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日本对华“鸦片战略”揭秘全方位伤害中国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0:36:32
日本对华“鸦片战略”揭秘全方位伤害中国图
2005/07/10
资料图：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日本右翼分子
中国人都知道中英两次鸦片战争，但殊不知，在英国逐渐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去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战后的一天，江口圭一像往常一样来到东京集中出售古旧书籍的神田町，在一家书店，他意外地发现了几箱档案，都是侵华战争时期驻“蒙疆”工作的日本官员沼野英不二留下的。
■日本最高决策层有组织实施
沼野曾在1941年6月至1942年10月期间，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经济部次长。令江口圭一感到惊喜的是，档案中有一份《特别会计岁入岁出决定计算书》，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部分地区的鸦片生产和销售情况，该文件以日元作为结算单位，其中预算支出包括“工资、保密费、鸦片购买费、鸦片工作费”等等50多个项目，鸦片及其制品则被分为“生鸦片”“规格鸦片”“烟膏”“海洛因”等不同级别。而这些鸦片的去处，则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仅《配给关系统计表》就有17页之多。要知道，盟军占领日本之前，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关于“鸦片战略”的一手档案更是非常少见。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的行为的总称。
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定这一政策时，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政策措施。整个工作由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当时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工作的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逐渐演变为“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有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动。
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在另一份名为《关于在大东亚共荣圈各地域确立鸦片政策》的文件中，“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落合甚九郎向“兴亚院政务部长”建议，由于“大东亚战争”的需要，需尽快在“大东亚共荣圈”推行鸦片政策，制定供需计划，并特别指出应当发挥“蒙疆”一带鸦片的生产能力。
■日本获得巨额毒品利润
由于鸦片生产的巨额利润引发日本军部和政府各势力的争抢（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仅1939年，伪“蒙疆联合政府”的鸦片税收入就达到1043万日元，折合当时的250万美元，占其岁入的36％），日本成立了“儿玉机关”和“里见机关”等专门的秘密机构，具体负责对各个地区的鸦片分配。三井商事和三菱商事也参与进来，负责从中东等地进口鸦片，鸦片成了日本政府、军部、财阀、特务机关共同的牟利渠道，甚至连天皇的侍从武官也会经常问及此事。
根据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可知，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傀儡政府的管辖区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其中以伪“蒙疆”政府辖区内的鸦片产量最高。日军从中获取的利润对其侵略战争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以驻东南亚的日军第25军为例，其1942年第一、二季度预算中，50％以上的收入都是出售毒品所得。据日本学者推算，侵华日军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在华开馆5年盈利约10亿日元，若用此款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载重25675吨，搭载飞机84架，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即可建造12艘之多。
在日军侵华以前，鸦片买卖至少在名义上是非法的。然而日军占领北京后不到数月，鸦片贸易就开始合法化。南京、上海等城市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就这样，通过强制推广种植鸦片，日本保证了鸦片的供应；通过鸦片合法化，日本确保了鸦片的消费人群；通过鸦片专卖，日本获得了巨额的毒品利润，“鸦片战略”成为掠夺中国民众财富，削弱中国民众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
■毒枭战犯供奉于靖国神社
战争结束时，为了防止盟军发现日本战争期间很多不可见人的秘密，日本政府销毁了大量战时的文件档案，其中就包括相当多的“鸦片战略”方面资料。在东京审判中，鸦片问题虽然被提出，但并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战后，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历史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前面提到的江口圭一先生，在日本收集了很多相关档案和其它资料，使得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免于湮灭。他写的《日中鸦片战争》一书，以及整理编辑的《日中战争期鸦片政策资料》等史料集，都是研究这一时期日本鸦片战略的重要参考文献。一些当时的当事者战后也幡然悔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当时负责将鸦片加工为海洛因的工程师山内三郎，在上世纪60年代便写下了回忆录《毒品和战争——日中战争的秘密武器》，当时负责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指导罂粟种植技术的农技师二反长音藏，战时被称为“鸦片王”，战后由其儿子执笔写下了回忆录《战争和日本鸦片史》。
但是，相比日本学术界的态度而言，日本官方对鸦片战略采用的是一种沉默态度，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表态，而日本舆论对这一问题也很少触及过。一位曾经参与过日本某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写作的学者谈到，他有若干次在送审稿中提到，“日本军在内蒙古等地生产鸦片，在中国占领区出售。”但都被文部省在审查时删除，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毕竟他们不愿承认这样的事实——靖国神社内的很多人，不仅是战犯，更是不折不扣的毒枭。 （《国际先驱导报》 朱维华）
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侵略和殖民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将被殖民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摧毁，并最终确立其为本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附庸。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上，也一直在奉行这一原则。有的时候，摧毁一个民族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容易，但是将它变成自己的附庸，方式方法则要多样得多。
目前发现的许多日军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则是这种奴化思想在占领区经济上的体现。在东北、山西等地，都发现了侵略者奴化经济的证据。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被侵略国，所受到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大量种植和吸食鸦片对于一个民族的伤害，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就知道了。这些鸦片销往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和世界国家，对于大众的身体和精神损害，日本早在19世纪就亲身体验到了。问题在于，在侵略战争这种特定的集体伤害中，鸦片又成为了日本征服中国的工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奴化经济是一个国家殖民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让侵略者从这种经济方式中获得利益，让被侵略国从经济上单一化，并且依赖于完全没有道德的产物，从而在长时间的麻木中失去抵抗意志和自身价值标准，从而成为一个战争工具的生产基地，甚至是军国主义享乐的工具来源。这种行为，与暴力伤害一样，都是在许多年之后，会在被侵略民族的肌体上，留下沉重的疤痕。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发现出来。这些真相的残酷，证明日军当年并不简单地摧毁生命，更以摧毁道德，摧毁意志为乐。那块大东亚的共荣圈，实际上是军国主义荣而他人俱损的野蛮规划。在刺刀下生长的鸦片，其实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寄予厚望的殖民工具，他的杀伤力是全方位的。
日军强迫中国种植的鸦片，除了在中国本地强行推销之外，也运向世界其他国家。这种本来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严格禁止的商品，成为了战争中特殊的奴化经济产物，其毒害程度，无疑也是全球性的。鸦片种植之后，不但有消费者，还有上瘾者，更进而有以货币换取鸦片，并成为侵略机器的经济来源者，这些鸦片的消费结果，不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仅存的国际道德，更在日本国家历史上，增添一条新的罪恶。
全人类都一致认同的毒品，在战争中就成为了侵略者的宠儿。奴化经济和虐杀战俘、埋藏化学武器一样，都具备恶劣的延伸效应。因此，战争的罪恶不仅仅在于杀戮生命，更在于颠覆理性和良知。奴化经济，只是将他国人民掠为奴隶的手段，而鸦片在土壤里生长，却是对殖民和侵略的最大讽刺。这是我们今天翻开肥沃的黑土地，去寻找鸦片的残余的理由。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周庆安）日本对华“鸦片战略”揭秘全方位伤害中国图
2005/07/10
资料图：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日本右翼分子
中国人都知道中英两次鸦片战争，但殊不知，在英国逐渐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去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战后的一天，江口圭一像往常一样来到东京集中出售古旧书籍的神田町，在一家书店，他意外地发现了几箱档案，都是侵华战争时期驻“蒙疆”工作的日本官员沼野英不二留下的。
■日本最高决策层有组织实施
沼野曾在1941年6月至1942年10月期间，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经济部次长。令江口圭一感到惊喜的是，档案中有一份《特别会计岁入岁出决定计算书》，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部分地区的鸦片生产和销售情况，该文件以日元作为结算单位，其中预算支出包括“工资、保密费、鸦片购买费、鸦片工作费”等等50多个项目，鸦片及其制品则被分为“生鸦片”“规格鸦片”“烟膏”“海洛因”等不同级别。而这些鸦片的去处，则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仅《配给关系统计表》就有17页之多。要知道，盟军占领日本之前，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关于“鸦片战略”的一手档案更是非常少见。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的行为的总称。
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定这一政策时，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政策措施。整个工作由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当时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工作的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逐渐演变为“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有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动。
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在另一份名为《关于在大东亚共荣圈各地域确立鸦片政策》的文件中，“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落合甚九郎向“兴亚院政务部长”建议，由于“大东亚战争”的需要，需尽快在“大东亚共荣圈”推行鸦片政策，制定供需计划，并特别指出应当发挥“蒙疆”一带鸦片的生产能力。
■日本获得巨额毒品利润
由于鸦片生产的巨额利润引发日本军部和政府各势力的争抢（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仅1939年，伪“蒙疆联合政府”的鸦片税收入就达到1043万日元，折合当时的250万美元，占其岁入的36％），日本成立了“儿玉机关”和“里见机关”等专门的秘密机构，具体负责对各个地区的鸦片分配。三井商事和三菱商事也参与进来，负责从中东等地进口鸦片，鸦片成了日本政府、军部、财阀、特务机关共同的牟利渠道，甚至连天皇的侍从武官也会经常问及此事。
根据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可知，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傀儡政府的管辖区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其中以伪“蒙疆”政府辖区内的鸦片产量最高。日军从中获取的利润对其侵略战争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以驻东南亚的日军第25军为例，其1942年第一、二季度预算中，50％以上的收入都是出售毒品所得。据日本学者推算，侵华日军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在华开馆5年盈利约10亿日元，若用此款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载重25675吨，搭载飞机84架，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即可建造12艘之多。
在日军侵华以前，鸦片买卖至少在名义上是非法的。然而日军占领北京后不到数月，鸦片贸易就开始合法化。南京、上海等城市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就这样，通过强制推广种植鸦片，日本保证了鸦片的供应；通过鸦片合法化，日本确保了鸦片的消费人群；通过鸦片专卖，日本获得了巨额的毒品利润，“鸦片战略”成为掠夺中国民众财富，削弱中国民众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
■毒枭战犯供奉于靖国神社
战争结束时，为了防止盟军发现日本战争期间很多不可见人的秘密，日本政府销毁了大量战时的文件档案，其中就包括相当多的“鸦片战略”方面资料。在东京审判中，鸦片问题虽然被提出，但并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战后，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历史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前面提到的江口圭一先生，在日本收集了很多相关档案和其它资料，使得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免于湮灭。他写的《日中鸦片战争》一书，以及整理编辑的《日中战争期鸦片政策资料》等史料集，都是研究这一时期日本鸦片战略的重要参考文献。一些当时的当事者战后也幡然悔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当时负责将鸦片加工为海洛因的工程师山内三郎，在上世纪60年代便写下了回忆录《毒品和战争——日中战争的秘密武器》，当时负责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指导罂粟种植技术的农技师二反长音藏，战时被称为“鸦片王”，战后由其儿子执笔写下了回忆录《战争和日本鸦片史》。
但是，相比日本学术界的态度而言，日本官方对鸦片战略采用的是一种沉默态度，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表态，而日本舆论对这一问题也很少触及过。一位曾经参与过日本某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写作的学者谈到，他有若干次在送审稿中提到，“日本军在内蒙古等地生产鸦片，在中国占领区出售。”但都被文部省在审查时删除，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毕竟他们不愿承认这样的事实——靖国神社内的很多人，不仅是战犯，更是不折不扣的毒枭。 （《国际先驱导报》 朱维华）
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侵略和殖民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将被殖民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摧毁，并最终确立其为本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附庸。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上，也一直在奉行这一原则。有的时候，摧毁一个民族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容易，但是将它变成自己的附庸，方式方法则要多样得多。
目前发现的许多日军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则是这种奴化思想在占领区经济上的体现。在东北、山西等地，都发现了侵略者奴化经济的证据。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被侵略国，所受到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大量种植和吸食鸦片对于一个民族的伤害，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就知道了。这些鸦片销往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和世界国家，对于大众的身体和精神损害，日本早在19世纪就亲身体验到了。问题在于，在侵略战争这种特定的集体伤害中，鸦片又成为了日本征服中国的工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奴化经济是一个国家殖民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让侵略者从这种经济方式中获得利益，让被侵略国从经济上单一化，并且依赖于完全没有道德的产物，从而在长时间的麻木中失去抵抗意志和自身价值标准，从而成为一个战争工具的生产基地，甚至是军国主义享乐的工具来源。这种行为，与暴力伤害一样，都是在许多年之后，会在被侵略民族的肌体上，留下沉重的疤痕。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发现出来。这些真相的残酷，证明日军当年并不简单地摧毁生命，更以摧毁道德，摧毁意志为乐。那块大东亚的共荣圈，实际上是军国主义荣而他人俱损的野蛮规划。在刺刀下生长的鸦片，其实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寄予厚望的殖民工具，他的杀伤力是全方位的。
日军强迫中国种植的鸦片，除了在中国本地强行推销之外，也运向世界其他国家。这种本来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严格禁止的商品，成为了战争中特殊的奴化经济产物，其毒害程度，无疑也是全球性的。鸦片种植之后，不但有消费者，还有上瘾者，更进而有以货币换取鸦片，并成为侵略机器的经济来源者，这些鸦片的消费结果，不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仅存的国际道德，更在日本国家历史上，增添一条新的罪恶。
全人类都一致认同的毒品，在战争中就成为了侵略者的宠儿。奴化经济和虐杀战俘、埋藏化学武器一样，都具备恶劣的延伸效应。因此，战争的罪恶不仅仅在于杀戮生命，更在于颠覆理性和良知。奴化经济，只是将他国人民掠为奴隶的手段，而鸦片在土壤里生长，却是对殖民和侵略的最大讽刺。这是我们今天翻开肥沃的黑土地，去寻找鸦片的残余的理由。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周庆安）
2005/07/10
资料图：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日本右翼分子
中国人都知道中英两次鸦片战争，但殊不知，在英国逐渐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去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战后的一天，江口圭一像往常一样来到东京集中出售古旧书籍的神田町，在一家书店，他意外地发现了几箱档案，都是侵华战争时期驻“蒙疆”工作的日本官员沼野英不二留下的。
■日本最高决策层有组织实施
沼野曾在1941年6月至1942年10月期间，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经济部次长。令江口圭一感到惊喜的是，档案中有一份《特别会计岁入岁出决定计算书》，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部分地区的鸦片生产和销售情况，该文件以日元作为结算单位，其中预算支出包括“工资、保密费、鸦片购买费、鸦片工作费”等等50多个项目，鸦片及其制品则被分为“生鸦片”“规格鸦片”“烟膏”“海洛因”等不同级别。而这些鸦片的去处，则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仅《配给关系统计表》就有17页之多。要知道，盟军占领日本之前，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关于“鸦片战略”的一手档案更是非常少见。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的行为的总称。
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定这一政策时，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政策措施。整个工作由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当时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工作的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逐渐演变为“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有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动。
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在另一份名为《关于在大东亚共荣圈各地域确立鸦片政策》的文件中，“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落合甚九郎向“兴亚院政务部长”建议，由于“大东亚战争”的需要，需尽快在“大东亚共荣圈”推行鸦片政策，制定供需计划，并特别指出应当发挥“蒙疆”一带鸦片的生产能力。
■日本获得巨额毒品利润
由于鸦片生产的巨额利润引发日本军部和政府各势力的争抢（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仅1939年，伪“蒙疆联合政府”的鸦片税收入就达到1043万日元，折合当时的250万美元，占其岁入的36％），日本成立了“儿玉机关”和“里见机关”等专门的秘密机构，具体负责对各个地区的鸦片分配。三井商事和三菱商事也参与进来，负责从中东等地进口鸦片，鸦片成了日本政府、军部、财阀、特务机关共同的牟利渠道，甚至连天皇的侍从武官也会经常问及此事。
根据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可知，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傀儡政府的管辖区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其中以伪“蒙疆”政府辖区内的鸦片产量最高。日军从中获取的利润对其侵略战争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以驻东南亚的日军第25军为例，其1942年第一、二季度预算中，50％以上的收入都是出售毒品所得。据日本学者推算，侵华日军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在华开馆5年盈利约10亿日元，若用此款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载重25675吨，搭载飞机84架，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即可建造12艘之多。
在日军侵华以前，鸦片买卖至少在名义上是非法的。然而日军占领北京后不到数月，鸦片贸易就开始合法化。南京、上海等城市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就这样，通过强制推广种植鸦片，日本保证了鸦片的供应；通过鸦片合法化，日本确保了鸦片的消费人群；通过鸦片专卖，日本获得了巨额的毒品利润，“鸦片战略”成为掠夺中国民众财富，削弱中国民众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
■毒枭战犯供奉于靖国神社
战争结束时，为了防止盟军发现日本战争期间很多不可见人的秘密，日本政府销毁了大量战时的文件档案，其中就包括相当多的“鸦片战略”方面资料。在东京审判中，鸦片问题虽然被提出，但并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战后，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历史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前面提到的江口圭一先生，在日本收集了很多相关档案和其它资料，使得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免于湮灭。他写的《日中鸦片战争》一书，以及整理编辑的《日中战争期鸦片政策资料》等史料集，都是研究这一时期日本鸦片战略的重要参考文献。一些当时的当事者战后也幡然悔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当时负责将鸦片加工为海洛因的工程师山内三郎，在上世纪60年代便写下了回忆录《毒品和战争——日中战争的秘密武器》，当时负责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指导罂粟种植技术的农技师二反长音藏，战时被称为“鸦片王”，战后由其儿子执笔写下了回忆录《战争和日本鸦片史》。
但是，相比日本学术界的态度而言，日本官方对鸦片战略采用的是一种沉默态度，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表态，而日本舆论对这一问题也很少触及过。一位曾经参与过日本某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写作的学者谈到，他有若干次在送审稿中提到，“日本军在内蒙古等地生产鸦片，在中国占领区出售。”但都被文部省在审查时删除，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毕竟他们不愿承认这样的事实——靖国神社内的很多人，不仅是战犯，更是不折不扣的毒枭。 （《国际先驱导报》 朱维华）
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侵略和殖民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将被殖民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摧毁，并最终确立其为本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附庸。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上，也一直在奉行这一原则。有的时候，摧毁一个民族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容易，但是将它变成自己的附庸，方式方法则要多样得多。
目前发现的许多日军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则是这种奴化思想在占领区经济上的体现。在东北、山西等地，都发现了侵略者奴化经济的证据。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被侵略国，所受到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大量种植和吸食鸦片对于一个民族的伤害，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就知道了。这些鸦片销往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和世界国家，对于大众的身体和精神损害，日本早在19世纪就亲身体验到了。问题在于，在侵略战争这种特定的集体伤害中，鸦片又成为了日本征服中国的工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奴化经济是一个国家殖民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让侵略者从这种经济方式中获得利益，让被侵略国从经济上单一化，并且依赖于完全没有道德的产物，从而在长时间的麻木中失去抵抗意志和自身价值标准，从而成为一个战争工具的生产基地，甚至是军国主义享乐的工具来源。这种行为，与暴力伤害一样，都是在许多年之后，会在被侵略民族的肌体上，留下沉重的疤痕。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发现出来。这些真相的残酷，证明日军当年并不简单地摧毁生命，更以摧毁道德，摧毁意志为乐。那块大东亚的共荣圈，实际上是军国主义荣而他人俱损的野蛮规划。在刺刀下生长的鸦片，其实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寄予厚望的殖民工具，他的杀伤力是全方位的。
日军强迫中国种植的鸦片，除了在中国本地强行推销之外，也运向世界其他国家。这种本来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严格禁止的商品，成为了战争中特殊的奴化经济产物，其毒害程度，无疑也是全球性的。鸦片种植之后，不但有消费者，还有上瘾者，更进而有以货币换取鸦片，并成为侵略机器的经济来源者，这些鸦片的消费结果，不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仅存的国际道德，更在日本国家历史上，增添一条新的罪恶。
全人类都一致认同的毒品，在战争中就成为了侵略者的宠儿。奴化经济和虐杀战俘、埋藏化学武器一样，都具备恶劣的延伸效应。因此，战争的罪恶不仅仅在于杀戮生命，更在于颠覆理性和良知。奴化经济，只是将他国人民掠为奴隶的手段，而鸦片在土壤里生长，却是对殖民和侵略的最大讽刺。这是我们今天翻开肥沃的黑土地，去寻找鸦片的残余的理由。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周庆安）日本对华“鸦片战略”揭秘全方位伤害中国图
2005/07/10
资料图：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日本右翼分子
中国人都知道中英两次鸦片战争，但殊不知，在英国逐渐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去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战后的一天，江口圭一像往常一样来到东京集中出售古旧书籍的神田町，在一家书店，他意外地发现了几箱档案，都是侵华战争时期驻“蒙疆”工作的日本官员沼野英不二留下的。
■日本最高决策层有组织实施
沼野曾在1941年6月至1942年10月期间，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经济部次长。令江口圭一感到惊喜的是，档案中有一份《特别会计岁入岁出决定计算书》，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部分地区的鸦片生产和销售情况，该文件以日元作为结算单位，其中预算支出包括“工资、保密费、鸦片购买费、鸦片工作费”等等50多个项目，鸦片及其制品则被分为“生鸦片”“规格鸦片”“烟膏”“海洛因”等不同级别。而这些鸦片的去处，则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仅《配给关系统计表》就有17页之多。要知道，盟军占领日本之前，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关于“鸦片战略”的一手档案更是非常少见。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的行为的总称。
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定这一政策时，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政策措施。整个工作由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当时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工作的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逐渐演变为“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有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动。
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在另一份名为《关于在大东亚共荣圈各地域确立鸦片政策》的文件中，“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落合甚九郎向“兴亚院政务部长”建议，由于“大东亚战争”的需要，需尽快在“大东亚共荣圈”推行鸦片政策，制定供需计划，并特别指出应当发挥“蒙疆”一带鸦片的生产能力。
■日本获得巨额毒品利润
由于鸦片生产的巨额利润引发日本军部和政府各势力的争抢（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仅1939年，伪“蒙疆联合政府”的鸦片税收入就达到1043万日元，折合当时的250万美元，占其岁入的36％），日本成立了“儿玉机关”和“里见机关”等专门的秘密机构，具体负责对各个地区的鸦片分配。三井商事和三菱商事也参与进来，负责从中东等地进口鸦片，鸦片成了日本政府、军部、财阀、特务机关共同的牟利渠道，甚至连天皇的侍从武官也会经常问及此事。
根据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可知，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傀儡政府的管辖区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其中以伪“蒙疆”政府辖区内的鸦片产量最高。日军从中获取的利润对其侵略战争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以驻东南亚的日军第25军为例，其1942年第一、二季度预算中，50％以上的收入都是出售毒品所得。据日本学者推算，侵华日军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在华开馆5年盈利约10亿日元，若用此款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载重25675吨，搭载飞机84架，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即可建造12艘之多。
在日军侵华以前，鸦片买卖至少在名义上是非法的。然而日军占领北京后不到数月，鸦片贸易就开始合法化。南京、上海等城市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就这样，通过强制推广种植鸦片，日本保证了鸦片的供应；通过鸦片合法化，日本确保了鸦片的消费人群；通过鸦片专卖，日本获得了巨额的毒品利润，“鸦片战略”成为掠夺中国民众财富，削弱中国民众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
■毒枭战犯供奉于靖国神社
战争结束时，为了防止盟军发现日本战争期间很多不可见人的秘密，日本政府销毁了大量战时的文件档案，其中就包括相当多的“鸦片战略”方面资料。在东京审判中，鸦片问题虽然被提出，但并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战后，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历史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前面提到的江口圭一先生，在日本收集了很多相关档案和其它资料，使得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免于湮灭。他写的《日中鸦片战争》一书，以及整理编辑的《日中战争期鸦片政策资料》等史料集，都是研究这一时期日本鸦片战略的重要参考文献。一些当时的当事者战后也幡然悔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当时负责将鸦片加工为海洛因的工程师山内三郎，在上世纪60年代便写下了回忆录《毒品和战争——日中战争的秘密武器》，当时负责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指导罂粟种植技术的农技师二反长音藏，战时被称为“鸦片王”，战后由其儿子执笔写下了回忆录《战争和日本鸦片史》。
但是，相比日本学术界的态度而言，日本官方对鸦片战略采用的是一种沉默态度，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表态，而日本舆论对这一问题也很少触及过。一位曾经参与过日本某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写作的学者谈到，他有若干次在送审稿中提到，“日本军在内蒙古等地生产鸦片，在中国占领区出售。”但都被文部省在审查时删除，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毕竟他们不愿承认这样的事实——靖国神社内的很多人，不仅是战犯，更是不折不扣的毒枭。 （《国际先驱导报》 朱维华）
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侵略和殖民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将被殖民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摧毁，并最终确立其为本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附庸。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上，也一直在奉行这一原则。有的时候，摧毁一个民族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容易，但是将它变成自己的附庸，方式方法则要多样得多。
目前发现的许多日军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则是这种奴化思想在占领区经济上的体现。在东北、山西等地，都发现了侵略者奴化经济的证据。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被侵略国，所受到的伤害是全方位的。
大量种植和吸食鸦片对于一个民族的伤害，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就知道了。这些鸦片销往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和世界国家，对于大众的身体和精神损害，日本早在19世纪就亲身体验到了。问题在于，在侵略战争这种特定的集体伤害中，鸦片又成为了日本征服中国的工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奴化经济是一个国家殖民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让侵略者从这种经济方式中获得利益，让被侵略国从经济上单一化，并且依赖于完全没有道德的产物，从而在长时间的麻木中失去抵抗意志和自身价值标准，从而成为一个战争工具的生产基地，甚至是军国主义享乐的工具来源。这种行为，与暴力伤害一样，都是在许多年之后，会在被侵略民族的肌体上，留下沉重的疤痕。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发现出来。这些真相的残酷，证明日军当年并不简单地摧毁生命，更以摧毁道德，摧毁意志为乐。那块大东亚的共荣圈，实际上是军国主义荣而他人俱损的野蛮规划。在刺刀下生长的鸦片，其实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寄予厚望的殖民工具，他的杀伤力是全方位的。
日军强迫中国种植的鸦片，除了在中国本地强行推销之外，也运向世界其他国家。这种本来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严格禁止的商品，成为了战争中特殊的奴化经济产物，其毒害程度，无疑也是全球性的。鸦片种植之后，不但有消费者，还有上瘾者，更进而有以货币换取鸦片，并成为侵略机器的经济来源者，这些鸦片的消费结果，不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仅存的国际道德，更在日本国家历史上，增添一条新的罪恶。
全人类都一致认同的毒品，在战争中就成为了侵略者的宠儿。奴化经济和虐杀战俘、埋藏化学武器一样，都具备恶劣的延伸效应。因此，战争的罪恶不仅仅在于杀戮生命，更在于颠覆理性和良知。奴化经济，只是将他国人民掠为奴隶的手段，而鸦片在土壤里生长，却是对殖民和侵略的最大讽刺。这是我们今天翻开肥沃的黑土地，去寻找鸦片的残余的理由。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周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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