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沉重的黄土高坡 沉重的农民

沉重的黄土高坡 沉重的农民
● 徐伏钢
徐伏钢（摄）
　　经常到中国沿海大都市游览观光，很难对中国的“三农”问题产生深刻认识。这次我随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合唱团前往黄河壶口瀑布，参加那里举办的国际合唱节比赛，有机会看到了黄土高坡上的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真实一面。
　　我们乘长途巴士从西安出发，翻山越岭到了山西省西南边境的运城、临汾和吉县，到了陕北革命老根据地延安，领略了吕梁山的高坡，目睹了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体验了黄土地的苦涩。
　　在这几天的行程中，映在我眼帘的基本色调，除了黄，就是黑。
　　黄是沙尘的本色，风起沙飞，眼耳鼻口都浸进黄沙。黑的是煤尘，运送煤碳的柴油车吐着黑烟，一路抖放着黑色的粉尘。车窗外，看到那些从煤窑爬出来的农民，那身装束，那副表情，让人不禁想起梵高的那幅《吃马铃薯的农民》。
　　在运城张店镇的南栱夹村，我们参观了住在窑洞里的两家农户。第一家女主人是70岁的陈大妈，在家看管9岁的小孙子。她老伴已经不在，靠儿子和媳妇出外打工养活一家人。
　　陈家窑洞只有那孔窗户和门透着光，其余地方几乎黑得辨不清方向。窗户贴了塑料薄膜挡风，右下角破了两个洞。炕头上堆着一叠破旧的晴纶毛毯和外套，以及一些装零碎的塑胶袋，里侧用一片已经被烟熏成油黑色的布贴在土墙上，以挡住泥土脱落到炕上。炕头旁是灶头，平时在这里烧水作饭。对面是一口水缸，旁边紧靠着一张矮小的木桌。这就是我们在陈家所能见到的全部家当。
　　同陈大妈相比，蔡大妈的窑洞就要宽敞许多。蔡家窑洞里停放有一辆半旧的脚踏车，小桌上是一台黑白电视机，整个墙上贴了旧报纸，正墙上端端正正贴了毛泽东的画像。
　　窑洞门躺着三头羊，眼角上和头上粘着苍蝇，懒洋洋地在那里晒太阳。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土院内惊惶地躲避着陌生来客。
　　让人略感意外的是，蔡大妈告诉我，她家大儿子是运城地区的纪检委副书记。儿子每年都要回到乡下看望老俩口，每次回家都住在这间窑洞里。
　　蔡大妈的二儿子住在土坡上的一间简易砖瓦房里，屋内一床、一桌、一灶，一水缸，屋的另一角堆放着几个装饲料的口袋。小俩口新婚不久，羞答答站在自家门前，很少言语，只顾憨厚地笑着。
　　我问蔡家老二，有没有想到让大哥在城里帮忙谋个差事干干。他摇摇头，仍旧腼腆地笑着。旁边的新媳妇一把将他插在裤兜里的手拉出来给我看，原来他的左手已经失去了手掌。
壮丽山川依旧原始　　
　　
　　这片古老的土地，润育过伟大的华夏文明；这块壮丽的山川，滋养了多少英雄豪杰。然而直到今天，这片土地依旧原始落后，黄土高坡的农民依然没有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悲惨局面！
　　在壁立千仞的华山天险，仰望一线天开，俯视如临深渊，游人至此只能援索挨排尻肩而上。我们却在这里遇到一位白发老人，肩扛40公斤重长条木板，一步步朝海拔2080米高的西峰攀沿。　　
　　老汉姓郭，今年67岁，在山道上做了20年的搬运工。他每天早晨6点从山脚出发，经过9个小时的攀沿才能到达山顶。烈日当头自不必说，要是碰到下雨，道路更滑，肩头更重，其状实在凄苦。
　　货主在山脚按每斤（半公斤）3角付费。换句话说，郭老汉每天从山脚往山顶扛货物，最多只能挣人民币25元（折合新币5元）。他说，家中的老伴是个半残废，儿子不在了，留下两个孩子还小，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靠他一人用肩膀扛起来。
　　我为郭老汉，以及山下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黄土地上的中国农民感到深深悲哀。　　
　　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再也看不到昔日“宝塔映朝阳，延河闪金光”的景观。由于乱砍乱伐，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如今的延河早已断流，悄无声息地成了一条黄沙淤积的河床。
　　说起延河，当地人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断代，90年代深深受害，到了现在延河不在。”
　　当地人告诉我，政府向农民强行征用土地，然后卖给开发商，一方面让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造成农民大量涌向城里，使本来已经紧张的就业市场更加失衡。
　　由于缺乏资源，交通不便，至今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前往延安落户。尽管当地盛产苹果和大枣，但缺乏农产品加工技术，无法远销出去。
　　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说，他们的月薪平均只有人民币500元。即使这样，由于需要就业的人太多，要想在这家机构谋取一份普通的职位，必须在私下向有关当权者打点好几万元。
　　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是说延安是“革命圣地”，各地的官员都要送到这里来接受“传统教育”，怎么会在“红色”的地盘上冒出这样“黑”的事情来？
　　这名职员沉痛地说：“嗨，他们什么时候不是表面说一套，背地里又是另一套！”
·作者是本地媒体工作者沉重的黄土高坡 沉重的农民
● 徐伏钢
徐伏钢（摄）
　　经常到中国沿海大都市游览观光，很难对中国的“三农”问题产生深刻认识。这次我随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合唱团前往黄河壶口瀑布，参加那里举办的国际合唱节比赛，有机会看到了黄土高坡上的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真实一面。
　　我们乘长途巴士从西安出发，翻山越岭到了山西省西南边境的运城、临汾和吉县，到了陕北革命老根据地延安，领略了吕梁山的高坡，目睹了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体验了黄土地的苦涩。
　　在这几天的行程中，映在我眼帘的基本色调，除了黄，就是黑。
　　黄是沙尘的本色，风起沙飞，眼耳鼻口都浸进黄沙。黑的是煤尘，运送煤碳的柴油车吐着黑烟，一路抖放着黑色的粉尘。车窗外，看到那些从煤窑爬出来的农民，那身装束，那副表情，让人不禁想起梵高的那幅《吃马铃薯的农民》。
　　在运城张店镇的南栱夹村，我们参观了住在窑洞里的两家农户。第一家女主人是70岁的陈大妈，在家看管9岁的小孙子。她老伴已经不在，靠儿子和媳妇出外打工养活一家人。
　　陈家窑洞只有那孔窗户和门透着光，其余地方几乎黑得辨不清方向。窗户贴了塑料薄膜挡风，右下角破了两个洞。炕头上堆着一叠破旧的晴纶毛毯和外套，以及一些装零碎的塑胶袋，里侧用一片已经被烟熏成油黑色的布贴在土墙上，以挡住泥土脱落到炕上。炕头旁是灶头，平时在这里烧水作饭。对面是一口水缸，旁边紧靠着一张矮小的木桌。这就是我们在陈家所能见到的全部家当。
　　同陈大妈相比，蔡大妈的窑洞就要宽敞许多。蔡家窑洞里停放有一辆半旧的脚踏车，小桌上是一台黑白电视机，整个墙上贴了旧报纸，正墙上端端正正贴了毛泽东的画像。
　　窑洞门躺着三头羊，眼角上和头上粘着苍蝇，懒洋洋地在那里晒太阳。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土院内惊惶地躲避着陌生来客。
　　让人略感意外的是，蔡大妈告诉我，她家大儿子是运城地区的纪检委副书记。儿子每年都要回到乡下看望老俩口，每次回家都住在这间窑洞里。
　　蔡大妈的二儿子住在土坡上的一间简易砖瓦房里，屋内一床、一桌、一灶，一水缸，屋的另一角堆放着几个装饲料的口袋。小俩口新婚不久，羞答答站在自家门前，很少言语，只顾憨厚地笑着。
　　我问蔡家老二，有没有想到让大哥在城里帮忙谋个差事干干。他摇摇头，仍旧腼腆地笑着。旁边的新媳妇一把将他插在裤兜里的手拉出来给我看，原来他的左手已经失去了手掌。
壮丽山川依旧原始　　
　　
　　这片古老的土地，润育过伟大的华夏文明；这块壮丽的山川，滋养了多少英雄豪杰。然而直到今天，这片土地依旧原始落后，黄土高坡的农民依然没有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悲惨局面！
　　在壁立千仞的华山天险，仰望一线天开，俯视如临深渊，游人至此只能援索挨排尻肩而上。我们却在这里遇到一位白发老人，肩扛40公斤重长条木板，一步步朝海拔2080米高的西峰攀沿。　　
　　老汉姓郭，今年67岁，在山道上做了20年的搬运工。他每天早晨6点从山脚出发，经过9个小时的攀沿才能到达山顶。烈日当头自不必说，要是碰到下雨，道路更滑，肩头更重，其状实在凄苦。
　　货主在山脚按每斤（半公斤）3角付费。换句话说，郭老汉每天从山脚往山顶扛货物，最多只能挣人民币25元（折合新币5元）。他说，家中的老伴是个半残废，儿子不在了，留下两个孩子还小，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靠他一人用肩膀扛起来。
　　我为郭老汉，以及山下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黄土地上的中国农民感到深深悲哀。　　
　　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再也看不到昔日“宝塔映朝阳，延河闪金光”的景观。由于乱砍乱伐，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如今的延河早已断流，悄无声息地成了一条黄沙淤积的河床。
　　说起延河，当地人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断代，90年代深深受害，到了现在延河不在。”
　　当地人告诉我，政府向农民强行征用土地，然后卖给开发商，一方面让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造成农民大量涌向城里，使本来已经紧张的就业市场更加失衡。
　　由于缺乏资源，交通不便，至今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前往延安落户。尽管当地盛产苹果和大枣，但缺乏农产品加工技术，无法远销出去。
　　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说，他们的月薪平均只有人民币500元。即使这样，由于需要就业的人太多，要想在这家机构谋取一份普通的职位，必须在私下向有关当权者打点好几万元。
　　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是说延安是“革命圣地”，各地的官员都要送到这里来接受“传统教育”，怎么会在“红色”的地盘上冒出这样“黑”的事情来？
　　这名职员沉痛地说：“嗨，他们什么时候不是表面说一套，背地里又是另一套！”
·作者是本地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