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8:53:23
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它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
对改革的理论预设，邓小平认为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将市场经济当作一种把蛋糕做大的手段和工具，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共同富裕。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里，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如果这一手段转变成了目的，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他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第二大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如果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概括在邓小平指出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对改革的整个预期到90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
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一是追赶，一是由观念到实践。 由此而产生许多问题，我把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追溯百年历史，我们首先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化是被迫的。 中国百年来的改革或者革命的主要目标， 就是独立与追赶，追赶发达国家。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继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
中国100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追赶的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中国这100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思想的成果，它所遭遇到的问题，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
一个有着五千年记忆，并且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侵略和落伍，急于追赶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国家经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大跃进式的心态以及大跃进可能造成的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现在我们在整个发展当中，整个接轨的焦虑的心态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跃进带来的失误，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所谓现代化，就是最明白的注解。在那里，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高楼、马路、花园，而这些东西的成本，基本上就落到农民和土地头上，很难成为持续发展的一种投入。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列强打出来的，而不是自发成长到现代化的。中国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观念开始，从输入西方的思想开始，这些新观念，先在知识界酝酿，然后要求政界接受，如果政界不接受新观念，就起来颠覆。满清政府、袁世凯短期政权及民国政权的颠覆，都是因为不能满足追赶、发展这类新观念新要求。
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上层建筑政府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先从观念开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观念，然后就有了党，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组织，然后有军队，然后组织民众，然后打败一个不能够快速实现追赶目标的旧政权。而新政权建立以后，立即着手开始农业的、工业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历史的这两条线索既是理解百年中国、50年中国，也是理解这20年中国的重要线索。
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对这20年的改革开放有许多种提法，用经济学的话语判断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轨；还有一种提法，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如果把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还可以看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近百年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转轨的过程当中，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个人和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当中，尤其是一般的农民，在短短的20年来，将近三四个亿的农户，完成了从家族到核心家庭的巨大转变，从以自给为主的农户经济，发展到必须依赖货币经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是一种新的经济转变，它代表着人际关系的变化和观念形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一些地区，像温州一带，是比较适应的，而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民在心理上和观念上，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这个变化对城市人也同样如此。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政府为城市人建起了一个安全体制，即社会保障，只要是单位里的人都有。单位人可能没有自由，但这是一种高度安全的生存方式，现在城市人的生活被另外一种高度自由而无安全感的模式所取代。开始时人们渴望自由，但当你选择了自由，却发现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市场经济通过不安全使所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
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民族没有经历过。我们大多数人虽然卷入了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在感情上并不能完全接受赤裸裸的货币交易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最普遍最常见的关系。由于社会的转轨，就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之前，人们身份的确认和划分是以政治或以权力做标准的。社会按照政治权力的有无和高低，分为不同的阶层，最高的当然是掌权者，下面是工人阶级，因为它受到计划经济保护最多，第三是农民阶层，再下面是知识阶层，最后还有无政治权力的所谓“黑五类”阶层。
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条件下， 阶级只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而不具有经济意义。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场改革，阶级已经重新恢复了它的经济含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重新要定位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
现代社会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财富。现代社会地位的高低，必须要货币来决定。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货币财富为中心的转轨，就可以解读为以权力为中心划分阶层转向以财富为中心划分阶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财富在社会分层过程中作为标准的确立，使得权力在财富面前自惭形秽，底气不足。
转型期的社会心理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通过单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个单位，社会资源的流动是通过行政权力来加以调剂的，人们还是从属于小的共同体。如果说，解放前人们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体的话，那么解放以后就从属于单位共同体。在农村地区，市场经济意味着它把原有的共同体肢解，将其成员变成追求独立的个体利益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的改革开放，是从群体走向个体。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建立在这些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建立在原有的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还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已被分解的社会吗?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
然而，这一过程在日常经验当中，作为个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个人地位的存在，而个人的利益必须要通过货币来表达，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身份的基础。个人和他所处的社会有机体之间是无法建立起意识上的联系的，无法建立认同的关系。
19世纪西方国家相当多的社会学者，试图用一种精神把分化了的个人和有机化的社会联系起来，由此运用社会的道德与纪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这一观念长期以来都在紧张的探索当中，却鲜有统一答案。
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代，我以为必须要读两本书，一本是社会政治理论的书，一本是社会生活的书。过去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社会，因为天下事已经被先行者了解了，所有的事都概括在书里了，可以到四书五经里去找。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发生变化了，我们如果再去读书，不管读什么样的书，无论是中国的书还是西方的书，它都不足以解释并帮助我们了解天下事了。那么真理在哪里?真理在社会生活这本书里，所以我们必须睁开眼睛来看社会这本书。
转型期我们的根在哪里
民族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大脑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思考一开始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既要为自己而思，又要为民族而思。
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的体制，在近百年间进行不断修改，但是，基本框架没变，对社会的基本管理模式没变，突然面临一个变化多端的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就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遭遇，所以在转型当中出现了许多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
近代以来，在救国救民的口号下，把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凝聚起来，现代市场经济又把已经凝聚起来的那个共同体给肢解了。现在的个人要找到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精神纽带，似乎已经不太容易了。
我想，“思”首先是个人的思，一个民族需要思考，但是民族没有自己的大脑，民族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大脑来思考，因此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一开始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既要为自己而思，又要为民族而思。
首先是为自己而思考，我把它叫做计划或谋划。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有的次序被打破，个体要谋求寻找新的社会次序，而这个次序是以财富为标志的。做为思者，第一个任务就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在20年的转型过程当中，知识分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显著地位一直在逐步下降，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他面对的社会压力逐步增强，原来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养老问题成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者必须承担的任务。而现在整个教学系统里，个人的发展及科研成果的评定，都建立在职称评定的基础上，资源有限，那么多人都要去争，对这些问题的“思”就成了知识分子们的焦虑所在。
第二是为民族而思考，为社会生活而思考。为个人的“思”基本解决了以后，按道理就应该为民族、为社会而“思”，而且应该“思”得更多一点。
现在提出思路要创新，我认为这是最高领导者已经感受到不能局限在现有框架里面了，要率军突围了。那么，我们知识分子更有理由突围了，从原有的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深入到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中，去感受它、研究它、分析它。因为“思”的最高任务是理解我们当代人置身的环境。学者的任务是提供认识，改造社会是政治家的事。在转型时代认识之所以成为一项最高的任务，因为置身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如果你认识不够，你接受不了，就会被巨浪吞没。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它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
对改革的理论预设，邓小平认为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将市场经济当作一种把蛋糕做大的手段和工具，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共同富裕。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里，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如果这一手段转变成了目的，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他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第二大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如果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概括在邓小平指出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对改革的整个预期到90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
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一是追赶，一是由观念到实践。 由此而产生许多问题，我把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追溯百年历史，我们首先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化是被迫的。 中国百年来的改革或者革命的主要目标， 就是独立与追赶，追赶发达国家。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继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
中国100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追赶的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中国这100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思想的成果，它所遭遇到的问题，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
一个有着五千年记忆，并且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侵略和落伍，急于追赶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国家经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大跃进式的心态以及大跃进可能造成的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现在我们在整个发展当中，整个接轨的焦虑的心态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跃进带来的失误，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所谓现代化，就是最明白的注解。在那里，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高楼、马路、花园，而这些东西的成本，基本上就落到农民和土地头上，很难成为持续发展的一种投入。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列强打出来的，而不是自发成长到现代化的。中国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观念开始，从输入西方的思想开始，这些新观念，先在知识界酝酿，然后要求政界接受，如果政界不接受新观念，就起来颠覆。满清政府、袁世凯短期政权及民国政权的颠覆，都是因为不能满足追赶、发展这类新观念新要求。
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上层建筑政府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先从观念开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观念，然后就有了党，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组织，然后有军队，然后组织民众，然后打败一个不能够快速实现追赶目标的旧政权。而新政权建立以后，立即着手开始农业的、工业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历史的这两条线索既是理解百年中国、50年中国，也是理解这20年中国的重要线索。
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对这20年的改革开放有许多种提法，用经济学的话语判断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轨；还有一种提法，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如果把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还可以看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近百年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转轨的过程当中，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个人和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当中，尤其是一般的农民，在短短的20年来，将近三四个亿的农户，完成了从家族到核心家庭的巨大转变，从以自给为主的农户经济，发展到必须依赖货币经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是一种新的经济转变，它代表着人际关系的变化和观念形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一些地区，像温州一带，是比较适应的，而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民在心理上和观念上，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这个变化对城市人也同样如此。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政府为城市人建起了一个安全体制，即社会保障，只要是单位里的人都有。单位人可能没有自由，但这是一种高度安全的生存方式，现在城市人的生活被另外一种高度自由而无安全感的模式所取代。开始时人们渴望自由，但当你选择了自由，却发现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市场经济通过不安全使所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
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民族没有经历过。我们大多数人虽然卷入了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在感情上并不能完全接受赤裸裸的货币交易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最普遍最常见的关系。由于社会的转轨，就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之前，人们身份的确认和划分是以政治或以权力做标准的。社会按照政治权力的有无和高低，分为不同的阶层，最高的当然是掌权者，下面是工人阶级，因为它受到计划经济保护最多，第三是农民阶层，再下面是知识阶层，最后还有无政治权力的所谓“黑五类”阶层。
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条件下， 阶级只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而不具有经济意义。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场改革，阶级已经重新恢复了它的经济含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重新要定位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
现代社会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财富。现代社会地位的高低，必须要货币来决定。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货币财富为中心的转轨，就可以解读为以权力为中心划分阶层转向以财富为中心划分阶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财富在社会分层过程中作为标准的确立，使得权力在财富面前自惭形秽，底气不足。
转型期的社会心理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通过单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个单位，社会资源的流动是通过行政权力来加以调剂的，人们还是从属于小的共同体。如果说，解放前人们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体的话，那么解放以后就从属于单位共同体。在农村地区，市场经济意味着它把原有的共同体肢解，将其成员变成追求独立的个体利益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的改革开放，是从群体走向个体。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建立在这些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建立在原有的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还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已被分解的社会吗?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
然而，这一过程在日常经验当中，作为个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个人地位的存在，而个人的利益必须要通过货币来表达，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身份的基础。个人和他所处的社会有机体之间是无法建立起意识上的联系的，无法建立认同的关系。
19世纪西方国家相当多的社会学者，试图用一种精神把分化了的个人和有机化的社会联系起来，由此运用社会的道德与纪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这一观念长期以来都在紧张的探索当中，却鲜有统一答案。
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代，我以为必须要读两本书，一本是社会政治理论的书，一本是社会生活的书。过去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社会，因为天下事已经被先行者了解了，所有的事都概括在书里了，可以到四书五经里去找。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发生变化了，我们如果再去读书，不管读什么样的书，无论是中国的书还是西方的书，它都不足以解释并帮助我们了解天下事了。那么真理在哪里?真理在社会生活这本书里，所以我们必须睁开眼睛来看社会这本书。
转型期我们的根在哪里
民族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大脑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思考一开始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既要为自己而思，又要为民族而思。
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的体制，在近百年间进行不断修改，但是，基本框架没变，对社会的基本管理模式没变，突然面临一个变化多端的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就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遭遇，所以在转型当中出现了许多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
近代以来，在救国救民的口号下，把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凝聚起来，现代市场经济又把已经凝聚起来的那个共同体给肢解了。现在的个人要找到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精神纽带，似乎已经不太容易了。
我想，“思”首先是个人的思，一个民族需要思考，但是民族没有自己的大脑，民族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大脑来思考，因此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一开始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既要为自己而思，又要为民族而思。
首先是为自己而思考，我把它叫做计划或谋划。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有的次序被打破，个体要谋求寻找新的社会次序，而这个次序是以财富为标志的。做为思者，第一个任务就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在20年的转型过程当中，知识分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显著地位一直在逐步下降，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他面对的社会压力逐步增强，原来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养老问题成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者必须承担的任务。而现在整个教学系统里，个人的发展及科研成果的评定，都建立在职称评定的基础上，资源有限，那么多人都要去争，对这些问题的“思”就成了知识分子们的焦虑所在。
第二是为民族而思考，为社会生活而思考。为个人的“思”基本解决了以后，按道理就应该为民族、为社会而“思”，而且应该“思”得更多一点。
现在提出思路要创新，我认为这是最高领导者已经感受到不能局限在现有框架里面了，要率军突围了。那么，我们知识分子更有理由突围了，从原有的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深入到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中，去感受它、研究它、分析它。因为“思”的最高任务是理解我们当代人置身的环境。学者的任务是提供认识，改造社会是政治家的事。在转型时代认识之所以成为一项最高的任务，因为置身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如果你认识不够，你接受不了，就会被巨浪吞没。
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它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
对改革的理论预设，邓小平认为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将市场经济当作一种把蛋糕做大的手段和工具，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共同富裕。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里，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如果这一手段转变成了目的，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他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第二大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如果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概括在邓小平指出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对改革的整个预期到90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
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一是追赶，一是由观念到实践。 由此而产生许多问题，我把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追溯百年历史，我们首先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化是被迫的。 中国百年来的改革或者革命的主要目标， 就是独立与追赶，追赶发达国家。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继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
中国100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追赶的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中国这100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思想的成果，它所遭遇到的问题，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
一个有着五千年记忆，并且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侵略和落伍，急于追赶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国家经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大跃进式的心态以及大跃进可能造成的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现在我们在整个发展当中，整个接轨的焦虑的心态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跃进带来的失误，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所谓现代化，就是最明白的注解。在那里，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高楼、马路、花园，而这些东西的成本，基本上就落到农民和土地头上，很难成为持续发展的一种投入。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列强打出来的，而不是自发成长到现代化的。中国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观念开始，从输入西方的思想开始，这些新观念，先在知识界酝酿，然后要求政界接受，如果政界不接受新观念，就起来颠覆。满清政府、袁世凯短期政权及民国政权的颠覆，都是因为不能满足追赶、发展这类新观念新要求。
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上层建筑政府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先从观念开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观念，然后就有了党，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组织，然后有军队，然后组织民众，然后打败一个不能够快速实现追赶目标的旧政权。而新政权建立以后，立即着手开始农业的、工业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历史的这两条线索既是理解百年中国、50年中国，也是理解这20年中国的重要线索。
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对这20年的改革开放有许多种提法，用经济学的话语判断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轨；还有一种提法，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如果把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还可以看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近百年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转轨的过程当中，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个人和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当中，尤其是一般的农民，在短短的20年来，将近三四个亿的农户，完成了从家族到核心家庭的巨大转变，从以自给为主的农户经济，发展到必须依赖货币经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是一种新的经济转变，它代表着人际关系的变化和观念形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一些地区，像温州一带，是比较适应的，而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民在心理上和观念上，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这个变化对城市人也同样如此。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政府为城市人建起了一个安全体制，即社会保障，只要是单位里的人都有。单位人可能没有自由，但这是一种高度安全的生存方式，现在城市人的生活被另外一种高度自由而无安全感的模式所取代。开始时人们渴望自由，但当你选择了自由，却发现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市场经济通过不安全使所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
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民族没有经历过。我们大多数人虽然卷入了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在感情上并不能完全接受赤裸裸的货币交易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最普遍最常见的关系。由于社会的转轨，就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之前，人们身份的确认和划分是以政治或以权力做标准的。社会按照政治权力的有无和高低，分为不同的阶层，最高的当然是掌权者，下面是工人阶级，因为它受到计划经济保护最多，第三是农民阶层，再下面是知识阶层，最后还有无政治权力的所谓“黑五类”阶层。
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条件下， 阶级只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而不具有经济意义。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场改革，阶级已经重新恢复了它的经济含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重新要定位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
现代社会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财富。现代社会地位的高低，必须要货币来决定。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货币财富为中心的转轨，就可以解读为以权力为中心划分阶层转向以财富为中心划分阶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财富在社会分层过程中作为标准的确立，使得权力在财富面前自惭形秽，底气不足。
转型期的社会心理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通过单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个单位，社会资源的流动是通过行政权力来加以调剂的，人们还是从属于小的共同体。如果说，解放前人们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体的话，那么解放以后就从属于单位共同体。在农村地区，市场经济意味着它把原有的共同体肢解，将其成员变成追求独立的个体利益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的改革开放，是从群体走向个体。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建立在这些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建立在原有的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还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已被分解的社会吗?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
然而，这一过程在日常经验当中，作为个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个人地位的存在，而个人的利益必须要通过货币来表达，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身份的基础。个人和他所处的社会有机体之间是无法建立起意识上的联系的，无法建立认同的关系。
19世纪西方国家相当多的社会学者，试图用一种精神把分化了的个人和有机化的社会联系起来，由此运用社会的道德与纪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这一观念长期以来都在紧张的探索当中，却鲜有统一答案。
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代，我以为必须要读两本书，一本是社会政治理论的书，一本是社会生活的书。过去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社会，因为天下事已经被先行者了解了，所有的事都概括在书里了，可以到四书五经里去找。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发生变化了，我们如果再去读书，不管读什么样的书，无论是中国的书还是西方的书，它都不足以解释并帮助我们了解天下事了。那么真理在哪里?真理在社会生活这本书里，所以我们必须睁开眼睛来看社会这本书。
转型期我们的根在哪里
民族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大脑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思考一开始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既要为自己而思，又要为民族而思。
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的体制，在近百年间进行不断修改，但是，基本框架没变，对社会的基本管理模式没变，突然面临一个变化多端的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就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遭遇，所以在转型当中出现了许多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
近代以来，在救国救民的口号下，把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凝聚起来，现代市场经济又把已经凝聚起来的那个共同体给肢解了。现在的个人要找到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精神纽带，似乎已经不太容易了。
我想，“思”首先是个人的思，一个民族需要思考，但是民族没有自己的大脑，民族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大脑来思考，因此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一开始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既要为自己而思，又要为民族而思。
首先是为自己而思考，我把它叫做计划或谋划。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有的次序被打破，个体要谋求寻找新的社会次序，而这个次序是以财富为标志的。做为思者，第一个任务就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在20年的转型过程当中，知识分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显著地位一直在逐步下降，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他面对的社会压力逐步增强，原来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养老问题成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者必须承担的任务。而现在整个教学系统里，个人的发展及科研成果的评定，都建立在职称评定的基础上，资源有限，那么多人都要去争，对这些问题的“思”就成了知识分子们的焦虑所在。
第二是为民族而思考，为社会生活而思考。为个人的“思”基本解决了以后，按道理就应该为民族、为社会而“思”，而且应该“思”得更多一点。
现在提出思路要创新，我认为这是最高领导者已经感受到不能局限在现有框架里面了，要率军突围了。那么，我们知识分子更有理由突围了，从原有的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深入到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中，去感受它、研究它、分析它。因为“思”的最高任务是理解我们当代人置身的环境。学者的任务是提供认识，改造社会是政治家的事。在转型时代认识之所以成为一项最高的任务，因为置身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如果你认识不够，你接受不了，就会被巨浪吞没。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它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
对改革的理论预设，邓小平认为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将市场经济当作一种把蛋糕做大的手段和工具，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共同富裕。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里，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如果这一手段转变成了目的，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他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第二大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如果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概括在邓小平指出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对改革的整个预期到90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
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一是追赶，一是由观念到实践。 由此而产生许多问题，我把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追溯百年历史，我们首先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化是被迫的。 中国百年来的改革或者革命的主要目标， 就是独立与追赶，追赶发达国家。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继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
中国100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追赶的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中国这100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思想的成果，它所遭遇到的问题，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
一个有着五千年记忆，并且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侵略和落伍，急于追赶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国家经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大跃进式的心态以及大跃进可能造成的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现在我们在整个发展当中，整个接轨的焦虑的心态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跃进带来的失误，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所谓现代化，就是最明白的注解。在那里，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高楼、马路、花园，而这些东西的成本，基本上就落到农民和土地头上，很难成为持续发展的一种投入。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列强打出来的，而不是自发成长到现代化的。中国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观念开始，从输入西方的思想开始，这些新观念，先在知识界酝酿，然后要求政界接受，如果政界不接受新观念，就起来颠覆。满清政府、袁世凯短期政权及民国政权的颠覆，都是因为不能满足追赶、发展这类新观念新要求。
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上层建筑政府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先从观念开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观念，然后就有了党，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组织，然后有军队，然后组织民众，然后打败一个不能够快速实现追赶目标的旧政权。而新政权建立以后，立即着手开始农业的、工业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历史的这两条线索既是理解百年中国、50年中国，也是理解这20年中国的重要线索。
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对这20年的改革开放有许多种提法，用经济学的话语判断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轨；还有一种提法，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如果把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还可以看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近百年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转轨的过程当中，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个人和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当中，尤其是一般的农民，在短短的20年来，将近三四个亿的农户，完成了从家族到核心家庭的巨大转变，从以自给为主的农户经济，发展到必须依赖货币经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是一种新的经济转变，它代表着人际关系的变化和观念形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一些地区，像温州一带，是比较适应的，而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民在心理上和观念上，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这个变化对城市人也同样如此。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政府为城市人建起了一个安全体制，即社会保障，只要是单位里的人都有。单位人可能没有自由，但这是一种高度安全的生存方式，现在城市人的生活被另外一种高度自由而无安全感的模式所取代。开始时人们渴望自由，但当你选择了自由，却发现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市场经济通过不安全使所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
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民族没有经历过。我们大多数人虽然卷入了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在感情上并不能完全接受赤裸裸的货币交易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最普遍最常见的关系。由于社会的转轨，就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之前，人们身份的确认和划分是以政治或以权力做标准的。社会按照政治权力的有无和高低，分为不同的阶层，最高的当然是掌权者，下面是工人阶级，因为它受到计划经济保护最多，第三是农民阶层，再下面是知识阶层，最后还有无政治权力的所谓“黑五类”阶层。
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条件下， 阶级只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而不具有经济意义。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场改革，阶级已经重新恢复了它的经济含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重新要定位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
现代社会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财富。现代社会地位的高低，必须要货币来决定。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货币财富为中心的转轨，就可以解读为以权力为中心划分阶层转向以财富为中心划分阶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财富在社会分层过程中作为标准的确立，使得权力在财富面前自惭形秽，底气不足。
转型期的社会心理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通过单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个单位，社会资源的流动是通过行政权力来加以调剂的，人们还是从属于小的共同体。如果说，解放前人们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体的话，那么解放以后就从属于单位共同体。在农村地区，市场经济意味着它把原有的共同体肢解，将其成员变成追求独立的个体利益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的改革开放，是从群体走向个体。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建立在这些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建立在原有的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还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已被分解的社会吗?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
然而，这一过程在日常经验当中，作为个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个人地位的存在，而个人的利益必须要通过货币来表达，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身份的基础。个人和他所处的社会有机体之间是无法建立起意识上的联系的，无法建立认同的关系。
19世纪西方国家相当多的社会学者，试图用一种精神把分化了的个人和有机化的社会联系起来，由此运用社会的道德与纪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这一观念长期以来都在紧张的探索当中，却鲜有统一答案。
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代，我以为必须要读两本书，一本是社会政治理论的书，一本是社会生活的书。过去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社会，因为天下事已经被先行者了解了，所有的事都概括在书里了，可以到四书五经里去找。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发生变化了，我们如果再去读书，不管读什么样的书，无论是中国的书还是西方的书，它都不足以解释并帮助我们了解天下事了。那么真理在哪里?真理在社会生活这本书里，所以我们必须睁开眼睛来看社会这本书。
转型期我们的根在哪里
民族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大脑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思考一开始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既要为自己而思，又要为民族而思。
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的体制，在近百年间进行不断修改，但是，基本框架没变，对社会的基本管理模式没变，突然面临一个变化多端的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就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遭遇，所以在转型当中出现了许多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
近代以来，在救国救民的口号下，把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凝聚起来，现代市场经济又把已经凝聚起来的那个共同体给肢解了。现在的个人要找到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精神纽带，似乎已经不太容易了。
我想，“思”首先是个人的思，一个民族需要思考，但是民族没有自己的大脑，民族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大脑来思考，因此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一开始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既要为自己而思，又要为民族而思。
首先是为自己而思考，我把它叫做计划或谋划。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有的次序被打破，个体要谋求寻找新的社会次序，而这个次序是以财富为标志的。做为思者，第一个任务就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在20年的转型过程当中，知识分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显著地位一直在逐步下降，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他面对的社会压力逐步增强，原来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养老问题成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者必须承担的任务。而现在整个教学系统里，个人的发展及科研成果的评定，都建立在职称评定的基础上，资源有限，那么多人都要去争，对这些问题的“思”就成了知识分子们的焦虑所在。
第二是为民族而思考，为社会生活而思考。为个人的“思”基本解决了以后，按道理就应该为民族、为社会而“思”，而且应该“思”得更多一点。
现在提出思路要创新，我认为这是最高领导者已经感受到不能局限在现有框架里面了，要率军突围了。那么，我们知识分子更有理由突围了，从原有的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深入到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中，去感受它、研究它、分析它。因为“思”的最高任务是理解我们当代人置身的环境。学者的任务是提供认识，改造社会是政治家的事。在转型时代认识之所以成为一项最高的任务，因为置身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如果你认识不够，你接受不了，就会被巨浪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