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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或虚幻 -- 由宋辽战争中部分战役看宋军战绩的真伪（完整版）



夸大敌方的兵力、虚报战果，甚至掩败为胜，在古代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早在三国时就有「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之说，宋朝当然也不能例外，早在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就有大臣直言：

「侦逻边事，罢用小臣。用之，则边情有所隐而不尽知也」「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


可见当时边报不实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宋朝对官员「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姑息迁就，就算临阵畏敌避战的大罪也不重罚。在此种大环境下，必然助长官员的弄虚作假之风。就连被宋廷列为中兴十三战功之一，著名的韩世忠大仪镇之战绩，经王曾瑜先生多方考证就系典型的虚报夸大战功。而就算万一事败，处罚也微不足道，如元符二年钟传等人虚报战功事败：

「勘会钟传统领两路大军出界，元奏斩获三千五百二十级，今勘得共实获二百九十级，外有三千三百三十级系虚冒」

战绩虚报了十几倍之巨，结果主犯仅仅被贬官了事，不久后又得重用。即使如此，被坐实虚报战功的罪名并被记录下来也只是凤毛麟角。实际上宋朝史料里记载的敌方兵力及斩获，常常不加分辨地直接引用自前方官员发给朝廷的奏报，如：”某某言敌兵多少”，”某某报斩首多少”等，这实际上就反映了宋廷对这类官员的报告听之任之的态度。这类前方官员的一面之词充斥着宋代的战争史料。更有甚者，某些史料在编撰过程中还有人为进行粉饰的成份，进一步加重了战绩的浮夸程度。
下面本文就将对宋辽战争中的几个代表性的战例进行分析考证，以辨明宋军战绩中的真伪。

我们首先以发生在宋太宗雍熙三年的土墱寨伏击战作为引子。田锡-贺卢汉贇奏胜捷表、长编、武经总要分别记载如下：

「代州驻泊副部署卢汉贇等差高班内品李延遇入奏，契丹贼军入界打劫，寻于土镫寨杀下蕃贼，斫到首级二千余个，活捉到契丹五百余人，马一千余匹，及杀下北大王男一人、监军一人」
「副部署卢汉赟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给事中张齐贤选厢军二千出正之右••••••齐贤先伏步卒二千於土墱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首二千余级，俘五百余人，获马千余匹」
「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磴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千余」

可以看到，长编里基本上照搬了卢汉赟自己向朝廷奏报的斩获数字，斩俘计2500余人。而到武经总要中战绩则大为缩水了，仅有数百级。
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耐人寻味。不同于前者官员自己奏报中宣称的战绩数字，后者的数字可能代表有不同的来源途径。因为此战实际上是张齐贤打的，而向朝廷报功的卢汉赟则畏战不出，本人实际根本没有参战。所以很有可能斩首数百的数字就是来源于张齐贤，这或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较真实的战绩。实际上张齐贤带领2000厢军能斩获几百级已然可以说是军事奇迹了。
可惜相关此战的信息太少，很难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化分析。所以我们还是得找寻记载更细致丰富的战例，才能通过对战役过程的考证分析来辨别战绩的真伪。


（一）唐河之战

宋太宗端拱苑元年，辽主亲统大军伐宋。宋朝史料中所记的唯一战役就是唐河之战。关于此战，宋长编和李继隆墓志分别记到：

「十一月，契丹大至唐河北，将入寇。诸将欲以诏书从事，坚壁清野，勿与战。定州监军、判四方馆事袁继忠曰：「契丹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它郡，谋自安之计可也，岂折冲御侮之用乎！我将身先士卒，死於敌矣。」辞气慷慨，觽皆伏。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犹执诏书止之，都部署李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焉。往年河间不即死者，固将有以报国家耳。」乃与继忠出兵距战••••••至是摧锋先入，契丹骑大溃，追击逾曹河，斩首万五千级，获马万匹。己丑（6日），捷奏闻，羣臣称贺」
「（李继隆）出为定州都部署。是岁，匈奴八万骑寇中山（定州），公之众才二万••••••护军袁继忠壮其言，跃马从之，大破虏于唐河，追奔数十里，俘馘以万计」

此二则记载均宣称唐河之战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决定性战役，长编称此战宋军斩首数达15000级之多，李继隆墓志中更是声称辽军数量达8万之众，宋军以少胜多，大败辽军。不过，即便在宋方的史料中，对于唐河之战仍然存在不同的说法，如武经总要后集卷三、宋史李继隆传、宋史田敏传分别记到：

「端拱初，李继隆为定州部署••••••一日，虏众寇蒲城，至唐河，护军表继忠慷慨请出师，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以诏书之，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军得专。”乃与继忠出兵，战数合，击走之」
「九月，（李继隆）出为定州都部署••••••乃与继忠出兵，战数合，击走之」
「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将李继隆遣部将逆战，为敌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骑奋击，敌惧，退水北，遂引去」

武经总要（宋史李继隆传同）这段描写中就没有了丝毫大战大胜的意味，而且点明了辽军是攻掠满城，兵锋抵唐河，李继隆仅仅是和辽军战了几回合，打跑了辽军。而田敏传更称在唐河北岸与辽军作战的是李继隆的部将，并被辽军击败。田敏以100骑兵逐退了追过唐河来的辽兵。
宋人自己的两种说法可谓差别巨大。那么此战到底是小冲突还是大会战？我们接下来看辽史的记述。
按宋长编记唐河之战发生于11月，己丑（6日）宋朝廷收到了此战的奏报，那么唐河之战就是发生于11月1日至6日之间。然而，按辽史圣宗纪：

「十一月甲申朔（1日），上以将攻长城口，诏诸军备攻具。庚寅（7日），驻长城口，督大军四面进攻」

此时辽帝亲统的辽军主力尚在边境处的长城口，根本还没深入。而实际前往定州的仅是辽军先头部队，按辽史耶律奴爪传：

「统和六年再举，将先锋军，取宋游兵于定州，为东京统军使，加金紫崇禄大夫。从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以战失利，削金紫崇禄阶」

也就是说进抵定州唐河边与李继隆交战的是辽军的先锋军所部，并且结合武经总要的描述来看，很可能还不是先锋军全军，部分部队可能还留在满城周边，没有抵达唐河边。


唐河之战辽军主力和先锋军所在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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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辽先锋军有多少兵力呢？依辽史兵卫志中的兵制条所载：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又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

先锋军数量仅为3000人。虽然决定辽金之间国运的户不答冈大战，辽天祚帝的亲征大军「以精兵二万为先锋」，其先锋军为2万人。不过这已经是辽后期兵员数量大增后的情况，而在宋辽战争时期当远没有如此规模。如辽景宗乾亨四年的亲征军：「契丹三万骑分道入寇」，据宋朝方面宣称也只是3万人。辽史兵卫志的兵制条中所言正是对宋作战时的情况，鉴于辽史兵卫志所载辽军兵力有明显的夸大倾向（详见辽史兵卫志所载辽国军力考辨一文），所以即使每次战役数字会有波动，辽先锋军的兵力也不过就是数千之数。
所以，宋辽双方在唐河爆发的只是小规模前哨战，远非主力会战，辽军总数8万、宋军斩首15000之说更是夸大得离谱。而且从辽先锋军将领耶律奴爪战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升迁一事看，辽军的试探进攻即使被李继隆逐退，其实际损失也是微乎其微的。
除了以上这些，如要更进一步辨析唐河之战的规模、战果和影响，我们还可以从该年战事全局考量。
宋方的正史记录中只记唐河一战，之后便无任何的战事记录，好似辽军就此销声匿迹了一般，唐河之战一举终结了辽军该年对宋朝的入侵。然而，辽方的记录则迥然不同。辽史圣宗纪中记载了相对完整的该年后续战事全貌：

「庚寅（11月7日），驻长城口，督大军四面进攻。士溃围，委城遁，斜轸招之，不降；上与韩德让邀击之，杀获殆尽，获者分隶燕军。辛卯，攻满城，围之。甲午，拔其城，军士开北门遁，上使谕其将领，乃率众降。戊戌，攻下祁州，纵兵大掠。己亥，拔新乐。••••••十二月甲寅朔，赐皮室详稳乞得、秃骨里战马。横帐郎君达打里劫掠，命杖之。丙辰，畋于沙河。休哥献奚详稳耶鲁所获宋谍。丁巳，遣北宰相萧继远等往规安平。侍卫马军司奏攻祁州、新乐都头刘赞等三十人有功，乞加恩赏。是月，大军驻宋境。统和七年春正月癸未朔，班师。庚寅（1月8日），次长城口」

在唐河之战之后，辽军纵横驰骋宋境长达整整两个月，如入无人之境，宋军几无还手之力，包括唐河之战的主角李继隆在内，再没能遏制住辽军的攻势。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唐河之战是多么无足轻重，对辽军的整体攻势可说是毫无影响。
其实，以上并非辽人单方面的说辞。虽说宋朝正史中对辽军的攻势一字不提，但事后宋人的一些言谈里却从侧面印证了辽史的说法，并且使得战局全貌进一步明朗化。首先是李继隆的墓志：

「是岁，虏寇常山，及邢、洺诸郡，皆守城不出，而中山之民，刍荛无废」

墓志说辽军攻略了常山（镇州），兵锋甚至深入到赵州以南的邢州和洺州，而宋军都只守城不敢出。这里因为李继隆驻守定州的关系，「中山之民，刍荛无废」显然是有为墓主粉饰的成分，实际上定州也未能幸免，辽史所言「拔新乐」，新乐即在定州西南，属定州境内。借此，我们了解到辽军该年的攻略范围很广，远没有被李继隆阻止于定州唐河边。
然后是此战后的次年，户部郎中张洎在奏疏中提到过一句：

「去岁匈奴犯边，顿兵于深、赵，威虏等军婴城自固，仅同闭邑」

这句揭示出辽军当年曾屯驻于赵州和深州间，宋军唯有紧闭城门而已。这与辽史中的「是月，大军驻宋境」亦是完全吻合的。辽国大军逍遥自在地长期驻扎于宋朝腹地，辽主在宋朝境内进行围猎、封赏有功将士，当然肯定还少不了”打草谷”，真可谓为所欲为，完全藐视宋军。宋军所做的仅是龟缩在城中静坐，等待辽军抢够了自己离去。辽军表现得如此自信与轻松，宋军却如此胆怯与畏缩，可以想见，所谓的唐河大胜其真实情况是如何的不堪了。

端拱元年11月7日至次年1月1日辽军进军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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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都表明，端拱元年的唐河之战，远不是什么规模宏大的决定性会战，宋军更谈不上大胜。其充其量仅仅是一次规模很小的接触战，对宋辽双方间战事的发展而言，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


（二）徐河之战

端拱二年，也就是端拱元年辽军大规模入侵的次年，宋朝方面又记录了一次宋军大胜，就是徐河之战。
对于这次战役，辽国方面则没有记载。那么我们就只能单看宋人对此战的描述，以下按宋史尹继伦传：

「端拱中，威虏军粮馈不继，契丹潜议入寇。上闻，遣李继隆发镇、定兵万余，护送辎重数千乘。契丹将于越谍知之，率精锐数万骑，将邀于路。继伦适领兵巡徼，路与寇直。于越径趋大军，过继伦军，不顾而去。继伦谓其麾下曰：“寇蔑视我尔。彼南出而捷，还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为今日计，但当卷甲衔枚以蹑之。彼锐气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战而胜，足以自树。纵死犹不失为忠义，岂可泯然而死，为胡地鬼乎！”众皆愤激从命。继伦令军中秣马，俟夜，人持短兵，潜蹑其后。行数十里，至唐河、徐河间。天未明，越去大军四五里，会食讫将战，继隆方阵于前以待，继伦从后急击，杀其将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众遂惊溃。于越方食，失箸，为短兵中其臂，创甚，乘善马先遁。寇兵随之大溃，相蹂践死者无数，余党悉引去」

可以看出，此战其实就是一次宋军护粮队配合边境巡检，与前来截粮的辽军之间发生的一次战斗。宋军主力是李继隆带领的1万镇、定州护卫部队，这没什么疑问。问题在于此战辽军的实力，按尹继伦传所称为「数万」，而宋史李继隆传、范廷召传，以及宋朝事实类苑分别给出的辽军兵力数字各不相同，而且差异巨大：

「二年冬，送刍粟入威虏军，蕃将于越率骑八万来邀王师，继隆所领步骑裁一万」
「二年，转殿前都虞候、领凉州观察使、镇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万众于徐河」
「端拱中，或言威虏军粮运不续，虏乘其虚，将欲窥取。朝廷亟遣大将李继隆发镇、定卒万余，护送刍粮数千辎车，将实其廪。虏谍报之，率精锐万余骑邀于中道」

分别为8万、3万、1万，再算上那个模糊的「数万」，在宋方记载中，关于此战辽军兵力已经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说法。我们都知道，把敌人数量说得多些，打胜了也有光彩，所以夸大敌人数量的做法很常见，考虑到这个普遍规律，这个最小的数字1万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的。而且就此战的性质而言（打劫辎重粮草），辽军没可能特别动员大军而来，其实就以这1万的数字而论，其中水份有多少都很难说。
至于这个辽将”于越”多半也是不实的。按辽史记录下来的，当时有”于越”称号的有两人：一个是阿鲁勃，另一个是耶律休哥。阿鲁勃其人不详，耶律休哥在其本传中亦无载此事。事实上打劫粮草这类战斗，一般由低级将官执行，如：「小校曷主遇宋辎重，引兵杀获甚众，并焚其刍粟」。
如果要说辽史是刻意掩败不提此战，也很难圆其说。因为辽史中对宋军更重要的败仗都有记，如白马岭之败，满城之败、甚至辽景宗亲征败归都有记载，反而要对一次劫粮行动的失败进行遮掩，实在是毫无道理。辽史中对此战只字未提，并不是刻意掩败，更可能是由于此战的性质和规模均太不起眼，这类所谓的败仗就像边境劫掠被宋军逐走一样不值一书。
实际上，认为此战不值一书的并非只有辽人。作为此战主要参战人物之一的李继隆，其生前友人杨亿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便对此战一字未提。按墓志铭的立场来说，会悉数墓主生前功绩，不惜美化夸大。杨亿在君子馆和唐河等战役上就极力美化李继隆，但是却竟然压根不提徐河之战这档事。杨亿作为当时的人，又是李继隆的好友，可谓了解当时的实情。但显然在杨亿看来，即使以墓志铭的特殊立场而言，此战仍然够不上载入墓志铭的资格。真实的徐河之战其渺小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综上，徐河之战是辽军一次规模极小的劫粮行动，被宋军边检和护粮队粉碎。但宋朝出于自雍熙北伐后累年败战无功，所以将一场小到不起眼的边境小胜有意夸大为一场大胜，以图挽回些的颜面。这其实倒和韩世忠大仪镇之战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瀛洲西之战

宋真宗咸平二年十月，辽主再度亲征宋朝。宋真宗委任傅潜为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兵马都部署，统辖三路重兵抗击辽军。
为方便后文论述，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三路宋军的兵力及分布，按王德用和武经总要所言：

「咸平、景德中，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虏兵轶境，遽有澶渊之师」
「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

王德用说的「边兵二十余万」，当是包括了厢军等卫戍部队或非战斗人员，而武经总要所言步骑十三万，比较明确是指野战部队。那么这十三万野战军在咸平二年是如何分布的呢？

「潜屯於定州，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潜麾下步骑凡八万余」
「去岁傅潜以八万骑屯中山」

「八万骑」当为「八万步骑」之误，也就是说三路部署傅潜手里直接掌握着镇、定两路8万多人，驻扎于定州。而三路中最后一路，高阳关路的军队由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直辖，受三路都部署傅潜节制，驻扎于高阳关。康保裔手里有多少兵力，史料无直接记载，不过有了武经总要提供的三路总兵力，再减去傅潜的镇定8万多人，高阳关路大致也就是有4万多野战部队。以上就是宋军三路主力的兵力和分布情况。
接下来就进入战事正题了：

「敌破狼山诸寨，悉锐攻威虏，两昼夜不胜，遂引兵略宁边军，入祁、赵，大纵抄劫，游骑出邢、洺间，百姓惊扰，携挈老幼争入城郭，镇、定路不通者逾月」

辽军除了10月末攻边境处的遂城不下外，一如端拱元年时的情况，如入无人之境，攻宁边军，随即深入到祁州、赵州，沿途大肆劫掠，其游骑出没于镇、定、邢、洺各州。这一个多月间，宋军统帅傅潜只坚壁守城，按兵不出，三路十几万宋军主力对敌军肆无忌惮的劫掠破坏坐壁上观。

辽军进军路线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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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6 12:27 上传

时间进入到12月，宋真宗自己也坐不住了。2日，真宗自京师出发，15日抵达大名府亲自督战，其御前随驾大军「横亘数十里」。在这前后，真宗收到了三个捷奏：

「己未（12月10日），知冀州张旻遣使驰奏，败契丹於城南，杀千余人，获马百匹。（蔚昭敏正传云：昭敏为贝冀行营都监，契丹以五千骑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帅所部兵与战，败之，得其器甲，贼遁去，而我师不失一人。真宗闻之喜。按实录此捷以十二月己未到行在，后八日丁卯，乃书内殿崇班蔚昭敏为都监，恐捷时昭敏未为都监也。当考。）」
「甲子（15日），次大名府•••••威虏军言契丹来寇，出兵击败之，杀其酋帅」
「丁卯（18日），左侍禁、合门祗候卫居实自府州驰骑入奏：驻泊宋思恭与知州折惟昌、钤辖刘文质等引兵入契丹五合川，破黄太尉寨，尽杀敌众，焚其帐千五百余所，获战马牛羊万计，铠甲、弓剑千事」

不过宋朝君臣心里也都很清楚，这些奏报来自个别的知州、知军之流，而非三路的都部署。不过是地方卫戍部队打了些无关痛痒的小仗（其实以前方官员的节操，可信度也存疑，比如那破敌5000自己不损失1人云云）。其中的两个还是远离主战场的边境地区战斗。
宋军的三路重兵主力却依然铁打不动地趴在城里冬眠，丝毫没有出击和辽军主力决战的意思。所以，宋朝后方的君臣依然是忧心如焚，时至12月27日，钱若水、李宗谔等分别上书说到：

「陛下躬擐甲胄，驻於魏郡，已逾旬浃，戎捷未至」
「今秋陛下推毂命将，委以北面之事，精兵锐旅，悉萃中山，缘边诸城，皆受其节度。选任非不至也，权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宁也，处置非不专也。及匈奴犯塞，河朔骚动，冀、赵之地，生民罹灾，田园一空，老幼四散，以至严冱之月，舆驾亲征，曾不闻出一人一骑为之救援，即不知深沟高垒，秣马厉兵，欲安用哉？臣以为临军易帅，拔卒为将，正在此时也；有功者赏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时也••••••今驻跸全魏，咫尺疆埸，旦夕望有捷奏」

他们均言迟迟没有等来前方大战的奏报，指责中山（定州）的宋军主力按兵不动，到此时仍然不曾派出过「一人一骑」与辽军交战，任由辽军主力在赵州、冀州一带疯狂劫掠破坏。
相比定州宋军，高阳关方面的宋军显得略微积极些，宋史李重贵传记到：

「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议屯兵杨疃，张凝领先锋遇敌，重贵率策应兵酣战，全军而还」

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至少曾派部下张凝领先锋出击过，还安排了李重贵策应其撤退。虽然像是以少量兵力所作的试探行动，遇敌后又退了回来，但好歹这是宋军三路重兵中唯一支出击过的部队。王安石文集-故赠左屯卫大将军李公神道碑铭也记到：

「契丹内侵，真宗狩于魏，大将恃城，千里闭逃，保裔以其属出。公提少卒，所战辄破。寇搏我疾，孤坚弗支，举军陷焉，乃以义死。当是时，十二月五日也」

这段应当就是描述康保裔派遣属下先锋张凝出击这件事。由随行的这位李公阵亡日期看，高阳关宋军的这次行动是在12月5日左右。可是这种浅尝则止的试探攻击于事无补，难以对辽军构成实质威胁。
此时（12月27日）的宋朝朝野已经是群情汹涌，大臣们对宋军不作为的纵敌行为极度不满，声言厉色地控诉宋军统帅违诏不战，坐视生民涂炭，要求斩将换帅。如钱若水进言到：

「今则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看敌人俘掠生民，上则辜委注之恩，下则挫锐师之气，盖潜辈不能制胜，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军法曰：临阵不用命者斩。今若申明军法，斩潜以徇」

不过躲在城里避而不战也不是一点作用没有，此时的宋军三路重兵夸张点说连毛都没有蹭掉过一片。正因双方主力仍未发生过大规模会战，宋朝的大臣们此时对宋军仍然有所期待，对当前战局也仍抱乐观态度。如孙何言到：

「虽镇、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尘未息••••••且蕃寇西畏大兵，北无归路，余孽尚或稽诛，奔突亦宜预备。大河津济，处处有之，亦望量屯劲兵，扼其要害，则单于系颈，不日可俟矣」

他所说的「西畏大兵」即是指西方傅潜的8万镇定大军，「北无归路」当是指北方高阳关康保裔的4万大军，东南则是黄河天堑（所以他建议要把守好各处渡口）。辽军主力被夹在这西、北、东三面，及南面宋真宗的御前大军之间。依孙何所说，辽帝和他的大军已经成瓮中之鳖：「单于系颈，不日可俟」。
对于两支各方面综合水平对等的军队来说，孙何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不过问题就在于，在各方面宋军都要逊于辽军。战后的当年就有大臣们谈及宋军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的状态：

「夫今之所患，患在士卒骄惰。臣自知府以来，见侍卫、殿前两司送到自边亡命军卒，人数甚多。臣试讯之，皆以思亲为言，此盖令之不严也。平时尚敢如此，况临大敌乎」
「在营兵士多非精锐，在库甲仗少有坚完••••••士卒不惯行阵，将帅不知战守，加以士卒骄而将帅鄙，致昨来傅潜辈临事而苟且，遇敌而进退」

宋军从纪律、装备、训练，到将帅素质各方面都不容乐观，无怪乎主帅傅潜甘愿要当缩头乌龟而不敢一战。所以辽军表现得如此骄狂也就不是毫无原由的了，实在是看透了宋军的无能和虚弱。孙何那个多面围剿辽军的美好愿望，压根缺乏现实基础，没过多久就将被宋军的拙劣表现完全破灭。

辽军进军路线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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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6 12:27 上传

至12月末1月初，在多方施加的强大压力之下，宋军三路统帅傅潜终于是挺不住了，只得勉强拨给范廷召等人步骑1万自定州出击。范廷召等人于是向高阳关路方面寻求援助。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随即亲自领兵前往。
此时，辽军主力也正从南方冀州附近向北运动。早先高阳关宋军的试探性出击，无疑让轻松惬意地劫掠了一个多月的辽军提高了警觉，于是辽军开始回头关注高阳关方向，看看是否能寻机痛打这支敢冒头的宋军。

辽军进军路线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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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6 12:27 上传

宋、辽两军一南一北，相向而行，最终双方在瀛洲附近地区相遇。康保裔到达瀛州西南的裴村时，范廷召部的后队已经与辽军先锋接战。辽史、长编、续通鉴、宋史荆嗣传、宋史范廷召传分别有如下记载：

「（耶律隆庆）为先锋，至瀛州，遇宋将范庭召列阵以待。隆庆遣萧柳击败之，逃入空墅，围而尽殪」
「范廷召自中山分兵击敌，求援於高阳关都部署马军都虞候彰国军节度使康保裔。保裔即领兵赴之，至瀛州西南裴村，而廷召后阵已与敌遇，使来趣兵，保裔选精锐与之。会日暮，约以诘旦合战，及夕，廷召潜师以遁」
「壬午（1月4日），至瀛州西南裴村，廷召约以诘朝合战。及夕，廷召潜师遁，保裔不之觉」
「廷召徙高阳，命嗣以兵二千为殿。过平敌城，辽众十余万来，嗣屡出战，及桑赞、秦翰来援。夜二鼓，敌再至，嗣曰：彼不利夜战，我当破其砦，以趣大军。即与赞、翰合势，戒所部望敌炬火多处并力冲之，诘旦，至瀛州」
「廷召与战瀛州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又斩首万余」

到这里，记载中出现了分歧。辽方说自己的先锋耶律隆庆歼灭或至少是击溃了范部。而宋方则给出了自相矛盾的两种说法：
说法一：范廷召等人在1月4日日落时分逃跑了。
说法二：范廷召等和康保裔一起在瀛州西与辽军决战，斩首两万，并向北追到莫州东，又斩杀一万多辽兵。
那么宋方的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呢？
说法一和辽史的说法基本一致，范廷召部非败即逃。实际上从宋史荆嗣传的这段描写中，我们已经大致能获知范部在1月4日战斗的细节。
按孙何所言，我们已经知道在12月27日之前「镇、定道路已通」，辽军游骑已经从镇、定州离开，转向它处。范廷召部从定州出发后，想来没有遭遇过什么袭扰，一路安稳地走过平敌城（也就是平虏城，日后改名肃宁，位于瀛洲西50里）。这估计给宋军造成了假象，认为辽军尚远，所以放松了警惕，行军队列拉得很开。然而，实际上辽先锋军已就在左近了。辽军放宋军前队走过，先从殿后的荆嗣部下手，这也正合长编中「廷召后阵已与敌遇」的描述。宋军当时处于行进状态，桑赞、秦翰所部在荆嗣队伍的前方，得到后卫荆嗣遭袭的消息后才匆忙赶回去援救。
关于当日白天战斗的结果，宋史的描述在此嘎然而止，突然没了下文，后面直接就写到「夜二鼓，敌再至」，一下跳到了当夜的情形。不过事后，长编中有条记载透露到：

「先是，范廷召、桑赞所将边兵，临敌退衄，有上封请罪之者」

这条记载证明了范廷召和桑赞所部当时临阵脱逃，外加宋军随后连夜逃向瀛州城的窘迫状况，再对照辽史「逃入空墅，围而尽殪」的描述，宋军在当日白天的战斗中败北是毫无悬念的，甚至败得很惨，仓惶中就连派人去通知一下友军自己脱离战场的消息都做不到。
不用说，仗打成这个样子，那所谓的斩得两万辽兵首级毫无疑问是掩败的托词罢了。此外按辽史，这仗是耶律隆庆的先锋军打的，辽先锋军有多少兵力前文已经阐述过。宋史所言「辽众十余万来」和那「斩首二万级」一样，显系为掩败而夸张敌势。
范部战败的真正原因并非是由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而是由于辽军在战场上占据着主动，战术上达成了突然性。宋军处于行进中，各部距离拉得很开，待到后部遭袭，仓促回援应战，以致一败涂地。当然，如前文所述，宋军低下的素质无疑是促成这场惨败的更深层原因。一支纪律松弛、训练不足、指挥无方的军队，一旦遭突袭，必然调动不灵，乱作一团、临阵脱逃的场面完全在意料之中。不幸中的万幸，辽先锋军兵力不足，且恐怕对临近的康保裔大军有所顾忌，才使范部得以部分逃脱，免遭全军覆没的下场。


范部1月4日之战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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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支康保裔本来要与之携手抗敌的友军提前遁走，没能留下来协助他。至于为什么当初范廷召派使者到康保裔军营求援时，康保裔没有即刻领兵前往？这可能是由于两军之间的距离太远，我们现在并不清楚两军间的实际距离是多少，只知道求援使者抵达康保裔营地时已经快天黑了，所以康保裔决定第二日前往。但这个决定已经被后事证明极不明智，时不我待，辽军显然比宋军更能把握战机。等到第二日，康保裔的面前不再有友军，他要面对的也不再只是辽军的先锋，而是赶到战场的辽军主力。他的最终命运也就此被敲定：

「（辽圣宗）次瀛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庚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
「迟明，敌骑围之数重••••••救兵不至，保裔没焉」
「三年正月六日（甲申），戎人寇河间，王师不利，高阳关都总管康保裔力战数十合，援兵不至，保裔没於阵」

次日黎明，辽主率辽军主力抵达，康保裔孤立无援，随即遭全歼。宋军三路重兵中的一路，高阳关路的主力部队连同其主将一起被辽军葬送于瀛州西。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根本不可能发生前述说法二中的场景。因为即使范部在1月4日战斗中坚持了下来，没有连夜逃跑，显然也不可能在主力康部全灭的情况下，还能够败敌斩级，再追击辽军。这与其他所有史料的记载相矛盾，更不现实，简直是天方夜谭。
关于范廷召的这个「斩首二万级」，宋长编的作者李焘称在实录中都未见记载，所以就连他本人都不予取信，言：

「已去廷召血战等字，斩级二万亦削去。兼实录、廷召传殊略，疑正传颇有所增饰耳」

因为是出自范廷召的本传，可能是有人在撰写过程中为范廷召涂脂抹粉。其实范廷召自己当时的奏报中也没敢称自己在瀛州西斩了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更谈不上，他只是自称1月9日在莫州东追上并大败辽军。不过，范廷召所宣称的这个莫州东追击战又是否真实可信呢？

「丁亥（1月9日），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至莫州东三十里，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获所掳老幼数千，鞍马兵仗不可胜纪，余众遁逃出境」
「 十二日，高阳关贝冀路总管范廷召遣寄班侍禁郭筠驰骑入奏：今月九日，领兵追契丹至莫州东三十裏，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获所虏老幼数万，鞍马、器仗不可胜纪，余寇遁逃出境」

首先注意一点，其中的「获所掳老幼」有的史料称「数千」，有的则称「数万」，暗示了其战果数字可能不实。再按此事是发生在1月6日（亦或5日，1月6日也可能是行宫收到败报的日子）康保裔部覆灭的3~4日后。可是事实上在瀛州西歼灭康部之后，辽军并没有退往北面的莫州，而是走了反方向经德州、棣州渡黄河攻掠淄州、齐州。贝冀行营副部署王荣追辽军的事也证实了这点：

「保裔没焉。敌遂自德、棣济河，掠淄、齐而去」
「王荣受诏以五千骑追敌。荣无将才，但能走马驰射。性恇怯，数日不敢行，伺敌渡河而后发，敌剽淄、齐者数千骑犹屯泥沽。荣不欲见敌，乃以其所部略界河南岸而还，昼夜急驰，马不秣而道毙者十有四五」

也就是说这个胆小鬼王荣坐等劫掠后回程的辽军几天时间，眼巴巴候着辽军主力渡河走完，才敢发兵”追赶”，最后在东北边境的泥沽寨处发现还有几千辽军驻扎在那里没走，他就以把马都跑死的速度亡命奔逃回来了。
辽军南下渡黄河攻掠淄、齐等州，然后再返回，可说是不紧不慢的退走。明显不是如范廷召所奏那样，瀛州西歼灭康部后仅3~4日，即在北退莫州时被追上击败「遁逃出境」。由此可见，范廷召这个莫州东大捷多半也是子虚乌有。

辽军进军路线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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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范廷召的那份奏报，我们再看宋史张凝传和秦翰传里的相关描写。相比范廷召传可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内容分别是：

「凝与范廷召于莫州东分据要害，断其归路。契丹宵遁，凝纵兵击之，尽夺所掠生口资畜」
「（秦翰）败契丹于莫州东，追斩数万，尽夺所掠老幼」

总览当时史料撰写而成的长编，只提到了张凝在康保裔部覆灭后，全军退屯一事，完全没有「于莫州东分据要害，断其归路」这一情节。康保裔传和李重贵传中有具体记载：

「康保裔大阵为敌所覆，重贵与凝赴援，腹背受敌，自申至寅，疾力战，敌乃退。时诸将颇失部分，独重贵与凝全军还屯」

可以看出，张凝等在高阳关主力康保裔部覆灭后，很艰难才从乘胜的辽军手中脱离战场。以他「高阳关路铃辖领先锋」的薄弱兵力，在如此险恶的战局下，才刚捡回条命，如何马上又返身跑回去？而且与范廷召传说法还不一致，追击战改编成了阻击战。可如前文所述，辽军此时根本没有北退莫州，而是继续南下深入，又何来的「断其归路」呢？所以，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再看秦翰传，记载「追斩数万」，可见莫州东之战的这个斩首数并非实数，只是个战后人为添改出来的数字罢了，毫无真实性可言。
其实，就算范廷召等真的在莫州东追上并击败了辽军，那所谓的辽军也只可能是些拉在主力后面，打家劫舍的游骑罢了，根本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战果。故续通鉴考异言及莫州东之战时也说到：

「路振”祭战马文”具言王荣恇怯之状，是诸将之畏葸纵敌，宋人亦自言之矣。廷召累败之余，何以遽能大捷？不过邀其辎重，小有斩获而已。真宗亲驻大名，耻于无功而还，藉是为文饰耳」

意思是宋人把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胜，宣扬成所谓的”大捷”，对整个战役的失败进行粉饰。
综合以上论述，史料中瀛州西、莫州东之斩获皆是虚假不实的，作假者或是前线将官，或是后世修史者。
这里最后再回头特别提一下这个王荣，宋真宗对这种懦将居然也「不问」，毫不加惩处。当然，导致整个战局靡烂的主要责任人：顿兵不战，坐看康保裔全军覆灭的三路统帅傅潜最后也没什么大处罚，当时群臣都要求杀他，然而真宗最后仅将其流放了事，没过几年又再起用。所以如王荣这般畏敌如虎却毫不受处罚也就理所当然了。包庇纵容到如此程度，必将导致将官们虚报夸大战绩时更有恃无恐。

（四）遂城西之战

咸平四年十月，辽军卷土重来，进逼边境的遂城（威虏军）。在此我们先了解一下当年宋军的战前部署：

「初，议以大兵阵於威虏军，会谍者言契丹犹未动，故命悉徙於中山」
「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西上合门使李继宣、入内副都知秦翰，并为前阵前锋钤辖，分屯静戎、威虏军」

宋军因战前侦候不力，未能在第一时间将大军部署到前沿的遂城。三路统帅王显的大军屯于定州，遂城和临近的静戎军仅有杨嗣、杨延朗、李继宣、秦翰四个前阵前锋所领骑兵。他们掌握的兵力有多少呢？

「大宋用兵排阵之法，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散为奇兵，谓之前阵••••••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

不过武经总要这段说的是整个前阵的兵力，在咸平、景德年间，常达3万骑兵。但前阵前锋显然不是前阵的全部，而仅是前阵中最突前的部分。所以再看宋真宗的这道诏书：

「己未（10月21日），诏高阳关三路兵增骑二万为先锋，又命将五人各领骑三千阵于先锋之前。别命步军副指挥使、莫州驻泊使管桑赞领万人居莫州、顺安军为奇兵，以备邀击。马步军都虞侯、北平寨驻泊都总管荆嗣领万人以断西山路。仍列绘为图，遣内侍副都知阎承翰齎示王显等，且戒之曰：设有未便，当极言以闻，无有所隐」

从这道10月21日发给统帅王显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将五人各领骑三千阵于先锋之前」正好和杨嗣等四个前阵前锋的位置对应，也就是说杨嗣等四人可能各领3000骑兵。
但是，战斗发生在10月16日（战役日期后文还会谈及），此诏实际是马后炮。后方诏书发出前，前方仗已经打完了。宋真宗于23日收到战报，于是25日又更改了部署：

「辛酉（23日），上得张斌捷奏••••••癸亥（25日），诏莫州驻泊都部署桑赞分部下兵万人屯於宁边军，令北面前阵兵居其后。上以前阵昨经力战，故休息之也。」
「四年，命嗣领万人断西山路。会敌遽至，大兵不及进而止」

所以说，在遂城西之战打响时，杨嗣等四人未必就如后来的诏书中所言各领3000骑。况且诏书中还有「增骑」两字，这表明在诏书发出之前，前阵还没有得到加强，骑兵数量并没有这么多。
除了这道没有实际执行的诏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用咸平六年时宋军的防御部署来作参照校正：

「凡镇、定、高阳三路兵悉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令先锋、策先锋诱逼大阵••••••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骑屯威虏军，魏能、白守素、张锐领之；五千骑屯保州，杨延朗、张延禧、李怀岊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寨，田敏、张凝、石延福领之，以当敌锋」

我们看到咸平六年宋军的前阵前锋部署于最突前的威虏军（遂城）、保州、北平寨三处，相比咸平四年时略有变化，将领九员（其中的杨延朗还是咸平四年的参战者之一），骑兵总数16000名，每将领1700~2000人。
而在咸平四年遂城西之战爆发前，宋军的前阵前锋是四员将领，分别部署在威虏、静戎军二处。鉴于战前情报失误，前阵未得到加强等因素考虑，在开战前夕，前阵前锋各将统辖有2000左右的骑兵可能已经是较高估计了，那么四人就是总计不超过8000骑兵。
分析完宋军的兵力和部署，再来看对手辽军。辽史载：

「冬十月己亥（1日），南伐。壬寅（4日），次盐沟。徙封吴国王隆佑为楚国王，留守京师。丁未（9日），梁国王隆庆统先锋军以进。辛亥，射鬼箭。壬子（14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甲寅（16日），辽军与宋兵战于遂城，败之」

直到遂城西之战打响的两天前，辽主仍在盐沟以青牛白马祭天地，搞誓师仪式，辽军主力仍未动。而在此7日之前，耶律隆庆统领的先锋军就率先出征了。所以说在羊山和宋军前锋交战的亦是辽军的先锋。辽先锋军兵力前文已经提到过多次，也就是数千之众。
因此，双方在兵力上相去不远。但在战前布局和准备上，宋军已然输了一招。因情报上的误判，宋军全然不知辽先锋军早在10月9日就出发南下了，因此：

「属大阵犹在中山，前阵先锋已至威虏，秦翰等闻寇在西山，勇於先登，率兵而出」
「（李继宣）与秦翰、杨延昭、杨嗣分屯静戎、威虏。敌至，会师于威虏。延昭、嗣轻骑先赴羊山，继宣与翰分左右队各整所部」

等敌人到了边境处的羊山（西山），宋军主力还远在定州。分别驻扎在静戎军、遂城的杨嗣、杨延朗、秦翰、李继宣四人匆忙在遂城会师，准备前往遂城西北的羊山迎战辽军，仓促之间，匆匆从静戎军赶来的李继宣和秦翰仍在集结整队（从静戎军到遂城有约10公里路），杨延昭、杨嗣只能率轻骑兵先行一步。


接下来战事正式拉开了帷幕：

「翰全军亦往，继宣留壁赤虏，止以二骑继进。至，则延昭、嗣适为敌所乘。继宣即召赤虏之师，与翰师合势大战，敌走上羊山。继宣逐之，环山麓至其阴。继宣马连中矢毙，凡三易骑，进至牟山谷，大克捷。延昭、嗣、翰之师，初顿赤虏，既而退保威虏，继宣以所部独与敌角，薄暮，始至威虏。」
「甲寅（10月16日），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契丹遇於长城口，时积雨，敌弓用皮弦，皆缓湿，斌击败之，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退保威虏军」
「甲寅，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辽师遇于长城口。时积雨，辽人弓用皮弦，皆缓湿，斌击败之。渐近界首，辽伏骑大起，而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为辽师所乘。退保威虏军」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这个张斌，他很有可能就是宋军前阵的最高指挥官或至少是之一。史料里虽未明确说宋军前阵总指挥是谁，但这个张斌是前阵军官里有资格直接向朝廷上奏的人，而前阵再无其它人直接上奏。而且张斌是「前阵钤辖」，而杨嗣、杨延朗、李继宣、秦翰等四人「并为前阵前锋钤辖」，因此这个张斌很可能是杨嗣等四人的上级。故真宗在接到奏报时也说：「斌虽以前锋独克」。
但这个张斌本人却很可能没有在前线参与作战，他可能仅是如全军主帅王显那样，以上级身份代表参战的前阵前锋发出奏报而已（又如前文提过的卢汉贇）。作为指挥整个前阵的将领，应位于定州的王显中军大阵与最前沿的四个前阵前锋之间（即宋阵法中所称的”先锋阵、策先锋阵”，居于中军大阵之前，参见上文咸平六年宋军的部署）。


宋军战前部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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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史料中出现的张斌战于长城口又是怎么回事呢？乍看之下，除了遂城西的羊山，又在别处打响了战斗。所以，在此很有必要考察一下战场地理。
首先是牟山、遂城、和赤虏（赤鲁/齐罗）三地。这三处地名都保留到了当代，位置现今都可以确定，只是牟山村因1958年修建暴河（古鲍河）水库，向南迁移了1公里多，现并入下图中的新乡村。虽然因时代变迁，人类活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貌（从现今卫星照片上观察，当地村镇、耕地密布，山体也有开挖痕迹，只剩光秃秃的石头，外加水库的修建等），但牟山谷这个谷地地形仍能依稀分辨出来。
再来就是长城口。据前文所引辽史，端拱元年宋朝在长城口似建有城堡之类的工事。不过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至咸平四年，也就是此战当年：

「知静戎军王能请自姜女庙东决鲍河水••••••其水溢入长城口而南」

到了咸平四年，看样子宋朝在长城口修建的工事早已不复存在，以致王能奏请将鲍河水灌入长城口，将其变为河道。而武经总要说得更明了：

「长城口铺，口阔一十步••••••东南至本军（威虏军即遂城）一十六里半，西至牟山铺二里」
「边吴泊西距长城口，广袤五十里，可以长驱深入，乃中国与匈奴必争之地。自牟山至柏山，凡路口十馀」

长城口是一个十步（约15米）宽的山口，东南距离遂城16.5宋里（1宋里约560米），西至牟山仅2宋里。有了牟山和遂城位置作参照，那么长城口的位置也得以确定，差不多就是位于现今的暴河水库大坝附近。大坝一般都建在地势的要冲位置，长城口这个山口正合这一标准。武经总要又称长城口所在是山地地形的边缘，其东到边吴泊50里之间是平地，这和现今的地貌也是符合的。
最后是羊山。从战斗过程中的描述看，羊山位于牟山谷以南。而宋史中又有一条记到：

「威虏军守将破契丹于长城口，追北过阳山」

「阳山」和「羊山」同音异字，就如「赤虏/赤鲁/齐罗」，这条说明羊山的山体至少有部分延伸到了长城口的西北方。要同时满足在牟山谷南方和长城口西北方这两个条件，再结合现今的实际地形，羊山的位置也完全可以确定。

见下图，在现今的实际地形图上标出的古战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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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羊山、长城口、牟山谷这一连串地点都是重叠或毗邻关系，即使是离得较远的赤鲁，距离以上这一连串地点也不过3~5公里左右，骑兵转瞬即至。所以李继宣一开始才把部队留在该处作为预备队，能够随时支援前方战场。也就是说这些地点其实都包含在同一片很小的区域里。张斌所称的战于长城口，实际就是指遂城西羊山。长城口只是个标志性的点（只有15米宽），而羊山则是个大得多的面，叫法虽不同，但其实是指同一个战场。



确定了战场地点，现在再来看战役日期，以下按长编：

「张斌长城口之捷，乃十月十六日甲寅，其二十三日辛酉，斌奏始到，其二十五日癸亥，何承矩又奏侦得契丹自威虏军为王师所败，杀伪署大王、统军二人，蕃军仅二万人，余众号恸于野。按此即长城口之捷也。其十一月九日丙子，王显又奏十月十六日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一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按显称十月十六日，其日则甲寅也。所称前军，则张斌实前阵钤辖。所称杀戮二万人，又与何承矩所奏数同，伪署大王、统军名号亦同。但显奏称获十五人首级，承矩止二，人数特异，承矩得於传闻，或未详尽，理无足怪。独疑张斌先巳奏捷，而王显又别奏，且月日太辽缓，当时必有故，惜乎史不能载耳。是役也，王显全师实屯中山，未尝出，显奏十月十六日之捷，亦专指前军。据本传，显又上表待罪，此可见破敌者非显全师，明矣」

除了前阵张斌最早的奏报外，何承矩和王显也先后发出了奏报，所报战斗日期完全相同，即10月16日甲寅，也就是说所有战斗全都在同一天发生。战斗日期和地点都相同。那么是否在同一天里，张斌战于先，杨嗣等四人再战于后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首先，杨等四人是整个前阵的先锋，是部署在最前沿，最先接敌的部队。这从宋军咸平六年的部署中可以再次得到验证。其次，杨等四人是在辽军进抵西山（羊山）后，才匆忙于遂城会师，陆续出发迎战的，所以是「勇於先登」，说明他们四人之前并没有其他宋军部队了。
又因为前锋之一的李继宣是「薄暮，始至威虏」，黄昏时分才退到遂城，所以张斌同样也不可能是战于四前锋之后。
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像前文提过的：张斌当时不在战场，其人还未来得及从后方赶到。张斌奏报中称的长城口战斗，实际就是指杨等四个驻扎前沿的前阵前锋赶往羊山迎击辽军的战斗。正因为张斌不在战场，最早作为前阵指挥官出面写下奏报时，没写明具体参战人员。所以后方朝廷一开始也只认为是张斌指挥打了这仗，以后才了解到羊山战斗的详细过程。也正因为两者是同一件事，虽然前后在战场地名的表述上不同，但最终结尾却完全相同，都是退守遂城。11月11日戊寅，当此战结束近一个月后，「上与宰相议威虏功状」时就只提到羊山，而不见再提长城口，实则就是因为议羊山之功等于是议长城口之功，两者是一回事。
史料中之所以会出现将两者分开叙述的情形，全因前后不同的奏报者对同一片战场使用了不同的地点名称。而修史的文人对那片战场的详细地理情况又不甚明了，才误以为是两个不同的战场。偏偏战役日期又全然相同，所以长编的作者李焘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

「张斌既捷於长城口，继宣等又捷於羊山，王显所奏，岂专指此乎？然亦与张斌同日，此可疑也」

继而还有人甚至以为是分别发生了两次战斗，才出现了前阵张斌先败辽军，王显率全军再大败辽军之类的谬误。其实正如前文所述，宋军王显所率大阵主力在定州未出。自始至终就只有一场战斗，即十月十六日甲寅爆发于遂城西羊山（张斌口称长城口）的战斗。
至此，此战的参与者、战场地理等存在疑点之处都逐一分析完了。而羊山战斗的过程本身史料中还是描述比较明确的。
杨延朗、杨嗣二人所部轻骑兵率先向羊山进发。秦翰部稍作休整后也跟进。李继宣则只以二名尖兵跟在秦部后面，本部其余人马则顿兵赤虏策应全军。战斗一开始在羊山脚下的长城口附近展开。最先抵达的二杨部轻骑兵在与辽军的最初交锋中失利。继至的秦翰接应败归的二杨，勉强先稳住阵脚。然后，得到前方败报的李继宣随即从赤虏赶来，支援秦翰合力再战。辽军于是退走上羊山。此时宋军秦翰、杨延朗、杨嗣部估计都因为损失过大无力再战，不得已提前撤退，只留下最后抵达战场的生力军李继宣部独自与辽军缠斗。
到这里，虽说宋史李继宣传中声称李继宣随后独自越过羊山山脊，追着辽军进入牟山谷，大破辽军。但这却恐非事实。从以下这段记载看：

「前阵保州招收小校解恕、杨光美、齐峦等奋不顾身，摧锋陷阵，及大军分退，犹依山据险，大诟杀贼，以至陷没」

杨嗣是保州团练使，这几个在宋军撤退中被辽军消灭的保州小校应属杨嗣所部。而杨嗣是提前撤退的三支宋军之一，这就说明李继宣的攻击仅仅是让辽军有限的退却，远没有击溃辽军，辽军很快又反扑了上来，正所谓「散而复聚」、「蕃戎斗战善聚散」。看似败逃的退却行为是游牧民族轻骑兵的惯用战术，他们很快停止后退，重新聚拢，回头尾随攻击开始撤退的宋军。再结合「渐近戎首，伏骑大起」、「辽伏骑大起•••••为辽师所乘」这些记载看，独自追辽军到牟山谷的李继宣也很可能遭遇辽军后续预备队的反击，再次败退。
此时宋军其余各部均在撤退中，因此李继宣的行为与其说是进攻，更像是为掩护友军撤退而殿后。这种局部突击在其他各支宋军均撤退的大背景之下，注定不可能取得什么决定性胜利。所以最终他也只是「独与敌角，薄暮始至威虏」，边打边退回遂城。辽军则由于其最重要的武器弓箭因雨水影响而威力大减，也追击乏力。宋军得以全部退回遂城自守。


10月16日遂城西之战进程示意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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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军战后遂长驱而入。辽史和宋长编分别载：

「甲寅（10月16日），辽军与宋兵战于遂城，败之。庚申（22日），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28日），次满城，以泥淖班师。十一月庚午（11月3日），射鬼箭」
「王显违诏，不趋要地，契丹初压境，王师未行，而敌骑已入抄，赖霖雨乃遁去」

战后，辽主用黑白羊祭了天地，这是契丹人在「下城克敌」后特有的祭祀活动。显然，辽方认为自己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并且此后入宋境半个多月，最后因雨水泥泞才回师。
然而，奇怪的是当时宋方也同样宣布自己胜利了。不过我们从整个战斗过程、以及战后的军事态势上却完全看不出宋军胜了。虽然此战总体规模并不甚大，并非双方主力会战。但是从宋军四个前阵前锋中有三个被迫提前撤出战斗这点看，损失肯定颇大，所以战后真宗才会下令把前阵撤到宁边军之后休整。战后的辽军继续入寇，而宋军却退而避战，实际上宋军都退到了宁边军、唐河、定州一线，夹河防守，最后还是靠老天帮忙（连续的冬雨）才退敌。

「崇训陈兵唐河，折其要路。敌遣别骑冠赤堠驿崇，崇训分兵擒戮之。既而值霖雨，敌兵饥乏不敢进，遂遁去。」
「诏莫州驻泊都部署桑赞分部下兵万人屯於宁边军，令北面前阵兵居其后」


遂城西之战后至10月28日，宋辽两军态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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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6 12:27 上传

损兵外加退守不出，敌人又长驱而入。唯一能让宋廷觉得这场战斗是打赢了的理由，实际上就是当时前方报给朝廷的那二万斩敌数字，这让宋廷觉得敌人损失似乎比己方更大，所以觉得此战算是胜了（或是主观上愿意去相信）。
于是乎，不明真相的史家就有意无意的都在各个人物列传中套用上了当时奏报中的斩获内容，所以一时间处处皆书有歼敌二万云云。更有甚者，还有好事者添油加醋杜撰的情节出现，比如其中发挥得最精彩的当属这个文莹的玉壶清话：

「一道士通刺为谒，破冠敝褐，自称“酆都观主”，笑则口角至耳，乱鬓若刚鬣，谓显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万至本观，未敢收，于冥籍死于公之手者，公果杀之，则功冠于世，然减公算十年，二端请裁之。”显谓风狂，叱起。后日，契丹引数万骑猎于威虏军境，即梁门也。会积雨，虏弓皆皮弦，缓弱不可用。显引兵剿袭，大破之，枭名王贵将十五辈，获伪羽林印二纽，斩二万级，筑京观于境上。露布至阙，朝廷以枢相召归，赴道数程而卒」

编出王显在战前一年就得闻道士的预告，领兵大破辽军，斩二万级，还筑了京观，最后还因此折寿，死在进京赴任的路上。情节可谓极富戏剧性。可怜王大帅实际并未参战，人家始终在定州呆着，还因此自己上奏请罪呢，却被无端描写成因此战杀人过多被诅咒至死。该段内容又被宋朝事实类苑等史书引用，由此以讹传讹。
还有的史料中则称宋朝「会河朔饥歉，逐罢兵」，既然是如此大胜，为什么辽军还如此猖狂的继续入寇呢？怎么不把他们逐出国门呢？当然要找个理由，就是河北饥荒，宋朝不得不罢兵。当然我们知道，就连宋朝大臣事后也承认，把辽军赶回去的实际上是大雨。
好在这些说辞很容易分辨真伪，而另一些则要经过一番推敲了。比如，李焘写长编时总观当时史料，却自始至终未记录有魏能这号人物参与此战。长编在景德元年九月条还大段直接引用过魏能本传里的内容，足可见并非是李焘失察，而是当时的魏能传中确未有记魏能参战。然而，在更晚成书的元修宋史中，魏能却出现在了此战中，并且被描写成亲手毙敌主帅的重要主角：

「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五年，知郑州团练使，复任威虏军。契丹入寇，能当城西，与诸将合战，无惮色，大败其众，斩首二万级。契丹统军铁林相公来薄阵，能发矢殪之，并其将十五人，夺甲马、兵械益众•••••••契丹尝谋入钞，能侦知，即发兵逆击，生擒酋帅，殄灭殆尽」

这段编得同样极富戏剧性，然而却不甚高明。第一，时间上错误，此战发生于咸平四年，而非五年；第二，编排出魏能射死”统军铁林相公”、”并其将十五人”这个故事也太过了。其实”统军”、”铁林”等均是官职称谓，是分开的，不存在”统军铁林相公”这么个人，”并其将十五人”更是当时前方奏报中宣称斩获的全部敌将人数，却安排魏能一个人全包圆了。故事的可信性显然不如可看性。
除了长编外，再查成书更早的武经总要，其后集的”骁勇敢前”条目中也有引自魏能传的内容：

「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戎人常谋入抄，能伺知，即发兵逆击之，生擒酋帅，斩杀殆尽」

其行文前后与宋史魏能传完全一致，但唯独缺中间那段魏能大战遂城西并阵斩敌将十五人的万人敌故事。如此英勇事迹，武经总要绝不可能单把这段跳过不书！由此可知，在当时并没有魏能参战的记录，魏能大战遂城西的故事系后人添加杜撰。
无独有偶，和宋史魏能传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宋史田敏传里，我们知道长编中同样未提及他参与此战。田敏传里的内容长编同样曾大段引用过，显然同样不是失察造成的。其中原因，或是和宋史王超传、王显传一样，仅仅因为当事人的职物位列宋军当年的战役部队序列中，后人就把他赴会进了此战中。三传相关记载会列如下：

「敏从王显为镇、定先锋，大败契丹于遂城西羊山，斩其酋长。」
「显因大破之，枭获名王、贵将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钮，斩首二万级」
「以超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镇州行营都部署，又帅镇、定、高阳关三路。契丹入边，与战于遂城西，俘馘二万计，斩其裨王骑将十五人」

列举了那么多史料中出现的杜撰情况，现在还要回到”斩两万辽兵并十五将”这个核心数字问题上。宋军前阵前锋有可能实现这个战绩吗？
首先，我们知道古代战役中的绝大多数伤亡都是在部队崩溃后造成的，如满城之战辽军溃散逃窜，溃逃路上又再遭伏击，宋军才斩得一万二百级（还未必真有这么多，但姑且先以此为参照）。而我们知道羊山之战辽军虽一度后退，却未溃散，并且还反扑上来一直追击撤退中的宋军。如此战况和满城之战辽军全线崩溃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宋军怎可能获得超越满城之战的战果？
其次，从此战规模看。双方参战兵力均在数千之数。而宋朝方面宣称的斩敌数字已经超出了辽军的参战兵力，实属无稽之谈。
再次，宋军还宣称击毙了辽军统军。但我们知道辽军先锋军统帅耶律隆庆活的好好的，根本没阵亡。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前述的瀛州西之战，还是遂城西羊山之战，宋军或败没，或撤离，从未占据战场。我们知道，古代大批的首级功是要彻底打扫战场后才能到手的，因此宋军所谓的斩杀数字就连取信的基础都不存在。
所以，以上一系列证据均表明：遂城西之战宋军奏报中所言斩获数字明显是夸大不实的。此战宋军实际还是败了，不过算不上大溃败，也不具决定性，对当年战事进程的影响还不如天气因素。次年的三月，因大雨回师才半年不到的辽军就又再度入侵，再败宋军。
正因为咸平三年以来宋军未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胜利，故咸平六年宋朝君臣论防务时，就有大臣谈到：

「前岁匈奴犯境，傅潜闭垒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师未有胜捷。臣以为今岁戎人必寇内地。今边兵聚屯一处，尤非便利，愿速分戍镇、定、高阳三路。天雄城壁阔远，请急诏蹙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军隍堑，以为备豫」

他认为乘胜的辽军必将更加深入攻击宋朝内地，奏请修善澶州、天雄军、德清军城防，加强战备。这是宋朝大臣在对当前战争形势作如实陈述，然后向皇帝提出应对建议。此时距那些战事结束已经有一年半至三年时间，战事中的实际得失已经逐渐明朗化了，宋朝君臣心中其实已经对当初那些奏报中的”胜捷”有多少斤两大致有数。
后事的发展也不幸被其言中了。辽军因咸平三年以来没有遭到什么削弱，因此信心满满，之后的入侵规模更大，更为深入，败天雄、破德清，直至澶州城下。


（五）瀛洲围城战

景德元年九月，辽军开始了宋辽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十月丙戌，辽军围攻瀛州城不下。宋会要辑稿和长编记到：

「北面上言：虏众急攻瀛州••••••虏为城兵所杀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围遂解」
「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

这次也不例外，宋方史料又一次直接引用了前方官员的一面之词，这通说辞中宣称辽军在瀛洲城下达30万之众，而且在攻城战中死伤达三分之一强！
且不说总数30万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攻城伤亡达到三分之一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瀛州并非什么必占之地，辽军也向来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从来都是：

「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

集中兵力野战歼灭宋军有生力量才是辽军一贯的打法。更不用说辽军攻城一贯驱赶敌国平民为肉盾先行：

「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攻城之际，必使先登，矢石檑木并下，止伤老幼」

所以辽军根本不可能为攻击一个固定据点付出三分之一伤亡的代价。
而观后续辽军的攻势，兵锋依旧犀利，一路败天雄、破德清，主力直驱澶州城下，毫无大败之后的疲弱之象。反观宋军却龟缩不出，哪里有重创敌人的迹象？

「当时守城不敢出，敌兵堂堂直抵澶渊，几至渡河，为京师患」
「伏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天雄兵复得还，存者什三四。敌遂陷德清。知军、尚食使张旦及其子三班借职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并死之。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觽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
「庚午，攻破德清军。壬申，（辽圣宗）次澶渊」

稍后在澶州北城下的最后决战中，据宋史和武经总要都称辽军主力不过是数万之数：

「李继隆分为驾前东西面都排阵使，军于北门外。辽骑数万骤至城下」
「李继隆为驾前排阵使，赴澶州，陈兵城北•••••戎马数万来犯」

这和宋军北面部署报称的数字差距甚远。由此可见，先前北面部署奏报的辽军达30万众，死伤达三分之一强，完全是前方将官夸大其词谎报军功。

至此，正文论证完毕。本文通过列举分析了宋辽战争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战役，论证了史料所录宋军战绩中的很多虚假成份，或张大敌势，或夸大战果，或掩败为胜，种种弄虚作假的行径不一而足。正是由于宋朝对官员的极度宽纵、外加军政上的腐败，使得宋代战史中的虚假不实现象相比历代更为严重和普遍。本文中所举的战例，仅是宋军虚假战绩的冰山一角。所以，当我们在研读宋代战史时，对史料记载不可盲目取信。最好能通过各方迹象来考察战史的真实性，以尽可能还原当年战争的本来面貌。

（全文完）

真实或虚幻 -- 由宋辽战争中部分战役看宋军战绩的真伪（完整版）



夸大敌方的兵力、虚报战果，甚至掩败为胜，在古代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早在三国时就有「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之说，宋朝当然也不能例外，早在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就有大臣直言：

「侦逻边事，罢用小臣。用之，则边情有所隐而不尽知也」「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


可见当时边报不实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宋朝对官员「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姑息迁就，就算临阵畏敌避战的大罪也不重罚。在此种大环境下，必然助长官员的弄虚作假之风。就连被宋廷列为中兴十三战功之一，著名的韩世忠大仪镇之战绩，经王曾瑜先生多方考证就系典型的虚报夸大战功。而就算万一事败，处罚也微不足道，如元符二年钟传等人虚报战功事败：

「勘会钟传统领两路大军出界，元奏斩获三千五百二十级，今勘得共实获二百九十级，外有三千三百三十级系虚冒」

战绩虚报了十几倍之巨，结果主犯仅仅被贬官了事，不久后又得重用。即使如此，被坐实虚报战功的罪名并被记录下来也只是凤毛麟角。实际上宋朝史料里记载的敌方兵力及斩获，常常不加分辨地直接引用自前方官员发给朝廷的奏报，如：”某某言敌兵多少”，”某某报斩首多少”等，这实际上就反映了宋廷对这类官员的报告听之任之的态度。这类前方官员的一面之词充斥着宋代的战争史料。更有甚者，某些史料在编撰过程中还有人为进行粉饰的成份，进一步加重了战绩的浮夸程度。
下面本文就将对宋辽战争中的几个代表性的战例进行分析考证，以辨明宋军战绩中的真伪。

我们首先以发生在宋太宗雍熙三年的土墱寨伏击战作为引子。田锡-贺卢汉贇奏胜捷表、长编、武经总要分别记载如下：

「代州驻泊副部署卢汉贇等差高班内品李延遇入奏，契丹贼军入界打劫，寻于土镫寨杀下蕃贼，斫到首级二千余个，活捉到契丹五百余人，马一千余匹，及杀下北大王男一人、监军一人」
「副部署卢汉赟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给事中张齐贤选厢军二千出正之右••••••齐贤先伏步卒二千於土墱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首二千余级，俘五百余人，获马千余匹」
「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磴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千余」

可以看到，长编里基本上照搬了卢汉赟自己向朝廷奏报的斩获数字，斩俘计2500余人。而到武经总要中战绩则大为缩水了，仅有数百级。
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耐人寻味。不同于前者官员自己奏报中宣称的战绩数字，后者的数字可能代表有不同的来源途径。因为此战实际上是张齐贤打的，而向朝廷报功的卢汉赟则畏战不出，本人实际根本没有参战。所以很有可能斩首数百的数字就是来源于张齐贤，这或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较真实的战绩。实际上张齐贤带领2000厢军能斩获几百级已然可以说是军事奇迹了。
可惜相关此战的信息太少，很难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化分析。所以我们还是得找寻记载更细致丰富的战例，才能通过对战役过程的考证分析来辨别战绩的真伪。


（一）唐河之战

宋太宗端拱苑元年，辽主亲统大军伐宋。宋朝史料中所记的唯一战役就是唐河之战。关于此战，宋长编和李继隆墓志分别记到：

「十一月，契丹大至唐河北，将入寇。诸将欲以诏书从事，坚壁清野，勿与战。定州监军、判四方馆事袁继忠曰：「契丹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它郡，谋自安之计可也，岂折冲御侮之用乎！我将身先士卒，死於敌矣。」辞气慷慨，觽皆伏。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犹执诏书止之，都部署李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焉。往年河间不即死者，固将有以报国家耳。」乃与继忠出兵距战••••••至是摧锋先入，契丹骑大溃，追击逾曹河，斩首万五千级，获马万匹。己丑（6日），捷奏闻，羣臣称贺」
「（李继隆）出为定州都部署。是岁，匈奴八万骑寇中山（定州），公之众才二万••••••护军袁继忠壮其言，跃马从之，大破虏于唐河，追奔数十里，俘馘以万计」

此二则记载均宣称唐河之战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决定性战役，长编称此战宋军斩首数达15000级之多，李继隆墓志中更是声称辽军数量达8万之众，宋军以少胜多，大败辽军。不过，即便在宋方的史料中，对于唐河之战仍然存在不同的说法，如武经总要后集卷三、宋史李继隆传、宋史田敏传分别记到：

「端拱初，李继隆为定州部署••••••一日，虏众寇蒲城，至唐河，护军表继忠慷慨请出师，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以诏书之，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军得专。”乃与继忠出兵，战数合，击走之」
「九月，（李继隆）出为定州都部署••••••乃与继忠出兵，战数合，击走之」
「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将李继隆遣部将逆战，为敌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骑奋击，敌惧，退水北，遂引去」

武经总要（宋史李继隆传同）这段描写中就没有了丝毫大战大胜的意味，而且点明了辽军是攻掠满城，兵锋抵唐河，李继隆仅仅是和辽军战了几回合，打跑了辽军。而田敏传更称在唐河北岸与辽军作战的是李继隆的部将，并被辽军击败。田敏以100骑兵逐退了追过唐河来的辽兵。
宋人自己的两种说法可谓差别巨大。那么此战到底是小冲突还是大会战？我们接下来看辽史的记述。
按宋长编记唐河之战发生于11月，己丑（6日）宋朝廷收到了此战的奏报，那么唐河之战就是发生于11月1日至6日之间。然而，按辽史圣宗纪：

「十一月甲申朔（1日），上以将攻长城口，诏诸军备攻具。庚寅（7日），驻长城口，督大军四面进攻」

此时辽帝亲统的辽军主力尚在边境处的长城口，根本还没深入。而实际前往定州的仅是辽军先头部队，按辽史耶律奴爪传：

「统和六年再举，将先锋军，取宋游兵于定州，为东京统军使，加金紫崇禄大夫。从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以战失利，削金紫崇禄阶」

也就是说进抵定州唐河边与李继隆交战的是辽军的先锋军所部，并且结合武经总要的描述来看，很可能还不是先锋军全军，部分部队可能还留在满城周边，没有抵达唐河边。


唐河之战辽军主力和先锋军所在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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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辽先锋军有多少兵力呢？依辽史兵卫志中的兵制条所载：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又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

先锋军数量仅为3000人。虽然决定辽金之间国运的户不答冈大战，辽天祚帝的亲征大军「以精兵二万为先锋」，其先锋军为2万人。不过这已经是辽后期兵员数量大增后的情况，而在宋辽战争时期当远没有如此规模。如辽景宗乾亨四年的亲征军：「契丹三万骑分道入寇」，据宋朝方面宣称也只是3万人。辽史兵卫志的兵制条中所言正是对宋作战时的情况，鉴于辽史兵卫志所载辽军兵力有明显的夸大倾向（详见辽史兵卫志所载辽国军力考辨一文），所以即使每次战役数字会有波动，辽先锋军的兵力也不过就是数千之数。
所以，宋辽双方在唐河爆发的只是小规模前哨战，远非主力会战，辽军总数8万、宋军斩首15000之说更是夸大得离谱。而且从辽先锋军将领耶律奴爪战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升迁一事看，辽军的试探进攻即使被李继隆逐退，其实际损失也是微乎其微的。
除了以上这些，如要更进一步辨析唐河之战的规模、战果和影响，我们还可以从该年战事全局考量。
宋方的正史记录中只记唐河一战，之后便无任何的战事记录，好似辽军就此销声匿迹了一般，唐河之战一举终结了辽军该年对宋朝的入侵。然而，辽方的记录则迥然不同。辽史圣宗纪中记载了相对完整的该年后续战事全貌：

「庚寅（11月7日），驻长城口，督大军四面进攻。士溃围，委城遁，斜轸招之，不降；上与韩德让邀击之，杀获殆尽，获者分隶燕军。辛卯，攻满城，围之。甲午，拔其城，军士开北门遁，上使谕其将领，乃率众降。戊戌，攻下祁州，纵兵大掠。己亥，拔新乐。••••••十二月甲寅朔，赐皮室详稳乞得、秃骨里战马。横帐郎君达打里劫掠，命杖之。丙辰，畋于沙河。休哥献奚详稳耶鲁所获宋谍。丁巳，遣北宰相萧继远等往规安平。侍卫马军司奏攻祁州、新乐都头刘赞等三十人有功，乞加恩赏。是月，大军驻宋境。统和七年春正月癸未朔，班师。庚寅（1月8日），次长城口」

在唐河之战之后，辽军纵横驰骋宋境长达整整两个月，如入无人之境，宋军几无还手之力，包括唐河之战的主角李继隆在内，再没能遏制住辽军的攻势。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唐河之战是多么无足轻重，对辽军的整体攻势可说是毫无影响。
其实，以上并非辽人单方面的说辞。虽说宋朝正史中对辽军的攻势一字不提，但事后宋人的一些言谈里却从侧面印证了辽史的说法，并且使得战局全貌进一步明朗化。首先是李继隆的墓志：

「是岁，虏寇常山，及邢、洺诸郡，皆守城不出，而中山之民，刍荛无废」

墓志说辽军攻略了常山（镇州），兵锋甚至深入到赵州以南的邢州和洺州，而宋军都只守城不敢出。这里因为李继隆驻守定州的关系，「中山之民，刍荛无废」显然是有为墓主粉饰的成分，实际上定州也未能幸免，辽史所言「拔新乐」，新乐即在定州西南，属定州境内。借此，我们了解到辽军该年的攻略范围很广，远没有被李继隆阻止于定州唐河边。
然后是此战后的次年，户部郎中张洎在奏疏中提到过一句：

「去岁匈奴犯边，顿兵于深、赵，威虏等军婴城自固，仅同闭邑」

这句揭示出辽军当年曾屯驻于赵州和深州间，宋军唯有紧闭城门而已。这与辽史中的「是月，大军驻宋境」亦是完全吻合的。辽国大军逍遥自在地长期驻扎于宋朝腹地，辽主在宋朝境内进行围猎、封赏有功将士，当然肯定还少不了”打草谷”，真可谓为所欲为，完全藐视宋军。宋军所做的仅是龟缩在城中静坐，等待辽军抢够了自己离去。辽军表现得如此自信与轻松，宋军却如此胆怯与畏缩，可以想见，所谓的唐河大胜其真实情况是如何的不堪了。

端拱元年11月7日至次年1月1日辽军进军线路图：

端拱元年11月7日至次年1月1日辽军进军线路图.jpg (70.69 KB, 下载次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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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都表明，端拱元年的唐河之战，远不是什么规模宏大的决定性会战，宋军更谈不上大胜。其充其量仅仅是一次规模很小的接触战，对宋辽双方间战事的发展而言，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


（二）徐河之战

端拱二年，也就是端拱元年辽军大规模入侵的次年，宋朝方面又记录了一次宋军大胜，就是徐河之战。
对于这次战役，辽国方面则没有记载。那么我们就只能单看宋人对此战的描述，以下按宋史尹继伦传：

「端拱中，威虏军粮馈不继，契丹潜议入寇。上闻，遣李继隆发镇、定兵万余，护送辎重数千乘。契丹将于越谍知之，率精锐数万骑，将邀于路。继伦适领兵巡徼，路与寇直。于越径趋大军，过继伦军，不顾而去。继伦谓其麾下曰：“寇蔑视我尔。彼南出而捷，还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为今日计，但当卷甲衔枚以蹑之。彼锐气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战而胜，足以自树。纵死犹不失为忠义，岂可泯然而死，为胡地鬼乎！”众皆愤激从命。继伦令军中秣马，俟夜，人持短兵，潜蹑其后。行数十里，至唐河、徐河间。天未明，越去大军四五里，会食讫将战，继隆方阵于前以待，继伦从后急击，杀其将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众遂惊溃。于越方食，失箸，为短兵中其臂，创甚，乘善马先遁。寇兵随之大溃，相蹂践死者无数，余党悉引去」

可以看出，此战其实就是一次宋军护粮队配合边境巡检，与前来截粮的辽军之间发生的一次战斗。宋军主力是李继隆带领的1万镇、定州护卫部队，这没什么疑问。问题在于此战辽军的实力，按尹继伦传所称为「数万」，而宋史李继隆传、范廷召传，以及宋朝事实类苑分别给出的辽军兵力数字各不相同，而且差异巨大：

「二年冬，送刍粟入威虏军，蕃将于越率骑八万来邀王师，继隆所领步骑裁一万」
「二年，转殿前都虞候、领凉州观察使、镇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万众于徐河」
「端拱中，或言威虏军粮运不续，虏乘其虚，将欲窥取。朝廷亟遣大将李继隆发镇、定卒万余，护送刍粮数千辎车，将实其廪。虏谍报之，率精锐万余骑邀于中道」

分别为8万、3万、1万，再算上那个模糊的「数万」，在宋方记载中，关于此战辽军兵力已经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说法。我们都知道，把敌人数量说得多些，打胜了也有光彩，所以夸大敌人数量的做法很常见，考虑到这个普遍规律，这个最小的数字1万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的。而且就此战的性质而言（打劫辎重粮草），辽军没可能特别动员大军而来，其实就以这1万的数字而论，其中水份有多少都很难说。
至于这个辽将”于越”多半也是不实的。按辽史记录下来的，当时有”于越”称号的有两人：一个是阿鲁勃，另一个是耶律休哥。阿鲁勃其人不详，耶律休哥在其本传中亦无载此事。事实上打劫粮草这类战斗，一般由低级将官执行，如：「小校曷主遇宋辎重，引兵杀获甚众，并焚其刍粟」。
如果要说辽史是刻意掩败不提此战，也很难圆其说。因为辽史中对宋军更重要的败仗都有记，如白马岭之败，满城之败、甚至辽景宗亲征败归都有记载，反而要对一次劫粮行动的失败进行遮掩，实在是毫无道理。辽史中对此战只字未提，并不是刻意掩败，更可能是由于此战的性质和规模均太不起眼，这类所谓的败仗就像边境劫掠被宋军逐走一样不值一书。
实际上，认为此战不值一书的并非只有辽人。作为此战主要参战人物之一的李继隆，其生前友人杨亿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便对此战一字未提。按墓志铭的立场来说，会悉数墓主生前功绩，不惜美化夸大。杨亿在君子馆和唐河等战役上就极力美化李继隆，但是却竟然压根不提徐河之战这档事。杨亿作为当时的人，又是李继隆的好友，可谓了解当时的实情。但显然在杨亿看来，即使以墓志铭的特殊立场而言，此战仍然够不上载入墓志铭的资格。真实的徐河之战其渺小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综上，徐河之战是辽军一次规模极小的劫粮行动，被宋军边检和护粮队粉碎。但宋朝出于自雍熙北伐后累年败战无功，所以将一场小到不起眼的边境小胜有意夸大为一场大胜，以图挽回些的颜面。这其实倒和韩世忠大仪镇之战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瀛洲西之战

宋真宗咸平二年十月，辽主再度亲征宋朝。宋真宗委任傅潜为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兵马都部署，统辖三路重兵抗击辽军。
为方便后文论述，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三路宋军的兵力及分布，按王德用和武经总要所言：

「咸平、景德中，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虏兵轶境，遽有澶渊之师」
「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

王德用说的「边兵二十余万」，当是包括了厢军等卫戍部队或非战斗人员，而武经总要所言步骑十三万，比较明确是指野战部队。那么这十三万野战军在咸平二年是如何分布的呢？

「潜屯於定州，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潜麾下步骑凡八万余」
「去岁傅潜以八万骑屯中山」

「八万骑」当为「八万步骑」之误，也就是说三路部署傅潜手里直接掌握着镇、定两路8万多人，驻扎于定州。而三路中最后一路，高阳关路的军队由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直辖，受三路都部署傅潜节制，驻扎于高阳关。康保裔手里有多少兵力，史料无直接记载，不过有了武经总要提供的三路总兵力，再减去傅潜的镇定8万多人，高阳关路大致也就是有4万多野战部队。以上就是宋军三路主力的兵力和分布情况。
接下来就进入战事正题了：

「敌破狼山诸寨，悉锐攻威虏，两昼夜不胜，遂引兵略宁边军，入祁、赵，大纵抄劫，游骑出邢、洺间，百姓惊扰，携挈老幼争入城郭，镇、定路不通者逾月」

辽军除了10月末攻边境处的遂城不下外，一如端拱元年时的情况，如入无人之境，攻宁边军，随即深入到祁州、赵州，沿途大肆劫掠，其游骑出没于镇、定、邢、洺各州。这一个多月间，宋军统帅傅潜只坚壁守城，按兵不出，三路十几万宋军主力对敌军肆无忌惮的劫掠破坏坐壁上观。

辽军进军路线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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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到12月，宋真宗自己也坐不住了。2日，真宗自京师出发，15日抵达大名府亲自督战，其御前随驾大军「横亘数十里」。在这前后，真宗收到了三个捷奏：

「己未（12月10日），知冀州张旻遣使驰奏，败契丹於城南，杀千余人，获马百匹。（蔚昭敏正传云：昭敏为贝冀行营都监，契丹以五千骑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帅所部兵与战，败之，得其器甲，贼遁去，而我师不失一人。真宗闻之喜。按实录此捷以十二月己未到行在，后八日丁卯，乃书内殿崇班蔚昭敏为都监，恐捷时昭敏未为都监也。当考。）」
「甲子（15日），次大名府•••••威虏军言契丹来寇，出兵击败之，杀其酋帅」
「丁卯（18日），左侍禁、合门祗候卫居实自府州驰骑入奏：驻泊宋思恭与知州折惟昌、钤辖刘文质等引兵入契丹五合川，破黄太尉寨，尽杀敌众，焚其帐千五百余所，获战马牛羊万计，铠甲、弓剑千事」

不过宋朝君臣心里也都很清楚，这些奏报来自个别的知州、知军之流，而非三路的都部署。不过是地方卫戍部队打了些无关痛痒的小仗（其实以前方官员的节操，可信度也存疑，比如那破敌5000自己不损失1人云云）。其中的两个还是远离主战场的边境地区战斗。
宋军的三路重兵主力却依然铁打不动地趴在城里冬眠，丝毫没有出击和辽军主力决战的意思。所以，宋朝后方的君臣依然是忧心如焚，时至12月27日，钱若水、李宗谔等分别上书说到：

「陛下躬擐甲胄，驻於魏郡，已逾旬浃，戎捷未至」
「今秋陛下推毂命将，委以北面之事，精兵锐旅，悉萃中山，缘边诸城，皆受其节度。选任非不至也，权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宁也，处置非不专也。及匈奴犯塞，河朔骚动，冀、赵之地，生民罹灾，田园一空，老幼四散，以至严冱之月，舆驾亲征，曾不闻出一人一骑为之救援，即不知深沟高垒，秣马厉兵，欲安用哉？臣以为临军易帅，拔卒为将，正在此时也；有功者赏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时也••••••今驻跸全魏，咫尺疆埸，旦夕望有捷奏」

他们均言迟迟没有等来前方大战的奏报，指责中山（定州）的宋军主力按兵不动，到此时仍然不曾派出过「一人一骑」与辽军交战，任由辽军主力在赵州、冀州一带疯狂劫掠破坏。
相比定州宋军，高阳关方面的宋军显得略微积极些，宋史李重贵传记到：

「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议屯兵杨疃，张凝领先锋遇敌，重贵率策应兵酣战，全军而还」

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至少曾派部下张凝领先锋出击过，还安排了李重贵策应其撤退。虽然像是以少量兵力所作的试探行动，遇敌后又退了回来，但好歹这是宋军三路重兵中唯一支出击过的部队。王安石文集-故赠左屯卫大将军李公神道碑铭也记到：

「契丹内侵，真宗狩于魏，大将恃城，千里闭逃，保裔以其属出。公提少卒，所战辄破。寇搏我疾，孤坚弗支，举军陷焉，乃以义死。当是时，十二月五日也」

这段应当就是描述康保裔派遣属下先锋张凝出击这件事。由随行的这位李公阵亡日期看，高阳关宋军的这次行动是在12月5日左右。可是这种浅尝则止的试探攻击于事无补，难以对辽军构成实质威胁。
此时（12月27日）的宋朝朝野已经是群情汹涌，大臣们对宋军不作为的纵敌行为极度不满，声言厉色地控诉宋军统帅违诏不战，坐视生民涂炭，要求斩将换帅。如钱若水进言到：

「今则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看敌人俘掠生民，上则辜委注之恩，下则挫锐师之气，盖潜辈不能制胜，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军法曰：临阵不用命者斩。今若申明军法，斩潜以徇」

不过躲在城里避而不战也不是一点作用没有，此时的宋军三路重兵夸张点说连毛都没有蹭掉过一片。正因双方主力仍未发生过大规模会战，宋朝的大臣们此时对宋军仍然有所期待，对当前战局也仍抱乐观态度。如孙何言到：

「虽镇、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尘未息••••••且蕃寇西畏大兵，北无归路，余孽尚或稽诛，奔突亦宜预备。大河津济，处处有之，亦望量屯劲兵，扼其要害，则单于系颈，不日可俟矣」

他所说的「西畏大兵」即是指西方傅潜的8万镇定大军，「北无归路」当是指北方高阳关康保裔的4万大军，东南则是黄河天堑（所以他建议要把守好各处渡口）。辽军主力被夹在这西、北、东三面，及南面宋真宗的御前大军之间。依孙何所说，辽帝和他的大军已经成瓮中之鳖：「单于系颈，不日可俟」。
对于两支各方面综合水平对等的军队来说，孙何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不过问题就在于，在各方面宋军都要逊于辽军。战后的当年就有大臣们谈及宋军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的状态：

「夫今之所患，患在士卒骄惰。臣自知府以来，见侍卫、殿前两司送到自边亡命军卒，人数甚多。臣试讯之，皆以思亲为言，此盖令之不严也。平时尚敢如此，况临大敌乎」
「在营兵士多非精锐，在库甲仗少有坚完••••••士卒不惯行阵，将帅不知战守，加以士卒骄而将帅鄙，致昨来傅潜辈临事而苟且，遇敌而进退」

宋军从纪律、装备、训练，到将帅素质各方面都不容乐观，无怪乎主帅傅潜甘愿要当缩头乌龟而不敢一战。所以辽军表现得如此骄狂也就不是毫无原由的了，实在是看透了宋军的无能和虚弱。孙何那个多面围剿辽军的美好愿望，压根缺乏现实基础，没过多久就将被宋军的拙劣表现完全破灭。

辽军进军路线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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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2月末1月初，在多方施加的强大压力之下，宋军三路统帅傅潜终于是挺不住了，只得勉强拨给范廷召等人步骑1万自定州出击。范廷召等人于是向高阳关路方面寻求援助。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随即亲自领兵前往。
此时，辽军主力也正从南方冀州附近向北运动。早先高阳关宋军的试探性出击，无疑让轻松惬意地劫掠了一个多月的辽军提高了警觉，于是辽军开始回头关注高阳关方向，看看是否能寻机痛打这支敢冒头的宋军。

辽军进军路线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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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两军一南一北，相向而行，最终双方在瀛洲附近地区相遇。康保裔到达瀛州西南的裴村时，范廷召部的后队已经与辽军先锋接战。辽史、长编、续通鉴、宋史荆嗣传、宋史范廷召传分别有如下记载：

「（耶律隆庆）为先锋，至瀛州，遇宋将范庭召列阵以待。隆庆遣萧柳击败之，逃入空墅，围而尽殪」
「范廷召自中山分兵击敌，求援於高阳关都部署马军都虞候彰国军节度使康保裔。保裔即领兵赴之，至瀛州西南裴村，而廷召后阵已与敌遇，使来趣兵，保裔选精锐与之。会日暮，约以诘旦合战，及夕，廷召潜师以遁」
「壬午（1月4日），至瀛州西南裴村，廷召约以诘朝合战。及夕，廷召潜师遁，保裔不之觉」
「廷召徙高阳，命嗣以兵二千为殿。过平敌城，辽众十余万来，嗣屡出战，及桑赞、秦翰来援。夜二鼓，敌再至，嗣曰：彼不利夜战，我当破其砦，以趣大军。即与赞、翰合势，戒所部望敌炬火多处并力冲之，诘旦，至瀛州」
「廷召与战瀛州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又斩首万余」

到这里，记载中出现了分歧。辽方说自己的先锋耶律隆庆歼灭或至少是击溃了范部。而宋方则给出了自相矛盾的两种说法：
说法一：范廷召等人在1月4日日落时分逃跑了。
说法二：范廷召等和康保裔一起在瀛州西与辽军决战，斩首两万，并向北追到莫州东，又斩杀一万多辽兵。
那么宋方的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呢？
说法一和辽史的说法基本一致，范廷召部非败即逃。实际上从宋史荆嗣传的这段描写中，我们已经大致能获知范部在1月4日战斗的细节。
按孙何所言，我们已经知道在12月27日之前「镇、定道路已通」，辽军游骑已经从镇、定州离开，转向它处。范廷召部从定州出发后，想来没有遭遇过什么袭扰，一路安稳地走过平敌城（也就是平虏城，日后改名肃宁，位于瀛洲西50里）。这估计给宋军造成了假象，认为辽军尚远，所以放松了警惕，行军队列拉得很开。然而，实际上辽先锋军已就在左近了。辽军放宋军前队走过，先从殿后的荆嗣部下手，这也正合长编中「廷召后阵已与敌遇」的描述。宋军当时处于行进状态，桑赞、秦翰所部在荆嗣队伍的前方，得到后卫荆嗣遭袭的消息后才匆忙赶回去援救。
关于当日白天战斗的结果，宋史的描述在此嘎然而止，突然没了下文，后面直接就写到「夜二鼓，敌再至」，一下跳到了当夜的情形。不过事后，长编中有条记载透露到：

「先是，范廷召、桑赞所将边兵，临敌退衄，有上封请罪之者」

这条记载证明了范廷召和桑赞所部当时临阵脱逃，外加宋军随后连夜逃向瀛州城的窘迫状况，再对照辽史「逃入空墅，围而尽殪」的描述，宋军在当日白天的战斗中败北是毫无悬念的，甚至败得很惨，仓惶中就连派人去通知一下友军自己脱离战场的消息都做不到。
不用说，仗打成这个样子，那所谓的斩得两万辽兵首级毫无疑问是掩败的托词罢了。此外按辽史，这仗是耶律隆庆的先锋军打的，辽先锋军有多少兵力前文已经阐述过。宋史所言「辽众十余万来」和那「斩首二万级」一样，显系为掩败而夸张敌势。
范部战败的真正原因并非是由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而是由于辽军在战场上占据着主动，战术上达成了突然性。宋军处于行进中，各部距离拉得很开，待到后部遭袭，仓促回援应战，以致一败涂地。当然，如前文所述，宋军低下的素质无疑是促成这场惨败的更深层原因。一支纪律松弛、训练不足、指挥无方的军队，一旦遭突袭，必然调动不灵，乱作一团、临阵脱逃的场面完全在意料之中。不幸中的万幸，辽先锋军兵力不足，且恐怕对临近的康保裔大军有所顾忌，才使范部得以部分逃脱，免遭全军覆没的下场。


范部1月4日之战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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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支康保裔本来要与之携手抗敌的友军提前遁走，没能留下来协助他。至于为什么当初范廷召派使者到康保裔军营求援时，康保裔没有即刻领兵前往？这可能是由于两军之间的距离太远，我们现在并不清楚两军间的实际距离是多少，只知道求援使者抵达康保裔营地时已经快天黑了，所以康保裔决定第二日前往。但这个决定已经被后事证明极不明智，时不我待，辽军显然比宋军更能把握战机。等到第二日，康保裔的面前不再有友军，他要面对的也不再只是辽军的先锋，而是赶到战场的辽军主力。他的最终命运也就此被敲定：

「（辽圣宗）次瀛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庚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
「迟明，敌骑围之数重••••••救兵不至，保裔没焉」
「三年正月六日（甲申），戎人寇河间，王师不利，高阳关都总管康保裔力战数十合，援兵不至，保裔没於阵」

次日黎明，辽主率辽军主力抵达，康保裔孤立无援，随即遭全歼。宋军三路重兵中的一路，高阳关路的主力部队连同其主将一起被辽军葬送于瀛州西。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根本不可能发生前述说法二中的场景。因为即使范部在1月4日战斗中坚持了下来，没有连夜逃跑，显然也不可能在主力康部全灭的情况下，还能够败敌斩级，再追击辽军。这与其他所有史料的记载相矛盾，更不现实，简直是天方夜谭。
关于范廷召的这个「斩首二万级」，宋长编的作者李焘称在实录中都未见记载，所以就连他本人都不予取信，言：

「已去廷召血战等字，斩级二万亦削去。兼实录、廷召传殊略，疑正传颇有所增饰耳」

因为是出自范廷召的本传，可能是有人在撰写过程中为范廷召涂脂抹粉。其实范廷召自己当时的奏报中也没敢称自己在瀛州西斩了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更谈不上，他只是自称1月9日在莫州东追上并大败辽军。不过，范廷召所宣称的这个莫州东追击战又是否真实可信呢？

「丁亥（1月9日），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至莫州东三十里，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获所掳老幼数千，鞍马兵仗不可胜纪，余众遁逃出境」
「 十二日，高阳关贝冀路总管范廷召遣寄班侍禁郭筠驰骑入奏：今月九日，领兵追契丹至莫州东三十裏，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获所虏老幼数万，鞍马、器仗不可胜纪，余寇遁逃出境」

首先注意一点，其中的「获所掳老幼」有的史料称「数千」，有的则称「数万」，暗示了其战果数字可能不实。再按此事是发生在1月6日（亦或5日，1月6日也可能是行宫收到败报的日子）康保裔部覆灭的3~4日后。可是事实上在瀛州西歼灭康部之后，辽军并没有退往北面的莫州，而是走了反方向经德州、棣州渡黄河攻掠淄州、齐州。贝冀行营副部署王荣追辽军的事也证实了这点：

「保裔没焉。敌遂自德、棣济河，掠淄、齐而去」
「王荣受诏以五千骑追敌。荣无将才，但能走马驰射。性恇怯，数日不敢行，伺敌渡河而后发，敌剽淄、齐者数千骑犹屯泥沽。荣不欲见敌，乃以其所部略界河南岸而还，昼夜急驰，马不秣而道毙者十有四五」

也就是说这个胆小鬼王荣坐等劫掠后回程的辽军几天时间，眼巴巴候着辽军主力渡河走完，才敢发兵”追赶”，最后在东北边境的泥沽寨处发现还有几千辽军驻扎在那里没走，他就以把马都跑死的速度亡命奔逃回来了。
辽军南下渡黄河攻掠淄、齐等州，然后再返回，可说是不紧不慢的退走。明显不是如范廷召所奏那样，瀛州西歼灭康部后仅3~4日，即在北退莫州时被追上击败「遁逃出境」。由此可见，范廷召这个莫州东大捷多半也是子虚乌有。

辽军进军路线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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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范廷召的那份奏报，我们再看宋史张凝传和秦翰传里的相关描写。相比范廷召传可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内容分别是：

「凝与范廷召于莫州东分据要害，断其归路。契丹宵遁，凝纵兵击之，尽夺所掠生口资畜」
「（秦翰）败契丹于莫州东，追斩数万，尽夺所掠老幼」

总览当时史料撰写而成的长编，只提到了张凝在康保裔部覆灭后，全军退屯一事，完全没有「于莫州东分据要害，断其归路」这一情节。康保裔传和李重贵传中有具体记载：

「康保裔大阵为敌所覆，重贵与凝赴援，腹背受敌，自申至寅，疾力战，敌乃退。时诸将颇失部分，独重贵与凝全军还屯」

可以看出，张凝等在高阳关主力康保裔部覆灭后，很艰难才从乘胜的辽军手中脱离战场。以他「高阳关路铃辖领先锋」的薄弱兵力，在如此险恶的战局下，才刚捡回条命，如何马上又返身跑回去？而且与范廷召传说法还不一致，追击战改编成了阻击战。可如前文所述，辽军此时根本没有北退莫州，而是继续南下深入，又何来的「断其归路」呢？所以，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再看秦翰传，记载「追斩数万」，可见莫州东之战的这个斩首数并非实数，只是个战后人为添改出来的数字罢了，毫无真实性可言。
其实，就算范廷召等真的在莫州东追上并击败了辽军，那所谓的辽军也只可能是些拉在主力后面，打家劫舍的游骑罢了，根本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战果。故续通鉴考异言及莫州东之战时也说到：

「路振”祭战马文”具言王荣恇怯之状，是诸将之畏葸纵敌，宋人亦自言之矣。廷召累败之余，何以遽能大捷？不过邀其辎重，小有斩获而已。真宗亲驻大名，耻于无功而还，藉是为文饰耳」

意思是宋人把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胜，宣扬成所谓的”大捷”，对整个战役的失败进行粉饰。
综合以上论述，史料中瀛州西、莫州东之斩获皆是虚假不实的，作假者或是前线将官，或是后世修史者。
这里最后再回头特别提一下这个王荣，宋真宗对这种懦将居然也「不问」，毫不加惩处。当然，导致整个战局靡烂的主要责任人：顿兵不战，坐看康保裔全军覆灭的三路统帅傅潜最后也没什么大处罚，当时群臣都要求杀他，然而真宗最后仅将其流放了事，没过几年又再起用。所以如王荣这般畏敌如虎却毫不受处罚也就理所当然了。包庇纵容到如此程度，必将导致将官们虚报夸大战绩时更有恃无恐。

（四）遂城西之战

咸平四年十月，辽军卷土重来，进逼边境的遂城（威虏军）。在此我们先了解一下当年宋军的战前部署：

「初，议以大兵阵於威虏军，会谍者言契丹犹未动，故命悉徙於中山」
「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西上合门使李继宣、入内副都知秦翰，并为前阵前锋钤辖，分屯静戎、威虏军」

宋军因战前侦候不力，未能在第一时间将大军部署到前沿的遂城。三路统帅王显的大军屯于定州，遂城和临近的静戎军仅有杨嗣、杨延朗、李继宣、秦翰四个前阵前锋所领骑兵。他们掌握的兵力有多少呢？

「大宋用兵排阵之法，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散为奇兵，谓之前阵••••••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

不过武经总要这段说的是整个前阵的兵力，在咸平、景德年间，常达3万骑兵。但前阵前锋显然不是前阵的全部，而仅是前阵中最突前的部分。所以再看宋真宗的这道诏书：

「己未（10月21日），诏高阳关三路兵增骑二万为先锋，又命将五人各领骑三千阵于先锋之前。别命步军副指挥使、莫州驻泊使管桑赞领万人居莫州、顺安军为奇兵，以备邀击。马步军都虞侯、北平寨驻泊都总管荆嗣领万人以断西山路。仍列绘为图，遣内侍副都知阎承翰齎示王显等，且戒之曰：设有未便，当极言以闻，无有所隐」

从这道10月21日发给统帅王显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将五人各领骑三千阵于先锋之前」正好和杨嗣等四个前阵前锋的位置对应，也就是说杨嗣等四人可能各领3000骑兵。
但是，战斗发生在10月16日（战役日期后文还会谈及），此诏实际是马后炮。后方诏书发出前，前方仗已经打完了。宋真宗于23日收到战报，于是25日又更改了部署：

「辛酉（23日），上得张斌捷奏••••••癸亥（25日），诏莫州驻泊都部署桑赞分部下兵万人屯於宁边军，令北面前阵兵居其后。上以前阵昨经力战，故休息之也。」
「四年，命嗣领万人断西山路。会敌遽至，大兵不及进而止」

所以说，在遂城西之战打响时，杨嗣等四人未必就如后来的诏书中所言各领3000骑。况且诏书中还有「增骑」两字，这表明在诏书发出之前，前阵还没有得到加强，骑兵数量并没有这么多。
除了这道没有实际执行的诏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用咸平六年时宋军的防御部署来作参照校正：

「凡镇、定、高阳三路兵悉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令先锋、策先锋诱逼大阵••••••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骑屯威虏军，魏能、白守素、张锐领之；五千骑屯保州，杨延朗、张延禧、李怀岊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寨，田敏、张凝、石延福领之，以当敌锋」

我们看到咸平六年宋军的前阵前锋部署于最突前的威虏军（遂城）、保州、北平寨三处，相比咸平四年时略有变化，将领九员（其中的杨延朗还是咸平四年的参战者之一），骑兵总数16000名，每将领1700~2000人。
而在咸平四年遂城西之战爆发前，宋军的前阵前锋是四员将领，分别部署在威虏、静戎军二处。鉴于战前情报失误，前阵未得到加强等因素考虑，在开战前夕，前阵前锋各将统辖有2000左右的骑兵可能已经是较高估计了，那么四人就是总计不超过8000骑兵。
分析完宋军的兵力和部署，再来看对手辽军。辽史载：

「冬十月己亥（1日），南伐。壬寅（4日），次盐沟。徙封吴国王隆佑为楚国王，留守京师。丁未（9日），梁国王隆庆统先锋军以进。辛亥，射鬼箭。壬子（14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甲寅（16日），辽军与宋兵战于遂城，败之」

直到遂城西之战打响的两天前，辽主仍在盐沟以青牛白马祭天地，搞誓师仪式，辽军主力仍未动。而在此7日之前，耶律隆庆统领的先锋军就率先出征了。所以说在羊山和宋军前锋交战的亦是辽军的先锋。辽先锋军兵力前文已经提到过多次，也就是数千之众。
因此，双方在兵力上相去不远。但在战前布局和准备上，宋军已然输了一招。因情报上的误判，宋军全然不知辽先锋军早在10月9日就出发南下了，因此：

「属大阵犹在中山，前阵先锋已至威虏，秦翰等闻寇在西山，勇於先登，率兵而出」
「（李继宣）与秦翰、杨延昭、杨嗣分屯静戎、威虏。敌至，会师于威虏。延昭、嗣轻骑先赴羊山，继宣与翰分左右队各整所部」

等敌人到了边境处的羊山（西山），宋军主力还远在定州。分别驻扎在静戎军、遂城的杨嗣、杨延朗、秦翰、李继宣四人匆忙在遂城会师，准备前往遂城西北的羊山迎战辽军，仓促之间，匆匆从静戎军赶来的李继宣和秦翰仍在集结整队（从静戎军到遂城有约10公里路），杨延昭、杨嗣只能率轻骑兵先行一步。


接下来战事正式拉开了帷幕：

「翰全军亦往，继宣留壁赤虏，止以二骑继进。至，则延昭、嗣适为敌所乘。继宣即召赤虏之师，与翰师合势大战，敌走上羊山。继宣逐之，环山麓至其阴。继宣马连中矢毙，凡三易骑，进至牟山谷，大克捷。延昭、嗣、翰之师，初顿赤虏，既而退保威虏，继宣以所部独与敌角，薄暮，始至威虏。」
「甲寅（10月16日），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契丹遇於长城口，时积雨，敌弓用皮弦，皆缓湿，斌击败之，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退保威虏军」
「甲寅，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辽师遇于长城口。时积雨，辽人弓用皮弦，皆缓湿，斌击败之。渐近界首，辽伏骑大起，而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为辽师所乘。退保威虏军」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这个张斌，他很有可能就是宋军前阵的最高指挥官或至少是之一。史料里虽未明确说宋军前阵总指挥是谁，但这个张斌是前阵军官里有资格直接向朝廷上奏的人，而前阵再无其它人直接上奏。而且张斌是「前阵钤辖」，而杨嗣、杨延朗、李继宣、秦翰等四人「并为前阵前锋钤辖」，因此这个张斌很可能是杨嗣等四人的上级。故真宗在接到奏报时也说：「斌虽以前锋独克」。
但这个张斌本人却很可能没有在前线参与作战，他可能仅是如全军主帅王显那样，以上级身份代表参战的前阵前锋发出奏报而已（又如前文提过的卢汉贇）。作为指挥整个前阵的将领，应位于定州的王显中军大阵与最前沿的四个前阵前锋之间（即宋阵法中所称的”先锋阵、策先锋阵”，居于中军大阵之前，参见上文咸平六年宋军的部署）。


宋军战前部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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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史料中出现的张斌战于长城口又是怎么回事呢？乍看之下，除了遂城西的羊山，又在别处打响了战斗。所以，在此很有必要考察一下战场地理。
首先是牟山、遂城、和赤虏（赤鲁/齐罗）三地。这三处地名都保留到了当代，位置现今都可以确定，只是牟山村因1958年修建暴河（古鲍河）水库，向南迁移了1公里多，现并入下图中的新乡村。虽然因时代变迁，人类活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貌（从现今卫星照片上观察，当地村镇、耕地密布，山体也有开挖痕迹，只剩光秃秃的石头，外加水库的修建等），但牟山谷这个谷地地形仍能依稀分辨出来。
再来就是长城口。据前文所引辽史，端拱元年宋朝在长城口似建有城堡之类的工事。不过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至咸平四年，也就是此战当年：

「知静戎军王能请自姜女庙东决鲍河水••••••其水溢入长城口而南」

到了咸平四年，看样子宋朝在长城口修建的工事早已不复存在，以致王能奏请将鲍河水灌入长城口，将其变为河道。而武经总要说得更明了：

「长城口铺，口阔一十步••••••东南至本军（威虏军即遂城）一十六里半，西至牟山铺二里」
「边吴泊西距长城口，广袤五十里，可以长驱深入，乃中国与匈奴必争之地。自牟山至柏山，凡路口十馀」

长城口是一个十步（约15米）宽的山口，东南距离遂城16.5宋里（1宋里约560米），西至牟山仅2宋里。有了牟山和遂城位置作参照，那么长城口的位置也得以确定，差不多就是位于现今的暴河水库大坝附近。大坝一般都建在地势的要冲位置，长城口这个山口正合这一标准。武经总要又称长城口所在是山地地形的边缘，其东到边吴泊50里之间是平地，这和现今的地貌也是符合的。
最后是羊山。从战斗过程中的描述看，羊山位于牟山谷以南。而宋史中又有一条记到：

「威虏军守将破契丹于长城口，追北过阳山」

「阳山」和「羊山」同音异字，就如「赤虏/赤鲁/齐罗」，这条说明羊山的山体至少有部分延伸到了长城口的西北方。要同时满足在牟山谷南方和长城口西北方这两个条件，再结合现今的实际地形，羊山的位置也完全可以确定。

见下图，在现今的实际地形图上标出的古战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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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羊山、长城口、牟山谷这一连串地点都是重叠或毗邻关系，即使是离得较远的赤鲁，距离以上这一连串地点也不过3~5公里左右，骑兵转瞬即至。所以李继宣一开始才把部队留在该处作为预备队，能够随时支援前方战场。也就是说这些地点其实都包含在同一片很小的区域里。张斌所称的战于长城口，实际就是指遂城西羊山。长城口只是个标志性的点（只有15米宽），而羊山则是个大得多的面，叫法虽不同，但其实是指同一个战场。



确定了战场地点，现在再来看战役日期，以下按长编：

「张斌长城口之捷，乃十月十六日甲寅，其二十三日辛酉，斌奏始到，其二十五日癸亥，何承矩又奏侦得契丹自威虏军为王师所败，杀伪署大王、统军二人，蕃军仅二万人，余众号恸于野。按此即长城口之捷也。其十一月九日丙子，王显又奏十月十六日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一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按显称十月十六日，其日则甲寅也。所称前军，则张斌实前阵钤辖。所称杀戮二万人，又与何承矩所奏数同，伪署大王、统军名号亦同。但显奏称获十五人首级，承矩止二，人数特异，承矩得於传闻，或未详尽，理无足怪。独疑张斌先巳奏捷，而王显又别奏，且月日太辽缓，当时必有故，惜乎史不能载耳。是役也，王显全师实屯中山，未尝出，显奏十月十六日之捷，亦专指前军。据本传，显又上表待罪，此可见破敌者非显全师，明矣」

除了前阵张斌最早的奏报外，何承矩和王显也先后发出了奏报，所报战斗日期完全相同，即10月16日甲寅，也就是说所有战斗全都在同一天发生。战斗日期和地点都相同。那么是否在同一天里，张斌战于先，杨嗣等四人再战于后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首先，杨等四人是整个前阵的先锋，是部署在最前沿，最先接敌的部队。这从宋军咸平六年的部署中可以再次得到验证。其次，杨等四人是在辽军进抵西山（羊山）后，才匆忙于遂城会师，陆续出发迎战的，所以是「勇於先登」，说明他们四人之前并没有其他宋军部队了。
又因为前锋之一的李继宣是「薄暮，始至威虏」，黄昏时分才退到遂城，所以张斌同样也不可能是战于四前锋之后。
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像前文提过的：张斌当时不在战场，其人还未来得及从后方赶到。张斌奏报中称的长城口战斗，实际就是指杨等四个驻扎前沿的前阵前锋赶往羊山迎击辽军的战斗。正因为张斌不在战场，最早作为前阵指挥官出面写下奏报时，没写明具体参战人员。所以后方朝廷一开始也只认为是张斌指挥打了这仗，以后才了解到羊山战斗的详细过程。也正因为两者是同一件事，虽然前后在战场地名的表述上不同，但最终结尾却完全相同，都是退守遂城。11月11日戊寅，当此战结束近一个月后，「上与宰相议威虏功状」时就只提到羊山，而不见再提长城口，实则就是因为议羊山之功等于是议长城口之功，两者是一回事。
史料中之所以会出现将两者分开叙述的情形，全因前后不同的奏报者对同一片战场使用了不同的地点名称。而修史的文人对那片战场的详细地理情况又不甚明了，才误以为是两个不同的战场。偏偏战役日期又全然相同，所以长编的作者李焘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

「张斌既捷於长城口，继宣等又捷於羊山，王显所奏，岂专指此乎？然亦与张斌同日，此可疑也」

继而还有人甚至以为是分别发生了两次战斗，才出现了前阵张斌先败辽军，王显率全军再大败辽军之类的谬误。其实正如前文所述，宋军王显所率大阵主力在定州未出。自始至终就只有一场战斗，即十月十六日甲寅爆发于遂城西羊山（张斌口称长城口）的战斗。
至此，此战的参与者、战场地理等存在疑点之处都逐一分析完了。而羊山战斗的过程本身史料中还是描述比较明确的。
杨延朗、杨嗣二人所部轻骑兵率先向羊山进发。秦翰部稍作休整后也跟进。李继宣则只以二名尖兵跟在秦部后面，本部其余人马则顿兵赤虏策应全军。战斗一开始在羊山脚下的长城口附近展开。最先抵达的二杨部轻骑兵在与辽军的最初交锋中失利。继至的秦翰接应败归的二杨，勉强先稳住阵脚。然后，得到前方败报的李继宣随即从赤虏赶来，支援秦翰合力再战。辽军于是退走上羊山。此时宋军秦翰、杨延朗、杨嗣部估计都因为损失过大无力再战，不得已提前撤退，只留下最后抵达战场的生力军李继宣部独自与辽军缠斗。
到这里，虽说宋史李继宣传中声称李继宣随后独自越过羊山山脊，追着辽军进入牟山谷，大破辽军。但这却恐非事实。从以下这段记载看：

「前阵保州招收小校解恕、杨光美、齐峦等奋不顾身，摧锋陷阵，及大军分退，犹依山据险，大诟杀贼，以至陷没」

杨嗣是保州团练使，这几个在宋军撤退中被辽军消灭的保州小校应属杨嗣所部。而杨嗣是提前撤退的三支宋军之一，这就说明李继宣的攻击仅仅是让辽军有限的退却，远没有击溃辽军，辽军很快又反扑了上来，正所谓「散而复聚」、「蕃戎斗战善聚散」。看似败逃的退却行为是游牧民族轻骑兵的惯用战术，他们很快停止后退，重新聚拢，回头尾随攻击开始撤退的宋军。再结合「渐近戎首，伏骑大起」、「辽伏骑大起•••••为辽师所乘」这些记载看，独自追辽军到牟山谷的李继宣也很可能遭遇辽军后续预备队的反击，再次败退。
此时宋军其余各部均在撤退中，因此李继宣的行为与其说是进攻，更像是为掩护友军撤退而殿后。这种局部突击在其他各支宋军均撤退的大背景之下，注定不可能取得什么决定性胜利。所以最终他也只是「独与敌角，薄暮始至威虏」，边打边退回遂城。辽军则由于其最重要的武器弓箭因雨水影响而威力大减，也追击乏力。宋军得以全部退回遂城自守。


10月16日遂城西之战进程示意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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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军战后遂长驱而入。辽史和宋长编分别载：

「甲寅（10月16日），辽军与宋兵战于遂城，败之。庚申（22日），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28日），次满城，以泥淖班师。十一月庚午（11月3日），射鬼箭」
「王显违诏，不趋要地，契丹初压境，王师未行，而敌骑已入抄，赖霖雨乃遁去」

战后，辽主用黑白羊祭了天地，这是契丹人在「下城克敌」后特有的祭祀活动。显然，辽方认为自己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并且此后入宋境半个多月，最后因雨水泥泞才回师。
然而，奇怪的是当时宋方也同样宣布自己胜利了。不过我们从整个战斗过程、以及战后的军事态势上却完全看不出宋军胜了。虽然此战总体规模并不甚大，并非双方主力会战。但是从宋军四个前阵前锋中有三个被迫提前撤出战斗这点看，损失肯定颇大，所以战后真宗才会下令把前阵撤到宁边军之后休整。战后的辽军继续入寇，而宋军却退而避战，实际上宋军都退到了宁边军、唐河、定州一线，夹河防守，最后还是靠老天帮忙（连续的冬雨）才退敌。

「崇训陈兵唐河，折其要路。敌遣别骑冠赤堠驿崇，崇训分兵擒戮之。既而值霖雨，敌兵饥乏不敢进，遂遁去。」
「诏莫州驻泊都部署桑赞分部下兵万人屯於宁边军，令北面前阵兵居其后」


遂城西之战后至10月28日，宋辽两军态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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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兵外加退守不出，敌人又长驱而入。唯一能让宋廷觉得这场战斗是打赢了的理由，实际上就是当时前方报给朝廷的那二万斩敌数字，这让宋廷觉得敌人损失似乎比己方更大，所以觉得此战算是胜了（或是主观上愿意去相信）。
于是乎，不明真相的史家就有意无意的都在各个人物列传中套用上了当时奏报中的斩获内容，所以一时间处处皆书有歼敌二万云云。更有甚者，还有好事者添油加醋杜撰的情节出现，比如其中发挥得最精彩的当属这个文莹的玉壶清话：

「一道士通刺为谒，破冠敝褐，自称“酆都观主”，笑则口角至耳，乱鬓若刚鬣，谓显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万至本观，未敢收，于冥籍死于公之手者，公果杀之，则功冠于世，然减公算十年，二端请裁之。”显谓风狂，叱起。后日，契丹引数万骑猎于威虏军境，即梁门也。会积雨，虏弓皆皮弦，缓弱不可用。显引兵剿袭，大破之，枭名王贵将十五辈，获伪羽林印二纽，斩二万级，筑京观于境上。露布至阙，朝廷以枢相召归，赴道数程而卒」

编出王显在战前一年就得闻道士的预告，领兵大破辽军，斩二万级，还筑了京观，最后还因此折寿，死在进京赴任的路上。情节可谓极富戏剧性。可怜王大帅实际并未参战，人家始终在定州呆着，还因此自己上奏请罪呢，却被无端描写成因此战杀人过多被诅咒至死。该段内容又被宋朝事实类苑等史书引用，由此以讹传讹。
还有的史料中则称宋朝「会河朔饥歉，逐罢兵」，既然是如此大胜，为什么辽军还如此猖狂的继续入寇呢？怎么不把他们逐出国门呢？当然要找个理由，就是河北饥荒，宋朝不得不罢兵。当然我们知道，就连宋朝大臣事后也承认，把辽军赶回去的实际上是大雨。
好在这些说辞很容易分辨真伪，而另一些则要经过一番推敲了。比如，李焘写长编时总观当时史料，却自始至终未记录有魏能这号人物参与此战。长编在景德元年九月条还大段直接引用过魏能本传里的内容，足可见并非是李焘失察，而是当时的魏能传中确未有记魏能参战。然而，在更晚成书的元修宋史中，魏能却出现在了此战中，并且被描写成亲手毙敌主帅的重要主角：

「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五年，知郑州团练使，复任威虏军。契丹入寇，能当城西，与诸将合战，无惮色，大败其众，斩首二万级。契丹统军铁林相公来薄阵，能发矢殪之，并其将十五人，夺甲马、兵械益众•••••••契丹尝谋入钞，能侦知，即发兵逆击，生擒酋帅，殄灭殆尽」

这段编得同样极富戏剧性，然而却不甚高明。第一，时间上错误，此战发生于咸平四年，而非五年；第二，编排出魏能射死”统军铁林相公”、”并其将十五人”这个故事也太过了。其实”统军”、”铁林”等均是官职称谓，是分开的，不存在”统军铁林相公”这么个人，”并其将十五人”更是当时前方奏报中宣称斩获的全部敌将人数，却安排魏能一个人全包圆了。故事的可信性显然不如可看性。
除了长编外，再查成书更早的武经总要，其后集的”骁勇敢前”条目中也有引自魏能传的内容：

「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戎人常谋入抄，能伺知，即发兵逆击之，生擒酋帅，斩杀殆尽」

其行文前后与宋史魏能传完全一致，但唯独缺中间那段魏能大战遂城西并阵斩敌将十五人的万人敌故事。如此英勇事迹，武经总要绝不可能单把这段跳过不书！由此可知，在当时并没有魏能参战的记录，魏能大战遂城西的故事系后人添加杜撰。
无独有偶，和宋史魏能传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宋史田敏传里，我们知道长编中同样未提及他参与此战。田敏传里的内容长编同样曾大段引用过，显然同样不是失察造成的。其中原因，或是和宋史王超传、王显传一样，仅仅因为当事人的职物位列宋军当年的战役部队序列中，后人就把他赴会进了此战中。三传相关记载会列如下：

「敏从王显为镇、定先锋，大败契丹于遂城西羊山，斩其酋长。」
「显因大破之，枭获名王、贵将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钮，斩首二万级」
「以超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镇州行营都部署，又帅镇、定、高阳关三路。契丹入边，与战于遂城西，俘馘二万计，斩其裨王骑将十五人」

列举了那么多史料中出现的杜撰情况，现在还要回到”斩两万辽兵并十五将”这个核心数字问题上。宋军前阵前锋有可能实现这个战绩吗？
首先，我们知道古代战役中的绝大多数伤亡都是在部队崩溃后造成的，如满城之战辽军溃散逃窜，溃逃路上又再遭伏击，宋军才斩得一万二百级（还未必真有这么多，但姑且先以此为参照）。而我们知道羊山之战辽军虽一度后退，却未溃散，并且还反扑上来一直追击撤退中的宋军。如此战况和满城之战辽军全线崩溃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宋军怎可能获得超越满城之战的战果？
其次，从此战规模看。双方参战兵力均在数千之数。而宋朝方面宣称的斩敌数字已经超出了辽军的参战兵力，实属无稽之谈。
再次，宋军还宣称击毙了辽军统军。但我们知道辽军先锋军统帅耶律隆庆活的好好的，根本没阵亡。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前述的瀛州西之战，还是遂城西羊山之战，宋军或败没，或撤离，从未占据战场。我们知道，古代大批的首级功是要彻底打扫战场后才能到手的，因此宋军所谓的斩杀数字就连取信的基础都不存在。
所以，以上一系列证据均表明：遂城西之战宋军奏报中所言斩获数字明显是夸大不实的。此战宋军实际还是败了，不过算不上大溃败，也不具决定性，对当年战事进程的影响还不如天气因素。次年的三月，因大雨回师才半年不到的辽军就又再度入侵，再败宋军。
正因为咸平三年以来宋军未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胜利，故咸平六年宋朝君臣论防务时，就有大臣谈到：

「前岁匈奴犯境，傅潜闭垒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师未有胜捷。臣以为今岁戎人必寇内地。今边兵聚屯一处，尤非便利，愿速分戍镇、定、高阳三路。天雄城壁阔远，请急诏蹙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军隍堑，以为备豫」

他认为乘胜的辽军必将更加深入攻击宋朝内地，奏请修善澶州、天雄军、德清军城防，加强战备。这是宋朝大臣在对当前战争形势作如实陈述，然后向皇帝提出应对建议。此时距那些战事结束已经有一年半至三年时间，战事中的实际得失已经逐渐明朗化了，宋朝君臣心中其实已经对当初那些奏报中的”胜捷”有多少斤两大致有数。
后事的发展也不幸被其言中了。辽军因咸平三年以来没有遭到什么削弱，因此信心满满，之后的入侵规模更大，更为深入，败天雄、破德清，直至澶州城下。


（五）瀛洲围城战

景德元年九月，辽军开始了宋辽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十月丙戌，辽军围攻瀛州城不下。宋会要辑稿和长编记到：

「北面上言：虏众急攻瀛州••••••虏为城兵所杀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围遂解」
「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

这次也不例外，宋方史料又一次直接引用了前方官员的一面之词，这通说辞中宣称辽军在瀛洲城下达30万之众，而且在攻城战中死伤达三分之一强！
且不说总数30万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攻城伤亡达到三分之一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瀛州并非什么必占之地，辽军也向来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从来都是：

「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

集中兵力野战歼灭宋军有生力量才是辽军一贯的打法。更不用说辽军攻城一贯驱赶敌国平民为肉盾先行：

「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攻城之际，必使先登，矢石檑木并下，止伤老幼」

所以辽军根本不可能为攻击一个固定据点付出三分之一伤亡的代价。
而观后续辽军的攻势，兵锋依旧犀利，一路败天雄、破德清，主力直驱澶州城下，毫无大败之后的疲弱之象。反观宋军却龟缩不出，哪里有重创敌人的迹象？

「当时守城不敢出，敌兵堂堂直抵澶渊，几至渡河，为京师患」
「伏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天雄兵复得还，存者什三四。敌遂陷德清。知军、尚食使张旦及其子三班借职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并死之。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觽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
「庚午，攻破德清军。壬申，（辽圣宗）次澶渊」

稍后在澶州北城下的最后决战中，据宋史和武经总要都称辽军主力不过是数万之数：

「李继隆分为驾前东西面都排阵使，军于北门外。辽骑数万骤至城下」
「李继隆为驾前排阵使，赴澶州，陈兵城北•••••戎马数万来犯」

这和宋军北面部署报称的数字差距甚远。由此可见，先前北面部署奏报的辽军达30万众，死伤达三分之一强，完全是前方将官夸大其词谎报军功。

至此，正文论证完毕。本文通过列举分析了宋辽战争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战役，论证了史料所录宋军战绩中的很多虚假成份，或张大敌势，或夸大战果，或掩败为胜，种种弄虚作假的行径不一而足。正是由于宋朝对官员的极度宽纵、外加军政上的腐败，使得宋代战史中的虚假不实现象相比历代更为严重和普遍。本文中所举的战例，仅是宋军虚假战绩的冰山一角。所以，当我们在研读宋代战史时，对史料记载不可盲目取信。最好能通过各方迹象来考察战史的真实性，以尽可能还原当年战争的本来面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