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高

北大校园里的蔡元培塑像。蔡元培在“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中得票87.98%，成为最受推崇的中国大学校长。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结果　
　
　　观点认同度

　　大学校长最需要具备的素质

　　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

　　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素养分析

　　在校时的校长总体评价

　　大学校长对当下中国所起的作用

　　聚焦大学校长
　　
　　□本报记者　陈敏
　　
　　百年历史上，中国“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近代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已因其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卓越贡献而垂诸史册，风范千秋；当代之马寅初、谢希德、江隆基等同样以其丰富的人性遗爱人间而一直为后世怀念。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其于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无可争辩。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成长一直抱有特殊关怀。
　　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痛苦；但同时也面临着太多的机遇和幸运。须知，一马平川从来不是成就历史人物的大舞台。只有在激荡中，在迷茫中，在艰难困苦中，才蕴藏着创造历史的大机会。过去那些伟大的校长，没有一个是在顺境下、在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开辟自己的时代的，今天的中国大学校长要想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来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你站到了那样的位置上，你就肩负了那样的使命，你没有借口，你别无选择！
　　但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了这点吗？他们准备好了吗？为此本报聚焦大学校长，追问大学校长，希望这种聚焦和这种追问，能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大学校长的成长。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在关于中国大学校长的系列传闻不断翻新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对教育改革滞后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滞后的焦虑，均通过这次民意测评得到展现。
　　本次调查始于6月8日，止于6月23日。共收集有效样本3311例，其中男性占91.0％，女性占8.9％。有45.1％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1－25岁之间，68.4％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1－30岁之间，平均年龄28岁。从学历来看，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有大学就读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信度。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显然，这一公众形象定位，与其首先是一个教育家的角色有一定距离。
　　另外几组数据说明同样问题。虽然“记得自己在校时的校长”的比例偏高，达77％；欣赏和支持的比例却很低———很欣赏很支持以及比较欣赏比较支持的两项相加不过20.77％。无所谓的达33.3％，不欣赏不支持的达33.37％。讨厌和反对的也有12.57％。对在校时的校长没态度和态度较对立的占绝大多数，这说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堪忧。
　　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被公众寄予特别的期望，是一点不奇怪的。对公众而言，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个机构的管理者，他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换言之，他不仅负有世俗的责任，更负有超乎世俗之上的，纯粹文化的、精神的使命。他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高度。
　　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特殊的气质。这样的逻辑在公众中早就约定俗成。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回答哪些素质对大学校长最重要时，有多达62.53％的受访者首先选择人文素质。
　　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最被看重。用这把标尺来丈量，当下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偏低。人文素质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有其具体内涵。丰满的人性，丰厚的学识，坚韧的信仰，对公正公平的不渝追求，都应该是构成人文素质的基本要素。但调查表明，在这些方面，当下大学校长恰恰难于满足公众的期望。在受访者中，认为大学校长最欠缺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达38.27％；而认为大学校长已经具备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则不过17.33％。认为大学校长作风民主的只有27.24％；认为大学校长具备恻隐之心、关怀人尤其是关怀弱者的只有22.57％。“大学校长是否了解中外教育大势”这个选项的数据较为乐观，选择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首次也是惟一一次超过半数，达50.53％。可见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相对而言，公众还是高度评价，认可度不俗。
　　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尽如人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与公众的预期还有相当距离。问题如何解决呢？本次调查的数据或许可做一些提示。在问及大学校长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时，87.25％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个教育家，76.42％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需要职业化。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成大学校长归位，即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
　　这个判断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切中中国大学的积弊的。只有从职业教育家的生涯中，只有从众多职业教育家充分的博弈中，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素养的大学校长，也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氛围的现代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方向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敢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敢不敢做的问题。身处最前沿的大学校长们敢不敢做、敢不敢突破体制围城，更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最关紧要之处。
　　　　　　　　　　　　
　　■最受推崇的校长
　　1.蔡元培　
　　2.胡适　
　　3.马寅初　
　　4.梅贻琦　
　　5.苏步青　
　　6.茅以升
　　7.蒋梦麟　
　　8.匡亚明　
　　9.李达　
　　10.吴玉章
北大校园里的蔡元培塑像。蔡元培在“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中得票87.98%，成为最受推崇的中国大学校长。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结果　
　
　　观点认同度

　　大学校长最需要具备的素质

　　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

　　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素养分析

　　在校时的校长总体评价

　　大学校长对当下中国所起的作用

　　聚焦大学校长
　　
　　□本报记者　陈敏
　　
　　百年历史上，中国“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近代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已因其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卓越贡献而垂诸史册，风范千秋；当代之马寅初、谢希德、江隆基等同样以其丰富的人性遗爱人间而一直为后世怀念。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其于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无可争辩。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成长一直抱有特殊关怀。
　　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痛苦；但同时也面临着太多的机遇和幸运。须知，一马平川从来不是成就历史人物的大舞台。只有在激荡中，在迷茫中，在艰难困苦中，才蕴藏着创造历史的大机会。过去那些伟大的校长，没有一个是在顺境下、在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开辟自己的时代的，今天的中国大学校长要想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来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你站到了那样的位置上，你就肩负了那样的使命，你没有借口，你别无选择！
　　但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了这点吗？他们准备好了吗？为此本报聚焦大学校长，追问大学校长，希望这种聚焦和这种追问，能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大学校长的成长。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在关于中国大学校长的系列传闻不断翻新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对教育改革滞后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滞后的焦虑，均通过这次民意测评得到展现。
　　本次调查始于6月8日，止于6月23日。共收集有效样本3311例，其中男性占91.0％，女性占8.9％。有45.1％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1－25岁之间，68.4％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1－30岁之间，平均年龄28岁。从学历来看，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有大学就读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信度。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显然，这一公众形象定位，与其首先是一个教育家的角色有一定距离。
　　另外几组数据说明同样问题。虽然“记得自己在校时的校长”的比例偏高，达77％；欣赏和支持的比例却很低———很欣赏很支持以及比较欣赏比较支持的两项相加不过20.77％。无所谓的达33.3％，不欣赏不支持的达33.37％。讨厌和反对的也有12.57％。对在校时的校长没态度和态度较对立的占绝大多数，这说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堪忧。
　　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被公众寄予特别的期望，是一点不奇怪的。对公众而言，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个机构的管理者，他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换言之，他不仅负有世俗的责任，更负有超乎世俗之上的，纯粹文化的、精神的使命。他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高度。
　　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特殊的气质。这样的逻辑在公众中早就约定俗成。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回答哪些素质对大学校长最重要时，有多达62.53％的受访者首先选择人文素质。
　　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最被看重。用这把标尺来丈量，当下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偏低。人文素质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有其具体内涵。丰满的人性，丰厚的学识，坚韧的信仰，对公正公平的不渝追求，都应该是构成人文素质的基本要素。但调查表明，在这些方面，当下大学校长恰恰难于满足公众的期望。在受访者中，认为大学校长最欠缺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达38.27％；而认为大学校长已经具备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则不过17.33％。认为大学校长作风民主的只有27.24％；认为大学校长具备恻隐之心、关怀人尤其是关怀弱者的只有22.57％。“大学校长是否了解中外教育大势”这个选项的数据较为乐观，选择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首次也是惟一一次超过半数，达50.53％。可见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相对而言，公众还是高度评价，认可度不俗。
　　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尽如人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与公众的预期还有相当距离。问题如何解决呢？本次调查的数据或许可做一些提示。在问及大学校长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时，87.25％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个教育家，76.42％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需要职业化。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成大学校长归位，即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
　　这个判断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切中中国大学的积弊的。只有从职业教育家的生涯中，只有从众多职业教育家充分的博弈中，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素养的大学校长，也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氛围的现代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方向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敢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敢不敢做的问题。身处最前沿的大学校长们敢不敢做、敢不敢突破体制围城，更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最关紧要之处。
　　　　　　　　　　　　
　　■最受推崇的校长
　　1.蔡元培　
　　2.胡适　
　　3.马寅初　
　　4.梅贻琦　
　　5.苏步青　
　　6.茅以升
　　7.蒋梦麟　
　　8.匡亚明　
　　9.李达　
　　10.吴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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