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迁移的方向与国防安全

中国都城的迁移，从夏禹时代考证开始，就存在东西向和南北向两个基本方向。在东西方向上，陕西省南部的渭水河畔，河南省西部的河洛地区曾经在三千年的时间里承担了古代中国的都城功能，历代中原王朝无非是在黄河流域东西方向上来回颠簸，或者同时置东西两都。宋朝建立后，赵匡胤一度倾向于迁都洛阳，但是在朝臣的反对之下，考虑到汴梁地区的运河交通枢纽地位，最终没有迁都，但造成宋朝不得不把大量财政和军事资源放置在都城周边，作为屏障，不过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江山。在北宋灭亡之后，金朝在北京正式建立都城，称为大兴，作为金朝的中都，同时还设立东西南北四个都城。元朝在北京设立大都，使北京进化为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朱元璋北伐之后，北京成为了燕王朱棣的基地，而明朝初年的正式首都是在南京，直到朱棣夺取帝位，修建北京城，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才正式稳定下来。明朝制度里，北京和南京都设立有完整的中央政府体系，著名文臣海瑞就是担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任上去世的。明朝时期，北京周边设有直隶省，而南京周边设有江南省，也就是南直隶地区。清朝时，南京失去了都城地位，同时江南省被分割为江苏、安徽两省，以便控制江南。南北两直隶，分别位居京杭大运河的南北两端，一个是经济重镇，一个是军事重镇。以江南富庶的经济基础来供养北方的军事重地，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安定，这种体制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实际被清朝继承下来。康熙和乾隆两帝频繁下江南，其实带有古代天子巡狩的意味，也就是严密看管对国家整体稳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地带。

纵观这首都迁移方向的转变，加上古代中国经济和军事方向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中原王朝的用兵方向主要是沿着黄河流域进行的。一个是不断向东讨伐东夷人和江南越族地区，比如大禹在会稽山杀防风氏，灭亡良渚文化；比如纣王对东夷人用兵，结果反倒被周武王偷袭朝歌；比如周朝上百年连绵不断的讨伐东夷人，直到徐偃王出奔。另一个方向是对西北用兵，讨伐鬼方， 西戎，匈奴等西北部族。然而，从隋代讨伐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修建大运河，以及此后唐朝的安史之乱和辽国、金国的兴起，都证明中国的经济重镇和国防安全方向已经从黄河流域的东西方向转移到东部地区的南北方向。因此，宋代以前的东西两京体制，被元明清时期的南北两京体制所取代。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日俄战争和后来的抗日战争、朝鲜战争，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海洋不再是中国的安全屏障，中国的安全边疆多出来东方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同时，由于内陆的游牧民族的衰落，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但俄国远居于欧洲东部，对亚洲北部的侵略随着日俄战争而被遏止。因此，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军事侵略就是来自于海洋，确切说来自于欧洲列强和日本。它们可以通过朝鲜半岛这一跳板，自东北而入中原，同时由于海军技术的进步，它们也可以从东部长江口侵略中国腹地。这等于是再一次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威胁轴向。过去沿着京杭大运河南北方向进行布局，由南方供应物资，由北方来应对来自东北地区的威胁，这一威胁轴向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江南地区处于较为安全的环境之下，可以安心生产来供养北方。以东部的稳定为基础，清朝康雍乾三代向西北方向用兵，消灭了准格尔势力，辟地万里，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国家疆域格局。但是在近现代历史环境下，无论是定都于北京还是南京，都将直面来自海洋的侵略：如果制海权丧失的话，定都北京难免遭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攻陷首都的耻辱，而定都南京则直接遭到日寇的惨烈屠杀。

可见，从经济和国防安全角度来看，南方负责生产，北方负责安全的这种轴向布局，其实已经无法适应海洋时代的国防安全需要了。在20世纪下半叶，我国面临的国防安全威胁环境十分紧张。一方面，失去蒙古高原的庇护后，苏军可能在数天内直逼京城；另一方面，苏联海军可能会对沿海地区发动攻击，甚至直接在北方地区登陆。这样一来，首都面临陆海两个威胁轴向上的打击，其防御情境就会十分紧迫了。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意义也会变得十分重大，因为北朝鲜的存在，可以直接扩张数百公里的安全边疆，对于北京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把首都放在了边疆附近，还是比较危险的。以欧洲的两次大战为例，之所以施里芬敢于制定“回旋门计划”，原因就是法国首都巴黎濒临边疆，当年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经过几次会战便得以全歼法军主力，然后迅速包围了巴黎。因此，如果施里芬的回旋门战略得以成功，那么德国将会一战定乾坤，迅速制服法国。二战时，德军根据曼施坦因计划从阿登森林出击，一举截断了英法联军与巴黎之间的联系。可见，两次大战期间德国的作战计划其实都是利用了巴黎靠近边疆这一劣势，企图通过一次会战，要么直接席卷巴黎，要么截断巴黎与主力军团之间的联系，从而速胜法国。

相反的例子则是苏联。由于苏联首都莫斯科距离边疆有上千公里之遥，即便希特勒集中了数百万大军，也一时难以攻克苏联首都。特别是希特勒将古德里安的生力军派往南方，令德国最终也没有能够冲破苏联的最后防线。如果苏联首都不在莫斯科而是在列宁格勒，那么苏联将会面临德国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夹击，就像民国首都南京那样，最终是保不住的。实际上，一战以前沙俄时代海军舰队实力最强大的就属波罗的海舰队。即便波罗的海形同内湖，难以冲入大洋，但为了保卫帝都圣彼得堡，俄国人也必须把海军精华集中于此，就像我国曾把最好的舰艇留给北海舰队那样。当苏联把首都内迁到莫斯科之后，波罗的海舰队的地位迅速下降，而北方舰队取而代之成为了最强的舰队，更加有利于苏联进入大洋。

因此，考虑到中国的安全威胁环境和现代信息化战争的发展，南北轴向的首都选择应当让位于东西轴向的首都选择。近期，我国开始提倡一路一带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框架，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路线都是东西方向上的路线，分别联通中国西部到中亚乃至欧洲，或者从南方前往印度洋和地中海。随着俄国势力的衰弱，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北方不可能再崛起一个强权，无论是蒙古、哈萨克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具备这样的潜力。相反，美国在搞重返亚洲，要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再平衡，并且以空海一体战威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而朝鲜半岛也屡屡有不安定的迹象。因此，把国家的命脉放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南北轴向上，正好相当于把自己的侧翼暴露给了敌人，非常利于敌人拦腰阶段。因此，应当调整国防安全轴向，从南北向转变为东西向，背靠一路一带，面向敌人的空海威胁。

中国都城的迁移，从夏禹时代考证开始，就存在东西向和南北向两个基本方向。在东西方向上，陕西省南部的渭水河畔，河南省西部的河洛地区曾经在三千年的时间里承担了古代中国的都城功能，历代中原王朝无非是在黄河流域东西方向上来回颠簸，或者同时置东西两都。宋朝建立后，赵匡胤一度倾向于迁都洛阳，但是在朝臣的反对之下，考虑到汴梁地区的运河交通枢纽地位，最终没有迁都，但造成宋朝不得不把大量财政和军事资源放置在都城周边，作为屏障，不过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江山。在北宋灭亡之后，金朝在北京正式建立都城，称为大兴，作为金朝的中都，同时还设立东西南北四个都城。元朝在北京设立大都，使北京进化为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朱元璋北伐之后，北京成为了燕王朱棣的基地，而明朝初年的正式首都是在南京，直到朱棣夺取帝位，修建北京城，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才正式稳定下来。明朝制度里，北京和南京都设立有完整的中央政府体系，著名文臣海瑞就是担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任上去世的。明朝时期，北京周边设有直隶省，而南京周边设有江南省，也就是南直隶地区。清朝时，南京失去了都城地位，同时江南省被分割为江苏、安徽两省，以便控制江南。南北两直隶，分别位居京杭大运河的南北两端，一个是经济重镇，一个是军事重镇。以江南富庶的经济基础来供养北方的军事重地，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安定，这种体制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实际被清朝继承下来。康熙和乾隆两帝频繁下江南，其实带有古代天子巡狩的意味，也就是严密看管对国家整体稳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地带。

纵观这首都迁移方向的转变，加上古代中国经济和军事方向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中原王朝的用兵方向主要是沿着黄河流域进行的。一个是不断向东讨伐东夷人和江南越族地区，比如大禹在会稽山杀防风氏，灭亡良渚文化；比如纣王对东夷人用兵，结果反倒被周武王偷袭朝歌；比如周朝上百年连绵不断的讨伐东夷人，直到徐偃王出奔。另一个方向是对西北用兵，讨伐鬼方， 西戎，匈奴等西北部族。然而，从隋代讨伐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修建大运河，以及此后唐朝的安史之乱和辽国、金国的兴起，都证明中国的经济重镇和国防安全方向已经从黄河流域的东西方向转移到东部地区的南北方向。因此，宋代以前的东西两京体制，被元明清时期的南北两京体制所取代。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日俄战争和后来的抗日战争、朝鲜战争，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海洋不再是中国的安全屏障，中国的安全边疆多出来东方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同时，由于内陆的游牧民族的衰落，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但俄国远居于欧洲东部，对亚洲北部的侵略随着日俄战争而被遏止。因此，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军事侵略就是来自于海洋，确切说来自于欧洲列强和日本。它们可以通过朝鲜半岛这一跳板，自东北而入中原，同时由于海军技术的进步，它们也可以从东部长江口侵略中国腹地。这等于是再一次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威胁轴向。过去沿着京杭大运河南北方向进行布局，由南方供应物资，由北方来应对来自东北地区的威胁，这一威胁轴向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江南地区处于较为安全的环境之下，可以安心生产来供养北方。以东部的稳定为基础，清朝康雍乾三代向西北方向用兵，消灭了准格尔势力，辟地万里，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国家疆域格局。但是在近现代历史环境下，无论是定都于北京还是南京，都将直面来自海洋的侵略：如果制海权丧失的话，定都北京难免遭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攻陷首都的耻辱，而定都南京则直接遭到日寇的惨烈屠杀。

可见，从经济和国防安全角度来看，南方负责生产，北方负责安全的这种轴向布局，其实已经无法适应海洋时代的国防安全需要了。在20世纪下半叶，我国面临的国防安全威胁环境十分紧张。一方面，失去蒙古高原的庇护后，苏军可能在数天内直逼京城；另一方面，苏联海军可能会对沿海地区发动攻击，甚至直接在北方地区登陆。这样一来，首都面临陆海两个威胁轴向上的打击，其防御情境就会十分紧迫了。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意义也会变得十分重大，因为北朝鲜的存在，可以直接扩张数百公里的安全边疆，对于北京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把首都放在了边疆附近，还是比较危险的。以欧洲的两次大战为例，之所以施里芬敢于制定“回旋门计划”，原因就是法国首都巴黎濒临边疆，当年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经过几次会战便得以全歼法军主力，然后迅速包围了巴黎。因此，如果施里芬的回旋门战略得以成功，那么德国将会一战定乾坤，迅速制服法国。二战时，德军根据曼施坦因计划从阿登森林出击，一举截断了英法联军与巴黎之间的联系。可见，两次大战期间德国的作战计划其实都是利用了巴黎靠近边疆这一劣势，企图通过一次会战，要么直接席卷巴黎，要么截断巴黎与主力军团之间的联系，从而速胜法国。

相反的例子则是苏联。由于苏联首都莫斯科距离边疆有上千公里之遥，即便希特勒集中了数百万大军，也一时难以攻克苏联首都。特别是希特勒将古德里安的生力军派往南方，令德国最终也没有能够冲破苏联的最后防线。如果苏联首都不在莫斯科而是在列宁格勒，那么苏联将会面临德国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夹击，就像民国首都南京那样，最终是保不住的。实际上，一战以前沙俄时代海军舰队实力最强大的就属波罗的海舰队。即便波罗的海形同内湖，难以冲入大洋，但为了保卫帝都圣彼得堡，俄国人也必须把海军精华集中于此，就像我国曾把最好的舰艇留给北海舰队那样。当苏联把首都内迁到莫斯科之后，波罗的海舰队的地位迅速下降，而北方舰队取而代之成为了最强的舰队，更加有利于苏联进入大洋。

因此，考虑到中国的安全威胁环境和现代信息化战争的发展，南北轴向的首都选择应当让位于东西轴向的首都选择。近期，我国开始提倡一路一带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框架，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路线都是东西方向上的路线，分别联通中国西部到中亚乃至欧洲，或者从南方前往印度洋和地中海。随着俄国势力的衰弱，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北方不可能再崛起一个强权，无论是蒙古、哈萨克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具备这样的潜力。相反，美国在搞重返亚洲，要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再平衡，并且以空海一体战威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而朝鲜半岛也屡屡有不安定的迹象。因此，把国家的命脉放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南北轴向上，正好相当于把自己的侧翼暴露给了敌人，非常利于敌人拦腰阶段。因此，应当调整国防安全轴向，从南北向转变为东西向，背靠一路一带，面向敌人的空海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