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引爆点

          国家财富研究组织（Wealth X）和瑞士银行（UBS）2014年9月17发布2014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全世界身家超过10亿美元资产的亿万富翁，美国排第一，有571位；中国排第二，190位；接着是英国，130位；印度，100位。香港有82位，在亚洲排名第三；日本，名列33位，新加坡32位，台湾29位，韩国21位。

《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没有反映国家贫富分化程度。经济学者蔡慎坤认为，“中国顶端的1%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中国的亿万富翁排名世界第二，是以贫富两极分化为前提的，它牺牲了多数人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为代价。

贫富悬殊也发生在美国这样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2012年数据显示，1%的美国人掌控了22.5%的收入。“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所有人群总收入的比例大幅上升。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家庭收入增速不及生产率增速。”（萨默斯）理论上说，贫富差别可以促进和刺激社会竞争，贫富差别可以是强大的压力和动力。然而，贫富差别超过了基尼指数的关节点，就变成贫富两极分化。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一个贫富悬殊指数。这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比例数值，用来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在0和1之间，用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0.4是警戒线，超出警戒线就意味着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中国北大社科调查中心推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1995年的系数是0.45，2002年是0.55；2012年基尼系数为0.73。

贫富两极分化对于任何社会都是有害的。“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亚当•斯密）

贫富两极分化，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发现,20世纪初“资源分配的头10%几乎完全是租赁收入、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资本所有者积累回报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速，不断扩大资本家的利益份额，牺牲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可以说源于贫富两极分化。

贫富两极分化，也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根源。“19世纪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速，而相同的情况有可能在21世纪重演。《福布斯》(Forbes)全球亿万富豪排名显示，在1987至2013年期间，最富人群的财富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三倍还多。”（皮克迪）2008年的次贷危机便是金融资本伙同房地产对底层工薪阶层的财务大扫荡的结果。失去监管的华尔街金融集团，他们的财富的急剧增加，必然是另外一部分人，尤其是被套入房地产陷阱的工薪阶层的财富减少为代价。

美国政府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采取一些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措施。美联署前主席科恩说：“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两件事：其一，很多人从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货币政策绝不能置金融稳定性于不顾。其二，大多数央行和经济体同样学到另一件事，解决金融稳定性问题最重要的手段是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指的是政府对金融的监管。显然，美国政府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缺少政府监管；缺少政府监管的直接结果，是社会财富非理性地急剧向少数人集中。并根据这种判断提出对大银行和华尔街加强监管的各种措施。

贫富两极分化是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它的危害对于依靠工资收入的底层工薪阶层，是直接的；同时，对于富有者，对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有害的。贫富两极分化制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人文环境；不平等的人文环境，是一个人们相互为敌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社会的安全成本较高；相对而言人们的幸福指数较低。任何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政治家，都不会允许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长期存在。

然而，任何一个政治家企图调节税收平衡社会财富的动议，都会招来富有资产阶级的抗议。 “当下，一旦提到恢复这样的传统，就会面临愤怒的指责：对富人征税是有破坏性的，是不道德的。有破坏性是因为，这样会使就业岗位的创造者不愿努力工作；不道德是因为，人们有权保留自己赚到的钱。”（保罗•克鲁格曼: 富人主导的社会，有钱人更有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不例外。富有的人，通过开始把资产转移到国外，避免遭到“财务损失”。

富有的阶层，既不会考虑贫富两极分化对社会的损害，更不会为将来担忧。贫富两极分化即使不在这一代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也会在下一代发生。“针对高收入者和拥有巨额财富者征收高额税收，是美国长期的传统，这一设计意在限制经济力量的集中，同时提高财政收入。”（克鲁格曼）然而，美国政治的政党轮替、竞选上岗和任期制，使得贫富两极分化不能得到有效制止。在今天的美国，“美国不平等状况如此严重，而政治进程又牢牢地掌握在最高收入群体的手中，必要的改革也就无法发生。”（皮克迪）这是美国政治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这也是美国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大萧条后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减少了不平等，但不能扭转不平等的趋势。社会福利政策缓和了贫富分化，但没有根本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同时，社会福利也带来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由于社会福利政策会助长人们的期望的阈值，社会福利也可能造成社会发展动力的衰减。正如哈耶克说的，“所实现的被看作一种保险的和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是一劳永逸地获得的。”获得福利的人，把福利当做一种权利，从而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动力；一个社会获得福利的人越多，社会发展的动力就越弱。

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比尔•克林顿对美国企业采取的制约措施。他说，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到哈里•杜鲁门(HarryTruman)，多位美国总统都曾抨击金融界和商界少数特权人士的出格之举。有些还曾将这种抨击付诸行动。面对钢价的不断攀升，约翰•肯尼迪(JohnF Kennedy)派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人员突击检查企业的办公室，命令相关部门审计企业高管的个人报税表。

20世纪50、60年代，基于“不平等将会稳定下来并自行减少”的政治假设，美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经济和社会模式。今天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1.5%，而每年的资本收益率是4%至5%。“资本收入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好几倍，这意味着工资收入的比例在相对缩小。工资收入的增长极少能快于总体经济的增长。在人口和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不平等变得极为突出。”（皮克迪）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73年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宣布要对“提价幅度相对1月最高限价超过1.5%的企业的账簿”进行税务调查。这些总统都曾以各自的方式应对不平等现象。关于这种现象，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的描述是最到位的：“尽管美国的富人变得更富……美国并没有变得更富……股市上涨了两倍，但工资却下跌了。”（萨默斯：《世界如何解决不平等难题？》）

里根对富人减税的政策，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的复辟，加剧了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状况。美国的资本收益的税收，大大低于工资税；美国出现像股神巴菲特股票收益税率低于他的秘书工资收入税率的现象。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平衡，造成社会贫富分化。不平等的加剧和中产阶级的退化，造成社会失去发展的心理动力。有一种观点提出，“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境遇（这是战后美国全球实力的根基）在走下坡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扼杀了冷战期间奠定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宽宏大度的精神。这一损失无法量化，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无关》）

导致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是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实行半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当下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越来越深，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谈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看清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超过美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问题，毫无疑问会成为世界的经济问题。

财富向一小部分人集中，扭曲了经济发展目标，是经济危机的根源。目前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的“价格泡沫”，三、四城市房地产的“数量泡沫”，产品过剩的危机无疑已经正在形成。产品过剩可以归结到贫富两极分化这个根本原因上。贫富分化是经济危机的主要推手，按照中国目前贫富分化的程度，按照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和逻辑，下一场对世界影响重大的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如果发生在中国，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吃惊。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来，虽然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在宏观上，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无所不在。由于政府的积极干预，还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的“经济危机”。政府干预的结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贫富两极分化的恶化。以至于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将引爆中国第一次经济危机。

抑制贫富两极分化，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2008年，中国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避开了全球经济危机；然而，这种经济政策表面上制造了繁荣，实际上加剧了贫富分化，面对房地产产品过剩的危机，政府继续投资，无疑是饮鸩止渴。没有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政策，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而且会受到经济危机的惩罚。中国预防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发生，有赖于政府通过更广泛、更全面的福利政策，抑制贫富两极分化的继续发展和蔓延。这是避免中国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

          国家财富研究组织（Wealth X）和瑞士银行（UBS）2014年9月17发布2014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全世界身家超过10亿美元资产的亿万富翁，美国排第一，有571位；中国排第二，190位；接着是英国，130位；印度，100位。香港有82位，在亚洲排名第三；日本，名列33位，新加坡32位，台湾29位，韩国21位。

《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没有反映国家贫富分化程度。经济学者蔡慎坤认为，“中国顶端的1%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中国的亿万富翁排名世界第二，是以贫富两极分化为前提的，它牺牲了多数人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为代价。

贫富悬殊也发生在美国这样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2012年数据显示，1%的美国人掌控了22.5%的收入。“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所有人群总收入的比例大幅上升。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家庭收入增速不及生产率增速。”（萨默斯）理论上说，贫富差别可以促进和刺激社会竞争，贫富差别可以是强大的压力和动力。然而，贫富差别超过了基尼指数的关节点，就变成贫富两极分化。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一个贫富悬殊指数。这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比例数值，用来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在0和1之间，用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0.4是警戒线，超出警戒线就意味着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中国北大社科调查中心推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1995年的系数是0.45，2002年是0.55；2012年基尼系数为0.73。

贫富两极分化对于任何社会都是有害的。“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亚当•斯密）

贫富两极分化，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发现,20世纪初“资源分配的头10%几乎完全是租赁收入、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资本所有者积累回报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速，不断扩大资本家的利益份额，牺牲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可以说源于贫富两极分化。

贫富两极分化，也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根源。“19世纪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速，而相同的情况有可能在21世纪重演。《福布斯》(Forbes)全球亿万富豪排名显示，在1987至2013年期间，最富人群的财富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三倍还多。”（皮克迪）2008年的次贷危机便是金融资本伙同房地产对底层工薪阶层的财务大扫荡的结果。失去监管的华尔街金融集团，他们的财富的急剧增加，必然是另外一部分人，尤其是被套入房地产陷阱的工薪阶层的财富减少为代价。

美国政府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采取一些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措施。美联署前主席科恩说：“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两件事：其一，很多人从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货币政策绝不能置金融稳定性于不顾。其二，大多数央行和经济体同样学到另一件事，解决金融稳定性问题最重要的手段是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指的是政府对金融的监管。显然，美国政府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缺少政府监管；缺少政府监管的直接结果，是社会财富非理性地急剧向少数人集中。并根据这种判断提出对大银行和华尔街加强监管的各种措施。

贫富两极分化是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它的危害对于依靠工资收入的底层工薪阶层，是直接的；同时，对于富有者，对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有害的。贫富两极分化制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人文环境；不平等的人文环境，是一个人们相互为敌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社会的安全成本较高；相对而言人们的幸福指数较低。任何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政治家，都不会允许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长期存在。

然而，任何一个政治家企图调节税收平衡社会财富的动议，都会招来富有资产阶级的抗议。 “当下，一旦提到恢复这样的传统，就会面临愤怒的指责：对富人征税是有破坏性的，是不道德的。有破坏性是因为，这样会使就业岗位的创造者不愿努力工作；不道德是因为，人们有权保留自己赚到的钱。”（保罗•克鲁格曼: 富人主导的社会，有钱人更有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不例外。富有的人，通过开始把资产转移到国外，避免遭到“财务损失”。

富有的阶层，既不会考虑贫富两极分化对社会的损害，更不会为将来担忧。贫富两极分化即使不在这一代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也会在下一代发生。“针对高收入者和拥有巨额财富者征收高额税收，是美国长期的传统，这一设计意在限制经济力量的集中，同时提高财政收入。”（克鲁格曼）然而，美国政治的政党轮替、竞选上岗和任期制，使得贫富两极分化不能得到有效制止。在今天的美国，“美国不平等状况如此严重，而政治进程又牢牢地掌握在最高收入群体的手中，必要的改革也就无法发生。”（皮克迪）这是美国政治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这也是美国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大萧条后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减少了不平等，但不能扭转不平等的趋势。社会福利政策缓和了贫富分化，但没有根本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同时，社会福利也带来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由于社会福利政策会助长人们的期望的阈值，社会福利也可能造成社会发展动力的衰减。正如哈耶克说的，“所实现的被看作一种保险的和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是一劳永逸地获得的。”获得福利的人，把福利当做一种权利，从而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动力；一个社会获得福利的人越多，社会发展的动力就越弱。

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比尔•克林顿对美国企业采取的制约措施。他说，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到哈里•杜鲁门(HarryTruman)，多位美国总统都曾抨击金融界和商界少数特权人士的出格之举。有些还曾将这种抨击付诸行动。面对钢价的不断攀升，约翰•肯尼迪(JohnF Kennedy)派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人员突击检查企业的办公室，命令相关部门审计企业高管的个人报税表。

20世纪50、60年代，基于“不平等将会稳定下来并自行减少”的政治假设，美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经济和社会模式。今天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1.5%，而每年的资本收益率是4%至5%。“资本收入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好几倍，这意味着工资收入的比例在相对缩小。工资收入的增长极少能快于总体经济的增长。在人口和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不平等变得极为突出。”（皮克迪）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73年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宣布要对“提价幅度相对1月最高限价超过1.5%的企业的账簿”进行税务调查。这些总统都曾以各自的方式应对不平等现象。关于这种现象，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的描述是最到位的：“尽管美国的富人变得更富……美国并没有变得更富……股市上涨了两倍，但工资却下跌了。”（萨默斯：《世界如何解决不平等难题？》）

里根对富人减税的政策，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的复辟，加剧了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状况。美国的资本收益的税收，大大低于工资税；美国出现像股神巴菲特股票收益税率低于他的秘书工资收入税率的现象。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平衡，造成社会贫富分化。不平等的加剧和中产阶级的退化，造成社会失去发展的心理动力。有一种观点提出，“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境遇（这是战后美国全球实力的根基）在走下坡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扼杀了冷战期间奠定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宽宏大度的精神。这一损失无法量化，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无关》）

导致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是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实行半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当下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越来越深，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谈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看清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超过美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问题，毫无疑问会成为世界的经济问题。

财富向一小部分人集中，扭曲了经济发展目标，是经济危机的根源。目前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的“价格泡沫”，三、四城市房地产的“数量泡沫”，产品过剩的危机无疑已经正在形成。产品过剩可以归结到贫富两极分化这个根本原因上。贫富分化是经济危机的主要推手，按照中国目前贫富分化的程度，按照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和逻辑，下一场对世界影响重大的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如果发生在中国，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吃惊。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来，虽然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在宏观上，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无所不在。由于政府的积极干预，还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的“经济危机”。政府干预的结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贫富两极分化的恶化。以至于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将引爆中国第一次经济危机。

抑制贫富两极分化，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2008年，中国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避开了全球经济危机；然而，这种经济政策表面上制造了繁荣，实际上加剧了贫富分化，面对房地产产品过剩的危机，政府继续投资，无疑是饮鸩止渴。没有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政策，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而且会受到经济危机的惩罚。中国预防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发生，有赖于政府通过更广泛、更全面的福利政策，抑制贫富两极分化的继续发展和蔓延。这是避免中国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