。
偏你马英九不懂人情，不懂权谋，夺了人家权，还不敬人家一杯酒，这是最大的过失，最大的荒唐。人民，很从民，并不懂马要为台湾带来什么？他们只知道，马英九很坏，不给自己支持的派系和大佬山头贵族，分一个职位，任人为亲，小圈子决策，坏人能做好事吗？
你们不要说我很夸张，事实上，这是台湾政论呼之欲出，却不能说出口的话。
这两天我在很多章节中提过台湾的仕族乡绅统治模式，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一个长期关注过台湾政治的人，只看马英九的用人，还真难看出来的。
今天我专门用一节来对比马扁时期的台湾政治，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本土化后的台湾，地方乡绅及世家仕族的觉醒，已成为台湾社会中坚力量，台湾并没有因为两蒋的集权统治使社会结构重组，也没有因为当年的经济发展催生出新的政治文明。
一群没有国族意识的人，在利益面前可以用拿起任何议题作为工具进行内斗。
而马竟错乱的认为民主已成为台湾最可贵的价值，加上性格上的偏执，他的失败也便命中注定了。
我们对台政策的迷思，培养拉拢台湾的财团可以压制平衡台独的力量，实际上，这些靠大陆赚钱的富人阶层并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他们是和平的受惠者，在政治上他们是中立者，甚至台独背景的台商就占去三成，随着去中国化深入，中国也不再是祖国，仅仅是市场而已，寄希望于富人阶层，真是我们政策失败的关键。台独最激进最革命的力量，来自于老家族及被灌输分离意识后的年轻一代。过十年二十年，如果我们不改变政策，我们很快会迎来没有任何中国情怀的台商潮。实际上，大陆这样的台商已经很多了，你说富人或因为利益靠向中国，这是不对的，靠向中国马上被边缘化，在台湾，不是经济治国，而是意识型态治国，看顶新，看郭台铭，就很清楚了，台独是不计成本的，你说收回台北故宫，收回离岛，让台独，他们马上同意。
另一个方面说，新富在台湾政治中，只是传统政治力量的附庸，国民党在12年时，才纳入一名台商代表。那些倾绿的财团，绝大部分在民进党内部根本不想浮出台面。他们只提供台独经费。
台湾的老财团，世家，地主，控制着台湾政治氛围，新贵在他们面前，政治影响力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十、一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辩，划上马式改革的句号。（之一）
个人认为跳脱马英九“改革”这个主线，就根本不能解读马英九往日荣光以今日之惨淡之原因，以六年马式政改之痛，只是从一个倾面向我们展示了台湾政治之黑暗，然管中窥貊，就能引发我们的思考。
政治就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他们因为利益和意识型态纠缠在一起，结盟、纠争、再结盟、再纷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我们无法用单一的统独，民主独裁，省藉矛盾、权贵与乡民，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新老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去衡量评判所有的事件。
小马原先期待以牺牲统一论述，解决发展与分配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上他想学习高税高福利西欧，政制上他想进一步改向美国特色。
我把小马的改革用一句话，概而括之——“弃统独、均贫富、要民主”，包括三个议题。小马任内多有着墨，我们不妨来粗略看看这三个议题的不同含义和背景。
十、一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辩，划上马式改革的句号。（之二）
“不统不独不武”是马八年对两岸的政策定调，这个跟李扁时期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左与右的区别。
在内政上，马就有很大雄心改革，上归纳9个字“弃统独，均贫富，要民主”，这六字块才是跟他说的“给他八年，换台湾100年和平倡盛”相对应的。
弃统独，说白了就是营绿和解，不以统独划分蓝绿阵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中有独，独中有统。这个政策说实话，我认为是成功的，起码在蓝营内部已经有很强大的本土派，而在绿营内部也多多少少植入一些所谓的“知陆派”，虽然在绿化与蓝化的程度上有些区别，但由于民进党在弃统独政策的催化下，确实有一批勤走大陆的人士浮出台面，也渐渐地减缓了国民党被抹红的压力。
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出，在民进党最虚弱时，马英九没有赶尽杀绝，反而不断为民进党输送能量，在很大程度上为民进党的战力恢复提供了温床，这个在马第一任内，表现的特别清楚，很多蓝营人士不理解，甚至因为这个骂马英九，实际上这个也是马不得已而为之，在他的立场上看，以台湾的政治生态，没有民进党，更可能派生出比民进党激进的多的激进台独派，那是台湾政治的回头路。外省人很可能因为台湾往激进台独快速壮大，而面临立即的危险。
说到底，马要的就是两岸维持现状的长期化，与蓝绿和解后的台湾政治生态的常态化。这是马执政的最高战略，他不在乎统派组织一个个弱化，也不在乎标杆性的统派人士死活，他只要达成蓝绿和解的目标，这为未来一代二代外省人能平安和平的生活在那个岛上。他把外省后代融入台湾社会和台湾社会接受外省人作为最高的战略利益，他从来没有把外省人的安全系于中国大陆的善意，他宁可和台独们绑在一起去追求蓝绿和解统独和解，他也不CARE中共对台的亲情牌。
这就牵涉到一个基本的政治断判，大陆要多久才能去解决台湾问题。显然，在他看来，这个时间很久，可能是50年、也要可能是100年。
为什么马核心战略团队会得出这个结论，还是要看国共自05年后的多次接触以及双方的主要领导人的表态。
十一、一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辩，划上马式改革的句号。（之三）
我现在要说一件事很有趣的事，可能有人有印象，05年时，胡在分别会见连、宋、郁之后，整个大陆都在炒作国共和解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气氛，普遍民众对台湾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期待。
恰在这个关口，胡BOSS在加拿大会见华人华侨代表时，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两岸和平统一不可能一就而蹴，而要长期努力，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0年，100年。当天晚上新闻联播就播放了这个讲话。
放在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国际环境，这个讲话，当然是有所本的，也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两岸都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
08年马当选台湾领导人后，在一个路边接受赵少康的访问，提到两岸，马有一番讲话，大意是，马政府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立场，赵再问，如果中共施加统力压力时，马则说，那只有拿起枪去抵抗。
事过多年后，为什么会想起这两个场景呢？
因为这两个谈话，前后相差不过一年多，在谈话气氛上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是大陆采用完全信任台湾蓝营的立场，在反独的前提下，大陆政治精英等于变相承诺台湾问题可以延后长时间不去解决统的问题。
而在台湾，马却做出一个强硬的谈话，意在强调大陆有长期不统的承诺，而弱化反独的义务，执政之后，马进一步弱化国共论坛功能，虚化党际交往，到中期时，马已把“反独”改口为“我们不主张台独”，执政至今，我们已很难听到马英九“我不主张台独”此类的说法了。
我们知道弃统独完全是出于内政的改革，正象上一节说到的一样，现在已初具成效，但是这个改革是以独的意识大幅度吃掉统的意识为代价的。统消独涨的态势已相当明显，正一步步侵蚀两岸和平的基础，蓝营三党当时在大陆所做的政治公关活动，留给大陆民众及政治精英的政治判断之佐证已被严重质疑。
现在两岸又回到了和与武的原点，则和平之可能是否仍然存在，武力之统一是否有正当情，由这个逻辑推理，又进一步推导到台湾前途是由台湾人决定和由全体中国人决定性的矛盾中去。
很显然，马英九采取的立场是，台湾问题由全体台湾人自己决定，关由台湾人负责。第一不修改教科书，第二，不恢复国统纲领，第三、不在政治上反对台独立场。这就是他上任后推行的统独和解所决定性的新“三不政策”。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三不”政策其中心思想就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以所谓民主的方式，走一个，统独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路线。则台湾问题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15年的中国和05年的中国相比已经很大不一样了，不论是从哪一个经纬度切入，中国都远非是05年的中国，那么05年时所作的对台政治判断是否仍然适应于目前的台湾？我们不妨似目以待。
马式的内部蓝绿整合以非常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整合实力对大陆的进步来说，只能是聊胜于无吧。
十二、一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辩，划上马式改革的句号。（之四）
在“均贫富”的部分，马英九在税制及能源政策上都碰到富人集团强力围剿，房地产仍然由少数财团把控，就业率虽然比执政之初相比有微幅下降，但仍然是杯水车薪。
财团透过对台湾乡民强力殖入洗脑教育，让乡民迷失在经济与政治议题中，他们仍然把分配的经济分配问题操作成政治议题，又把一些关于统治蓝绿的政治议题，混入一系列经济议题。
具体上说，他们把资本家的掠夺式剥削体制原罪，简单的推给两岸政治开放以及少部分红顶商人。从而洗白了那些地方仕绅及资本新贵对乡民的普扁性压榨。
另一方面，台独们仍然在岛内以麻醉式宣传，一系列台湾之光，一系列大陆之耻，时不时见诸媒体头版头。这种政治的需求，使整个台岛陷于经济改革动机的缺失，由世界向入中国的论调已大大压过由中国走向世界论调。
开源不足，节流又显不利，在政济不分的台湾，马英九该试探过的改革方案都遭受到空前的财团压力，最后不得不把刀挥向他的票仓军工教18PA，真应了那句话，谁支持他谁倒霉。
一个由财团捧起来的政府必然被财团欺诈，马英九本想以政治素人团队作为财团的防火墙，那些素人们一个个被财务斗趴，他已面临无人可用的困局，坐困愁城吧
马英九执政6年多来，经济总体是前进的，贫富差巨却日渐扩大，均的理想已和他无关。无可辩解，均贫富是马英九改革的最大失败。
“马英九努力推动两岸服贸协定，不仅是想获取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是想藉此加入周边区域经济组织，如RCEP与TPP，特别是后者，目的是与美国在经济上再次结盟。也正由于此，美国才会一反常态地公开出面支持马英九的服贸政策，批评民进党并通过其影响力制止学运的蔓延。”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KMT追求的是缓独，而民进党追求的是急独。两党在最终目标上没有本质区别，在某种程度上，KMT的策略更具危险性和迷惑性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KMT追求的是缓独，而民进党追求的是急独。两党在最终目标上没有本质区别，在某种程度上，KMT的策略更具危险性和迷惑性
粗略看了一下，有句话还是说的很有道理的“马英九努力推动两岸服贸协定，不仅是想获取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 ...
没有大国背后支持，太阳花不可能持续那么久 如果不是美国支持，你告诉我是哪国？又或者美国内部分成两派？
没有大国背后支持，太阳花不可能持续那么久 如果不是美国支持，你告诉我是哪国？又或者美国内部分成两派？
这么长，看得我都想梧桐了。
没有大国背后支持，太阳花不可能持续那么久 如果不是美国支持，你告诉我是哪国？又或者美国内部分成两派 ...
用一句话形容，贱人就是矫情，现在跟你们谈，想讲条件，以后让五对轮跟你们谈。让机关枪和大炮去辩论吧，这可是灯塔国的名言
用一句话形容，贱人就是矫情，现在跟你们谈，想讲条件，以后让五对轮跟你们谈。让机关枪和大炮去辩论吧，这可是灯塔国的名言
根本的出发点还是大陆的力量，以及运用力量的坚定决心
xiaozhuzai007 发表于 2015-2-10 12:14
不能用一句话概括的议论文不是好的议论文，可否用一句话说明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以经促统的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台湾不明独，大陆不急统，各过各的小日子，概括完毕！
不能用一句话概括的议论文不是好的议论文，可否用一句话说明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以经促统的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台湾不明独，大陆不急统，各过各的小日子，概括完毕！
一针无血 发表于 2015-2-10 12:56
以经促统的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台湾不明独，大陆不急统，各过各的小日子，概括完毕！
以力破巧，谈神马条件啊，感情啊，体会啊，思想啊全TM是假的，你从不从，不从就强X。好吧，有不从的，全部电线杆，有不情愿的，那五队轮伺候。这些都清理了，剩下的都是心甘情愿的了不是？
以经促统的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台湾不明独，大陆不急统，各过各的小日子，概括完毕！
以力破巧，谈神马条件啊，感情啊，体会啊，思想啊全TM是假的，你从不从，不从就强X。好吧，有不从的，全部电线杆，有不情愿的，那五队轮伺候。这些都清理了，剩下的都是心甘情愿的了不是？
分析得太深也是一种病，这种国家民族的大议题，老祖宗早就说过，至善不察。如果不从一个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很容易把自己绕进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中，得出南辕北辙的观点，台湾问题如今虽然没有当年解放全国那样的背景，但是自古以来深植于民族基因中的统一精神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何况我们与大洋彼岸的美帝之间波诡云谲，这种背景之下，tg决不可能容忍家门口出现一个拒不归化，反而处处挚肘的棋子。因此，台湾如果不能攥在手里，那么不如毁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xiaozhuzai007 发表于 2015-2-10 12:59
以力破巧，谈神马条件啊，感情啊，体会啊，思想啊全TM是假的，你从不从，不从就强X。好吧，有不从的，全 ...
梧桐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破不立，大破大立
以力破巧，谈神马条件啊，感情啊，体会啊，思想啊全TM是假的，你从不从，不从就强X。好吧，有不从的，全 ...
梧桐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破不立，大破大立
以经促统的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台湾不明独，大陆不急统，各过各的小日子，概括完毕！
呵呵，墨汁入水，冰冻三尺，国家民族兴亡不以百年记的，下场这星球还少？
譬如摇头丸找刺激，你能保证不上瘾？
呵呵，墨汁入水，冰冻三尺，国家民族兴亡不以百年记的，下场这星球还少？
譬如摇头丸找刺激，你能保证不上瘾？
统一进程还没有正式摆上桌面，先耗着。
xiaozhuzai007 发表于 2015-2-10 12:14
不能用一句话概括的议论文不是好的议论文，可否用一句话说明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用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全球化进程，欢迎鼓励港台青年斗地主的同时鼓起勇气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不能用一句话概括的议论文不是好的议论文，可否用一句话说明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用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全球化进程，欢迎鼓励港台青年斗地主的同时鼓起勇气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但失去了资本扩张与攫取利益的冲动，全球化的动力在哪里呢？重提学习雷锋好榜样？
无为而治，以经促统，这些都是前十几年的国家政策。。。现在看来，都是无所作为，一无处事。
轩辕夏禹剑 发表于 2015-2-10 14:00
无为而治，以经促统，这些都是前十几年的国家政策。。。现在看来，都是无所作为，一无处事。
也不能这么说，至少4V的产业被彻底玩死了。。。。
无为而治，以经促统，这些都是前十几年的国家政策。。。现在看来，都是无所作为，一无处事。
也不能这么说，至少4V的产业被彻底玩死了。。。。
扯了这么多就是没有个切实可行的建议。
长河落月 发表于 2015-2-10 13:51
但失去了资本扩张与攫取利益的冲动，全球化的动力在哪里呢？重提学习雷锋好榜样？
所以我说这些左派道理上一大堆，却提不出个实际可行的建议。
但失去了资本扩张与攫取利益的冲动，全球化的动力在哪里呢？重提学习雷锋好榜样？
所以我说这些左派道理上一大堆，却提不出个实际可行的建议。
Pinochet 发表于 2015-2-10 14:49
所以我说这些左派道理上一大堆，却提不出个实际可行的建议。
中国老祖宗讲究是个中庸，这些极端理论鼓吹者不是要撞南墙就是非要撞北墙，一头撞死拉到。
利益扩张从来都是强国的必然途径，攫取利益是千古不变的法则，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要以这个为前提才能有切实可行的政策。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不是扩张？不是为了攫取利益？但为什么受到各国的欢迎呢，为什么到现在挨的骂也少呢？为啥现在美国只要一动就满世界骂声呢？
所以我说这些左派道理上一大堆，却提不出个实际可行的建议。
中国老祖宗讲究是个中庸，这些极端理论鼓吹者不是要撞南墙就是非要撞北墙，一头撞死拉到。
利益扩张从来都是强国的必然途径，攫取利益是千古不变的法则，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要以这个为前提才能有切实可行的政策。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不是扩张？不是为了攫取利益？但为什么受到各国的欢迎呢，为什么到现在挨的骂也少呢？为啥现在美国只要一动就满世界骂声呢？
如果台湾是菲律宾，那么它还可以向美国摇尾要粮
因为再穷，也是美国的化外殖民地，其他大国不要，而压缩大陆需要这个桥头堡
但是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必要的地方，琉球都要伸手，何况台湾？？
目前的政策还是在持续“经济统一”，这个方针的主要目的，我个人认为是为了向全球华人营造“老共说话算话”的氛围
“仁至义尽”“天时地利”“生存压力”“实力积累”等节点均达到一定程度，收回台湾是必然的（这里不讨论是否一定梧桐）
因为再穷，也是美国的化外殖民地，其他大国不要，而压缩大陆需要这个桥头堡
但是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必要的地方，琉球都要伸手，何况台湾？？
目前的政策还是在持续“经济统一”，这个方针的主要目的，我个人认为是为了向全球华人营造“老共说话算话”的氛围
“仁至义尽”“天时地利”“生存压力”“实力积累”等节点均达到一定程度，收回台湾是必然的（这里不讨论是否一定梧桐）
也曾经为“代表性断裂”这个严重问题深感忧虑过，写过几句歪诗，还能记得的句子是“久盼风雷徒望眼，自隳砥柱恨捶胸”，对我们自己放弃那些珍贵的政治理想，我视为自隳砥柱
岂只台海，面对新疆西藏，乃至汉族同胞，我们自毁政治理想后，又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念可以整融民众妁？国际上与亚非拄朋友关系也在变质，唯有处处拿“繁荣发展 一起发财”去诱惑人---政治上已经穷得只剩下钱了！
岂只台海，面对新疆西藏，乃至汉族同胞，我们自毁政治理想后，又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念可以整融民众妁？国际上与亚非拄朋友关系也在变质，唯有处处拿“繁荣发展 一起发财”去诱惑人---政治上已经穷得只剩下钱了！
解放台湾岛，活捉林志玲
我也看得很烦，长篇大论的，剖析以往的原因并不能给未来指明一个道路。还不如用台湾人的血来换得国家的统一
心空如水 发表于 2015-2-10 15:07
如果台湾是菲律宾，那么它还可以向美国摇尾要粮
因为再穷，也是美国的化外殖民地，其他大国不要，而压缩大 ...
你的观点有道理。
慢慢从各方面将台湾玩残，政治上，道义上做到仁至义尽，促其内部斗争；经济上，使其依赖大陆，削弱其外部联系，到一定程度后，打击其有生经济力量。
待蓄水达到红线，打开闸门，打。
如果台湾是菲律宾，那么它还可以向美国摇尾要粮
因为再穷，也是美国的化外殖民地，其他大国不要，而压缩大 ...
你的观点有道理。
慢慢从各方面将台湾玩残，政治上，道义上做到仁至义尽，促其内部斗争；经济上，使其依赖大陆，削弱其外部联系，到一定程度后，打击其有生经济力量。
待蓄水达到红线，打开闸门，打。
忧国骑土团 发表于 2015-2-10 12:35
没有大国背后支持，太阳花不可能持续那么久 如果不是美国支持，你告诉我是哪国？又或者美国内部分成两派 ...
日本支持。美国一开始态度暧昧，后来喊出反对全球化后就出手制止了。
没有大国背后支持，太阳花不可能持续那么久 如果不是美国支持，你告诉我是哪国？又或者美国内部分成两派 ...
日本支持。美国一开始态度暧昧，后来喊出反对全球化后就出手制止了。
太长，没看完。
一群瞎看帖子的
汪晖是提倡gcd再政治化的领军人物
此文多天前就在观察者网发表了
表面上是说台湾问题，实则还是汪晖的那套理论
汪晖是提倡gcd再政治化的领军人物
此文多天前就在观察者网发表了
表面上是说台湾问题，实则还是汪晖的那套理论
日本支持。美国一开始态度暧昧，后来喊出反对全球化后就出手制止了。
原来是失控了
原来是失控了
政治立场就用民族主义好了，绝对的政治正确，占了传统文化中“大义”的名分，绝对可以逼死人。
然后用经济和外交大棒狠狠吊打，千万别客气。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贱骨头，对它好了反而会引起对方的贪婪；只有拨了它们的皮，放干它们的血，将它们的骨头碾成渣渣才能让它们跪在地上唱征服。
很不幸，台湾的前一任统治者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贱货，受到几十年的影响，多少感染了不少这样的贱毛病。
所以军事上必须保证碾压的态势，保证刀子一直架在弯弯的脖子上，随时做好放血的准备，才能让那帮贱骨头清醒一点
然后用经济和外交大棒狠狠吊打，千万别客气。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贱骨头，对它好了反而会引起对方的贪婪；只有拨了它们的皮，放干它们的血，将它们的骨头碾成渣渣才能让它们跪在地上唱征服。
很不幸，台湾的前一任统治者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贱货，受到几十年的影响，多少感染了不少这样的贱毛病。
所以军事上必须保证碾压的态势，保证刀子一直架在弯弯的脖子上，随时做好放血的准备，才能让那帮贱骨头清醒一点
xiaozhuzai007 发表于 2015-2-10 12:59
以力破巧，谈神马条件啊，感情啊，体会啊，思想啊全TM是假的，你从不从，不从就强X。好吧，有不从的，全 ...
呵呵，天朝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和平统一的事情，不打，不服！目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积极备战，争取三十年内，武力值全面超过美日！
以力破巧，谈神马条件啊，感情啊，体会啊，思想啊全TM是假的，你从不从，不从就强X。好吧，有不从的，全 ...
呵呵，天朝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和平统一的事情，不打，不服！目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积极备战，争取三十年内，武力值全面超过美日！
zoneangel 发表于 2015-2-10 13:11
呵呵，墨汁入水，冰冻三尺，国家民族兴亡不以百年记的，下场这星球还少？
譬如摇头丸找刺激，你能保证 ...
暂时只能干瞪眼，美日的军事联盟，比TB强不少。只有一条路，积极备战，争取早日碾压美日台联军！
呵呵，墨汁入水，冰冻三尺，国家民族兴亡不以百年记的，下场这星球还少？
譬如摇头丸找刺激，你能保证 ...
暂时只能干瞪眼，美日的军事联盟，比TB强不少。只有一条路，积极备战，争取早日碾压美日台联军！
楼主转的文章极有深度，作者的研究隐含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理论，重新结合意识形态的力量，修正目前资本主义逐利实践在文明层面给中国带来的危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再次建立精神高地，从思想根子上解决台湾、新疆的分离趋势，并给其它中国周边国家指明方向，提供一条不仅能解决经济问题、还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
charname_cd 发表于 2015-2-10 17:15
政治立场就用民族主义好了，绝对的政治正确，占了传统文化中“大义”的名分，绝对可以逼死人。
然后用经济 ...
民族主义口号不利于在全球使用
TG要脑补一个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在全球推广
charname_cd 发表于 2015-2-10 17:15
政治立场就用民族主义好了，绝对的政治正确，占了传统文化中“大义”的名分，绝对可以逼死人。
然后用经济 ...
民族主义口号不利于在全球使用
TG要脑补一个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在全球推广
有模有样 发表于 2015-2-10 17:17
楼主转的文章极有深度，作者的研究隐含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理论，重新结合意识形态的力量，修正目前 ...
可惜阶级斗争这个法宝不能用
楼主转的文章极有深度，作者的研究隐含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理论，重新结合意识形态的力量，修正目前 ...
可惜阶级斗争这个法宝不能用
重复了，编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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