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六十年代的饥荒、党内斗争、“包产到户”兴废（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33:36
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党内斗争以及「包产到户」政策兴废（转贴）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征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馀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云南省弥勒县有一户农民，因为女的是日本移民战后留下的孤女，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这家人也就成了当地唯一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单干户。结果是大家都在挨饿，他们却不仅自己有吃的，还能拿出一些粮食周济眼看就要瞑目的乡邻。自然，凭这一家单干户的力量，救活不了几个人，但既然公社社员濒于饿死，而单干户却自给有馀，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说穿了，要摆脱灾难就要先摆脱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扯掉那件「一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重新单干。然而这有违共产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不能不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做：「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注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页。）
问题只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愿意？如果农民不愿意，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掌权，未置答案，而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
对于共产党和农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从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帮助它打下江山的农民之后，农民和党的目标就不一致了。毛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将这分岐说得再明白不过。
苏联强行搞集体化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当这一行动完全结束时，苏联的农业产量和家畜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夕，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八年集体化以前的水平。」（注２：《赫鲁晓夫回忆录》爱德华．克兰克萧的评语。）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时，俄国的耕牛还依然少于一九一三年。」（注３：麦克尔．莫洛佐乌著《勃列日湟夫传》。）
中共跟老大哥学，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一九四六年，乌克兰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共和国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去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定额的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来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注４：《赫鲁晓夫回忆录》。）但是党的援助尚未到来，素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便发生了大饥馑、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将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馑同它一比，我们就明白，中国制造的灾难除比先生斯大林制造的范围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几乎就是苏联的老路，连制造饥馑的过程都一样，都是农民被迫把粮食交出去而后饿死。史大林至死都没再把自由还给农民一分，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向执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级社成立不久，就有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按户包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每年交给集体相应的粮食，超产部份归耕作者个人所有。由于退社单干已不可能，包产到户是农民可争取到的最大自由。当时中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制造灾难之前，中共党内几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对。譬如邓子恢，他一方面攻击党内热衷于办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页。）另一方面又指责「按劳（力）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注６：见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个「老右倾」，连他都不赞成包产到户，可见当时中共的决策层不仅一致地要搞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别也不大，都不赞成给农民以自由。
中下层干部，尤其是身在农村的，有的同情农民的处境，自行实行了「包工到户」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党的刊物上鼓吹「包产单位越小越好」，「产量高，由户包」，主张「包工到户、包产到人」。但是真敢这样与中央唱反调的并不多，并未形成潮流。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干部中的所谓「五风」问题上（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对此暂时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庐山会议之后，他全力投入反右倾运动，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
十月十三日，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将「包产到户」说成「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党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也指责「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注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这样，各地主张实行政策的干部纷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包产到户」的呼声立即沉寂了。但是没出几个月，国民经济迅速恶化，饥馑偏布全国，相当多的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清醒过来的首先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全党发烧，他的昏话也说了一大筐，同毛泽东比不相上下。他到处去讲话：「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注８：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谈话。见一机部、北京机械学院、二机部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合编的《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七页。）「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一九六三年开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到『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注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八页。）「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超过美国了。」（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他有些话，如「中央有决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关于教育方面若干问题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则反映了整个中央决策层的热昏。
刘少奇对于制造大跃进灾难自然有一份责任。在庐山会议助毛反右倾，使灾祸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千万农民饿死后，他似乎醒悟了。一九六○年五月，他说：「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进，不跃进就『右倾』。」他大约是从这时开始悔悟的。到了六一年五月，他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注１３：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在其家乡调查时对县委书记等人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四十七页。）七月间，他又说：「党爬上了领导位置，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注１４：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九页。）刘少奇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中共无法再坚持「三面红旗」，加上他本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搞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那一套有兴趣，并不主张搞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纯而又纯的、大家都吃大锅饭、靠供给制过活的「共产主义」，他的立场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后退，成了党内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那派人的领袖。
安徵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在农村搞大锅饭，拆村并庄，收缴社员的家禽家畜去办「万猪场」、「万鸡山」，虚报产量，徵购过头粮。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荒唐事，除了宣布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条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办「万猪场」就是中央的指示），内心未必就那么热衷于共产。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无端被整，曾希圣即使没有大彻大悟，也半彻半吾了。回到省里，他发牢骚说「庐山气候不对」，使他「不敢讲话」，说反右倾是「一边倒」。省里艺人创作历史剧《宝英传》，叙述太平天国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纷争，他热心参与，从台词到服装设计都亲自研究修改。该剧批评「天王」洪秀全「听信佞言」、「排斥忠信」、「屈煞贤臣」，将身份类似总司令的石达开描绘成「傲慢自负」、「受排挤打击」、「失败了的英雄」。观看预演后，曾希圣特地点明这出戏「在庐山会议后，更有现实意义」，可见他对彭德怀多少有点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当然应负首要责任，安徽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六○年春天，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检查工作，在宿县召开过一个座谈会，会上有提出「现在保命要紧」，要求拿出主意来，改变现状，渡过难关。曾希圣接受了此一主张，八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有两亩左右，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过了不久，曾希圣觉得「保命」二字太难听，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由于在省委内先后有两名书记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农当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张凯帆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剩下的书记、委员大都心有馀悸、胆小怕事，因此「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于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内就通不过。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早已有人搞过的「包产到户」，但这也是被毛宣判为「反社会主义」的，他便将其改头换面，挂上个「责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来。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种粮食，借地种油料，借地种蔬菜，谁种谁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省份。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过他汇报的是「责任田」而不是「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中也说，责任田「不同于包产到户」（二者都是分田由个人耕种，区别是前者是田间耕作各尽责任，分配时还是并大锅；包产则是上交所包的定额后，馀粮归个人支配。故农民欲得「包产」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责任田」制度）。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但没过几天，会议尚未结束，他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将他找去，说「责任田」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打电话回省，通知下面煞车。但曾不买柯的账，照旧搞他的「责任田」。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可是曾仍坚持认为「没有错」。此时，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调查，派去的人回京汇报，当汇报到柯说的「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这场纷争决非柯、曾二人的事，实际上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而且由于无数农民饿死的灾难，使这场争执更形尖锐了。是共产党就都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是个老而又老、始终未得答案的问题。排队下地，排队上食堂当然是社会主义，但是「田蛤蟆一口饭，癞蛤蟆也一口饭」，「勤快人瞅著懒人气得肚子疼」可说是懒人不劳而获，剥削了勤快人。如果说剥削是资本主义的特徽，公社的大锅饭又像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多数更著重实效而不太注意「主义」。譬如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在京郊怀柔县做调查期间发表的谈话，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体经济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看我们生产搞得怎么样。生产比个体经济搞得好，有优越性，否则无优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优越是优越，大家劳动就是不积极。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就是大家都积极。」（四月十九日）
「你说集体经济优越，社员不积极，你说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自留地平整得好，没有坷垃，还夹上篱笆。集体耕种的地，哪一块赶得上？．．．．农民对集体的积极性不及个体的高，是带普遍性的，这不是偶然的，是带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们怀柔县怎么弄我不管，只要你们把地种得像自留地似的．．．．」（日期不详）
党内有彭真这种不在乎主义、只求将农业生产搞好的思想的人不在少数。总书记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所表达的思想与副总书记彭真大体是一样的（这话最早是安徽干部说的，为邓接受。「白猫黑猫」是误传）。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党内斗争以及「包产到户」政策兴废（转贴）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征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馀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云南省弥勒县有一户农民，因为女的是日本移民战后留下的孤女，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这家人也就成了当地唯一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单干户。结果是大家都在挨饿，他们却不仅自己有吃的，还能拿出一些粮食周济眼看就要瞑目的乡邻。自然，凭这一家单干户的力量，救活不了几个人，但既然公社社员濒于饿死，而单干户却自给有馀，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说穿了，要摆脱灾难就要先摆脱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扯掉那件「一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重新单干。然而这有违共产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不能不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做：「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注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页。）
问题只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愿意？如果农民不愿意，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掌权，未置答案，而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
对于共产党和农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从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帮助它打下江山的农民之后，农民和党的目标就不一致了。毛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将这分岐说得再明白不过。
苏联强行搞集体化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当这一行动完全结束时，苏联的农业产量和家畜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夕，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八年集体化以前的水平。」（注２：《赫鲁晓夫回忆录》爱德华．克兰克萧的评语。）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时，俄国的耕牛还依然少于一九一三年。」（注３：麦克尔．莫洛佐乌著《勃列日湟夫传》。）
中共跟老大哥学，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一九四六年，乌克兰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共和国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去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定额的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来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注４：《赫鲁晓夫回忆录》。）但是党的援助尚未到来，素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便发生了大饥馑、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将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馑同它一比，我们就明白，中国制造的灾难除比先生斯大林制造的范围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几乎就是苏联的老路，连制造饥馑的过程都一样，都是农民被迫把粮食交出去而后饿死。史大林至死都没再把自由还给农民一分，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向执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级社成立不久，就有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按户包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每年交给集体相应的粮食，超产部份归耕作者个人所有。由于退社单干已不可能，包产到户是农民可争取到的最大自由。当时中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制造灾难之前，中共党内几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对。譬如邓子恢，他一方面攻击党内热衷于办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页。）另一方面又指责「按劳（力）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注６：见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个「老右倾」，连他都不赞成包产到户，可见当时中共的决策层不仅一致地要搞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别也不大，都不赞成给农民以自由。
中下层干部，尤其是身在农村的，有的同情农民的处境，自行实行了「包工到户」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党的刊物上鼓吹「包产单位越小越好」，「产量高，由户包」，主张「包工到户、包产到人」。但是真敢这样与中央唱反调的并不多，并未形成潮流。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干部中的所谓「五风」问题上（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对此暂时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庐山会议之后，他全力投入反右倾运动，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
十月十三日，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将「包产到户」说成「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党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也指责「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注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这样，各地主张实行政策的干部纷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包产到户」的呼声立即沉寂了。但是没出几个月，国民经济迅速恶化，饥馑偏布全国，相当多的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清醒过来的首先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全党发烧，他的昏话也说了一大筐，同毛泽东比不相上下。他到处去讲话：「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注８：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谈话。见一机部、北京机械学院、二机部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合编的《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七页。）「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一九六三年开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到『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注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八页。）「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超过美国了。」（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他有些话，如「中央有决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关于教育方面若干问题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则反映了整个中央决策层的热昏。
刘少奇对于制造大跃进灾难自然有一份责任。在庐山会议助毛反右倾，使灾祸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千万农民饿死后，他似乎醒悟了。一九六○年五月，他说：「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进，不跃进就『右倾』。」他大约是从这时开始悔悟的。到了六一年五月，他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注１３：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在其家乡调查时对县委书记等人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四十七页。）七月间，他又说：「党爬上了领导位置，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注１４：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九页。）刘少奇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中共无法再坚持「三面红旗」，加上他本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搞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那一套有兴趣，并不主张搞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纯而又纯的、大家都吃大锅饭、靠供给制过活的「共产主义」，他的立场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后退，成了党内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那派人的领袖。
安徵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在农村搞大锅饭，拆村并庄，收缴社员的家禽家畜去办「万猪场」、「万鸡山」，虚报产量，徵购过头粮。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荒唐事，除了宣布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条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办「万猪场」就是中央的指示），内心未必就那么热衷于共产。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无端被整，曾希圣即使没有大彻大悟，也半彻半吾了。回到省里，他发牢骚说「庐山气候不对」，使他「不敢讲话」，说反右倾是「一边倒」。省里艺人创作历史剧《宝英传》，叙述太平天国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纷争，他热心参与，从台词到服装设计都亲自研究修改。该剧批评「天王」洪秀全「听信佞言」、「排斥忠信」、「屈煞贤臣」，将身份类似总司令的石达开描绘成「傲慢自负」、「受排挤打击」、「失败了的英雄」。观看预演后，曾希圣特地点明这出戏「在庐山会议后，更有现实意义」，可见他对彭德怀多少有点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当然应负首要责任，安徽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六○年春天，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检查工作，在宿县召开过一个座谈会，会上有提出「现在保命要紧」，要求拿出主意来，改变现状，渡过难关。曾希圣接受了此一主张，八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有两亩左右，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过了不久，曾希圣觉得「保命」二字太难听，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由于在省委内先后有两名书记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农当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张凯帆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剩下的书记、委员大都心有馀悸、胆小怕事，因此「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于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内就通不过。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早已有人搞过的「包产到户」，但这也是被毛宣判为「反社会主义」的，他便将其改头换面，挂上个「责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来。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种粮食，借地种油料，借地种蔬菜，谁种谁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省份。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过他汇报的是「责任田」而不是「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中也说，责任田「不同于包产到户」（二者都是分田由个人耕种，区别是前者是田间耕作各尽责任，分配时还是并大锅；包产则是上交所包的定额后，馀粮归个人支配。故农民欲得「包产」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责任田」制度）。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但没过几天，会议尚未结束，他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将他找去，说「责任田」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打电话回省，通知下面煞车。但曾不买柯的账，照旧搞他的「责任田」。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可是曾仍坚持认为「没有错」。此时，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调查，派去的人回京汇报，当汇报到柯说的「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这场纷争决非柯、曾二人的事，实际上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而且由于无数农民饿死的灾难，使这场争执更形尖锐了。是共产党就都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是个老而又老、始终未得答案的问题。排队下地，排队上食堂当然是社会主义，但是「田蛤蟆一口饭，癞蛤蟆也一口饭」，「勤快人瞅著懒人气得肚子疼」可说是懒人不劳而获，剥削了勤快人。如果说剥削是资本主义的特徽，公社的大锅饭又像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多数更著重实效而不太注意「主义」。譬如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在京郊怀柔县做调查期间发表的谈话，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体经济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看我们生产搞得怎么样。生产比个体经济搞得好，有优越性，否则无优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优越是优越，大家劳动就是不积极。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就是大家都积极。」（四月十九日）
「你说集体经济优越，社员不积极，你说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自留地平整得好，没有坷垃，还夹上篱笆。集体耕种的地，哪一块赶得上？．．．．农民对集体的积极性不及个体的高，是带普遍性的，这不是偶然的，是带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们怀柔县怎么弄我不管，只要你们把地种得像自留地似的．．．．」（日期不详）
党内有彭真这种不在乎主义、只求将农业生产搞好的思想的人不在少数。总书记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所表达的思想与副总书记彭真大体是一样的（这话最早是安徽干部说的，为邓接受。「白猫黑猫」是误传）。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征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馀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云南省弥勒县有一户农民，因为女的是日本移民战后留下的孤女，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这家人也就成了当地唯一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单干户。结果是大家都在挨饿，他们却不仅自己有吃的，还能拿出一些粮食周济眼看就要瞑目的乡邻。自然，凭这一家单干户的力量，救活不了几个人，但既然公社社员濒于饿死，而单干户却自给有馀，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说穿了，要摆脱灾难就要先摆脱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扯掉那件「一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重新单干。然而这有违共产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不能不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做：「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注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页。）
问题只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愿意？如果农民不愿意，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掌权，未置答案，而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
对于共产党和农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从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帮助它打下江山的农民之后，农民和党的目标就不一致了。毛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将这分岐说得再明白不过。
苏联强行搞集体化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当这一行动完全结束时，苏联的农业产量和家畜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夕，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八年集体化以前的水平。」（注２：《赫鲁晓夫回忆录》爱德华．克兰克萧的评语。）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时，俄国的耕牛还依然少于一九一三年。」（注３：麦克尔．莫洛佐乌著《勃列日湟夫传》。）
中共跟老大哥学，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一九四六年，乌克兰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共和国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去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定额的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来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注４：《赫鲁晓夫回忆录》。）但是党的援助尚未到来，素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便发生了大饥馑、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将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馑同它一比，我们就明白，中国制造的灾难除比先生斯大林制造的范围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几乎就是苏联的老路，连制造饥馑的过程都一样，都是农民被迫把粮食交出去而后饿死。史大林至死都没再把自由还给农民一分，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向执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级社成立不久，就有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按户包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每年交给集体相应的粮食，超产部份归耕作者个人所有。由于退社单干已不可能，包产到户是农民可争取到的最大自由。当时中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制造灾难之前，中共党内几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对。譬如邓子恢，他一方面攻击党内热衷于办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页。）另一方面又指责「按劳（力）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注６：见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个「老右倾」，连他都不赞成包产到户，可见当时中共的决策层不仅一致地要搞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别也不大，都不赞成给农民以自由。
中下层干部，尤其是身在农村的，有的同情农民的处境，自行实行了「包工到户」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党的刊物上鼓吹「包产单位越小越好」，「产量高，由户包」，主张「包工到户、包产到人」。但是真敢这样与中央唱反调的并不多，并未形成潮流。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干部中的所谓「五风」问题上（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对此暂时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庐山会议之后，他全力投入反右倾运动，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
十月十三日，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将「包产到户」说成「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党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也指责「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注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这样，各地主张实行政策的干部纷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包产到户」的呼声立即沉寂了。但是没出几个月，国民经济迅速恶化，饥馑偏布全国，相当多的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清醒过来的首先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全党发烧，他的昏话也说了一大筐，同毛泽东比不相上下。他到处去讲话：「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注８：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谈话。见一机部、北京机械学院、二机部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合编的《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七页。）「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一九六三年开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到『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注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八页。）「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超过美国了。」（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他有些话，如「中央有决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关于教育方面若干问题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则反映了整个中央决策层的热昏。
刘少奇对于制造大跃进灾难自然有一份责任。在庐山会议助毛反右倾，使灾祸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千万农民饿死后，他似乎醒悟了。一九六○年五月，他说：「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进，不跃进就『右倾』。」他大约是从这时开始悔悟的。到了六一年五月，他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注１３：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在其家乡调查时对县委书记等人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四十七页。）七月间，他又说：「党爬上了领导位置，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注１４：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九页。）刘少奇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中共无法再坚持「三面红旗」，加上他本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搞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那一套有兴趣，并不主张搞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纯而又纯的、大家都吃大锅饭、靠供给制过活的「共产主义」，他的立场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后退，成了党内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那派人的领袖。
安徵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在农村搞大锅饭，拆村并庄，收缴社员的家禽家畜去办「万猪场」、「万鸡山」，虚报产量，徵购过头粮。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荒唐事，除了宣布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条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办「万猪场」就是中央的指示），内心未必就那么热衷于共产。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无端被整，曾希圣即使没有大彻大悟，也半彻半吾了。回到省里，他发牢骚说「庐山气候不对」，使他「不敢讲话」，说反右倾是「一边倒」。省里艺人创作历史剧《宝英传》，叙述太平天国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纷争，他热心参与，从台词到服装设计都亲自研究修改。该剧批评「天王」洪秀全「听信佞言」、「排斥忠信」、「屈煞贤臣」，将身份类似总司令的石达开描绘成「傲慢自负」、「受排挤打击」、「失败了的英雄」。观看预演后，曾希圣特地点明这出戏「在庐山会议后，更有现实意义」，可见他对彭德怀多少有点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当然应负首要责任，安徽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六○年春天，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检查工作，在宿县召开过一个座谈会，会上有提出「现在保命要紧」，要求拿出主意来，改变现状，渡过难关。曾希圣接受了此一主张，八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有两亩左右，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过了不久，曾希圣觉得「保命」二字太难听，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由于在省委内先后有两名书记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农当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张凯帆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剩下的书记、委员大都心有馀悸、胆小怕事，因此「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于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内就通不过。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早已有人搞过的「包产到户」，但这也是被毛宣判为「反社会主义」的，他便将其改头换面，挂上个「责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来。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种粮食，借地种油料，借地种蔬菜，谁种谁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省份。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过他汇报的是「责任田」而不是「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中也说，责任田「不同于包产到户」（二者都是分田由个人耕种，区别是前者是田间耕作各尽责任，分配时还是并大锅；包产则是上交所包的定额后，馀粮归个人支配。故农民欲得「包产」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责任田」制度）。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但没过几天，会议尚未结束，他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将他找去，说「责任田」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打电话回省，通知下面煞车。但曾不买柯的账，照旧搞他的「责任田」。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可是曾仍坚持认为「没有错」。此时，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调查，派去的人回京汇报，当汇报到柯说的「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这场纷争决非柯、曾二人的事，实际上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而且由于无数农民饿死的灾难，使这场争执更形尖锐了。是共产党就都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是个老而又老、始终未得答案的问题。排队下地，排队上食堂当然是社会主义，但是「田蛤蟆一口饭，癞蛤蟆也一口饭」，「勤快人瞅著懒人气得肚子疼」可说是懒人不劳而获，剥削了勤快人。如果说剥削是资本主义的特徽，公社的大锅饭又像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多数更著重实效而不太注意「主义」。譬如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在京郊怀柔县做调查期间发表的谈话，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体经济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看我们生产搞得怎么样。生产比个体经济搞得好，有优越性，否则无优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优越是优越，大家劳动就是不积极。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就是大家都积极。」（四月十九日）
「你说集体经济优越，社员不积极，你说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自留地平整得好，没有坷垃，还夹上篱笆。集体耕种的地，哪一块赶得上？．．．．农民对集体的积极性不及个体的高，是带普遍性的，这不是偶然的，是带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们怀柔县怎么弄我不管，只要你们把地种得像自留地似的．．．．」（日期不详）
党内有彭真这种不在乎主义、只求将农业生产搞好的思想的人不在少数。总书记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所表达的思想与副总书记彭真大体是一样的（这话最早是安徽干部说的，为邓接受。「白猫黑猫」是误传）。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党内斗争以及「包产到户」政策兴废（转贴）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征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馀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云南省弥勒县有一户农民，因为女的是日本移民战后留下的孤女，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这家人也就成了当地唯一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单干户。结果是大家都在挨饿，他们却不仅自己有吃的，还能拿出一些粮食周济眼看就要瞑目的乡邻。自然，凭这一家单干户的力量，救活不了几个人，但既然公社社员濒于饿死，而单干户却自给有馀，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说穿了，要摆脱灾难就要先摆脱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扯掉那件「一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重新单干。然而这有违共产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不能不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做：「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注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页。）
问题只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愿意？如果农民不愿意，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掌权，未置答案，而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
对于共产党和农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从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帮助它打下江山的农民之后，农民和党的目标就不一致了。毛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将这分岐说得再明白不过。
苏联强行搞集体化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当这一行动完全结束时，苏联的农业产量和家畜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夕，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八年集体化以前的水平。」（注２：《赫鲁晓夫回忆录》爱德华．克兰克萧的评语。）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时，俄国的耕牛还依然少于一九一三年。」（注３：麦克尔．莫洛佐乌著《勃列日湟夫传》。）
中共跟老大哥学，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一九四六年，乌克兰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共和国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去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定额的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来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注４：《赫鲁晓夫回忆录》。）但是党的援助尚未到来，素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便发生了大饥馑、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将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馑同它一比，我们就明白，中国制造的灾难除比先生斯大林制造的范围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几乎就是苏联的老路，连制造饥馑的过程都一样，都是农民被迫把粮食交出去而后饿死。史大林至死都没再把自由还给农民一分，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向执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级社成立不久，就有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按户包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每年交给集体相应的粮食，超产部份归耕作者个人所有。由于退社单干已不可能，包产到户是农民可争取到的最大自由。当时中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制造灾难之前，中共党内几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对。譬如邓子恢，他一方面攻击党内热衷于办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页。）另一方面又指责「按劳（力）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注６：见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个「老右倾」，连他都不赞成包产到户，可见当时中共的决策层不仅一致地要搞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别也不大，都不赞成给农民以自由。
中下层干部，尤其是身在农村的，有的同情农民的处境，自行实行了「包工到户」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党的刊物上鼓吹「包产单位越小越好」，「产量高，由户包」，主张「包工到户、包产到人」。但是真敢这样与中央唱反调的并不多，并未形成潮流。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干部中的所谓「五风」问题上（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对此暂时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庐山会议之后，他全力投入反右倾运动，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
十月十三日，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将「包产到户」说成「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党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也指责「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注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这样，各地主张实行政策的干部纷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包产到户」的呼声立即沉寂了。但是没出几个月，国民经济迅速恶化，饥馑偏布全国，相当多的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清醒过来的首先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全党发烧，他的昏话也说了一大筐，同毛泽东比不相上下。他到处去讲话：「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注８：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谈话。见一机部、北京机械学院、二机部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合编的《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七页。）「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一九六三年开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到『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注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八页。）「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超过美国了。」（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他有些话，如「中央有决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关于教育方面若干问题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则反映了整个中央决策层的热昏。
刘少奇对于制造大跃进灾难自然有一份责任。在庐山会议助毛反右倾，使灾祸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千万农民饿死后，他似乎醒悟了。一九六○年五月，他说：「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进，不跃进就『右倾』。」他大约是从这时开始悔悟的。到了六一年五月，他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注１３：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在其家乡调查时对县委书记等人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四十七页。）七月间，他又说：「党爬上了领导位置，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注１４：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九页。）刘少奇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中共无法再坚持「三面红旗」，加上他本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搞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那一套有兴趣，并不主张搞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纯而又纯的、大家都吃大锅饭、靠供给制过活的「共产主义」，他的立场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后退，成了党内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那派人的领袖。
安徵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在农村搞大锅饭，拆村并庄，收缴社员的家禽家畜去办「万猪场」、「万鸡山」，虚报产量，徵购过头粮。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荒唐事，除了宣布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条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办「万猪场」就是中央的指示），内心未必就那么热衷于共产。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无端被整，曾希圣即使没有大彻大悟，也半彻半吾了。回到省里，他发牢骚说「庐山气候不对」，使他「不敢讲话」，说反右倾是「一边倒」。省里艺人创作历史剧《宝英传》，叙述太平天国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纷争，他热心参与，从台词到服装设计都亲自研究修改。该剧批评「天王」洪秀全「听信佞言」、「排斥忠信」、「屈煞贤臣」，将身份类似总司令的石达开描绘成「傲慢自负」、「受排挤打击」、「失败了的英雄」。观看预演后，曾希圣特地点明这出戏「在庐山会议后，更有现实意义」，可见他对彭德怀多少有点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当然应负首要责任，安徽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六○年春天，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检查工作，在宿县召开过一个座谈会，会上有提出「现在保命要紧」，要求拿出主意来，改变现状，渡过难关。曾希圣接受了此一主张，八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有两亩左右，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过了不久，曾希圣觉得「保命」二字太难听，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由于在省委内先后有两名书记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农当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张凯帆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剩下的书记、委员大都心有馀悸、胆小怕事，因此「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于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内就通不过。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早已有人搞过的「包产到户」，但这也是被毛宣判为「反社会主义」的，他便将其改头换面，挂上个「责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来。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种粮食，借地种油料，借地种蔬菜，谁种谁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省份。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过他汇报的是「责任田」而不是「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中也说，责任田「不同于包产到户」（二者都是分田由个人耕种，区别是前者是田间耕作各尽责任，分配时还是并大锅；包产则是上交所包的定额后，馀粮归个人支配。故农民欲得「包产」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责任田」制度）。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但没过几天，会议尚未结束，他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将他找去，说「责任田」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打电话回省，通知下面煞车。但曾不买柯的账，照旧搞他的「责任田」。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可是曾仍坚持认为「没有错」。此时，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调查，派去的人回京汇报，当汇报到柯说的「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这场纷争决非柯、曾二人的事，实际上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而且由于无数农民饿死的灾难，使这场争执更形尖锐了。是共产党就都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是个老而又老、始终未得答案的问题。排队下地，排队上食堂当然是社会主义，但是「田蛤蟆一口饭，癞蛤蟆也一口饭」，「勤快人瞅著懒人气得肚子疼」可说是懒人不劳而获，剥削了勤快人。如果说剥削是资本主义的特徽，公社的大锅饭又像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多数更著重实效而不太注意「主义」。譬如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在京郊怀柔县做调查期间发表的谈话，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体经济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看我们生产搞得怎么样。生产比个体经济搞得好，有优越性，否则无优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优越是优越，大家劳动就是不积极。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就是大家都积极。」（四月十九日）
「你说集体经济优越，社员不积极，你说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自留地平整得好，没有坷垃，还夹上篱笆。集体耕种的地，哪一块赶得上？．．．．农民对集体的积极性不及个体的高，是带普遍性的，这不是偶然的，是带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们怀柔县怎么弄我不管，只要你们把地种得像自留地似的．．．．」（日期不详）
党内有彭真这种不在乎主义、只求将农业生产搞好的思想的人不在少数。总书记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所表达的思想与副总书记彭真大体是一样的（这话最早是安徽干部说的，为邓接受。「白猫黑猫」是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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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主张分田，并非因为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同刘少奇一样，他也把这看作「紧急措施」，使国家渡过难关，避免出现「全国人民各奔前程」的危机。当时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思想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这个「丧失革命成果」，指的是农民造反推翻共产党；所谓「争取时间」，指的则是农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赢得农民的信任。一九六一年六月他回上海青浦县老家调查时，已经听到农民发牢骚说：「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享福，吃粥。」他对此感到震惊，于是说：「吃稀饭农民是不满意的。统购统得太多了，这样统购的情况不能维持太久。不能太欺侮农民，他们要造反的。．．．农民长期吃粥不行。」所以，他主张分田，是因为他相信农民分到了地，乾饭自然就有了。他指示财政办公室算账，看「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加多少？」至于农民单干之后是否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可能，他则回答：「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意指若出现新富农，就再来一次土地改革或其他形式的均贫富再分配）所以，毛泽东认为陈云主张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那只是毛的想像，并非事实。
当时邓小平的立场，可由他在文革期间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中看出来：「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
当时刘少奇的思想也在变化。一九六一年五月他在湖南调查时，陆续发表的意见比较保守、谨慎，如「零碎的土地可以包到户，让社员讨个便宜．．．．」（五月四日晚）「你们看荒土包给户行不行？包给户，收的东西百分八九十归户」（五月六日下午）。到了六二年，他就明确主张包产到户了。「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哪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业上要退够（指政治路线上后退），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注２７：一九六二年六月，见《历史的见证》第九十五页。）
文革初少奇被打倒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比省委第一书记降了半级）的曾希圣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我这个『责任田』还不够他的格。」说的倒是实语。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立场，还可以由他在文革初期作的检查中看出来：「当年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按：应指一九六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那次）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批驳，因此他就在几次会议鼓吹包产到户，有位中央同志（按：应是指陈云）就提出分田到户．．．．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没有把它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注２８：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由于刘少奇持这种态度，半年前曾希圣挨批时闭了嘴的干部逐渐敢说话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个会议上说：「安徽实行责任田增产了」，「突竟包产到户好不好，可以试验。」另一位副总理李先念则说：「假如让农民自己表决的话，多数农民都是愿意包产到户的。」
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思想同陈云接近。他说：「单干可以，只要你照我的四个条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负担。二、保证搞好生产。三、完成公粮任务。四、交纳水费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给农民自耕，陶大为赞赏，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注２９：见文革期间广东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红旗（贫下中农）报》。）
这时河南的大跃进积极份子吴芝圃也已经下台。借地一事，据康生说，「这个问题是陶铸提出的，真正坚决执行的是（省长）文敏生。」（注３０：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见河南省文革各派代表时的讲话。）由此可知陶铸也是个分田派，不管怎么说，陶铸的态度是鲜明的，虽然大跃进初期他也曾积极过一阵子。
张闻天是下台干部，虽然政治局的席位还象徵性地保留著，参加会议发表意见的权利却没有了，他只能自己对自己发表意见。七月十八日，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包产到户的发展」，「是群众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结果」，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
不过，彭德怀却不赞成让农民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他于一九六一年底前在家乡湖南湘潭县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写了四个调查报告。对其老家乌石村的现状，他这样写道：「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份社员要求分田单干或者包产到户。这部份人，按户计算，约占总户数的一半左右。」
「主张单干的理由是：『人心不齐，集体生产搞不好。』『现在粮食困难，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只要土地不出卖，包产到户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
其实，乌石大队社员所说的「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同陈云说的「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大体是一个意思。借地给农民也差不多，反正权力在共产党手里，暂时把土地分下去，像放羊似地给农民一点自由，等到农民有饭吃了或者「干富了」，国家渡过危机了，土地随时可以再收回来。可惜彭德怀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将这种主张说成是「歪风」。他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他和大队干部「引导农民回忆、对比解放以前受地主剥削的苦处，回忆土改以后两三年，由于各人单干，有些地方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出现困难户出卖青苗等情况」，说服了农民，将下边一个己部份分田到户、一个已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作了纠正。（注３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六十一至六十六页。）
毛泽东后来临终前圈定的继承人华国锋那时也是坚定的反包产派。华在当了几年毛的老家湖南湘潭县县委书记后，升迁为地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不久，他在省委的刊物《学习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胜利属于高举跃进红旗的人民》，用他收集的材料证明毛的正确和彭德怀的错误。他还跑到平江县（彭德怀当年率部起义加入中共红军的地方）去领导批判彭。这就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升迁的机会，毛泽东亲自提名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他以后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本来提拔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只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书记处的份内事，毛越俎代庖，就是为了将他纳入其接班人的队伍之中。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当上党主席后，报刊介绍他的光荣历史中有这么一段：「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妖风影响下，这个大队（按：清联大队，在毛、彭的老家湘潭县）有的生产队闹著包产到户，有的干部甚至主张单干．．．．华国锋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这里．．．．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清联大队的干部社员迅速煞住了单干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注３２：《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由此可见，一九六二年八月之前，中国农民能否得到一点自由，享受独自经营一块土地的好处，完全取决于当地执政官员是哪一派。全国究竟有多少农民欢迎这一自由，现在已无从查考。彭德怀老家乌石大队是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个数字说明不了全国的情形，所以不妨提一提两位中低级干部于八月上旬写给毛的信：中共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给毛写信，说明「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安徽太湖县一位干部则给毛和省委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说「农民群众中拥护『责任田』的起头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说「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欢迎「包产到户」、「责任田」，但他要坚持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半年就可以看出农村阶级大分化，两年都不要，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注３３：《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一页。）将这话与彭德怀的「乌石调查报告」一比较，我们就发现：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观点与他最接近的正是被他骂作「祸首」、「忘八蛋」的彭德怀。彭只是对他搞「大炼钢铁」，「会把家底烧光」不满而已，对于经济政策并无深入研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答案也只是「集体化」，同毛大致一样。毛将彭视作仇敌，那是被权力迷住了眼。他在庐山知道党内多数有不满情绪，以为目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遂对彭发动突袭，演出了那贻笑千载的一幕。
在毛看来，「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带领农民干社会主义，不能给农民自由。「人民救星」的使命感，使他深信只有他才能给五亿农民指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康庄大道。至于有百分之几十的人，五十也好，八十九十也好，不愿意走这条金光大道，那只有强迫他们走下去，他们以后会得到「万年幸福」的。
至于党内分岐，毛认为只有他才有资格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子恢说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那是不作数的。认真说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几乎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譬如曾希圣下台之前曾在一次全省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上说，宿县那位带著病儿子进山单干，半年后上交公社一千八百斤粮的老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甚至指著一屋子书记们说：「像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房子里恐怕还没有。」
社会主义由权力大的人解释，安徽归曾希圣解释，全国当然就得毛泽东说了算数。毛的解释与曾希圣、邓子恢们正相反，他在八月上旬的北戴河会议中发动批判邓小恢，指著邓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注３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三六二页。）尽管邓重申自己的观点，据理争辩，其他赞成过包产到户的人却象三年前庐山会议那样纷纷见风转舵，不再坚持其主张。三个月前刘少奇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天灾是一片，人灾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可惜他自己就先忘了这个教训。刘和周恩来、邓小平都不敢陈述自己的真实观点，一般的中央委员除了赶紧同邓子恢划清界线外，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
这样会议便以批判邓子恢「支持农民闹单干」收了场。不久，毛泽东宣布邓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农村工作部「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予以撤销。「包产到户」这一帖可以救几亿农民于水火、使他们脱离苦难的良药，终于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被宣判死刑，一下子给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当时邓小平的立场，可由他在文革期间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中看出来：「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
当时刘少奇的思想也在变化。一九六一年五月他在湖南调查时，陆续发表的意见比较保守、谨慎，如「零碎的土地可以包到户，让社员讨个便宜．．．．」（五月四日晚）「你们看荒土包给户行不行？包给户，收的东西百分八九十归户」（五月六日下午）。到了六二年，他就明确主张包产到户了。「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哪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业上要退够（指政治路线上后退），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注２７：一九六二年六月，见《历史的见证》第九十五页。）
文革初少奇被打倒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比省委第一书记降了半级）的曾希圣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我这个『责任田』还不够他的格。」说的倒是实语。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立场，还可以由他在文革初期作的检查中看出来：「当年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按：应指一九六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那次）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批驳，因此他就在几次会议鼓吹包产到户，有位中央同志（按：应是指陈云）就提出分田到户．．．．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没有把它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注２８：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由于刘少奇持这种态度，半年前曾希圣挨批时闭了嘴的干部逐渐敢说话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个会议上说：「安徽实行责任田增产了」，「突竟包产到户好不好，可以试验。」另一位副总理李先念则说：「假如让农民自己表决的话，多数农民都是愿意包产到户的。」
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思想同陈云接近。他说：「单干可以，只要你照我的四个条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负担。二、保证搞好生产。三、完成公粮任务。四、交纳水费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给农民自耕，陶大为赞赏，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注２９：见文革期间广东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红旗（贫下中农）报》。）
这时河南的大跃进积极份子吴芝圃也已经下台。借地一事，据康生说，「这个问题是陶铸提出的，真正坚决执行的是（省长）文敏生。」（注３０：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见河南省文革各派代表时的讲话。）由此可知陶铸也是个分田派，不管怎么说，陶铸的态度是鲜明的，虽然大跃进初期他也曾积极过一阵子。
张闻天是下台干部，虽然政治局的席位还象徵性地保留著，参加会议发表意见的权利却没有了，他只能自己对自己发表意见。七月十八日，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包产到户的发展」，「是群众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结果」，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
不过，彭德怀却不赞成让农民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他于一九六一年底前在家乡湖南湘潭县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写了四个调查报告。对其老家乌石村的现状，他这样写道：「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份社员要求分田单干或者包产到户。这部份人，按户计算，约占总户数的一半左右。」
「主张单干的理由是：『人心不齐，集体生产搞不好。』『现在粮食困难，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只要土地不出卖，包产到户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
其实，乌石大队社员所说的「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同陈云说的「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大体是一个意思。借地给农民也差不多，反正权力在共产党手里，暂时把土地分下去，像放羊似地给农民一点自由，等到农民有饭吃了或者「干富了」，国家渡过危机了，土地随时可以再收回来。可惜彭德怀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将这种主张说成是「歪风」。他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他和大队干部「引导农民回忆、对比解放以前受地主剥削的苦处，回忆土改以后两三年，由于各人单干，有些地方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出现困难户出卖青苗等情况」，说服了农民，将下边一个己部份分田到户、一个已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作了纠正。（注３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六十一至六十六页。）
毛泽东后来临终前圈定的继承人华国锋那时也是坚定的反包产派。华在当了几年毛的老家湖南湘潭县县委书记后，升迁为地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不久，他在省委的刊物《学习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胜利属于高举跃进红旗的人民》，用他收集的材料证明毛的正确和彭德怀的错误。他还跑到平江县（彭德怀当年率部起义加入中共红军的地方）去领导批判彭。这就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升迁的机会，毛泽东亲自提名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他以后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本来提拔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只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书记处的份内事，毛越俎代庖，就是为了将他纳入其接班人的队伍之中。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当上党主席后，报刊介绍他的光荣历史中有这么一段：「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妖风影响下，这个大队（按：清联大队，在毛、彭的老家湘潭县）有的生产队闹著包产到户，有的干部甚至主张单干．．．．华国锋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这里．．．．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清联大队的干部社员迅速煞住了单干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注３２：《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由此可见，一九六二年八月之前，中国农民能否得到一点自由，享受独自经营一块土地的好处，完全取决于当地执政官员是哪一派。全国究竟有多少农民欢迎这一自由，现在已无从查考。彭德怀老家乌石大队是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个数字说明不了全国的情形，所以不妨提一提两位中低级干部于八月上旬写给毛的信：中共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给毛写信，说明「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安徽太湖县一位干部则给毛和省委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说「农民群众中拥护『责任田』的起头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说「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欢迎「包产到户」、「责任田」，但他要坚持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半年就可以看出农村阶级大分化，两年都不要，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注３３：《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一页。）将这话与彭德怀的「乌石调查报告」一比较，我们就发现：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观点与他最接近的正是被他骂作「祸首」、「忘八蛋」的彭德怀。彭只是对他搞「大炼钢铁」，「会把家底烧光」不满而已，对于经济政策并无深入研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答案也只是「集体化」，同毛大致一样。毛将彭视作仇敌，那是被权力迷住了眼。他在庐山知道党内多数有不满情绪，以为目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遂对彭发动突袭，演出了那贻笑千载的一幕。
在毛看来，「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带领农民干社会主义，不能给农民自由。「人民救星」的使命感，使他深信只有他才能给五亿农民指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康庄大道。至于有百分之几十的人，五十也好，八十九十也好，不愿意走这条金光大道，那只有强迫他们走下去，他们以后会得到「万年幸福」的。
至于党内分岐，毛认为只有他才有资格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子恢说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那是不作数的。认真说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几乎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譬如曾希圣下台之前曾在一次全省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上说，宿县那位带著病儿子进山单干，半年后上交公社一千八百斤粮的老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甚至指著一屋子书记们说：「像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房子里恐怕还没有。」
社会主义由权力大的人解释，安徽归曾希圣解释，全国当然就得毛泽东说了算数。毛的解释与曾希圣、邓子恢们正相反，他在八月上旬的北戴河会议中发动批判邓小恢，指著邓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注３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三六二页。）尽管邓重申自己的观点，据理争辩，其他赞成过包产到户的人却象三年前庐山会议那样纷纷见风转舵，不再坚持其主张。三个月前刘少奇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天灾是一片，人灾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可惜他自己就先忘了这个教训。刘和周恩来、邓小平都不敢陈述自己的真实观点，一般的中央委员除了赶紧同邓子恢划清界线外，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
这样会议便以批判邓子恢「支持农民闹单干」收了场。不久，毛泽东宣布邓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农村工作部「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予以撤销。「包产到户」这一帖可以救几亿农民于水火、使他们脱离苦难的良药，终于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被宣判死刑，一下子给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老马转的这些东西蛮有意思的
为文革招魂的人应该看一看
虽然这个不是说文革
但是说了发动文革的人...................
为文革招魂的人应该看一看
虽然这个不是说文革
但是说了发动文革的人...................
回忆是极其痛苦的。
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
文革不是空穴来风，文革不是没有原因的，党内的民主作风、实事求是作风、执政为民的宗旨在文革前就丢失了，文革打倒一切打烂一切国家机器（除军队）的梁子在那时就结上了，这就是文革灾难有不可避免性的原因！目前的城乡差别、三农问题也不是无源之水，以乌托邦理想强迫农民改造农民从来就不可能解决农民共和国二等公民的问题！！！
那些靠转贴为文革招魂的遗老遗少的裹脚布破烂货来辩论来轰炸的人应该知道，人心不可辱！！！历史不是靠你们这些个别编篡、信口开河铸写的！那些遗老遗少们信口开河已是多少年的老传统了，现在无非是利用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沉渣泛起，想塞进自己的私货！文革时就有首非常有名的破歌，全歌只有一句歌词：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天天在广播电台灌输性轰炸性的播放，老百姓就是不信！
文革的特征，假“革命”冲击一切，封建专制复辟，靠吹牛出生产力！靠不干活生产上台阶！靠批斗知识分子搞科研！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工资没涨过，房子没分过，市场上空空如也，把农村当垃圾堆，解决不了的就业问题靠把中学生都踢到乡下甩包袱！！！好话说尽，坏事作绝呀！
你还更可笑地举出了哪个老外说了文革好话了，老夫从不怀疑有这样的老外个案，如果老外的看法可以做判断，那你敢看国外对文革的主流议论和评价是什么吗？？？这种举例浅薄可笑的可怜！！！！就在8国联军想要雌西太后命并把雌西太后逼得疲于奔命之后，不是也有老外拜倒在雌西太后脚下，接受雌西太后封赏并大加宣扬吗？这不是异曲同工吗！
恰恰是你们用本能来阉割历史，恰恰是你们这种诡辩术浅薄无比！你认为文革是大好事就拼命转贴那些和你们偏见一致的东西，根本不看和完全排斥无数文革当事人、无数文革经过人、以及无数历史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指出、回忆和批判文革灾难的事实！个人崇拜、造神信神的本质就是缺乏思想的本能和浅薄的表现！借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轮子那么滑稽的东西、李红痔那么浅薄的东西竟然也有那么多信众！！！
老毛建国有功，对新中国成立及其初期发展有重大贡献，但1957年以后在治国方面犯有重大错误，57年反右封杀了民间言路，59年倒彭封杀了官方党内言路，根本破坏和否定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实事求是、造成了共和国发展中的一系列挫折和灾难。
文革更是以反修防修为名，大搞个人崇拜、大搞造神运动和封建专制，使祸国殃民的4人帮横行天下十年！4人帮就是文革，4人帮的路线是文革的主线！为什么4人帮只能在老毛过世后才能打倒？？？老毛有功有过，党的3中全会已有定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能抵过！！！用功抵过难道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吗？？？因有功就不能提过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文革不是空穴来风，文革不是没有原因的，党内的民主作风、实事求是作风、执政为民的宗旨在文革前就丢失了，文革打倒一切打烂一切国家机器（除军队）的梁子在那时就结上了，这就是文革灾难有不可避免性的原因！目前的城乡差别、三农问题也不是无源之水，以乌托邦理想强迫农民改造农民从来就不可能解决农民共和国二等公民的问题！！！
那些靠转贴为文革招魂的遗老遗少的裹脚布破烂货来辩论来轰炸的人应该知道，人心不可辱！！！历史不是靠你们这些个别编篡、信口开河铸写的！那些遗老遗少们信口开河已是多少年的老传统了，现在无非是利用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沉渣泛起，想塞进自己的私货！文革时就有首非常有名的破歌，全歌只有一句歌词：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天天在广播电台灌输性轰炸性的播放，老百姓就是不信！
文革的特征，假“革命”冲击一切，封建专制复辟，靠吹牛出生产力！靠不干活生产上台阶！靠批斗知识分子搞科研！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工资没涨过，房子没分过，市场上空空如也，把农村当垃圾堆，解决不了的就业问题靠把中学生都踢到乡下甩包袱！！！好话说尽，坏事作绝呀！
你还更可笑地举出了哪个老外说了文革好话了，老夫从不怀疑有这样的老外个案，如果老外的看法可以做判断，那你敢看国外对文革的主流议论和评价是什么吗？？？这种举例浅薄可笑的可怜！！！！就在8国联军想要雌西太后命并把雌西太后逼得疲于奔命之后，不是也有老外拜倒在雌西太后脚下，接受雌西太后封赏并大加宣扬吗？这不是异曲同工吗！
恰恰是你们用本能来阉割历史，恰恰是你们这种诡辩术浅薄无比！你认为文革是大好事就拼命转贴那些和你们偏见一致的东西，根本不看和完全排斥无数文革当事人、无数文革经过人、以及无数历史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指出、回忆和批判文革灾难的事实！个人崇拜、造神信神的本质就是缺乏思想的本能和浅薄的表现！借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轮子那么滑稽的东西、李红痔那么浅薄的东西竟然也有那么多信众！！！
老毛建国有功，对新中国成立及其初期发展有重大贡献，但1957年以后在治国方面犯有重大错误，57年反右封杀了民间言路，59年倒彭封杀了官方党内言路，根本破坏和否定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实事求是、造成了共和国发展中的一系列挫折和灾难。
文革更是以反修防修为名，大搞个人崇拜、大搞造神运动和封建专制，使祸国殃民的4人帮横行天下十年！4人帮就是文革，4人帮的路线是文革的主线！为什么4人帮只能在老毛过世后才能打倒？？？老毛有功有过，党的3中全会已有定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能抵过！！！用功抵过难道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吗？？？因有功就不能提过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非常高兴在超大看到了讨论文革的问题。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在关注它，了解它。作为青年一代，我觉得这是必须的。我对《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中主编者永平的一段话印象非常深刻，“日本人侵略了中国，侵略了东南亚，袭击了珍珠港，搞了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可是，日本人没有勇气，更不想负什么责任。于是，日本的教科书没有这段历史；日本的脑子里缺少这段历史，日本没有反战博物馆，可以断言，日本人肯定重蹈覆辙。
我们谴责日本人，可是，我们却也缺少勇气、胆量和责任感。因为，我们没有“文革“博物馆；我们没有了解“文革“历史的青年。我们的青年听“文革“得故事或而目瞪口呆，或而莫名其妙，或而天方夜谭，或而嬉皮笑脸。那么，是否可以断言，中国人也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认为正确认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年轻一代！看了这几个讨论文革的帖子，我支持老马，同时我还在思考。您作为文革经历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过季羡林写的《牛棚杂忆》，他在书中有一句话我不明白，书现在不再身边了，大概意思是，尽管文革结束已经这么多年了，国家政府也已经给知识分子平反了，但为什么他们心中仍然存有。。。，我记不太清原文了，感觉是怨气还是一种不平什么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请老者赐教。谢谢！
我们谴责日本人，可是，我们却也缺少勇气、胆量和责任感。因为，我们没有“文革“博物馆；我们没有了解“文革“历史的青年。我们的青年听“文革“得故事或而目瞪口呆，或而莫名其妙，或而天方夜谭，或而嬉皮笑脸。那么，是否可以断言，中国人也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认为正确认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年轻一代！看了这几个讨论文革的帖子，我支持老马，同时我还在思考。您作为文革经历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过季羡林写的《牛棚杂忆》，他在书中有一句话我不明白，书现在不再身边了，大概意思是，尽管文革结束已经这么多年了，国家政府也已经给知识分子平反了，但为什么他们心中仍然存有。。。，我记不太清原文了，感觉是怨气还是一种不平什么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请老者赐教。谢谢！
OLDHORSES你贴这个帖子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贴这种帖子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眼！！！！！
我们的历史是出过错误，毛也是有过错误，但你告诉我，美国人什么时候这样否定和丑化过去的总统？
你如此用心地把历史上的事情搬出来，断章取义，添油加醋，混肴视听，蒙昧他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精神，是信仰，是理想和志气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说我们前辈的丰功伟绩，那些令我们自豪和感慨的历史！
我们现在一方面需要继续学习国外的优势经验，强国强民，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精神、有志气，毛时代就是我们民族精神最伟大，最得以广泛的时代！
一个民族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一个有良知的民族也不要去丑化自己的前辈！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60年代怎么样，你知道60年代我们的伟大成就吗！
你知道我们现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什么时候来的吗？
你知道你现在出国，洋人不再说你是“东亚病夫”了吗？
你知道你的祖辈对60年代的感怀吗？
你知道这20几年改革的基础是什么吗？
你知道铁路是谁修的吗？
你知道水利工程是什么时候的吗？
你知道大庆吗？
你知道两弹一星吗？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强大受人尊敬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一味否定，一味丑化，忘宗忘祖，败家子！！！
我们并不是说毛主席是如何，60年代又如何，毛的时代有过错误。对于错误，关键在于怎么去对待，怎样改正，而不是你们如此用心的在这里否定呀否定，丑化呀丑化！
否则的话，我真怀疑你的身份了！！！
因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会这样去对待自己的先辈！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贴这种帖子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眼！！！！！
我们的历史是出过错误，毛也是有过错误，但你告诉我，美国人什么时候这样否定和丑化过去的总统？
你如此用心地把历史上的事情搬出来，断章取义，添油加醋，混肴视听，蒙昧他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精神，是信仰，是理想和志气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说我们前辈的丰功伟绩，那些令我们自豪和感慨的历史！
我们现在一方面需要继续学习国外的优势经验，强国强民，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精神、有志气，毛时代就是我们民族精神最伟大，最得以广泛的时代！
一个民族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一个有良知的民族也不要去丑化自己的前辈！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60年代怎么样，你知道60年代我们的伟大成就吗！
你知道我们现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什么时候来的吗？
你知道你现在出国，洋人不再说你是“东亚病夫”了吗？
你知道你的祖辈对60年代的感怀吗？
你知道这20几年改革的基础是什么吗？
你知道铁路是谁修的吗？
你知道水利工程是什么时候的吗？
你知道大庆吗？
你知道两弹一星吗？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强大受人尊敬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一味否定，一味丑化，忘宗忘祖，败家子！！！
我们并不是说毛主席是如何，60年代又如何，毛的时代有过错误。对于错误，关键在于怎么去对待，怎样改正，而不是你们如此用心的在这里否定呀否定，丑化呀丑化！
否则的话，我真怀疑你的身份了！！！
因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会这样去对待自己的先辈！
什么事都可以坐下来慢慢谈，用不着这么肝火中烧，现在天气热，大家座这里上网也都不容易，营造点清凉的讨论氛围不好吗，言语火辣辣，看着都热阿！
大家还是有谈的基础嘛，都是为了中国好！！！
大家还是有谈的基础嘛，都是为了中国好！！！
其实
楼主的帖子很好
虽然带有个人感情
但也比较客观的展示了
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
楼主的帖子很好
虽然带有个人感情
但也比较客观的展示了
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
你知道反右时中央国家机关哪个部门打成右派多？你肯定猜不中。告诉你：共青团，头儿是胡耀邦。惊诧吧！谁最强烈要求为右派平反？还是胡耀邦。两者均发自真心，这是胡耀邦个人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
dkdkdk：
你也敢称懂得历史？？？你也敢称为中国好？？？文革不需要丑化，文革就是灾难！文革就是浩劫！文革是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心中永远的痛，彻底否定文革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就是中国近年崛起的基础！
你们这些鼓吹文革的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想以文革否定当前的中国，唱衰当前的中国前途，放大当前的问题，抹杀当前的进步！老夫作为文革过来人，就是要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你转贴的那些破东西是信口开河、歪曲事实、不值一驳！！！
连0255200512在自己转贴的《五、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问题（ 郑言实）》中一个跟帖都承认：
“我不是为
文革招魂，相反，本人是“六.四”那年毕业的，我从激进的叛逆者变成了冷静的
思索者。我是主张西化的，文革不能重演，我非常了解反右和文革的危害，文革
主要的3年中（1966到1969）暴露出的盲目的政治狂热、野蛮的人权迫害、政治行
为的歇斯底里、对文化艺术教育的摧残以及政治理论的乌托邦，是我们党犯的极
大错误。如果我写那个罪行，可以写几本书。但是，只堆砌文革的那些负面现象
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我对文革从激烈的抨击转到冷静的思考。因为如果我们从这
个大教训中得不到有益的东西，岂不是白白付出了代价吗？判断一个事物也不能
够用非好即坏的二维思维。”
你还来不承认，你还给文革编故事、翻案、招魂！！！还想给人戴帽子，你鼓吹文革也要小心别人认为你是犯反中国罪！
老夫在本帖6楼的原创：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就是要回击你这种给文革翻案的人！
文革不是空穴来风，文革不是没有原因的，党内的民主作风、实事求是作风、执政为民的宗旨在文革前就丢失了，文革打倒一切打烂一切国家机器（除军队）的梁子在那时就结上了，这就是文革灾难有不可避免性的原因！目前的城乡差别、三农问题也不是无源之水，以乌托邦理想强迫农民改造农民从来就不可能解决农民共和国二等公民的问题！！！
那些靠转贴为文革招魂的遗老遗少的裹脚布破烂货来辩论来轰炸的人应该知道，人心不可辱！！！历史不是靠你们这些个别编篡、信口开河铸写的！那些遗老遗少们信口开河已是多少年的老传统了，现在无非是利用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沉渣泛起，想塞进自己的私货！文革时就有首非常有名的破歌，全歌只有一句歌词：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天天在广播电台灌输性轰炸性的播放，老百姓就是不信！
文革的特征，假“革命”冲击一切，封建专制复辟，靠吹牛出生产力！靠不干活生产上台阶！靠批斗知识分子搞科研！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工资没涨过，房子没分过，市场上空空如也，把农村当垃圾堆，解决不了的就业问题靠把中学生都踢到乡下甩包袱！！！好话说尽，坏事作绝呀！
你还更可笑地举出了哪个老外说了文革好话了，老夫从不怀疑有这样的老外个案，如果老外的看法可以做判断，那你敢看国外对文革的主流议论和评价是什么吗？？？这种举例浅薄可笑的可怜！！！！就在8国联军想要雌西太后命并把雌西太后逼得疲于奔命之后，不是也有老外拜倒在雌西太后脚下，接受雌西太后封赏并大加宣扬吗？这不是异曲同工吗！
恰恰是你们用本能来阉割历史，恰恰是你们这种诡辩术浅薄无比！你认为文革是大好事就拼命转贴那些和你们偏见一致的东西，根本不看和完全排斥无数文革当事人、无数文革经过人、以及无数历史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指出、回忆和批判文革灾难的事实！个人崇拜、造神信神的本质就是缺乏思想的本能和浅薄的表现！借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轮子那么滑稽的东西、李红痔那么浅薄的东西竟然也有那么多信众！！！
老毛建国有功，对新中国成立及其初期发展有重大贡献，但1957年以后在治国方面犯有重大错误，57年反右封杀了民间言路，59年倒彭封杀了官方党内言路，根本破坏和否定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实事求是、造成了共和国发展中的一系列挫折和灾难。
文革更是以反修防修为名，大搞个人崇拜、大搞造神运动和封建专制，使祸国殃民的4人帮横行天下十年！4人帮就是文革，4人帮的路线是文革的主线！为什么4人帮只能在老毛过世后才能打倒？？？老毛有功有过，党的3中全会已有定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能抵过！！！用功抵过难道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吗？？？因有功就不能提过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你也敢称懂得历史？？？你也敢称为中国好？？？文革不需要丑化，文革就是灾难！文革就是浩劫！文革是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心中永远的痛，彻底否定文革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就是中国近年崛起的基础！
你们这些鼓吹文革的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想以文革否定当前的中国，唱衰当前的中国前途，放大当前的问题，抹杀当前的进步！老夫作为文革过来人，就是要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你转贴的那些破东西是信口开河、歪曲事实、不值一驳！！！
连0255200512在自己转贴的《五、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问题（ 郑言实）》中一个跟帖都承认：
“我不是为
文革招魂，相反，本人是“六.四”那年毕业的，我从激进的叛逆者变成了冷静的
思索者。我是主张西化的，文革不能重演，我非常了解反右和文革的危害，文革
主要的3年中（1966到1969）暴露出的盲目的政治狂热、野蛮的人权迫害、政治行
为的歇斯底里、对文化艺术教育的摧残以及政治理论的乌托邦，是我们党犯的极
大错误。如果我写那个罪行，可以写几本书。但是，只堆砌文革的那些负面现象
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我对文革从激烈的抨击转到冷静的思考。因为如果我们从这
个大教训中得不到有益的东西，岂不是白白付出了代价吗？判断一个事物也不能
够用非好即坏的二维思维。”
你还来不承认，你还给文革编故事、翻案、招魂！！！还想给人戴帽子，你鼓吹文革也要小心别人认为你是犯反中国罪！
老夫在本帖6楼的原创：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就是要回击你这种给文革翻案的人！
文革不是空穴来风，文革不是没有原因的，党内的民主作风、实事求是作风、执政为民的宗旨在文革前就丢失了，文革打倒一切打烂一切国家机器（除军队）的梁子在那时就结上了，这就是文革灾难有不可避免性的原因！目前的城乡差别、三农问题也不是无源之水，以乌托邦理想强迫农民改造农民从来就不可能解决农民共和国二等公民的问题！！！
那些靠转贴为文革招魂的遗老遗少的裹脚布破烂货来辩论来轰炸的人应该知道，人心不可辱！！！历史不是靠你们这些个别编篡、信口开河铸写的！那些遗老遗少们信口开河已是多少年的老传统了，现在无非是利用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沉渣泛起，想塞进自己的私货！文革时就有首非常有名的破歌，全歌只有一句歌词：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天天在广播电台灌输性轰炸性的播放，老百姓就是不信！
文革的特征，假“革命”冲击一切，封建专制复辟，靠吹牛出生产力！靠不干活生产上台阶！靠批斗知识分子搞科研！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工资没涨过，房子没分过，市场上空空如也，把农村当垃圾堆，解决不了的就业问题靠把中学生都踢到乡下甩包袱！！！好话说尽，坏事作绝呀！
你还更可笑地举出了哪个老外说了文革好话了，老夫从不怀疑有这样的老外个案，如果老外的看法可以做判断，那你敢看国外对文革的主流议论和评价是什么吗？？？这种举例浅薄可笑的可怜！！！！就在8国联军想要雌西太后命并把雌西太后逼得疲于奔命之后，不是也有老外拜倒在雌西太后脚下，接受雌西太后封赏并大加宣扬吗？这不是异曲同工吗！
恰恰是你们用本能来阉割历史，恰恰是你们这种诡辩术浅薄无比！你认为文革是大好事就拼命转贴那些和你们偏见一致的东西，根本不看和完全排斥无数文革当事人、无数文革经过人、以及无数历史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指出、回忆和批判文革灾难的事实！个人崇拜、造神信神的本质就是缺乏思想的本能和浅薄的表现！借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轮子那么滑稽的东西、李红痔那么浅薄的东西竟然也有那么多信众！！！
老毛建国有功，对新中国成立及其初期发展有重大贡献，但1957年以后在治国方面犯有重大错误，57年反右封杀了民间言路，59年倒彭封杀了官方党内言路，根本破坏和否定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实事求是、造成了共和国发展中的一系列挫折和灾难。
文革更是以反修防修为名，大搞个人崇拜、大搞造神运动和封建专制，使祸国殃民的4人帮横行天下十年！4人帮就是文革，4人帮的路线是文革的主线！为什么4人帮只能在老毛过世后才能打倒？？？老毛有功有过，党的3中全会已有定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能抵过！！！用功抵过难道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吗？？？因有功就不能提过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支持老马，反对别有用心的人！！！
知道“彭，张，周反党集团”吗？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实际上，少了一个：周惠，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他向毛作了检讨，为了留个”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他过关，回湖南后整反党集团他比谁都卖力，可把湖南整惨了。这故事还没完，20年后，他是内蒙古第一书记，继赵紫阳，万里后，他在内蒙推行“包产到户”及平反“内人反党集团”，声明一点，没人逼他，当时中央还未对“包产到户”定性。看看！这就是历史的曲折性。
所以说明，在文革中很多人干着违心的心！
oldhorse,我和你是同年，强烈支持你！！！还记得胡耀邦去世吗，至今难忘。中国真的进步了，记得64后，我到了分配单位，因是党员，支部会上得表个态，我说：我不能认同那个结论。60多的女书记眨了眨眼睛，“下一个仪题。”后来，我还是该提拔就提拔，没事！
老马，你在哪个学校？给个Email好吗？
以下是引用[B][f22][/B]在2003-7-27 14:12:00的发言：
老马，你在哪个学校？给个Email好吗？
老马可能都当小马的老头了
他自己说是文革亲历者啊!!!!
f22你觉得这么老的一匹马还是在学校里吗????
文革时少不更事，地处偏远丰衣足食，对那场灾难只有些很表面的印象，我要感谢这场争论，
不要责怪那些很年轻的网友吧，我们也曾一样。
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知社会的方式方法是需要时间和阅历去掌握的，何况在中国，在这样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之中。。。。
长歌当哭。。。。。。
看到读者上有一篇文章（我不赞同他的观点）说：美国人用200 年建成一个强国，中国用了4000 年，还是个穷国。
http://news.sina.com.cn/c/2003-07-26/23541418698.shtml
http://news.sina.com.cn/w/2003-07-27/10221420958.shtml
以上两文，味道不同，随便看看吧。
不要责怪那些很年轻的网友吧，我们也曾一样。
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知社会的方式方法是需要时间和阅历去掌握的，何况在中国，在这样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之中。。。。
长歌当哭。。。。。。
看到读者上有一篇文章（我不赞同他的观点）说：美国人用200 年建成一个强国，中国用了4000 年，还是个穷国。
http://news.sina.com.cn/c/2003-07-26/23541418698.shtml
http://news.sina.com.cn/w/2003-07-27/10221420958.shtml
以上两文，味道不同，随便看看吧。
老夫要告诉那些鼓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和阴谋论者一句话，你们今天可以在网上大放厥词的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你们知道吗，文革时你可以骂遍中国5000年，但任何时候你不能说老毛一句，而且你只要敢反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反对当时的在位的权势者和反对当时的现行政策，你就要立即被专政，你就是现行反革命！！！任何批判和揪斗只有当在位的权势者政治失宠倒台后才是可能的（比如林彪。。。。。）！！！
f22：老夫的email在个人信息里有。
f22：老夫的email在个人信息里有。
中央的错误不是一个人的错，是集体的错。
蛋蛋，你懂个啥，我问的是89年时在哪个学校，一边玩去。
正是，所以我告诉我的女儿，那十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十年，比民国还黑，所以称之为浩劫。
老毛有功有过，功要肯定过要纠正，功不能抵过，那些总把文革评价与对老毛总体评价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无非是要反对否定文革！
文革中对干部的任何批判和揪斗只有当在位的权势者政治失宠倒台后才是可能的（比如林彪。。。。。）！！！否则谁冲谁就是反革命！我们发现每个因政治失宠倒台后揪出来的人物都腐败，但那腐败从来就不是他们倒台的真正原因！他们没倒台时为什么不允许批不允许暴光？？？文革中革命干部强奸了黑九类的女人或女孩，还要批那些女人施放糖衣炮弹，用色相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天理何在？？？
就连肯定文革的人中都有那么多人家有人在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那么打倒他们是对的吗？？？难道他们被打倒是活该？你们家人被打倒你们愿意，如果别人家被打倒被迫害被冤枉，被整得家破人亡，哭诉无门受尽凌辱，难道他们还都应当肯定文革怀念文革？？？文革既然是错误的，文革既然冤枉和迫害了那么多好人好干部，为什么我们不能批判文革否定文革，为什么还要为文革涂脂抹粉？？？难道提决不允许文革灾难再来不对？？？
文革中这派那派都是被文革小组和最高当权者当枪使，都是政治替罪羊，最后没有一个有好果子吃，你们还幼稚，以为造反派被当权派镇压了，当时的当权派的只是结合了革命领导干部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什么都是中央文革批准的，镇压命令也是中央文革下的，你们简直幼稚的一塌糊涂，现在还来派性，告诉你们吧，那些造反派都是被老毛69-70年彻底打压下去的，法办的法办，下乡的下乡，都是以老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果断措施！！！
有的人爸爸在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这种被冤枉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无穷无尽，一个文革中现行反革命的儿子现在在这里大声为文革叫好，还想再来一把？这事是不是太滑稽可笑了一点？？？老夫真不明白你们的脑子是怎么长的，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判断？不会有受虐倾向吧？怎么让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让人家当枪使还豪迈的不得了，这地球难道离了谁就转不了了？？？
现在的政治气氛可是比文革宽松太多太多，文革中你们对江请敢有半句不敬也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敢反红色司令部中任何人就是现行反革命！现在你们可以这里放肆地攻击阿江等现任高官、攻击现政策的话更海了去了，要是回到文革中你们早就被镇压了！哭都没地方哭！还呼唤文革呢，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是人民共和国还是封建专制，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是封建家天下？？？你们就好好想想吧！！！
文革中对干部的任何批判和揪斗只有当在位的权势者政治失宠倒台后才是可能的（比如林彪。。。。。）！！！否则谁冲谁就是反革命！我们发现每个因政治失宠倒台后揪出来的人物都腐败，但那腐败从来就不是他们倒台的真正原因！他们没倒台时为什么不允许批不允许暴光？？？文革中革命干部强奸了黑九类的女人或女孩，还要批那些女人施放糖衣炮弹，用色相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天理何在？？？
就连肯定文革的人中都有那么多人家有人在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那么打倒他们是对的吗？？？难道他们被打倒是活该？你们家人被打倒你们愿意，如果别人家被打倒被迫害被冤枉，被整得家破人亡，哭诉无门受尽凌辱，难道他们还都应当肯定文革怀念文革？？？文革既然是错误的，文革既然冤枉和迫害了那么多好人好干部，为什么我们不能批判文革否定文革，为什么还要为文革涂脂抹粉？？？难道提决不允许文革灾难再来不对？？？
文革中这派那派都是被文革小组和最高当权者当枪使，都是政治替罪羊，最后没有一个有好果子吃，你们还幼稚，以为造反派被当权派镇压了，当时的当权派的只是结合了革命领导干部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什么都是中央文革批准的，镇压命令也是中央文革下的，你们简直幼稚的一塌糊涂，现在还来派性，告诉你们吧，那些造反派都是被老毛69-70年彻底打压下去的，法办的法办，下乡的下乡，都是以老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果断措施！！！
有的人爸爸在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这种被冤枉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无穷无尽，一个文革中现行反革命的儿子现在在这里大声为文革叫好，还想再来一把？这事是不是太滑稽可笑了一点？？？老夫真不明白你们的脑子是怎么长的，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判断？不会有受虐倾向吧？怎么让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让人家当枪使还豪迈的不得了，这地球难道离了谁就转不了了？？？
现在的政治气氛可是比文革宽松太多太多，文革中你们对江请敢有半句不敬也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敢反红色司令部中任何人就是现行反革命！现在你们可以这里放肆地攻击阿江等现任高官、攻击现政策的话更海了去了，要是回到文革中你们早就被镇压了！哭都没地方哭！还呼唤文革呢，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是人民共和国还是封建专制，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是封建家天下？？？你们就好好想想吧！！！
再说一事，三年困难时期，赵紫阳在广东任省委书记，当时珠三角的人大量逃港，有的村子年青人几乎跑光，有人建议边防军和民兵开枪阻止偷渡，赵说：既不能让人家吃饱，总得给条生路吧。遂令不得开枪，生灵之福啊。说起此事，伯父叹气：好人啊。
79年后中国的进步是惊天动地的，虽经几次动荡，但理性还是在包括高级干部的绝大多数人身上占了上风，记得毕业时，广东省委向各高校打招呼：在毕业生的关于是否参加了示威游行的一栏上一律填没有。而当时有老人家提出：再搞一次反右。这种人终于还是一小撮，上下的反对和各种或明或暗的保护使中华民族避免了又一次灾难，三起三落的邓大人也从自己的沉浮中明白过来：反右式的政治运动是一把双刃的剑，会反过来把用者插伤。我敬重他，尽管我不是对他的每一项决策投赞成票。
美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这是一场空前也许是绝后的运动，它的出现已经它的影响力让人瞠目结舌。文革是我们民族的一场灾难，反过来也是我们民族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以下是引用dreamfy在2003-7-27 10:08:00的发言：说得很对，先顶一下。后面会有解释。
非常高兴在超大看到了讨论文革的问题。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在关注它，了解它。作为青年一代，我觉得这是必须的。我对《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中主编者永平的一段话印象非常深刻，“日本人侵略了中国，侵略了东南亚，袭击了珍珠港，搞了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可是，日本人没有勇气，更不想负什么责任。于是，日本的教科书没有这段历史；日本的脑子里缺少这段历史，日本没有反战博物馆，可以断言，日本人肯定重蹈覆辙。
我们谴责日本人，可是，我们却也缺少勇气、胆量和责任感。因为，我们没有“文革“博物馆；我们没有了解“文革“历史的青年。我们的青年听“文革“得故事或而目瞪口呆，或而莫名其妙，或而天方夜谭，或而嬉皮笑脸。那么，是否可以断言，中国人也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认为正确认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年轻一代！看了这几个讨论文革的帖子，我支持老马，同时我还在思考。您作为文革经历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过季羡林写的《牛棚杂忆》，他在书中有一句话我不明白，书现在不再身边了，大概意思是，尽管文革结束已经这么多年了，国家政府也已经给知识分子平反了，但为什么他们心中仍然存有。。。，我记不太清原文了，感觉是怨气还是一种不平什么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请老者赐教。谢谢！
唉！
文革前 国内有经济改革的气氛 但哪时没多经济人才 也没人懂社会主义经济该怎么搞 马克思也死得太早了 为了解决资本的罪恶 当然他提出了共产主义 可惜忽略了人性在各阶段的特点。
中国被孤立 政治挂帅 经济的“自由现象”首先被打倒 这和中国人的性格很有关系
当时国内确实有分化现象 被误会为阶级的分化 而且大量的失业人口激化了社会矛盾 社会中产阶层被受到冲击
就好比现在 大部分人都满意政治现状 但一提到经济 意见、分歧、情绪就来了 沿海的富裕相对内陆的贫困 如果有人提议到广东劫富济贫 我想会很多人同意的
中国被孤立 政治挂帅 经济的“自由现象”首先被打倒 这和中国人的性格很有关系
当时国内确实有分化现象 被误会为阶级的分化 而且大量的失业人口激化了社会矛盾 社会中产阶层被受到冲击
就好比现在 大部分人都满意政治现状 但一提到经济 意见、分歧、情绪就来了 沿海的富裕相对内陆的贫困 如果有人提议到广东劫富济贫 我想会很多人同意的
以下是引用f22在2003-7-28 10:11:00的发言：
蛋蛋，你懂个啥，我问的是89年时在哪个学校，一边玩去。
唉
到底是谁不懂啊
老马说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
至少是他在75年之前就已经有15岁了（具体多少你多看看老马在文章里透露的个人信息啊！）89年？老马那个时候最起码已经是三十了！
不懂啊不懂啊不懂啊
老马你别怪他
居然有人认为对文革的批判是丑化文革,拜托,文革这一空前的丑剧给中国造成了多么深重的影响!这一丑陋的失误还用人们去丑化?倒是要警惕某些人为它涂脂抹粉,借尸还魂!文革的灾难是空前的,我们在此讨论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绝后,断了某些妄图把水搅混的人的念想!
转贴：人祸的悲哀
祭一九五九年饿死的父亲和同胞（四川）长 虹
我曾经有一个弟，名叫一平，父亲给他命名时，可能是讨吉利，希望他一生平安。
弟弟的长像我回忆不起了，我大他仅仅两岁。他是五岁时，过“粮食关”死的。每当我的五岁女儿，带着稚气而又懂事的神情向我问东问西，缠着要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想起我的弟弟，我的五岁的弟弟饿死时的惨状，一九五九年那些哀伤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一九五八年，老毛总导了一场闹剧。虽然这一场闹剧仅是他许多作品中的一个小品，却让中国大地因此“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场闹剧的场次是“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跃进”，剧情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舞台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时间，“空中要粮”、“亩产万斤”的“天方夜谭”竟在报刊杂志的头版头条变成了事实。谎言被一千次、一万次地反复宣传，人们都信真了。
“人祸”蔓延，饿殍遍地。我的家乡荥经县，三年饥荒中，饿死三万四千多人（官方县志所记），几乎占全县人口的半数。五八年荥经总人口是六万三千七百一十七人（荥经县志：“人口变动”）一九六二年，总人口降至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人（同上）。
五九年下半年，村里每天都在饿死人。有的走着，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靠着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着木棍，像是站着，其实已经死了。野狗把无人认领的尸体拖来拖去，活着的人，像行尸走肉，除了饥饿的眼光渴求着食物，都已经死了。
上面指示，不准说饿，只能说病；不准报饿死，只能报病死。医院里挤满了浮泡脸胖的“病人”，“病人”们进了医院，就很少有再走出医院。医院里有种特效良药“红发丸”，用发酵的麦皮米糠加红糖制成。无论病情多麽严重的“病人”，只要吃上几粒，病情立刻缓转，此“药”胜过仙丹。当然，能够享用这种特效良药的“病人”，就得同上面攀上关系，没有关系的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病”死在医院就算了；是没有资格接受“红发丸”治疗的。
公共食堂——共产主义的“天堂”承诺，兑现每天给行步危艰的人们两勺稀饭。人们捧着形形色色的餐具，有沙锅、铁锅、木桶、木盒；有瓷盆、瓷缸、竹筒。在食堂门口排起长龙；眼睛整齐地望着窗口，喉结有节律地随厨管师上下飞舞的勺子不停滑动。心里还惦着家人的家长，小心地捧着盛了全家稀饭的器皿，慢慢移回家，珍放起来，切碎草根，野菜，放进已经加了很多清水，看不见米粒的稀饭里。这样搅拌家长就能给每一个饿鬼掏心的成员多分一点食物了。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断了炊烟，饥民们吃光了树皮、草根，就用观音土（一种白泥巴）填胃。家乡七百多人的“建设队”饿死了一大半後，除了民兵连长、队长、会计家外，每家每户都有饿死的人。
我家同院住着一户张姓，张姓原是七口人的大家，五九年下半年，张家只剩母子二人了。一天，我和弟弟偶然进了张家屋子，看见张么哥嘴里嚼着什麽东西。
弟弟饿得真向他靠拢“给我____么哥____我要吃____”，弟弟伸着枯柴丫一样的小手，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要吃”很清楚。我看见张么哥将一团黑色东西穿在火钳上，把钳伸入火塘，在火塘里不断转动着火钳，火钳上的黑团冒着黑烟，那团黑东西发出咝、咝、咝的声音。黑烟弥漫在屋子里，屋子里充满了说不清楚的香味。
弟弟和我围着张么哥，盯着他把火钳上的黑团往嘴里塞。起初，他不理睬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我和弟弟的存在。弟弟拉着他的裤角，爬在地上“要吃____要吃____”
地叫个不停。终於，那么哥转过头去贼一样地把半掩着的房门瞟了一眼，飞快地从为钳上撕下一黑团给了弟弟。弟弟接过，一口吞进肚里，又飞快地朝张么哥伸小手。“我呢！么哥！”我大声地喊叫，双手抱住他紧握火钳的手臂摇晃。正在这个时候，门突然大开，姐姐蹿了进来，她朝弟弟摊开的手心恨恨打了一把掌，跟着，抱着弟弟，一手揪着我的耳朵跑出了张家屋子。弟弟在姐姐怀里挣扎着，嘶叫着“我____要____吃”，扭头望着张家房门。
人是高级动物，人却常常用智慧去遮掩动物的一面。只有当灾难来临，那本性是无法掩饰的。长期遭受饥饿折磨的人性，首先想到的并非是道德、真、善、美，甚至生存，直接面对的就是解决饥饿，智者的生存寻食。
父亲柱着一根竹杆，艰难地移动着“两肿两消”的身躯，颤颤巍巍朝我们走来，因面部浮肿而半睁半眯着眼睛疑惑地望着姐姐。姐姐流着眼泪，声音哽咽：“他们在老么哥那里吃____”，“吃什麽？”父亲顿时显得很紧张。“是不是张么哥的娘也去了？”姐姐无声地匆匆地点了点头。
父亲抬头望着天空，双掌紧握成拳，一行清泪涌出浮肿的眼眶。他突然丢了竹杆，快步进了么哥家的房门。过了一会儿，父亲喘着粗气，从张家里屋抱出一个裹席筒，沉沉地放在屋檐下。他站起身体，双腿抖动，抬手向姐姐示意，姐姐拾起父亲刚才甩了的竹杆，递送到他的手里。父亲走出大门，找人帮忙料理张大娘的後事去了，姐姐紧紧地搂着弟弟和我。屋檐下，破席边露出张大娘的一只细腿，腿肚子被刀割得零零落落，血红的骨头就裸露在外面。弟弟抬头望着姐姐，像是不明白姐姐为什麽流泪，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张大娘的裹席筒和张老么的房门，害怕得浑身打抖。
张大娘死後，弟弟每天都跟着张老么的屁股转，不肯和我在一起耍了。父亲也没有给我们叮咛几句有关弟弟的话语，偶尔，张老么那胆怯兮兮目光与父亲无可奈何的神情相遇，父亲还会给他挤一个苦涩的微笑。张老么那时就已经十七岁了，与我姐姐同年出生。他的长像尖嘴猴腮，豆鼓眼珠很吓人，腰背前弓有时也伸直，乍一看，就像一根畸形的被烧焦了的老树桩。听别人讲，只要吃过人肉，都会变成张老么那个样子。我看见张老么就害怕也不自觉地疏远了弟弟，因为他们俩天天都在吃死人肉，是死人维系着他们的生命。
一九五九年的“国庆节”，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随父亲、姐姐在地名“乱葬岗”的坟包间寻杨雀草，把阳雀草搅和在粗糠里进食，大便时用手指去抠肛门的堵塞就要容易一些。地里田间，凡是能入口的草根，树皮都被人们吃光了，只有这乱葬坟还有一点绿色，相信鬼神的人，轻易是不敢到这个地方来的。父亲和姐姐脸贴着地面，专心地采摘每一朵小花，每一根可以进口的野草。我幻想着东一根西一根的古老的死人骨里，都藏着一个鬼，一到晚上，它们就亮着灯笼，燃着火把，在乱坟岗开会，看鬼的电影。突然，我看见张老么蹿蹿跌跌地朝我们这边跑来，他平时从来就不答理谁，见人就弓腰而过，更难得谈上一句话。
“一平____一平____”，张老么声音沙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话，栽倒在父亲面前，父亲跪在地上，双手托起他的头，张老么尽力抬起右手，遥指着我们家的院子，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屋里……一平……快……”，话未说完，就死在父亲怀里。
我和姐姐最先进了么哥家屋子，弟弟卷缩在火炉边，眼睛睁得大大的，口角流着白沫，左手仍紧握着一团腐了的死人肉……
审视过去的悲惨世界，我始终感到纳闷，“备战”粮多的是，为什麽没有人敢去抢，为什麽就那麽相信上面那些白白胖胖的家伙天天都在“瓜、草代”，不去偷他们，却宁肯乖乖地饿死，现在，我终於明白了，在长期的愚民政策和恐怖主义的高压下，我们这群动物已经失去原始野性，只能在巴甫洛夫的栅栏里乱撞。
弟弟吃腐人肉中毒死後，父亲说话更少了。他默默地将弟弟尸体抱进祖母那间阴森可怖的老屋的景象随时涌出我幼弱的心灵，在我眼前重现：父亲面对祖母的尸体，跪在地上，不断地叩头，微弱的灯光下，祖母的脸上，枕头边，一团团蛆在蠕动，已经面目全非了____
父亲每天照旧领取弟弟的一份口粮，我和姐姐饭碗里就能看见许多米粒了。
可是，这段日子还没有过上半月，我家却由此遭到了灭顶的灾难。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发现父亲冒领死人口粮，纠集起全队那几个吃饱饭的人，捆缚着父亲的双手，把他吊在我们家堂屋的屋檐下，用枪托捅，用锄把打，父亲仰着头，嘴口流血，望着远方任其毒打和凌辱。父亲紧咬牙关，不回答，不讨饶，这样就更加激怒了层层皇帝制下的最小的皇帝____生产队长，他逼父亲背着弟弟的尸体，站在保管室的晒坝中央示众。生产队长周卫兵，四九年前曾是东区最大的恶霸匪朱家兄弟的走狗，参加过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双枪”队。刘文辉舞“双枪”（国、共）得道後，周这个小恶棍沾祖宗好吃懒做的灵佑。四九年後，以赤贫、光棍为荣，周跨过鸭绿江，打过国际战争，回乡後，增加了几分荣耀，更多了许多霸气。我看见他用粪水从父亲头上淋下，父亲高大身体，全身糊满了污秽，顿时，我幼小的心灵，像被一把尖刀刺中，碧血长流。姐姐紧紧握着我的小手，眼泪掉在我的耳朵上，冰凉、冰凉的。周队长当众宣布，扣我父亲一月口粮。
姐姐用全身力量搀扶着父亲，拉着我的手，我走过那不到五百米的路程，肯定是一生中最长的路了。父亲躺在床上，一反寡言少语的常态：“强盗呀！土匪呀！你整死千千万万无辜的小民，你还要多少好人死在你的魔掌下，土匪啊____强盗啊____”。父亲把我和姐姐的手攒在一起，乾枯的眼窝含着泪水，泪眼望着姐姐：“带着三娃，带着三娃，逃命去吧，能不能活出来，尽人力吃天命吧！”整整一夜，父亲处在半昏迷中，一直说梦话和胡话。我不知道姐姐为什麽总用手去堵他的嘴，可父亲挣脱姐姐的阻拦，声音提得更高了：“匪啊，强盗啊！”他哪悲切的咒语一样的话语，我虽然听不懂，却像精灵一样地溶入了我的身心。黎明前，他平静了，即永远地离我而去了，父亲逝世，年仅三十四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周卫兵的仇恨已消，听说他的全家在文革中死绝，我居然也为他感慨一番。这一类小皇帝，仅仅是大中国皇帝的小卒。无论他们如何可恶，如何放刀，没有恐怖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威逼，或许周卫兵的所为早就得到惩治了。
祭一九五九年饿死的父亲和同胞（四川）长 虹
我曾经有一个弟，名叫一平，父亲给他命名时，可能是讨吉利，希望他一生平安。
弟弟的长像我回忆不起了，我大他仅仅两岁。他是五岁时，过“粮食关”死的。每当我的五岁女儿，带着稚气而又懂事的神情向我问东问西，缠着要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想起我的弟弟，我的五岁的弟弟饿死时的惨状，一九五九年那些哀伤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一九五八年，老毛总导了一场闹剧。虽然这一场闹剧仅是他许多作品中的一个小品，却让中国大地因此“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场闹剧的场次是“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跃进”，剧情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舞台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时间，“空中要粮”、“亩产万斤”的“天方夜谭”竟在报刊杂志的头版头条变成了事实。谎言被一千次、一万次地反复宣传，人们都信真了。
“人祸”蔓延，饿殍遍地。我的家乡荥经县，三年饥荒中，饿死三万四千多人（官方县志所记），几乎占全县人口的半数。五八年荥经总人口是六万三千七百一十七人（荥经县志：“人口变动”）一九六二年，总人口降至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人（同上）。
五九年下半年，村里每天都在饿死人。有的走着，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靠着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着木棍，像是站着，其实已经死了。野狗把无人认领的尸体拖来拖去，活着的人，像行尸走肉，除了饥饿的眼光渴求着食物，都已经死了。
上面指示，不准说饿，只能说病；不准报饿死，只能报病死。医院里挤满了浮泡脸胖的“病人”，“病人”们进了医院，就很少有再走出医院。医院里有种特效良药“红发丸”，用发酵的麦皮米糠加红糖制成。无论病情多麽严重的“病人”，只要吃上几粒，病情立刻缓转，此“药”胜过仙丹。当然，能够享用这种特效良药的“病人”，就得同上面攀上关系，没有关系的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病”死在医院就算了；是没有资格接受“红发丸”治疗的。
公共食堂——共产主义的“天堂”承诺，兑现每天给行步危艰的人们两勺稀饭。人们捧着形形色色的餐具，有沙锅、铁锅、木桶、木盒；有瓷盆、瓷缸、竹筒。在食堂门口排起长龙；眼睛整齐地望着窗口，喉结有节律地随厨管师上下飞舞的勺子不停滑动。心里还惦着家人的家长，小心地捧着盛了全家稀饭的器皿，慢慢移回家，珍放起来，切碎草根，野菜，放进已经加了很多清水，看不见米粒的稀饭里。这样搅拌家长就能给每一个饿鬼掏心的成员多分一点食物了。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断了炊烟，饥民们吃光了树皮、草根，就用观音土（一种白泥巴）填胃。家乡七百多人的“建设队”饿死了一大半後，除了民兵连长、队长、会计家外，每家每户都有饿死的人。
我家同院住着一户张姓，张姓原是七口人的大家，五九年下半年，张家只剩母子二人了。一天，我和弟弟偶然进了张家屋子，看见张么哥嘴里嚼着什麽东西。
弟弟饿得真向他靠拢“给我____么哥____我要吃____”，弟弟伸着枯柴丫一样的小手，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要吃”很清楚。我看见张么哥将一团黑色东西穿在火钳上，把钳伸入火塘，在火塘里不断转动着火钳，火钳上的黑团冒着黑烟，那团黑东西发出咝、咝、咝的声音。黑烟弥漫在屋子里，屋子里充满了说不清楚的香味。
弟弟和我围着张么哥，盯着他把火钳上的黑团往嘴里塞。起初，他不理睬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我和弟弟的存在。弟弟拉着他的裤角，爬在地上“要吃____要吃____”
地叫个不停。终於，那么哥转过头去贼一样地把半掩着的房门瞟了一眼，飞快地从为钳上撕下一黑团给了弟弟。弟弟接过，一口吞进肚里，又飞快地朝张么哥伸小手。“我呢！么哥！”我大声地喊叫，双手抱住他紧握火钳的手臂摇晃。正在这个时候，门突然大开，姐姐蹿了进来，她朝弟弟摊开的手心恨恨打了一把掌，跟着，抱着弟弟，一手揪着我的耳朵跑出了张家屋子。弟弟在姐姐怀里挣扎着，嘶叫着“我____要____吃”，扭头望着张家房门。
人是高级动物，人却常常用智慧去遮掩动物的一面。只有当灾难来临，那本性是无法掩饰的。长期遭受饥饿折磨的人性，首先想到的并非是道德、真、善、美，甚至生存，直接面对的就是解决饥饿，智者的生存寻食。
父亲柱着一根竹杆，艰难地移动着“两肿两消”的身躯，颤颤巍巍朝我们走来，因面部浮肿而半睁半眯着眼睛疑惑地望着姐姐。姐姐流着眼泪，声音哽咽：“他们在老么哥那里吃____”，“吃什麽？”父亲顿时显得很紧张。“是不是张么哥的娘也去了？”姐姐无声地匆匆地点了点头。
父亲抬头望着天空，双掌紧握成拳，一行清泪涌出浮肿的眼眶。他突然丢了竹杆，快步进了么哥家的房门。过了一会儿，父亲喘着粗气，从张家里屋抱出一个裹席筒，沉沉地放在屋檐下。他站起身体，双腿抖动，抬手向姐姐示意，姐姐拾起父亲刚才甩了的竹杆，递送到他的手里。父亲走出大门，找人帮忙料理张大娘的後事去了，姐姐紧紧地搂着弟弟和我。屋檐下，破席边露出张大娘的一只细腿，腿肚子被刀割得零零落落，血红的骨头就裸露在外面。弟弟抬头望着姐姐，像是不明白姐姐为什麽流泪，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张大娘的裹席筒和张老么的房门，害怕得浑身打抖。
张大娘死後，弟弟每天都跟着张老么的屁股转，不肯和我在一起耍了。父亲也没有给我们叮咛几句有关弟弟的话语，偶尔，张老么那胆怯兮兮目光与父亲无可奈何的神情相遇，父亲还会给他挤一个苦涩的微笑。张老么那时就已经十七岁了，与我姐姐同年出生。他的长像尖嘴猴腮，豆鼓眼珠很吓人，腰背前弓有时也伸直，乍一看，就像一根畸形的被烧焦了的老树桩。听别人讲，只要吃过人肉，都会变成张老么那个样子。我看见张老么就害怕也不自觉地疏远了弟弟，因为他们俩天天都在吃死人肉，是死人维系着他们的生命。
一九五九年的“国庆节”，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随父亲、姐姐在地名“乱葬岗”的坟包间寻杨雀草，把阳雀草搅和在粗糠里进食，大便时用手指去抠肛门的堵塞就要容易一些。地里田间，凡是能入口的草根，树皮都被人们吃光了，只有这乱葬坟还有一点绿色，相信鬼神的人，轻易是不敢到这个地方来的。父亲和姐姐脸贴着地面，专心地采摘每一朵小花，每一根可以进口的野草。我幻想着东一根西一根的古老的死人骨里，都藏着一个鬼，一到晚上，它们就亮着灯笼，燃着火把，在乱坟岗开会，看鬼的电影。突然，我看见张老么蹿蹿跌跌地朝我们这边跑来，他平时从来就不答理谁，见人就弓腰而过，更难得谈上一句话。
“一平____一平____”，张老么声音沙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话，栽倒在父亲面前，父亲跪在地上，双手托起他的头，张老么尽力抬起右手，遥指着我们家的院子，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屋里……一平……快……”，话未说完，就死在父亲怀里。
我和姐姐最先进了么哥家屋子，弟弟卷缩在火炉边，眼睛睁得大大的，口角流着白沫，左手仍紧握着一团腐了的死人肉……
审视过去的悲惨世界，我始终感到纳闷，“备战”粮多的是，为什麽没有人敢去抢，为什麽就那麽相信上面那些白白胖胖的家伙天天都在“瓜、草代”，不去偷他们，却宁肯乖乖地饿死，现在，我终於明白了，在长期的愚民政策和恐怖主义的高压下，我们这群动物已经失去原始野性，只能在巴甫洛夫的栅栏里乱撞。
弟弟吃腐人肉中毒死後，父亲说话更少了。他默默地将弟弟尸体抱进祖母那间阴森可怖的老屋的景象随时涌出我幼弱的心灵，在我眼前重现：父亲面对祖母的尸体，跪在地上，不断地叩头，微弱的灯光下，祖母的脸上，枕头边，一团团蛆在蠕动，已经面目全非了____
父亲每天照旧领取弟弟的一份口粮，我和姐姐饭碗里就能看见许多米粒了。
可是，这段日子还没有过上半月，我家却由此遭到了灭顶的灾难。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发现父亲冒领死人口粮，纠集起全队那几个吃饱饭的人，捆缚着父亲的双手，把他吊在我们家堂屋的屋檐下，用枪托捅，用锄把打，父亲仰着头，嘴口流血，望着远方任其毒打和凌辱。父亲紧咬牙关，不回答，不讨饶，这样就更加激怒了层层皇帝制下的最小的皇帝____生产队长，他逼父亲背着弟弟的尸体，站在保管室的晒坝中央示众。生产队长周卫兵，四九年前曾是东区最大的恶霸匪朱家兄弟的走狗，参加过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双枪”队。刘文辉舞“双枪”（国、共）得道後，周这个小恶棍沾祖宗好吃懒做的灵佑。四九年後，以赤贫、光棍为荣，周跨过鸭绿江，打过国际战争，回乡後，增加了几分荣耀，更多了许多霸气。我看见他用粪水从父亲头上淋下，父亲高大身体，全身糊满了污秽，顿时，我幼小的心灵，像被一把尖刀刺中，碧血长流。姐姐紧紧握着我的小手，眼泪掉在我的耳朵上，冰凉、冰凉的。周队长当众宣布，扣我父亲一月口粮。
姐姐用全身力量搀扶着父亲，拉着我的手，我走过那不到五百米的路程，肯定是一生中最长的路了。父亲躺在床上，一反寡言少语的常态：“强盗呀！土匪呀！你整死千千万万无辜的小民，你还要多少好人死在你的魔掌下，土匪啊____强盗啊____”。父亲把我和姐姐的手攒在一起，乾枯的眼窝含着泪水，泪眼望着姐姐：“带着三娃，带着三娃，逃命去吧，能不能活出来，尽人力吃天命吧！”整整一夜，父亲处在半昏迷中，一直说梦话和胡话。我不知道姐姐为什麽总用手去堵他的嘴，可父亲挣脱姐姐的阻拦，声音提得更高了：“匪啊，强盗啊！”他哪悲切的咒语一样的话语，我虽然听不懂，却像精灵一样地溶入了我的身心。黎明前，他平静了，即永远地离我而去了，父亲逝世，年仅三十四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周卫兵的仇恨已消，听说他的全家在文革中死绝，我居然也为他感慨一番。这一类小皇帝，仅仅是大中国皇帝的小卒。无论他们如何可恶，如何放刀，没有恐怖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威逼，或许周卫兵的所为早就得到惩治了。
文革是人类的悲剧，但当我看到竟然有人为文革涂脂抹粉，为独夫民贼招魂，让我觉得人类的悲剧还在继续。
谢谢老马，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完整的认识了中国过去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谢谢老马，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完整的认识了中国过去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看问题不要片面、绝对！某些人口口声声的说批判文革不是针对老毛，但明眼人一看矛头都是直指老毛嘛！文革是造成了很大的国内社会问题，但国际上的问题你们考虑过吗？阶级政治方面的问题你们考虑过吗？看看现在的社会分化、信仰社会道德丧失......文革不会如此简单！！！
我从来不低估毛在革命、战争和建国初期的贡献，但我认为，对毛在1957-1976年期间治国方略所犯的重大错误也要实事求是，其危害影响绝不容低估。左害猛于虎！！！企图对现在出现的问题用文革那套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和给军队造成浩劫的方法更是南辕北辙！
以下是引用超级感动在2004-1-14 23:36:00的发言：
看问题不要片面、绝对！某些人口口声声的说批判文革不是针对老毛，但明眼人一看矛头都是直指老毛嘛！文革是造成了很大的国内社会问题，但国际上的问题你们考虑过吗？阶级政治方面的问题你们考虑过吗？看看现在的社会分化、信仰社会道德丧失......文革不会如此简单！！！
我只知道人不吃饭就要死，如果有人这时还要什么国际问题，阶级问题来考虑的话。
我只能说：操你妈！
毛泽东在经济上本来就是白痴，最多懂得农民种地，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化大生产，所以只能搞人海战术，不懂科学，所以才会有批判马寅初，多生了几亿人，才有了现在的人口包袱，而且因为和赫鲁晓夫斗气，才搞了一个“大跃进”。一个学文的人就是太浪漫，不务实。而且毛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所以，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不能从学文科尤其是学文学的人当中挑选。而应该从学理工科的人中挑选。
所以，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不能从学文科尤其是学文学的人当中挑选。而应该从学理工科的人中挑选。
好文啊,值得思考啊
农业合作化不等于就是大跃进和苏联式的低下效率，也有以色列这样的成功例子，关键是什么样的农业合作化。BTW，彭真可不是党的副总书记，哪有这个职务，书记处里二代被架空了不少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