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于敏当年没有参与核武器研究而是潜心基础物理呢？

不太可能，因为tg很穷，没有多少经费搞基础物理啊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炸药奖跟氢弹及后面的几代核武比连张手纸都不如。除非能搞出力学三定律或者相对论这种级别的东西。

那现在TG可能手握二相箔了

于敏构型还不算重大突破么……

难道核物理不属于基础物理？

现在基础物理也不是在纸上写写画画就能出成果的，一个加速器足可让当时的中国跪了……

就算得个炸药将又如何？炸药将的科研成果都是全球共享的，氢弹可没有人会送你。。。

有理论没机会实验交流也少最后可惜了人才

不可能。当年和于敏同一个专业的方什么鬼，同样是个大牛，但是最后沦落到去搞八平方，在学术上完全没法和国外比。

wxzxf 发表于 2014-10-23 23:12
难道核物理不属于基础物理？
核武器的理论突破和武器化属于典型的应用领域

比较胖狴犴 发表于 2014-10-23 23:45
不可能。当年和于敏同一个专业的方什么鬼，同样是个大牛，但是最后沦落到去搞八平方，在学术上完全没法和国 ...
前中国科大的副校长吧

Angewandte 发表于 2014-10-23 23:49
前中国科大的副校长吧
好像是。记不清楚了

前段时间好多人在网上写帖子“怀念”他

对了当时中科大的正校长也跑了，去了台湾

比较胖狴犴 发表于 2014-10-24 00:01
好像是。记不清楚了

前段时间好多人在网上写帖子“怀念”他

对了当时中科大的正校长也跑了，去了台湾

Angewandte 发表于 2014-10-24 00:04
前段时间好多人在网上写帖子“怀念”他

对了当时中科大的正校长也跑了，去了台湾
所谓大浪淘沙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没淘过谁也不知道自己是金子还是沙。

个人觉得，诺贝尔，毫无疑问。
于敏在搞核武器之前是搞恒星理论的。以同样研究恒星的方励之作为参考。方励之抛去政治上的东西不说，以其学术水平，被誉为已经接近诺贝尔级别。于敏天赋远胜过方励之，拿诺贝尔毫无疑问。

fyapply 发表于 2014-10-24 00:30
个人觉得，诺贝尔，毫无疑问。
于敏在搞核武器之前是搞恒星理论的。以同样研究恒星的方励之作为参考。方励 ...
方励之在85年之后似乎就完全没有科研成果
去了美国也不行
精力完全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了

现实生活哪来那么多如果？讨论这个还不如讨论丘处机如果不路过牛家庄射雕是个什么结局有意义。

我觉得很难
必须得说文革有很大的客观影响
冲诺贝尔奖像赌博，要保证成功率得有足够大的基数

时间不能倒退重来，所以楼主提的没有答案。

寻找张菁 发表于 2014-10-24 01:11
方励之在85年之后似乎就完全没有科研成果
去了美国也不行
精力完全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了
是啊
方励之这货其实是个李森科教徒，喜欢玩政治。

fyapply 发表于 2014-10-24 02:02
是啊
方励之这货其实是个李森科教徒，喜欢玩政治。
是否李森科不了解，就是感觉像何祚庥……
这种人可离炸药奖差多了
跟于老爷子差距也十足大

个人觉得，诺贝尔，毫无疑问。
于敏在搞核武器之前是搞恒星理论的。以同样研究恒星的方励之作为参考。方励 ...
我还一直以为方是文科生呢   囧

得不到国家资源的支持，最终一事无成

不可能。当年和于敏同一个专业的方什么鬼，同样是个大牛，但是最后沦落到去搞八平方，在学术上完全没法和国 ...
他没那么牛，虽然91我刚上那所大学时，老师还偷偷让我们用他写的力学概论。当时让他出去的条件就是别捣乱，之后乖乖的，也没有什么大成就。几年前，低调回中国过，仅此而已。

个人觉得，诺贝尔，毫无疑问。
于敏在搞核武器之前是搞恒星理论的。以同样研究恒星的方励之作为参考。方励 ...
比于敏差远了，即使从基础物理角度，方所做的工作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在天体物理方面并没有啥成就。不然方以那时的气候，早就得奖了。

前段时间好多人在网上写帖子“怀念”他

对了当时中科大的正校长也跑了，去了台湾
这是哪个位面的事情？从没听说过去台湾的啊。我91年去，校长是谷超豪。当年有名的一个是方，一个是温，温搞化学的，后来在华尔街搞金融了。这些人之所以有名，不是因为学术，而是因为学术圈有点名气又去搞政治。

bothofus 发表于 2014-10-24 07:06
这是哪个位面的事情？从没听说过去台湾的啊。我91年去，校长是谷超豪。当年有名的一个是方，一个是温，温 ...
你这个校友不合格啊，管校长虽然长时间不管事，但人家好歹也是你们的正校长

89后没几个科大人知道管惟炎的。

Angewandte 发表于 2014-10-24 14:08
你这个校友不合格啊，管校长虽然长时间不管事，但人家好歹也是你们的正校长

89后没几个科大人知道管惟炎的。

核弹紧紧腰带搞得起，基础物理真心搞不起，粒子加速机，粒子对撞机，各种显微镜，投入太巨大了，还出不了应用成果。真心搞不起。

核弹紧紧腰带搞得起，基础物理真心搞不起，粒子加速机，粒子对撞机，各种显微镜，投入太巨大了，还出不了应用成果。真心搞不起。

1980年，管惟炎转为中科院正式研究员，同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81年5月，52岁的他出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接替刚刚退休的施汝为。任内与中科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研究室室主任陈春先发生冲突，焦点是陈春先参与创建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春先就是第一个在中关村开公司的人，比柳传志他们都早。）
1984年9月至1985年4月，管惟炎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代理校长，1985年4月正式接替严济慈成为第三任校长，直至1987年1月12日。在这二十八个月中，中央几次试图为中科大任命党委书记，都由于安徽合肥太偏僻而无人愿来，导致中科大实行了实质上的校长负责制。与管惟炎搭档管理学校的第一副校长是方励之（1984年9月17日—1987年1月12日在任）。他们的改革主要有三点内容：校长负责制下的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1986年底，科大引发八六学潮。1987年1月管与方同时被中共中央免职。

物理所的老狗 发表于 2014-10-24 14:16
89后没几个科大人知道管惟炎的。
管校长本身也不管事嘛

其实管惟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出身小资阶级，从事地下工作，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满脑子的革命理想。然后革命成功后不当官，跑去学物理，去苏联取过真经，当了院士，是典型的“又红又专，理实交融”（中科大校训），被派去当科大的校长。居然在科大搞去行政化，搞校长负责制，踢开了党委闹革命，结果闹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出现了第二次的背叛。最后跑到了台湾，客死他乡了。

怀念管-惟炎
　　
　　沈君山
　　
　　管-惟炎先生首先是位学者；忠于所学的学者，也是一位中国智识份子；忠于中国读书人原则的智识份子，而且，我相信，他到最后还是一位原始的理想共-产-党-员；忠于原始理想（虽然他自己也知道那理想实践起来终究只是幻想）的原始共-产-党-员。
　　我第一次见到管先生是在1990年美国加州的浩然营，一个聚两岸精英于一堂的暑期研习营；1990年是第一届，那时六/四刚过一年，管先生因为支持方-励之和学生运动，从合肥的科技大学校长位上被拉下来，海外声望很高，而且确实学有专精，是理想的讲员，他正在朱经武实验室访问，我打电话和他连络，他说很乐意来，不过不愿意谈民运的事，这我了解，但他的专业学员们一定听不懂，商谈之后，选定了讲中国的科学和教育，这他当然是游刃有余，不过这不是一个刺激的题目，反应也就平平，但我看得出来，大陆的学员，无论国内海外，对他都很尊敬，私下我们也海阔天空的谈了很多，短期内，他大陆肯定是回不去了，我问他是不是考虑到台/湾，尤其是到清华来教一段时期书，他问了许多台/湾的情形，但最后并未置可否。
　　
　　回到台/湾不久，就听说管先生可能要来清华，国科会争取他来台最是热心，显然也有政治动机，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从德国打来的电话，说他考虑来台，不过不希望做“反/共/义/士”，不要做“政治”教授。我向他保证，若来清华，学校绝对以物理教授相待，外界的活动，若他自己坚持不参加，想来也不会有人勉强他。
　　
　　不久，管先生就来了清华，他的办公室在一楼，我的办公室在七楼，下班前后，只要他的房间灯亮，我又没有事，就去敲门，他若不忙，就坐下来海阔天空的聊。管先生是位传奇人物，十四岁做红小兵，很早就入团入党－党龄比江-泽民还早－从苏北家乡游击到东北，解放后在东北“干了一段活”（他自己的用语），调回北京，被选拔去苏联读书，应该算是“党”刻意培训的尖端红专人才，他在苏联追随卡皮查（Kapitsa，1978年诺贝尔奖得主），扎扎实实的读了几年书，回到中国，留在科研专业，当然也当上专业中的领导，一度是中科院的院长人选，后来去担任合肥科技大学的校长，那时合肥科大是并不亚于清华北大的顶尖学府，后来，前面也提起过，因为支持方-励之和学生运动，去职出国。89年秋，曾被海外民运人士推选为民运组织的领袖，但他并未接受，后来就来了台湾。
　　
　　管先生确实首先是学者，也极喜欢教书，和年轻人沟通。这对他去国后十几年的生活适应，有极大帮助。89年前后的大陆民运人士，流亡到海外，常常调适困难。他们言论生活是自由了，却远离了群众故国，“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他们拥抱了民主，但终究是马列极权教育下孕育出来，西方的民主并不是他们血液中的一部分。水土不服。很多人，极聪明优秀的，也要一段时间才转型过来。管先生是少数的例外，他从来没有完全脱离本业，因此也很快的就又回到干净明亮的科学殿堂，怡然自得的过他学者的生活，他并没有自我放逐，遗世隔绝，关心大陆，也关心两岸，偶而也写写文章，不过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做一个真正的“物理教授”。
　　
　　春去秋来，十几年过去了，管先生先退休，离开清华，到淡江教书，然后又回到清华做兼任教授。这期间有两件大事，是他很得意的，一件发生在六七年前，有一天，我走过他的办公室，那时因为担任行政职务，忙来忙去的，很久没见到他和他聊天了，看见灯亮，就敲敲门进去，才聊了几句，他忽然又神秘又兴奋的从皮包夹中拿出一样东西，说要向校长报告。我一看，原来是身分证，中华民国的身分证，他终于拿到中华民国的身分证了。那瞬间，他献宝似的天真喜悦之情，就像一个拿到毕业证书的中学生。
　　
　　另一件就在一年多前，有一天我收到系里的通知，说要办茶会庆贺管先生得“杰出教学奖”，系里过去也有教授得杰出教学奖，但多没有由系出面办茶会。可见系里对这次管先生的得奖有多重视。这确是不容易，杰出教学奖由学生推选，全校竞争，是清华最受尊重的奖项，管先生已经七十多岁，退休了再回来教书，只是和学生自然相处，不多活动，忽然得了这么个奖，系里和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给他办个庆贺茶会，是物理系的人情味和系主任的周到。那天我当然去了，好几位已退休的老教授也到了，管先生喜气洋洋，好像个新郎倌，到处打招呼，又拉着我和我照了好几张相。
　　
　　其实那一阵子，我们常见面，却不是在办公室，是在大操场。1999年我中风后常去操场散步复建，管先生也常去，两人就常碰上，我一跛一跛的，他倒走得笔挺，但两眼往前目不旁视，我不打招呼，他还看不见我，毕竟我们都老了。最后一次相见，也就在他出事前三四天，两人一边蹲躅着走，一边闲聊，他说他现在又不能回大陆了。
　　89年之后几年，六/四的事渐渐淡下去，因此出亡的人士也陆陆续续的回去。管先生在北京的朋友，让我传话给他，欢迎他用开会或探亲的名义申请回去，只要不公开不活动就可以。但管先生不愿意，要回去就公开回去，他没有错，不说平反，也得光光彩彩来个欢迎会之流，我给管先生说，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大摇大摆的回去，有人脸上就挂不住，人家在台上，你就让着点儿，可管先生不同意，因此有一阵就熬着没去，或许这就是中国读书人的原则（或者别扭）吧。后来，大概是一次超导会议，管先生以一个科学家的身分回去了，这是中性的，大家都可以接受，以后就常可以去，管夫人还在中科院工作呢。
　　
　　但管先生毕竟是管先生，一年多前他去北京，不好好在家里待着，却四处的走，人家知道，也没限制他，走着走着就到了合肥，和从前认识的学生教授见见面，人家也装做不知道，可管先生或许觉得这样还不够光明正大，就去找学校的党委书记，一个从前是他下属，有些过节的人。还要求和学生开个座谈会，其结果座谈会当然是没开成，那党委书记想想，管惟炎来找他，很多人都知道，管还是名单上的人，并没有正式拿下来，知情不报也不行，就给上报了。于是管先生就被劝着提前离开合肥，上火车后老觉得有人跟着，车到了徐州，果然露了面，是两个人，很礼貌也很客气，但说好说歹的要管先生赶快离开中国，不然他们不好交差。管先生和他们论理，可是他们只是苦着脸恳求，管先生倒同情起他们来，当晚请他们好好的吃了一顿，第二天第一班飞机就出来了。从此，再申请也拿不到“台胞证”，回不去了。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连载41）
第十三讲 中科院物理所的改革

·物理所改革
·周光召
·胡乔木、谷羽
·中国科技大学
·同步辐射加速器

Page 278

李：我是李雅明，今天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第十三次请管教授录音，管教授，请。

·物理所改革

管：今天我想讲一下我在物理所担任所长时的一些问题。那是在四人帮打倒以后不久，在文革期间派过胡耀邦，批邓时又把他打下去，第二次胡耀邦已经升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不可能再到科学院来，就派了李昌重新回到科学院。他是一二九学生领袖，念过清华大学物理系没有毕业，后来就到延安解放区，所以是老干部。他之前当过团中央的书记，又当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这次又重新被派到科学院。他到科学院以后，曾经到物理所提出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拉大差距，希望给研究人员的薪水猛提一下，但是遭到当时党政干部的强烈反对，一般的科研人员不能提，因为那时的经济情况还很差，不可能普遍都提，少数人先提的话，好像很不得人心，就如同在文革期间包产到户，农村一家一户的种田，已经被批倒批臭了，认为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刚开始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安徽、四川提出包产到户时，也是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因为万里魄力很大等于是蛮干，后来才被邓小平肯定，万里贡献很大，因为这样一来农村粮食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是非常有效的。同样的，李昌也是想要对知识分子再优厚一些，后来遭到反对，就没能成功。这说明很多正确的东西，在你的研究单位有很多庸人或有些人事、党政干部，互相介绍一些亲戚朋友，跟物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人，充斥在研究所里，相当多，加上大跃进时有一部分解放军，复员到物理所，担任见习员，有的担任党支部书记等党政干部，也有相当数量。这些人就制造一些舆论，因为这些人在所里要生存的话，必然创造一种哲学证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每一个研究室有一位党委书记，他是头，但是这个头平常在业务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一点都不懂，完全是外行，但是他又是领导，这样无法显出他的地位，所以这些人非常愿意搞政治运动，就是要无事生非，一搞运动，他们就有权威了。所以平常搞思想工作，每周还有思想汇报，挑人毛病，被挑的人不服气，就争论起来，越争越厉害，就制造是非。这些人极力反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如果要改善，得连党政干部一起，当时阻力非常大。

另外是关于出国的问题，我们比较开放。李昌来了以后，觉得原来的所长八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实际上不能管事，但是大陆也没有任期制度，等于终身制，其他的单位也是这样，不可能把他弄下去。他到西德考察，Max Planck固体研究所，很有名的，我在那也待过，实验室的装备，仅次于贝尔实验室，关于凝聚物理方面，这个研究所里面有十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的主任轮流当所长，一个人当一年。同时那个大楼里有一个金属研究所，那个所长也是老得不得了，就是终身制的，所以德国的制度是多元化的，各个不同研究所都不一样。李昌回来以后就想出用这样的办法，任命四个人作副所长，包括我在内，但是把我确定为执行所长，准备要轮流，但是后来也没有轮流，就把我正式任命为所长，这是一九八〇年的事。其实在这以前，文革以后，我也是实际负责物理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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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记得您刚回国是一九六〇年，那时是助理研究员，什么时候升成副研究员？

Page 280

管：副研究员是在一九六六年，就是文革要开始的那一年，到文革以后就完全停止升级了，十年中间没有任何人可以升级，连教授的称号都取消了，我转为正式研究员是一九八〇年，四人帮打倒以后，同时在那一年我就是所长了。也是在一九八〇年被选为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那是要经过选举的，现在改名为院士。

李：物理所那时有多少人？

管：在我开始当所长时，可能一千人左右。

李：这一千人里面，真正研究物理或跟物理比较有关的，大概有多少人？

管：可能有四百多人。另外一部分技术人员和工人，这也是必要的，可能将近有一百人左右吧，也就是说大约有一半人可能是不合格的。在我担任物理所长以后，就做了比较重大的改革，这个改革在中关村也有震动、有影响。现在不是讲下岗吗，比下岗好一点，把一部分人挂起来，薪水照发，但是你没事了，当时我们哪有魄力让人下岗，社会主义是铁饭碗，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一个人赶走。但是我就说把他们挂起来，原先每个研究室有一个支部书记，支部是党的组织，我们也能取消，就把研究室取消掉，直接由所来领导的各个研究组。确定所的编制，分成四十几个研究组，首先确定四十几个组长，有学术委员会来讨论，每个人都有权利申请担任组长，因为那时大陆人都没有学位，极少数的人是在解放初期在外国拿到学位回国的。申请的人必须提出课题，然后在学术委员会里论证，最后确定四十几个组长。由所里提供编制即每个组长可带几个人，其他的人就可以向这些组长申请，组长可以挑选研究人员，研究人员也选择组长。原先都是服从组织分配，每个人要换单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给全所编制的数目，比所内现有人数少将近一百人，换句话说，有一百人会在所内找不到位置，我们是故意这样，这一百人就挂起来。薪水还是照发，但是在所里就是没事，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办公室。这个措施在当时，如果没有很大魄力，是没有办法做的，搞得不好如果有人跳楼，我就完蛋，批评的人当然也不少。当时有一个好处，科学院办了一个工作组，卢嘉锡是院长，这个人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很不错的，他好像还是台湾人。他派了一个工作组，方案是我们提的，这个工作组研究了以后，表态支持我们的做法。我们是试点单位，原本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是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物理所和计算所改成所长负责制，党委只是监督保证，只能监督不能下命令，还要运用党的力量保证所长提出的任务，削弱党在研究所的地位。大陆跟台湾不一样，党委也是拿国家的薪水，在大陆各单位都有党的组织，拿薪水是理所当然。物理所改成所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就不需要党委的讨论，我就可以做决定。另外把组分成A、B两种，B组表示组长、课题弱一点，经费、编制就有差别，每年要重新评议一次，A组如果表现不好，就降为B组，反之，B组如果表现好，就可以升格为A组。这样搞了以后，那些被挂起来的人就待不住，当然他们是怨声载道，很有意见，他们就自己想办法找地方，陆陆续续走掉了。后来我们总结经验觉得这样做很好，原本李昌提出说把这些人交给北京市去分配，北京市也不愿意。那时没有别的单位这样做，我们第一个试点单位大胆这样搞。我们后来发现，组织分配反而不好，他自己去找，一定会找一个他比较满意的地方。第二，过去很多人譬如住在东城，他要跑到西城来上班，他自己找，可以找一个离家近的。他们那些人根本没什么专业，到哪工作都可以，他自己找，比组织分配乱点鸳鸯谱来的好。基本上这些人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都消化掉了，我们坚持把他们挂起来。现在比我们那时厉害叫下岗，可能有失业救助什么的，我们那时叫挂起来，让他们自己感觉难受。

Page 282

李：这个做法是完全你自己想的，还是也参考国外的经验。

管：当时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在苏联的话，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按劳付酬的原则，知识分子待遇就比较高，而且，像卡皮查也讲过西方学者都羡慕他们，觉得苏联的教授比较好，因为苏联只要是教授的话，就是铁饭碗，西方有的研究员并没有那么稳定。苏联真正是按劳计酬，所以大家还拼命，做得多薪水就多一点。中国是吃大锅饭，有很多不学无术、无所事事的人在里面，就制造一些舆论，让你上不去。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现在物理所还是分A、B组，因为继任的所长杨国祯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他贯彻得很彻底。现在物理所在凝聚态物理方面，在大陆是第一名，他做了十四年，我只做了四年就到科技大学去了，他做得相当不错的，而且那个所里收入相当高，比北大、其他地方都高。

李：是有一些其它的补助吗？

管：现在大陆的制度大大的改善了，假如你申请一百万经费，你可以从这一百万里提百分之十放自己腰包，这样就有些组收入很高。原来我在时，一直到我离开，我的工资是二百多块人民币，完全固定的，现在一般大学教授，像北大可能是两千人民币左右，但是物理所的研究人员可能拿到六七千，差别就很大了，原因是他有办法，国家给的钱还是那么多，但是如果有额外的方法可以搞钱，就可以抽成，从这些研究经费里提百分之十，这百分之十不一定完全进组长一个人腰包，组长有权可以分配给下面的人，这个弹性很大的，甚至说大陆现在比台湾还要资本主义。住房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后来科学院盖了一些房子在中关村，逐年有一些人可以改善，完全按照工龄、职级分发，这样一排，知识分子不一定能排得上。我就利用所长的职权，争取了二十一套房子由我来分配，这个也是很武断的决定，其中只有一套是分配给一个特别技术很强的工人，其他二十套都是给了知识分子，副研究员以上表现比较好的。当然那时我也很忙，因为大家都要来找我，挤破了头，因为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房子。我的意思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纠正一下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那种东西，来扩大一点差别，就是像邓小平后来讲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那个精神。李昌原来就想推动，后来没成功，我在的时候还没办法改善工资，都是固定的，分房子我把权卡住了，这个争议性也是很大，知识分子都很支持，党政干部当然都很反对，所以从党委书记起，历来跟我都是有矛盾的。另外我还作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当时并没有周休二日，只有周休一日，甚至文革期间连星期天都要搞运动，文革期间每天都开会，早请示、晚汇报，真正做业务的时间很少，平时也是开会。后来邓小平提出来保证六分之五，就是六天工作日至少有五天是搞业务的，一天是搞政治运动，这在其他国家来讲也是很不可思议，哪有非要一定挪一天出来搞运动。文革以后，大家思想开始活动起来，这一天的政治学习并不能达到上面要求的效果，反而是大家发牢骚，传播小道消息，并没有像要求的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或中央文件、统一思想等等，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样只是白耽误时间，有些人想做研究的，时间也都耗在那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夫妻俩口都工作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决定星期六下午自己回去自习，这也是我的一项改革。我当时的想法是，有些研究人员可以利用星期六下午洗洗衣服、买菜啦、做点家里的事，星期天还可以回所里做点研究。真的想干活的人还是有，不像现在，周末没有什么人工作，所以我们这样反而有利于工作，星期六下午虽然说回家自习，有的人也是回到所里搞业务。这几项改革，当时中关村其他研究所的人也纷纷到所里来取经，有的也打算要这么做，但这是比较大胆的侵犯了政治工作。后来杨振宁才会认为是因为这样才提升到科大当校长，实际上并不是。当时海外的科学家也很关心大陆内部事务，尤其是物理界的就会关心物理所，听到这样的事也很高兴，他们当然赞成这样改革。现在来看，效果很好，物理所的工作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好。研究室这一级取消了以后，党支部的作用就削弱了，我们无权取消党支部，所以还是若干研究所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党支部，但是业务都是归组长管，支部也没什么事，原本研究室的室主任也是在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干脆把室主任取消了。这件事在当时来讲是有争论的，院工作组是支持我们的。周光召原来是在二机部，调到科学院，二机部原来的副所长是钱三强，正部长是一个老干部宋任穷，周光召是钱三强的嫡系。二机部是制造原子弹的，他在二机部的九院，真正原子弹之父是彭桓武，主持工作的是邓稼先。钱三强到科学院当副院长，就把他调过来，后来很快他就升任为科学院副院长，而且分管我们所。我第一次跟他发生矛盾的原因是，他召集各个所教育处的处长开会，教育处是管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收研究生的办法是出广告，某某研究院要收几个学生，是用个人的名义受学生。大陆在文革以后恢复研究生制度，文革中间完全停顿了，恢复研究生制度以后，大家都用个人的名义去召集研究生，七十八、七十九届应考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十年左右都没机会进城。十年里陆续毕业，所有优秀人才都集合在这一年里头一起来考，等于是好的里头再选好的，大学招收的学生也是七十八这一届最好，十年储蓄起来自学的人。招研究生就每个人规定考试科目，那年我记得报考我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很少。报考我们那个老所长，虽然他不管事，挂名跟另外一个人联合招生，有三百多人报考，当然也有可能他的名气比较大，最后考完以后，我的二十几人里有十几个人合格，他的三百多人最后却没几个人合格，原因是我要考量子力学或统计物理，他规定了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是一二年级的课，所以学生看他的科目容易，就统统报名到他那里，而真正敢报名我的人，都是比较厉害的。最后我不能收那么多，虽然有十几个人合格，但是我只能收两个或三个，其他合格的就再转给他人。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叫周大伟，他是蒯(kuai3)大富的哼哈二将，蒯大富就是红卫兵四大领袖之一，他报名考我的研究生，考试以后他没有被录取，我录取的人也无法全收，譬如我只收三个人，剩下的也转给别人，有的人是抢研究生，他招不到研究生，当时磁学研究所有一个人想要周大伟，但是他考试成绩不合标准，因为判题是他们自己的人判的，他们就说他们判错了，所以就把成绩改了，变成合格。后来我想肯定是有问题，我一气就说，既然合格，那我就要了，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蒯大富的左右手，后来，这个人也出国了，要出国当然得我同意才行，我还是同意了。那时审查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分成三种人，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继承那是搞政治运动时的做法，虽然邓小平已经出来，比较好得多。就是要清理文革时四人帮的走狗，像蒯大富者这样的人，因此就分成三种都是有问题的人，周大伟就是属于这三种人之一，应当要挨整，但是他已经到美国，现在也一直没回去。当时政工人员就来找我，说我怎么把他放走了，是我同意的，党政干部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整我。我就说，我是他的业务指导的导师，政治审查是你们审查的，是你们有问题没有审查出来，怎么能怪到我这来，后来就不了了之。

·周光召

各个研究所有一个教育处，就是管研究生的，周光召就召集三十几个研究所的教育处人员开会，因为当时对我们的改革议论很大，他是副院长，在上午开会时他有个讲话，就认为物理所这样搞法可能有问题，打了很大的问号。但科学院工作组已经表示支持，工作组也是院里派来的。他讲以后，三十几个研究所的教育处人员，原本大家对物理所的做法本来就已经有争议，一听他这样讲大家都有不同意见，中午休息时就要求把讲话录音，回去口头传达，传达错了，那影响很大。后来他不敢录音了，但是人家要求回去传达，不是转述，要你的原话。结果他把这段话抹掉了，再让大家录音。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太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那个教育处长，回来就跟我讲，然后也传到下面去了，下面的人本来就有一些反弹，听到院领导好像也表示反对，我就受到更大压力。后来我就去找周光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说第一个你应该先跟工作组商量一下，因为院里派来的工作组支持我们这样做。第二，你当然有权认为这样做不对，但是我跟计算所都是所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你应该先找找我来谈，你不应该先到底下教育处长来谈，等于是发动底下、中间的人来攻我们，那就是文革的做法，人家说文革是“爷爷领着孙子闹革命”，譬如说赵紫阳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如果上面的人认为他有问题，就把赵紫阳找来撤他的职才是，你也不跟他讲，反而在底下发动红卫兵，让红卫兵造反，然后慢慢把他打下去，揪来揪去，有的不知道的还保他，形成两派，为什么要这样搞。我是共产党党员你是国民党领导，我才在底下闹革命，然而你是自己的人领导，中间的人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发动底下的人去闹革命呢？这等于是江青的搞法。另外计算所的所长也对他（周光召）有意见，不是这件事，是另外的事。他有个很大的功夫是遇事他不表态，他不讲话，也不说你对还是不对，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非常喜欢向万里、方毅这样的干部，以后我再讲万里的事。方毅譬如说，我当了裤子也要把科大加速器搞上去，这样讲话讲错的话人家能抓得住，他敢表态，像他到西德去当场就答应洪堡基金会。周光召就是不表态，我们也没有办法。后来我下台的原因，从内部来讲，实际上就是周光召，这只是第一次和他打交道的过程。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是郭沫若，创办的时候，还有一首校歌是他写的歌词，现在学校还有他的铜像。郭沫若主要是文学家，但研究过甲骨文，也可以说是科学家，第一任的科学院院长兼科技大学校长，他还是人大常委的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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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当初怎么会找他来当科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文人。

管：他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也算是科学，就是研究考古，后来方毅也当了科学院院长，那更不是科学家。那是大陆外行领导内行已是规律了。文革以后郭沫若去世了，严济慈担任科大第二任校长。严济慈还是科学院主席团主席，也相当于郭沫若的院长，也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年纪很大了，他是法国科学家朗之万的学生，也是法国科学院的海外院士，他每次都跟我提起这件事，因为卡皮查也是海外院士。如果接待外宾跟他一起的话，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你都不用插话，他全都包了。科技大学成立第一年，讲普通物理的是严济慈和吴有训，他写过普通物理的教科书，他们两个讲普通物理，教室都是满座，而且有很多人旁听。后来严济慈九十多岁了，就需要找一个年轻的来更替，当时听说周光召想要自己去兼任，严济慈反对，说如果要兼任，还不如我兼任。科技大学的前两任校长，说实在的并没有在学校管事，像郭沫若自己的事情忙得很，严济慈年纪很大，也不可能到学校去。但是他们的作用非常大，有什么问题无法解决，他们只要在上头说一句话，或写个条子，就可以打通。所以教育部对这个学校也没有办法，虽然名义上教育部也管我们，但是科学院有很多事情，譬如说，办少年班、五年毕业、或者其他制度跟别人不一样，教育部有的不同意，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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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行政上科大属于教育部，也属于科学院？

·胡乔木、谷羽

管：对，党组织还属于安徽省。依中共中央规定，任何中央党委在地方上都要一元化，所以我们有三个“婆婆”，一个教育部、一个科学院、一个省委，三个都是我们科大的上司。后来找来找去找到我，但是我一直在北京，科大从文革时期就已经搬到合肥去了。科技大学在北京，第一届时，我刚从苏联回来不久，我在科大时给高年级生上过半年低温物理，所以我只有半年教书的经验。科大的三年级升到四年级时要选专业，各个研究所要派人去介绍自己的专业，让学生了解，我就负责介绍低温物理，那一届的物理系，低温物理的专业是最好的，那一批学生在科大里确实也是最优秀的。后来我就跟科大没有关系了，因为它搬到合肥那么远，就没法有什么关系。

李：科大搬到合肥是那一年？

管：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所以可能是六九、七〇年左右的事。科大学生五年毕业，有一年要在研究所做论文，有些人就到我们研究所做论文，有这样的关系，跟学校倒没有直接的关系，文革以后，我因为是在研究所曾经兼任过科大的副系主任，说实在是挂名的，主任就是我们的所长施汝为，那是文革刚结束，我们还到科大去过一次，是李昌带队，把我们这些研究所的人，统统都挂名到科大的系里面，人却都在北京，科大那里当然还有一个副系主任是实际管事的。所以科大的系主任都是了不起的科学家，但是实际上都是假的。万里当时是安徽省省委书记，他在安徽搞包产到户，当时安徽下面的干部对他反映很强烈，觉得他这个人霸道不讲理，蛮干，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不错。就像我在物理所也是蛮干，因为你不蛮干不行，吃大锅饭那些人的哲学，你得把他顶住。万里接见我们，跟我们一一握手。他还问我多大年纪，我说五十，他就说“正当年”，意思就是正好可以干活的年纪。他对方励之很了解，因为方励之一直在科技大学。还有温元凯，万里也支持他搞教育改革。温元凯的教育改革，主要是跟外面的产业结合，这一方面是万里比较欣赏、支持，但是何东昌（教育部长）是一直打压、唱反调。后来就任命我去科大，但是安排了五个副校长。副校长就各人分管一些事，另外学校还有党委书记，实际上是第一把手，有两个副书记。还有党委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集体领导，校长要听党委的决定，重大的事情都是党委讨论决定后，校长去执行，这叫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当时决定我去当校长时，另外五个副校长，都是原来学校的人，五个人在提名当中，两个人是有争议的，一个就是方励之，一个是包忠谋，包忠谋也是西南联大的，也是党员。当时科学院有一部分人同意，但是也有部分人像谷羽（编注：1918-1994，本名李桂英，安徽人）就反对，这个人是胡乔木（编注：1912-1992，本名胡鼎新，江苏人）的老婆，胡乔木原来是毛泽东的秘书，人家说“邓小平拉二胡”，一个是胡耀邦，另一个就是胡乔木，也就是邓小平最得力的两个助手。胡乔木曾经是中宣部副部长，是大百科全书主编，还担任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主任。这个学位评议委员会分若干个组，我是物理组的召集人之一，召集人共有四个人。大陆很多人的名片都写上博士指导教师，这个博导就是要这个委员会最后审查。譬如像安徽省的大学，先送到安徽省审查，再报到国务院，物理方面的，就由我们这个组来审查。胡乔木是头头，我根本没见过他，等于是挂名的。他的老婆也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当时可能有七十岁左右，这个人不学无术。她到科学院的时间很长，在文革以前担任过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但并不懂新技术，是一个完全的党政干部，她很霸道，科学院很多人都拿她没办法，因为她是胡乔木的老婆，所以大家都不敢得罪她。当时胡耀邦已经是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经通知科学院，因为那时提出干部要两个化，一个是专业化，另一个是年轻化，谷羽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一方面年龄早就超过了，另一个方面她根本就没有专业，所以中央组织部曾经告诉科学院党组，能不能动员她退休，叫她自己退下去，比较好看一点。科学院党组没有人敢去跟她讲，怕一讲以后得罪胡乔木。谷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对方励之，也可能是胡乔木反对方励之吧，因为方励之在文革后讲过“马列主义过时了”这样的话。在反右时，本来是预备党员，撤销预备资格，他的夫人本来是正式党员，被开除党籍。他本来是分配在原子能所，后来认为他政治上有问题，转到科技大学去。科技大学当时的党委书记叫郁文，比较开明愿意要他，所以科技大学收罗了一批学术上相当不错，但是人家认为政治方面不好的。谷羽当时就不同意这两个人，她也不是院党组成员，那是在科学院的身份是顾问，已经不是正式的职务，但是她说话别人不敢不听，所以这是科学院党组就跟我说，没办法。有两种意见，既然由我担任校长，就由我做最后决定，把矛盾推到我这来。当时我是说，这五个人我都不了解，院党组书记就说，那你到合肥去一下吧。当时大家也还不知道我要当科技大学的校长，我就用物理所所长的名义去访问，私下了解了一下。包忠谋是负责同步辐射的，大家对他反映很好，没有理由不让他当副校长。当时谷羽看中一个姓李的，不是科大的人，很会拍马屁，想要把他调进来负责这个事，包忠谋不善于逢迎拍马，所以谷羽就不喜欢他。大家对方励之印象也不错，唯一有顾虑是他是学理论物理的，过去没做过行政工作，怕他没经验，只会纸上功夫，不会管事。后来我也找方励之聊了一下，觉得好像还可以，所以回去以后，我就决定这两个人都可以，这就得罪了谷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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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副校长是谁提名的？

管：是院党组提名，包括校长也是他们提名的。这不像这边还要教授讨论什么，完全是黑箱作业。当然他们也有派人到科技大学去了解。

李：有人以为你是因为物理所进行改革，才被提升为校长，你认为不是，那您担任校长当时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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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大学

管：因为当时的改革，也没有人认为一定是很好，所以反对我的人就说，我是在物理所搞不下去了，才被弄到那里去，这也不对。因为在物理所也没什么搞不下去，当时反对的主要是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都很赞成的。到了科大以后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我去以后，党政干部肯定是不欢迎，最后就拍板定案。那年夏天我到德国的Max Planck固体物理所待了一段时间，有一位教授请我去。然后又去了意大利，就是第三世界的理论研究中心。再去丹麦，参加一个北欧的学术会议，回国以后就去了科大（一九八四年九月）。到科大以后，加速器要开工动土了，这个加速器和北京的高能加速器，都是谷羽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北京那个还是邓小平亲自挖第一锹。我们合肥这个加速器，也是国家重点项目，要什么东西，经费都是国家保证的，组员由我、安徽省的副省长、科学院合肥分院的院长。可是成立这个小组后，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组长不召集我们也不能开会。那年加速器要动工了，声势很大，譬如严济慈来了，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胡启立也来，省委书记、科学院党组书记。谷羽是领导小组组长，当然也来了。在我去科大前，学校里头原有党委书记叫杨海波，他在文革前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嫡系。后来杨海波就升任安徽省省委副书记，不再兼学校的事，学校没有书记，就让我代理书记。在我整个任期中间，始终没有派书记来。

李：那你变成第一把手。

管：我一直是代理书记，不是正式书记。原因是全国有十个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科大，校长跟党委书记是要中央组织部任命，中央组织部一直没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所以就一直悬在那里。像我的担任校长，是赵紫阳的任命状，任期是五年，我没到五年就下去了。谷羽要来以前，我们另外两个副书记，就跟我讲，说她以前来过，架子很大，你必须要到火车站去接她，不然她会有意见。我当时就把这副书记批评了一下，我说她是延安的老干部，是老八路的作风，那有像你这样要讲排场，而且中央那时刚好发表一份文件，就说邓小平不管过路到哪一省都不要你去接，所以我说连邓小平都不要人接，为什么谷羽就要人接。我这个人比较天真，就像我到苏联人家跟我说苏联有小偷，我还批评他们。正好那天临时又有事，就没去接，谷羽到了以后，我们有人接待她，把她送到稻香楼，合肥市最好的宾馆。谷羽就发牢骚说你们这个新的校长，架子真大，意思就是没去接她。我也没怎么注意，只觉得这个人不大对头，不过也没理她。

我现在插另一段，说明当时省委的水平真的是非常低，安徽省当时的第一书记叫李贵鲜，他是留苏的，是大学毕业生，没有念研究所，后来在东北工作是跟李鹏很好，所以李鹏上去以后，就把他提拔到安徽省第一书记，实际上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次，因为他领导我们，水平很低的。后来六四前后升任为中央人民银行行长，更荒谬了，确实搞得很不好，已经下台了。我去科大后想改善一下知识分子的待遇，觉得学校有一个总机，我就想给副教授以上的教授家里都装一个分机，这样互相联系都方便一点。装了以后门数变多，总机也要稍微扩大一点，改装了以后，第一天通话，打出去电话没问题，外面却都打不进来了。我就问副书记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必须要出面请客，请电话局的领导、处长等，这样才能打通，就是这样的风气。后来我说这样怎么行，如果是别的机关还可以，我们是教育机关，校长每天还要跟学生讲马列主义，怎么反而自己请客送礼来解决问题，以后怎么讲呢？所以不能这么做，不这么做电话又不通。后来省委要找我们开会，打电话通知我们打不通，省委只好派了一个人来批评我们，说我们值班的人怎么都不接电话，我正好逮到机会告一状。我说因为是第一天新总机运作，连不该值班的人都去了，不通的原因是没有请客，可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不能请客，如果因为这样请客，以后怎么教育学生，不能讲假话。他们没办法就回去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但那个书记，就跟我们的人讲说，看来你们新来的校长不会办事，办不了大事，专门在小事上计较，请一下客有什么关系呢。这跟我年轻入党时的理想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在学术机关工作，不知道地方基层全都在搞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后来回到北京，洪朝生就问我去合肥有什么感觉。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他（并不是党员）就说哪有这样的省委书记，应该开除党籍。后来这个书记没被开除党籍，反倒是方励之被省委开除党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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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有一个职业病，因为长期跟年轻人打交道，自己当过学生，大学又念了七所大学才毕业，后来在研究所也一直收学生，所以有一个“职业病”——特别袒护学生。因此对天安门事件那样对待学生，很不能接受。在科大时，因为科大根据国家规定，在淮河以南冬天不能安暖气，但是冬天实际上很冷，手都伸不出来。后来我们学校自己筹了一部分钱，可以安暖气了，我当时就决定先给学生宿舍装暖气。老师家里都还没有（暖气），所以有的老师就很有意见，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家里有小孩的话，如果你很穷，有一点钱可以买点好东西，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这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我就用这个办法来说服他们。我当时到科大时，学校给我安排了五间一套房，我很快就说，我不需要那么多房子，空在那边没有用，就改成一个里外两间的套房。学校在我去那段时间争取到很多经费，因为校长的责任也就是这样，捞了很多重点项目，包括同步辐射加速器，也开始盖了很多新校舍，现在叫西区。原来科大从北京搬到合肥时，是把原来的安徽师范学院撵走，把师院的房子占了，师院就搬到芜湖去了。原本师院的规模并不大，我去了以后就开始扩大校区，离原校区有段距离的地方，叫西区，重新买了地，争取很多经费，盖新校舍。当时我们确定一个方针，就是行政大楼包括校长办公室，因陋就简，不要重盖。先建学校的教学、实验室或学生、老师宿舍，行政楼就保持原来简陋的作风。现在不是，我去年去的时候，已经盖了一个很大的行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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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那时有多少学生、教职员呢？

管：学生大概是四千人左右，研究生占一千多，研究生的比例相当高。教职员大概有四五百人。

李：这比现在的清华（编注：新竹清华大学）稍微小一点。

管：对。现在台湾很多人都有私人轿车，那是大陆根本没有私人车，学校里当然会有公用车，车子始终是上海的国产车，省委啦，其他地方官僚是开进口车，起码是日本车。不过那时候的车进口税很重，一辆车相当于一栋小洋房的价钱，所以街上跑的车，就像一栋小洋楼在街上跑，老百姓看了很眼红的。可是另一方面，合肥的小学、中学校舍，有的连玻璃都没有，合肥虽然不像北方北京那么冷，可是冬天也差不多，可能冷的时间短一点，夏天也非常热，冬天又非常冷。所以中小学教师，冬天的时候手指头都伸不出来，冻得没法写黑板。可是省委书记却开着那么高级的小轿车，住的条件又非常优越。我当时有一条罪名是“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我觉得，一个讲政治课的人，怎么能把现实讲得天花乱坠，让学生觉得你很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万能的，不是说你实际上贪污、乱七八糟，再讲得天花乱坠，人家就会觉得你好，所以应该是要配合，实事求是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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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头我们办了五个食堂，科大食堂办得好是有名的。这五个食堂有竞争，通用饭票，五个食堂学生任意选择，因为大陆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招标外面的厂商进来办，大陆是学校自己办，所有的事情学校通包，学校等于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当然效率会不高。我们用这个办法，哪个食堂办的好人就多，不好的自然被淘汰，这样就有竞争，食堂办得好就会比较好，连外面来出差的人都称赞。我们自己也在食堂吃饭，本来学校有安排小灶给我们校长、副校长、书记，我们就只用来接待外宾，平常也在食堂跟学生一起吃。司机对我的反映是，觉得我不像一个校长，像生产大队的队长，就是没有架子。所以谷羽这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大架子，还要人家去接，不过这个人实在是瞎胡闹，她因此对科技大学有意见，也对包忠谋管同步辐射的人意见很大。越是这样我们越想去了解，因为包忠谋这个人，底下的人对他的评价都很好，认为他带头干活，而且又专业。但是人家认为他这种人是“旧人员”，在中共那时始终对国外回来的人或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人，总有看法觉得是旧人员，像我这种人没问题，虽然我的出身也不好，但是别人看不出来，也不揪我的底细。所以我到那地方倒是有个好处，我两边的人都能镇得住，一边是教授，一看就知道我是学物理的人，另一方面党政干部也拿我没办法，因为我的资历不会比他们低。当然更老的干部，想原来物理所的书记，资历当然比我深，但是一般像我们学校，下面的复员军人，他们肯定都比不上我，所以我两边都能压得住。但是通常领导都希望下面有一定的矛盾，然后他在中间才能压得住。譬如说邓小平，为什么他改革开放用胡耀邦、赵紫阳，但另外彭真、胡乔木、陈云这些人他也要保留着，他保留的意义是，这样他在上面两边都驾驭得住。如果把那些人都去掉，剩下胡耀邦、赵紫阳或年轻的，他未必比他们更能干，但是胡耀邦、赵紫阳去管陈云肯定管不了，非得要像邓小平这样的老资格的才管得住。所以我其实在共产党这么多年，我并不是不懂，要像保住官的话，我有的是办法。当然我是有点天真，因为很长时间，我总觉得共产党是讲理的，这就是我最天真的地方。所以在学校里头，这两派一直是彼长此消，互相在权力斗争。在我还没去以前，严济慈是校长，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出面，不管事，学校的书记是杨海波，杨海波这个人也是不管事，是个老好人。当时有人反映，有人晚上去他家里找他，他也接待。大陆领导真的不一样，白天黑夜都有人找你，我刚才讲当物理组的召集人，就好多人找，就是要说下面怎么不公平这些事，这种事找到家里来的人多得不得了。晚上人家找杨海波，他也不得不接待，但是他一面看电视，一面听你说，人家就认为他是官僚主义，态度不热情。那时下面有几个副校长，其中有两个是老科学家，一个叫钱临照，另一个是杨承宗，他是留法的，另外有两个老干部副校长（我当校长时老干部副校长都没有，都是学术方面的），一位姓马，一位姓卢，这两个人是死对头。老干部跟搞学术的两方又争权夺利，杨海波不太管事，所以整个领导班子处于瘫痪状态，我去了以后就完全换掉了。

李：是您去以后才把他们换掉，还是之前就换掉的？

·同步辐射加速器

管：我去之后才换下来。我去以前，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被换下去，所以其中有些人知道我要去当校长，还到北京来找过我，都是互相在攻击对方，希望我去以后会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后来决定把他们全部都免掉。我上任以后他们就都免掉，换上来五个新的人，但是他们仍在学校里头。一般来讲，新校长上任应该会找旧校长、老干部请益，我一个也没找，因为找他们一问，他们就会讲一些事情，另外一派人反对的，你不按照他们建议的做，他们对你就有意见，自然就卷入那是非里。所以我采取的方针根本不理他们，新的班子自己来搞。

谷羽她想把我们的同步辐射加速器砍掉，她带了章综（也是学物理的），与几个人到西德参观柏林跟汉堡的同步辐射加速器，回来以后就写了一个报告，认为科技大学的同步辐射没有必要再建了，高能所有一个就够了。正好那一年，国家一百五十项建设财力不够，发了一个文希望能砍掉一些，一般很多单位都是不希望被砍掉，还去力争的，科学院自己的提出来说要砍掉，那计委当然很高兴。我们也不知道她要砍掉，因为她在北京直接写报告党组转中央，说不要做了，要砍掉。要砍掉的话，按理来说我们领导小组应该要开会，但是她始终没有召开会议。她就写报告让院党组成员传阅，因为不能每天都开会，院党组的人都不敢不同意，只有卢嘉锡院长去意大利访问不在，还等他回国后签字就定案报上去，这是我们同步辐射派了两个人到科学院找谷羽签字，我们要买仪器需要外汇。这两个人找到谷羽以后，她就大发牢骚，你们这个同步辐射根本就不应该做，之前已经浪费很多人民币就算了，现在怎么又要花这么多美金，她忽然说她以后不管了，你们以后有管校长管。我听后大吃一惊。那时同步辐射还提出一个口号是政治任务，因为大陆强调政治任务，就是和台湾比赛，我们见同步辐射里面有几个专业人员很厉害，斯坦福都想用几千美金的薪水挖他们过去，他们都很想去，因为薪水跟大陆比那简直是不得了，我们就用政治任务硬是把他们压住，不让他们去。现在说下马，他们当然就要走了。为了建这个加速器已经作了十二年预先研究，还在北京开过一个四百人学者论证会，王淦昌主持的。这个会议方毅、计委主任、胡启立、严济慈都出席了，论证的结论是方毅说他当了裤子也要把加速器盖起来，这么严肃的论证，当时我是物理所组长以“用户”的身份也出席了这个会，怎么能这么随便说砍就砍呢。这两个人一听愣住了，我们那边热火朝天努力地做，你怎么说不做就不做，而且谷羽发牢骚说她领导小组组长不干了，你们有什么事不要再来找我，你们有管校长管。我们科学院机关秘书室，也有我们科大毕业的学生在那里工作，看到这个下马文件，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一听这不得了，也没开会怎么就说要下马，我当时非常生气，就赶回北京，要跟院里讨论这件事。我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打电话给党组书记严东升，他当时正在开会，我说不管，开会也要出来接这个电话，他的秘书以前当过我的秘书，就请严东升出来接电话，我把严东升大骂一顿，批评他太没原则，随随便便就签字，也没告诉我们，我们还在那热火地搞，究竟是什么道理。他当然没什么道理，电话讲了有半个多小时，后来他的秘书跟我讲，他说他长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人这样教训过他。我就一个一个找那些党组成员，他们都不敢得罪谷羽，我一想这事情不对头，再等卢嘉锡回来一签字就完蛋了。上面本来就希望能砍一些预算，人家都赖着不肯砍，你现在愿意砍，当然很容易就批了。我就想要找方毅，因为方毅当时说他就算裤子当了也要把加速器做起来。那是方毅刚好腿骨折没上班，在家里，我就跟他秘书讲，我有非常要紧的事，非得见他不可。后来方毅同意在他家里见我。他住在中南海里头，我原先不知道。到他家里去我就把这事情一说，我本来想提醒他当时讲过的话，当时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说如果国家真的没有钱了，我们宁可挪用学校其他方面的经费，省一点，也要把加速器搞上去。方毅当时是科学方面最高决策（科委主任）也是政治局委员，他说加速器绝对不能下马，很明确。而且他还说胡乔木这些人，专门给人家打棍子，蒋南翔、何东昌是花岗石脑袋，怎么办教育，这样我就安心了，这件事刹住了。后来卢嘉锡回国，我也去找他，他说，就算你没来找我，我也不会同意。他跟方毅两人是表兄弟，可能方毅跟他已经说过了，所以他也不会同意，就这样把这件事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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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政道想在Brookhaven开一个三家同步辐射的学术会议，就是台湾的同步辐射、北京的高能所一机两用、还有我们，他是好意想拉近两岸的关系，但是在台湾开也不对，在大陆开也不是，所以在美国开这一个会，确实也成功了。除了这三家，另外也请了美国的同步辐射方面的人，一起参加这个会。这个会议决定大陆去二十五个人，台湾我不知道去几个人。二十五个人是高能所去十五个，科技大学十个。十个人里面，因为我们加速器的分支很多，如果每个分支派一个，有点不够，结果科学院还把这二十五个名额抽走十个，按比例科技大学就只能去六个了，科学院的十个是谁去呢？就是谷羽，还有谷羽的秘书、张百发（北京市副市长）、周光召这些人去了。觉得很奇怪，学术会议这些人去做什么，下面当然意见很大，趁公费旅游，花国家的钱。后来我们这边加速器的人就说，既然这样，反正六个名额也不够分，就让我也去，虽然我不是搞加速器的。而且谷羽去了，如果她在会议上乱讲又把我们砍掉了，为了保险起见，就帮我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但是我坚决拒绝去，就浪费了一个名额。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是管这个的，但是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我去做什么，这毕竟是学术会议。开会的时候，像谷羽他们这些当然就打瞌睡，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后来参观的时候，她也打瞌睡，美国方面解说的人就不太高兴，就问旁边的人说这个科学家是谁，旁边的美国人了解情况，就说他是邓小平朋友的夫人。另外张百发到芝加哥参观费米实验室，有三天时间参观，他当然没有这个耐心，他就要到跳蚤市场买东西，当时学生怕这样影响不好，就跟他说看他要买什么去帮他买，学生想维护国家的面子。但是跳蚤市场也无法事先说要买什么东西，总之是个大笑话。回来以后闲聊时，我就跟方励之讲这个事，方励之有一次在北大演讲时，学生很支持很欢迎，希望向学校借大礼堂，但是学校不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不借给学生，就在一间比较大的教室，挤满了人。他去讲了很多东西，他讲的话都是别人心里的话，只是没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下讲。譬如他讲知识分子的待遇，横着比、竖着比都是最的，横着跟理发的比也比不过，竖着比跟刚解放时，国民党留下的老科学家，都是三百块人民币，现在的一级教授连三百块都没有，而且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学生当然都鼓掌，顺便他就讲了张百发这件事，还说像张百发这样的人，在国外早就下台了，他其实也是随便讲。过不久以后，谷羽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得了了，你们那个方励之大骂张百发，把张百发得罪了。张百发如果生气不干的话，北京市的高能加速器就要完蛋了。你赶紧叫方励之向张百发道歉。我一听，第一，方励之讲的话是我告诉他的，第二，这也是事实。我当时就顶回去，我说，张百发不可能不干，邓小平有没有骂他，是方励之骂他，那是方励之的事，如果他这样不干的话，对邓小平不忠，是他自己的问题。我也没告诉方励之，他始终不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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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步辐射这件事，我意见很大，虽然已经被我挡回去，但是我心里还是很气，实在是太欺负人，而且毫无道理。这是一九八五或八六年的事。后来我跟方励之有一次到北京找周光召，因为周光召当时是副院长，是分管科大的。我就顺便给他提了意见，因为那时中共中央正好要整党，还组织了一个“中共中央整党委员会”，主任是薄一波。每个单位都要整党，科技大学也是，我们把它应付过去了，以前每次整党都很厉害，都是要整人。我跟周光召讲，现在正在整党，我向你汇报一件事，党的纪律非常重要，不要只整下面的小萝卜头，有个老干部不服从组织分配，就是谷羽。你们不是任命她为我们加速器领导小组组长，她自己说不干了，这是违反党的纪律。我跟方励之一起去找他，不过这件事是我讲的，方励之倒是没讲什么。周光召这个人就是这样，当时正好内部胡乔木他们要提名他为中央委员，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怎么能得罪谷羽，所以他就不表态，只说他会调查了解一下，我们也不能要求他立刻表态，因为不能只听我们的片面之词，虽然他是知道这件事。后来他就找教育局长何龙（这个人原来也是哈工大的），叫他去调查，但是何龙千万不能说是他要调查的，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可是我还是不服气，科学院每年终都要开一次全院的工作总结会议，像科技大学还有各所的所长、书记都要参加，一百多人开会，分成十二个组，我是教育组组长，然后大家提建议，最后再开大会，组长汇集意见以后，在大会上发言。我在小组里没有讲，在大会报告时，除了汇总我们组里的意见，就把谷羽的问题给端出来了，除了把谷羽的事情讲一遍，还说我们已经跟副院长汇报过，但是不了了之。谷羽也在现场，但是她也没办法。散会以后，其他的组长就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批评是真刀真枪，我们的发言都是不疼不痒的，领导人能接受。所以后来我为什么会下台，我在合肥有个亲戚问我，我下台之前心里有没有事先准备。我说一方面我没有事先准备，因为我并没有犯错，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把领导都得罪了，他们当然有可能借机把我搞下去。周光召支持把我们的同步辐射砍掉，他还有一句名言，“你从二层楼跳下去，总比从四层楼跳下去好”，意思就是同步辐射虽然已经盖了一段，现在下马会有一点损失，但是如果继续往前做再下马，那损失就更大，所以他支持谷羽把我们砍掉，当然最后没成功。后来我在美国时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说科技大学同步辐射建成了，是国家的大事。学校同仁也给我发了贺电。

（第十三讲完）

时势造英雄，没有倾国之力支撑核武器研制，也出不了这么多核武牛人。

这审核的够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