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马史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
直到100年前，人类最快的移动速度也只有每小时65公里左右，即马最快的奔跑速度。
跟牛一样，马最早的用途是用来拉车，但马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牛；马车的阵势也更为壮观，更具有冲击力。因此战车一度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
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终于骑在了马背上。骑马的出现在当时所引发的震动不亚于现代飞行器的发明。早期的马形体较小，如同美洲驼，载着人走不了多远。随着马在驯化过程中越来越高大健壮，骑马就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一般驯养动物的伟大创举。最早骑在马上的是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被称为“斯基台人”。这是给一种新的可怕的动物和一种自然现象所取的共同名称。
即使从表面上看，一个骑在马上的人也要高别人一头，而他移动的速度和力量则更加令人惊叹，一种不言而喻的优势就迅速建立起来。当人类驯服了大多数动物和植物之后，骑马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人类姿势，是人类主宰整个世界的象征性行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战争是由马引起的。
战争不仅是一种财富大比拼，更是一场能量比赛。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主要能量来源几乎只有人的肌肉。如果说打仗是力气活，那么胜负往往在于两个人之间机械功率比较，男人比女人的功率大，壮年人比老人和孩子的功率大。
研究表明，人在长时间做功的情况下，即使消耗的功率超过1000瓦，其中只有约100瓦的功率可作为机械功输送到体外。而马可以在长时间内以500瓦的功率做机械功，在短时间内的机械功率可以达到700至800瓦，即1马力。不言而喻，人输出机械功的本领比起马的本领小多了。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功率相仿的话，那么如果加上一匹马，那么没有马的人将必败无疑，而另一方则马到成功。
毫无疑问，在冷兵器时代，马力成为最大功率的战争机器。谁拥有马，那么无论机动能力还是冲击力，他都占据极大优势。
因为率先引进了马，古亚述王国迅速崛起，后来丧失马的来源，亚述又迅速没落，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中国古代史始终是北方征服南方，鲜有南方北伐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方拥有马。
人类从游猎采集进入安土重迁的农业时代以后，财富出现了生产和抢劫两种获得方式，以生产为主的种植农业往往成为游牧者的抢劫对象。
马的介入使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将战争模式与生产模式统一起来，两者之间可以随意切换，“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形成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即落后的游牧民族屡屡战胜先进的农耕民族，即野蛮战胜文明。战争因此也几乎成为游牧民族的一项主要活动。
从匈奴人到满洲八旗，从成吉思汗到皮萨罗，马的出现使人类成为一种狂热的战争动物。
在冷兵器时代，谁拥有马，谁就拥有战争的主动权，他想打仗时就纵马前来攻击，不想打仗时就骑马逃跑。没有马的一方不管愿意打还是不愿打，都必须接受有马一方的安排，这是何其无奈和泄气——躲又躲不开，追又追不上。
马出现以后，欧亚大陆的距离突然被迅速缩短。被西方人称为“上帝之鞭”阿提拉曾经宣称：“被我的马践踏过的地方，都不会再长出新草。”后来蹂躏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仍然只是阿提拉的借尸还魂。
马的出现使战争打破了空间上的阻隔，即使在火车问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距离对于交战的双方依然是难以克服的阻碍，因此在极其漫长的历史中，马是人类消除这个战争限制的唯一手段。二
有了马的世界，战争就无处不在。
正因为马的出现，偏居欧亚大陆西陲的欧洲持续遭到来自东方的侵略。
培根在《随笔》中写道：
在古代时期，战争往往来自东方。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鞑靼人，这些侵略者都是东方人。高卢人是西方人，但在欧洲历史上，他们只发动过两次战争。一次是古柯西亚，一次是古罗马。此外，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北方民族侵略南方，由此可见，北方也是好战之地。
培根所说的“北方也是好战之地”，其实也与北方适合养马有很大关系。
可以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出现以后，整个古代亚欧大陆的农耕世界都经历着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持续不断地入侵，后者总是和马一起来的。赫梯人洗劫巴比伦，亚述人攻入欧洲，雅利安人冲入印度，希腊人侵入爱琴海……《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就是驾着双轮马车凯旋的。
马的驯服，不仅仅改变了游牧民族的文化，也改变了古文明时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
虽然农耕民族人口远远大于游牧民族，马的介入使军事力量的天平倾向了游牧民族的一方，这导致了公元前1700年和公元前1200两次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规模侵袭，从而结束了辉煌的古文明时代。公元前1200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再一次的闯入农耕文明的中心地带。这次入侵预示着骑兵时代的来临。
马的出现，引发了从公元1 世纪开始，直到5、6 世纪方始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东西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迁徙导致亚欧大陆南部文明地区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匈奴人、鲜卑人、阿尔瓦人、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的铁蹄尚未远去，13世纪的马镫冲击波几乎成为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战争。蒙古人联合突厥人，以极少的人数，依靠马的力量征服了西方的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而东方的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也望风而降。
三
按照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的观点，中国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圈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
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游牧民族是属于停滞的文明。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国较早进入农业时代，自古以中央之国自居。中原以外是发展较晚的狩猎游牧部落：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由于文化歧视和文明冲突，对蛮夷戎狄的戒备自古即是“华夏大防”。
马的出现，虽然并未改变这种历史成见，但却使北方游牧者具有更大的暴力优势。虽然文明的沟壑一时难以填平，但这并不妨碍落后的野蛮游牧者依靠暴力凌驾于先进的文明农耕者之上。“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
在相当长的历史中，马几乎成为军事力量的象征。正如章潢在《马政叙》中所说：“阵马之勇，势比风樯，甚言马之有益于国也。”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据古文献所载传说，中国人对马的驯化和役使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黄帝尧舜时代。如《易经·系辞》说：“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安阳殷墟中就有商代晚期的双轮马车。晁错在《言兵事疏》中说：“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马车因其强大的突击能力和机动性，很快就成为战争的利器。“檀车幝幝，四牡痯痯。”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就已经开始使用，但直到商朝还没有把马广泛用于战争。
相对于中原文明的商而言，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周部落无疑属于“蛮族”，原始印欧人引起的亚欧民族大迁徙逼迫周人向东迁徙。“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绵》）。亶父率领周人迁到岐山周原，所谓“走马”其实就是骑马。
应当说，骑马并不比乘马车的历史更晚，只是没有马镫而已。周人在与印欧人或阿尔泰人的接触和斗争中学会了骑马，以及用马拉战车，“实始翦商”。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加速了周人战胜商人的过程，结果“野蛮”消灭了“文明”，已经靠马拉战车武装起来了的周取代了商。
夏商周三代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不少“千乘之国”，甚至“万乘之国”。
马最先是与轮子一起出现的，马的速度使人自直立行走以来终于了离开地面，并借助轮子移动得更快，因此马车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武器。轮子与马的结合，象征着征服和法律，也标志着政治和技术。轮子和马使庞大的帝国获得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统治成为一桩可以轻松实现的壮举。历史学家房龙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意味着暴力，世界上所有的美丽辞藻堆砌在一起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四
马是站着睡觉的动物，也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之一。与马相比，人是一种很脆弱的动物，人类没有很强壮的身体。没有马之前，无论是人还是物，或者是命令、信息，移动的速度都不会超过人行走的速度。有了马以后，人类世界的移动速度突然提高了好几倍。
秦始皇将自己命名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皇帝”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实现帝国之内的“车同轨”，甚至修建了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直道”。秦国的暴政虽然很快就夭折了，但比嬴政小3岁的刘邦终于实现了嬴政的理想。一个大一统的第一帝国之所以从此固若金汤，一切都来自于马的出现。没有马，也就没有一个巨大的秦汉帝国。
到了汉武帝时代，暴力机器已经终于实现了从战车到步兵，再到骑兵的革命性转变。
相对于骑马来说，使用马车需要宽阔的道路和平坦的路面，而良好的道路还需要经常保养。马镫的出现使统治者几乎摆脱了道路的限制和对道路的依赖。比起轮子来，马蹄子简直对道路毫不挑剔，兼容性要好得多。在一个没有水泥沥青和橡胶的古代，对轮子的放弃使帝国统治者移动得越来越快，骑在马上的统治者也越来越危险，“十骑服百人，百骑服千人”。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马的出现，人类才进入一个刀光血影的战争时代，并以此创造了国家和统治。正如东汉马援对刘秀所言：“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没有马的时代，人类是独立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的战争，只是掠夺而不是征服。当战争结束以后，胜利者远去，人们重新获得独立。没有马的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统治的，因为在人可以到达的一定区域内，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力量过于悬殊。
然而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统治者的反应速度得到极大提高，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很快的速度，集中力量去镇压一定区域内的叛乱。只要统治者的总体力量大于反叛者的力量，就可以维持征服和统治。独立就这样被马消除了，人类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被奴役的命运。
因为马的出现，征服的范围逐步扩大，征服的程度逐步加深，宽松粗疏的控制越来越被严厉的直接统治所取代。“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兵强马壮的秦始皇时代，天下一统，所有的国家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中华帝国奠基的历史。
五
韩非子对秦王言：“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事实上，创立中国2000多年专制格局的秦帝国就是从驯化马开始的，直到最后驯化并奴役人，将御马术与御民术结合得天衣无缝。
“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继承秦帝国衣钵的汉魏六朝将州郡行政长官称为“牧”，《淮南子》上说：“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庄子?马蹄》中写道：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远古时代的秦只是一个小部落，地处与西戎接壤的偏远西部，善于驯马和驾车。从虞舜禹汤直到周代，秦部落多次以马匹对中央王权提供支援。传至非子时代，他们仍以御马为生。《史记·秦本纪》记载：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仍为朕息马，朕封其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至此，非子获得了“秦”的封号，字意为收获禾谷。秦帝国征服天下后，威名远扬，“秦”随之成为中国的称呼——china。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几乎没有诞生出一位有原创精神的本土思想家，但这种文化的落后恰恰成为野蛮时代的优势。
不可否认，秦马成为这个第一帝国诞生的关键性历史细节。《史记?张仪列传》中说：“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十寸为尺，八尺曰寻，秦马可跨越“三寻”即两丈四。
在马镫和马鞍普及之前，骑马是比较少见的。虽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战国时步骑兵成为主要兵种，战车失去了重要性”，但秦始皇时代骑兵所占军力比例仍不过2%，“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
从秦始皇兵马俑出土可以看出，马在当时军力上的大体地位，二号坑中的许多陶马身上其它马具完备，但就是没有发现马镫。没有马镫对马上的格斗十分不利，因此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作战以骑射为主，少量的使用青铜剑、戟作战。
毫无疑问，马镫的缺失使骑兵难以发挥更大作用。因为没有马镫，马上的骑兵必须时刻抓紧缰绳，身体紧贴在马背上，以防止被奔跑的马颠落下来。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马镫的发明几乎可以和轮子的发明相提并论。有了它，骑兵可以更轻松的在马上做各种动作，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迎来了骑兵无敌的年代。
六
秦末汉初，北方匈奴崛起，骑兵数量达到30多万，而楚汉争霸连年内战，却使中原马匹资源损耗殆尽。
汉帝国初建时只有3000匹马，“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公元前200年，匈奴单于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差点将自称“马上得天下”的刘邦灭于平城（今大同）。汉朝皇帝连相同颜色的马都配不齐，匈奴围平城却以马的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即黑色）马，南方尽（即赤黄色）马。晃错在《言兵事疏》中指出，匈奴三大优势中关键就是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厌，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晁错论及汉匈之争时说：“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
平城之败使汉帝国设立马政以加强养马事业。为了得到马，帝国颁布法令要求家家养马，并不许10 岁以下的马出关。甚至为了得到好马不惜发动战争，比如武力索取汗血宝马。
“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文景之治时代，汉帝国在西北边郡大兴马苑，养马已达30万匹；这些养马者多系乌孙、羌人等善于牧马的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养精蓄锐，到汉武帝时代终于达到骑兵的巅峰状态，一度竟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汉武帝时代也是中国军事实现骑兵化的转折点，战车彻底被骑兵取代。
元光、元狩年间，汉帝国对匈奴的马上战争波澜壮阔，整个战场从东到西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公里，南北直线距离则超过了1000公里。年仅20岁的少年将军霍去病率领几万精骑驰骋大漠，封狼居胥，堪称传奇。在持续不断的汉匈大战中，双方骑兵你来我往，动辄都在万骑以上，一次甚至达到18万骑。仅仅在最后的漠北决战中，汉帝国10万出征将士阵亡近半，损失马匹11万匹。
从这种惯于长途奔袭的战争来说，如果没有马镫的广泛使用，如此壮观的骑兵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顾准先生推测说：“战国时代战车显然被骑兵代替了，马镫的应用我相信也不会很晚。即使李广时代还不知道马镫，也许此后不久就用上马镫了。”
马镫使战马更容易驾驭，使人与马连接为一体，使骑者解放了双手。骑士可以在飞驰的战马上且骑且射，左劈右砍，横冲直撞。可以大胆地推测，马镫这种对骑兵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应该已经被普遍应用。马和马镫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马和马镫也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将中华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
经过近百年的消耗战，汉帝国终于击败了匈奴，这实际是马的胜利。“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至汉平帝元始二年，即耶稣诞生之时，汉帝国已拥有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的广袤领土，人口接近6000万之多，堪称世界最大的帝国。
正是依靠马的力量，强大的汉帝国才创造了这个奇迹。借助马镫，一个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民族竟然打败了一个生活在马上的游牧部落，将强悍的匈奴从黄河之南一口气驱赶到千里之外的漠北，“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霍去病的两次征伐与匈奴浑邪王的投降，使中国势力首次进入河西走廊。匈奴人失去了这块水草丰美、冬温夏凉、适宜畜牧的土地，留下“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之哀歌。
由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构成“河西四郡”是连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地理走廊，接下来，帝国版图甚至扩张到了帕米尔高原以西，从而开辟了中国连接西方文明世界的丝绸之路。中国对河西通道的控制也隔绝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大游牧区的联合，使中原农耕文化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被边缘化的匈奴“闻汉兵莫不畏者，称为汉儿”。从此以后，这个强大的主流民族被称为“汉族”，汉族沙文主义也由此滥觞。
七
应当说，战马在古代是极其昂贵的。“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史记?平准书》）。和草原游牧地区相比，中原农耕地区的养马成本要高得多。
养马跟牛不同，养马需要大量的精饲料（大豆和粟），这往往占用人的口粮。根据出土汉代简犊记载，汉初每匹马每天消耗2斗精饲料，这相当于3 个人的口粮。这还是平均水平，包括军马、骤马、传马等，上战场的军马每天消耗达到10 斗，相当于15 个普通人。因此有“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之说。总体来说，汉代大约20 人缴纳的税赋才够养一匹马。
同时，因为战线过长，运输成本也极其高昂，所谓“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锺致一石”。60万匹军马的巨大负担最终也使汉帝国不堪重负。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武帝一朝就消耗干净。汉宣帝时期的官员夏侯胜指出：“武帝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赤地数千里，亡德泽于民。”据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统计，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一年之内，帝国为西域战争就花费了一百多亿钱。巨额军费甚至引发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通货膨胀。巨大的战争代价使帝国与匈奴两败俱伤，“可怕”的大汉帝国从武帝时代逐渐走向衰落。
汉帝国的崩溃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人口一度减少到不足百万，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对传统的华夏正统历史来说，五胡乱华构成一种可怕的反动，标志着中国历史的第一次谷底。
隋唐第二帝国是对秦汉第一帝国的恢复。初唐时期，西北地区的军马数量达到70余万匹，以致于“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之有也”。《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杨贵妃享受几粒“妃子笑”的代价，是无数差官和驿马累死于万水千山的迢迢路途 。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开元之后是天宝，所谓“盛极而衰”。
公元755年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中国”成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概念，农耕者屡屡被游牧者赶上一条奴役之路。范阳（北京）成为中国暴力的发源地。安禄山的突厥骑兵几乎颠覆了一个盛世大唐，“宛转蛾眉马前死”，“妃子”的香消玉殒使马嵬坡名留史册。
八
中唐以后，因丧失了西北产马地，唐军逐渐转变成以步兵为主。被回纥骑兵拯救大唐帝国在苟延残喘中崩溃，后晋皇帝石敬瑭拜倒在异族的脚下，自称是契丹人的儿子。
对农耕者来说，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和西北边疆尽已失去，而这些地方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防线，而且恰恰是军马的主产地。北方有契丹（辽），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大理，这些产马地尽落游牧蛮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蛮族铁骑的冲击。
“虏所以轻侮中国者，惟恃弓马之强而已。”与宋朝对抗的辽、西夏、金、元等北方异族军队都以弓马骑射见长，而且往往是“一胡人有两马”，甚至“每正军一名，马三匹”。
在“雍熙北伐”前期，宋军一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辽国很快就反败为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者依靠骑兵军团在速度和机动性上占有绝对优势。
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宋帝国硕果仅存的镇西军重甲骑兵军团在“好水川之战”中全军覆没。此后大宋就没有了成建制的骑兵军团。
此战之后西夏迅速崛起，一举夺取了宋军最后的几处马场。此消彼长，与北方游牧部落完全相反，军马的严重匮乏使宋朝军队屡战屡败。
陆游《龙眠画马》诗中写道：
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
瘴乡所产非权奇，边头岁入几番皮，
崔嵬瘦骨带火印，离立欲不禁风吹。
圉人太仆空列位，龙媒汗血来何时？
在冷兵器时代，马匹贸易实际就是军火贸易，素来遭受各军事集团的严重管制。宋朝之所以大力发展床弩和火器，背后有马匹奇缺的现实困境。宋军的所谓骑兵，也是徒有其名，实际大多都没有马。因为马少，会骑马的人也就更加少得可怜。
王安石曾经多次号召民间养马。但实际上在精根细作的种植农业模式下，根本不适宜养马。况且中原本来就人多地少，养一匹马的土地可以养活25个人。如果再看《清明上河图》，即使繁华如汴京，商贾如云贵族如雨，但马车和骑马的却比较罕见，最多的是一些种植农业离不开的牛车和骑驴者，或者人力的轿子。
依仗充足的马力优势，女真人的金迅速崛起，先灭辽，而后又灭北宋，徽钦二帝被掳至北国。金人还以所掠宋人至夏国易马，以十易一，即10个宋人才抵得上1匹马的价钱。
先是马上的金人，接着是马上的蒙古人，没有马的宋朝节节败退，直至最后在崖山跳海。
九
早在5000年前左右，生活在蒙古草原的部落民族就已经完成了对马的驯化，由此带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马彻底改变了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习惯。尤其是马的速度和力量给草原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优势。
作为地球上几乎唯一的马匹产地，蒙古高原的游牧者在长达2000多年中一直扮演着世界征服者和人类屠夫的角色，从匈奴的阿提拉到蒙古的成吉思汗，难以生产马匹的中国、阿拉伯、印度和欧洲几乎普遍遭到马蹄的蹂躏。
马匹的速度和力量，加上游牧民族训练有素的组织和野蛮战斗精神，从而形成迅速而坚决的冲击力，如果再加上被征服民族的科技力量和人力及物资资源，就构成了蒙古人能够横扫欧亚大陆的主要军事竞争力。
蒙古人大大发展了骑兵战争理论，充分发挥马的速度，创造了闪电战和包围战等革命性的进攻战术。依靠装备精良的骑兵武装，蒙古帝国在25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从西伯利亚直达印度，从越南直达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到成吉思汗死的时候，如果他想骑马从蒙古帝国东端跑到西端，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因为马的支持，蒙古人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而蒙古在日本、缅甸和越南之所以失败，恰好是因为他们必须下马。在丛林山地面前，他们不仅无法发动大规模地穿插包抄和机动突袭，甚至根本都不能骑马作战。
在中国历史中，汉唐两朝军队以骑兵为主，屡屡对外扩张；宋明两朝晚期以步兵为主，只能疲于防守，最后均亡于马上民族。游牧民族一旦选择定居，如同骑兵放弃骑马，必然会走向保守和没落。
明朝嘉靖以后，马政荒废，主要产马地河套失陷，不得不“开例捐马授职”，即捐马给官府可授予官职，马匹之缺乏可见一斑。万历年间，马匹的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明朝军队车骑营的组建。袁祟焕欲组建关宁铁骑，以骑制骑，却深受无马之苦。没有精锐骑兵，这使得明朝军队面对蒙古女真等马上民族只能采取被动的守势。“虏以马冲，我以步应之，挑濠则为自守计，非却虏也。若出步战，必不能当群马之冲突”（戚继光）。
明朝重新上演了宋朝的悲剧，没有马的中国又被马上的满清鞑靼征服。
满人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维稳，与蒙元时代一样，对汉人实行严厉的禁马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养马，还禁止汉人骑马。同时，为了保持对汉人的骑射优势，不惜迟滞火器的革新。
1860年9月21日，蒙古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率领两万多八旗骑兵，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对两千多英法联军展开了一场伏击战。这是一场热兵器与冷兵器的对决，手持长矛和弓箭的八旗骑兵遭到了工业时代枪炮的无情绞杀……
最后一支八旗骑兵就这样灭亡了，以马蹄征服中国的历史至此彻底结束，马从此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http://www.360doc.cn/article/253213_305096849.html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
直到100年前，人类最快的移动速度也只有每小时65公里左右，即马最快的奔跑速度。
跟牛一样，马最早的用途是用来拉车，但马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牛；马车的阵势也更为壮观，更具有冲击力。因此战车一度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
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终于骑在了马背上。骑马的出现在当时所引发的震动不亚于现代飞行器的发明。早期的马形体较小，如同美洲驼，载着人走不了多远。随着马在驯化过程中越来越高大健壮，骑马就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一般驯养动物的伟大创举。最早骑在马上的是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被称为“斯基台人”。这是给一种新的可怕的动物和一种自然现象所取的共同名称。
即使从表面上看，一个骑在马上的人也要高别人一头，而他移动的速度和力量则更加令人惊叹，一种不言而喻的优势就迅速建立起来。当人类驯服了大多数动物和植物之后，骑马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人类姿势，是人类主宰整个世界的象征性行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战争是由马引起的。
战争不仅是一种财富大比拼，更是一场能量比赛。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主要能量来源几乎只有人的肌肉。如果说打仗是力气活，那么胜负往往在于两个人之间机械功率比较，男人比女人的功率大，壮年人比老人和孩子的功率大。
研究表明，人在长时间做功的情况下，即使消耗的功率超过1000瓦，其中只有约100瓦的功率可作为机械功输送到体外。而马可以在长时间内以500瓦的功率做机械功，在短时间内的机械功率可以达到700至800瓦，即1马力。不言而喻，人输出机械功的本领比起马的本领小多了。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功率相仿的话，那么如果加上一匹马，那么没有马的人将必败无疑，而另一方则马到成功。
毫无疑问，在冷兵器时代，马力成为最大功率的战争机器。谁拥有马，那么无论机动能力还是冲击力，他都占据极大优势。
因为率先引进了马，古亚述王国迅速崛起，后来丧失马的来源，亚述又迅速没落，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中国古代史始终是北方征服南方，鲜有南方北伐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方拥有马。
人类从游猎采集进入安土重迁的农业时代以后，财富出现了生产和抢劫两种获得方式，以生产为主的种植农业往往成为游牧者的抢劫对象。
马的介入使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将战争模式与生产模式统一起来，两者之间可以随意切换，“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形成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即落后的游牧民族屡屡战胜先进的农耕民族，即野蛮战胜文明。战争因此也几乎成为游牧民族的一项主要活动。
从匈奴人到满洲八旗，从成吉思汗到皮萨罗，马的出现使人类成为一种狂热的战争动物。
在冷兵器时代，谁拥有马，谁就拥有战争的主动权，他想打仗时就纵马前来攻击，不想打仗时就骑马逃跑。没有马的一方不管愿意打还是不愿打，都必须接受有马一方的安排，这是何其无奈和泄气——躲又躲不开，追又追不上。
马出现以后，欧亚大陆的距离突然被迅速缩短。被西方人称为“上帝之鞭”阿提拉曾经宣称：“被我的马践踏过的地方，都不会再长出新草。”后来蹂躏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仍然只是阿提拉的借尸还魂。
马的出现使战争打破了空间上的阻隔，即使在火车问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距离对于交战的双方依然是难以克服的阻碍，因此在极其漫长的历史中，马是人类消除这个战争限制的唯一手段。二
有了马的世界，战争就无处不在。
正因为马的出现，偏居欧亚大陆西陲的欧洲持续遭到来自东方的侵略。
培根在《随笔》中写道：
在古代时期，战争往往来自东方。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鞑靼人，这些侵略者都是东方人。高卢人是西方人，但在欧洲历史上，他们只发动过两次战争。一次是古柯西亚，一次是古罗马。此外，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北方民族侵略南方，由此可见，北方也是好战之地。
培根所说的“北方也是好战之地”，其实也与北方适合养马有很大关系。
可以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出现以后，整个古代亚欧大陆的农耕世界都经历着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持续不断地入侵，后者总是和马一起来的。赫梯人洗劫巴比伦，亚述人攻入欧洲，雅利安人冲入印度，希腊人侵入爱琴海……《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就是驾着双轮马车凯旋的。
马的驯服，不仅仅改变了游牧民族的文化，也改变了古文明时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
虽然农耕民族人口远远大于游牧民族，马的介入使军事力量的天平倾向了游牧民族的一方，这导致了公元前1700年和公元前1200两次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规模侵袭，从而结束了辉煌的古文明时代。公元前1200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再一次的闯入农耕文明的中心地带。这次入侵预示着骑兵时代的来临。
马的出现，引发了从公元1 世纪开始，直到5、6 世纪方始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东西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迁徙导致亚欧大陆南部文明地区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匈奴人、鲜卑人、阿尔瓦人、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的铁蹄尚未远去，13世纪的马镫冲击波几乎成为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战争。蒙古人联合突厥人，以极少的人数，依靠马的力量征服了西方的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而东方的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也望风而降。
三
按照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的观点，中国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圈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
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游牧民族是属于停滞的文明。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国较早进入农业时代，自古以中央之国自居。中原以外是发展较晚的狩猎游牧部落：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由于文化歧视和文明冲突，对蛮夷戎狄的戒备自古即是“华夏大防”。
马的出现，虽然并未改变这种历史成见，但却使北方游牧者具有更大的暴力优势。虽然文明的沟壑一时难以填平，但这并不妨碍落后的野蛮游牧者依靠暴力凌驾于先进的文明农耕者之上。“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
在相当长的历史中，马几乎成为军事力量的象征。正如章潢在《马政叙》中所说：“阵马之勇，势比风樯，甚言马之有益于国也。”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据古文献所载传说，中国人对马的驯化和役使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黄帝尧舜时代。如《易经·系辞》说：“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安阳殷墟中就有商代晚期的双轮马车。晁错在《言兵事疏》中说：“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马车因其强大的突击能力和机动性，很快就成为战争的利器。“檀车幝幝，四牡痯痯。”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就已经开始使用，但直到商朝还没有把马广泛用于战争。
相对于中原文明的商而言，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周部落无疑属于“蛮族”，原始印欧人引起的亚欧民族大迁徙逼迫周人向东迁徙。“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绵》）。亶父率领周人迁到岐山周原，所谓“走马”其实就是骑马。
应当说，骑马并不比乘马车的历史更晚，只是没有马镫而已。周人在与印欧人或阿尔泰人的接触和斗争中学会了骑马，以及用马拉战车，“实始翦商”。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加速了周人战胜商人的过程，结果“野蛮”消灭了“文明”，已经靠马拉战车武装起来了的周取代了商。
夏商周三代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不少“千乘之国”，甚至“万乘之国”。
马最先是与轮子一起出现的，马的速度使人自直立行走以来终于了离开地面，并借助轮子移动得更快，因此马车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武器。轮子与马的结合，象征着征服和法律，也标志着政治和技术。轮子和马使庞大的帝国获得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统治成为一桩可以轻松实现的壮举。历史学家房龙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意味着暴力，世界上所有的美丽辞藻堆砌在一起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四
马是站着睡觉的动物，也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之一。与马相比，人是一种很脆弱的动物，人类没有很强壮的身体。没有马之前，无论是人还是物，或者是命令、信息，移动的速度都不会超过人行走的速度。有了马以后，人类世界的移动速度突然提高了好几倍。
秦始皇将自己命名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皇帝”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实现帝国之内的“车同轨”，甚至修建了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直道”。秦国的暴政虽然很快就夭折了，但比嬴政小3岁的刘邦终于实现了嬴政的理想。一个大一统的第一帝国之所以从此固若金汤，一切都来自于马的出现。没有马，也就没有一个巨大的秦汉帝国。
到了汉武帝时代，暴力机器已经终于实现了从战车到步兵，再到骑兵的革命性转变。
相对于骑马来说，使用马车需要宽阔的道路和平坦的路面，而良好的道路还需要经常保养。马镫的出现使统治者几乎摆脱了道路的限制和对道路的依赖。比起轮子来，马蹄子简直对道路毫不挑剔，兼容性要好得多。在一个没有水泥沥青和橡胶的古代，对轮子的放弃使帝国统治者移动得越来越快，骑在马上的统治者也越来越危险，“十骑服百人，百骑服千人”。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马的出现，人类才进入一个刀光血影的战争时代，并以此创造了国家和统治。正如东汉马援对刘秀所言：“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没有马的时代，人类是独立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的战争，只是掠夺而不是征服。当战争结束以后，胜利者远去，人们重新获得独立。没有马的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统治的，因为在人可以到达的一定区域内，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力量过于悬殊。
然而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统治者的反应速度得到极大提高，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很快的速度，集中力量去镇压一定区域内的叛乱。只要统治者的总体力量大于反叛者的力量，就可以维持征服和统治。独立就这样被马消除了，人类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被奴役的命运。
因为马的出现，征服的范围逐步扩大，征服的程度逐步加深，宽松粗疏的控制越来越被严厉的直接统治所取代。“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兵强马壮的秦始皇时代，天下一统，所有的国家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中华帝国奠基的历史。
五
韩非子对秦王言：“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事实上，创立中国2000多年专制格局的秦帝国就是从驯化马开始的，直到最后驯化并奴役人，将御马术与御民术结合得天衣无缝。
“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继承秦帝国衣钵的汉魏六朝将州郡行政长官称为“牧”，《淮南子》上说：“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庄子?马蹄》中写道：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远古时代的秦只是一个小部落，地处与西戎接壤的偏远西部，善于驯马和驾车。从虞舜禹汤直到周代，秦部落多次以马匹对中央王权提供支援。传至非子时代，他们仍以御马为生。《史记·秦本纪》记载：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仍为朕息马，朕封其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至此，非子获得了“秦”的封号，字意为收获禾谷。秦帝国征服天下后，威名远扬，“秦”随之成为中国的称呼——china。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几乎没有诞生出一位有原创精神的本土思想家，但这种文化的落后恰恰成为野蛮时代的优势。
不可否认，秦马成为这个第一帝国诞生的关键性历史细节。《史记?张仪列传》中说：“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十寸为尺，八尺曰寻，秦马可跨越“三寻”即两丈四。
在马镫和马鞍普及之前，骑马是比较少见的。虽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战国时步骑兵成为主要兵种，战车失去了重要性”，但秦始皇时代骑兵所占军力比例仍不过2%，“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
从秦始皇兵马俑出土可以看出，马在当时军力上的大体地位，二号坑中的许多陶马身上其它马具完备，但就是没有发现马镫。没有马镫对马上的格斗十分不利，因此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作战以骑射为主，少量的使用青铜剑、戟作战。
毫无疑问，马镫的缺失使骑兵难以发挥更大作用。因为没有马镫，马上的骑兵必须时刻抓紧缰绳，身体紧贴在马背上，以防止被奔跑的马颠落下来。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马镫的发明几乎可以和轮子的发明相提并论。有了它，骑兵可以更轻松的在马上做各种动作，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迎来了骑兵无敌的年代。
六
秦末汉初，北方匈奴崛起，骑兵数量达到30多万，而楚汉争霸连年内战，却使中原马匹资源损耗殆尽。
汉帝国初建时只有3000匹马，“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公元前200年，匈奴单于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差点将自称“马上得天下”的刘邦灭于平城（今大同）。汉朝皇帝连相同颜色的马都配不齐，匈奴围平城却以马的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即黑色）马，南方尽（即赤黄色）马。晃错在《言兵事疏》中指出，匈奴三大优势中关键就是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厌，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晁错论及汉匈之争时说：“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
平城之败使汉帝国设立马政以加强养马事业。为了得到马，帝国颁布法令要求家家养马，并不许10 岁以下的马出关。甚至为了得到好马不惜发动战争，比如武力索取汗血宝马。
“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文景之治时代，汉帝国在西北边郡大兴马苑，养马已达30万匹；这些养马者多系乌孙、羌人等善于牧马的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养精蓄锐，到汉武帝时代终于达到骑兵的巅峰状态，一度竟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汉武帝时代也是中国军事实现骑兵化的转折点，战车彻底被骑兵取代。
元光、元狩年间，汉帝国对匈奴的马上战争波澜壮阔，整个战场从东到西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公里，南北直线距离则超过了1000公里。年仅20岁的少年将军霍去病率领几万精骑驰骋大漠，封狼居胥，堪称传奇。在持续不断的汉匈大战中，双方骑兵你来我往，动辄都在万骑以上，一次甚至达到18万骑。仅仅在最后的漠北决战中，汉帝国10万出征将士阵亡近半，损失马匹11万匹。
从这种惯于长途奔袭的战争来说，如果没有马镫的广泛使用，如此壮观的骑兵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顾准先生推测说：“战国时代战车显然被骑兵代替了，马镫的应用我相信也不会很晚。即使李广时代还不知道马镫，也许此后不久就用上马镫了。”
马镫使战马更容易驾驭，使人与马连接为一体，使骑者解放了双手。骑士可以在飞驰的战马上且骑且射，左劈右砍，横冲直撞。可以大胆地推测，马镫这种对骑兵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应该已经被普遍应用。马和马镫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马和马镫也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将中华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
经过近百年的消耗战，汉帝国终于击败了匈奴，这实际是马的胜利。“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至汉平帝元始二年，即耶稣诞生之时，汉帝国已拥有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的广袤领土，人口接近6000万之多，堪称世界最大的帝国。
正是依靠马的力量，强大的汉帝国才创造了这个奇迹。借助马镫，一个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民族竟然打败了一个生活在马上的游牧部落，将强悍的匈奴从黄河之南一口气驱赶到千里之外的漠北，“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霍去病的两次征伐与匈奴浑邪王的投降，使中国势力首次进入河西走廊。匈奴人失去了这块水草丰美、冬温夏凉、适宜畜牧的土地，留下“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之哀歌。
由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构成“河西四郡”是连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地理走廊，接下来，帝国版图甚至扩张到了帕米尔高原以西，从而开辟了中国连接西方文明世界的丝绸之路。中国对河西通道的控制也隔绝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大游牧区的联合，使中原农耕文化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被边缘化的匈奴“闻汉兵莫不畏者，称为汉儿”。从此以后，这个强大的主流民族被称为“汉族”，汉族沙文主义也由此滥觞。
七
应当说，战马在古代是极其昂贵的。“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史记?平准书》）。和草原游牧地区相比，中原农耕地区的养马成本要高得多。
养马跟牛不同，养马需要大量的精饲料（大豆和粟），这往往占用人的口粮。根据出土汉代简犊记载，汉初每匹马每天消耗2斗精饲料，这相当于3 个人的口粮。这还是平均水平，包括军马、骤马、传马等，上战场的军马每天消耗达到10 斗，相当于15 个普通人。因此有“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之说。总体来说，汉代大约20 人缴纳的税赋才够养一匹马。
同时，因为战线过长，运输成本也极其高昂，所谓“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锺致一石”。60万匹军马的巨大负担最终也使汉帝国不堪重负。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武帝一朝就消耗干净。汉宣帝时期的官员夏侯胜指出：“武帝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赤地数千里，亡德泽于民。”据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统计，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一年之内，帝国为西域战争就花费了一百多亿钱。巨额军费甚至引发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通货膨胀。巨大的战争代价使帝国与匈奴两败俱伤，“可怕”的大汉帝国从武帝时代逐渐走向衰落。
汉帝国的崩溃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人口一度减少到不足百万，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对传统的华夏正统历史来说，五胡乱华构成一种可怕的反动，标志着中国历史的第一次谷底。
隋唐第二帝国是对秦汉第一帝国的恢复。初唐时期，西北地区的军马数量达到70余万匹，以致于“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之有也”。《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杨贵妃享受几粒“妃子笑”的代价，是无数差官和驿马累死于万水千山的迢迢路途 。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开元之后是天宝，所谓“盛极而衰”。
公元755年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中国”成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概念，农耕者屡屡被游牧者赶上一条奴役之路。范阳（北京）成为中国暴力的发源地。安禄山的突厥骑兵几乎颠覆了一个盛世大唐，“宛转蛾眉马前死”，“妃子”的香消玉殒使马嵬坡名留史册。
八
中唐以后，因丧失了西北产马地，唐军逐渐转变成以步兵为主。被回纥骑兵拯救大唐帝国在苟延残喘中崩溃，后晋皇帝石敬瑭拜倒在异族的脚下，自称是契丹人的儿子。
对农耕者来说，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和西北边疆尽已失去，而这些地方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防线，而且恰恰是军马的主产地。北方有契丹（辽），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大理，这些产马地尽落游牧蛮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蛮族铁骑的冲击。
“虏所以轻侮中国者，惟恃弓马之强而已。”与宋朝对抗的辽、西夏、金、元等北方异族军队都以弓马骑射见长，而且往往是“一胡人有两马”，甚至“每正军一名，马三匹”。
在“雍熙北伐”前期，宋军一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辽国很快就反败为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者依靠骑兵军团在速度和机动性上占有绝对优势。
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宋帝国硕果仅存的镇西军重甲骑兵军团在“好水川之战”中全军覆没。此后大宋就没有了成建制的骑兵军团。
此战之后西夏迅速崛起，一举夺取了宋军最后的几处马场。此消彼长，与北方游牧部落完全相反，军马的严重匮乏使宋朝军队屡战屡败。
陆游《龙眠画马》诗中写道：
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
瘴乡所产非权奇，边头岁入几番皮，
崔嵬瘦骨带火印，离立欲不禁风吹。
圉人太仆空列位，龙媒汗血来何时？
在冷兵器时代，马匹贸易实际就是军火贸易，素来遭受各军事集团的严重管制。宋朝之所以大力发展床弩和火器，背后有马匹奇缺的现实困境。宋军的所谓骑兵，也是徒有其名，实际大多都没有马。因为马少，会骑马的人也就更加少得可怜。
王安石曾经多次号召民间养马。但实际上在精根细作的种植农业模式下，根本不适宜养马。况且中原本来就人多地少，养一匹马的土地可以养活25个人。如果再看《清明上河图》，即使繁华如汴京，商贾如云贵族如雨，但马车和骑马的却比较罕见，最多的是一些种植农业离不开的牛车和骑驴者，或者人力的轿子。
依仗充足的马力优势，女真人的金迅速崛起，先灭辽，而后又灭北宋，徽钦二帝被掳至北国。金人还以所掠宋人至夏国易马，以十易一，即10个宋人才抵得上1匹马的价钱。
先是马上的金人，接着是马上的蒙古人，没有马的宋朝节节败退，直至最后在崖山跳海。
九
早在5000年前左右，生活在蒙古草原的部落民族就已经完成了对马的驯化，由此带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马彻底改变了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习惯。尤其是马的速度和力量给草原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优势。
作为地球上几乎唯一的马匹产地，蒙古高原的游牧者在长达2000多年中一直扮演着世界征服者和人类屠夫的角色，从匈奴的阿提拉到蒙古的成吉思汗，难以生产马匹的中国、阿拉伯、印度和欧洲几乎普遍遭到马蹄的蹂躏。
马匹的速度和力量，加上游牧民族训练有素的组织和野蛮战斗精神，从而形成迅速而坚决的冲击力，如果再加上被征服民族的科技力量和人力及物资资源，就构成了蒙古人能够横扫欧亚大陆的主要军事竞争力。
蒙古人大大发展了骑兵战争理论，充分发挥马的速度，创造了闪电战和包围战等革命性的进攻战术。依靠装备精良的骑兵武装，蒙古帝国在25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从西伯利亚直达印度，从越南直达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到成吉思汗死的时候，如果他想骑马从蒙古帝国东端跑到西端，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因为马的支持，蒙古人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而蒙古在日本、缅甸和越南之所以失败，恰好是因为他们必须下马。在丛林山地面前，他们不仅无法发动大规模地穿插包抄和机动突袭，甚至根本都不能骑马作战。
在中国历史中，汉唐两朝军队以骑兵为主，屡屡对外扩张；宋明两朝晚期以步兵为主，只能疲于防守，最后均亡于马上民族。游牧民族一旦选择定居，如同骑兵放弃骑马，必然会走向保守和没落。
明朝嘉靖以后，马政荒废，主要产马地河套失陷，不得不“开例捐马授职”，即捐马给官府可授予官职，马匹之缺乏可见一斑。万历年间，马匹的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明朝军队车骑营的组建。袁祟焕欲组建关宁铁骑，以骑制骑，却深受无马之苦。没有精锐骑兵，这使得明朝军队面对蒙古女真等马上民族只能采取被动的守势。“虏以马冲，我以步应之，挑濠则为自守计，非却虏也。若出步战，必不能当群马之冲突”（戚继光）。
明朝重新上演了宋朝的悲剧，没有马的中国又被马上的满清鞑靼征服。
满人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维稳，与蒙元时代一样，对汉人实行严厉的禁马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养马，还禁止汉人骑马。同时，为了保持对汉人的骑射优势，不惜迟滞火器的革新。
1860年9月21日，蒙古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率领两万多八旗骑兵，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对两千多英法联军展开了一场伏击战。这是一场热兵器与冷兵器的对决，手持长矛和弓箭的八旗骑兵遭到了工业时代枪炮的无情绞杀……
最后一支八旗骑兵就这样灭亡了，以马蹄征服中国的历史至此彻底结束，马从此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http://www.360doc.cn/article/253213_3050968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