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均势外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困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3:18:35
均势外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困境，《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2期
Origin of American Dilemma in the Middle East
赵葆珉
[摘要]海权立国与均势外交根源于美国的地缘特征。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及需要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使美国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均势更为脆弱。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偏离了均势的要求。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战略重心深陷中东，暴露了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关键词]多元均势；霸权局限；地缘劣势
[Abstract]American preference for sea power and its pursuit of balance of power in its foreign policy derive from it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and the necessity to maintain balance of power in more than one fronts hinders the United States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the power struggle centered on Eurasian landmass.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merican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is more vulnerable.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since The Gulf War was unjustifiable. The Iraq War bogged dow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ddle East, with disastrous impact on its grandstrategy.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since the Gulf War, including the decision tolaunch the Iraq War,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classic case of strategic mistakes.
[Key words]Multi-front Balance of Power; Limit of Hegemony; Geopolitical Disadvantage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站在世界权力的巅峰。席冷战和海湾战争获胜的声威，美国新近在号称地缘天险的阿富汗消灭了塔利班政权，而其昔日的竞争对手苏联却在此地陷入十年游击战争的泥潭。美国的力量空前绝后，无人能望其项背。美国的霸权地位似乎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只过去了四年，美国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在一个历史学意义上极短的时间，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就摇摇欲坠。
美国是西方历史的巅峰，它是西方文明的榜样和理想。美国的崛起是国际体系中最壮观的地缘政治现象之一，无论就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或是民主体制所达到的高度，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美国戏剧性的兴衰是发人深思的地缘政治现象，也是具有深远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角度对美国的战略-外交关系进行图解，剖析美国单极体系潜藏的缺陷，考量伴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型，地缘因素所引起的权力变动。在此基础之上，评析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而为理解美国的快速衰落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美国单极体系的地缘缺陷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500年来第一次突破权力制衡的束缚，美国的力量一夜之间崛起，自动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决定性力量。但这种强盛也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霸权在地缘上先天不足。地缘因素在大国的兴衰中影响深远。地缘因素塑造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它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同时提供机运和形成约束。领土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地理幅员首先决定了美国能够获得权力的大小。同样，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也限定了美国权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世界地理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权威间权力争夺的产物。 如索尔•科恩曾指出地那样，“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本质的解释发生变化，地缘政治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如同所有的地缘政治分析一样，本文的焦点是权力，是从地缘因素限制或扩展了美国国家权力的角度来探讨权力。
20世纪初，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美国是命中注定“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 的国家。至此，美国的疆域基本奠定，已成泱泱大国。美国已经走过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国家战略由固守美洲转向全球。美国是唯一由国内市场支撑而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美国的广阔领土容纳了源源不断的欧亚移民，使“美国能以这样一种力量与规模开发自己巨大的工业资源，这种力量与规模必然在短期内打破西欧的、特别是英国工业的垄断。” 偏远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历史里，远离危险对手和欧洲大陆的均势，在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站稳了脚跟。伴随美国海外争夺的开始，深植于美国地理特征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逐渐形成：海权立国和均势策略成为美国军事和外交的经典思维。
三面环海、可以自由进出大洋的海洋地理使美国本能地选择海权立国。如马汉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位置既不是被迫在陆地保卫本国，又不是被诱使利用陆地扩充领土，与以大陆作为边界的民族相比，这个国家可通过将其目标集中地指向海洋而取得优势。” 但美国这一海上优势是以同样巨大的劣势为代价的：如同所有的海洋民族一样，美国的陆军先天不足。美国的力量始终在大洋上游荡，不能超越海洋的局限。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享有侧翼国家的优越地位，既可以影响亚欧大陆的格局，又不会受潜在敌人的大规模袭击。自世纪之交西奥多•罗斯福明确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均势相联系以来，均势策略就始终处于美国外交的核心。如尼克松所言：“人类历史上唯一我们能够拥有的和平的延伸时期是我们建立起了均势。” 但同样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不能穿越巨大的水体将力量有效地投射到遥远的欧亚大陆上。
地缘孤立决定了美国在大战略方面取守势比进取更为有利。在固守美洲时期曾经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地缘优势，伴随着美国战略转向海外开始逆转。在始自1500年的全球权力争夺中，欧亚大陆始终处于大国权力争夺的核心，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缺乏稳固的战略基点，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两洋战略是整个20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主线，它是美国特有的地缘环境的产物，是英国传统均势策略在美国地缘上的展开。美国外交沿袭19世纪英国的均势策略，但却有着浓厚的根源于美国地缘环境的清晰特征。英国位于欧洲大陆的近海边缘，可以有效地介入欧洲大陆的争夺；英国的均势是单一的，它只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展开。与此不同，美国同时位于欧亚大陆的两侧，美国的安全关注是多元的，美国必须在至少两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两洋战略的实质是多元均势。美国的国家战略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美国霸权的限制性特征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地缘环境。
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实施均势策略的经典行动。1917年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抵达欧陆，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介入欧洲纷争。美国“站在不那么强大的大国一边，与它们为伍，从而挫败了欧洲大陆的军事霸主。” 美国在刷新英国大战略中传统的、也是最理想的均势举动。美国在二战中的均势原则如杜鲁门所说，“如果我们眼见德国就要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苏联，而如果苏联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以让它们尽可能多的彼此杀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真正开始在两洋作战，美国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的策略已开始显出力不从心。轴心国的覆灭和英法等传统强国的削弱使欧亚力量格局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基于传统的均势观点，美国力量的决定性投入成为必须。均势策略中一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敌国不能被消灭，而应将它们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 在东亚和欧洲，美国可以与日本和德国兵戎相见，也可以并肩作战。美国随着力量格局的转换而灵活变换盟友是明智的，但均势策略也显示了美国力量的局限，均势策略实施的前提是欧亚大陆上存在相互冲突的敌对力量。
美国存在先天的、根源于海洋地理的军事软肋。由于海上力量不能深入大陆腹地，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运。仅仅依靠海上力量，或对欧亚大陆边缘岛屿的有限控制，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任一重要战略区进行有效而持久的争夺。在麦金德看来，19世纪末英国凭借海上力量获得了海上霸权，乃至世界霸权，但其海上力量没有根本影响到世界的心脏地带。因此，英国的世界霸权存在根本缺憾。 这一论述也适用于美国。麦金德认为，陆地是资源丰富而安全的生产基地，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主要基于强大的陆地资源。“陆地是海上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基础”，“陆地服务是支撑对海洋控制的坚强后盾。”离开陆地“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性将不复存在。”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海上力量被不断征服的历史说明，“陆上力量控制海上力量比海上力量控制陆上力量容易得多。” 在英国走下霸主地位之后，海洋国家依靠海上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就结束了。
地缘缺陷使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上发挥持久的影响，美国在与欧亚大陆上那些根深蒂固的陆上大国对抗时力不从心。在与苏联的冷战争夺中，美国地缘的优势开始变为负资产。与苏联疆域一致的地区，“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铁路把这片辽阔的疆域连为一起，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中枢。 苏联的力量集中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背靠稳定的广袤腹地，在其强盛时期，苏联对欧亚大陆东西南三面，天然形成强有力的地缘优势。美国的力量分散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与争夺中始终面对地缘上的被动。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是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边缘地区会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 斯派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的精髓就是借助美国工业力量和优越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削弱或抵消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铩羽而归，也表明了美国在持久的陆上争夺中的力量局限。
地缘缺陷使美国依赖对盟国的控制以在欧亚大陆上获得战略基点。由于美国远离欧亚大陆的权力中枢，美国必须在海外建立军事立足点来弥补地缘缺陷。没有当地力量的支持，任何海空力量都不能在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地区长久维持其军事优势。附庸国的顺从与盟国无条件的忠诚是美国介入欧亚权力争夺的前提。这同时意味美国的海外存在建立在内外遏制的基础上。北约和美日同盟是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政策的两大支柱。1949 年北约成立，美国的目标就是“留住美国、赶走俄国、制约德国”。 而美日同盟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是防止日本重新武装的瓶塞。 美国面临潜在的内外交困的形势。冷战时期美国的强大力量优势，意识形态的天然分裂力量，加上盟国的软弱，----它们由于征服或软弱而进入美国的帝国体系，使盟国心甘情愿地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但对美国来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战略风险：地缘邻接使这些地区与辽阔的欧亚大陆而不是与遥远的美国具有持久的共同利益。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时成为大国游戏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美国谋求“主导式霸权”，基本手段是联盟战略和地区均势。 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分化区域大国，在保持美国绝对优势的同时维持地区均势。美国“在世界的敌对或不可靠的势力中间确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冲突中彼此消耗。” 美国的传统均势策略演变成霸权均势。美国居于优势地位，但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优势，美国并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存在着众多的潜在竞争者。欧盟的经济实力和人口均超过美国，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俄罗斯存在于欧亚大陆的纵深腹地。由于权力对比一边倒地向华盛顿倾斜，美国主宰地位的形成，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驱迫那些有潜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协调它们的政策，形成俾斯麦所称的霸权国家的“联盟梦魇”。 美国在地缘上的劣势更加清晰的突显出来。这块因意识形态对抗崩溃而重新聚合的大陆是美国体系面临的真正威胁，欧亚大陆摔开美国寻求自身的平衡将成为美国体系的末日。
美国霸权均势在本质上是被动的防御性体系，美国依仗前沿存在与全球机动的海（空）军在多条战线上机动防御，在多个战略区维持均势，美国没有采取进攻性战略的权力基础。美国这种机制安排包含巨大的战略风险：任何一个地区大国力量过于突出，或美国力量在任一战略区的过度介入，都可能牵掣全盘局势，使整个体系陷入危机。美国传统上以海权立国，美国陆军不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持久、有效地作战，也加剧了这种战略上的风险。海湾战争刺激了美国的军事转型，使美国的整体军力结构更加向着以轻灵为主的海空军倾斜。拉姆斯菲尔德主导下的美国军事改革，过于强调军队的全球机动性，牺牲了陆军的重型防护和火力，美国的陆军更为虚弱。这一改革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原则：即没有陆军的有效占领则不能建立牢固的军事控制，天马行空式的空中打击不能赢得一场战争。从外洋控制欧亚大陆脆弱的平衡关系，美国的全球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在全球任何一点的过度介入都将招致它在其他战略区的力量捉襟现肘。
美国制定了稳健的霸权路线，美国战略家也提出了一些理性的总体规划，但美国却不能有条不违地采取行动，也无力控制这个纷纭复杂的广阔世界。美国“每一次做出的轻率选择都使它在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更为困难。”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全球不断“区域化” 的背景下，区域大国在经济与金融上的日益聚合将可能使美国被边缘化。 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国家利益》季刊2003/04冬季号中断言，美国只能指望一个真正的伙伴同它一起应对“全球巴尔干问题”，这个伙伴就是欧洲。 鉴于美国外交和军事的过度拓展，米尔斯海默因此主张，美国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认为，美国必须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适合于美国的最佳战略是“选择性干预战略”，即确保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而分散美国的政治军事资源。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一书中甚至建议，“美国收缩战线，将其盟友局限在西欧国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团，抛弃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也放弃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支柱——日本与以色列，让其自生自灭。”
背离均势
——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
美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在谋求霸权均势的总体战略之下，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遏制欧亚大陆上潜在的敌对大国，巩固美国在东亚和西欧的主导地位，防止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任何国家单独控制重要地区。 美国的全球战略可称作动态多元均势。美国的战略态势是脆弱的，美国不可避免地在多条战线上面对数目不定的敌人。冷战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危机。1998年美国国防部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太大国的崛起“提出了一系列潜在挑战”。 国防部2000 年国防战略评估认定：“太平洋最有可能成为美军重大军事行动的战区”。 如何应对亚太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是“美国在21 世纪前期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国防部2001年防务评估报告称，东亚“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
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务实而稳健。奥斯曼帝国衰落以来，中东地区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缺乏潜在的战略级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威胁。丰富的石油储备、连接东西方的战略通道与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掩盖了中东的衰落。冷战格局下的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美国中东政策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重心。中东是美国世界战略的次核心区域与侧翼。冷战下的美国中东政策有两个基点：把中东纳入美国的大战略，使之成为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争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 主要阿拉伯盟友的政治安全与国内稳定，是美国推行中东政策的主要依据。只要地区稳定和其他战略利益(即支持反对共产主义或保持稳定的能源输出)得到满足，“美国就愿意支持维护现状”。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总体世界战略之下，中东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美国作为不完全霸权国家所处的危险是：美国 “所具有的实力足以对付任何国家，但不能作到同时对付所有国家。” 由于欧洲的融合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单极体系的霸权均势已全线绷紧。美国霸权均势的最佳行动原则是：充分利用控制外洋的巨大优势，保持战略上的集中，尽可能超然于欧亚大陆的纷争之外，只有在绝对必须的时候才进行干涉，从而在关键的地区，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力量，以恢复均势。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在中东最低限度的介入原则。从中东的力量结构来看，以色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构成相互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稳定中东的关键是维持这三股力量的均衡，即维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均衡，处理好巴以争端；维持伊拉克与伊朗的力量均衡。美国以超然的地位，以最低限度的战略投入管理中东秩序，从而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战略区保持重心。如美国学者所言：“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
冷战胜利及其衍生的道德权威，使美国处在重塑中东格局的优势地位。海湾战争中美国以缔造新秩序的姿态出现，不允许改变地区格局的革命性力量崛起。老布什政府保持战略克制，按照均势原则行事，在保留伊拉克政权的前提下结束了战争。如同昔日英国在欧洲政治中实施的均势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但不陷入其中。” 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地位，可以防范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地区大国崛起。美国的战略考量是通过战争形成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美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曾言，美国军事战略的第一目标就是促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 建立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是比消灭萨达姆伊拉克更为重要的目标，前者是政治原则，后者是为其服务的军事手段。美国在全球任一战略区都可以拥有力量优势，但美国不能在所有的战略区同时拥有力量优势，保持战略克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美国中东政策不能干扰大战略的实施。
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违背了均势原则。保护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传统目标之一。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已发生变化，美国由改变现状的革命者演化为保守现状的统治者。美国战略利益的变更使美以同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角色从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者转化为巴以之间公正的仲裁者。美国的新角色为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实施双轨政策，同时安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乃是均势原则决定的最佳政策选择。但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沿着冷战的惯性前冲，不能超然于巴以冲突之外。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其偏袒以色列强硬派的政策，使巴以之间流血冲突层出不穷，制约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使美国陷入了与***极端势力的冲突。美国不能在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巴以和平，则不能建立和谐的中东秩序。美国长期纠缠于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地区，违背了最低限度介入的原则，牵动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9．11”之后布什给予中东空前的重视，首次把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中东。历届美国政府一直避免与***教直接碰撞，而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与“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直指伊斯兰教。美国的主流思想不能反思国家政策的失误，反而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寻找反美和恐怖袭击的根源。美国学者刘易斯2002年提出，人类历史上曾经强大先进的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在现代落伍，主要是缺少各方面的自由。 美国人普遍认为, 本•拉登“代表着阿拉伯世界体系的根本性失败”。 布什曾言，“60年来西方国家纵容和适应了中东这种缺乏自由的状态，但这样做对于我们获得安全没有作用。” 用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扩展民主，对美国来说不啻是消耗武力的无底洞，美国永远没有这种实力。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东政策，阻碍了美国与温和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必要的妥协与合作，拉长了美国在中东的帝国战线。中东政治生态极为脆弱，布什政府颠覆性的改造政策，打破了旧有的力量平衡，而新的机制难以确立。美国已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打乱中东的现存秩序是在颠覆自己的权力基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
伊拉克位于中东心脏地带，传统上是大国中东霸权的战略支点。伊拉克与以色列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实行长达10余年的全面遏制，美国的海湾政策走上了同时遏制两伊的道路，偏离了维持均势的传统，更深地卷入了中东冲突的旋涡。布什中东政策的最大失误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势力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抛弃了在中东维持力量均势、保持战略克制、争取民心的稳健政策，滥用了美国的优势力量，将强权与黩武推向极致。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没有主要欧洲盟友支持的情况下，轻兵奔袭，灭亡了萨达姆政权，结果赢了战争，输了和平。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乱局，不但使美国陷入伊拉克反美游击战的泥潭，也使美国被迫走向前台，扮演直接遏制伊朗的均衡者角色。伊朗在中东具有真正潜力成为地区大国，美国应该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从而让两伊相互牵制，美国以最小的战略介入维持中东稳定。错误的伊拉克政策使美国陷入伊朗与反美武装的两面夹击。美国的战略重心长久滞留中东，牵制了美国在关键战略区的力量。
结语
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和战略关注。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由来有自。伊拉克战争只是美国一系列战略失误的巅峰，并以戏剧化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贯彻其混乱的中东政策的决定性步骤，跨过这一拐点，美国的中东政策不能再逆转。美国在地面战争中的无能反映了这个超级大国的根本性不足，单极体系的虚幻形象颓然坍塌。帝国防线在伊拉克被突破，动摇了整个帝国体系，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纷纷显现，艰难支撑的多元均势濒临崩溃。美国失误的中东政策同时制造出伊朗问题。阿拉伯世界整体上日趋走向衰落，中东力量均势向伊朗倾斜。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使伊朗摆脱了敌对的塔利班与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什叶派上台也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伊朗在缺少制衡的条件下，快速崛起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对手。从长远看，伊朗是中东真正的主角。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增强的伊朗将根据自己的利益重塑中东力量结构。
美国正在多条战线上面临战略压力，寻求摆脱困境而不能，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美国在伊拉克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美国终将在中东耗竭它的元气。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没有一条守得住的底线，美国在中东不能后退。美国已成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在中东的失败，即是它在所有地区的失败。迁国避敌乃为军国大忌。轻率撤军不但将中东推向地缘政治的大灾难，使美国作为大国的威信与政治信誉彻底破产，也将使美国的单极体系在世界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崩溃，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雪崩效应将成为压垮美国帝国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伊拉克困局成为美国兴衰的生死劫。像历史上所有在中东舞台上匆匆来去的帝国一样，美国最终将会退出中东，但那是在遥远的未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美国必须继续其在中东的角色。美国将不得不长久忍受布什政府战略决断失误所招致的地缘政治灾难。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的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均势外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困境，《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2期
Origin of American Dilemma in the Middle East
赵葆珉
[摘要]海权立国与均势外交根源于美国的地缘特征。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及需要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使美国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均势更为脆弱。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偏离了均势的要求。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战略重心深陷中东，暴露了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关键词]多元均势；霸权局限；地缘劣势
[Abstract]American preference for sea power and its pursuit of balance of power in its foreign policy derive from it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and the necessity to maintain balance of power in more than one fronts hinders the United States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the power struggle centered on Eurasian landmass.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merican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is more vulnerable.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since The Gulf War was unjustifiable. The Iraq War bogged dow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ddle East, with disastrous impact on its grandstrategy.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since the Gulf War, including the decision tolaunch the Iraq War,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classic case of strategic mistakes.
[Key words]Multi-front Balance of Power; Limit of Hegemony; Geopolitical Disadvantage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站在世界权力的巅峰。席冷战和海湾战争获胜的声威，美国新近在号称地缘天险的阿富汗消灭了塔利班政权，而其昔日的竞争对手苏联却在此地陷入十年游击战争的泥潭。美国的力量空前绝后，无人能望其项背。美国的霸权地位似乎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只过去了四年，美国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在一个历史学意义上极短的时间，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就摇摇欲坠。
美国是西方历史的巅峰，它是西方文明的榜样和理想。美国的崛起是国际体系中最壮观的地缘政治现象之一，无论就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或是民主体制所达到的高度，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美国戏剧性的兴衰是发人深思的地缘政治现象，也是具有深远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角度对美国的战略-外交关系进行图解，剖析美国单极体系潜藏的缺陷，考量伴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型，地缘因素所引起的权力变动。在此基础之上，评析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而为理解美国的快速衰落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美国单极体系的地缘缺陷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500年来第一次突破权力制衡的束缚，美国的力量一夜之间崛起，自动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决定性力量。但这种强盛也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霸权在地缘上先天不足。地缘因素在大国的兴衰中影响深远。地缘因素塑造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它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同时提供机运和形成约束。领土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地理幅员首先决定了美国能够获得权力的大小。同样，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也限定了美国权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世界地理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权威间权力争夺的产物。 如索尔•科恩曾指出地那样，“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本质的解释发生变化，地缘政治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如同所有的地缘政治分析一样，本文的焦点是权力，是从地缘因素限制或扩展了美国国家权力的角度来探讨权力。
20世纪初，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美国是命中注定“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 的国家。至此，美国的疆域基本奠定，已成泱泱大国。美国已经走过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国家战略由固守美洲转向全球。美国是唯一由国内市场支撑而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美国的广阔领土容纳了源源不断的欧亚移民，使“美国能以这样一种力量与规模开发自己巨大的工业资源，这种力量与规模必然在短期内打破西欧的、特别是英国工业的垄断。” 偏远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历史里，远离危险对手和欧洲大陆的均势，在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站稳了脚跟。伴随美国海外争夺的开始，深植于美国地理特征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逐渐形成：海权立国和均势策略成为美国军事和外交的经典思维。
三面环海、可以自由进出大洋的海洋地理使美国本能地选择海权立国。如马汉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位置既不是被迫在陆地保卫本国，又不是被诱使利用陆地扩充领土，与以大陆作为边界的民族相比，这个国家可通过将其目标集中地指向海洋而取得优势。” 但美国这一海上优势是以同样巨大的劣势为代价的：如同所有的海洋民族一样，美国的陆军先天不足。美国的力量始终在大洋上游荡，不能超越海洋的局限。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享有侧翼国家的优越地位，既可以影响亚欧大陆的格局，又不会受潜在敌人的大规模袭击。自世纪之交西奥多•罗斯福明确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均势相联系以来，均势策略就始终处于美国外交的核心。如尼克松所言：“人类历史上唯一我们能够拥有的和平的延伸时期是我们建立起了均势。” 但同样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不能穿越巨大的水体将力量有效地投射到遥远的欧亚大陆上。
地缘孤立决定了美国在大战略方面取守势比进取更为有利。在固守美洲时期曾经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地缘优势，伴随着美国战略转向海外开始逆转。在始自1500年的全球权力争夺中，欧亚大陆始终处于大国权力争夺的核心，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缺乏稳固的战略基点，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两洋战略是整个20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主线，它是美国特有的地缘环境的产物，是英国传统均势策略在美国地缘上的展开。美国外交沿袭19世纪英国的均势策略，但却有着浓厚的根源于美国地缘环境的清晰特征。英国位于欧洲大陆的近海边缘，可以有效地介入欧洲大陆的争夺；英国的均势是单一的，它只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展开。与此不同，美国同时位于欧亚大陆的两侧，美国的安全关注是多元的，美国必须在至少两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两洋战略的实质是多元均势。美国的国家战略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美国霸权的限制性特征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地缘环境。
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实施均势策略的经典行动。1917年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抵达欧陆，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介入欧洲纷争。美国“站在不那么强大的大国一边，与它们为伍，从而挫败了欧洲大陆的军事霸主。” 美国在刷新英国大战略中传统的、也是最理想的均势举动。美国在二战中的均势原则如杜鲁门所说，“如果我们眼见德国就要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苏联，而如果苏联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以让它们尽可能多的彼此杀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真正开始在两洋作战，美国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的策略已开始显出力不从心。轴心国的覆灭和英法等传统强国的削弱使欧亚力量格局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基于传统的均势观点，美国力量的决定性投入成为必须。均势策略中一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敌国不能被消灭，而应将它们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 在东亚和欧洲，美国可以与日本和德国兵戎相见，也可以并肩作战。美国随着力量格局的转换而灵活变换盟友是明智的，但均势策略也显示了美国力量的局限，均势策略实施的前提是欧亚大陆上存在相互冲突的敌对力量。
美国存在先天的、根源于海洋地理的军事软肋。由于海上力量不能深入大陆腹地，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运。仅仅依靠海上力量，或对欧亚大陆边缘岛屿的有限控制，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任一重要战略区进行有效而持久的争夺。在麦金德看来，19世纪末英国凭借海上力量获得了海上霸权，乃至世界霸权，但其海上力量没有根本影响到世界的心脏地带。因此，英国的世界霸权存在根本缺憾。 这一论述也适用于美国。麦金德认为，陆地是资源丰富而安全的生产基地，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主要基于强大的陆地资源。“陆地是海上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基础”，“陆地服务是支撑对海洋控制的坚强后盾。”离开陆地“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性将不复存在。”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海上力量被不断征服的历史说明，“陆上力量控制海上力量比海上力量控制陆上力量容易得多。” 在英国走下霸主地位之后，海洋国家依靠海上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就结束了。
地缘缺陷使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上发挥持久的影响，美国在与欧亚大陆上那些根深蒂固的陆上大国对抗时力不从心。在与苏联的冷战争夺中，美国地缘的优势开始变为负资产。与苏联疆域一致的地区，“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铁路把这片辽阔的疆域连为一起，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中枢。 苏联的力量集中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背靠稳定的广袤腹地，在其强盛时期，苏联对欧亚大陆东西南三面，天然形成强有力的地缘优势。美国的力量分散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与争夺中始终面对地缘上的被动。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是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边缘地区会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 斯派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的精髓就是借助美国工业力量和优越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削弱或抵消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铩羽而归，也表明了美国在持久的陆上争夺中的力量局限。
地缘缺陷使美国依赖对盟国的控制以在欧亚大陆上获得战略基点。由于美国远离欧亚大陆的权力中枢，美国必须在海外建立军事立足点来弥补地缘缺陷。没有当地力量的支持，任何海空力量都不能在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地区长久维持其军事优势。附庸国的顺从与盟国无条件的忠诚是美国介入欧亚权力争夺的前提。这同时意味美国的海外存在建立在内外遏制的基础上。北约和美日同盟是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政策的两大支柱。1949 年北约成立，美国的目标就是“留住美国、赶走俄国、制约德国”。 而美日同盟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是防止日本重新武装的瓶塞。 美国面临潜在的内外交困的形势。冷战时期美国的强大力量优势，意识形态的天然分裂力量，加上盟国的软弱，----它们由于征服或软弱而进入美国的帝国体系，使盟国心甘情愿地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但对美国来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战略风险：地缘邻接使这些地区与辽阔的欧亚大陆而不是与遥远的美国具有持久的共同利益。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时成为大国游戏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美国谋求“主导式霸权”，基本手段是联盟战略和地区均势。 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分化区域大国，在保持美国绝对优势的同时维持地区均势。美国“在世界的敌对或不可靠的势力中间确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冲突中彼此消耗。” 美国的传统均势策略演变成霸权均势。美国居于优势地位，但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优势，美国并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存在着众多的潜在竞争者。欧盟的经济实力和人口均超过美国，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俄罗斯存在于欧亚大陆的纵深腹地。由于权力对比一边倒地向华盛顿倾斜，美国主宰地位的形成，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驱迫那些有潜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协调它们的政策，形成俾斯麦所称的霸权国家的“联盟梦魇”。 美国在地缘上的劣势更加清晰的突显出来。这块因意识形态对抗崩溃而重新聚合的大陆是美国体系面临的真正威胁，欧亚大陆摔开美国寻求自身的平衡将成为美国体系的末日。
美国霸权均势在本质上是被动的防御性体系，美国依仗前沿存在与全球机动的海（空）军在多条战线上机动防御，在多个战略区维持均势，美国没有采取进攻性战略的权力基础。美国这种机制安排包含巨大的战略风险：任何一个地区大国力量过于突出，或美国力量在任一战略区的过度介入，都可能牵掣全盘局势，使整个体系陷入危机。美国传统上以海权立国，美国陆军不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持久、有效地作战，也加剧了这种战略上的风险。海湾战争刺激了美国的军事转型，使美国的整体军力结构更加向着以轻灵为主的海空军倾斜。拉姆斯菲尔德主导下的美国军事改革，过于强调军队的全球机动性，牺牲了陆军的重型防护和火力，美国的陆军更为虚弱。这一改革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原则：即没有陆军的有效占领则不能建立牢固的军事控制，天马行空式的空中打击不能赢得一场战争。从外洋控制欧亚大陆脆弱的平衡关系，美国的全球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在全球任何一点的过度介入都将招致它在其他战略区的力量捉襟现肘。
美国制定了稳健的霸权路线，美国战略家也提出了一些理性的总体规划，但美国却不能有条不违地采取行动，也无力控制这个纷纭复杂的广阔世界。美国“每一次做出的轻率选择都使它在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更为困难。”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全球不断“区域化” 的背景下，区域大国在经济与金融上的日益聚合将可能使美国被边缘化。 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国家利益》季刊2003/04冬季号中断言，美国只能指望一个真正的伙伴同它一起应对“全球巴尔干问题”，这个伙伴就是欧洲。 鉴于美国外交和军事的过度拓展，米尔斯海默因此主张，美国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认为，美国必须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适合于美国的最佳战略是“选择性干预战略”，即确保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而分散美国的政治军事资源。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一书中甚至建议，“美国收缩战线，将其盟友局限在西欧国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团，抛弃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也放弃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支柱——日本与以色列，让其自生自灭。”
背离均势
——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
美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在谋求霸权均势的总体战略之下，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遏制欧亚大陆上潜在的敌对大国，巩固美国在东亚和西欧的主导地位，防止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任何国家单独控制重要地区。 美国的全球战略可称作动态多元均势。美国的战略态势是脆弱的，美国不可避免地在多条战线上面对数目不定的敌人。冷战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危机。1998年美国国防部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太大国的崛起“提出了一系列潜在挑战”。 国防部2000 年国防战略评估认定：“太平洋最有可能成为美军重大军事行动的战区”。 如何应对亚太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是“美国在21 世纪前期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国防部2001年防务评估报告称，东亚“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
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务实而稳健。奥斯曼帝国衰落以来，中东地区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缺乏潜在的战略级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威胁。丰富的石油储备、连接东西方的战略通道与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掩盖了中东的衰落。冷战格局下的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美国中东政策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重心。中东是美国世界战略的次核心区域与侧翼。冷战下的美国中东政策有两个基点：把中东纳入美国的大战略，使之成为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争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 主要阿拉伯盟友的政治安全与国内稳定，是美国推行中东政策的主要依据。只要地区稳定和其他战略利益(即支持反对共产主义或保持稳定的能源输出)得到满足，“美国就愿意支持维护现状”。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总体世界战略之下，中东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美国作为不完全霸权国家所处的危险是：美国 “所具有的实力足以对付任何国家，但不能作到同时对付所有国家。” 由于欧洲的融合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单极体系的霸权均势已全线绷紧。美国霸权均势的最佳行动原则是：充分利用控制外洋的巨大优势，保持战略上的集中，尽可能超然于欧亚大陆的纷争之外，只有在绝对必须的时候才进行干涉，从而在关键的地区，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力量，以恢复均势。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在中东最低限度的介入原则。从中东的力量结构来看，以色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构成相互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稳定中东的关键是维持这三股力量的均衡，即维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均衡，处理好巴以争端；维持伊拉克与伊朗的力量均衡。美国以超然的地位，以最低限度的战略投入管理中东秩序，从而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战略区保持重心。如美国学者所言：“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
冷战胜利及其衍生的道德权威，使美国处在重塑中东格局的优势地位。海湾战争中美国以缔造新秩序的姿态出现，不允许改变地区格局的革命性力量崛起。老布什政府保持战略克制，按照均势原则行事，在保留伊拉克政权的前提下结束了战争。如同昔日英国在欧洲政治中实施的均势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但不陷入其中。” 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地位，可以防范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地区大国崛起。美国的战略考量是通过战争形成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美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曾言，美国军事战略的第一目标就是促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 建立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是比消灭萨达姆伊拉克更为重要的目标，前者是政治原则，后者是为其服务的军事手段。美国在全球任一战略区都可以拥有力量优势，但美国不能在所有的战略区同时拥有力量优势，保持战略克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美国中东政策不能干扰大战略的实施。
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违背了均势原则。保护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传统目标之一。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已发生变化，美国由改变现状的革命者演化为保守现状的统治者。美国战略利益的变更使美以同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角色从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者转化为巴以之间公正的仲裁者。美国的新角色为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实施双轨政策，同时安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乃是均势原则决定的最佳政策选择。但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沿着冷战的惯性前冲，不能超然于巴以冲突之外。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其偏袒以色列强硬派的政策，使巴以之间流血冲突层出不穷，制约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使美国陷入了与***极端势力的冲突。美国不能在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巴以和平，则不能建立和谐的中东秩序。美国长期纠缠于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地区，违背了最低限度介入的原则，牵动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9．11”之后布什给予中东空前的重视，首次把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中东。历届美国政府一直避免与***教直接碰撞，而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与“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直指伊斯兰教。美国的主流思想不能反思国家政策的失误，反而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寻找反美和恐怖袭击的根源。美国学者刘易斯2002年提出，人类历史上曾经强大先进的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在现代落伍，主要是缺少各方面的自由。 美国人普遍认为, 本•拉登“代表着阿拉伯世界体系的根本性失败”。 布什曾言，“60年来西方国家纵容和适应了中东这种缺乏自由的状态，但这样做对于我们获得安全没有作用。” 用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扩展民主，对美国来说不啻是消耗武力的无底洞，美国永远没有这种实力。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东政策，阻碍了美国与温和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必要的妥协与合作，拉长了美国在中东的帝国战线。中东政治生态极为脆弱，布什政府颠覆性的改造政策，打破了旧有的力量平衡，而新的机制难以确立。美国已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打乱中东的现存秩序是在颠覆自己的权力基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
伊拉克位于中东心脏地带，传统上是大国中东霸权的战略支点。伊拉克与以色列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实行长达10余年的全面遏制，美国的海湾政策走上了同时遏制两伊的道路，偏离了维持均势的传统，更深地卷入了中东冲突的旋涡。布什中东政策的最大失误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势力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抛弃了在中东维持力量均势、保持战略克制、争取民心的稳健政策，滥用了美国的优势力量，将强权与黩武推向极致。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没有主要欧洲盟友支持的情况下，轻兵奔袭，灭亡了萨达姆政权，结果赢了战争，输了和平。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乱局，不但使美国陷入伊拉克反美游击战的泥潭，也使美国被迫走向前台，扮演直接遏制伊朗的均衡者角色。伊朗在中东具有真正潜力成为地区大国，美国应该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从而让两伊相互牵制，美国以最小的战略介入维持中东稳定。错误的伊拉克政策使美国陷入伊朗与反美武装的两面夹击。美国的战略重心长久滞留中东，牵制了美国在关键战略区的力量。
结语
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和战略关注。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由来有自。伊拉克战争只是美国一系列战略失误的巅峰，并以戏剧化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贯彻其混乱的中东政策的决定性步骤，跨过这一拐点，美国的中东政策不能再逆转。美国在地面战争中的无能反映了这个超级大国的根本性不足，单极体系的虚幻形象颓然坍塌。帝国防线在伊拉克被突破，动摇了整个帝国体系，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纷纷显现，艰难支撑的多元均势濒临崩溃。美国失误的中东政策同时制造出伊朗问题。阿拉伯世界整体上日趋走向衰落，中东力量均势向伊朗倾斜。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使伊朗摆脱了敌对的塔利班与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什叶派上台也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伊朗在缺少制衡的条件下，快速崛起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对手。从长远看，伊朗是中东真正的主角。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增强的伊朗将根据自己的利益重塑中东力量结构。
美国正在多条战线上面临战略压力，寻求摆脱困境而不能，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美国在伊拉克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美国终将在中东耗竭它的元气。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没有一条守得住的底线，美国在中东不能后退。美国已成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在中东的失败，即是它在所有地区的失败。迁国避敌乃为军国大忌。轻率撤军不但将中东推向地缘政治的大灾难，使美国作为大国的威信与政治信誉彻底破产，也将使美国的单极体系在世界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崩溃，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雪崩效应将成为压垮美国帝国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伊拉克困局成为美国兴衰的生死劫。像历史上所有在中东舞台上匆匆来去的帝国一样，美国最终将会退出中东，但那是在遥远的未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美国必须继续其在中东的角色。美国将不得不长久忍受布什政府战略决断失误所招致的地缘政治灾难。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的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Origin of American Dilemma in the Middle East
赵葆珉
[摘要]海权立国与均势外交根源于美国的地缘特征。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及需要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使美国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均势更为脆弱。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偏离了均势的要求。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战略重心深陷中东，暴露了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关键词]多元均势；霸权局限；地缘劣势
[Abstract]American preference for sea power and its pursuit of balance of power in its foreign policy derive from it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and the necessity to maintain balance of power in more than one fronts hinders the United States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the power struggle centered on Eurasian landmass.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merican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is more vulnerable.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since The Gulf War was unjustifiable. The Iraq War bogged dow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ddle East, with disastrous impact on its grandstrategy.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since the Gulf War, including the decision tolaunch the Iraq War,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classic case of strategic mistakes.
[Key words]Multi-front Balance of Power; Limit of Hegemony; Geopolitical Disadvantage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站在世界权力的巅峰。席冷战和海湾战争获胜的声威，美国新近在号称地缘天险的阿富汗消灭了塔利班政权，而其昔日的竞争对手苏联却在此地陷入十年游击战争的泥潭。美国的力量空前绝后，无人能望其项背。美国的霸权地位似乎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只过去了四年，美国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在一个历史学意义上极短的时间，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就摇摇欲坠。
美国是西方历史的巅峰，它是西方文明的榜样和理想。美国的崛起是国际体系中最壮观的地缘政治现象之一，无论就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或是民主体制所达到的高度，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美国戏剧性的兴衰是发人深思的地缘政治现象，也是具有深远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角度对美国的战略-外交关系进行图解，剖析美国单极体系潜藏的缺陷，考量伴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型，地缘因素所引起的权力变动。在此基础之上，评析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而为理解美国的快速衰落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美国单极体系的地缘缺陷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500年来第一次突破权力制衡的束缚，美国的力量一夜之间崛起，自动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决定性力量。但这种强盛也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霸权在地缘上先天不足。地缘因素在大国的兴衰中影响深远。地缘因素塑造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它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同时提供机运和形成约束。领土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地理幅员首先决定了美国能够获得权力的大小。同样，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也限定了美国权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世界地理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权威间权力争夺的产物。 如索尔•科恩曾指出地那样，“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本质的解释发生变化，地缘政治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如同所有的地缘政治分析一样，本文的焦点是权力，是从地缘因素限制或扩展了美国国家权力的角度来探讨权力。
20世纪初，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美国是命中注定“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 的国家。至此，美国的疆域基本奠定，已成泱泱大国。美国已经走过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国家战略由固守美洲转向全球。美国是唯一由国内市场支撑而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美国的广阔领土容纳了源源不断的欧亚移民，使“美国能以这样一种力量与规模开发自己巨大的工业资源，这种力量与规模必然在短期内打破西欧的、特别是英国工业的垄断。” 偏远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历史里，远离危险对手和欧洲大陆的均势，在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站稳了脚跟。伴随美国海外争夺的开始，深植于美国地理特征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逐渐形成：海权立国和均势策略成为美国军事和外交的经典思维。
三面环海、可以自由进出大洋的海洋地理使美国本能地选择海权立国。如马汉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位置既不是被迫在陆地保卫本国，又不是被诱使利用陆地扩充领土，与以大陆作为边界的民族相比，这个国家可通过将其目标集中地指向海洋而取得优势。” 但美国这一海上优势是以同样巨大的劣势为代价的：如同所有的海洋民族一样，美国的陆军先天不足。美国的力量始终在大洋上游荡，不能超越海洋的局限。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享有侧翼国家的优越地位，既可以影响亚欧大陆的格局，又不会受潜在敌人的大规模袭击。自世纪之交西奥多•罗斯福明确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均势相联系以来，均势策略就始终处于美国外交的核心。如尼克松所言：“人类历史上唯一我们能够拥有的和平的延伸时期是我们建立起了均势。” 但同样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不能穿越巨大的水体将力量有效地投射到遥远的欧亚大陆上。
地缘孤立决定了美国在大战略方面取守势比进取更为有利。在固守美洲时期曾经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地缘优势，伴随着美国战略转向海外开始逆转。在始自1500年的全球权力争夺中，欧亚大陆始终处于大国权力争夺的核心，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缺乏稳固的战略基点，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两洋战略是整个20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主线，它是美国特有的地缘环境的产物，是英国传统均势策略在美国地缘上的展开。美国外交沿袭19世纪英国的均势策略，但却有着浓厚的根源于美国地缘环境的清晰特征。英国位于欧洲大陆的近海边缘，可以有效地介入欧洲大陆的争夺；英国的均势是单一的，它只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展开。与此不同，美国同时位于欧亚大陆的两侧，美国的安全关注是多元的，美国必须在至少两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两洋战略的实质是多元均势。美国的国家战略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美国霸权的限制性特征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地缘环境。
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实施均势策略的经典行动。1917年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抵达欧陆，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介入欧洲纷争。美国“站在不那么强大的大国一边，与它们为伍，从而挫败了欧洲大陆的军事霸主。” 美国在刷新英国大战略中传统的、也是最理想的均势举动。美国在二战中的均势原则如杜鲁门所说，“如果我们眼见德国就要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苏联，而如果苏联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以让它们尽可能多的彼此杀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真正开始在两洋作战，美国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的策略已开始显出力不从心。轴心国的覆灭和英法等传统强国的削弱使欧亚力量格局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基于传统的均势观点，美国力量的决定性投入成为必须。均势策略中一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敌国不能被消灭，而应将它们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 在东亚和欧洲，美国可以与日本和德国兵戎相见，也可以并肩作战。美国随着力量格局的转换而灵活变换盟友是明智的，但均势策略也显示了美国力量的局限，均势策略实施的前提是欧亚大陆上存在相互冲突的敌对力量。
美国存在先天的、根源于海洋地理的军事软肋。由于海上力量不能深入大陆腹地，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运。仅仅依靠海上力量，或对欧亚大陆边缘岛屿的有限控制，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任一重要战略区进行有效而持久的争夺。在麦金德看来，19世纪末英国凭借海上力量获得了海上霸权，乃至世界霸权，但其海上力量没有根本影响到世界的心脏地带。因此，英国的世界霸权存在根本缺憾。 这一论述也适用于美国。麦金德认为，陆地是资源丰富而安全的生产基地，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主要基于强大的陆地资源。“陆地是海上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基础”，“陆地服务是支撑对海洋控制的坚强后盾。”离开陆地“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性将不复存在。”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海上力量被不断征服的历史说明，“陆上力量控制海上力量比海上力量控制陆上力量容易得多。” 在英国走下霸主地位之后，海洋国家依靠海上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就结束了。
地缘缺陷使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上发挥持久的影响，美国在与欧亚大陆上那些根深蒂固的陆上大国对抗时力不从心。在与苏联的冷战争夺中，美国地缘的优势开始变为负资产。与苏联疆域一致的地区，“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铁路把这片辽阔的疆域连为一起，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中枢。 苏联的力量集中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背靠稳定的广袤腹地，在其强盛时期，苏联对欧亚大陆东西南三面，天然形成强有力的地缘优势。美国的力量分散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与争夺中始终面对地缘上的被动。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是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边缘地区会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 斯派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的精髓就是借助美国工业力量和优越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削弱或抵消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铩羽而归，也表明了美国在持久的陆上争夺中的力量局限。
地缘缺陷使美国依赖对盟国的控制以在欧亚大陆上获得战略基点。由于美国远离欧亚大陆的权力中枢，美国必须在海外建立军事立足点来弥补地缘缺陷。没有当地力量的支持，任何海空力量都不能在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地区长久维持其军事优势。附庸国的顺从与盟国无条件的忠诚是美国介入欧亚权力争夺的前提。这同时意味美国的海外存在建立在内外遏制的基础上。北约和美日同盟是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政策的两大支柱。1949 年北约成立，美国的目标就是“留住美国、赶走俄国、制约德国”。 而美日同盟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是防止日本重新武装的瓶塞。 美国面临潜在的内外交困的形势。冷战时期美国的强大力量优势，意识形态的天然分裂力量，加上盟国的软弱，----它们由于征服或软弱而进入美国的帝国体系，使盟国心甘情愿地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但对美国来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战略风险：地缘邻接使这些地区与辽阔的欧亚大陆而不是与遥远的美国具有持久的共同利益。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时成为大国游戏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美国谋求“主导式霸权”，基本手段是联盟战略和地区均势。 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分化区域大国，在保持美国绝对优势的同时维持地区均势。美国“在世界的敌对或不可靠的势力中间确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冲突中彼此消耗。” 美国的传统均势策略演变成霸权均势。美国居于优势地位，但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优势，美国并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存在着众多的潜在竞争者。欧盟的经济实力和人口均超过美国，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俄罗斯存在于欧亚大陆的纵深腹地。由于权力对比一边倒地向华盛顿倾斜，美国主宰地位的形成，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驱迫那些有潜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协调它们的政策，形成俾斯麦所称的霸权国家的“联盟梦魇”。 美国在地缘上的劣势更加清晰的突显出来。这块因意识形态对抗崩溃而重新聚合的大陆是美国体系面临的真正威胁，欧亚大陆摔开美国寻求自身的平衡将成为美国体系的末日。
美国霸权均势在本质上是被动的防御性体系，美国依仗前沿存在与全球机动的海（空）军在多条战线上机动防御，在多个战略区维持均势，美国没有采取进攻性战略的权力基础。美国这种机制安排包含巨大的战略风险：任何一个地区大国力量过于突出，或美国力量在任一战略区的过度介入，都可能牵掣全盘局势，使整个体系陷入危机。美国传统上以海权立国，美国陆军不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持久、有效地作战，也加剧了这种战略上的风险。海湾战争刺激了美国的军事转型，使美国的整体军力结构更加向着以轻灵为主的海空军倾斜。拉姆斯菲尔德主导下的美国军事改革，过于强调军队的全球机动性，牺牲了陆军的重型防护和火力，美国的陆军更为虚弱。这一改革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原则：即没有陆军的有效占领则不能建立牢固的军事控制，天马行空式的空中打击不能赢得一场战争。从外洋控制欧亚大陆脆弱的平衡关系，美国的全球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在全球任何一点的过度介入都将招致它在其他战略区的力量捉襟现肘。
美国制定了稳健的霸权路线，美国战略家也提出了一些理性的总体规划，但美国却不能有条不违地采取行动，也无力控制这个纷纭复杂的广阔世界。美国“每一次做出的轻率选择都使它在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更为困难。”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全球不断“区域化” 的背景下，区域大国在经济与金融上的日益聚合将可能使美国被边缘化。 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国家利益》季刊2003/04冬季号中断言，美国只能指望一个真正的伙伴同它一起应对“全球巴尔干问题”，这个伙伴就是欧洲。 鉴于美国外交和军事的过度拓展，米尔斯海默因此主张，美国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认为，美国必须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适合于美国的最佳战略是“选择性干预战略”，即确保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而分散美国的政治军事资源。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一书中甚至建议，“美国收缩战线，将其盟友局限在西欧国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团，抛弃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也放弃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支柱——日本与以色列，让其自生自灭。”
背离均势
——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
美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在谋求霸权均势的总体战略之下，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遏制欧亚大陆上潜在的敌对大国，巩固美国在东亚和西欧的主导地位，防止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任何国家单独控制重要地区。 美国的全球战略可称作动态多元均势。美国的战略态势是脆弱的，美国不可避免地在多条战线上面对数目不定的敌人。冷战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危机。1998年美国国防部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太大国的崛起“提出了一系列潜在挑战”。 国防部2000 年国防战略评估认定：“太平洋最有可能成为美军重大军事行动的战区”。 如何应对亚太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是“美国在21 世纪前期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国防部2001年防务评估报告称，东亚“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
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务实而稳健。奥斯曼帝国衰落以来，中东地区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缺乏潜在的战略级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威胁。丰富的石油储备、连接东西方的战略通道与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掩盖了中东的衰落。冷战格局下的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美国中东政策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重心。中东是美国世界战略的次核心区域与侧翼。冷战下的美国中东政策有两个基点：把中东纳入美国的大战略，使之成为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争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 主要阿拉伯盟友的政治安全与国内稳定，是美国推行中东政策的主要依据。只要地区稳定和其他战略利益(即支持反对共产主义或保持稳定的能源输出)得到满足，“美国就愿意支持维护现状”。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总体世界战略之下，中东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美国作为不完全霸权国家所处的危险是：美国 “所具有的实力足以对付任何国家，但不能作到同时对付所有国家。” 由于欧洲的融合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单极体系的霸权均势已全线绷紧。美国霸权均势的最佳行动原则是：充分利用控制外洋的巨大优势，保持战略上的集中，尽可能超然于欧亚大陆的纷争之外，只有在绝对必须的时候才进行干涉，从而在关键的地区，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力量，以恢复均势。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在中东最低限度的介入原则。从中东的力量结构来看，以色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构成相互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稳定中东的关键是维持这三股力量的均衡，即维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均衡，处理好巴以争端；维持伊拉克与伊朗的力量均衡。美国以超然的地位，以最低限度的战略投入管理中东秩序，从而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战略区保持重心。如美国学者所言：“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
冷战胜利及其衍生的道德权威，使美国处在重塑中东格局的优势地位。海湾战争中美国以缔造新秩序的姿态出现，不允许改变地区格局的革命性力量崛起。老布什政府保持战略克制，按照均势原则行事，在保留伊拉克政权的前提下结束了战争。如同昔日英国在欧洲政治中实施的均势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但不陷入其中。” 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地位，可以防范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地区大国崛起。美国的战略考量是通过战争形成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美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曾言，美国军事战略的第一目标就是促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 建立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是比消灭萨达姆伊拉克更为重要的目标，前者是政治原则，后者是为其服务的军事手段。美国在全球任一战略区都可以拥有力量优势，但美国不能在所有的战略区同时拥有力量优势，保持战略克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美国中东政策不能干扰大战略的实施。
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违背了均势原则。保护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传统目标之一。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已发生变化，美国由改变现状的革命者演化为保守现状的统治者。美国战略利益的变更使美以同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角色从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者转化为巴以之间公正的仲裁者。美国的新角色为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实施双轨政策，同时安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乃是均势原则决定的最佳政策选择。但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沿着冷战的惯性前冲，不能超然于巴以冲突之外。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其偏袒以色列强硬派的政策，使巴以之间流血冲突层出不穷，制约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使美国陷入了与***极端势力的冲突。美国不能在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巴以和平，则不能建立和谐的中东秩序。美国长期纠缠于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地区，违背了最低限度介入的原则，牵动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9．11”之后布什给予中东空前的重视，首次把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中东。历届美国政府一直避免与***教直接碰撞，而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与“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直指伊斯兰教。美国的主流思想不能反思国家政策的失误，反而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寻找反美和恐怖袭击的根源。美国学者刘易斯2002年提出，人类历史上曾经强大先进的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在现代落伍，主要是缺少各方面的自由。 美国人普遍认为, 本•拉登“代表着阿拉伯世界体系的根本性失败”。 布什曾言，“60年来西方国家纵容和适应了中东这种缺乏自由的状态，但这样做对于我们获得安全没有作用。” 用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扩展民主，对美国来说不啻是消耗武力的无底洞，美国永远没有这种实力。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东政策，阻碍了美国与温和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必要的妥协与合作，拉长了美国在中东的帝国战线。中东政治生态极为脆弱，布什政府颠覆性的改造政策，打破了旧有的力量平衡，而新的机制难以确立。美国已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打乱中东的现存秩序是在颠覆自己的权力基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
伊拉克位于中东心脏地带，传统上是大国中东霸权的战略支点。伊拉克与以色列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实行长达10余年的全面遏制，美国的海湾政策走上了同时遏制两伊的道路，偏离了维持均势的传统，更深地卷入了中东冲突的旋涡。布什中东政策的最大失误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势力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抛弃了在中东维持力量均势、保持战略克制、争取民心的稳健政策，滥用了美国的优势力量，将强权与黩武推向极致。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没有主要欧洲盟友支持的情况下，轻兵奔袭，灭亡了萨达姆政权，结果赢了战争，输了和平。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乱局，不但使美国陷入伊拉克反美游击战的泥潭，也使美国被迫走向前台，扮演直接遏制伊朗的均衡者角色。伊朗在中东具有真正潜力成为地区大国，美国应该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从而让两伊相互牵制，美国以最小的战略介入维持中东稳定。错误的伊拉克政策使美国陷入伊朗与反美武装的两面夹击。美国的战略重心长久滞留中东，牵制了美国在关键战略区的力量。
结语
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和战略关注。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由来有自。伊拉克战争只是美国一系列战略失误的巅峰，并以戏剧化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贯彻其混乱的中东政策的决定性步骤，跨过这一拐点，美国的中东政策不能再逆转。美国在地面战争中的无能反映了这个超级大国的根本性不足，单极体系的虚幻形象颓然坍塌。帝国防线在伊拉克被突破，动摇了整个帝国体系，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纷纷显现，艰难支撑的多元均势濒临崩溃。美国失误的中东政策同时制造出伊朗问题。阿拉伯世界整体上日趋走向衰落，中东力量均势向伊朗倾斜。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使伊朗摆脱了敌对的塔利班与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什叶派上台也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伊朗在缺少制衡的条件下，快速崛起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对手。从长远看，伊朗是中东真正的主角。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增强的伊朗将根据自己的利益重塑中东力量结构。
美国正在多条战线上面临战略压力，寻求摆脱困境而不能，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美国在伊拉克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美国终将在中东耗竭它的元气。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没有一条守得住的底线，美国在中东不能后退。美国已成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在中东的失败，即是它在所有地区的失败。迁国避敌乃为军国大忌。轻率撤军不但将中东推向地缘政治的大灾难，使美国作为大国的威信与政治信誉彻底破产，也将使美国的单极体系在世界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崩溃，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雪崩效应将成为压垮美国帝国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伊拉克困局成为美国兴衰的生死劫。像历史上所有在中东舞台上匆匆来去的帝国一样，美国最终将会退出中东，但那是在遥远的未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美国必须继续其在中东的角色。美国将不得不长久忍受布什政府战略决断失误所招致的地缘政治灾难。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的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均势外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困境，《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2期
Origin of American Dilemma in the Middle East
赵葆珉
[摘要]海权立国与均势外交根源于美国的地缘特征。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及需要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使美国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均势更为脆弱。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偏离了均势的要求。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战略重心深陷中东，暴露了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关键词]多元均势；霸权局限；地缘劣势
[Abstract]American preference for sea power and its pursuit of balance of power in its foreign policy derive from it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and the necessity to maintain balance of power in more than one fronts hinders the United States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the power struggle centered on Eurasian landmass.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merican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is more vulnerable.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since The Gulf War was unjustifiable. The Iraq War bogged dow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ddle East, with disastrous impact on its grandstrategy.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since the Gulf War, including the decision tolaunch the Iraq War,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classic case of strategic mistakes.
[Key words]Multi-front Balance of Power; Limit of Hegemony; Geopolitical Disadvantage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站在世界权力的巅峰。席冷战和海湾战争获胜的声威，美国新近在号称地缘天险的阿富汗消灭了塔利班政权，而其昔日的竞争对手苏联却在此地陷入十年游击战争的泥潭。美国的力量空前绝后，无人能望其项背。美国的霸权地位似乎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只过去了四年，美国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在一个历史学意义上极短的时间，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就摇摇欲坠。
美国是西方历史的巅峰，它是西方文明的榜样和理想。美国的崛起是国际体系中最壮观的地缘政治现象之一，无论就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或是民主体制所达到的高度，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美国戏剧性的兴衰是发人深思的地缘政治现象，也是具有深远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角度对美国的战略-外交关系进行图解，剖析美国单极体系潜藏的缺陷，考量伴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型，地缘因素所引起的权力变动。在此基础之上，评析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而为理解美国的快速衰落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美国单极体系的地缘缺陷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500年来第一次突破权力制衡的束缚，美国的力量一夜之间崛起，自动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决定性力量。但这种强盛也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霸权在地缘上先天不足。地缘因素在大国的兴衰中影响深远。地缘因素塑造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它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同时提供机运和形成约束。领土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地理幅员首先决定了美国能够获得权力的大小。同样，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也限定了美国权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世界地理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权威间权力争夺的产物。 如索尔•科恩曾指出地那样，“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本质的解释发生变化，地缘政治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如同所有的地缘政治分析一样，本文的焦点是权力，是从地缘因素限制或扩展了美国国家权力的角度来探讨权力。
20世纪初，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美国是命中注定“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 的国家。至此，美国的疆域基本奠定，已成泱泱大国。美国已经走过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国家战略由固守美洲转向全球。美国是唯一由国内市场支撑而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美国的广阔领土容纳了源源不断的欧亚移民，使“美国能以这样一种力量与规模开发自己巨大的工业资源，这种力量与规模必然在短期内打破西欧的、特别是英国工业的垄断。” 偏远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历史里，远离危险对手和欧洲大陆的均势，在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站稳了脚跟。伴随美国海外争夺的开始，深植于美国地理特征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逐渐形成：海权立国和均势策略成为美国军事和外交的经典思维。
三面环海、可以自由进出大洋的海洋地理使美国本能地选择海权立国。如马汉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位置既不是被迫在陆地保卫本国，又不是被诱使利用陆地扩充领土，与以大陆作为边界的民族相比，这个国家可通过将其目标集中地指向海洋而取得优势。” 但美国这一海上优势是以同样巨大的劣势为代价的：如同所有的海洋民族一样，美国的陆军先天不足。美国的力量始终在大洋上游荡，不能超越海洋的局限。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享有侧翼国家的优越地位，既可以影响亚欧大陆的格局，又不会受潜在敌人的大规模袭击。自世纪之交西奥多•罗斯福明确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均势相联系以来，均势策略就始终处于美国外交的核心。如尼克松所言：“人类历史上唯一我们能够拥有的和平的延伸时期是我们建立起了均势。” 但同样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不能穿越巨大的水体将力量有效地投射到遥远的欧亚大陆上。
地缘孤立决定了美国在大战略方面取守势比进取更为有利。在固守美洲时期曾经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地缘优势，伴随着美国战略转向海外开始逆转。在始自1500年的全球权力争夺中，欧亚大陆始终处于大国权力争夺的核心，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缺乏稳固的战略基点，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两洋战略是整个20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主线，它是美国特有的地缘环境的产物，是英国传统均势策略在美国地缘上的展开。美国外交沿袭19世纪英国的均势策略，但却有着浓厚的根源于美国地缘环境的清晰特征。英国位于欧洲大陆的近海边缘，可以有效地介入欧洲大陆的争夺；英国的均势是单一的，它只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展开。与此不同，美国同时位于欧亚大陆的两侧，美国的安全关注是多元的，美国必须在至少两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两洋战略的实质是多元均势。美国的国家战略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美国霸权的限制性特征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地缘环境。
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实施均势策略的经典行动。1917年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抵达欧陆，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介入欧洲纷争。美国“站在不那么强大的大国一边，与它们为伍，从而挫败了欧洲大陆的军事霸主。” 美国在刷新英国大战略中传统的、也是最理想的均势举动。美国在二战中的均势原则如杜鲁门所说，“如果我们眼见德国就要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苏联，而如果苏联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以让它们尽可能多的彼此杀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真正开始在两洋作战，美国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的策略已开始显出力不从心。轴心国的覆灭和英法等传统强国的削弱使欧亚力量格局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基于传统的均势观点，美国力量的决定性投入成为必须。均势策略中一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敌国不能被消灭，而应将它们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 在东亚和欧洲，美国可以与日本和德国兵戎相见，也可以并肩作战。美国随着力量格局的转换而灵活变换盟友是明智的，但均势策略也显示了美国力量的局限，均势策略实施的前提是欧亚大陆上存在相互冲突的敌对力量。
美国存在先天的、根源于海洋地理的军事软肋。由于海上力量不能深入大陆腹地，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运。仅仅依靠海上力量，或对欧亚大陆边缘岛屿的有限控制，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任一重要战略区进行有效而持久的争夺。在麦金德看来，19世纪末英国凭借海上力量获得了海上霸权，乃至世界霸权，但其海上力量没有根本影响到世界的心脏地带。因此，英国的世界霸权存在根本缺憾。 这一论述也适用于美国。麦金德认为，陆地是资源丰富而安全的生产基地，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主要基于强大的陆地资源。“陆地是海上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基础”，“陆地服务是支撑对海洋控制的坚强后盾。”离开陆地“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性将不复存在。”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海上力量被不断征服的历史说明，“陆上力量控制海上力量比海上力量控制陆上力量容易得多。” 在英国走下霸主地位之后，海洋国家依靠海上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就结束了。
地缘缺陷使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上发挥持久的影响，美国在与欧亚大陆上那些根深蒂固的陆上大国对抗时力不从心。在与苏联的冷战争夺中，美国地缘的优势开始变为负资产。与苏联疆域一致的地区，“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铁路把这片辽阔的疆域连为一起，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中枢。 苏联的力量集中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背靠稳定的广袤腹地，在其强盛时期，苏联对欧亚大陆东西南三面，天然形成强有力的地缘优势。美国的力量分散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与争夺中始终面对地缘上的被动。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是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边缘地区会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 斯派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的精髓就是借助美国工业力量和优越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削弱或抵消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铩羽而归，也表明了美国在持久的陆上争夺中的力量局限。
地缘缺陷使美国依赖对盟国的控制以在欧亚大陆上获得战略基点。由于美国远离欧亚大陆的权力中枢，美国必须在海外建立军事立足点来弥补地缘缺陷。没有当地力量的支持，任何海空力量都不能在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地区长久维持其军事优势。附庸国的顺从与盟国无条件的忠诚是美国介入欧亚权力争夺的前提。这同时意味美国的海外存在建立在内外遏制的基础上。北约和美日同盟是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政策的两大支柱。1949 年北约成立，美国的目标就是“留住美国、赶走俄国、制约德国”。 而美日同盟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是防止日本重新武装的瓶塞。 美国面临潜在的内外交困的形势。冷战时期美国的强大力量优势，意识形态的天然分裂力量，加上盟国的软弱，----它们由于征服或软弱而进入美国的帝国体系，使盟国心甘情愿地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但对美国来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战略风险：地缘邻接使这些地区与辽阔的欧亚大陆而不是与遥远的美国具有持久的共同利益。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时成为大国游戏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美国谋求“主导式霸权”，基本手段是联盟战略和地区均势。 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分化区域大国，在保持美国绝对优势的同时维持地区均势。美国“在世界的敌对或不可靠的势力中间确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冲突中彼此消耗。” 美国的传统均势策略演变成霸权均势。美国居于优势地位，但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优势，美国并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存在着众多的潜在竞争者。欧盟的经济实力和人口均超过美国，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俄罗斯存在于欧亚大陆的纵深腹地。由于权力对比一边倒地向华盛顿倾斜，美国主宰地位的形成，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驱迫那些有潜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协调它们的政策，形成俾斯麦所称的霸权国家的“联盟梦魇”。 美国在地缘上的劣势更加清晰的突显出来。这块因意识形态对抗崩溃而重新聚合的大陆是美国体系面临的真正威胁，欧亚大陆摔开美国寻求自身的平衡将成为美国体系的末日。
美国霸权均势在本质上是被动的防御性体系，美国依仗前沿存在与全球机动的海（空）军在多条战线上机动防御，在多个战略区维持均势，美国没有采取进攻性战略的权力基础。美国这种机制安排包含巨大的战略风险：任何一个地区大国力量过于突出，或美国力量在任一战略区的过度介入，都可能牵掣全盘局势，使整个体系陷入危机。美国传统上以海权立国，美国陆军不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持久、有效地作战，也加剧了这种战略上的风险。海湾战争刺激了美国的军事转型，使美国的整体军力结构更加向着以轻灵为主的海空军倾斜。拉姆斯菲尔德主导下的美国军事改革，过于强调军队的全球机动性，牺牲了陆军的重型防护和火力，美国的陆军更为虚弱。这一改革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原则：即没有陆军的有效占领则不能建立牢固的军事控制，天马行空式的空中打击不能赢得一场战争。从外洋控制欧亚大陆脆弱的平衡关系，美国的全球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在全球任何一点的过度介入都将招致它在其他战略区的力量捉襟现肘。
美国制定了稳健的霸权路线，美国战略家也提出了一些理性的总体规划，但美国却不能有条不违地采取行动，也无力控制这个纷纭复杂的广阔世界。美国“每一次做出的轻率选择都使它在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更为困难。”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全球不断“区域化” 的背景下，区域大国在经济与金融上的日益聚合将可能使美国被边缘化。 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国家利益》季刊2003/04冬季号中断言，美国只能指望一个真正的伙伴同它一起应对“全球巴尔干问题”，这个伙伴就是欧洲。 鉴于美国外交和军事的过度拓展，米尔斯海默因此主张，美国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认为，美国必须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适合于美国的最佳战略是“选择性干预战略”，即确保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而分散美国的政治军事资源。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一书中甚至建议，“美国收缩战线，将其盟友局限在西欧国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团，抛弃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也放弃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支柱——日本与以色列，让其自生自灭。”
背离均势
——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
美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在谋求霸权均势的总体战略之下，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遏制欧亚大陆上潜在的敌对大国，巩固美国在东亚和西欧的主导地位，防止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任何国家单独控制重要地区。 美国的全球战略可称作动态多元均势。美国的战略态势是脆弱的，美国不可避免地在多条战线上面对数目不定的敌人。冷战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危机。1998年美国国防部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太大国的崛起“提出了一系列潜在挑战”。 国防部2000 年国防战略评估认定：“太平洋最有可能成为美军重大军事行动的战区”。 如何应对亚太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是“美国在21 世纪前期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国防部2001年防务评估报告称，东亚“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
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务实而稳健。奥斯曼帝国衰落以来，中东地区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缺乏潜在的战略级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威胁。丰富的石油储备、连接东西方的战略通道与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掩盖了中东的衰落。冷战格局下的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美国中东政策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重心。中东是美国世界战略的次核心区域与侧翼。冷战下的美国中东政策有两个基点：把中东纳入美国的大战略，使之成为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争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 主要阿拉伯盟友的政治安全与国内稳定，是美国推行中东政策的主要依据。只要地区稳定和其他战略利益(即支持反对共产主义或保持稳定的能源输出)得到满足，“美国就愿意支持维护现状”。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总体世界战略之下，中东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美国作为不完全霸权国家所处的危险是：美国 “所具有的实力足以对付任何国家，但不能作到同时对付所有国家。” 由于欧洲的融合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单极体系的霸权均势已全线绷紧。美国霸权均势的最佳行动原则是：充分利用控制外洋的巨大优势，保持战略上的集中，尽可能超然于欧亚大陆的纷争之外，只有在绝对必须的时候才进行干涉，从而在关键的地区，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力量，以恢复均势。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在中东最低限度的介入原则。从中东的力量结构来看，以色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构成相互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稳定中东的关键是维持这三股力量的均衡，即维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均衡，处理好巴以争端；维持伊拉克与伊朗的力量均衡。美国以超然的地位，以最低限度的战略投入管理中东秩序，从而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战略区保持重心。如美国学者所言：“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
冷战胜利及其衍生的道德权威，使美国处在重塑中东格局的优势地位。海湾战争中美国以缔造新秩序的姿态出现，不允许改变地区格局的革命性力量崛起。老布什政府保持战略克制，按照均势原则行事，在保留伊拉克政权的前提下结束了战争。如同昔日英国在欧洲政治中实施的均势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但不陷入其中。” 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地位，可以防范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地区大国崛起。美国的战略考量是通过战争形成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美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曾言，美国军事战略的第一目标就是促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 建立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是比消灭萨达姆伊拉克更为重要的目标，前者是政治原则，后者是为其服务的军事手段。美国在全球任一战略区都可以拥有力量优势，但美国不能在所有的战略区同时拥有力量优势，保持战略克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美国中东政策不能干扰大战略的实施。
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违背了均势原则。保护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传统目标之一。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已发生变化，美国由改变现状的革命者演化为保守现状的统治者。美国战略利益的变更使美以同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角色从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者转化为巴以之间公正的仲裁者。美国的新角色为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实施双轨政策，同时安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乃是均势原则决定的最佳政策选择。但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沿着冷战的惯性前冲，不能超然于巴以冲突之外。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其偏袒以色列强硬派的政策，使巴以之间流血冲突层出不穷，制约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使美国陷入了与***极端势力的冲突。美国不能在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巴以和平，则不能建立和谐的中东秩序。美国长期纠缠于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地区，违背了最低限度介入的原则，牵动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9．11”之后布什给予中东空前的重视，首次把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中东。历届美国政府一直避免与***教直接碰撞，而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与“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直指伊斯兰教。美国的主流思想不能反思国家政策的失误，反而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寻找反美和恐怖袭击的根源。美国学者刘易斯2002年提出，人类历史上曾经强大先进的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在现代落伍，主要是缺少各方面的自由。 美国人普遍认为, 本•拉登“代表着阿拉伯世界体系的根本性失败”。 布什曾言，“60年来西方国家纵容和适应了中东这种缺乏自由的状态，但这样做对于我们获得安全没有作用。” 用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扩展民主，对美国来说不啻是消耗武力的无底洞，美国永远没有这种实力。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东政策，阻碍了美国与温和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必要的妥协与合作，拉长了美国在中东的帝国战线。中东政治生态极为脆弱，布什政府颠覆性的改造政策，打破了旧有的力量平衡，而新的机制难以确立。美国已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打乱中东的现存秩序是在颠覆自己的权力基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
伊拉克位于中东心脏地带，传统上是大国中东霸权的战略支点。伊拉克与以色列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实行长达10余年的全面遏制，美国的海湾政策走上了同时遏制两伊的道路，偏离了维持均势的传统，更深地卷入了中东冲突的旋涡。布什中东政策的最大失误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势力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抛弃了在中东维持力量均势、保持战略克制、争取民心的稳健政策，滥用了美国的优势力量，将强权与黩武推向极致。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没有主要欧洲盟友支持的情况下，轻兵奔袭，灭亡了萨达姆政权，结果赢了战争，输了和平。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乱局，不但使美国陷入伊拉克反美游击战的泥潭，也使美国被迫走向前台，扮演直接遏制伊朗的均衡者角色。伊朗在中东具有真正潜力成为地区大国，美国应该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从而让两伊相互牵制，美国以最小的战略介入维持中东稳定。错误的伊拉克政策使美国陷入伊朗与反美武装的两面夹击。美国的战略重心长久滞留中东，牵制了美国在关键战略区的力量。
结语
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和战略关注。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由来有自。伊拉克战争只是美国一系列战略失误的巅峰，并以戏剧化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贯彻其混乱的中东政策的决定性步骤，跨过这一拐点，美国的中东政策不能再逆转。美国在地面战争中的无能反映了这个超级大国的根本性不足，单极体系的虚幻形象颓然坍塌。帝国防线在伊拉克被突破，动摇了整个帝国体系，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纷纷显现，艰难支撑的多元均势濒临崩溃。美国失误的中东政策同时制造出伊朗问题。阿拉伯世界整体上日趋走向衰落，中东力量均势向伊朗倾斜。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使伊朗摆脱了敌对的塔利班与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什叶派上台也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伊朗在缺少制衡的条件下，快速崛起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对手。从长远看，伊朗是中东真正的主角。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增强的伊朗将根据自己的利益重塑中东力量结构。
美国正在多条战线上面临战略压力，寻求摆脱困境而不能，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美国在伊拉克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美国终将在中东耗竭它的元气。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没有一条守得住的底线，美国在中东不能后退。美国已成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在中东的失败，即是它在所有地区的失败。迁国避敌乃为军国大忌。轻率撤军不但将中东推向地缘政治的大灾难，使美国作为大国的威信与政治信誉彻底破产，也将使美国的单极体系在世界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崩溃，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雪崩效应将成为压垮美国帝国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伊拉克困局成为美国兴衰的生死劫。像历史上所有在中东舞台上匆匆来去的帝国一样，美国最终将会退出中东，但那是在遥远的未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美国必须继续其在中东的角色。美国将不得不长久忍受布什政府战略决断失误所招致的地缘政治灾难。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的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