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历史责任应该由美国负还是中国负？

每年1月7日是柬埔寨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一个骇人的名字——大屠杀逾越日（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实际上，这一天是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历史学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将这一天定义为“解放日”或者“沦陷日”，可是，柬埔寨人民还是对终止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大屠杀的越南入侵军队心存感激，设立这样一个节日，感谢他们的功德、哀悼被屠杀者、警醒后人。
那么，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说来话长。
1970年3月18日，美国人暗中操纵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发动政变，废黜了正结束访问苏联前往北京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从此，他流亡中国。同期在北京的，还有一位当时还叫做“沙罗绍特”的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也叫做“赤柬”）领导人，他多次前往中国、越南以及朝鲜，取回“革命真经”，在中国南部开辟游击战训练营地，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向他讲述“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共产国际”等理论；1965年与康生的会面，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他颇为欣赏；文革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向他推荐自己欣赏的姚文元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0年3月政变发生后，他向周恩来总理宣布说，接受被推翻的西哈努克国王“参加民族团结阵线”。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领区的北越军队，实际上，1969——1973年美国一直对这些地区进行轰炸，期间，数以万计的柬平民丧生在B52轰炸机的炸弹下，更多的人流离失所。3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且与国王站在一起的柬共，并称之为红色高棉。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与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大半个柬埔寨，美国人失道寡助，1975年3月29日狼狈撤离越南，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
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5年残酷战争的柬埔寨已满目疮痍、奄奄一息，不料又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
沙罗绍特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中国都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要把他的国家变成“彻底的共产主义”的实验田。1975年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并改名为波尔布特。17日，他指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就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居民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物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和耳朵被载重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中MR.CHUM MEI口述，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免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
同样的悲剧在柬埔寨其他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这样一场以毫无理性、血腥、暴力驱使几百万城市居民盲目地、毫无准备地大迁徙，造成重大人员死伤的惨剧，其导演就是当时我国称之为的“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实际上，波尔布特的疯狂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地用在了这片可怜的“实验田”上，甚至不惜用同胞的血和白骨为自己的“实验田”上底肥。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一夜之间实现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8月，病重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三次接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为维护他的独裁统治，波尔布特开始实践他从中国“文革”中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短短3年8个月统治期间，他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做到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屠刀所向、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人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1976年起，波尔布特在党内开始清除异己，中央高层领导无一幸免，号称“清理阶级队伍”。
为屠杀便利，金边市中心的Tual Svay Prey高级中学被改建成图士楞监狱（S21），在12公里外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钟屋）。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和拷打中心，1975——1978年4年间，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拷打，许多人死在骇人听闻的酷刑下；钟屋每天大批屠杀民众，为节省子弹，刽子手一般直接用棍棒打或用锄头铲断被害者的头颅，小孩子被倒提着摔死在大树上，妇女被强奸后杀死，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中MR.HIM HUY口述）。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而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
大屠杀中各国侨民也不能幸免。1976年红色高棉上台前柬埔寨有华人60万人，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30万。朗诺政变之后，中国大使馆通知1000多华侨干部和男女青年去“解放区”参加柬革命，可是，柬共并不欢迎华侨干部，后来北京宣布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就是说，在柬的华侨华人其后将由柬共掌控。红色高棉经常趾高气昂地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红色高棉掌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他们开始大肆驱赶华侨华人、逮捕并且酷刑后处死，至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当时我们中国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温情脉脉。
同时，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直接导致了1978年圣诞节，越南挥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越南军队遇到的不是民众的抵抗，反倒是百姓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因为这支外来的军队结束了恐怖的屠杀。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皇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入金边。
这时候发生了古今中外外交史上空前绝后、天方夜谭的一件事情，中国驻柬大使馆在孙刚大使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
波尔布特领导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了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它超过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程度上，它超过了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程度上，它超过了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人类历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波尔布特这个疯子临死前还在狡辩：“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鬼才会相信他！
这篇文章是根据王晓林发表在2008年第4期《炎黄春秋》上（第69——74页）上的《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一文改写的。因为大部分国人并不了解那段离沉痛的历史，故特登录在此，希望人类历史上不再出现类似的惨剧。

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37250af01009abe.html?vt=4每年1月7日是柬埔寨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一个骇人的名字——大屠杀逾越日（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实际上，这一天是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历史学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将这一天定义为“解放日”或者“沦陷日”，可是，柬埔寨人民还是对终止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大屠杀的越南入侵军队心存感激，设立这样一个节日，感谢他们的功德、哀悼被屠杀者、警醒后人。
那么，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说来话长。
1970年3月18日，美国人暗中操纵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发动政变，废黜了正结束访问苏联前往北京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从此，他流亡中国。同期在北京的，还有一位当时还叫做“沙罗绍特”的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也叫做“赤柬”）领导人，他多次前往中国、越南以及朝鲜，取回“革命真经”，在中国南部开辟游击战训练营地，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向他讲述“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共产国际”等理论；1965年与康生的会面，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他颇为欣赏；文革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向他推荐自己欣赏的姚文元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0年3月政变发生后，他向周恩来总理宣布说，接受被推翻的西哈努克国王“参加民族团结阵线”。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领区的北越军队，实际上，1969——1973年美国一直对这些地区进行轰炸，期间，数以万计的柬平民丧生在B52轰炸机的炸弹下，更多的人流离失所。3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且与国王站在一起的柬共，并称之为红色高棉。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与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大半个柬埔寨，美国人失道寡助，1975年3月29日狼狈撤离越南，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
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5年残酷战争的柬埔寨已满目疮痍、奄奄一息，不料又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
沙罗绍特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中国都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要把他的国家变成“彻底的共产主义”的实验田。1975年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并改名为波尔布特。17日，他指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就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居民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物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和耳朵被载重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中MR.CHUM MEI口述，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免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
同样的悲剧在柬埔寨其他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这样一场以毫无理性、血腥、暴力驱使几百万城市居民盲目地、毫无准备地大迁徙，造成重大人员死伤的惨剧，其导演就是当时我国称之为的“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实际上，波尔布特的疯狂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地用在了这片可怜的“实验田”上，甚至不惜用同胞的血和白骨为自己的“实验田”上底肥。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一夜之间实现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8月，病重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三次接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为维护他的独裁统治，波尔布特开始实践他从中国“文革”中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短短3年8个月统治期间，他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做到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屠刀所向、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人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1976年起，波尔布特在党内开始清除异己，中央高层领导无一幸免，号称“清理阶级队伍”。
为屠杀便利，金边市中心的Tual Svay Prey高级中学被改建成图士楞监狱（S21），在12公里外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钟屋）。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和拷打中心，1975——1978年4年间，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拷打，许多人死在骇人听闻的酷刑下；钟屋每天大批屠杀民众，为节省子弹，刽子手一般直接用棍棒打或用锄头铲断被害者的头颅，小孩子被倒提着摔死在大树上，妇女被强奸后杀死，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中MR.HIM HUY口述）。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而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
大屠杀中各国侨民也不能幸免。1976年红色高棉上台前柬埔寨有华人60万人，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30万。朗诺政变之后，中国大使馆通知1000多华侨干部和男女青年去“解放区”参加柬革命，可是，柬共并不欢迎华侨干部，后来北京宣布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就是说，在柬的华侨华人其后将由柬共掌控。红色高棉经常趾高气昂地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红色高棉掌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他们开始大肆驱赶华侨华人、逮捕并且酷刑后处死，至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当时我们中国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温情脉脉。
同时，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直接导致了1978年圣诞节，越南挥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越南军队遇到的不是民众的抵抗，反倒是百姓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因为这支外来的军队结束了恐怖的屠杀。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皇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入金边。
这时候发生了古今中外外交史上空前绝后、天方夜谭的一件事情，中国驻柬大使馆在孙刚大使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
波尔布特领导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了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它超过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程度上，它超过了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程度上，它超过了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人类历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波尔布特这个疯子临死前还在狡辩：“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鬼才会相信他！
这篇文章是根据王晓林发表在2008年第4期《炎黄春秋》上（第69——74页）上的《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一文改写的。因为大部分国人并不了解那段离沉痛的历史，故特登录在此，希望人类历史上不再出现类似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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