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太平洋：大国四百年争霸史（试读连载中）

东经159度，北纬32度，1565
　　在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上举足轻重的六大地区当中，第一个为入侵者所知的，是通往其他五处的公路海上航道。1565年夏至的10天前（依儒略历计算，就是6月1日，而此历之后尚继续沿用了17年），弗雷·安德烈斯·德·乌尔达内塔（Fray Andres de Urdaneta）命令快速轻帆船“圣佩德罗”号（）①自菲律宾群岛的圣米格尔（San Miguel）出发，目的地是向东约14，806公里外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它14个月前才从那里驶来。乌尔达内塔一驶离莱特湾（Leyte Gulf），立刻设定东北方向的向北航线，希望能够越过贸易风及马纬度无风带，迎上柔和的西风。麦哲伦首度乘着南方吹来的贸易风横渡太平洋西行，已经是45年前的事了。但从那时至今，除了绕行地球之外，尚无人能够找到返航的路。
　　经过一个月耐心的顶风调向航行之后，乌尔达内塔那些孤单的水手航行到北纬32度、东经159度的地方虽然他们并没有测量的工具。这里便是“不归点”，22年前，另一名船长就在这里放弃了继续航行的念头。但乌尔达内塔却向船的守护神圣彼得祷告，希望在这个季节，吹到这么北方的自西向东的季风能够把他们带回美洲。这也是麦哲伦当年所面对的挑战，只是方向相反而已；而这次挑战性更大，因为乌尔达内塔很清楚这片海洋有多广阔又有多空旷。西风果然撑满了他的帆，于是乌尔达内塔下令“圣佩德罗”号驶进这片没有陆地可以提供饮水和食物的未知洋面。船只时快时慢地向东行进，直到终于遇上加利福尼亚洋流，顺势朝南航向墨西哥。历时130天，行驶约1.9万公里之后，乌尔达内塔终于在10月8日抵达阿卡普尔科。44名船员中死了16人，大多数死于坏血症。更糟的是，生还者发现有个对手已经抢先一步！“圣卢卡斯”号（）的阿隆索·德·阿雷利亚诺（Alonso de Arellano）中途放弃远航，绕过菲律宾群岛的海岸起航返乡。他曾远达北纬43度，声称见过“硕大如牛”的海豚，并于8月间在纳维达（Navidad）停泊。但是阿雷利亚诺的航海日志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含糊不清，没有一个舵手相信；而乌尔达内塔的内容就翔实且专业得多。因此，可以说真正开启北太平洋大门的，是修道士乌尔达内塔，而非海盗阿雷利亚诺。西班牙大帆船队在1571年建立马尼拉城后，就是沿着“乌尔达内塔航线”返航的。而他关于风与海流的记录也成为库克船长时代之前的航海圭臬。
　　在西班牙的经验中，“新世界”的发现与征服是连续而不中断的。1492年，斐迪南（Ferdinand）与伊莎贝拉（Isabella）的婚礼，将卡斯蒂利亚（Castille）与阿拉贡（Aragon）的领地结合为单一的西班牙王国。同样在1492年，卡斯蒂利亚军队攻陷摩尔人的格拉纳达（Granada），完成了在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1492年，王室政府驱逐犹太人，命令穆斯林改变信仰。同样在1492年，宫廷资助了哥伦布的首次航行。因此，当他的后继者陆续出发到达美洲时，伴随他们的是十字军式的勇气、残暴和觊觎的眼光，以及对一个善妒君主及教会不情不愿的服从。“新西班牙”（New Spain）展现了极度的个人主义和积极进取，同时又带着极端的国家主义以及瘫痪停滞。我们可以说，西班牙帝国的产生，是因为前面那些“征服者”的特质；而它衰亡的原因，就在于后面那些官僚特质。但若没有国家和教会软硬兼施的手段，西班牙帝国的瓦解或许还要早上好几个世纪。我们的疑问是，能够到达美洲海岸的皇家或堂吉诃德式精神，为什么却无法继续将帝国扩展到更远处……直到北太平洋？
　　当西班牙探险家巴尔沃亚在1513年声称南海及其中所有陆地皆属卡斯蒂利亚国王所有时，葡萄牙已向东航行渡过印度洋，早一步抵达西班牙的目的地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了。因为这件事，西班牙于是在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向西展开史上有名的墨西哥远征的同一年，资助麦哲伦绕过美洲大陆前往亚洲。科尔特斯迅速征服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Aztec）帝国，使西班牙的控制力延伸至美洲西岸。到了1526年，科尔特斯已开始在太平洋岸造船并建造港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卡普尔科港。加利福尼亚洋流阻碍了北上的探险，但科尔特斯依然派出数支远征队北行，其中之一还探索了加利福尼亚湾（科尔特斯海）。1540年，胡安·卡布里略（Juan Cabrillo）远行至如今的圣迭戈，发现了圣大巴巴拉群岛（Santa Barbara Islands），并在今天圣弗朗西斯科湾北方约48公里处登陆。但加利福尼亚此名源于传说中一个靠近天堂，由一群黑皮肤女勇士看守的岛屿却似乎不值一顾：印第安人四散居住，生活贫困；河谷稀少，又干枯贫瘠。传说在内地的西波拉七城（Seven Cities of Cíbola）藏有巨额的财富，但科罗纳多（Coronado）从1540年到1541年的寻宝计划却空忙一场、毫无所获，这足以使明理的人相信，墨西哥以北的土地只是一片荒芜。何况，人们才刚发现比墨西哥更大的财富不在北方，而在往南的秘鲁。
　　西班牙的殖民政府也未能成功鼓励民众进行北太平洋的探险，虽然就其严格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和统一行事方式而言，应该是做得到的。这是现代第一个跨洋帝国，由各有打算的精悍军人创立，居住其中的是各种各样的佣兵和玩命暴徒。在这种环境下，准许他们自治只会导致混乱、专制割据和内战，王室既得不到好处，也会使帝国面临欧洲敌国的掠夺。于是王室将美洲分成若干总督国及“高等法院”（audiencias，略等于省），由西班牙人以国王的名义治理。这些统治者偶尔可因不符合当地情况为由不遵守王室命令，不过一般而言，他们在美洲的施政都必须遵照大大小小的规定。这些规定是由国王的“印度等地事务院”（Council of Indies）拟定的，其中大部分成员从未跨进新世界一步。这样的遥控统治本来就一定会激怒各殖民地的领主，更何况王室还想制止他们虐待印第安劳工。教会受到多米尼加（Dominican）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emé de las Cases，他本人就是一个悔过的殖民领主）的感动，主张印第安人也是上帝所爱，同样也是王室的百姓。但殖民者很容易规避那些本意要保护印第安人的法律，而且秘鲁总督本人征召数千印第安人到波托西（Potosi）去挖银矿的行为，更使王室的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于是印第安人只得因欧洲传来的疾病、征服战争、奴役和消沉堕落而大量死亡。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口从哥伦布之前的500万到1700万（这项数据尚有许多争议）降到1600年的区区100万人（外加10万西班牙人）；而安第斯山脉一带的印第安人口也从原有的500万左右减为150万（及7万名西班牙人）。这意味着，就算西班牙在垄断太平洋的时代就征服了加利福尼亚，也没有殖民地居民去填满这巨大的空间。
　　而西班牙王室亟欲通过“中央贸易局”（Casa de Contratación）来掌握殖民地经济的做法，也对探索太平洋的新行动造成了阻碍。这里的贸易局并非欧洲王国在1600年后成立的那种特许公司，而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收取税赋、批准贸易及探险的旅程、掌管航路情报、执行所有商业法令、核发舵手许可，甚至运送邮件。理论上来说，没有贸易局的许可，任何西班牙人都不许出航到任何地方。当然，单靠位于西班牙本土塞维利亚（Sevilla）的一间办事处，是不可能约束散布在大半个世界外的万千牟利者的。于是腐败、走私、逃避税费便层出不穷。但要王室放手，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在那个重商主义的年代根本无法想象。如果开放美洲港口，对任何人都来者不拒，就表示王室的岁入会减少，而西班牙商人也将被无数更具活力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所取代。由16世纪的眼光看来，国家垄断似乎是从殖民地赚钱的唯一合理办法。
　　类似“中央贸易局”那样的计划经济，倒也并非在各方面都窒碍难行。如果资金充足，一个开明、富有想象力的贸易局是可以从事新发现之旅，并且鼓励“新西班牙”发展次殖民事业的；有段时间它也的确做到了。但在国力充沛之时，西班牙却把力量都浪费在一连串昂贵的南太平洋远征上。唯一可观的太平洋殖民地是菲律宾群岛，但贸易局仍旧限制西班牙著名的大帆船队每年只能往返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一次进行通商。到了17世纪末叶，贸易局更染上了官僚制度的血管硬化症，而国库空虚的结果，更使王室应得的那份美洲财富早在尚未送抵塞维利亚之前，就已签字转让给西班牙的债权人了。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西班牙把美洲的财富浪费在了既频繁又徒劳无功的战争上。频繁是真的，无功倒未必。因为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都是虔诚而有责任心的统治者，他们不可能放弃地中海和中欧，将之交给气势正盛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或是将神圣罗马帝国丢给叛教的路德教派王侯；或是将他们在意大利及低地国家①的领地让给入侵的外邦人和国内的叛徒。的确，新世界的财富鼓励了西班牙去迎击这些威胁，但不论有没有运送财富的船只从美洲驶来，这些威胁本来就存在。不过，西班牙王室的慢性破产，加上美洲白银流入造成的欧洲通货膨胀，逐渐使得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缺乏资金去扩展他们的太平洋霸权。
　　最后，挪凑来的资源也仅供自保而已了。1572年，英国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开始劫掠南美洲北部沿岸。4年后，他的同胞约翰·奥克斯纳姆（John Oxenham）悄悄穿过加勒比海水域抵达巴拿马，再用马车将枪支与火药运过崎岖的地峡，在太平洋海岸建了一艘坚实耐用的舰载艇，进而在太平洋上掠夺了首批财富一艘载有3.8万比索的近海商船。这时海上已在进行一次更为严肃的探险：德雷克于1577年驾驶“鹈鹕”号（，后改名为“金鹿”号［］），自英格兰的普利茅斯（Plymouth）出海，进行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航海之旅。在3年的环球航行中，德雷克劫掠了西属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各个港口、探索了北美海岸、乘着北半球的贸易风横越太平洋，最后带着至少价值60万英镑的战利品回到普利茅斯。德雷克与他的效仿者卡文迪什（Cavendish）及霍金斯（Hawkins）等人，迫使西班牙将保卫现有财产视为首要任务，而无暇获取新土地了。
　　难道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怀疑过“乌尔达内塔航线”之外还有吸引人的新陆地吗？有的，有些人是怀疑过，并且认为有两个可能的目标。一是传说中的“金银之地”（Rica de Oro y de Plata），位于日本以东的海上，此说出自一名葡萄牙走私者。第二个就是加利福尼亚。第一个地名令人无法抗拒，叫法也同样吸引人，但是它当然并不存在；第二个地名虽然带有嘲讽意味，倒确实存在，并发出闪闪的金光。1587年，佩德罗·德·乌纳穆诺（Pedro de Unamuno）从马尼拉出发，打算偏离大帆船航线，寻找“金银之地”。他在西太平洋一无所获，但在美洲沿岸却探索到一座良港，靠近今天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San Luis Obispo）。这时墨西哥当局表示有兴趣。在坏血症预防法尚未出现的那个时代，按照“乌尔达内塔航线”航行的大船，鲜有船员不生病、不挨饿的，那么为何不在上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开一两个港，好让船只停靠休息，让船员恢复元气呢？于是总督获准命令一艘向东行驶的马尼拉船只，在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格斯·塞梅尼奥（Sebastian Rodriguez Cermeo）的指挥下出发寻找港口。但是船于1595年在门多西诺角（Cape Mendocino）附近失踪。继任总督蒙特雷伯爵（Count de Montery）决定就近从墨西哥派出一支远征队。他的船长人选是塞巴斯蒂安·比斯凯诺（Sebastian Vizcaíno），此人曾在被卡文迪什掳获的船上待过，深知西班牙的弱点。但他也是个无耻之徒，善于自我推销，汲汲于利，并将第一次探险机会浪费在采集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水域的珍珠上。然而在1602年，比斯凯诺不仅发现了一个绝佳良港（为讨好总督，他将之命名为蒙特雷港），还带着对加利福尼亚的满腔热情回到阿卡普尔科。倒霉的是，蒙特雷偏在这时辞职了，继任者又没什么兴趣，比斯凯诺只得直接向王室请求授权。过了3年这是马德里作出决定的正常时间授权比斯凯诺殖民加利福尼亚的王令终于下达到墨西哥，这时他又才刚刚死了心，驶向日本去了。于是加利福尼亚计划便束之高阁，留待日后另一个寻找“黄金之地”的傻子出现。
　　撇开比斯凯诺的挫败不论，或许会有人问，西班牙人到底有没有打算在17世纪殖民加利福尼亚？如果不希望将来有外国人染指加利福尼亚，他们需要的就不只是供船只停靠的港口。更确切地说，一旦登上了陆地，西班牙人或许会体会到边陲省份的好处。但人力却不太可能从墨西哥供应，因为当地正值人口最低潮，劳力严重不足；也不太可能从西班牙来，因为该国仅有的850万人口，也因战争和经济萧条而减少。也许，在缺乏人口推动力的情况下，再积极的政策恐怕也无力使帝国向外扩张。因此，西班牙的帆船队既没能发现阿拉斯加或夏威夷，也没有前往加利福尼亚殖民，而只能年复一年走过“乌尔达内塔航线”，官员们也忘了那些探索美洲海岸的壮举。直到西班牙有幸因为战败而卸下欧洲重任，而且有了一位进取的君主登基之后，墨西哥总督才重燃兴趣，重新准备了金钱和工具想到加利福尼亚再试身手。然而到那时候，这些都已经不够，时间也已太迟了。

编者的话
　　夏威夷王国女王加休曼努、“加州西班牙的创建者”传教士塞拉、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日本外交官斋藤博……如果这些生活在不同时代、都曾对北太平洋地区历史及地缘政治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人物有机会齐聚一堂，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他们是如何看待各自所生活的时代的？又是如何看待他们作古之后的历史的？本书作者即为我们展现了这一不可能发生的场景。
　　一位入梦的“说书人”、一位女王、6 位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这种开场方式对一本严肃的历史读物来说可谓相当新奇，作者沃尔特·麦克杜格尔以“说书人”的口吻讲述了北太平洋地区近400 年的历史。“小说体历史”，这是作者对本书的定位，但借“说书人”之口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以及海洋帝国盛衰的原创性洞见，却让本书成为一本不折不扣的“严肃的非小说”。
　　欧洲殖民势力的衰落、俄国的扩张、美国的崛起、中国与日本的闭关锁国，作者以酣畅淋漓的文字将环环相扣的历史事件一一呈现，勾勒出历史转折的关键点。适时插入的“说书人”与“听书人”的讨论可谓是本书的点睛之笔。作者不仅通过“说书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从几位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与立场出发，对所述历史进行评断；作者对历史的熟悉程度与写作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受历史背景局限，书中一些人物难免有些许偏激之词，本书未作删减，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资料，书中观点不代表译者与出版社观点。

后浪图书 发表于 2014-8-21 11:15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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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1638
　　公元1600年，如果从外星球来了一位观察员，他大概会断言，此时的日本已熟悉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航海与军事技术，最后终将主宰这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海洋北太平洋。西班牙人占领的美洲缺乏足够的人口、资源和意愿来开发北太平洋，而且西班牙人统治的菲律宾据点几乎毫无防御可言。北太平洋沿岸其他地区，从上加利福尼亚到阿拉斯加，再从西伯利亚海岸向南，居住其间的均是原住民，人数稀少。日本就不一样，它拥有超过2000万可动员为军事力量的同文同种的人口，而且又熟稔航海与通商。假如17世纪日本新掌权的幕府能勇于突破的话，日本无疑将成为北太平洋霸主。日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后来的欧洲学者——如伏尔泰、马克斯等人——都认为，日本与中国封闭、自给自足而又停滞不前的文化，让人民缺乏西方民族的好奇心与创造性，这可由佛教、东方的君主专制和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亚洲”生产方式看出。然而西方观察家却没有看出，他们自己在中国和日本（特别是日本）的自我孤立上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角色。
　　一如不列颠群岛，日本群岛也位于欧亚陆块外缘，国土包括北海道、本州岛、四国岛、九州岛四个大岛，以及向北方堪察加半岛延伸的千岛群岛和向南方台湾岛延伸的琉球群岛。17世纪，寒冷的北海道和千岛群岛并不隶属于日本帝国，岛上只住着多毛的原始阿伊努人（Ainu），他们是被日本移民赶到这个边缘地带的。日本其他地区由于有温暖的黑潮经过，气候温和，雨量丰沛。不过可耕种的低地只占国土的20%，因此稠密的日本人口赖以维生的农业生产非常有限——难怪日本精英和城市居民都费尽心思要控制农夫。此外，日本地壳格外不稳定。整个一脉相连的群岛是由环绕太平洋的地壳大断层浮出海面形成的。岛上有记录可查的活火山共有60多座，地震活动早已成了司空见惯的日常灾害之一。日本同时也位于台风最频繁的地带，木制的传统纸门窗房屋又特别容易着火。由此不难了解周而复始的灾难，对这曾被形容为永远摇摆于歇斯底里边缘的民族所造成的影响。
　　每个民族多少都有其依托的神话。美国人的清教徒祖先相信美洲大陆是上帝特别划出的一块地。数百万的非清教徒美国人也都接受这个神话，让他们能名正言顺地排外、自我孤立。日本人则相信他们的国土是块圣地，是“日出之地”，太阳神从东方海面上升，然后才俯降照耀世界其他地方。日本天皇是太阳后裔，因此日本是神之国。事实上，日本人是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带着中国汉族文化来到九州岛的，此后也一直受到中国而非神的影响，特别是公元600年后的佛教。约在这个时期，以本州岛大和平原为根据地的大部族统一日本，这是日本史上首次的大一统局面。大和的领袖成为皇帝，定居京都；政府是阶级严明的官僚体系，管理由省、区、村所构成的复杂行政系统。皇朝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统一与和平、提倡美德，并分配农田与米粮。这套体系在12世纪瓦解。地方诸侯与官员势力坐大，足以违抗中央，彼此也是兵戎相见。因此诸侯与皇朝之间的冲突便循环发生。不久日本再次恢复一统的局面，只是天皇丧失了实权，拥兵自重的征夷大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从1185年到1467年，日本由两朝世袭幕府将军统治。尔后天下又合久必分：地方诸侯势力日益强大，开始反抗幕府的领导，双方的冲突将日本带入了持续125年的战国时代。
　　在这段无政府时期，1543年有3名发生船难的葡萄牙船员飘流到九州岛外海的种子岛（Tanegashima）。他们带的3把简陋火枪很快在交战诸侯间传播开来，有“种子岛枪”之称（无独有偶，种子岛今天成了日本的太空发射中心）。欧洲人要想进入日本，此时正是上好时机：日本全国四分五裂、群龙无首，当然也无外交可言。“大名”（封建领主）各据一方，宛如一国之君，根本不会联合起来对付白皮肤的野蛮人。相反，这些领主竞相购买欧洲武器、建造欧式军备、与欧洲人通商赚钱。尔后短短几十年间，欧洲人的影响力就遍及日本社会各阶层。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圣弗朗西斯·泽维尔（St. Francis Xavier）开始到日本传教，葡萄牙人的势力大到足以抵制不接受传教的大名。到了1571年，葡萄牙人每年定期从澳门发船到长崎，这就是有名的“黑船”（Black Ships），长崎也成为了拥有15万名教徒的天主教城市。欧洲人也不免牵扯进日本如火如荼的内战，而这正是他们败亡的祸因。
　　战国局面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迟早会出现一位得民心、有才能、能掌握天时打败群雄的诸侯，同时识时务的大名肯定能体会到，为了太平，俯首称臣绝对值得。首位称霸的诸侯是来自本州岛南部的织田信长（Oda Nobunaga），他所继承的“部队”成员不过数百人。然而织田召集所有族人，占领了邻近一座城堡。1560年，织田军在一场天昏地暗的暴风雨中展开伏击，击溃了一支军力是其10倍的大名部队。织田军接着攻下了更多领地，失去主人的武士都转投其麾下。1568年，织田占领京都，此时日本他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
　　织田信长是雄才大略的将领，但是他成功的关键，却在于运用西洋火炮和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同时织田将对手的土地授予人数日益增加的部下，增强他们的向心力，并废除农夫持有武器的权利，不让大名有迅速成军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全面禁止国人与外国人接触（除非得到他的首肯），以防有人取得西洋武器造反。不过后来织田还是遭到背叛。他在守备最森严的城堡里举行茶道仪式，结果却被几位亲信刺杀。
　　第二位统一日本的人是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他出身农家，但是投效织田信长之下东征西讨，官阶一路蹿升。织田死后形势混乱，丰臣赶赴京都复仇，他恩威并施，被拥戴为织田家的摄政。丰臣也马不停蹄地发动讨伐战争，1585年平定四国、1587年平定九州岛、1590年平定本州岛北部。丰臣秀吉得以统一日本，靠的不只是武力，政治手腕也功不可没。他让地方诸侯仍旧享有权力，但维持中央政府的强势。丰臣让败在其手下的诸侯仍旧统领自己的土地、实行声名狼藉的“刀狩令”（Sword Hunt），彻底收缴农夫的武器以解除其武装，并固定阶级制度：农夫必须终生死守耕地，武士不可易主，也不可从商或务农。他还鼓励民众密告。通过这种方式，尽管忠心的诸侯可以享有防御和免税的权利，但却无法聚众造反。换言之，丰臣秀吉这些改革措施的目的，就是防止其他诸侯模仿他的夺权经历！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开始实施真正的外交政策。可以想见，他随即处死基督徒，遏制外国人的势力，并且开始向外发展。早在1586年，丰臣秀吉就图谋侵犯朝鲜，并要求耶稣会教士加斯帕尔·科埃略（Gaspar Coelho）给日本海军提供两艘葡萄牙制的武装商船。急于讨好这位摄政王的科埃略答应了，然而这却让丰臣秀吉了解到，原来这些外国人是这么危险。今年他们能给他提供战船，难保明年不会给其他大名提供，如此一来内战不免再起。翌年丰臣秀吉在征讨九州时，再度与科埃略会晤。起初两人为丰臣的胜利痛饮庆祝，然后各自回房睡觉。可是到了夜深人静，武士却把科埃略拖到丰臣面前。为何葡萄牙人强迫日本人信教？为何唆使信徒破坏佛寺？为何允许信徒违反日本的规定吃肉？葡萄牙人有什么权力把日本人作为奴隶送到印度？这位耶稣会教士被这些责问搞得一头雾水，极力否认，但是丰臣秀吉早已决心将耶稣会教士一律逐出日本。当耶稣会采取权宜措施、伪装身份，或企图说服信教的大名造反时，迫害运动随即展开。
　　耶稣会虽然是依照自己的宗教和当时的时代标准来评断日本人，但是这种评断一直影响至今。亚历山德罗·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描述日本人为“白人种族（亚洲人为黄种人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彬彬有礼、相当有文化素养，远非其他种族所能比拟”，又说“日本人天生聪颖，行为一丝不苟”。然而范礼安也观察到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好战、最尚武的民族”。芝麻小事也能导致父杀子、上杀下、兄弟相残；母亲踩死刚出生的婴儿，照旧心安理得。“同样的，有许多人用刀子切腹自杀。”日本人从不埋怨遭到背叛或时不我与，为了高官厚禄，随时都能易主或毁约。日本人根本就是“世界上最无义、最奸诈的民族”，他们从不当面说出心中真实的感受。不过耶稣会期望借由传教将日本改造成“东方最优秀的基督教民族，而且实际上日本已经办到了”。
　　然而日本人的折磨手段却让当时的欧洲人望尘莫及。在欧洲，受刑人被绑在木桩上，脚下堆柴，被活活烧死；日本人则把燃料放在圆圈内，慢慢烤死受刑人，不然就是把受刑人头下脚上反吊起来，下面再放一水桶，让他的鼻孔刚好浸于水中，好让旁人可以观赏这位殉难者蠕动挣扎、慢慢淹死。再不然就是用刀把教徒砍伤，再将伤口浸于硫黄水中，让伤者痛不欲生。也有将人头脚反吊浸于尿粪中。有数千名教徒被钉上十字架，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有些耶稣会教士和方济各会修士也被钉死在木桩或十字架上。不过这些间断的迫害活动的主要目的不在彻底铲除耶稣会势力，而是杀鸡儆猴，警告其他斗胆涉足政治的佛教异议分子。
　　丰臣秀吉到了晚年，行径更加疯狂。他喜怒无常，随意处死他认为可能造反的对手，并终日制作、参与豪华宫廷剧的演出。丰臣恣意而为的奇想中，代价最大的要属1592年侵犯朝鲜。25万日本部队航行到釜山（Pusan），再向北行军到汉城。朝鲜水军节度使李舜臣（Yi Sun-sin）以“龟甲船”（外壳装有铁板和铁钉的帆船）击沉了所有日本船队。不过在陆地，日军却逐步逼近平壤，幸赖明朝援军突然越过鸭绿江，将日军逼退至釜山的防线边缘。接下来3年间，双方谈谈打打，僵持不下。直到丰臣秀吉过世，朝鲜在海上再次击败日军（李舜臣战死），日军弃战，于1597年班师回国。
　　日军回到日本后即因承继问题而发生激烈的争斗，不过为期不长。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su）击败群雄，成为第三位统一日本的人物。1600年，德川家康与友军打败反对派的联合势力，一统日本。1603年有名无实的天皇颁下敕令，册封德川为将军，德川随即将丰臣秀吉兼容中央政府与地方大名的体制制度化。此举奠定了尔后250年德川幕府的繁荣盛世。德川幕府直接掌握四分之一的日本国土、管制所有的交易活动，并彻底实施人质制度，牵制大名使其不敢造反。这种“参勤交代”（sankin kotai）制度规定大名至少每隔一年必须亲赴京城江户，他们的妻儿则定居于此，由幕府派员保护。至此，只剩一项基业尚未完成那就是铲除外国人的势力。
　　1600年，亦即德川获胜的这一年，荷兰船“利夫德”号在日本外海触礁。船上的荷兰船员和英籍舵手亚当斯（Adams）以卓越的航海技术穿过麦哲伦海峡，横越太平洋来到亚洲。耶稣会教士警告德川家康要小心这些陌生人，荷兰人也不甘示弱，抨击天主教的邪恶。起初德川家康对这些野蛮人不知如何是好。座船在江户外海失事的马尼拉总督罗德里格·德·比韦罗（Rodrigo de Vivero），甚至说服德川给他一艘日本船（船是亚当斯为德川建造的），运送日本商人到墨西哥。另外西班牙航海家比斯凯诺在加利福尼亚计划破灭之后也航行到日本，并于1613年带着150名日本商人与武士驶往墨西哥。假如这种货物和人的交流能够持续的话，太平洋历史必将大为改观。
　　不过此时的德川幕府对这些吵闹不休的外国人已渐感厌倦与怀疑。1614年幕府颁布一道更为严格的反基督教法令，接着又禁止外国船只进入平户和长崎，然后遭受拷问、惨遭处死的人也日益增加，包括1632年有50位基督徒被集体处以火刑，以纪念新任将军即位。1638年发生岛原之乱，数千名日本基督徒在九州岛的原城遭到杀戮，似乎更证明彻底排外为明智之举。
　　要如何解释日本为何会肃清所谓“切支丹时代”（基督教时代）的影响力呢？锁国政策绝对不是单纯因为排外。佛教当年传入日本受到日本人欢迎，基督教起初也曾获得日本人接纳。锁国政策实施前，日本与外界接触频繁，向外扩张并不认真，短期内也无遭受侵略的危险。因此1600年之前欧洲人在日本的进展与此后遭到的驱逐，都只能归因于日本的政治情势。内战为外国人开启大门，开始所谓的“切支丹时代”，然而后来出现的强势中央政府却让日本首次有能力关上这扇门。令人不解的是德川幕府为何作出这样的抉择，答案很可能是这位征夷大将军必须借由征服野蛮人才能树立正统地位。换句话说，无法或不愿使外国人归顺的政府，也无法让国人顺从。更重要的是，能对德川构成威胁的只有那些可能勾结外夷、图谋造反的大名。所以幕府唯有斩断外国人的势力，才能防止诸侯叛变。
　　在这危机四伏的变局背后，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日本政府的正统性来自虚位天皇的授予，而天皇是神。基督徒不承认天皇是神，坚称天皇同样臣属于上帝。眼看日本信徒相信这种说法（殉教事件证明信者不在少数），幕府将军如何能放过这些人？不管原因是什么，日本终究进入了锁国时代。这意味着北太平洋的控制权依旧呈现真空状态。在未来的250年间，日本这最有希望获胜的角逐者仍将闭关自守，高挂免战牌。

北京，1644
　　日本关闭门户6年后，中国却门户洞开。末代天子中国汉族的最后一个皇帝心中的沮丧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身为天子、身为各方理应臣服的天朝统治者、身为道德与正义的准绳、身为万民安居乐业的守护神、身为延续了276年的君权承继者，结果上天却认为他不适为人君而收回了一切的权力与威严，人之失势，莫此为甚。
　　这就是崇祯皇帝，明朝最后一位主掌紫禁城的帝王的心理负担。当时城市瘟疫蔓延，乡下则处处饥荒，人民死亡无数。地方上又有流寇和暴民流窜各省。北方的女真人也虎视眈眈，直逼京城。崇祯的军队不是心怀不轨，就是无力同时抵挡所有的敌人。朝廷官员贪污腐败，国库空空如也。占卜者由流星的出现、北方的奇光和深夜传出的战场哀吟声察觉出上天的怒愠。1644年4月，天文学家报告北极星从北方天空的宝座“陨落”，这一向是改朝换代的预兆。
　　崇祯也别无选择。流寇首领李自成已经越过黄河，直指北京西南。部分大臣力促召回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将军逐退匪寇。然而如此一来就无人看守北方边境，恐予清兵可乘之机。另外一派建议崇祯御驾亲征，以天子之尊号召人民对抗李自成。不过崇祯不善军事，甚至不会骑马。还有一派则力劝他逃往仍然忠于朝廷的南方省份。但是崇祯选择留在北京，守着社稷坛。最后，李自成的叛军在4月的阴沉细雨中攻进北京城。是日傍晚，崇祯最后一次召集大臣。就在廷上一片哭声之际，他下令大臣退朝自尽（有13位大臣遵旨行事）。心中绝望至极，崇祯将太子和其他王子送出宫外藏匿，自己喝酒壮胆，然后举剑刺向妃子及两位公主。皇后在羞愧与惊吓之余随即自杀。午夜过后，崇祯脱下黄袍，穿上一袭蓝丝袍与红裤，由太监总管陪同，走到附近山坡上的凉亭，在他选定的地点旁写下“天子”两字，然后上吊自尽。
　　李自成占领紫禁城后，卑躬屈膝的明朝遗臣自愿指导他何谓皇帝的职责。李自成并不反对创立新朝代，但是他轻视帝国官僚，认为官僚的贪婪堕落才是中国衰亡的主因。因此他处死了46位官吏，对其余人则征收惩罚性税收，也好支付军队的开销。李自成的军队毫无法纪可言，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最后众人皆知真命天子绝不可能是李自成。此时的关键人物是镇守山海关、阻挡清兵进犯的吴三桂。李自成送贿赂给吴三桂，提议双方联盟，经过一番思考，吴三桂决定接受。但就在他前往北京的途中，一名歇斯底里的难民他父亲的一名侍妾踉跄走入营中，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她说李自成等得不耐烦，已经杀了吴三桂全家，并把吴三桂父亲的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
　　如今吴三桂一心只想报复，但是光凭他的军队尚不足以对付李自成。所以1644年5月，他“邀请”清兵入关，期望他们能够复明。不久李自成的叛军就知道他们在北京城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们变本加厉、更加残暴，进而放火烧城。北京城民也挺身而起，烧杀了2000名贼寇。职此之故，清兵后来在6月进入北京时，才会被城民视为奉天旨意复明的义军，而非令人心生恐惧的进犯敌军。身兼摄政王的清军统帅多尔衮下令军队不得违反纪律，并为过世的崇祯皇帝举行适当的葬礼，请明朝遗臣复职，并代表其皇侄按照传统的形式与习俗创建清朝。由于多尔衮的睿智，清朝政权得以延续至20世纪。
　　只是强权衰落得也快！因为如果日本凭借其地理位置、人口和民族精神，就能被视为北太平洋权力争霸战中的主角，那明朝就更不必说了！当时中国不只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500年时人口已达1亿），并且早已发明了火药，发展出了西方工业革命前举世无双的炼铁技术，同时在造船与航海技术上也领先其他民族。明朝郑和下西洋所率领的航海船队，船身比一个足球场还要长。这些船由印度洋向西远达非洲，如果顺势向南行，即可比后来的葡萄牙人早几十年绕行好望角。
　　我们可以猜测郑和的船队没有绕过好望角的几个原因。首先，此趟航海所费不赀，目的不为贸易，而是要求诸国输诚，收取的贡品也许还不敷成本。第二，此趟航行是皇帝一时兴起的念头，一艘船只要短时间弃置不用就可能从此报废。第三，中国不需要远航船队即可抵达邻近的香料群岛。第四，统率这次航行的太监郑和遭到儒家官僚嫉妒。第五，对外通商意味着腐化的外国重商势力会玷污阶级严明、以农立国、道德高尚的社会组织。到了1500年，中国皇帝禁止人民航海，违者处死。外国人只能在朝廷规定的港口活动。第六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外患几乎全是来自北方边境。
　　此外中国人的世界观也让西方人所谓的外交关系无法存在。中国北方与西方有沙漠，南有丛林与世界上最高耸的山脉，在这些天然屏障围绕的约77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中国很早就达成了政治与文化的整合。由于从未遇到过文化更高、国力更强的民族，中国无法想象两个主权国家之间要如何签订条约。更确切地说，所有非华人都是野蛮人，都须向中国皇帝进贡、致敬，所谓的“外交”只是与藩属国的关系。无知、不和谐的野蛮人不懂道德，只需以奖惩方式使其就范，不值得加以理睬，除非他们臣服谄媚。可是假若野蛮人竟强过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形呢？这个问题在1279年蒙古征服中原时便浮上了台面。幸好中国人很快就“教化”了蒙古人，蒙古人接受了中国的正统思想，反而让中国的世界观更加根深蒂固。
　　犯境的外族一概来自北方，蒙古与西伯利亚低地大草原孕育了凶猛的马上民族。当游牧民族人数稀少或分裂时，中原王朝就能支配他们。但是当游牧民族人口达到饱和点时，便开始对中原蠢蠢欲动，此时不管在位的皇帝是谁，都必须集中全力对付这个威胁。不过慢着，也许有人要问，这些进犯的北方部族是如何越过万里长城的？答案是根本没什么万里长城，而且向来就不曾存在。传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00年前后建造了万里长城，但是并无史籍或考古证据证明当时或是后来的1600年间有万里长城的存在。不同朝代在不同地点筑有不同长度的设防前哨，但是在明朝之前，这类前哨站都是规模很小的土制建筑，早已灰飞烟灭。从16世纪开始，明朝投注了难以想象的人力，建造了我们所知的万里长城。这项工程不仅可以衡量明朝的财富与经济力量，更可看出他们在政策上已经走投无路。
　　番邦进犯时，中原王朝是如何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宁的？几百年来出现了三种策略。第一种是以武力应对，使可憎的外族归顺为藩属。然而战争风险既大又劳民伤财。第二种方式是让蛮族互相牵制，不过这需要巧妙、持续的外交手腕。第三则是通过通商、行贿和赐婚，让这些蛮族与中原王朝产生利害关系，不过这种方式却有失颜面。1550年蒙古犯境，明朝大败，其他解决策略或是行不通、或是遭到拒绝，最后只得诉诸最缺乏想象力的解决方法修建长城。1572年至1620年是修建长城的全盛期，明朝将数百座烽火台及天然据点以砖块连接成约4000公里长的要塞，花费了高达数百万盎司的银子。这些银子来自何处？其中一部分无疑是来自太平洋的彼岸，因为在17世纪的前30年间，秘鲁五分之一的银产量（180万盎司）都由大帆船运至马尼拉，以交换中国的丝绸与其他奢侈品。如果能探讨美洲产的贵金属如何调整万里长城的建造速度，一定会相当有趣！
　　但是城墙无法弥补内部的腐败。儒家官僚利用高官职权敛财、醉心于享乐和华服，并荒淫无度。长期冷湿的天气加上水灾导致农作物歉收，税收因此减少，贫苦的农民纷纷逃到省城。17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下令限制墨西哥南部阿卡普尔科港的白银输出量；在马尼拉经商的华侨与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政府发生争斗，华侨几乎无人幸免；另外澳门也因为荷兰人攻击葡萄牙人，而使当地贸易活动停摆。明朝覆亡前10年，国库已是债台高筑。
　　对于危机四伏的明朝更不利的是，北方各部族逐渐合而为一，变成一个实力更为强大的新民族。他们的故乡满洲地处长城之外，一直都是化外之地。满洲面积约等于法国，西以山脉与戈壁大沙漠分开，北以黑龙江与西伯利亚为界，中部平原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森林则林木茂密、满是毛皮动物，山丘盛产煤、铁、金等矿产。不过尽管如此，满洲仍是生活艰苦的边地，冬天长，夏天虫类肆虐，这个地方深具发展前景，不过开发起来会十分辛苦。14世纪末，女真族在满洲东南部定居，邻近的朝鲜族人教他们耕种，流放至此地的中国囚犯传授他们炼铁的技术。1583年，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将战士、平民、奴隶编制成独立自足的旗兵。这些兵团作战时分属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旗色之下。1616年努尔哈赤在这些八旗军的敦促下正式称汗。他16个儿子中的第八子皇太极定都于沈阳，成立中国式的官僚体系，治民统兵，女真族的建国雏形至此形成。皇太极改称其人民为满族人，国号大清。满族人从此融合草原战士的骁勇善战与移植的中国文化。尔后清朝得以劝使明人合作，不仅由于明朝民心不满，也是因为皇太极实施欢迎明人投效的怀柔政策。皇太极于1643年逝世，翌年其弟多尔衮助其幼子登上了中国的金銮宝殿。
　　中国改朝换代跟北太平洋又有何关系呢？清朝并没有因此成为明初一度建立的海上强权。从满族人的崛起背景、建朝的独特方式，以及天性对陆地的偏好，可以确定清朝不会向太平洋发展。这其中的意义非比寻常。中国如同日本，于欧洲人如火如荼向外探险之际，均以能守住家园为满足。清朝建国后40年，心力全集中在平定南方的复明反抗势力。同时自称国姓爷的海盗王①也让清廷苦恼不已，他利用混乱的情势，占据东南沿海自立为王，一度甚至北围南京。最后郑军不敌八旗军，还师沿海，2.5万名部队退至台湾，并驱逐荷兰人，统治台湾。国姓爷郑成功殁于1662年。1683年，清廷以300艘帆船攻下台湾，并从此封锁台湾，禁止外国人进入，自绝于太平洋。
　　最后，清廷也开始烦恼北方边境，这终究是他们的发祥之地。就像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得势后打压其他日本军阀一样，清廷也采取政策以确保北方边境族群无法群起效尤，入主中国。清廷攻占内蒙古，将外蒙古降为藩属国，派军远征约4000公里外的新疆，招降各突厥部落。东北的满洲当然是由旗兵防守。清廷不开放移民至满洲，如果当时采取此项政策，将对东北亚的未来带来深远影响。1644年后，有些中国人迁徙至满洲南部开垦，但是历经明末战争、饥荒和瘟疫，清初中国关内的人口减少了20%。1668年清廷唯恐到满洲开垦的汉人喧宾夺主，下令封禁。结果造成广大的满洲始终人口不足，赐予外人可趁之机，同时在其后的数百年间也失去了与中国内地融合的机会。
　　当然清朝绝对没有想到23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会像苍蝇围绕着蜂蜜般觊觎满洲。当时这并不重要。清朝与欧洲人互不相犯，日本则锁国政策当道，北方部族也在掌控之中……除了一个位于远方、奇异的新兴民族之外他们自称为俄国人。


北京，1644
　　日本关闭门户6年后，中国却门户洞开。末代天子中国汉族的最后一个皇帝心中的沮丧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身为天子、身为各方理应臣服的天朝统治者、身为道德与正义的准绳、身为万民安居乐业的守护神、身为延续了276年的君权承继者，结果上天却认为他不适为人君而收回了一切的权力与威严，人之失势，莫此为甚。
　　这就是崇祯皇帝，明朝最后一位主掌紫禁城的帝王的心理负担。当时城市瘟疫蔓延，乡下则处处饥荒，人民死亡无数。地方上又有流寇和暴民流窜各省。北方的女真人也虎视眈眈，直逼京城。崇祯的军队不是心怀不轨，就是无力同时抵挡所有的敌人。朝廷官员贪污腐败，国库空空如也。占卜者由流星的出现、北方的奇光和深夜传出的战场哀吟声察觉出上天的怒愠。1644年4月，天文学家报告北极星从北方天空的宝座“陨落”，这一向是改朝换代的预兆。
　　崇祯也别无选择。流寇首领李自成已经越过黄河，直指北京西南。部分大臣力促召回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将军逐退匪寇。然而如此一来就无人看守北方边境，恐予清兵可乘之机。另外一派建议崇祯御驾亲征，以天子之尊号召人民对抗李自成。不过崇祯不善军事，甚至不会骑马。还有一派则力劝他逃往仍然忠于朝廷的南方省份。但是崇祯选择留在北京，守着社稷坛。最后，李自成的叛军在4月的阴沉细雨中攻进北京城。是日傍晚，崇祯最后一次召集大臣。就在廷上一片哭声之际，他下令大臣退朝自尽（有13位大臣遵旨行事）。心中绝望至极，崇祯将太子和其他王子送出宫外藏匿，自己喝酒壮胆，然后举剑刺向妃子及两位公主。皇后在羞愧与惊吓之余随即自杀。午夜过后，崇祯脱下黄袍，穿上一袭蓝丝袍与红裤，由太监总管陪同，走到附近山坡上的凉亭，在他选定的地点旁写下“天子”两字，然后上吊自尽。
　　李自成占领紫禁城后，卑躬屈膝的明朝遗臣自愿指导他何谓皇帝的职责。李自成并不反对创立新朝代，但是他轻视帝国官僚，认为官僚的贪婪堕落才是中国衰亡的主因。因此他处死了46位官吏，对其余人则征收惩罚性税收，也好支付军队的开销。李自成的军队毫无法纪可言，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最后众人皆知真命天子绝不可能是李自成。此时的关键人物是镇守山海关、阻挡清兵进犯的吴三桂。李自成送贿赂给吴三桂，提议双方联盟，经过一番思考，吴三桂决定接受。但就在他前往北京的途中，一名歇斯底里的难民他父亲的一名侍妾踉跄走入营中，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她说李自成等得不耐烦，已经杀了吴三桂全家，并把吴三桂父亲的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
　　如今吴三桂一心只想报复，但是光凭他的军队尚不足以对付李自成。所以1644年5月，他“邀请”清兵入关，期望他们能够复明。不久李自成的叛军就知道他们在北京城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们变本加厉、更加残暴，进而放火烧城。北京城民也挺身而起，烧杀了2000名贼寇。职此之故，清兵后来在6月进入北京时，才会被城民视为奉天旨意复明的义军，而非令人心生恐惧的进犯敌军。身兼摄政王的清军统帅多尔衮下令军队不得违反纪律，并为过世的崇祯皇帝举行适当的葬礼，请明朝遗臣复职，并代表其皇侄按照传统的形式与习俗创建清朝。由于多尔衮的睿智，清朝政权得以延续至20世纪。
　　只是强权衰落得也快！因为如果日本凭借其地理位置、人口和民族精神，就能被视为北太平洋权力争霸战中的主角，那明朝就更不必说了！当时中国不只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500年时人口已达1亿），并且早已发明了火药，发展出了西方工业革命前举世无双的炼铁技术，同时在造船与航海技术上也领先其他民族。明朝郑和下西洋所率领的航海船队，船身比一个足球场还要长。这些船由印度洋向西远达非洲，如果顺势向南行，即可比后来的葡萄牙人早几十年绕行好望角。
　　我们可以猜测郑和的船队没有绕过好望角的几个原因。首先，此趟航海所费不赀，目的不为贸易，而是要求诸国输诚，收取的贡品也许还不敷成本。第二，此趟航行是皇帝一时兴起的念头，一艘船只要短时间弃置不用就可能从此报废。第三，中国不需要远航船队即可抵达邻近的香料群岛。第四，统率这次航行的太监郑和遭到儒家官僚嫉妒。第五，对外通商意味着腐化的外国重商势力会玷污阶级严明、以农立国、道德高尚的社会组织。到了1500年，中国皇帝禁止人民航海，违者处死。外国人只能在朝廷规定的港口活动。第六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外患几乎全是来自北方边境。
　　此外中国人的世界观也让西方人所谓的外交关系无法存在。中国北方与西方有沙漠，南有丛林与世界上最高耸的山脉，在这些天然屏障围绕的约77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中国很早就达成了政治与文化的整合。由于从未遇到过文化更高、国力更强的民族，中国无法想象两个主权国家之间要如何签订条约。更确切地说，所有非华人都是野蛮人，都须向中国皇帝进贡、致敬，所谓的“外交”只是与藩属国的关系。无知、不和谐的野蛮人不懂道德，只需以奖惩方式使其就范，不值得加以理睬，除非他们臣服谄媚。可是假若野蛮人竟强过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形呢？这个问题在1279年蒙古征服中原时便浮上了台面。幸好中国人很快就“教化”了蒙古人，蒙古人接受了中国的正统思想，反而让中国的世界观更加根深蒂固。
　　犯境的外族一概来自北方，蒙古与西伯利亚低地大草原孕育了凶猛的马上民族。当游牧民族人数稀少或分裂时，中原王朝就能支配他们。但是当游牧民族人口达到饱和点时，便开始对中原蠢蠢欲动，此时不管在位的皇帝是谁，都必须集中全力对付这个威胁。不过慢着，也许有人要问，这些进犯的北方部族是如何越过万里长城的？答案是根本没什么万里长城，而且向来就不曾存在。传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00年前后建造了万里长城，但是并无史籍或考古证据证明当时或是后来的1600年间有万里长城的存在。不同朝代在不同地点筑有不同长度的设防前哨，但是在明朝之前，这类前哨站都是规模很小的土制建筑，早已灰飞烟灭。从16世纪开始，明朝投注了难以想象的人力，建造了我们所知的万里长城。这项工程不仅可以衡量明朝的财富与经济力量，更可看出他们在政策上已经走投无路。
　　番邦进犯时，中原王朝是如何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宁的？几百年来出现了三种策略。第一种是以武力应对，使可憎的外族归顺为藩属。然而战争风险既大又劳民伤财。第二种方式是让蛮族互相牵制，不过这需要巧妙、持续的外交手腕。第三则是通过通商、行贿和赐婚，让这些蛮族与中原王朝产生利害关系，不过这种方式却有失颜面。1550年蒙古犯境，明朝大败，其他解决策略或是行不通、或是遭到拒绝，最后只得诉诸最缺乏想象力的解决方法修建长城。1572年至1620年是修建长城的全盛期，明朝将数百座烽火台及天然据点以砖块连接成约4000公里长的要塞，花费了高达数百万盎司的银子。这些银子来自何处？其中一部分无疑是来自太平洋的彼岸，因为在17世纪的前30年间，秘鲁五分之一的银产量（180万盎司）都由大帆船运至马尼拉，以交换中国的丝绸与其他奢侈品。如果能探讨美洲产的贵金属如何调整万里长城的建造速度，一定会相当有趣！
　　但是城墙无法弥补内部的腐败。儒家官僚利用高官职权敛财、醉心于享乐和华服，并荒淫无度。长期冷湿的天气加上水灾导致农作物歉收，税收因此减少，贫苦的农民纷纷逃到省城。17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下令限制墨西哥南部阿卡普尔科港的白银输出量；在马尼拉经商的华侨与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政府发生争斗，华侨几乎无人幸免；另外澳门也因为荷兰人攻击葡萄牙人，而使当地贸易活动停摆。明朝覆亡前10年，国库已是债台高筑。
　　对于危机四伏的明朝更不利的是，北方各部族逐渐合而为一，变成一个实力更为强大的新民族。他们的故乡满洲地处长城之外，一直都是化外之地。满洲面积约等于法国，西以山脉与戈壁大沙漠分开，北以黑龙江与西伯利亚为界，中部平原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森林则林木茂密、满是毛皮动物，山丘盛产煤、铁、金等矿产。不过尽管如此，满洲仍是生活艰苦的边地，冬天长，夏天虫类肆虐，这个地方深具发展前景，不过开发起来会十分辛苦。14世纪末，女真族在满洲东南部定居，邻近的朝鲜族人教他们耕种，流放至此地的中国囚犯传授他们炼铁的技术。1583年，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将战士、平民、奴隶编制成独立自足的旗兵。这些兵团作战时分属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旗色之下。1616年努尔哈赤在这些八旗军的敦促下正式称汗。他16个儿子中的第八子皇太极定都于沈阳，成立中国式的官僚体系，治民统兵，女真族的建国雏形至此形成。皇太极改称其人民为满族人，国号大清。满族人从此融合草原战士的骁勇善战与移植的中国文化。尔后清朝得以劝使明人合作，不仅由于明朝民心不满，也是因为皇太极实施欢迎明人投效的怀柔政策。皇太极于1643年逝世，翌年其弟多尔衮助其幼子登上了中国的金銮宝殿。
　　中国改朝换代跟北太平洋又有何关系呢？清朝并没有因此成为明初一度建立的海上强权。从满族人的崛起背景、建朝的独特方式，以及天性对陆地的偏好，可以确定清朝不会向太平洋发展。这其中的意义非比寻常。中国如同日本，于欧洲人如火如荼向外探险之际，均以能守住家园为满足。清朝建国后40年，心力全集中在平定南方的复明反抗势力。同时自称国姓爷的海盗王①也让清廷苦恼不已，他利用混乱的情势，占据东南沿海自立为王，一度甚至北围南京。最后郑军不敌八旗军，还师沿海，2.5万名部队退至台湾，并驱逐荷兰人，统治台湾。国姓爷郑成功殁于1662年。1683年，清廷以300艘帆船攻下台湾，并从此封锁台湾，禁止外国人进入，自绝于太平洋。
　　最后，清廷也开始烦恼北方边境，这终究是他们的发祥之地。就像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得势后打压其他日本军阀一样，清廷也采取政策以确保北方边境族群无法群起效尤，入主中国。清廷攻占内蒙古，将外蒙古降为藩属国，派军远征约4000公里外的新疆，招降各突厥部落。东北的满洲当然是由旗兵防守。清廷不开放移民至满洲，如果当时采取此项政策，将对东北亚的未来带来深远影响。1644年后，有些中国人迁徙至满洲南部开垦，但是历经明末战争、饥荒和瘟疫，清初中国关内的人口减少了20%。1668年清廷唯恐到满洲开垦的汉人喧宾夺主，下令封禁。结果造成广大的满洲始终人口不足，赐予外人可趁之机，同时在其后的数百年间也失去了与中国内地融合的机会。
　　当然清朝绝对没有想到23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会像苍蝇围绕着蜂蜜般觊觎满洲。当时这并不重要。清朝与欧洲人互不相犯，日本则锁国政策当道，北方部族也在掌控之中……除了一个位于远方、奇异的新兴民族之外他们自称为俄国人。

尼布楚，1689
　　在中原、满洲和蒙古之外，有另一块面积比月球表面还大的土地。这块地处亚洲东北角的长而宽的地带，西起乌拉尔山（Ural Mountains），东至白令海峡，绵延约7242公里，面积则广达1295万平方公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仅仅住着200万原始部落人，分属数十个民族。由于他们游牧的土地气候严寒，这些部落民族的人口都相当稀少，因此当俄国人来犯时，他们也无力抵抗。俄国人！仿佛是某位恶作剧神明赐予“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一块与此称号相符的封地。“强大的俄国人，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军队从帝国的门户到太平洋西岸一路旗开得胜，获得宝物无数！坏消息是所征服的是西伯利亚”。
　　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曾说：“研究政治必须配合大地图。”西伯利亚的地图不只要大，而且必须用曲线状的极地投影方式描绘，如此才能涵盖120度经度或地表三分之一的范围。这样大范围的地图不只能显示西伯利亚与俄国的相关地理位置，同时西伯利亚与中亚商队的旅行路线，与中国、朝鲜、日本和太平洋的关系也能一目了然。西伯利亚虽然荒凉寒冷，却是中国与西方发生第一场战争、首次签订条约的地方，同时白人也是取道西伯利亚前往北太平洋建立殖民地。从地图可以看出，西伯利亚的地理特征是：几条由南流向北冰洋的大河，将此地的天然植物分为五带。最北是北冰洋地区的冻原地带，这里有爱斯基摩人、驯鹿和海象；往南是针叶林带，耐寒的落叶松、松树和雪松构成了一片树海，间有白鼬、狐狸、黑貂和海獭等动物；再往南是中部针叶林和落叶林的混合林带，这里住着猎人和木材集散工人；接着是南部草原带，此地的牧羊人每年都在等待雨季的来临；最后是沙漠地带。
　　1581年俄国人进入西伯利亚。俄国人原本就住在森林和草原，已经很习惯严寒了，他们的习性乏善可陈，也没什么道德观念，不过却是老练的河上水手。在这些方面，俄国人很像北美的高山民族和法国皮货商。由于俄国人擅长水陆联运（这也是横越西伯利亚的唯一方法），“俄罗斯”（Russia）一词即起源于此（另一种说法则说“俄罗斯”是来自芬兰语的ruotsi，意指划船的人）。定居在莫斯科西北方瓦尔代丘陵（Valdai Hills）林区的斯拉夫部落发现，那些地势适中的高地是伏尔加河（Volga）、第聂伯河（Dnieper）、西德维纳河（West Dvina）、涅瓦河（Lovat Neva）等四条大河的发源地。通过这四条河，俄国得以和白海、波罗的海、黑海、里海等四个缘海相通。俄国水手利用低缓分水岭上的短程水路所能横越的地方，要比欧洲其他地方加起来都大。根据传说，公元862年，留里克（Rurik）在基辅（Kiev）创建了第一个俄罗斯王朝；公元988年，基辅城的俄国人接受拜占庭帝国传教士的洗礼，改信基督教。不过俄国与欧洲的中心相隔甚远，再加上后来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使得俄国在欧洲中古文化繁荣兴盛时未能躬逢其盛。1238年蒙古的钦察汗国来犯，俄国从此身处鞑靼民族的控制之下，时间长达250年。1480年莫斯科的大公终于推翻了蒙古可汗，“恐怖伊凡”（伊凡四世，自称“沙皇”，为暴君之意）开始利用俄国的水路动脉。伊凡在位期间（1533—1584），俄国的领土扩张至里海和乌拉尔山脉，成为一个森林草原帝国，种族涵盖斯拉夫人和鞑靼人，两者混合之后又产生了哥萨克人（Cossacks），而征服西伯利亚的便是哥萨克人。
　　所谓哥萨克人（这个名称来自土耳其语kazak，意指行动自由之人或流浪汉）大部分属于鞑靼民族，一部分则是逃亡的俄国农奴、河盗、被俄国人俘虏的敌人随从，或是从土耳其逃出的奴隶。不论何种出身，哥萨克人一向贪婪成性，他们没有国家观念，专事抢劫。伊凡必须找些事给他们做，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v）兄弟也是尽量设法别让哥萨克人闲着。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从商，从诺夫哥罗德（Novgorod）到乌拉尔山区，拥有无数的盐坊、矿区、粮仓和皮毛。斯特罗加诺夫一方面雇用猎人大肆在西部丘陵设陷阱捕捉毛皮动物，同时又要求沙皇准许他们向更远的地方探险，沙皇也首肯了这个要求。不过越过乌拉尔山必须面对与鞑靼人作战的风险，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Grigorii Stroganov）一度为此犹豫不前，后来遇到哥萨克人叶尔马克（Ermak）带领一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从事无本买卖。为了不让自己的土地继续遭殃，格里戈里赶紧分配300人给叶尔马克，并提供火枪与食物，于1581年打发他们去西伯利亚探险。
　　叶尔马克的部队带着大批装备，乘船向上游航行。他们越过乌拉尔山脉，一路上备尝艰辛。直到春天，一行人才划下乌拉尔山脉的东坡，秋明（Tiumen）城首先成为他们掠夺的对象。最后（时间记载不详），叶尔马克抵达被俄国人称为西伯利亚（Sibir）的可汗首都。在人数上，叶尔马克不敌对方，鞑靼人的兵力比他多上10倍到20倍。但是叶尔马克拥有火枪又骁勇善战，加上可汗的盟军并没有伸出援手，结果立见分晓。打败可汗后，俄国可说是秋风扫落叶、一路直达太平洋。在此之前伊凡四世曾经责难格里戈里，说他不该派哥萨克人探险，让他们有了叛变的机会。不过当叶尔马克的信使回到俄国报告胜利的消息，并上呈毛皮时，伊凡的态度却有了极大的转变。他兴奋异常，不但赦免了所有相关人士，并承诺派兵驻守西伯利亚，而且还加派一位总督将军管理此地。不过事情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伊凡突然于1584年过世，翌年叶尔马克也在敌人的突袭中离奇死亡。据说他是掉入水中，因为身穿沙皇所赠的厚重盔甲，才惨遭灭顶。辅佐伊凡不成材继承人的摄政大臣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火速派遣300多名哥萨克人及沙皇的贴身卫队和两名将军在秋明建造要塞，接着又在鄂毕河（Ob River）畔的托博尔斯克（Tobolsk）也另建了一座。
　　所谓的要塞是一个围以木桩的正方形区域，四个角落筑有胸墙。俄国人通常将要塞建在河流的交汇点和水陆联运处，以容纳总督将军的住所、兵营、法庭、监狱、教堂、交易站、谷仓，以及最重要的关税局负责收聚毛皮、估税和征税。早在1586年，仅西伯利亚即向沙皇上缴了20万只黑貂，据估计17世纪前半期，俄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都是来自毛皮交易。总督将军除了向原住民强行征收毛皮之外，也向俄国人征收十分之一的毛皮收入，此外将军有权优先选购商人的上等毛皮，毛皮出口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因此，俄国王室虽然缺少海外贸易收入，却有貂皮这种“金羊毛”作为弥补。俄罗斯帝国就靠着对天然资源和原住民的巧取豪夺起家，这点与西班牙建立其广大殖民地的方式如出一辙。
　　事实上，沙俄持续东进的动机，就是疯狂猎捕野生动物。即使在饥荒、内战频仍的“空位时期”（Time of Troubles，1605—1613），东进的热潮依旧不减反增，农奴和哥萨克人都逃往边疆寻找新生，毛皮猎人也继续向东前进。1607年（这一年英国人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毛皮猎人到达叶尼塞河（Yenisey）；1632年抵达勒拿河（Lena），并在勒拿河畔建立雅库茨克城（Yakutsk）。接着是阿尔丹河（Aldan）畔的布塔斯克（Butalsk）。1639年，一名小吏伊凡·莫斯吉丁（Ivan Moskitin）就从布塔斯克前进到太平洋的缘海鄂霍次克海（Okhotsk）。鄂霍次克有成为太平洋西岸港口的潜力，不过天然条件实在欠佳港口资源少、地势复杂，海水从10月到翌年4月都会冻结，夏天又多雾。尽管如此，勇猛的毛皮猎人仍然于1648年在此地建造要塞。这是欧洲人在墨西哥以北太平洋沿岸的第一个殖民地。
　　垦荒的俄国人必须跋涉约6437公里，穿越寒冷、缺粮的荒地，所需的毅力和本领自然不在话下。陆地探险的危险并不亚于麦哲伦的航海探险，不过俄国还是在60年内便将广大的西伯利亚纳为殖民地，这确为史上一大壮举。17世纪中叶，约有5万名俄国人迁至西伯利亚，公元1700年的人数更增加到10万人。然而人数渐增却带来了最切身的问题：粮食和其他生活所需从何而来？俄国开发亚太地区的成败就系于此。因为即使是西伯利亚最好的土地，气候仍旧太冷、太干，或是不够肥沃，只能种些最基本的粮食。俄国在“空位时期”就已不再东运谷粮，部分西伯利亚移民区已经濒临饥荒边缘，移民必须就地开发粮食来源，目标可想而知是指向中国。
　　俄国人早在17世纪20年代就听过有关黑龙江的传闻。就像所有未知的地方一样，黑龙江也是被形容为满地金银。1644年，也就是满族人入关这年，瓦西里·波瓦科夫（Vasilii Poiarkov）航向阿尔丹河上游，寻找黑龙江。他奉命征服当地居民，建立要塞，而且他所带的粮食只能维持单程航程。波瓦科夫的船队从极地越过分水岭，沿着结雅河（Zeya）驶入黑龙江。但是波瓦科夫并没有发现什么黄金，此时他粮食将尽，因此对当地的达斡尔族人（Daur）①强取所需，并引起了反抗。波瓦科夫动武的结果是130名士兵死了一半，之后又有40多人死于饥寒交迫，其余的则是靠吃人肉才存活下来。到了春天，这队残兵败将顺着黑龙江逃抵鄂霍次克海，然后折向北行，于1646年回到雅库茨克。这次探险虽然勇气可嘉，结果却惨不忍睹。虽然波瓦科夫可以向总督将军报告说黑龙江土壤肥沃、气候温和，他自己的残暴却表明将来俄国人必会以武力攻进黑龙江。
　　黑龙江的确称得上是粮仓。中国人因为这条河水流湍急，从山上挟带大量泥沙，所以称之为黑龙江。黑龙江流经高山谷地和平原，全长约4345公里。由于位置较南，黑龙江流域在夏季有来自海洋的温暖潮湿季风吹拂，河中渔产富饶。1649年，雅库茨克将军选派建立叶尼塞河第一个农垦区的叶罗费·哈巴罗夫（Erofei Khabarov）到黑龙江开垦。当哈巴罗夫知道达斡尔族人是清朝子民后，立即要求增派6000名士兵充任边防，同时命令部属就地屯田，并建造了两座名为阿巴钦（Albazin）和阿翰斯克（Achansk）的要塞。不过他并没有采取低姿态，反而开始出没边境、打家劫舍、抢夺女人和财物。此举不是受到毛皮猎人的劝说，就是受到他们的威逼。达斡尔族自然向清朝求助。
　　此时，清朝才刚入主中原7年，正忙着弭平汉人的反抗。然而清廷也不能因此忽视这些北方新起的蛮族。不管是谁，不摆平就可能影响其他边境部族对清廷的忠诚。于是清廷派出了一支部队。不过清军并没有隔阵用大炮将俄国人的要塞轰碎，清军将领下令活捉蛮人。哥萨克人察觉敌军有所顾忌，便向前出击，大败清军。哈巴罗夫宣称歼灭了676名清军、拿下两座大炮，并取得大批粮食和800多匹战马。胜利的消息和黑龙江盆地的肥沃随即传遍了整个西伯利亚，有1000多名民众奔向黑龙江想要分一杯羹，其中有些纯粹是去淘金，有些则是逃犯。俄国人想要控制黑龙江盆地，当然必须先以武力占领这个地方。但结果却是一片混乱西伯利亚已有的殖民区人口流失，以致沙皇下令在河边驻军，阻挡南向开垦的人潮。同时清廷也停止正面攻击，转而焚烧俄国人最珍惜的田地。
　　沙皇同意派遣的6000名士兵去哪里了呢？他们没有离开俄国本土，却被调遣到骚动不安的波兰边境。沙皇于是派遣费奥多尔·拜科夫（Fedor Baikov）这位大使只身前往中国。1656年拜科夫出现在北京城外，清廷根本无法将这位远方帝王派来的信使和骚扰黑龙江边境的蛮族联想在一起！当时清廷的儒家学者认为，蛮族的皮肤是白色，又以船为交通工具，所以肯定是来自大海的那一边。可是这位大使却走陆路，照理应是代表某位可汗而来。无论如何，沙皇命令拜科夫只能跟中国的皇帝直接谈判，不过清廷却要求他必须下跪磕头，暗示沙皇臣属于中国，才能面见圣上。拜科夫不愿照做，几个月后就被遣返归国。
　　当陌生的双方必须从头开始摸索彼此的利益、用意、能力、风俗习惯和思维模式时，所谓的政治智慧就只能暂且摆在一旁。收集了几年情报之后（出于罕有的高瞻远瞩），沙俄宫廷才了解他们有两项利益都与黑龙江有密切的关联：其一是让西伯利亚（沙俄的聚宝盆）获得固定的粮食来源；其二是与中国通商，取得更为可观的利益。中国方面也了解到，要让沙俄撤兵，让北方边境长保和平，就必须投这些蛮子所好。因此黑龙江的问题就是：莫斯科是要与中国打一场所费不赀的战争，以扩大西伯利亚版图呢？还是要放弃黑龙江，就此固定西伯利亚的疆界，以换取通商大发利市的机会？
　　倘若不是哥萨克人如此残暴不仁，让双方看清事情真相的转机也许会提早到来。事实是，往后10年间俄国人断断续续在黑龙江屠杀边境居民，中俄双方历经多次谈判都无结果。到了17世纪60年代末期，终于有40位由根忒木尔（Gautimur）率领的达斡尔族人至尼布楚要塞投诚，向沙皇纳贡，不久受洗为教徒。此事带给清廷极大的震撼，随即向西伯利亚总督将军表示严重的抗议。不过总督反而派遣一位信使到北京，要中国皇帝臣服于俄国沙皇。清朝这时才醒悟，黑龙江畔的这支蛮族既不是海盗也非草原上的部落，而是跨洲而来的欧洲人！这表示莫斯科的沙皇必定是位英明的君王。这番体认促使清廷于1670年首次采取新的应对政策。北京的回应是赠送沙皇礼物、暗示许以通商权，并要求这位“伟大的君王”留意他的子民劫掠边境的恶习。沙皇也在深思应如何取舍。此时英国和荷兰之间的贸易战正打得火热，法国的路易十四（Louis XIV）开始向外侵略，欧亚航线因而受阻。受到德国莱布尼茨（Leibniz）影响的学者，纷纷敦促欧洲君王开辟到中国的陆路路线。沙皇反复思考这些事件与想法，最后决定派遣最博学的官员前往北京。
　　尼古拉·米列斯库（Nikolai Milescu）曾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任职，因此以“官员”（Spathary，土耳其语的“官员”）之名为人所熟知。他来自摩尔达维亚（Moldavia），是著名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然而他个性妄自尊大、桀骜不驯，不是那种会迎合清廷的人。上级仔细研拟的指示，是要他争取到最大的通商利益。沙皇同时还让米列斯库带了许多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还有大笔用以行贿的钱财。不过一路东来，米列斯库却开始研究起西伯利亚，而且越研究越感兴趣。他也收集所有关于中国的资料，结果让他认定满族人害怕哥萨克人，同时清廷此时也正忙着平息国内纷争，分身乏术。1676年，米列斯库到达北京，他决心无论在礼仪或实质利益上都不作任何让步。不过他谈判的对手马拉（Mala）也是半斤八两。马拉精通“蛮族事务”，认定米列斯库的行为举止就是野蛮人，并不具有代表基督教君王的学者应有的风范。让人想不透的是马拉不断抗议哥萨克人犯境和根忒木尔投诚俄国人这些小事和通商和约有何关联？更过分的是，米列斯库花了50天后才获准进入北京，接着又为沙皇托付的东西究竟是礼物还是贡品、米列斯库要不要下跪磕头等问题争吵不休。
　　清廷原就驻有耶稣会教士，这些教士不只负责翻译，同时身兼密探之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说他是“为了基督教”才这么做，米列斯库则认为他此举只是出于对明朝的忠诚。总之，俄方对清廷的想法之所以能有一知半解，都是来自耶稣会教士所授。南怀仁偷偷告诉俄国人，清廷知道黑龙江的移民都是俄国人。哥萨克人的袭击行为威胁到北方部族对朝廷的向心力，清廷对此感到愤怒。因此如果俄国拒绝交出根忒木尔，中国必然会诉诸一战，而且清军非常强大。米列斯库对此建议不屑一顾，直接对清帝提出12项有关通商的要求。中国则回以三项要求：交出根忒木尔；维持黑龙江的和平；撤换米列斯库，另觅一位更“讲理”的大使。就这样过了7年，这段期间，俄国人误以为己方理直气壮，而满族人则埋头备战。最后在1685年，3000名清军干脆包围阿巴钦并放火烧城。俄国人低头求和，清军将领也遵照皇帝的指示答应谈和。但俄国人又食言而肥，重建阿巴钦，结果再度遭到攻击。
　　莫斯科接着指派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Fedor Alekseevich Golovin）与北京谈判。戈洛温时年35岁，才华洋溢，是托博尔斯克总督之子。起初他接受的指示是要求割让黑龙江和赔偿重建阿巴钦城的费用，如果遭到拒绝，俄国将以武力相向。不过当俄国知悉自己的军事实力比不上清廷时，马上传递了两封信件给正在前往北京途中的戈洛温，指示他可以作有限度的退让，但仍不准磕头，必须以平等的身份面对中国人。因此，尼布楚要塞这个粗陋的边境哨站，才会出现内有戈洛温、清朝官员和担任翻译的耶稣会教士，外边又有1万名清军就地扎营的景象。戈洛温明确表示，除了尼布楚一地外，俄国愿意放弃整个黑龙江盆地，当时尼布楚除了作为交易点之外已别无用途。现有的逃犯将可在原地居留，不过未来若有清人逃到俄境，则一律遣送回中国。如此处理事宜，双方都不失颜面。最后，所有取得通商许可的商人均可越境从事交易，这个让步让其他欧洲人好生羡慕。《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支配了之后150年的中俄关系。
　　从俄国最初征服西伯利亚，在黑龙江与中国发生冲突，到最后前后矛盾的结局。第一个抵达太平洋的白人国家非但不是最先进的，还是最落后的。他们也不是取道当时已经航行了100多年的海路，而是跋涉约6437公里、横越世界上最崎岖难行的地区。抵达太平洋沿岸之后，俄国了解到他们在东北亚的前途取决于移民和原住民的忠心即“人民的力量”。尽管如此，哥萨克人与原住民的相处却并不和睦，而沙俄政府也曾一度阻止人民东迁。沙皇政权知道能否找到肥沃的谷仓与西伯利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将仅有的土地割让给中国以换取通商权。假如沙俄东进只为进入中国，《尼布楚条约》的让步就说得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俄国人东进主要是针对皮货，其次是扩展疆土。俄国人追求这些欲望从无悔意。相反，他们更加向外扩张，寻找皮货和扩大版图，而无视当时俄国的经济体系并不足以支撑眼前的局势。如果你是俄国人，也会觉得很悲哀，因为他们之后所做的一切英勇付出，都早在1689年就被《尼布楚条约》抹杀殆尽。


尼布楚，1689
　　在中原、满洲和蒙古之外，有另一块面积比月球表面还大的土地。这块地处亚洲东北角的长而宽的地带，西起乌拉尔山（Ural Mountains），东至白令海峡，绵延约7242公里，面积则广达1295万平方公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仅仅住着200万原始部落人，分属数十个民族。由于他们游牧的土地气候严寒，这些部落民族的人口都相当稀少，因此当俄国人来犯时，他们也无力抵抗。俄国人！仿佛是某位恶作剧神明赐予“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一块与此称号相符的封地。“强大的俄国人，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军队从帝国的门户到太平洋西岸一路旗开得胜，获得宝物无数！坏消息是所征服的是西伯利亚”。
　　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曾说：“研究政治必须配合大地图。”西伯利亚的地图不只要大，而且必须用曲线状的极地投影方式描绘，如此才能涵盖120度经度或地表三分之一的范围。这样大范围的地图不只能显示西伯利亚与俄国的相关地理位置，同时西伯利亚与中亚商队的旅行路线，与中国、朝鲜、日本和太平洋的关系也能一目了然。西伯利亚虽然荒凉寒冷，却是中国与西方发生第一场战争、首次签订条约的地方，同时白人也是取道西伯利亚前往北太平洋建立殖民地。从地图可以看出，西伯利亚的地理特征是：几条由南流向北冰洋的大河，将此地的天然植物分为五带。最北是北冰洋地区的冻原地带，这里有爱斯基摩人、驯鹿和海象；往南是针叶林带，耐寒的落叶松、松树和雪松构成了一片树海，间有白鼬、狐狸、黑貂和海獭等动物；再往南是中部针叶林和落叶林的混合林带，这里住着猎人和木材集散工人；接着是南部草原带，此地的牧羊人每年都在等待雨季的来临；最后是沙漠地带。
　　1581年俄国人进入西伯利亚。俄国人原本就住在森林和草原，已经很习惯严寒了，他们的习性乏善可陈，也没什么道德观念，不过却是老练的河上水手。在这些方面，俄国人很像北美的高山民族和法国皮货商。由于俄国人擅长水陆联运（这也是横越西伯利亚的唯一方法），“俄罗斯”（Russia）一词即起源于此（另一种说法则说“俄罗斯”是来自芬兰语的ruotsi，意指划船的人）。定居在莫斯科西北方瓦尔代丘陵（Valdai Hills）林区的斯拉夫部落发现，那些地势适中的高地是伏尔加河（Volga）、第聂伯河（Dnieper）、西德维纳河（West Dvina）、涅瓦河（Lovat Neva）等四条大河的发源地。通过这四条河，俄国得以和白海、波罗的海、黑海、里海等四个缘海相通。俄国水手利用低缓分水岭上的短程水路所能横越的地方，要比欧洲其他地方加起来都大。根据传说，公元862年，留里克（Rurik）在基辅（Kiev）创建了第一个俄罗斯王朝；公元988年，基辅城的俄国人接受拜占庭帝国传教士的洗礼，改信基督教。不过俄国与欧洲的中心相隔甚远，再加上后来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使得俄国在欧洲中古文化繁荣兴盛时未能躬逢其盛。1238年蒙古的钦察汗国来犯，俄国从此身处鞑靼民族的控制之下，时间长达250年。1480年莫斯科的大公终于推翻了蒙古可汗，“恐怖伊凡”（伊凡四世，自称“沙皇”，为暴君之意）开始利用俄国的水路动脉。伊凡在位期间（1533—1584），俄国的领土扩张至里海和乌拉尔山脉，成为一个森林草原帝国，种族涵盖斯拉夫人和鞑靼人，两者混合之后又产生了哥萨克人（Cossacks），而征服西伯利亚的便是哥萨克人。
　　所谓哥萨克人（这个名称来自土耳其语kazak，意指行动自由之人或流浪汉）大部分属于鞑靼民族，一部分则是逃亡的俄国农奴、河盗、被俄国人俘虏的敌人随从，或是从土耳其逃出的奴隶。不论何种出身，哥萨克人一向贪婪成性，他们没有国家观念，专事抢劫。伊凡必须找些事给他们做，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v）兄弟也是尽量设法别让哥萨克人闲着。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从商，从诺夫哥罗德（Novgorod）到乌拉尔山区，拥有无数的盐坊、矿区、粮仓和皮毛。斯特罗加诺夫一方面雇用猎人大肆在西部丘陵设陷阱捕捉毛皮动物，同时又要求沙皇准许他们向更远的地方探险，沙皇也首肯了这个要求。不过越过乌拉尔山必须面对与鞑靼人作战的风险，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Grigorii Stroganov）一度为此犹豫不前，后来遇到哥萨克人叶尔马克（Ermak）带领一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从事无本买卖。为了不让自己的土地继续遭殃，格里戈里赶紧分配300人给叶尔马克，并提供火枪与食物，于1581年打发他们去西伯利亚探险。
　　叶尔马克的部队带着大批装备，乘船向上游航行。他们越过乌拉尔山脉，一路上备尝艰辛。直到春天，一行人才划下乌拉尔山脉的东坡，秋明（Tiumen）城首先成为他们掠夺的对象。最后（时间记载不详），叶尔马克抵达被俄国人称为西伯利亚（Sibir）的可汗首都。在人数上，叶尔马克不敌对方，鞑靼人的兵力比他多上10倍到20倍。但是叶尔马克拥有火枪又骁勇善战，加上可汗的盟军并没有伸出援手，结果立见分晓。打败可汗后，俄国可说是秋风扫落叶、一路直达太平洋。在此之前伊凡四世曾经责难格里戈里，说他不该派哥萨克人探险，让他们有了叛变的机会。不过当叶尔马克的信使回到俄国报告胜利的消息，并上呈毛皮时，伊凡的态度却有了极大的转变。他兴奋异常，不但赦免了所有相关人士，并承诺派兵驻守西伯利亚，而且还加派一位总督将军管理此地。不过事情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伊凡突然于1584年过世，翌年叶尔马克也在敌人的突袭中离奇死亡。据说他是掉入水中，因为身穿沙皇所赠的厚重盔甲，才惨遭灭顶。辅佐伊凡不成材继承人的摄政大臣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火速派遣300多名哥萨克人及沙皇的贴身卫队和两名将军在秋明建造要塞，接着又在鄂毕河（Ob River）畔的托博尔斯克（Tobolsk）也另建了一座。
　　所谓的要塞是一个围以木桩的正方形区域，四个角落筑有胸墙。俄国人通常将要塞建在河流的交汇点和水陆联运处，以容纳总督将军的住所、兵营、法庭、监狱、教堂、交易站、谷仓，以及最重要的关税局负责收聚毛皮、估税和征税。早在1586年，仅西伯利亚即向沙皇上缴了20万只黑貂，据估计17世纪前半期，俄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都是来自毛皮交易。总督将军除了向原住民强行征收毛皮之外，也向俄国人征收十分之一的毛皮收入，此外将军有权优先选购商人的上等毛皮，毛皮出口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因此，俄国王室虽然缺少海外贸易收入，却有貂皮这种“金羊毛”作为弥补。俄罗斯帝国就靠着对天然资源和原住民的巧取豪夺起家，这点与西班牙建立其广大殖民地的方式如出一辙。
　　事实上，沙俄持续东进的动机，就是疯狂猎捕野生动物。即使在饥荒、内战频仍的“空位时期”（Time of Troubles，1605—1613），东进的热潮依旧不减反增，农奴和哥萨克人都逃往边疆寻找新生，毛皮猎人也继续向东前进。1607年（这一年英国人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毛皮猎人到达叶尼塞河（Yenisey）；1632年抵达勒拿河（Lena），并在勒拿河畔建立雅库茨克城（Yakutsk）。接着是阿尔丹河（Aldan）畔的布塔斯克（Butalsk）。1639年，一名小吏伊凡·莫斯吉丁（Ivan Moskitin）就从布塔斯克前进到太平洋的缘海鄂霍次克海（Okhotsk）。鄂霍次克有成为太平洋西岸港口的潜力，不过天然条件实在欠佳港口资源少、地势复杂，海水从10月到翌年4月都会冻结，夏天又多雾。尽管如此，勇猛的毛皮猎人仍然于1648年在此地建造要塞。这是欧洲人在墨西哥以北太平洋沿岸的第一个殖民地。
　　垦荒的俄国人必须跋涉约6437公里，穿越寒冷、缺粮的荒地，所需的毅力和本领自然不在话下。陆地探险的危险并不亚于麦哲伦的航海探险，不过俄国还是在60年内便将广大的西伯利亚纳为殖民地，这确为史上一大壮举。17世纪中叶，约有5万名俄国人迁至西伯利亚，公元1700年的人数更增加到10万人。然而人数渐增却带来了最切身的问题：粮食和其他生活所需从何而来？俄国开发亚太地区的成败就系于此。因为即使是西伯利亚最好的土地，气候仍旧太冷、太干，或是不够肥沃，只能种些最基本的粮食。俄国在“空位时期”就已不再东运谷粮，部分西伯利亚移民区已经濒临饥荒边缘，移民必须就地开发粮食来源，目标可想而知是指向中国。
　　俄国人早在17世纪20年代就听过有关黑龙江的传闻。就像所有未知的地方一样，黑龙江也是被形容为满地金银。1644年，也就是满族人入关这年，瓦西里·波瓦科夫（Vasilii Poiarkov）航向阿尔丹河上游，寻找黑龙江。他奉命征服当地居民，建立要塞，而且他所带的粮食只能维持单程航程。波瓦科夫的船队从极地越过分水岭，沿着结雅河（Zeya）驶入黑龙江。但是波瓦科夫并没有发现什么黄金，此时他粮食将尽，因此对当地的达斡尔族人（Daur）①强取所需，并引起了反抗。波瓦科夫动武的结果是130名士兵死了一半，之后又有40多人死于饥寒交迫，其余的则是靠吃人肉才存活下来。到了春天，这队残兵败将顺着黑龙江逃抵鄂霍次克海，然后折向北行，于1646年回到雅库茨克。这次探险虽然勇气可嘉，结果却惨不忍睹。虽然波瓦科夫可以向总督将军报告说黑龙江土壤肥沃、气候温和，他自己的残暴却表明将来俄国人必会以武力攻进黑龙江。
　　黑龙江的确称得上是粮仓。中国人因为这条河水流湍急，从山上挟带大量泥沙，所以称之为黑龙江。黑龙江流经高山谷地和平原，全长约4345公里。由于位置较南，黑龙江流域在夏季有来自海洋的温暖潮湿季风吹拂，河中渔产富饶。1649年，雅库茨克将军选派建立叶尼塞河第一个农垦区的叶罗费·哈巴罗夫（Erofei Khabarov）到黑龙江开垦。当哈巴罗夫知道达斡尔族人是清朝子民后，立即要求增派6000名士兵充任边防，同时命令部属就地屯田，并建造了两座名为阿巴钦（Albazin）和阿翰斯克（Achansk）的要塞。不过他并没有采取低姿态，反而开始出没边境、打家劫舍、抢夺女人和财物。此举不是受到毛皮猎人的劝说，就是受到他们的威逼。达斡尔族自然向清朝求助。
　　此时，清朝才刚入主中原7年，正忙着弭平汉人的反抗。然而清廷也不能因此忽视这些北方新起的蛮族。不管是谁，不摆平就可能影响其他边境部族对清廷的忠诚。于是清廷派出了一支部队。不过清军并没有隔阵用大炮将俄国人的要塞轰碎，清军将领下令活捉蛮人。哥萨克人察觉敌军有所顾忌，便向前出击，大败清军。哈巴罗夫宣称歼灭了676名清军、拿下两座大炮，并取得大批粮食和800多匹战马。胜利的消息和黑龙江盆地的肥沃随即传遍了整个西伯利亚，有1000多名民众奔向黑龙江想要分一杯羹，其中有些纯粹是去淘金，有些则是逃犯。俄国人想要控制黑龙江盆地，当然必须先以武力占领这个地方。但结果却是一片混乱西伯利亚已有的殖民区人口流失，以致沙皇下令在河边驻军，阻挡南向开垦的人潮。同时清廷也停止正面攻击，转而焚烧俄国人最珍惜的田地。
　　沙皇同意派遣的6000名士兵去哪里了呢？他们没有离开俄国本土，却被调遣到骚动不安的波兰边境。沙皇于是派遣费奥多尔·拜科夫（Fedor Baikov）这位大使只身前往中国。1656年拜科夫出现在北京城外，清廷根本无法将这位远方帝王派来的信使和骚扰黑龙江边境的蛮族联想在一起！当时清廷的儒家学者认为，蛮族的皮肤是白色，又以船为交通工具，所以肯定是来自大海的那一边。可是这位大使却走陆路，照理应是代表某位可汗而来。无论如何，沙皇命令拜科夫只能跟中国的皇帝直接谈判，不过清廷却要求他必须下跪磕头，暗示沙皇臣属于中国，才能面见圣上。拜科夫不愿照做，几个月后就被遣返归国。
　　当陌生的双方必须从头开始摸索彼此的利益、用意、能力、风俗习惯和思维模式时，所谓的政治智慧就只能暂且摆在一旁。收集了几年情报之后（出于罕有的高瞻远瞩），沙俄宫廷才了解他们有两项利益都与黑龙江有密切的关联：其一是让西伯利亚（沙俄的聚宝盆）获得固定的粮食来源；其二是与中国通商，取得更为可观的利益。中国方面也了解到，要让沙俄撤兵，让北方边境长保和平，就必须投这些蛮子所好。因此黑龙江的问题就是：莫斯科是要与中国打一场所费不赀的战争，以扩大西伯利亚版图呢？还是要放弃黑龙江，就此固定西伯利亚的疆界，以换取通商大发利市的机会？
　　倘若不是哥萨克人如此残暴不仁，让双方看清事情真相的转机也许会提早到来。事实是，往后10年间俄国人断断续续在黑龙江屠杀边境居民，中俄双方历经多次谈判都无结果。到了17世纪60年代末期，终于有40位由根忒木尔（Gautimur）率领的达斡尔族人至尼布楚要塞投诚，向沙皇纳贡，不久受洗为教徒。此事带给清廷极大的震撼，随即向西伯利亚总督将军表示严重的抗议。不过总督反而派遣一位信使到北京，要中国皇帝臣服于俄国沙皇。清朝这时才醒悟，黑龙江畔的这支蛮族既不是海盗也非草原上的部落，而是跨洲而来的欧洲人！这表示莫斯科的沙皇必定是位英明的君王。这番体认促使清廷于1670年首次采取新的应对政策。北京的回应是赠送沙皇礼物、暗示许以通商权，并要求这位“伟大的君王”留意他的子民劫掠边境的恶习。沙皇也在深思应如何取舍。此时英国和荷兰之间的贸易战正打得火热，法国的路易十四（Louis XIV）开始向外侵略，欧亚航线因而受阻。受到德国莱布尼茨（Leibniz）影响的学者，纷纷敦促欧洲君王开辟到中国的陆路路线。沙皇反复思考这些事件与想法，最后决定派遣最博学的官员前往北京。
　　尼古拉·米列斯库（Nikolai Milescu）曾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任职，因此以“官员”（Spathary，土耳其语的“官员”）之名为人所熟知。他来自摩尔达维亚（Moldavia），是著名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然而他个性妄自尊大、桀骜不驯，不是那种会迎合清廷的人。上级仔细研拟的指示，是要他争取到最大的通商利益。沙皇同时还让米列斯库带了许多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还有大笔用以行贿的钱财。不过一路东来，米列斯库却开始研究起西伯利亚，而且越研究越感兴趣。他也收集所有关于中国的资料，结果让他认定满族人害怕哥萨克人，同时清廷此时也正忙着平息国内纷争，分身乏术。1676年，米列斯库到达北京，他决心无论在礼仪或实质利益上都不作任何让步。不过他谈判的对手马拉（Mala）也是半斤八两。马拉精通“蛮族事务”，认定米列斯库的行为举止就是野蛮人，并不具有代表基督教君王的学者应有的风范。让人想不透的是马拉不断抗议哥萨克人犯境和根忒木尔投诚俄国人这些小事和通商和约有何关联？更过分的是，米列斯库花了50天后才获准进入北京，接着又为沙皇托付的东西究竟是礼物还是贡品、米列斯库要不要下跪磕头等问题争吵不休。
　　清廷原就驻有耶稣会教士，这些教士不只负责翻译，同时身兼密探之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说他是“为了基督教”才这么做，米列斯库则认为他此举只是出于对明朝的忠诚。总之，俄方对清廷的想法之所以能有一知半解，都是来自耶稣会教士所授。南怀仁偷偷告诉俄国人，清廷知道黑龙江的移民都是俄国人。哥萨克人的袭击行为威胁到北方部族对朝廷的向心力，清廷对此感到愤怒。因此如果俄国拒绝交出根忒木尔，中国必然会诉诸一战，而且清军非常强大。米列斯库对此建议不屑一顾，直接对清帝提出12项有关通商的要求。中国则回以三项要求：交出根忒木尔；维持黑龙江的和平；撤换米列斯库，另觅一位更“讲理”的大使。就这样过了7年，这段期间，俄国人误以为己方理直气壮，而满族人则埋头备战。最后在1685年，3000名清军干脆包围阿巴钦并放火烧城。俄国人低头求和，清军将领也遵照皇帝的指示答应谈和。但俄国人又食言而肥，重建阿巴钦，结果再度遭到攻击。
　　莫斯科接着指派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Fedor Alekseevich Golovin）与北京谈判。戈洛温时年35岁，才华洋溢，是托博尔斯克总督之子。起初他接受的指示是要求割让黑龙江和赔偿重建阿巴钦城的费用，如果遭到拒绝，俄国将以武力相向。不过当俄国知悉自己的军事实力比不上清廷时，马上传递了两封信件给正在前往北京途中的戈洛温，指示他可以作有限度的退让，但仍不准磕头，必须以平等的身份面对中国人。因此，尼布楚要塞这个粗陋的边境哨站，才会出现内有戈洛温、清朝官员和担任翻译的耶稣会教士，外边又有1万名清军就地扎营的景象。戈洛温明确表示，除了尼布楚一地外，俄国愿意放弃整个黑龙江盆地，当时尼布楚除了作为交易点之外已别无用途。现有的逃犯将可在原地居留，不过未来若有清人逃到俄境，则一律遣送回中国。如此处理事宜，双方都不失颜面。最后，所有取得通商许可的商人均可越境从事交易，这个让步让其他欧洲人好生羡慕。《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支配了之后150年的中俄关系。
　　从俄国最初征服西伯利亚，在黑龙江与中国发生冲突，到最后前后矛盾的结局。第一个抵达太平洋的白人国家非但不是最先进的，还是最落后的。他们也不是取道当时已经航行了100多年的海路，而是跋涉约6437公里、横越世界上最崎岖难行的地区。抵达太平洋沿岸之后，俄国了解到他们在东北亚的前途取决于移民和原住民的忠心即“人民的力量”。尽管如此，哥萨克人与原住民的相处却并不和睦，而沙俄政府也曾一度阻止人民东迁。沙皇政权知道能否找到肥沃的谷仓与西伯利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将仅有的土地割让给中国以换取通商权。假如沙俄东进只为进入中国，《尼布楚条约》的让步就说得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俄国人东进主要是针对皮货，其次是扩展疆土。俄国人追求这些欲望从无悔意。相反，他们更加向外扩张，寻找皮货和扩大版图，而无视当时俄国的经济体系并不足以支撑眼前的局势。如果你是俄国人，也会觉得很悲哀，因为他们之后所做的一切英勇付出，都早在1689年就被《尼布楚条约》抹杀殆尽。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1741
　　整个全景看起来原本应该是如此壮丽，尤其是在这么晴朗的春日清晨。向远处眺望，堪察加半岛的火山脊向北延伸。山脚下阿瓦查湾（Avacha Bay）的深水闪闪发光，上面点缀着两艘轻快的双桅横帆船；帆已收起，就像自豪的儿子等待父亲差遣。附近海面这还是第一次有这种帆船出现。这座城镇完全以木材为建材，镇上只见稀疏的几座兵营、一座顶着玩具般小洋葱圆顶并发出焚香香味的教堂，以及一间简陋的“船长宿舍”。然而若从位置上来考虑，这幅景象正如前任沙皇在波罗的海建造的新都和海军一样，都代表着沙俄的荣耀。彼得大帝以他在欧陆开创新局的一贯毅力开发太平洋沿岸，他把船只和港口赐名为“彼得”（Peter）①和“保罗”（Paul）。若不是维他斯·白令如此筋疲力尽，此地前景原本大有可为。
　　这位已替沙俄效劳37年的老船长走下船头，步入他的小木屋。他召唤副船长阿列克谢·奇里科夫（Alexei Chirikov）、法国地理学家路易斯·德利勒（Louis Delisle）、德国自然学家格奥尔格·威廉·斯特勒（Georg Wilhelm Steller）及其他副官前来开会商议。再过不久他们就必须开船起航，但是圣彼得堡传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指示：往东南方向寻找传说中的金银王国“甘玛兰”（Gamaland）、向南寻访日本、向北绘出西伯利亚海岸图、向东寻访美洲并占领西班牙统治外的所有土地！奇里科夫坚持要谨慎行事，他们应该先沿着他和白令13年前侦查出的航道往北航行到北纬65度，然后向东直转，那里应该是美洲海岸和西伯利亚相距的最近处，如果所谓的美洲海岸真的存在的话。德利勒希望先找到能让他们满载而归的“甘玛兰”，假如找不到“甘玛兰”，探险队仍旧可以在气候转坏前向北寻找美洲。白令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或许他根本不再关心探险的事。8年来，他都在离俄国8000公里外的地方探险，既要与地形、气候斗争，也要应付动辄争吵的同事、粗野的哥萨克人和既愚蠢又腐败、经常喝得烂醉如泥的西伯利亚官员。每一片铁、每一块帆布都必须从家乡运来，更别提日常必需品了；运送过程动用了马车、船只和雪橇，结果物资要不是被偷、被抢，就是出了意外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探险队到达雅库茨克，白令的体力已经比预期透支30倍。他们离开圣彼得堡4年才抵达鄂霍次克，开始砍树削木造船。接着两艘补给船又在堪察加半岛外海沉没。
　　白令选择阿瓦查湾作为基地港看似高明。这个港口不错，气候比大陆温和，又靠近海洋。另一方面，他却也发现移民在堪察加比在西伯利亚更难生存。哥萨克人曾经尝试在几处沿海土地上耕种，但是连最耐寒的谷类也没有多少收成。这意味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粮食必须从外地供应。但是通往堪察加只有两条路线，一是从雅库茨克横越4500公里的山区，其间还要对付不友善的楚科奇族；二是从环境恶劣的鄂霍次克搭船。换句话说，欧俄地区必须把多余的粮食运到西伯利亚中部，这样那里的俄国移民才能抽出一部分存粮供应鄂霍次克，鄂霍次克才能成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补给站，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也才能成为开发太平洋帝国的据点。难怪白令对这次出海表现得漠不关心，他原本可能成为太平洋的哥伦布。但除非白令真能在茫茫大雾中找到传说中的黄金国，否则沙俄政府还能向他提供什么支援？就算白令真的找到黄金国，沙俄政府又怎么攻得下？
　　白令之所以会远赴堪察加半岛，必须追溯到他8岁的时候。那一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俄国人的开发重心从黑龙江转向西伯利亚的东北角。彼得大帝也是在这年即位。一般认为这是俄国史上的分水岭，这位红发巨人执政后，落后的俄国开始走向西化。然而俄国的专制政权、农奴制度、由国家控制的东正教教会，以及由宫廷主导的经济体制也依旧维持不变。彼得的雄心并非想让沙俄成为西方国家，而是让俄国学习所需的科技和知识，以便跟欧洲强权一较高下。他的外交政策是以击败瑞典和土耳其，取得通往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口为目标。对于南方的土耳其，彼得一直未能如愿。不过在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1699—1721）中，他攻下芬兰湾的一处海岸，并在此建造新港和新都，以继续俄国的海上发展。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彼得聘请外籍船木工和水手、创立莫斯科航海学校（俄罗斯科学院的前身），并斥资购买了48艘主力舰。彼得招募了近千名外籍军官来统率这些船队，其中大多为荷兰人，也有一部分是丹麦人，白令即为后者之一。
　　白令最初是在荷属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当学徒，1704年成为俄国海军上尉，不久即晋升为二等海军上校。在与瑞典的战争结束、俄国海军展开裁员后，白令也失去他自认应得的军衔，并随即辞职返乡。和平来临后，沙皇将心思和资源投入一项酝酿已久的新计划。他的帝国幅员能有多广？在西伯利亚之外还有什么新的疆域？早在1697年造访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时候，彼得大帝就考虑过尼古拉斯·威特森（Nicholas Witsen）的学说。威特森是地理学家，对鞑靼地方①的东北部（这是他对西伯利亚边域的称呼）特别感兴趣，他也相信“甘玛兰”，也就是荷兰人传说位于千岛群岛附近的黄金国确实存在。威特森敦促彼得大帝派遣探险队去调查亚洲和美洲是否相连，沙皇不消多劝便答应了。他知道俄国毛皮猎人（promyshlenniki）在黑龙江受挫后，正全力向东寻找貂和狐狸，于是当雅库茨克总督将军派遣哥萨克人弗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Vladimir Atlasov）东征堪察加半岛之时，彼得并未表示反对。
　　1701年，彼得接见了阿特拉索夫，听取他惊人的报告。堪察加这块长约2414公里的神秘半岛，冬天气候比大陆温和。不过半岛上成串的火山夜晚红光耀眼，白天冒烟，地面也不断隆隆作响。至于堪察加的原住民，阿特拉索夫说他们长得矮小无须，身穿兽皮缝制的衣服，住的是盖在约6米高的桩柱上的茅草屋，靠捕鱼为生，特别是一种味美的粉红色鱼，这种鱼向上游游去后就不再回头（鲑鱼）。阿特拉索夫认为堪察加人是身上发臭的野蛮人如果哥萨克人都这么认为的话，堪察加人肯定真的很臭。然而哥萨克人也说，这些石器时代的渔夫通过与南方一个“神奇民族”通商而获得漆器，而且他们还俘虏了一名该族的人民。此人显然是遭遇船难，他身材细长、皮肤黝黑，还蓄了一把小胡须。他名叫“丹比”（Dembei），自称来自“乌萨卡”（大阪）。丹比一看到俄国人就哭，期望他们能送他回国。不过他未能如愿，后来成了第一位造访欧洲的日本人，让彼得对东方更增想象。
　　如此说来，这个堪察加即是日本的后门，这个秘密让沙俄取得压倒其他海上强国的独家优势！1702年彼得下令平定堪察加并搜集有关日本的情报，这两项任务都不容易做到。阿特拉索夫只好回头做他的哥萨克无本生意抢劫中国商队，并因此被捕入狱。后来总督将军释放了他，命其整肃堪察加的毛皮猎人，不过阿特拉索夫的部下叛变，趁他熟睡时杀了他。这群叛变者后来搭乘几艘小船，误打误撞地进入千岛群岛，也算是将功赎罪。他们没有找到毛皮货源，却从“多毛的阿伊努人”口中问出这些岛屿可以通往日本。因此彼得派遣地理学家到鄂霍次克，命令他们“查出……亚洲和美洲这两块大陆是否相连”至少表面上的任务是这样。事实上，地理学家一行人是向南航行，而不是向北。1721年，他们到达位于千岛群岛中部的第六座岛屿。3年后，彼得倾注全力，资助后来所谓的“首次堪察加探险”，由白令全权负责，并赐予他最高的军衔和双倍的薪水。白令原本可以在故乡维堡（Vyborg）靠着为数不多的家产安度退休生涯，但是他选择探险，动身前往西伯利亚。
　　彼得指示白令船长在太平洋沿岸建造一两艘甲板船，然后向北航行以确定亚洲与美洲在何处相连（而非确定“是否”相连），接着向某个“欧洲殖民地”推进。这道命令是彼得一生功业的最后几项行动之一。剥去科学的外衣，彼得的用意显然是要在美洲建立根据地，并找出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1728年，也就是离开圣彼得堡3年后，白令领导的第一支探险队终于到达堪察加，并在当地建造了一艘长约18米的船只。1728年7月，白令任命奇里科夫和马丁·斯潘伯格（Martin Spanberg）为副手，横渡以北冰洋内的北纬67度为界，后来以“白令”命名的洋面和海峡。不过白令并未发现罩满浓雾的阿拉斯加海岸，只能带着楚科奇半岛海岸（杰日尼奥夫海角［East Cape］）的详细地图返航。他回到圣彼得堡后受到了冷淡的待遇。为了平息挞伐之声，白令提出第二次到堪察加探险的计划，这次不仅探测北太平洋，还要开发西伯利亚近岸。不久海军将领和朝廷官员就谈论起黄金国、加利福尼亚的沙俄帝国、吞并千岛群岛、将鄂霍次克建设成俄日交易中心等远景。当然这些讨论都没有对外公开。白令接到的正式命令是要满足“流名青史的彼得”、法国与俄国科学院心中的好奇。
　　赴日探险队是由斯潘伯格率领。经历千辛万苦越过西伯利亚后，他便开始监造船只，并于1738年起航前往千岛群岛，却因厚冰与浓雾（此时才7月）无功而返。来年，斯潘伯格南航至北纬40度，在日本本州岛东岸登陆，肥沃的农田和人口稠密的村庄让他叹为观止。另外一艘俄国船也望见了本州岛南端海岸。但是这两位船长都不敢提出面见领主的要求，自然也无从得知当时身处何地。此外他们竟然和北海道擦身而过而浑然不知，因此也不敢确定自己是否已到达日本。这些结果令人大感灰心，俄国人要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会再度来敲日本的大门。
　　因此第二次堪察加探险计划的希望，就落在了白令疲倦的肩上。他的“圣彼得”号和奇里科夫的“圣保罗”号是两艘长约24米、装有14门火炮的双桅帆船，船上各配有75名船员。这两艘船于1741年6月驶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进入陌生的北太平洋水域；10天后仍不见“甘玛兰”踪迹，经过一番争论，两位船长决定改变航线向北行驶。6月19日，这两艘船在一场暴风雨中失散；为了找寻对方，他们浪费了更多宝贵的时日，结果却徒劳无功。白令再度转向南方，为寻找“甘玛兰”作最后的努力。等到他转向东北，逆风已起，“圣彼得”号必须抢风调向。7月17日，他们看到陆地在望：一座超过1829米高、覆盖着白雪的巨大火山。这是大陆陆块的前哨，船员欢声雷动。白令看着船员兴奋之情，却只是耸耸肩膀而已。
　　自然学家斯特勒一心想上岸，船长最后同意在距离圣伊莱亚斯山（Mount St. Elias）约97公里的卡雅克岛（Kayak Island）登陆。经过10年的准备，白令最后只让斯特勒在美洲海岸待了10小时。白令对生物物种和测量工作并不感兴趣，他只想要取得淡水，快快回家。由于高纬度地区的冬季来得相当早，因此4天后探险队便起锚开航，找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纬度，奋力西行以策安全。不过浓雾、强风和海流却让他们吃尽苦头。有三分之一的船员罹患了坏血症，饮用水也所剩不多，一连串的暴风雨吹散了船上的索具。到了11月5日，陆地（之后称为白令岛）若隐若现，两艘船只和船员都快撑不下去了。由于锚被大浪扯掉，探险队只好在岛上过冬。
　　幸存的船员捡拾浮木生火，以海豹、海牛和两条在海滩上发臭的死鲸为食。数百只野生蓝狐攻击他们临时搭建的避难处，将入土的死难船员挖出来吃，并袭击虚弱的幸存船员。白令罹患了严重的坏血症，他躺在单斜顶的小屋里，沙粒一天天掉下来，白令身子有一半已经埋在沙里。“别动这些沙，”他说，“这样暖和些。”12月8日，白令过世。来年春天，幸存的船员用“圣彼得”号的残骸拼凑成一艘船，船只在8月起航，船员发现只要再向西航行160公里就到了堪察加。他们的船长当初只要再航行一天，就不致命丧荒岛。
　　奇里科夫的运气和判断力都比白令好些。他的航线一样也是东北向，不过比白令早了一星期。1741年7月15日，奇里科夫也看到了阿拉斯加的锅柄状部分，即今日的阿丁顿角（Cape Addington）。他派遣一批人登上奇恰戈夫岛（Chichagof），结果却不见回音。他又派出第二艘小艇。这回出现的是印第安人的独木舟，于是奇里科夫认定他派出去的人大概凶多吉少。两艘小艇都一去不返，他已经没有船可以派去登陆，换句话说，也就没有淡水。奇里科夫只好心有不甘地返航，回程途中看到基奈（Kenai）半岛、科迪亚克岛（Kodiak）和阿留申群岛中的几座岛屿。此时船上开始有人死于坏血症，地理学家德利勒即是其中之一；不过，拜最后几周好天气之赐，奇里科夫终于在10月10日安全返回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第二次堪察加探险不但显示俄国在北太平洋大有可为，同时也暴露了俄国无以为继的窘况。150多万卢布的成本所费不赀，连彼得大帝都可能望之却步，继位者当然更是意兴阑珊。彼得建立的海军由于不受重视和久不操练而日渐衰退；同时俄国也战事再起，直到1762年方告结束。最后，因为白令的探险活动让西伯利亚的资源大受损耗，西伯利亚的总督将军严词抗议再进行任何类似的探险活动。
　　不过对某些俄国人而言，这却是一次喜出望外的成功探险他们就是毛皮猎人。“圣保罗”号的船员，甚至生还的“圣彼得”号船员，回港时虽然都是一副残兵败降之姿，但却带回1500张海獭皮。无论从触感或观感来看，这些海獭皮都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软、最光润的制品，卖给中国商人的价码是西伯利亚貂皮的40倍。因此毛皮猎人纷纷向海域扩展，他们先到阿留申群岛，最后终于踏上阿留申人称为“阿拉斯卡”（Alakshak）的大陆。有西伯利亚商人提供装备，于是阿留申人乘着用刚砍下来的原木做成的、以皮带而非铁钉连接的胥替奇小船（shitiki）冒险出海。这种船顶多只能航行两次，不过西伯利亚商人只需要出几支毛瑟枪和船只，其余的工作就交给沦为奴隶的阿留申原住民处理。
　　从1743年艾莫连·巴索夫（Emelian Basov）的处女航行开始，毛皮猎人就一二十人搭一条船，航向阿留申群岛。一个俄国人就能慑服一个阿留申村庄。俄国人将妇女、小孩掳为人质，乘坐在阿留申独木舟上，俨然一副工头模样。他们逼迫熟练的印第安人刺捕海獭和海豹。阿留申人如果反抗便会遭到屠杀。此外就像在墨西哥一样，疾病也夺去了不少阿留申人的性命。两代之间，阿留申群岛的人口锐减了80%。当然海獭的数量也大幅减少，因为这种活泼的动物（斯特勒称为“最温和的海洋哺乳动物”）每年只会产下一只小海獭。然而毛皮猎人却不可能就此喊停，因为收获好的时候一船毛皮就可以赚进20万卢布，连普通水手支领的半薪都算得上是一笔财富了。到了1798年，出资赞助探险活动的公司已多达42家，在探险过程中也概略描绘出阿留申和阿拉斯加的海岸地形。就如英国学者威廉·考克斯（William Coxe）在1780年写道：“这些民间自行出资所获得的发现，要比王室所费不赀的努力所获得的成果更为重要。”
　　且慢！这批俄国移民难道没有碰上前人的粮食问题吗？没有，因为毛皮猎人在阿拉斯加只停留一个冬季，他们直到18世纪80年代年代才建立了永久的屯垦区，因此需求不像在西伯利亚设据点那样多。迟至1770年，鄂霍次克还只住有550名俄国人，整个堪察加半岛大概住有1500人，而在阿留申群岛，俄国人不是吃“地主”的饭，就是狼吞虎咽太平洋的海牛。斯特勒在白令岛上首次对这种动物有所描述。壮观的海牛可以长到约11米长，重约1300公斤。据斯特勒观察，海牛的交配是在海中进行，它们会互相挑逗嬉戏，最后像人类一样面对面交配……不同的是，公海牛的阴茎有约1.8米长。海牛的肉看起来、吃起来都像牛肉，而且似乎永不腐坏。斯特勒所描述的海牛不到几十年便宣告绝种。
　　俄国人对阿留申人的蹂躏最后以厄马克事件落幕。毛皮猎人的踪迹随着河船和胥替奇小船无所不在，现在他们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要么就洗手罢“猎”，不畏艰难在西伯利亚过活；要不然就要动手建造像样的船只，沿着美洲海岸南行。而俄国政府也面临两难的处境：是要放弃毛皮猎人、失去对北太平洋的主权，抑或认真在阿拉斯加建立一个殖民地，投入大量经费提供船只、食物和官员，并在当地建造要塞以兹保护因为毛皮猎人的出现，已经惊醒了原本酣睡的西班牙人。

上加利福尼亚，1769
　　1731年，正当俄国海军部核准白令进行第二次探险时，一名住在西班牙马略卡岛（Majorca）的18岁青年也作出了一个对北太平洋同等重要的决定。米格尔·何塞·塞拉（Miguel Jose Serra）在众乡民面前跪倒在耶稣会修道院时，听到了这个问题：“我的孩子，你们有什么祈愿？”他与其他新入会的僧侣同声回答：“我愿信受奉行我们方济各圣父的教规……借由顺服、不蓄资产、过慈善的生活，以便为上帝做更好的工，并拯救自己的灵魂。”米格尔的誓愿获得认可与祝福之后，便穿上了未经染色的羊毛僧袍以及有帽兜的僧衣，系上白绳腰带。他还宣布希望从此以后被称为胡尼贝洛（Junípero）此名来自生性喻悦并具常识判断力的朱尼珀（Juníper）修士，后者被称为“上帝的弄臣”（jester of the Lord），是圣方济各在世时的同伴。
　　马略卡是西班牙地中海沿岸巴利阿里群岛（Baleares Islands）中的一座小岛。18世纪初期，岛上只有14万名居民，却很荣幸地拥有317所教堂、500名教士和15座僧院。新教徒会说这里“受圣职者操控”，但托教堂的福，岛上的每个城镇都拥有收容病患老弱的场所。
　　年轻的塞拉是文盲佣工的儿子，不过，即使是像他这样的人仍能受惠于圣方济各教会的教育。在读书的余暇，他便站在高坛之下，参与教士们的祈祷礼拜，或在唱诗班里唱颂赞美诗。环绕在他身边、引发着他的奇思幻想的则是周围昏暗的礼拜堂，里面分别供奉着圣克拉拉、圣巴巴拉、圣罗莎、圣加百列、圣拉斐尔、阿卡拉的圣地牙哥（San diego de Alcala）、圣方济各，以及其他圣方济各会修士所尊崇的圣徒。
　　米格尔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学生和歌者，也是一名矮子。他第一次申请圣职就被神父们婉拒，表示要等他长高一点再说。在他立下修道誓愿之后，却“猛然长高”到约157.5厘米，他视此为神迹。胡尼贝洛兄弟随后修完6年课程，包括语言、哲学及神学。1737年他被授任神职，并被留任为教授。他必然是位不凡的教师，他曾说哲学不仅是逻辑和虚灵思辨的巧妙操纵，而且是可用来诊断并治愈生病的心灵或灵魂的实用技巧。“正当地走在那光中吧！你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他就是光，没有任何黑暗。”他激励人们培养自律，因为没有拒绝诱惑的意志就没有自由。可是在考试的时候，塞拉却恶作剧地引用古罗马异教徒维吉尔的诗对学生表示同情：“朱庇特①将迅速将我们过去与现在的灾难转化为未来的幸福。”
　　总而言之，塞拉具有化繁为简、由简入深的才能。1743年，路利安大学（Lullian University）邀请他在基督圣体节，也就是以面包和酒纪念基督圣体的祭典上讲道，这对他是一大荣誉。这所大学还任命他为“圣神学”讲座。他本来有机会成为此大学的院长，甚至成为马略卡的主教。但在1748年，他却为了前往更小、更偏僻之处，而非如萨拉曼卡（Salamanca）或马德里等大城市，而放弃了这一切。他渴望“使我灵魂深处那强烈的憧憬复苏，那是自我身为见习修士，阅读圣者事迹时便有的渴望。由于专注于研读，这些渴望已经有点消亡”。因此，当一位墨西哥使者来招募传教士时，一个新的召唤深深烙印在塞拉的心中。几乎在瞬息之间，他便舍弃双亲、家园及事业，搭船前往美洲。
　　和圣保罗一样，他在海上也遭遇了三场攸关生死的劫难。在地中海上，一位“顽固的（英国）异教船长”坚持与他辩论神学，并对他大叫：“收回你的话，你这个卑微的撒旦魔僧！”塞拉差点被他勒死。横渡大西洋时海面完全无风，每天配给的水减少到8盎司。塞拉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减少唾液最好的办法，就是少吃少说。”而当他自圣胡安（San Juan）出发，在加勒比海上航行时，风暴折断了船的主桅，破坏了船身。传教士纷纷向圣巴巴拉祈祷，当时正当她的祭典期间，所以他们就认定是她解救了众人。不过胡尼贝洛最大的苦难却发生于他登陆之后。他在前往墨西哥城的路上被一种虫子螫到，他的随从弗朗西斯科·帕洛（Francisco Palóu）认为这是一种名为詹古多（zancudo）的可怕的墨西哥蚊虫（也可能是蝎子、沙蚤或褐皮花蛛）。伤口从脚部向上感染，使得塞拉从此走路都有点跛，而且病痛不断。他总是告诉那些大惊小怪的人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过了两天，他跛着脚走到圣费南多（San Fernado）学院，并立刻受邀出任教职。不过塞拉到此的目的，是要让印第安人改变信仰。1750年，他和帕洛动身前往遥远荒僻的马德雷山（Sierra Madre）。他原本计划在那里待上8年，以便进行传教及为人施洗，然后就要被改派到得克萨斯省一个更荒僻的地区。但在他抵达之前，阿帕奇族（Apaches）印第安人便屠杀了西班牙的戍边卫队。因此塞拉又撤回墨西哥，并在那里继续传了9年的福音。他的宗教热诚令他声名大噪。值班的卫兵会问：“这个人到底睡不睡觉？”他也吃得不多：“除了一些玉米饼和野菜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他通过诉诸官能知觉来打动印第安人的心：例如充满熏香、唱颂圣诗、钟铃之声的壮观礼拜仪式，以及瞻圣亭和自我鞭笞等等。讲到激动之处，他会用石头撞击自己的胸部，或以炭火烫灼自己，以具化地狱的景象。这些作为都出自这位颇具名望的大学教授，他正撑着一只长满脓疮的脚，穿越千万里荒漠野地。但上述的一切都未能使塞拉在世人眼中显得伟大，令他得享盛名的，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arlos Ⅲ）。
　　西班牙自16世纪以来逐渐衰退的黄金时代，在1700年有了转机。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血脉断绝，王位传给法国路易十四的孙子。刚到西班牙的前几任波旁王朝统治者发现，难怪欧洲人要对他们冷嘲热讽，情况的确糟得无以复加：政治混乱、经济陈腐僵化，还有一个空有天主教改革热诚虚浮外貌的文化。因此菲利普五世（Philips Ⅴ）、斐迪南六世（Fernando Ⅵ）和卡洛斯三世都试图以凡尔赛为典范，重造西班牙。骄傲的西班牙人对此深感怨怒。（卡洛斯说：“他们就像不爱洗脸的小孩似的哭闹不休。”）然而波旁王朝诸王与行政首长还是开始进行挣脱教会与贵族钳制的工作。菲利普与罗马教廷决裂，他坚持王室有权决定神职人员的职位高低与收入多寡，并废除火刑以削弱宗教法庭的权势。斐迪南则将西班牙的省长转变成法国式的监督官，并使官僚制度与税收更有效率。其结果便是史家所称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政权。
　　斐迪南六世的统治于1759年告终，他因为悲痛爱妻之死而罹患抽搐性痉挛症。他的继承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卡洛斯。据说有一位公主曾因为窥探到他的肖像而拒绝嫁给他，而他和他的王后则是“世界上最丑陋的一对夫妻”。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生育了13名子女。在她死后，卡洛斯对她依旧忠贞不渝，他常常深夜光着脚在冰冷的石板上踱步，以扼杀自己对其他女人的欲望。他对国家也同样忠诚，除了外出狩猎或望弥撒之外，他的工作时间表30年如一日，每天都一成不变。卡洛斯指派的改革者着手进行市场与价格自由化，并废除贸易壁垒。这项措施刺激了经济增长，西班牙的人口在那个世纪内整整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在卡洛斯遗留下来的政绩中，最光荣也是最受争议的，无疑便是加利福尼亚。
　　史家通常认为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西班牙帝国和西班牙本土一样萧条。但数据显示这是错误的。美洲的矿业、农业及贸易都继续进行，甚至不断扩张。殖民地官员干脆趁着西班牙颓乏之际，争取到了更多的自主权。西班牙派任的总督为了要官员服从，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的岁收因此开始减少。同时西班牙因丧失海军优势而无法厉行垄断政策，于是美洲贸易落入荷兰与英国无照商人手里。由于王室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殖民地的收益，于是卡洛斯在杜绝“印度地区”漏税问题的强烈动机驱使下，于1765年任命何塞·德·加尔韦斯（Jose de Galvez）为总巡察，派他前往墨西哥。
　　另一个动机则与战略有关。西属美洲向来海盗猖獗，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拓展以及七年战争（1756—1763）的结果，更使得西属美洲岌岌可危。在那场战争中，英国将法国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盟友逐出加拿大和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甚至还一度占领了西属佛罗里达。美洲原有的列强均势遭到破坏，积极侵略的英国新教徒占了上风。卡洛斯说这一切都使他心惊胆战。最后还有来自北方的威胁，这个消息也引起了他的重视。1757年，米格尔·贝内加斯（Miguel Venegas）在《加利福尼亚消息》一书中提出警告，说美洲海岸出现了俄国人。两年之后，一本意大利书籍《加利福尼亚的莫斯科人》也这么说。驻圣彼得堡的西班牙大使证实了白令与奇里科夫的探险成果。这些皆足以说服马德里当局指示加尔韦斯，要确实探测并占领上加利福尼亚沿岸。
　　因此，加尔韦斯就肩负着艰巨任务抵达了墨西哥；他必须让墨西哥总督的安逸腐败生活画下句号，建立王室监督网络、加重税赋、加强王室对烟草的垄断、刺激当地的矿业与商业……同时还要开垦辽阔荒僻的加利福尼亚省，大举殖民。如此一来，加尔韦斯便激怒了教会之外的所有民众。到了1767年，他又奉命镇压耶稣会，因为波旁王室怀疑他们策动谋反，而且他们又是启蒙的主要魔障。加尔韦斯没收了他们在下加利福尼亚的传教区，转交给圣方济各教会，后者又将其转交给塞拉，并推选他为总主教（padre presidente）。
　　加尔韦斯视察过贫瘠的下加利福尼亚，并宣称当地景观凄凉，绝对无法成为上加利福尼亚的补给基地。不过他所选的替代地点位置更南的圣布拉斯（San Blas）也好不到哪里去，港湾危机四伏，气候恶劣到除了冬季之外货物一上了码头就腐烂了，而偏偏冬天又正是加利福尼亚沿岸风强浪高的季节，船只航行极为困难。长远看来，必须找到一条安全的陆路，将人及补给物资自墨西哥运至北方。只有这样再加上忠诚的移民，上加利福尼亚殖民计划才可能成功。但到哪里去找移民呢？加尔韦斯和总督布卡雷利伯爵（Antonio Maria Bucareli）只征募到少数的西班牙人与克里奥尔人（Creoles）①。因此，最可能的“移民”人选便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但是，除非印第安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服从，否则殖民地是不会安全的。加尔韦斯因此写了一封信给塞拉：“国王需要你。立即前来。我们即将建立新传教区。”如今已55岁，而有18年待在边区的胡尼贝洛在欣喜之余，特地举行了大弥撒来感谢上主的恩赐。
　　加尔韦斯和塞拉就已有的少许加利福尼亚地理知识详细考虑，想出一种“梯子”模式，每个“梯子”由12个或12个以上的传教区（等于梯子的横木）组成：沿着从圣迭戈到比斯凯诺命名的传奇港口蒙特雷之间的皇家大道（el camino real），每隔一日的行程设一传教区。1769年，五队人马自墨西哥出发，其中三队走海路，两队走陆路。其中一艘名为“圣安东尼奥”号的船只安然抵达目的地；第二艘船则被吹到了遥远的外海，迟了两个月才出现，船员都患了严重的坏血症，连放下小艇的力气都没有；第三艘船则根本就没有出现。经由陆路，带有驮货驴子、家畜及25名军人卫队的那两队人马则毫发无损，顺利抵达当地。下加利福尼亚总督加斯帕尔·波托拉（Gaspar de Portola）骑乘在队伍之前引领，塞拉神父则因发高烧而宣称圣迭戈“很冷”。
　　在教士们着手以砖砌建小屋、照料船员，以及建立传教区之际，波托拉带领了63名壮汉最后一批“征服者”深入北方寻找蒙特雷。只要曾经开车经过一小段滨海公路，谁都会对那片贫瘠的海岬、沙地、灌木丛、迂回曲折的路径和两旁全然缺乏食物与饮水的景况永志难忘。两个半月之后，波托拉事实上已抵达蒙特雷，但却遍寻不着比斯凯诺所描述的、整整一个世纪以来被人们添油加醋重复传述的壮观港湾。他心想必然不是这个地方，于是便继续前进。终于，他们意外地走进一片宏伟的杉树林，便称此地为“帕罗奥图”（Palo Alto，意为“高树”）。接着，他们又有了更惊奇的发现：10月31日当天，他们爬上一座峭壁并“看到一个大海湾”，由于被雾气与汹涌的海浪所遮掩，始终不曾被水手们察觉的圣弗朗西斯科终于被来自陆地的探险队给发现了。
　　波托拉带领的这群饿汉于是循着来时的路回到圣迭戈，一路上只靠吞咽羸弱的驴子肉片维生。他们发现教士们过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没有说服印第安人改变信仰、农作物没有收成，也没有收到任何补给。波托拉作出决定：除非“圣安东尼奥”号赶快出现，否则就必须放弃这个殖民地。于是塞拉领导着传教士们作了连续九天的循环祷告（novena）；最后一天，船只出现了。重新补给装备之后，波托拉和塞拉带领着西班牙与上帝的仆人，再次出发探寻蒙特雷。这一次他们找到了。再一次与船只会合之后，他们建立了第二个传教区。塞拉认为那是“一个令人喜悦的好地方”；波托拉则“着手兴建一个堡垒，以占领并防卫港口，抵御俄国人的暴力”。这个传教区后来又迁往卡梅尔（Carmel），一个塞拉说他愿意终老于斯的地方。
　　如今，这个新帝国就掌控在60几位西班牙人手里，而且与外界的联系又异常薄弱。大部分印第安人对新来者都相当容忍。不过，他们过的是赤身裸体的石器时代生活，靠吃乌鸦、松鼠、兔子、蛇、昆虫、蚯蚓，以及一种由捣碎了的栎子做成的食物维生。于是，圣方济各会的教士们就必须身兼传教士与老师、农艺学家与农夫、建筑师与木匠、泥水匠与织工、牧羊人与医师等工作。他们正面对着一种恶性循环：传教区里如果没有印第安劳工，便无法维持。但首先传教区却又必须景象兴隆有充足的食物、毛毯、工具等等才能吸引印第安人前来。而使传教区活跃起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迁入更多的西班牙人，但非神职的移民越多，他们与印第安人发生暴力摩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意志坚定的塞拉沿着海岸往来奔波建立传教区，并分别以圣加百列，圣布埃纳文图拉（San Buenaventura），圣路易斯-奥比斯波，以及圣安东尼奥·德·帕多瓦（San Antonio de Padua）命名。但是他的努力却被印第安人的冷漠、不稳定的物资补给，以及接替波托拉职位的佩德罗·法格斯（Pedro Fages）的掠夺与破坏所阻滞。法格斯是个虐待狂。结果，胡尼贝洛筋疲力尽地回到墨西哥到达时已“濒临死亡”并接受了最后的仪式。他将情况呈报总督：首先，必须指派一名有人性的军官来替代法格斯；其次，加利福尼亚需要一条安全的补给路线以及男女都有的非神职移民。目前上加利福尼亚一个白种女人都没有，而他们必须让印第安人明白基督徒赞成婚姻；第三，王室应该给移民家庭提供补助金，尤其是以铁匠、硝皮匠和木匠为业的家庭；此外他们还需要一位医师。应当鼓励单身男子娶印第安女子为妻，但是印第安人自身仍应留在传教区内以免遭受虐待。繁殖家畜则是另一项迫切的需求。当布卡雷利认为圣布拉斯的垦殖终将失败并建议将其关闭时，塞拉强烈抗议，他说在陆路建立之前，一切都言之过早。而当时在整个加利福尼亚地区，还没有足够的骡子可取代两艘船的工作。
　　圣徒传记宣称是塞拉的陈情拯救了殖民地，但是地缘政治至少也具有相同的说服作用。自1772年开始，马德里便不断收到驻圣彼得堡新任大使康德·德·拉西（Condé de Lacy）送回的慌乱紧急的公文。沙皇发出一道敕令，下令准备在北太平洋开战！俄国将派出1.5万名士兵到堪察加半岛，并与任何可能出现的英国船舰合作（暗示将与英国联盟对抗西班牙）！俄国人计划以2万军力袭击中国的万里长城，并派出一支海军去打开日本门户！他说俄国正策划侵略北美洲当然是一派胡言，干练的印度大臣朱利安·阿里亚加（Julian de Arriaga）如此认为。但是当康德·德·拉西正确地报告出“‘俄国’在美洲海岸的重要发现”时，阿里亚加便将此信转寄给布卡雷利，指示他要巩固西班牙在上加利福尼亚的防务。
　　布卡雷利对“拥有印第安人以外邻居的后果”感到战栗不安。因此他派出两支远征探险队经由海路前去侦察。第一队由胡安·佩雷斯（Juan Pérez）带领，于1774年出发。他们也是首艘驶入金门湾的船只，因为总督认为此地“不可或缺”。第二艘船则驶抵阿拉斯加的狭长地带，但却未曾遇见任何俄国人。解决补给问题之后，布卡雷利又授权派出一队野心勃勃的辎重马车，要他们循陆路从索诺拉（Sonora）前往蒙特雷，开出一条道路。这件工作落在一名熟知沙漠边境的老兵胡安·巴蒂斯塔·德·安萨（Juan Bautista de Anza）身上，他带着29名军人与他们的妻子、6名牧师、136名移民、695匹马和骡子，以及355头牛由墨西哥出发。德·安萨带领着他的子民横跨约2575公里的高山、高原沙漠和崎岖的海岸，从库利亚坎（Culiacan）到图巴克（Tubac，靠近现在的图森［Tucson］），经过尤马（Yuma）和皇家谷（Imperial Valley）①前往圣加百列（中途还绕道去圣迭戈镇压印第安叛乱），最后抵达蒙特雷。整个移民过程只有1人死亡一名妇女死于难产但旅途中却有3名婴儿出生。完成任务之后，德·安萨继续探勘波托拉的海湾，并在一个名为德洛利斯（Dolores）的礁湖岸上选择了两个地点作为要塞与传教区。随队的传教士形容此地为“大自然的奇迹”与“港湾中的港湾”。一旦一切都安置好之后，“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里更美的地方了”。传教区于1776年6月28日举行奉献礼，圣弗朗西斯科就此诞生。
　　德·安萨远征的结果已是一大恩赐，但布卡雷利心里却还有更大的计划：在索诺拉和蒙特雷之间找出一条更直接的通路。再开几条路径把位于格兰德河（Rio Grande）②北部的圣菲（Santa Fe）和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与加利福尼亚和索诺拉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三角形；沿路再以要塞、传教区和城镇作为支撑点，就可以把整个三角形地区整合成为一个“新西班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加尔韦斯于1776年将北方边境设为总督区，并将省长所在地由下加利福尼亚迁往蒙特雷等于对加利福尼亚的未来投下了信任票。
　　由于马德里的卡洛斯三世和阿里亚加、在墨西哥的加尔韦斯和布卡雷利，以及在加利福尼亚的波托拉、塞拉和德·安萨等人的领导有方，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殖民地得以就此存活。塞拉于1784年去世。去世的前几年，他又建立了圣胡安（San Juan）、卡皮斯特拉诺（Capistrano）、圣克拉拉（Santa Clara）和圣巴巴拉等传教区，离他完成以传教区形成“雅各的天梯”的梦想更进了一步。他的继承者拉索安教士（Fray Lasuen）又增建了九个传教区。军方还在圣迭戈、圣巴巴拉、蒙特雷和圣弗朗西斯科设置要塞。德·安萨的移民则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圣何塞（San Jose）和卡梅尔建立市镇，并于1781年在圣加百列西南方十里外的波廷古拉河（Río Portiúncula）河上，建立了“我们尊贵的天使之城”（Nuestra Se漀爀愀 la Reina de Los Angeles）。这整个开拓过程都是为了一个防御目的：要使加利福尼亚成为新西班牙和北边的俄国人或英国人之间的缓冲地带。然而，这对存心挑衅的人是否真能奏效呢？传教区最后引来了丘马什人（Chumash）、科斯塔诺（Costanoan）人及其他种族，在18世纪结束前共有5800人受洗。这些人学习农耕、手工艺和圈养家畜；兽皮与兽脂很快便成为加利福尼亚的主要输出品。传教区率先从事灌溉、辟种小型果园并引进酿酒用的葡萄。另一方面，源自欧洲的疾病阻止了他们的人口增长，而西班牙移民的数量也始终寥寥无几。直到1800年，上加利福尼亚的移民人数还未超过2000人，政府也只授出19笔土地。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移民能否抵达加利福尼亚，取决于旧墨西哥是否有安全的陆上道路可以通到当地。唯一的可能路线是沿着吉拉河（Gila River），直下到它与科罗拉多河的汇流地尤马。建在这里的两个新传教区普瑞希玛·康塞普西翁（Purisima Concepcion）与圣彼得和圣保罗（San Pedro y San Pablo），听起来与俄国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谐音感就成为了中途的休息站，旅客可以在此养精蓄锐，再继续干渴的海岸之旅。但是，科罗拉多河是不驯的尤马印第安人的家园。神职人员与军方为了如何防卫传教区和路径而争吵不已。法格斯之流的残暴军人是对付好战的阿帕奇人或卡曼奇人（Comanches）的唯一办法，但是他们的作为却只会伤害到一些友善或摇摆不定的中间派印第安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塞拉要布卡雷利以比较不好战的里韦拉（Rivera y Moncado）取代法格斯的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韦拉和主张和平的加西亚神父在1781年进驻尤马，却正好遭受到被屠杀的命运。印第安人焚毁了传教区，杀死了区内所有的男人，再掳走女人和小孩。法格斯再度被召回。他设法赎回俘虏，但传教区并未重建，德·安萨的道路亦从此封闭了。
　　将西班牙突破重围进入加利福尼亚与俄国突围进入阿拉斯加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可能会显得有些荒谬，因为两地的气候和地势，以及俄国毛皮猎人和西班牙随军教士的动机都正好相反。然而，他们的难题是一样的。阿拉斯加与加利福尼亚都是遥远的前哨基地，两者都依赖一些根本称不上是港口与基地的据点来运输人员与补给。堪察加与鄂霍次克，下加利福尼亚与圣布拉斯本身都人口稀少、物资匮乏，而且距离帝国的中心点都有数千公里之遥。远大的政治眼光，或是一往无前的勇气，都无法替代直通西伯利亚或索诺拉的补给线。这意味着，虽然有人提出这种想法，事实上俄国与西班牙彼此根本不会造成威胁，反而是一个即将来临的新族种会对他们带来致命的威胁。因为就在尤马的军队关闭德·安萨通路的同时，库克船长第三次探险的消息已传遍全世界……而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也正准备凯旋前进到约克敦（Yorktown）。新式的帝国即将在太平洋两岸兴起。

还有啊，坐等更新

北京，1900
　　谢尔盖·维特42岁时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总揽俄罗斯帝国的预算、国库和货币。但这还只是个开始。通过下属部门，他也掌握了贸易、关税政策和国内的工商业。同时他仍然是整个铁路系统的“沙皇”。另外，他还热心提倡理工教育，创立多所学校，并资助北极圈的开发研究。但他最关切的还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他也因此在开发西伯利亚，以及俄国在亚洲的外交关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么兜一圈下来，这个大权独揽的财政部长开始通过预算来控制政府的所有其他部门。但俄国经济在一人独治下并没有分崩离析，反而呈现了欧洲最高的增长率，可见维特大概是亨廷顿、霍普金斯、克罗克、斯坦福一类人物的混合体。可以料到，如此大权必然引来了别人的嫉恨，他自己也越来越自大。他的同僚希尔科夫亲王（Prince Khilkov）就愤愤不平地说：“维特根本看不起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知道他可以买下我们任何一个！”
　　“资本！我们需要更多资本！”这是维特的招牌口号。并且他回头采用维什涅格拉茨基的老法子：首先，无助于俄国现代化的国家支出，一律加以缩减；第二，通过提高关税、伏特加酒公卖制度、间接税等措施，尽可能增加政府收入；第三，大力推动谷物出口，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峰；第四，不断从盟国法国贷款。维特在1897年甚至有办法把卢布改回金本位制。当然，19世纪90年代货币市场上的资金出奇充裕是他的幸运之处。在一次大手笔的运作下，他向法国低利贷款偿清了沙皇的国内公债，因而释出10亿卢布可供投资。但他也尽可能多方节省，尤其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销上。
　　打从一开始，“速度”和“省钱”就是这条大铁路的标准口号。1891年，从刚过乌拉尔山的车里雅宾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共有5个工地同时动工。维特尽可能使用俄国生产的钢铁和机械，工程也尽量交由俄国民间公司承包；但没有几家接得下来，因此最长也最贵的那一段从伊尔库茨克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往东完全由政府兴建。维特运气不错，有希尔科夫亲王这个能干的副手；后者在美国学会铁路经营，一就任交通部长，就带进了一批工程师和资金幕僚。低廉的劳工在俄国本来就不成问题，很多工人都由罪犯充任，不过维特坚持付他们正常工资，并缩短他们的刑期。但3万工人散布在绵延约8000公里的旷野之中，运输、住宿和粮食都是极大的负担。所以维特只好先建单轨路线，而且尽可能直线进行，像托木斯克（Tomsk）这种规模的城市都先跳过不停。但长达约644公里，又直接和路线相交的贝加尔湖却无法跳过去。所以有一段时间，所有车厢都得在伊尔库茨克卸下，用渡轮送过湖，而火车头就在对岸等着。
　　除此之外的进展都非常惊人。太平洋线方面，从乌苏里江到伯力段早在1894年即已完工。比联合太平洋与中央太平洋铁路还长的车里雅宾斯克到伊尔库茨克段，也在1898年就通车了比预定时间提早了两年。但最让维特忧心的是中段，就是贝加尔湖和伯力之间，沿着石勒喀河（Shilka，黑龙江北源）和黑龙江，长达2414公里的低地。冬天河水冰封，春天又泛滥成灾；1897年就有约97公里长的铁轨、桥梁和高架段被大水冲走。看一眼地图就可以知道，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把黑龙江线往后延伸，直接穿过中国东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那片土地没那么可怕，气候也比较温和；不但食物和原料较为充分，路线还可以缩短约547公里。
　　问题是要中国同意才行。200年来的大清政策，不就是要这些北方蛮人远离他们的发源地满洲吗？穆拉维约夫不是闯入人家的地方，洗劫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北的中国省份吗？俄国人到现在都还鼓励大批移民，真正的企图还不够明显吗？他们当然有所企图，因为维特也知道，即使西伯利亚大铁路只服务蓬勃兴起的俄国移民社区，就已经有利润可赚了。因此在他任内，就有超过100万的农民坐着火车到达西伯利亚。虽然大多数人都在中途停下来，开发额尔齐斯河（Irtysh）和鄂毕河河谷，但还是会影响到中俄边界。既然如此，何不干脆胁迫中国，让俄国在其境内修建一条铁路呢？
　　这条中国古龙目前亟须盟友，即使是一头熊也比没有好。不管怎么说，俄国也曾领导三国干预，让日本归还旅顺。俄国提供资金（当然，大部分是法国出钱）让中国付清对日本赔款。而且俄国还在维特吩咐之下，承诺协助中国对抗日本侵略。因此在1896年，李鸿章就赴圣彼得堡商议两国签订永久性的协定。维特亲自主持一切事宜。他下过苦心研究中国人，在李鸿章的随从用繁复的手续替他备茶或装烟斗时，他也会耐心等候。他还知道利用中国或基督教的谚语，拐弯抹角切入正题。他发现李鸿章“非常明智”，自信目标已经达成。果然他们不久就及时签订协约，让一家“中国东方铁路公司”获得修建铁路所需的一切权利和土地，代价是俄国永不侵犯中国的政治主权。两国还承诺共同协防日本的侵略。头脑不太清楚的俄国外长（或是他收了李鸿章的红包？）在协约上漏写了“日本的”几个字，结果变成俄国要协助中国对抗任何侵略！维特在最后一秒把协约改正过来，而李鸿章也一如往常，面不改色地签了字。李鸿章还从维特的战争专款里拿了50万卢布的贿款！
　　这份中俄协约看来相当理想，但维特知道签约的危险性。在他眼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我们开始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后果，这场战争的矛头是指向俄国，不是指向中国”。此外，铁路完成之后将会改变北太平洋的均势，且对俄国有利，因此“标志着国际史的新纪元”。在这种情况下，维特心知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开发若要相安无事，俄国只有和中国联手，并阻止日本插手。在中俄之间，只要俄国持有较多筹码，而且不去掠夺中国东北的土地，他和李鸿章签订的协约似乎就能满足这两项条件了。
　　不幸的是，政治并不能像铁路一样规划运作，维特的和平大计就一连受到了四个重大的打击。首先，他所爱戴的亚历山大三世在1894年驾崩。继位的尼古拉二世虽然支持西伯利亚大铁路，但也紧抓着远东不放，认为那是他比较清楚的地盘。新沙皇动不动就听到朝中大臣暗示维特太害怕日本，对腐败的中国又太过尊重。俄国海军尤其不满每年冰封4个月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希望在太平洋岸找一个不冻港。既然俄国已经跨到中国东北里面来了，他们自然就看上了旅顺。
　　第二个打击是德国趁着租界风潮占领了山东半岛。李鸿章向他的俄国朋友求援，希望俄国能劝德国撤兵。维特很同情李鸿章，但俄国海军和外长却不这么想，反而把德国的举动看成一个大好机会，可以向中国要旅顺港来补偿俄国。维特抗议说这违反了他和李鸿章的协定，而且可能会激怒北京，阻止中国东方铁路工程的进行。维特向沙皇陈情，沙皇却说：“谢尔盖，你要知道，我已经决定占领旅顺港和大连湾了。我们的军舰已经上路了。”这是维特在政坛上的首度挫败。他在出宫途中喃喃自语：“千万要记住这一天，这个致命的决定一定会有不得了的悲惨后果。”
　　维特递出辞呈，但沙皇不准。维特只好叫他在北京的人再度贿赂李鸿章，接受俄国此次对中国主权的侵犯。1898年3月，中国态度软化，俄国海军于是进驻以前俄国外交官让日本归还的同一个战略要港。但第三个打击又来了：李鸿章被贬。光绪皇帝下定决心要抵御外侮，并且要进行现代化的改革。列强的强取豪夺在租界风潮中达到顶点，这似乎使得皇帝放弃了儒教，要向明治天皇式的改革看齐了。
　　李鸿章本人也是主张现代化的，但显然他的政策不足以遏制帝国主义列强。更糟的是，中国四处都有动乱；黄河再度决堤，看起来就像是帝国败亡的预兆。皇帝吓得再度启用激进的改革者康有为，后者曾大胆到写下“不忍再看到崇祯自缢的憾事重演”的激烈文句。在这批改革者的影响下，皇帝展开裁撤冗官、设立工商部门、废除佛寺、科举改考现代知识等改革。但和明治维新相比，明治在国内享有军事大权，光绪却连他自己的家族都控制不了。不到3个月，62岁的“龙夫人”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1898年9月，她在紫禁城内堵住了光绪这个养子，恶毒地辱骂那些改革派“奴才”，并说是她在前面挡着，光绪才没有被暴力推翻：“蠢人！要是今天没有我在，你还能活到明天吗？”皇帝乖乖地任由她的宦官监管，把政权交回慈禧手上，慈禧立刻清除了所有的改革派。
　　中国所受的外侮，难道没有引起舆论抗议吗？当然有，这也就是对维特和平大计的第四重打击。一开始，是白莲教余众的传人义和团。这些由于演练武术而被称为拳民的教团追随者，最晚在1808年就已经展开了地下活动。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之所以能突然崛起，是因为采用了激烈的仇外手段，并且得到了地方官吏的支持。虽然他们自认是维护传统美德，事实上却崇拜一个由英雄神祇、巫术混合而成的神话世界。据说拳民百日可以练成不怕洋人子弹，而400日更能学会飞翔。他们的敌人包括所有袭用洋人礼俗的中国人（三等长毛）、中国基督徒（二等长毛），以及所有外国人（头等长毛）。山东是他们的大本营之一，而义和团运动就从德国接管山东开始。
　　有些高级官员赞成打压义和团，像讲实际的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拳民的狂野举动和信仰当然会让人想起几十年前的太平天国。但由于拳民重在反洋，不在反清，慈禧太后事实上是在谨慎地鼓励他们。于是在1899年和1900年前半年，拳民大肆攻击大使馆和外国行号，破坏电报系统和铁路，并屠杀中国基督教徒。当慈禧本人宣称拳民的符咒“有效”时，八旗子弟就统统都向义和团靠拢了。1900年5月，西方各国和日本代表团组成了第一支联军由340名陆军、船员和海军组成进驻北京使馆区。结果拳民的回应是切断通往海岸的铁路和电报系统，让外国政府和这些人联络不上。6月，拳民在激战中逼退另一批援军，更形疯狂。他们在北京城里活活烧死中国基督徒，杀掉不幸落在他们手中的每一个白人，包括德国大使在内。这些拳民长发乱舞，设坛作法，把教堂洗劫一空，挖开17世纪耶稣会教士的坟墓，亵渎尸骨。慈禧太后更封他们为“义民”，把3万拳民编入正规军，然后对所有国家宣战！困在北京公使馆的3200名白人、日本人和中国基督徒都束手无策，只能在建筑里加强防御、节约子弹，祈求外援能及时赶到。
　　租界风潮、短命的维新运动，以及现在的义和团运动，都使列强既对立又必须联合。愤怒的各国舆论更要求他们联合起来进军北京。但他们都各自盘算这种混乱局面的政治意味：俄国、德国、法国、英国或是日本是否会趁机占便宜，扩张对中国的影响力？如果会的话，谁的好处最多？谁的好处又最少？这替老旧的“门户开放”政策带来了新局面。就像门罗主义一样，门户开放政策也是源于英国，但却是由美国发扬光大。把门户开放政策传到美国的，是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贺璧理（Alfred E. Hippisley）的英国海关官员。他在1899年年初夏经过巴尔的摩，顺道去拜访了任职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朋友威廉·罗克希尔（William W. Rockhill），谈起了这个想法。如果由美国向所有强权提出呼吁，要大家一起尊重中国的完整，保障各国在其境内的贸易权，结果会如何？“门户开放”在伦敦不算新鲜，一年之前有个国会议员就说这个词汇是“一再被重复到让人不想再听的老生常谈”。但罗克希尔的老板新任美国国务卿不但觉得这个主意很新鲜，也把它看成解决自己政治难题的答案。
　　这位国务卿就是海约翰。内战时他原在林肯和西华德麾下，后来转替贺拉斯·格里利做事，然后又回到外交圈，出任麦金莱总统的驻英大使和国务卿。在菲律宾事件上，他赞成兼并，但反对军国主义。他拥护西华德的和平扩张论，认为不应插手亚洲大陆。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西太平洋没有海军可以和英、俄、日对阵，陆军军力又被绑死在菲律宾的叛乱上。
　　职是之故，海约翰有要处理中国问题的压力。纺织厂商已经组成了一个美亚协会，游说政府对中国采取强势政策。海军迫切想在中国海岸拿下一个基地，传教团体也急于进入中国。连《纽约时报》都抨击国务院“既没有明智地代表美国利益，也没有充分了解美国的利益”。总而言之，每个人都希望海约翰去做一件他本人不想做，而美国也还没有能力去做的事：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难怪贺璧理和罗克希尔所献的这个“大家放手”策略，会这么讨他欢心。他可以拉高姿态，俨然以维护中国完整的保护者自居，让列强在羞愧之下，自行遵守门户开放原则。1899年8月海约翰修书罗克希尔：“我已完全警觉到你所言确实非常重要，现在迫不及待地想开始推行了。”9月6日，海约翰将他的第一次“门户开放”政策作了说明，电传给所有列强。
　　效果一如海约翰预期。美国人的中国游说团平息下来，媒体也封海约翰为资本外交家。英国对海约翰的动作甚表欢喜，其他强权也勉强同意，好像他们本无意瓜分中国似的。不然，难道他们还能说：“很抱歉，海先生，我们有秘密的计划，预备兼并半个中国？”再说，美国也没有足够强的军力（美国人民则缺乏足够强的意愿）要求任何一个强权国不可妄动。简言之，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修辞假面。这个政策在来年就遇到了最严峻的考验：义和团运动又引发了一场自由竞技的危机。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和一小群澳大利亚人、意大利人在天津组成联军，8月4日开始向北京出发。谁知道这些国家事后会要求什么样的“赔偿”？所以，除非海约翰已经打算好也瓜分一块中国殖民地，否则只有继续虚伪下去。1900年7月3日，他在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说明中写道，美国出兵北京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保护生命与财产而已，呼吁其他国家为“平等、公平的贸易”背书，并维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
　　北京使馆被围了两个月。拳民在数次进攻中杀了76人，伤了179人。其他人都平安活到8月14日联军进城，可以高声庆贺，或让压抑许久的情绪尽情发泄一番。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微服出京避祸，并召李鸿章不然还能叫谁呢？回来挽救可以救的部分。1901年的《辛丑条约》责令中国惩处教唆拳民的官员，并偿付一笔巨额赔款（3.37亿美元）。然后各国各自退兵……除了俄国之外。
　　对维特来说，义和团运动比天灾还糟。中国东北的拳民尤其多，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烧毁车站和仓库、杀戮中国工人和基督徒、还破坏了约547公里长的轨道。但是对战争部长库罗帕特金（A. I. Kuropatkin）而言，义和团运动正是天赐良机。“我非常兴奋。这样我们就有借口拿下中国东北了。”维特再度向沙皇陈情，但是沙皇也再一次站在军方那边。于是，20万俄军和哥萨克大军成扇形展开，在中国东北地区攻击拳民，也伺机抢劫掳掠一番。维特在协调会议上全力保持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条件是俄国军队可以留下来充任“铁路卫队”。但这样的协议还是等于一种保护国的关系。而且，就像当年俄国主导三国干涉还辽，阻止日本扩张一样；这回日本、英国、美国也向中国施压，要求俄国完全撤兵。78岁的李鸿章就是在这种屈辱的氛围中被各方威胁利用，终于在1901年11月撒手人寰。
　　对英国来说，俄国对中国的威胁只不过是一系列帝国主义争夺战的一役罢了。短短10年之内，缅甸、暹罗、阿富汗、中国西藏、埃及、苏丹、奥斯曼帝国、委内瑞拉、萨摩亚、南非（英国人和荷裔移民布尔人的战争还在进行之中）都迫使英国得和其他国家摊牌。在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领导下，过度扩张的大英帝国向来独来独往；但1901年新任外长兰思当（Lansdowne）却觉得有必要采取结盟的新策略。最为迫切的就是中国水域。曾几何时，独霸一方的皇家海军发现德国舰队、法俄舰队也都上场了。所以，英国应该尽可能减少潜在的敌人。1899年到1902年之间，英国三度寻求和柏林达成协议，但自以为是的德国皇帝索价过高。因此兰思当转向了日本。
　　日本也有意与英国结盟。他们一直怀疑俄国想要并吞中国东北，而且，正如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Komura Jutaro）所言：“如果中国东北变成俄国的，朝鲜也不可能自己维持独立。”事实上，圣彼得堡方面，由维特的大对头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Alexander M. Bezobrazov）所领导的扩张派，已经获得朝鲜同意，允许俄国沿着鸭绿江伐木；他们还在向沙皇施压，想从朝鲜多要一些。只要另一次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的阴影未去，日本也不敢向俄国挑战。但另一方面，英国如果能让其他强国都作壁上观，日本就有可能阻止俄国进一步的动作。1902年1月，兰思当和日本大使开始草拟协议。英国和日本“纯粹基于维持现状及远东和平的理念”全力支持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并承诺如果两国中任何一国卷入战争，另一国会致力于使其他国家维持中立。万一其他强国还是硬要参战，那么英日将互成盟国。
　　回顾起来，以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大势来看，1902年的英日结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英国竟会在非战争时期订下长期结盟关系还是震惊了世界政坛，尤其选择的是黄种日本人。两个月之内，圣彼得堡的军国派声势大跌，承诺在1903年10月之前全面从中国东北撤兵。维特松了一口气。西伯利亚大铁路——除了贝加尔湖一段以外——已经在1901年完工，中国东方铁路也计划在1903年开始营运。只要继续维持和平局面，俄国的经济及文化影响力都一定会有所增长，连接欧洲的铁路甚至有可能拉近日本和俄国的距离。
　　但此时维特掌权已有10年之久，沙皇身边几乎每一个人都讨厌他。有些人忌妒他的权力，有些人不同意他的政策，还有些人希望从他下台中获利。于是别佐布拉佐夫的智囊开始酝酿政治诽谤运动。他们说位高权重的维特事实上建了一条品质极差的铁路，服务也奇烂无比；号称节俭至上的维特已经花了8亿卢布，比他原始的预算高了150%；维特根本不是俄国人，他才会挑选“犹太人和波兰人……作为我们在中国东北的旗手”。还说铁面无私的维特已经贪污了一笔钱，甚至还有更黑暗的交易呢。大家都知道他对第一个妻子很冷淡。她是不是被他下了毒？诸如此类。结果等到这个横跨四分之一球面，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莫斯科的铁路开出历史性的第一步时，维特已经声名扫地，沙皇吩咐不必举行任何通车仪式以资庆祝。
　　“近期内与日本的武装冲突会使我们大难临头，”维特在1901年写道，“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完全放弃朝鲜。”但同一年他也写道：“他（沙皇）已经不跟我说话了。我把必须告诉他的都说给他听了，就只有这样了。他处于相当兴奋的状态，一会这样想，一会那样想，都在他心里蠢蠢欲动。”到了1903年，沙皇已经完全无法分辨是非了。当然维特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坏，但也许人家那么说也是事出有因。也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有这么多的进展，是太仓促了些。地主和小农都吃了苦头，现在因维特的机器而兴起的劳工阶级也在酝酿罢工。就亚洲来说，维特并不了解俄国的真正使命是帝国与宗教。他只关心时间表和和平协议，其他什么都不管。不管怎么说，沙皇和那些日本人异教徒谈判，实在有失身份。也许威利表哥（德皇）说得没错，俄国的命运在东方。他曾称呼沙皇为“太平洋大元帅”。究竟尼古拉二世是谁的傀儡呢？是德皇的，别佐布拉佐夫的，还是维特的？好吧，如果沙皇注定要扮演傀儡角色，就让他当基督的傀儡好了，把结果让给上帝去评断。
　　为了避开这场混乱，也为了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尼古拉在1903年夏天隐居萨罗夫（Sarov）修道院。于是，重重森林中点起了数千蜡烛，让沙皇和真正的俄国人一起思索，并虔诚地拿定主意。7月，沙皇回到圣彼得堡，解除了维特在亚洲的所有职务，断然拒绝日本以朝鲜换中国东北的提议。8月，财政部长维特卸职。10月，沙皇批准了别佐布拉佐夫的建议：失信于中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

中年维特的烦恼。

巴拿马城，1903
　　我们现在回顾起来，也许可以这么说：在1900年左右，美国已经是太平洋首屈一指的强权国家了。可是若要握有一个像菲律宾那样无法妥善防御的所有地，可能只会削弱自己的战略地位。过去70年来，美国在太平洋靠着一两小队杂牌兵也就能对付过去了，总人数还不及一艘正规战舰。那样已经足够在夏威夷和亚洲水域扬旗立威，甚至还能击退像西班牙那种三流的舰队。但现在若要涉足西太平洋，势必需要能与日本、德国、法俄相抗衡的舰队才行。事实上，美国等于是需要两支超级舰队，因为美国海军并没有办法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间迅速移防。西班牙战争初期，有名的“俄勒冈”号大行进最能说明两洋之间的不便：“俄勒冈”号一接到从圣弗朗西斯科赶往加勒比海的命令之后，立刻全速绕行合恩角，走了约2万公里，花了68天。“俄勒冈”号是及时赶上了圣地亚哥一役，但政府、舆论、国会也都发现了一条运河对美国国防将有多大的好处。麦金莱总统立刻下令组成专案委员会研究，海军少将约翰·沃克（John G.Walker）下结论道：“这样一条海上高速公路的兴建已经是刻不容缓。”马汉好几年前就已经说过，没有这条运河，美国的太平洋强权梦也不过是纸老虎而已。
　　但是，如果运河的重要性人尽皆知，为何美国不在10年前就开挖呢？我们知道，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之后，美英两国曾为了挖运河的权利争执不下，最后在1850年英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言明，要建也要两国一起合作才行。但从1850年之后都没发生什么事，至少这两国都没发生什么事。格兰特任内在内战后曾经研究过运河路线，但他们只是强烈建议尼加拉瓜是最适合的地点，此外没有任何建树。穿越中美洲多山的脊骨，完全不同于在苏伊士沙漠中凿河。但美国工业巨头长久以来之所以漠视这条运河，还有另一个原因：一条纯海运的路线会威胁到横贯铁路。我们已经看到中央、南太平洋铁路如何通过吃掉太平洋邮船公司来抑制竞争局面的。于是铁路大王亨廷顿付了一笔钱给巴拿马铁路的股东，拿到了独家经营权；而权利一到手他就把这条路线关闭了。通过巴拿马的货运从1869年的7000万美元，下滑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230万美元。就是这样，铁路巨子堵死了运河的可能性，即使格兰特政府里的专家信誓旦旦表示“我们国家的前途很可能就藏在这个问题里面”。
　　法国外交家斐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并不是工程师，也没有“建造”苏伊士运河。但他是当时最敢说话的运河提倡者，在1869年运河通航之前，也一直让惴惴不安的投资者保持信心。6年之后，这个蓄着浓密小胡子、兴致高昂的法国人，挟着极高的声望转往巴拿马。3个投机客一个匈牙利人、一个德裔犹太人、一个拿破仑一世的侄子的私生子组成了一家公司，买下在99年内建造一条巴拿马运河的权利。当时巴拿马还是哥伦比亚的一省。但格兰特的小组才刚说过尼加拉瓜是最好的路线，因此这家公司向莱塞普求援，希望他能替巴拿马路线说说好话。于是莱塞普在1879年借地质学会召开国际会议之际，获得与会大多数人替“巴拿马的法国路线”背书。莱塞普计划炸山、削平、挖到海平面高度，像苏伊士一样，如此便能省去造价昂贵的闸栏和水坝。他预估费用大约是10亿法郎，运河将在1892年通航。
　　接下来，莱塞普募集了足够的金额买下那家公司，第一次股票上市就吸引了超过10万名投资者。美国人一旦明白这并非法国政府对门罗主义的另一次挑衅之后，立刻对这个计划同样疯狂。莱塞普甚至想网罗卸任的格兰特总统担任名誉负责人，但格兰特还是钟情于尼加拉瓜路线：“我可不想和失败扯上关系，而且我相信那些股东都将血本无归。”格兰特自己也不是工程师，不过这件事他押对了，而莱塞普押错了。法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必须移走的土量起码是预估的两倍之多，忽视卫生问题，对于不能预见的困难也毫无准备。1882年开工之后，莱塞普承认巴拿马运河比苏伊士要困难10倍。到了1887年，他已经承认海平面高度的运河是不可能的岩石太多了。巴拿马运河股票狂跌，即使聘请了建造埃菲尔铁塔的著名工程师亚历山大·埃菲尔（Alexandre Eiffel）来设计闸门也无济于事，无法挽回大众的信心。发行新股票的计划一败涂地，公司也就只有宣告垮台。3年后又爆发了一桩丑闻：记者预料到犹太裔军官德赖弗斯（Dreyfus）案即将爆发，指控资助运河的犹太裔银行家诈骗法国的投资散户。国会展开大规模调查，导致内阁倒阁，最后莱塞普终于俯首认罪，承认资金使用不当，并误导大众投资。1894年莱塞普含恨离世，身后在巴拿马留下了举世最大一堆工程废料。
　　又过了3年，马汉和一群追随者呼吁美国应该出面完成运河的工作，但应沿着通过尼加拉瓜的“美国路线”。西奥多·罗斯福甚表同意，于1897年修书马汉，指出尼加拉瓜运河连同防卫运河的12艘新式战舰都应尽快进行，“以见证美国在太平洋岸的绝对优势”。经历了“俄勒冈”号事件，又决定兼并菲律宾之后，麦金莱在1898年12月的年度谈话中，要求国会向全国承诺一条尼加拉瓜运河。但在美国去找尼加拉瓜谈判运河事宜及取得土地之前，首先要在英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规定下取得伦敦方面的同意。因此海约翰说服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富特（Julian Pauncefote）爵士起草新约，鉴于运河“对所有国家的商船和军舰都是自由开放的”，删去英国反对美国兴建运河的条文。但洛奇参议员和西奥多·罗斯福都以为不可：“与其在战时无法控制运河，不如不要挖。”当然，支持帝国主义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可能要庞斯富特维持强硬姿态；但我们也知道，他已经把外交事务交给兰思当了，而兰思当最关切的是要结束大英帝国的孤立地位，也认为承认英美两国种族、文化、政治一脉相承的时机已经成熟。英国已经不再能够驾驭一切，如果运河是赢得美国友谊的代价，就应该付出。就这样，第二次《海—庞斯富特条约》在1901年11月签订，允许美国有权兴建、营运、防御一条地峡运河。
　　接下来就是要规划路线，取得营建权。罗斯福这时出场了。他早已从海军部辞职，领着一手招募的志愿“莽骑兵”（Rough Riders）在古巴作战，然后及时归国参加纽约州长竞选。纽约的共和党老大托马斯·普拉特（Thomas C. Platt）并不信任锋芒毕露的罗斯福，但同意提名他，交换条件是罗斯福不能破坏政治机器。结果罗斯福并没有信守承诺，一年内就马不停蹄地把一群贪官污吏送进监狱，并以公务系统取代政治分赃体系。总统大选即至，1900年6月共和党的费城大会提名麦金莱连任，但副总统在任内身故，而麦金莱又把继任人选留给大会决定。最孚众望的是罗斯福，当他戴着莽骑兵的帽子出现在大会会场时，一位与会代表兴奋地大喊：“先生们！这就是提名帽！”马克·汉纳和党内右翼普遍认为罗斯福背叛了自己出身的派系，是个难以控制的危险人物。汉纳大声疾呼：“难道你们看不出来，这个狂人和总统不能并存吗？”但连被出卖的普拉特也希望罗斯福担任副总统可以把罗斯福赶出纽约。就这样罗斯福以压倒多数票当选麦金莱的副总统。10个月后，麦金莱总统在水牛城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汉纳的梦魇竟然成真！
　　罗斯福是个不折不扣的进步党人，利用“大政府”干预政策、矫正“大企业”的弊病以及“大劳工”陷经济于瘫痪的罢工模式。但罗斯福又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者，挥舞着大权杖，声称美国在门罗主义下的土地上都有驻警权；并相信在外交事务上可以不择手段，只有结果才是重要的。所以，如果想用我们20世纪末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分，或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之别来看待这一连串政策，也只有傻眼的份。事实上，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出发点是一样的。在国内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动力，也就是在海外进行干预的动力，目的都在于改革、提升、进步。他的继任者（包括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在内）也多半有类似的倾向，像是相信军队的效力、美国的全球使命、白种人的优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父权式责任。西奥多·罗斯福是个进步的帝国主义者，大部分人民也都因此而爱戴他。选民会永远支持一个比他们自己有能力、能把事情搞定的政治人物，而他则用自己的成功来取悦选民，让选民觉得自己很有眼光。
　　在这个时候，沃克将军领导的专案委员会已经为尼加拉瓜路线背书，通洋运河委员会主席摩根参议员（民主党，亚拉巴马州选出）甚为高兴。他痛恨华尔街和铁路，认为一条尼加拉瓜运河不但能增加濒墨西哥湾的亚拉巴马的选票，还可以绕过亨廷顿的巴拿马铁路！再说，法国那家运河公司还要求美国付1.09亿美元买下在巴拿马开运河的权利。因此国会议员都认为这大概是最容易的一次表决了，在1902年1月，以308票对2票选择了尼加拉瓜路线。投票后一个星期，罗斯福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召见沃克领军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然后宣布了他们的最后决定：他们全体无异议通过，支持巴拿马路线！
　　幕后黑手操纵！丑闻！媒体大肆抨击。马克·汉纳一定脱不了干系，不然就是铁路游说团搞的！但研究此案的主要历史学家推测，其实可能没有这么复杂，只是罗斯福觉得巴拿马比较好；而说服罗斯福的委员会成员，则可能是在哈佛任教的乔治·莫里森（George S. Morrison）。他坚决认为巴拿马运河所需的闸栏和水坝事实上是可行的，因此浪费已有的设施和法国人的移山成果未免愚不可及。而且，法国方面也已经降价到合理的4000万美元。而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莫里森看出了只有通过巴拿马的运河，才能建得够深够宽，以容纳日后的大型军舰通过。因此罗斯福要求国会翻案，重新考虑兴建巴拿马运河的斯普纳议案（Spooner Bill）。
　　这么一来，法国人就有机会施展巴拿马《明星先驱报》所谓的“十一点的操作”（最后一刻的重要动作），有可能从此远离巴拿马，还能带走满满的荷包！莫里斯·比诺-瓦里亚（Maurice Bunau-Varilla）此刻充分展现了才干，为斯普纳议案大力奔走，连哄带骗地大加宣扬。巴拿马的确是最佳路线，莱塞普真是天才！4000万美元实在划算。尼加拉瓜既容易地震，又到处是火山。他还暗示，一家德国公司也想买下巴拿马运河，已经在与法国方面接触了。但和比诺-瓦里亚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华尔街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律师威廉·克伦威尔（William N. Cromwell），他同时也是那家法国公司和亨廷顿巴拿马铁路的顾问。连续5个月之中，克伦威尔不断拿出工程师和货运公司支持巴拿马路线的证词来“淹没”国会山，而另一厢只有可怜的摩根参议员孤军奋战。最后，斯普纳议案在6月通过，42票比34票，巴拿马赢了！
　　现在，罗斯福只需要再得到哥伦比亚的首肯就成了。1903年1月的《海约翰—埃尔兰条约》（á）中，美国同意付给哥伦比亚1000万美元，另外每年再付25万美元的租金，租下巴拿马境内一段约9.6公里宽的区域，租期为100年。美国国会立刻同意了这个条件，但哥伦比亚政府却不同意。这个政府刚从内战中打下江山，考虑到波哥大那些国家主义者对美国人的痛恨，姿态总得摆得高些。因此哥伦比亚第一次开出来接受《海约翰—埃尔兰条约》的条件是，法国公司还得付1000万美元作为转让费。克伦威尔拒绝了。第二回，哥伦比亚坚持要美国把权利金提高到1500万美元。这次罗斯福拒绝了，大骂“波哥大那些不要脸的小人”，并怒吼着说：“和哥伦比亚谈合作，比把醋栗果冻钉在墙壁上还要难！”所以，你可以说他们夜郎自大，但哥伦比亚国会还是全体一致拒绝了《海约翰—埃尔兰条约》。
　　罗斯福现在有三条路可走：放弃整个运河计划；回归尼加拉瓜路线；或是让巴拿马不再是哥伦比亚的领土。包括克伦威尔在内的法国公司关系人在纽约的华尔道夫（Waldorf Astoria）饭店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密谋巴拿马革命；同时罗斯福也决定走第三条路。那些“愚蠢、只会杀人的腐败者”怎么胆敢阻挠这样一个对全人类都有好处的伟大计划？因此比诺-瓦里亚回到巴拿马城，对白宫的支持信心十足。（罗斯福后来说：“如果他连白宫的意思都猜不到，就实在太笨了。”）数月之间，比诺-瓦里亚招募了一群志士，包括美国侨民、铁路工人，以及受贿的哥伦比亚军人。美国领事承诺支援他们，巡洋舰“纳什维尔” 号也会适时出现。罗斯福说，我们要“信任上帝的旨意，也随时准备好”。
　　这次是美国典型的境外阴谋，虽然进行规划的是一个法国人，而带头的是巴拿马人，如铁路医生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Manuel Amador Guerrero）等。巴拿马人之间本来就有不少独立的呼声，波哥大拒绝了运河计划，更粉碎了巴拿马经济繁荣的前景。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项阴谋，因此在造反者宣布巴拿马独立的那一天1903年11月3日，哥伦比亚军队已经抵达巴拿马的科隆了。叛变差一点功败垂成，幸好格雷罗的太太欧莎夫人（Se漀爀愀 Ossa）提出了一个解决危机的方案。他们派出代表坐火车抵达科隆，佯装要投诚，把哥伦比亚军队的上校骗出来。当然，一到巴拿马城，这位上校就接受了一瓶好酒和价值8000美元的黄金，然后叫他的军队开回去。美国领事发出电报：“今晚6点起义，没有伤亡；政府将在今晚成立。”
　　海约翰立刻承认了这个新独立的共和国。一个星期之内，巴拿马外交部长比诺-瓦里亚抵达华盛顿，准备缔结条约。比诺-瓦里亚后来说那份条约是他自己写的，但事实上美国在11月10日前就已经备妥草约了。比诺-瓦里亚是就这份草约加以修改的，像是拒绝把科隆和巴拿马城包括在运河区内等等。但他把运河区的主权让给美国，是连《海约翰—埃尔兰条约》中都没有提出的优厚条件。埃尔南多·德索托·莫尼（Hernando Desoto Money，民主党，密西西比选出）参议员下结论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让步，简直像是我们自己写的一样。”海约翰和比诺-瓦里亚在11月18日签约。法国人拿到4000万美元，新开国的巴拿马则拿到本来要给哥伦比亚的1000万。11月底，一封电报抵达巴拿马城：“谨知会市议会及执政团：我很荣幸将你们送来的共和国国旗呈给罗斯福总统。我说美国绝不会背弃立国时的独立钟，而巴拿马举国因为深深感念爱戴总统阁下，特献上他们宣布独立时，最珍贵、神圣、最有历史意义的第一面旗帜。”这面国旗是由巴拿马国母欧莎夫人设计的，而电报则是由巴拿马的教父克伦威尔发出的。
　　罗斯福对巴拿马倒没什么良心不安。他有一次问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别人的指控，我都解释清楚了吗？我是否已经作了合理的辩护？”鲁特不怀好意地笑笑：“当然了，总统先生。你已经表现出被控诱拐，结果却充分证明犯下强暴罪了。”但把《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呈给参议院时，罗斯福坚持认为：“如果没有11月3日的巴拿马革命，我一定就是犯了愚蠢加软弱的罪，而且对不起国家……事情的发展已经证明，这条运河不能由私人企业来建，或由别的国家来建；它一定得由美国来建才行。”
　　马汉已经说过，只因为他不是孤立主义者，所以就变成帝国主义者了。世界本来就是遵循帝国主义的法则在运行，而美国的力量还没有强到能迫使其他国家改变这种法则。也许以后会有那么一天，但要强盛到那种地步，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根据游戏规则去玩，然后玩得比其他对手好。马汉对教堂会众说：“诚实的冲突显然正是一种进步的法则，不论我们如何解释冲突的来源出自上帝的旨意，或是源于人类的不完美。”不管怎么说，运河就是自己的最佳辩护。“我不会再说‘我将这么做，愿上帝帮助我’，我只会说‘我将帮助上帝这么做’。”进步帝国主义的精神，罗斯福也不可能讲得比这个更清楚了。
　　即使承认巴拿马运河是给人类的礼物，也不追究所使用的方法，但要在地表上如此大动工程，势必不会让普天同庆。一条巴拿马运河意味着一支纵横两洋的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所引发的效应就不可避免地对上日本。巴拿马运河开工的那一年1904年，日本就已经准确地看出这条假称是邻近工程通路的运河，究竟对远方强权有何意义了。巴拿马运河不就等于水上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吗？

毛粉应该好好看这个书，无脑讽刺波兰的人也要好好看这本书

美帝真TM太容易了。

美帝真TM太容易了。

尼玛，花8000刀就达到了目的，划算。

spj114 发表于 2014-9-3 20:24
毛粉应该好好看这个书，无脑讽刺波兰的人也要好好看这本书
讽刺波兰的人和无脑有关系？

旅顺港，1904
“俄国人已经来到了太平洋。当然，几十年来，世界已经稍微意识到，有个穿着灰蒙蒙的军装的身影，伫立在太平洋冰冷的海岸边。尽管它的比例庞大，外貌却十分模糊，晦暗不清。北极的雾气包围着它，使得它看来不过是一个在沙皇的结冰港边戍守的卫兵……这个世界，尤其是美国人的世界，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个可怕的幽灵，在它的出现造成震撼之后，只剩下引不起人们注意的老生常谈而已。”这是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Sen. Albert Beveridge）在1901年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环绕世界一周后，在《星期六晚报》的撰文中的话，尔后他又出版图书，意图提醒美国人，俄国人出现在太平洋一事值得警觉。

贝弗里奇为小农之子，他进了现在称为德堡（De Pauw）的大学，后来又在印第安纳的首府开业当律师，后来更成为一名罗斯福进步帝国主义（Roosevelt’s Progressive Imperialism）的代言人。在参议院的两届任期内，他力主管制公共事业、童工法、肉类检疫法与森林河川保护，他主张的外交政策是“美国优先，不仅美国优先，而且是唯一的考虑”。但美国在太平洋势力的竞争中，却可能因为无法抵抗俄国大陆上的优势，而面临失去未来竞争力的危机。所以，贝弗里奇决定亲自到那里去观察看看。

“如果把德国和法国的领土加在一起的话，约略稍大于泛称为满洲的中国东北三省……宾州、纽约、新泽西以及整个新英格兰加起来还不到满洲的一半，而且资源也不及满洲丰富。”贝弗里奇估计，满洲可以养活5000万人口，然而当时那里的人口却不到1500万，而“俄国为了各种实际的目的，巧妙地紧抓住每个可以控制满洲的机会”。义和团一度奋起抵抗俄国势力，但据这位参议员的说法，根据历史经验，一旦俄国下令镇压，叛乱就不会再发生。“虽然俄国文化有许多缺点，但它所拥有的优点也显著得惊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稳定性”。

贝弗里奇教导美国人认识这些俄国人的优点：他们在困苦环境中的勤劳与耐性，让他们成为其他人望之却步的土地开路先锋。但是贪婪并非他们唯一的动机。在季风吹袭下经过筋疲力尽的一天旅程后，他坐在嘈杂的俄国人之间聊了起来。“突然间一阵军事的、不和谐的号角声划过黑夜……人们的谈话骤然停止。每个军官都在胸前画十字，整个夜晚充满着祈祷的情感与气氛……滚吧，你这个怀疑大胡子军官真诚的人，当你听到人们还在吟唱赞美诗的时候，好好地看看这些人的面孔吧……而且，不管你怎样推论，你都不可能否认，这的确是俄国力量的关键所在，俄国政策的有效工具”。贝弗里奇发现旅顺港的指挥官阿列克谢耶夫上将（Admiral Alexeiev）与在沈阳的格罗杰科夫将军（General Grodekov）“显得非常坦白、开明，而且完全不受舆论所左右”。这两位都是单身汉，“忙得无法结婚”，他们以一种“美国生意人的方式”来治理他们的帝国。的确，俄国人“在建造铁路方面不如美国人”，但他们的人数、纪律与信心，才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一位军官告诉贝弗里奇：“是的，或许你们现在比我们更强大、更富有，但明天我们一定会比你们更为强大是的，甚至比全世界都更强大，因为未来是站在斯拉夫人这一边的！”

贝弗里奇写道：“唯一有可能将俄国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的，只有日本的兵力、日本的战舰与日本的武器，日本民族在俄国威胁的刺激下，引发了狂热的作战准备，因为他们坚信，沙皇已经夺去了日本天皇的在历史上的最大胜利和最高荣誉。”俄国人则有信心可以打败他们，并且取得对中国商业的控制，很快地就可以达到“一年10亿元”。引起这场竞赛的原因是什么呢？贝弗里奇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发现西伯利亚的开发水准参差不齐，但绝非如美国人所想象的，是由集中营的大量奴隶所完成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儿童，据一位同行者表示：“看看这些人们多么强壮啊！他们的面色多么红润，肩膀多么厚实啊！”当一位英国人发牢骚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像牛一样的人”时，贝弗里奇问一些西伯利亚人，是否希望能有投票权，这位参议员的记录上是这样写的：“他们哑口无言，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国家似乎控制了一切，“的确，俄国政府基本上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式的”，因为那是“俄国人的天生态度、自然倾向”。

如果一个俄国人内心真正想要的不是他的自由的话，那他到底想要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每个铁路车站、每间农舍、每个沙皇官员的办公室内、各个工厂的会议室中，以及缙绅们的宫廷、卖伏特加的酒店里与“罪恶的最深处”每个地方都悬挂着救世主、圣母玛利亚和一些俄国圣者的肖像。“这是一种本能的、深沉的、民族的宗教情感的外在可见的表征，这种宗教情感，并非任何具体信仰的理性概念……并非说俄国人不迷信。俄国人迷信，只不过他们也有真诚的宗教情感。”有些事情在美国人看来，只不过是自身的机智或是运气，对俄国人来说却总是变成“这是我每天的工作。我觉得很快乐，我希望我对我的国家以及沙皇能够有所贡献。至于会走向何处，那是操在上帝手中的事”。贝弗里奇写道，认为俄国人受到专横的神职人员迫害是一种极大的错误，因为“绝对没有那回事，相反，是俄国的神职人员受到人民的迫害，俄国的教会其实就是一般人民的教会”。对于俄国人而言，“上帝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在宇宙中最伟大的一个事实”。

但除此之外，贝弗里奇还察觉出一种部族主义（tribalism）。“在俄国的政治家心目中唯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民族。财政部长维特所关心的是俄罗斯民族，神圣教会（Holy Synod）的波贝朵诺斯切夫（Pobyedonostseff）关心的是俄罗斯民族，在环贝加尔湖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格劳迪科夫（Grodekoff）关心的是俄罗斯民族，海上的阿莱谢耶夫（Alexieff）关心的还是俄罗斯民族”。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俄国领导者如小说家托尔斯泰、技术官僚维特，以及宗教部长波贝朵诺斯切夫等人虽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各持己见，但却都能一致地保持俄国的民族特色。例如托尔斯泰，虽然他呼吁全体俄国人都仿效基督的行为，却否认基督的神性，而提出一套贬抑自由意志的历史决定论。贝弗里奇还发现这位有怪癖的贵族，爱穿着农民的裤子和靴子。他向来习惯于驱使或拒斥他人，“他的心里从没有与他人妥协或争辩的概念，而只会对别人下命令……他从第一个句子起就不停地说着一些伟大的事情，却不给他人留一点情面”。托尔斯泰藐视教会，并谴责所有的统治者，视他们为杀人凶手；但他同样也谴责美国的唯物主义，害怕“德国人”（Dutchman）维特会以机械组织毁掉俄国的灵魂。但托尔斯泰似乎没有追随者。一位贵妇告诉贝弗里奇：“你知道的，他们说托尔斯泰忌妒基督。最后他可能会尝试着创立自己的宗教。”

另一方面，对于这位参议员来说，维特似乎是“俄国重实际的一面，以及商业、贸易的具体化身”。他预言说：“万一维特死去，成为宫廷权术斗争下的牺牲者，或者被剥夺权力，那俄国将失去一位最有才干的政治家。”然而他又判断，维特的“秘密野心”是将俄国向统治世界的方向推进。所以，这个最像美国人的俄国人同时也是目前最危险的俄国人。再来还有波贝朵诺斯切夫，据说他将俄国人民的心灵囚禁在一座宗教的监狱中，他像是宗教审判官一样。贝弗里奇出乎意料地发现，波贝朵诺斯切夫是一个偏向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知识分子，他不但遍读欧美大作家的作品，而且还特别偏好爱默生。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他不相信民主制度，也不认为有必要为俄国的独裁而道歉，他甚至不想去为它辩护，他主张那是政府唯一正确的原则。”波贝朵诺切斯夫写道，美国人总以为自己在统治自己，但民主制度是骗人的。一小撮寡头政治的上位者选择候选人，买下人民的选票，然后操纵政策的走向以符合自身的利益。就算一个正直的人能进入政界，他也待不了太久。政客们总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追求权位上。新闻自由是另一个幌子。新闻记者就像寡头政治里的政客一样，都是自私自利的，随时可以被收买。美国人宣称新闻能够反映民意，但那不过是谎言罢了，因为“根据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金钱可以吸引有才能的人，而这些有才能的人将依照付钱老板所要求的来写新闻”。

根据波贝朵诺斯切夫的说法，沙皇的利益是在所有人民琐碎利益之上的，并且他以人民之父的姿态来进行统治。当然，他的权威绝不能遭受质疑，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民必须要有一个“坚定信仰”的原因。更进一步，此信仰必须是东正教，因为历来的教皇早已屈服于西方个人主义之下，并且背叛了教会的原始精神。而各个不同的新教派别也对沙皇感到十分厌恶。沙皇曾问，你们难道不是信仰救世主的基督徒吗？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卫理公会（Methodists）、长老教会（Presbyterians）和公理会（Congregationlists）？虽然波贝朵诺斯切夫对西方启蒙运动多加责难，不过他还是相信，维特所提的加强俄国科技的计划，就抵抗外国势力而言仍是必要的。然而他却不渴望使俄国成为“世界统治者”。相反，俄国只有将西方的颓废风气与东方的异教拒之门外，才能保护自己。他说：“俄国不是一个国家，俄国本身是一个世界。”

谁能掌握这个“寄望于来世”的民族之未来呢？是托尔斯泰这位文化的理想主义者，还是技术官僚维特，或是反启蒙主义者、专尚权力（obscurantist authoritarian）的波贝朵诺斯切夫？贝弗里奇并不知道，但是对美国人而言，俄国“抵达太平洋岸，睁着蒙眬的睡眼望着大海”，此事关系非常重大。贝弗里奇也不知道，托尔斯泰对于战争的灰色预言、波贝朵诺斯切夫的革命，或是维特的战争与革命究竟哪一个会较快实现。即使这位参议员努力观察，他仍然有所疏失。他只看到成千上万强壮的先锋打着上帝和沙皇的旗号在中国东北开拓，却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日本的事。

为什么沙皇尼古拉二世没有像他1902年所说的撤出中国东北呢？他真的相信捍卫基督教和文明是俄国在亚洲的使命吗？他难道认为俄国人不敢在“黄种人”面前自毁立场，因为如此一来，俄国便会在世界政坛失去尊严？他是被一派野心官员驱使、说服而如此粗心大意的吗？有证据显示，三种解释全都可以成立，而且彼此之间也不矛盾。进一步说，许多事件的共同趋势将他向东亚推进。在1877—1878年的土耳其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持续封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俾斯麦甚至在俄国的欧洲边界上组成了一个坚固的联盟来围堵俄国。但在亚洲方面，俄国所面对的是比自己更为落后的民族，并且自19世纪50年代起接连取得胜利。于是别佐布拉佐夫告诉沙皇：“俄国应放弃维特那些只会导致俄国陷入困境的胆怯政策。”因为日本绝对不敢开战，所以俄国不会因此而被指责为好战分子，而只能说是在保卫俄国自身的权利。另外，俄国的盟友法国，将会阻止英国介入中国东北的争端，同时德国皇帝也鼓励沙皇在亚洲发展。所以在1903年，尼古拉在修道院出现时，他已有了一套崭新而又充满自信的计划。他免除了维特的职位（沙皇写道：“现在由我来统治了。”），拒绝在势力范围上与日本妥协，并且赞成别佐布拉佐夫对朝鲜的商业侵略。到10月时，俄国的意图似乎已十分明显，因为当10月来临之时，也就是俄国自中国东北撤军的最后期限，司令阿莱谢耶夫反而增强了沈阳的兵力，并驱逐了当地的中国部队。不过当然，沙皇错了。即使日本人害怕无法打胜，他们也不得不遏制俄国的优势。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明治政府的处境它的民族自尊与对民族平等的要求，它视朝鲜为威胁着“日本的致命要害”，由各个独立的军阀所发挥的影响力，因列强三国干涉而“被骗取了”旅顺所产生的痛苦我们就不需要为“日本为何要与俄国作战”这个问题寻找其他理由了。但是另外有一个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耶鲁的日本学者在为日本政策辩解时，就先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这个原因。他说，对于扩张中的都市型国家而言，朝鲜和中国东北不仅是战略上重要的缓冲区，更是不可或缺的粮食供应区。在1875年到1903年间，日本的人口从3400万增加到超过4600万每年增加超过1%！并由于“日本的农业与农民的生活情况都非常糟糕”，所以如何能喂饱每一张嘴，就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挑战。一旦“东亚的市场关闭，日本民族的生活就会瘫痪，因为如此一来，不断增长中的人口便会严重地缺乏食物与工作机会”。现在，俄国违反了条约的规定与门户开放政策，掠夺了中国东北，所以国际间应该了解，日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竟能忍耐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但首相桂太郎（Katsura Taro）因担心战争的后果而固守惯例，等到政客、元老、军阀以及民众间的共识出现为止。出色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外相小村寿太郎同样倾向强硬政策，但他很谨慎地延缓了冲突，直到世人都明了侵略者是俄国，而不是日本为止。所以在1902年到1903年间，日本提议“满汉交换论”政策（Man-kan kokan Policy，满洲归俄国，朝鲜归日本），并计划建立一条横跨鸭绿江的约8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然而他们并未能邀请到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倡者即英美两国来支持他们的交换计划。如果能够联合白人强权，或许可以说服沙皇放弃，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沙皇免除单独与日本妥协的耻辱。然而实际上，俄国根本对日本的提议嗤之以鼻，而桂太郎所寻求的国内共识终于在吵嚷声中出现了。

许多年来，日本陆军与海军不断对俄国持续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渗入朝鲜以及强化其亚洲舰队等举动提出警告。但时间并不站在日本这边。据情报指出，在1903年的后半年，有超过3万名的俄国部队进入东西伯利亚。到11月时，俄国拒绝与日本签约的举动激怒了一般民众。日本几家主要报纸开始反对与俄国签订条约，即使俄国现在同意，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了：“以踌躇不定的外交手段与羞辱的条件来解决中国东北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不是我们国家所要的。”通常较为谨慎的商业领袖也开始谴责这种胶着状态。日本需要掌握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经济管道，就像三菱公司的一位主管所说的，人们“吓得不知如何能寻求安全感”。更严重的是，他们现在相信，战争一旦胜利，将可点燃经济复苏的火花。最后，国会的政客们就像平常一样，很敏锐地批评外交政策上的懦弱无力。1903年12月，反对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内阁的“失政”，因为他们未能与民意相结合。军方、新闻界以及政治圈等各方面皆显示出，桂太郎与小村目前可以，或者说必须要将国家带向战争。

1904年1月4日，东京方面接到了俄国的最后提议。俄方要求日本承认中国东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以换取俄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尊重。提议中未谈到朝鲜问题。日本内阁与元老（即使是年迈的伊藤博文，也希望能够阻止这场战争）认为俄国并没有足够的诚意，但他们也知道日本只有两种选择：勉强同意俄方提议，并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军事、经济地位就这样消失，或是以武力将俄国人逐出朝鲜与旅顺港。但他们有能力办到吗？从俄国有110万常备军，而日本却只有18万兵力这项事实来看，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可以确定的是，俄国人没有办法靠单轨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来部署或补给这100万人的军队。但日本的所有部队与军需补给却可以利用海路输送，其距离仅是俄国太平洋舰队距离的十分之一。不过日本海军的力量也未必能占上风。加上两艘据了解正经由苏伊士运河前来的船只，俄国的太平洋舰队总共有9艘战舰及5艘武装巡洋舰，而日本海军则有6艘战舰及6艘武装巡洋舰。不过日本船只较为新颖，也比较靠近本国的港口，同时他们船员的训练也较好。但俄国人可能会计划集中他们的舰队，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攻击，在一下午内就取得对日本海的控制。所以日本的海军将领们渴望能有多一点时间，而且他们的部队除了朝鲜南端以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确保安全登陆。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说，无论如何，日本必须要能没有预警地就先发制人。这是唯一能让海军得胜的手段。

日本在1904年1月13日对俄国提出最后的议案，要求俄方能够妥协。俄国人没有回应。他们更以3队从西伯利亚动员来的大军突击鸭绿江，并下令另一艘战舰开往太平洋。2月4日，明治天皇召集了一次战争会议，没有一位内阁成员或元老敢担保可以取得胜利。陆军方面判断有五成机会可以打败俄军；海军方面则相信可以摧毁俄国舰队，但可能也要付出损失一半的代价。然而，所有人都同意，他们绝无法再忍受任何被视为和平的举动。伊藤博文哀伤地说：“我们必须打这场仗，即使要付出我们整个民族的代价，但坦白说，我不敢期待任何胜利。”

隔天日本就断绝了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并有两支日本舰队开往预备作战的海域。一队航向靠近汉城的朝鲜海岸仁川，另一队则直接驶往旅顺港。2月8日，日本船只潜入仁川，并诱使俄国“高丽”号炮舰与“瓦良格”号巡洋舰落入圈套。但俄国将领并未投降，他们选择硬杀出一条生路。“愿上帝保佑我们！让我们向上帝祈祷，保佑我们能勇敢地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沙皇和神圣俄国而战斗吧！”当他们航向日本战舰时，在港口的英国与美国水手纷纷为他们喝彩打气。3小时过后，“高丽”号与“瓦良格”号的船身被划破，剧烈地燃烧着，四处零乱散布着尸体。两艘战舰缓缓驶回港口，最后终于沉入海中。日本士兵则高喊着“天皇万岁”，第一批入侵的日本水兵成功登陆朝鲜半岛。

旅顺港并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因为日本人切断了通信管道。不过这也是由于俄国人训练上的马虎所导致的，即使得知敌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们的船只仍会静止不动，直到日本人出现为止：“他们可以说完全是一团混乱。”在发出鱼雷攻击后，东乡司令的5艘战舰驶入作战区域，记录显示击中了4艘俄国战舰。此外，日方还将一艘捕获的战舰“萨利维奇”号拖到了岸边。此时阿莱谢耶夫才明了他们在旅顺只拥有一个船坞的后果，而且这个船坞竟然还小得不足以停泊一艘战舰。所以俄国的舰队虽然被水雷与岸边的炮台保护得完整无缺，但是却仍旧在这个非常温暖的港口里。一位年轻的海军上尉说：“我们就快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死的了。”另一位高级军官回答说：“这是我们的专长，但很可惜我们死得毫无意义。”

事实上，俄国舰队根本没有执行任何任务的准备。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分为旅顺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两边，彼此要会合时都需经过对马海峡，而如此一来必将遭受猛烈攻击。出身陆军的战争部长库罗帕特金认为海军是一种金钱上的浪费，并相信仅由陆军的力量便足以守住中国东北。即使是海军司令奥斯卡·斯塔克（Oscar Stark）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也没有可以突破封锁的应变计划。而这正意味着俄国让日本能在战争刚发动的前几个关键星期中，就完成了主要目标控制当地海域以便运送他们的部队。所以日本人召集后备部队，动员全国的商船，更将50万名人员成功运到中国东北岸上。

当消息传来时，沙皇尼古拉写道：“这是场未经宣战就开始的战争，愿上帝保佑我们。”在此战役中，沙皇所作的唯一正确决定，便是解除了斯塔克的指挥权，改由斯捷潘·奥西波维·马卡洛夫将军（Adm. S. O. Makarov）来支援。马卡洛夫是另一个白令、穆拉维约夫，或者说是另一个维特：一个有着异常天才与过人精力的人。他是马汉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位科技发明家，他曾经监督制造了全世界第一艘破冰船。他还是一位领导者。当马卡洛夫抵达旅顺港时，水手们纷纷在胸前划十字，并高呼他为他们的“小祖父”（little grandfather）。他立刻展开加强防卫的工作并亲自率领一只突击队去解救遭到水雷攻击的驱逐舰。连续的严格训练，使得原本气馁沮丧的水手们再次相信他们可以痛击日本。

东乡司令知道这些改变，他也明白日本不见得能够继续控制海域。所以他下令增加旅顺港外的水雷布置，并将舰队留在附近海上待命，以防俄国突围而出。4月13日，俄国舰队真的发动了突击！一艘俄国驱逐舰消失于雾中，并瞒过了日本的驱逐舰队。马卡洛夫领着他的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与其余4艘战舰经过水雷区，准备援救受困的俄军。然后东乡的战舰出现了，俄国舰队沿着原来的路线退出水雷区。两颗强力水雷突然爆炸，烟雾四处弥漫，扩散到云层以外的高空，以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船尾，不到一分钟它就沉入了海中，船上有630人，其中一位是马卡洛夫。一位日本舰长写道：“我们吓了一大跳，但同时也不自觉地高喊万岁！”这种没经过什么努力就获得一场大胜的感觉是很奇特的。当日本人对敌方领袖之死沉思默想时，万岁的声音变成了“同情的低语”，而后这些尴尬的人们又转而有些矫揉造作地分析所发生的事。

两星期后，日本陆军攻打鸭绿江。西伯利亚步兵队盘踞在北岸的断崖上，看来似乎无法攻击。不过他们饱受冬雪之苦，动弹不得，粮食也已不足。日本工程师在俄军可以察觉到的情况下，搭了一座跨河的桥。但他们完全没有想要利用这座桥。俄国疯狂的炮兵朝着日军的伪装工事猛烈开火，但这只会暴露出他们炮台所在的位置，而日军却是将120毫米的克虏伯制榴弹炮（Krupp-built howitzers）费力地拖上了看似高不可攀的峭壁。然后日军又从俄军完全未料想到的地方渡河，对俄军洒下枪林弹雨，压制了俄军的英勇反击。日军又蜂拥而入断崖后的峡谷，封锁了俄军的退路。俄军的联队中，西伯利亚第11步枪队被俘虏，这是支由一位身着黑袍头戴黑冠的教士所带领的部队，这个教士还将他的十字架高举在空中。如今，日本拥有了一条清楚的路线，可以由沿海低地直达广东的雷州半岛，还有一条通往沈阳与俄国的铁路。

日本的两艘战舰在5月遇上水雷而沉没，勉强可算是俄国小胜一次。但旅顺港仍处于封锁状态，然而日本陆军已由鸭绿江向辽东半岛的峡湾前进了约241公里。5月底，日军在炮艇及重炮兵连的支持下，袭击了此处的南山（Nanshan Hill）。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所耗费的弹药比整个甲午战争所使用的还多。人海战术最后终于击败了苦撑许久的俄军，到7月时，日军顺流而下到达辽东半岛，围攻旅顺港。这表示俄国舰队有遭受后方陆面炮击的危险，取代马卡洛夫的新指挥官威特赫夫特（V. K. Vitheft）知道他必须赌一赌。他的首支突击队在7月底时已在水雷区扫出了一条通道，而这就给了东乡可以缓冲的时间。当日本船上的烟囱出现在海平面上，威特赫夫特就放弃了这个企图。8月，俄国在旅顺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舰队都张帆起航，希望能在海上会合其武力。但东乡以更优势的力量逮住了威特赫夫特。当俄军企图逃往北方时，双方势力互相牵制了约数小时。在这场黄海战役中，日军的炮火再次幸运地直接命中旗舰“萨利维奇”号的司令塔。威特赫夫特身亡，俄国的其余战舰因为群龙无首而陷入一团混乱。比前任指挥官谨慎许多的东乡司令打破协议，派遣他的鱼雷艇准备彻底摧毁俄国舰队。但他失败了。“萨利维奇”号以4海里的速度逃往胶州，由德国保护，其余的则由在西贡的法国或在上海的英国所保护。剩下的返回旅顺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舰队并没有比较幸运，只有一艘逃走，由船上反叛的船员开往圣弗朗西斯科接受保护。

旅顺港的战事从8月19日开始。这次日本的指挥并非军事天才，而是战争狂热分子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将军一个复仇恶魔的化身。他的军事生涯可追溯到1877年的萨摩藩叛乱，当时他在一次失败后曾企图自杀。如今他带领他的部队投入战争，并召唤甲午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士兵灵魂。俄国人曾经从他们手中偷走了旅顺港，现在乃木的军队要为他们洗雪旧耻。乃木派遣5万大军，要他们在长达4个月围攻中，正面攻击壕沟里抵死挣扎的俄军，结果日军的死伤极为惨重。不过日本的损失可以借由短程的海运补充，但俄国却不可能期待救援，因为俄军在陆地与海面的通路都被截断了，日军却跨过沈阳铁路，加强了他们的防御工事。

最后，11月27日，乃木指定“203高地”为旅顺港的防御重点，将所有榴弹炮与机枪集中于此。继之而来的，是一星期难以形容的血腥进攻与反击，直到12月5日俄国人弹尽粮绝为止。俄军开着在港口仅留的船只仓皇而逃，与日本“猴子”展开谈判，最后终于在1905年1月3日放弃了旅顺港。“俄国人来到了太平洋”就此告终。

朝鲜半岛，1910
　　为什么日本人会变得宽厚？为什么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要求美国给予日本移民如其他白人移民一样的权利？为什么如伊藤博文这样的爱国元老，事实上竟然要求政府不要引发日本与美国间的冲突？
　　读者可还记得伊藤博文？他是明治维新的宪法守护者，虽然拿这位长州武士与弗吉尼亚州的创建者相比有些牵强，然而伊藤的角色与詹姆斯·麦迪逊也并非全然不同。可以确定的是，伊藤崇敬俾斯麦的德国宪法，不过他也与麦迪逊一样，认为对一个新兴而容易受伤害的国家而言，最大的危险在于无法抑制党派之争。而且，对于一个有教养的日本人来说，没有哪件事会比公然的冲突更令人感到羞辱。所以即使伊藤对强硬的幕府感到深恶痛绝，但他仍担心新政权会沦为政党斗争的牺牲品，并忧虑利益团体间会经常为了成为多数势力而冲突不断，进而更抹黑反对者，甚至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失败者之上。于是，他的宪法规定，内阁只由天皇任命，并只对天皇负责，并对两院制国会的权力加以限制。他希望这样的安排，能满足民众对代议制的需求，而又能够将实权留给努力寻求共识的寡头政治集团。
　　1889年宪法公布施行后，伊藤出任首相达3次以上，对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贡献良多。但在此期间，也有许多令人非常沮丧失望的事情发生。在国会中，政党政治逐渐成形，然而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派纷争却也愈演愈烈：小派系倾向与政党合作，并利用政党的势力。伊藤为削弱派系的活动，采取了最后的手段：他于1900年创建了一个立场宽广、包容性强的政党。他的“政友会”（Seiyukai Party）在此后20年间，一直保有国会多数党的地位。一年不到，新的派系斗争又出现了，伊藤辞去首相职位他是参与明治维新的开创者中担任首相的最后一人。权力转移给有野心的文武官员中的年轻一辈，他们的记忆中已经没有当年推翻幕府与追求现代化的艰辛过程了。这批年轻的人只认得胜利，目光只朝向未来，而且能够很敏锐地察觉出政敌外交政策的弱点，然后利用这些弱点来换取他们自身的利益。
　　所以伊藤在1905年后，采取了一种比较宽松的外交政策，以便使日本能恢复经济、吸引资金，但是年轻一辈的人却渴望更进一步的扩张。然而，日本毕竟需要一些销售渠道，以吸收逐渐增长的人口与工业产品；加州方面的骚动，只证明了白人反日的偏执有多么严重。扩张论的最极端表现产生于军方，尤其是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的新关东军（New Kwantung Army）与献身于日本“帝国使命”的黑龙会（Black Dragon or Amur Society）。但是相同的情绪也在日本本土回荡不已。政界的金子坚太郎（Kaneko Kentaro）在战后对战争提出警告，说在经济竞争中，日本的资源“不应只为亚洲而发展，而应该包含全人类”。学者东乡实（Togo Minoru）观察道：“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乃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潮流，除白人之外，日本人是少数有能力发展殖民主义的民族。”他想象着有一天“我国对太平洋地区的统治范围，可以确定从冰封的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北美”。日本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要带领亚洲其他国家脱离白人帝国主义的魔掌，所以扩张也是必需的。一份最受欢迎的反政府报纸如此报道：“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剩余劳动力运用到海外的话，将会是很大的损失。我国的劳工受到像中国人一样的待遇，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业界的说法是要将资源“用于海外”，因为日本人视海外移民为其代理商。在美国的100万日本人，每年或许可以带给日本1亿日元，进而更可以建立横跨太平洋的经济据点。但这个梦想却因为美国人的偏执而破灭，美国人的偏执就像一名日本记者在他的煽动性报道中所描写的：“中国现在已经比较情楚清况，而把日本视作学习对象。欧洲人也能了解局势，而且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会伤害日本人的感情，或是破坏日本人的利益。唯一还没能认清状况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仍然拿日本当小孩子看待，甚至比对待小孩子还糟，日本唯一能采取的回应就是“战斗，像个男子汉一样地战斗。努力，像个男子汉一样地努力……战斗，努力不懈地彻底击败白种人……这场种族间的战斗，不仅涉及利益问题，更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所以在战胜俄国之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应该何去何从呢？在1907年到1908年这段对战争最恐慌的时期，被视为“日本的马汉”的佐滕哲太郎（Sato Tetsutaro）就对美国的“过度敏感”严加指责，因为日本全部的海军力量仍然逊于美国。佐滕极力主张，即使挪用陆军的经费，也要建立海军。但他的主张却很容易被驳斥：如果我们要与美国保持和平关系，并放弃在太平洋的扩张计划，如此一来，对日本来说，在大陆上建备陆军将是更为要紧的事。所以在1905年以后的日本论战，可以简单地归结成这个问题：扩张的方向，是太平洋还是亚洲？
　　从日本的观点来说，北太平洋的三角问题是这样的：若要与美国正面冲突，日本就需要在海军上投入大批重要资源，同时还要确保俄国能友善地在自己陆面的地盘上按兵不动。如果要在大陆上扩张，则要向陆军投入大量资源，同时还要确保美国能友善地在自己的海域范围内按兵不动。最坏的情况是，美国与俄国联合起来对抗日本，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俄国在暂时的衰弱下，急于以怀柔日本作为保住其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根据地的手段。总的来说，日本人可将眼光置于菲律宾、夏威夷与加州，只是要冒着与美国决一死战的危险，并且同时可能会削弱在亚洲的势力。相反，在大陆上进行扩张，却是一项低危险、无损失的战略。
　　罗斯福对上述情况完全了解。就美国现在在北太平洋三角关系中的尴尬角色来说，他必须在两害相权之下作出一个选择：继续让日本在亚洲大陆上扩张，或是与日本开战，而这场战争将会使得美国在太平洋的资产陷于被攻击的危险。罗斯福或许不同意阿奇博尔德·柯立芝（Archibald Coolidge）的看法，柯立芝认为眼前的问题是：“我们希望未来太平洋沿岸的人民，是白人还是东方人？”但为了防止西岸的种族冲突，或许罗斯福也会同意柯立芝的意见除了禁止移民外。而对日本唯一的补偿之道，便是放手让日本在亚洲大陆上进行扩张。罗斯福对于中国东北的门户开放政策，还需花费一番唇舌，但他认为君子协定（Gentlmen’s Agreement）与《鲁特—高平协定》的变动，对日本的移民而言是一个红灯警示，对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来说，却是利多的绿灯；而此事等于放弃了门户开放政策，因为此政策根本无法强制执行。
　　最后，美国的选择是在1905年后，将亚洲史无前例地开放给日本政府。在《朴次茅斯和约》的规定下，日本现在控制了中国东北南部，更摆出朝鲜保护国的姿态。毫无意外地，日本陆军官员着手关闭外商区域，而把他们纳入具有排他性的日本势力范围之内。现在已64岁、留着白胡子的伊藤，介入元老会议，意图先一步实行他的计划。他说，日本必须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而且日本的脚步不可太快，以免触怒其他外国强权。但伊藤的和缓态度不为关东军所接受，他们毫不在意东京方面的看法，而继续进行着自己的计划……然而却有一个乳臭未干的美国人毅然起身表示对关东军的反对。他竖起一支整个中国东北最高的旗杆，升上星条旗，使得在沈阳街头巡逻的日本军官看得目瞪口呆。
　　根据美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与《新共和国周刊》的创建者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的看法，威拉德·斯特雷特（Willard Straight）是一位追求资本主义的堂吉诃德：“虽然他看起来像是骑在一匹小疯马上，拿着木条要与别人的剑对打，想用芦秆对付别人的矛枪，不过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可是全然无惧。”斯特雷特是美国在中国东北的总领事，他想象自己担负着以美国商人取代日本影响力的使命。不幸的是，很少有美国投资者对这个地区感兴趣，所以斯特雷特毅然背着日本与中国协商，筹组满洲银行，并促使美国在中国东北投资兴建铁路。1907年，斯特雷特在战争部长塔夫脱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返乡的路上，把他拦截下来，并以打破日本垄断后可获取的利益来诱惑塔夫脱。斯特雷特在1908年返回华盛顿，但日本人对他的威胁早已有所回应，日本所利用的方法是犹如惠特先前所设想的联合俄国的力量，准备组成一个联盟，以共同对抗门户开放政策。
　　朝鲜更是深深地陷入了日本的掌握之中。外相小村主张，“朝鲜必须完全成为我们的统治区域”，1905年以后所采取的模式是所谓的“联合政府”。所以被收买的朝鲜皇帝（现在业已年迈）仍旧在汉城统治，但实权则落入由占领军所支持的日本统监手中。“联合政府”是一种外交辞令，也是日本人自以为是亚洲兄弟的指导者的表现。在这群指导者之中的主要角色，是愿意担负统监一职的伊藤。如果他无法竭尽全力去安抚或压制朝鲜的舆论，那他空有统监的头衔也没有用，不过他也试图去改革这个国家。但朝鲜皇帝非常痛恨这些改革，而朝鲜的爱国人士痛恨的却是这些占领者。与此同时，伊藤却因为对这些野蛮的朝鲜人的溺爱，而在国内遭到猛烈攻击。所以统监一职实在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特别是对不忍凌辱异族的人来说。但这是伊藤自己的选择。当朝鲜皇帝在1907年派出一名代表寻求国外援助时，东京方面决定罢黜朝鲜皇帝、解散朝鲜军队，并赋予伊藤对所有朝鲜法律的完全否决权。日本发动的政变，结果引发了一位朝鲜官员公开自杀以示抗议，而后又形成对抗外来统治者的暴动风潮。然后则是日本军队大开杀戒，死亡人数将近1.2万人。伊藤对于日本军队“有时仅仅因为有少数村民窝藏暴徒，便放火焚烧整个村子”的举动，也感到羞于启齿。所以有一种远超出伊藤想象范围之外的共识开始在东京形成：如果朝鲜恨我们，但我们又不敢放弃这个战略要地，那么或许兼并朝鲜是最好的办法。
　　美国对移民的抵制、白色舰队的抵达、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可能机会与威胁、俄国所提出的联盟的权宜之计，以上种种考虑，都在小村寿太郎所草拟的备忘录之中。在《朴次茅斯和约》签订时，担任协议者的正是小村，他在1908年7月返回外交部，说明日本真正需要的，乃是和平与扩张。既然和平的扩张只能在亚洲进行，于是内阁在9月批准了小村的计划，并在两个月后通过了《鲁特—高平协定》。这也就是为何日本在1907年到1908年的圣弗朗西斯科学校危机中（San Francisco school crisis）看似“有条件投降”的原因所在。
　　1908年春季的某日，一位美国传教士到汉城的统监府拜访伊藤公爵。他注意到墙上两张加框的照片，一张是明治天皇，另一张则是罗斯福。当他表达了他对于伊藤竟会如此推崇罗斯福而大感意外时，伊藤回答说：“我之所以推崇罗斯福总统，是因为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人。他说出的话，就是他真正的意思。他非常地坦率，有话直说，不会让你有所怀疑。他与任何人打交道都是非常公平的。”不幸的是，这位正直的总统选择在1908年辞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同党将会继承他，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塔夫脱的名字“TAFT”，意思正是“听从罗斯福的意见”（Take Advice From Theodore）。但是塔夫脱似乎更愿意听从那位两年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尔滨的火车上，令他印象深刻的年轻人的意见：威拉德·斯特雷特，即现任国务院的东亚事务主管，他让塔夫脱接受了以下的看法：“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就是4亿的中国人。”曾是华尔街职业律师，现任国务卿的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就如同哈里曼与印刷商托马斯·米勒德（Thomas F. Millard）一样，也同意这种观点。米勒德还提出警告，认为“日本的目标在于成为东亚的商业霸权”。所以塔夫脱和他的手下，不但对《鲁特—高平协定》不予尊重，更放弃了他们认为是罗斯福不经心而说溜嘴的政策，而改为采取一种他们称为“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的新策略。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实力确实较弱，但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或许可以用美元来取代枪械。
　　事情的发展是，日本才刚以为一切都已安稳下来之后不久的几个月，美国政策就大幅度转变。诺克斯吹嘘说，他将会“利用外交手段，把美国资金投注到一个单凭商业力量无法进入的世界”，并且会把日本人驱逐出去。首先，他支持了哈里曼的最新计划，利用蒸汽船连接北美的铁路、中国的东方铁路，以及大西伯利亚铁路。然后，他又激励一个纽约银行家的大财团在中国兴建铁路以便与日本竞争。当这项计划失败后，诺克斯又积极争取欧洲列强支持另一项计划，准备买下日本与俄国所有的租借地，并且将中国东北的铁路开放为国际化经营。
　　这些拙劣的举动，以及缺乏真正的军事力量所造成的结果，等于是邀请日本去和俄国进行秘密协商。1910年7月，日俄双方对中国东北的瓜分正式成型，并且关闭所有其他投资者的渠道。诺克斯的“口惠而实不至”政策（policy of“bluff and back down”）已被证明完全没有实效，甚至还带来了不良后果，罗斯福也对塔夫脱的愚蠢大加责骂。他写信告诉新总统：“日本的资源并不丰富，它的主要兴趣在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东北和朝鲜；他们一定会带着受辱的恨意，牢牢地记住，俄国是个军事强权这个事实……我非常不愿意说，日本的移民仍应该被禁止；此事要如何办到，不仅就这件事本身来说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将此事放在我们对日政策的全盘考虑下来思考。”罗斯福的看法是：“我们最关心的部分，在于如何把日本人排除在我国之外，并且同时又要能够给日本人留面子。从另一方面来说，日本人主要的关注所在，乃是中国东北与朝鲜。”但是塔夫脱不愿意听从这个意见，而诺克斯也继续以美国资金强行挤入中国市场。当然，即便是罗斯福本人，早晚也得面对以下这个问题：到底允许日本人进展到什么程度？但如果他的政策能够继续执行的话，至少将可以见到日本与美国双方，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塔夫脱的政策所遗留下的后果，是彼此双方明显的背叛与持续的怀疑。
　　朝鲜现在的情况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朝鲜的秘密会社致力于独立，而日本的秘密会社则致力于兼并，以便能控制被各种阴谋渗透的汉城。在朝鲜的士兵与暴民，以及士兵变成的暴民，在城市和乡村互相残杀，甚至杀害无辜民众。只有伊藤要求大家要有所节制，不过他也遭到自己政府的痛斥，骂他是舆论底下的“软脚虾”，最后更是被迫辞职。1909年10月，他于前往中国东北的途中遭到枪杀，终于不必再为这一切伤心了。伊藤在倒地垂死之际被告知，刺杀他的人是位朝鲜民族主义者。伊藤哽咽地说：“那么他是一个大笨蛋。”他的死只有让东京方面更加相信，必须果断处理朝鲜独立运动。1910年8月，日本强行通过与朝鲜合并的条约，并建立完全的殖民政府。
　　到这个时候，美国已很明显地陷入了罗斯福当年极力避免的情况：成为北太平洋三角关系中的尴尬角色。哦，或许美国能在巴拿马和珍珠港表演精彩拿手的操纵技术，但它的确是丧失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就连菲律宾也要失守了。甚至，如果有一天日本接受海军主义者佐滕的建议，成立一支马汉式规格的舰队，夏威夷也会有不保的危险。虽然年长的智者仍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像伊藤就曾说：“就任何国家而言，意图超越自然所设定的力量界限，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但如今伊藤已去世，小村也辞职了，在自家的乡间花园里读着美国人的诗篇。日本新一代的领导者眼中并没有任何界限，特别是对那个塔夫脱认为的全世界最大的一块市场中国大陆。1911年，中国的大轮再次转动，源于中国东北的清王朝，终于丧失了“天命”。

朝鲜半岛，1910
　　为什么日本人会变得宽厚？为什么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要求美国给予日本移民如其他白人移民一样的权利？为什么如伊藤博文这样的爱国元老，事实上竟然要求政府不要引发日本与美国间的冲突？
　　读者可还记得伊藤博文？他是明治维新的宪法守护者，虽然拿这位长州武士与弗吉尼亚州的创建者相比有些牵强，然而伊藤的角色与詹姆斯·麦迪逊也并非全然不同。可以确定的是，伊藤崇敬俾斯麦的德国宪法，不过他也与麦迪逊一样，认为对一个新兴而容易受伤害的国家而言，最大的危险在于无法抑制党派之争。而且，对于一个有教养的日本人来说，没有哪件事会比公然的冲突更令人感到羞辱。所以即使伊藤对强硬的幕府感到深恶痛绝，但他仍担心新政权会沦为政党斗争的牺牲品，并忧虑利益团体间会经常为了成为多数势力而冲突不断，进而更抹黑反对者，甚至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失败者之上。于是，他的宪法规定，内阁只由天皇任命，并只对天皇负责，并对两院制国会的权力加以限制。他希望这样的安排，能满足民众对代议制的需求，而又能够将实权留给努力寻求共识的寡头政治集团。
　　1889年宪法公布施行后，伊藤出任首相达3次以上，对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贡献良多。但在此期间，也有许多令人非常沮丧失望的事情发生。在国会中，政党政治逐渐成形，然而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派纷争却也愈演愈烈：小派系倾向与政党合作，并利用政党的势力。伊藤为削弱派系的活动，采取了最后的手段：他于1900年创建了一个立场宽广、包容性强的政党。他的“政友会”（Seiyukai Party）在此后20年间，一直保有国会多数党的地位。一年不到，新的派系斗争又出现了，伊藤辞去首相职位他是参与明治维新的开创者中担任首相的最后一人。权力转移给有野心的文武官员中的年轻一辈，他们的记忆中已经没有当年推翻幕府与追求现代化的艰辛过程了。这批年轻的人只认得胜利，目光只朝向未来，而且能够很敏锐地察觉出政敌外交政策的弱点，然后利用这些弱点来换取他们自身的利益。
　　所以伊藤在1905年后，采取了一种比较宽松的外交政策，以便使日本能恢复经济、吸引资金，但是年轻一辈的人却渴望更进一步的扩张。然而，日本毕竟需要一些销售渠道，以吸收逐渐增长的人口与工业产品；加州方面的骚动，只证明了白人反日的偏执有多么严重。扩张论的最极端表现产生于军方，尤其是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的新关东军（New Kwantung Army）与献身于日本“帝国使命”的黑龙会（Black Dragon or Amur Society）。但是相同的情绪也在日本本土回荡不已。政界的金子坚太郎（Kaneko Kentaro）在战后对战争提出警告，说在经济竞争中，日本的资源“不应只为亚洲而发展，而应该包含全人类”。学者东乡实（Togo Minoru）观察道：“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乃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潮流，除白人之外，日本人是少数有能力发展殖民主义的民族。”他想象着有一天“我国对太平洋地区的统治范围，可以确定从冰封的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北美”。日本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要带领亚洲其他国家脱离白人帝国主义的魔掌，所以扩张也是必需的。一份最受欢迎的反政府报纸如此报道：“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剩余劳动力运用到海外的话，将会是很大的损失。我国的劳工受到像中国人一样的待遇，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业界的说法是要将资源“用于海外”，因为日本人视海外移民为其代理商。在美国的100万日本人，每年或许可以带给日本1亿日元，进而更可以建立横跨太平洋的经济据点。但这个梦想却因为美国人的偏执而破灭，美国人的偏执就像一名日本记者在他的煽动性报道中所描写的：“中国现在已经比较情楚清况，而把日本视作学习对象。欧洲人也能了解局势，而且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会伤害日本人的感情，或是破坏日本人的利益。唯一还没能认清状况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仍然拿日本当小孩子看待，甚至比对待小孩子还糟，日本唯一能采取的回应就是“战斗，像个男子汉一样地战斗。努力，像个男子汉一样地努力……战斗，努力不懈地彻底击败白种人……这场种族间的战斗，不仅涉及利益问题，更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所以在战胜俄国之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应该何去何从呢？在1907年到1908年这段对战争最恐慌的时期，被视为“日本的马汉”的佐滕哲太郎（Sato Tetsutaro）就对美国的“过度敏感”严加指责，因为日本全部的海军力量仍然逊于美国。佐滕极力主张，即使挪用陆军的经费，也要建立海军。但他的主张却很容易被驳斥：如果我们要与美国保持和平关系，并放弃在太平洋的扩张计划，如此一来，对日本来说，在大陆上建备陆军将是更为要紧的事。所以在1905年以后的日本论战，可以简单地归结成这个问题：扩张的方向，是太平洋还是亚洲？
　　从日本的观点来说，北太平洋的三角问题是这样的：若要与美国正面冲突，日本就需要在海军上投入大批重要资源，同时还要确保俄国能友善地在自己陆面的地盘上按兵不动。如果要在大陆上扩张，则要向陆军投入大量资源，同时还要确保美国能友善地在自己的海域范围内按兵不动。最坏的情况是，美国与俄国联合起来对抗日本，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俄国在暂时的衰弱下，急于以怀柔日本作为保住其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根据地的手段。总的来说，日本人可将眼光置于菲律宾、夏威夷与加州，只是要冒着与美国决一死战的危险，并且同时可能会削弱在亚洲的势力。相反，在大陆上进行扩张，却是一项低危险、无损失的战略。
　　罗斯福对上述情况完全了解。就美国现在在北太平洋三角关系中的尴尬角色来说，他必须在两害相权之下作出一个选择：继续让日本在亚洲大陆上扩张，或是与日本开战，而这场战争将会使得美国在太平洋的资产陷于被攻击的危险。罗斯福或许不同意阿奇博尔德·柯立芝（Archibald Coolidge）的看法，柯立芝认为眼前的问题是：“我们希望未来太平洋沿岸的人民，是白人还是东方人？”但为了防止西岸的种族冲突，或许罗斯福也会同意柯立芝的意见除了禁止移民外。而对日本唯一的补偿之道，便是放手让日本在亚洲大陆上进行扩张。罗斯福对于中国东北的门户开放政策，还需花费一番唇舌，但他认为君子协定（Gentlmen’s Agreement）与《鲁特—高平协定》的变动，对日本的移民而言是一个红灯警示，对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来说，却是利多的绿灯；而此事等于放弃了门户开放政策，因为此政策根本无法强制执行。
　　最后，美国的选择是在1905年后，将亚洲史无前例地开放给日本政府。在《朴次茅斯和约》的规定下，日本现在控制了中国东北南部，更摆出朝鲜保护国的姿态。毫无意外地，日本陆军官员着手关闭外商区域，而把他们纳入具有排他性的日本势力范围之内。现在已64岁、留着白胡子的伊藤，介入元老会议，意图先一步实行他的计划。他说，日本必须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而且日本的脚步不可太快，以免触怒其他外国强权。但伊藤的和缓态度不为关东军所接受，他们毫不在意东京方面的看法，而继续进行着自己的计划……然而却有一个乳臭未干的美国人毅然起身表示对关东军的反对。他竖起一支整个中国东北最高的旗杆，升上星条旗，使得在沈阳街头巡逻的日本军官看得目瞪口呆。
　　根据美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与《新共和国周刊》的创建者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的看法，威拉德·斯特雷特（Willard Straight）是一位追求资本主义的堂吉诃德：“虽然他看起来像是骑在一匹小疯马上，拿着木条要与别人的剑对打，想用芦秆对付别人的矛枪，不过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可是全然无惧。”斯特雷特是美国在中国东北的总领事，他想象自己担负着以美国商人取代日本影响力的使命。不幸的是，很少有美国投资者对这个地区感兴趣，所以斯特雷特毅然背着日本与中国协商，筹组满洲银行，并促使美国在中国东北投资兴建铁路。1907年，斯特雷特在战争部长塔夫脱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返乡的路上，把他拦截下来，并以打破日本垄断后可获取的利益来诱惑塔夫脱。斯特雷特在1908年返回华盛顿，但日本人对他的威胁早已有所回应，日本所利用的方法是犹如惠特先前所设想的联合俄国的力量，准备组成一个联盟，以共同对抗门户开放政策。
　　朝鲜更是深深地陷入了日本的掌握之中。外相小村主张，“朝鲜必须完全成为我们的统治区域”，1905年以后所采取的模式是所谓的“联合政府”。所以被收买的朝鲜皇帝（现在业已年迈）仍旧在汉城统治，但实权则落入由占领军所支持的日本统监手中。“联合政府”是一种外交辞令，也是日本人自以为是亚洲兄弟的指导者的表现。在这群指导者之中的主要角色，是愿意担负统监一职的伊藤。如果他无法竭尽全力去安抚或压制朝鲜的舆论，那他空有统监的头衔也没有用，不过他也试图去改革这个国家。但朝鲜皇帝非常痛恨这些改革，而朝鲜的爱国人士痛恨的却是这些占领者。与此同时，伊藤却因为对这些野蛮的朝鲜人的溺爱，而在国内遭到猛烈攻击。所以统监一职实在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特别是对不忍凌辱异族的人来说。但这是伊藤自己的选择。当朝鲜皇帝在1907年派出一名代表寻求国外援助时，东京方面决定罢黜朝鲜皇帝、解散朝鲜军队，并赋予伊藤对所有朝鲜法律的完全否决权。日本发动的政变，结果引发了一位朝鲜官员公开自杀以示抗议，而后又形成对抗外来统治者的暴动风潮。然后则是日本军队大开杀戒，死亡人数将近1.2万人。伊藤对于日本军队“有时仅仅因为有少数村民窝藏暴徒，便放火焚烧整个村子”的举动，也感到羞于启齿。所以有一种远超出伊藤想象范围之外的共识开始在东京形成：如果朝鲜恨我们，但我们又不敢放弃这个战略要地，那么或许兼并朝鲜是最好的办法。
　　美国对移民的抵制、白色舰队的抵达、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可能机会与威胁、俄国所提出的联盟的权宜之计，以上种种考虑，都在小村寿太郎所草拟的备忘录之中。在《朴次茅斯和约》签订时，担任协议者的正是小村，他在1908年7月返回外交部，说明日本真正需要的，乃是和平与扩张。既然和平的扩张只能在亚洲进行，于是内阁在9月批准了小村的计划，并在两个月后通过了《鲁特—高平协定》。这也就是为何日本在1907年到1908年的圣弗朗西斯科学校危机中（San Francisco school crisis）看似“有条件投降”的原因所在。
　　1908年春季的某日，一位美国传教士到汉城的统监府拜访伊藤公爵。他注意到墙上两张加框的照片，一张是明治天皇，另一张则是罗斯福。当他表达了他对于伊藤竟会如此推崇罗斯福而大感意外时，伊藤回答说：“我之所以推崇罗斯福总统，是因为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人。他说出的话，就是他真正的意思。他非常地坦率，有话直说，不会让你有所怀疑。他与任何人打交道都是非常公平的。”不幸的是，这位正直的总统选择在1908年辞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同党将会继承他，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塔夫脱的名字“TAFT”，意思正是“听从罗斯福的意见”（Take Advice From Theodore）。但是塔夫脱似乎更愿意听从那位两年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尔滨的火车上，令他印象深刻的年轻人的意见：威拉德·斯特雷特，即现任国务院的东亚事务主管，他让塔夫脱接受了以下的看法：“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就是4亿的中国人。”曾是华尔街职业律师，现任国务卿的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就如同哈里曼与印刷商托马斯·米勒德（Thomas F. Millard）一样，也同意这种观点。米勒德还提出警告，认为“日本的目标在于成为东亚的商业霸权”。所以塔夫脱和他的手下，不但对《鲁特—高平协定》不予尊重，更放弃了他们认为是罗斯福不经心而说溜嘴的政策，而改为采取一种他们称为“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的新策略。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实力确实较弱，但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或许可以用美元来取代枪械。
　　事情的发展是，日本才刚以为一切都已安稳下来之后不久的几个月，美国政策就大幅度转变。诺克斯吹嘘说，他将会“利用外交手段，把美国资金投注到一个单凭商业力量无法进入的世界”，并且会把日本人驱逐出去。首先，他支持了哈里曼的最新计划，利用蒸汽船连接北美的铁路、中国的东方铁路，以及大西伯利亚铁路。然后，他又激励一个纽约银行家的大财团在中国兴建铁路以便与日本竞争。当这项计划失败后，诺克斯又积极争取欧洲列强支持另一项计划，准备买下日本与俄国所有的租借地，并且将中国东北的铁路开放为国际化经营。
　　这些拙劣的举动，以及缺乏真正的军事力量所造成的结果，等于是邀请日本去和俄国进行秘密协商。1910年7月，日俄双方对中国东北的瓜分正式成型，并且关闭所有其他投资者的渠道。诺克斯的“口惠而实不至”政策（policy of“bluff and back down”）已被证明完全没有实效，甚至还带来了不良后果，罗斯福也对塔夫脱的愚蠢大加责骂。他写信告诉新总统：“日本的资源并不丰富，它的主要兴趣在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东北和朝鲜；他们一定会带着受辱的恨意，牢牢地记住，俄国是个军事强权这个事实……我非常不愿意说，日本的移民仍应该被禁止；此事要如何办到，不仅就这件事本身来说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将此事放在我们对日政策的全盘考虑下来思考。”罗斯福的看法是：“我们最关心的部分，在于如何把日本人排除在我国之外，并且同时又要能够给日本人留面子。从另一方面来说，日本人主要的关注所在，乃是中国东北与朝鲜。”但是塔夫脱不愿意听从这个意见，而诺克斯也继续以美国资金强行挤入中国市场。当然，即便是罗斯福本人，早晚也得面对以下这个问题：到底允许日本人进展到什么程度？但如果他的政策能够继续执行的话，至少将可以见到日本与美国双方，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塔夫脱的政策所遗留下的后果，是彼此双方明显的背叛与持续的怀疑。
　　朝鲜现在的情况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朝鲜的秘密会社致力于独立，而日本的秘密会社则致力于兼并，以便能控制被各种阴谋渗透的汉城。在朝鲜的士兵与暴民，以及士兵变成的暴民，在城市和乡村互相残杀，甚至杀害无辜民众。只有伊藤要求大家要有所节制，不过他也遭到自己政府的痛斥，骂他是舆论底下的“软脚虾”，最后更是被迫辞职。1909年10月，他于前往中国东北的途中遭到枪杀，终于不必再为这一切伤心了。伊藤在倒地垂死之际被告知，刺杀他的人是位朝鲜民族主义者。伊藤哽咽地说：“那么他是一个大笨蛋。”他的死只有让东京方面更加相信，必须果断处理朝鲜独立运动。1910年8月，日本强行通过与朝鲜合并的条约，并建立完全的殖民政府。
　　到这个时候，美国已很明显地陷入了罗斯福当年极力避免的情况：成为北太平洋三角关系中的尴尬角色。哦，或许美国能在巴拿马和珍珠港表演精彩拿手的操纵技术，但它的确是丧失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就连菲律宾也要失守了。甚至，如果有一天日本接受海军主义者佐滕的建议，成立一支马汉式规格的舰队，夏威夷也会有不保的危险。虽然年长的智者仍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像伊藤就曾说：“就任何国家而言，意图超越自然所设定的力量界限，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但如今伊藤已去世，小村也辞职了，在自家的乡间花园里读着美国人的诗篇。日本新一代的领导者眼中并没有任何界限，特别是对那个塔夫脱认为的全世界最大的一块市场中国大陆。1911年，中国的大轮再次转动，源于中国东北的清王朝，终于丧失了“天命”。

极端的棋子杀错了人

”毛粉”乃至果粉看了此贴，会理解民族独立的艰辛，从而更加衷心地粉毛。无脑嘲讽波波的看了，会嘲讽得更加有理有据。

北京，1912
　　有时候私人生活里的悲剧，对强者来说打击反而更大；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呼风唤雨，所以一旦受到挫折时，便会怒斥上天待其不公。以利兰·斯坦福为例，他盼了18年才得到一个儿子，没想到孩子却在15岁那年死去。那是在1885年，当时勃拉瓦茨基夫人的通神学正风靡于圣弗朗西斯科的沙龙。于是斯坦福便举行了一次降神会，其间有一鬼魂的声音指引他创办一所学院来纪念他的儿子。至少这是传说中利兰·斯坦福二世大学（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的由来。斯坦福大学位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一片广阔的牧场上，并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这位曾设计过纽约中央公园的景观建筑师来设计这所有“西部哈佛”之称的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担任校长，而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在第一届的学生之列。但在斯坦福大学开办的前10年内，注册的学生里最奇特的一位，却无疑是荷马李。他驼背、个子矮小得近似侏儒，但是却有着独特的天分；他在1897年来到斯坦福。
　　后人对荷马李所知并不多，他的妻子因为害怕间谍的刺探，便将他所有的证件销毁了；而荷马李本人编出的一套说辞，则夸张得无法令学者信服。他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南北战争名将李将军（Robert E. Lee）的后裔；他也不是如孙中山后来所想象的，是中国自1900年开始革命以来的忠实盟友。他并未像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所相信的那般，曾到北京公使馆进行救援工作。“荷马李将军”更从未在任何真实存在的政府之中，带领过任何军队。但荷马李表面上的爱好武力，惧怕日本，以及从事了解中国的敏感任务，使他成为加州对美国地理政治思想的独特贡献，并且成为美国与东亚之间时而清晰、时而流于幻想的接触的具体化身。
　　我们确实知道他的父亲为了躲避南北战争，从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一路西行，在丹佛长大、结婚，并在1876年生下荷马李。荷马李自幼便罹患脊柱侧弯症，而且严重跛足。他只长到约1.5米高就停止了继续发育，但他背上的隆肉却越长越大，直到他的头看起来就像是放在一对畸形的肩膀上似的。他的视力奇差，读书或写字时都会严重地头痛，逼迫他非得待在黑暗的房间里休息不可。因此他过人的意志力就更让人啧啧称奇，因为他后来不仅成为世界历史、战略，以及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权威，并且还写了两篇长篇论文、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他的同学都叫他“短脖子”（Little Scrunch-Neck），他则以讽刺性的机智与口才，轻易化解了他们的嘲弄。他们全家搬到加州还不满一年，他就在17岁那年成为当地演讲联盟（Lyceum League）的领导人，而这个青年组织是由罗斯福赞助的。一位同窗回忆道：“他夸张的说话方式、锐利的眼神、特殊的声调，以及总是抬起手，伸出他特长的食指的姿势，都让人能彻底明白他那敏锐的头脑里所产生的想法。”
　　荷马李梦想着能进哈佛大学研读法律，但却由于“意料之外的经济困难”而未能成行（这也可能是他的一面之词，因为荷马李向来不承认自己会被人拒绝）。结果他自己写信给斯坦福校长乔丹，并获得了入学许可，然后从南太平洋搭船到斯坦福就学。一位同学描述他“背驼得可怜，他的躯干就像是绑在他双腿上的球茎，和许多得了像他这种病的人一样，他的脸孔看来像个聪明的小孩。尽管如此，他总是带着几分目中无人的模样，而且讨厌别人对他示好，也许是认为别人的友善都是出于怜悯”。他在班上是个怪人，老是耀武扬威地走在校园里；他会对着那些娇生惯养的同学们高谈阔论地说着军事策略，还在墙上挂满了旗子与地图。当别人在讨论足球与女孩子的时候，他谈的却是拿破仑、恺撒和李将军。当美西战争爆发时，他甚至真的训练了一支骑兵队，尽管队员们个个“又跛、又慢、又瞎”。他显然曾与乔丹校长有过一番争辩，因为反战的乔丹说荷马李“既粗鲁又好说大话，而且极端好战”。到了1899年，荷马李的头痛已经让他无法忍受，只好休学。没有人知道他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做了些什么，只知道他在城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同学们都问，他去了哪里？他到唐人街去了，他总是跑到唐人街去。
　　据他的传记作者说，荷马李对中国的狂热也许要从他在洛杉矶中学读书时开始，那所学校离洛杉矶的唐人街很近。像他本人一样，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华人都是又矮又丑；华人帮派间的斗争与他们的地下世界，对这个和正常年轻人娱乐无缘的男孩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除此之外，他的父母还认识圣弗朗西斯科著名的长老教会牧师伍盘照（Ng Poon Chew）。伍盘照是中国保皇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Society）的领袖，并且和三合会有所往来。通过他，荷马李有机会观察清末华人移民的政治紧张状态。他们有些是基督徒，有些遵从传统儒家思想，还有些人没有特定的信仰。有些人希望逼退慈禧太后，想借年轻的光绪皇帝之名施行明治维新那样的改革；其他人则梦想一举推翻清朝统治。荷马李也参与其中，并且对这种种政治密谋甘之如饴。为了对抗他的头痛，他阅读中国历史，抄写中国汉字，很快地，除了少数几个教授之外，他已经比任何美国人都更了解神秘的中国人了。
　　在1900年，《圣弗朗西斯科信息报》的周日增刊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该新闻以耸动的语气（这是荷马李本人所写）报道：“一位年轻加州男子正计划成为叛军势力的总司令，他准备全力帮助中国的皇帝。”这个年轻人是“斯坦福大学的荷马李”，他对“军事事务所知甚详”。有个学生叫道：“你在中国是会被砍头的！”而这个驼背居然回他：“幸运的是，他们可得花上好一番工夫才找得到我的脖子呢。”带着圣弗朗西斯科华人首领的信函，荷马李在当年6月搭上了“中国”号蒸汽船。那年他才23岁。
　　我们现在要对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势作一番回顾。在中日战争失败，以及继之而来所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之后，光绪皇帝实行了“百日维新”，但却受到慈禧的干涉。她镇压了维新运动，并且鼓励义和团发展。因此受挫的维新分子只好求助于海外华人来推动他们的保皇党。这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康有为及梁启超（在《圣弗朗西斯科信息报》上，他们的照片就放在荷马李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较不为人所知，名叫孙中山的人。
　　孙中山是另一个在新兴、多元文化的北太平洋地区长大的孩子。他出生于南方的广东，那里一向是反叛与移民势力的中心（他的叔叔曾参与太平天国起事，而他的哥哥则到夏威夷从事糖业生产）。13岁那年，他也到了火奴鲁鲁，并且在英国国教的意奥兰尼中学（Iolani School）读书，该校是在爱玛王后时期设立的。接下来他又到香港研习医学，1884年他在香港由一位公理会的教士施洗成为教徒。但他所主张的信仰，却是结合了太平洋与亚洲的折中思想，这是他的牧师们不可能赞同的。他不肯放弃一夫多妻制，并渐渐欣赏起列宁，虽然他必须依靠西方的援助才能发展推翻清朝的运动，却仍梦想着将亚洲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1896年，他在前往伦敦一所教堂做礼拜时，被慈禧的手下绑架，最后是靠着一封寄给英国政府的密函，才使他免于被引渡与遭受酷刑。
　　在早年，孙中山与康有为视日本为中国改革的范本。1898年，孙中山与他的日本友人甚至派兵援助正和美国作战的菲律宾人。但孙中山和康有为对于义和团一事却有不同意见。孙中山认为此时正是可以结合日本势力，一举推翻清政府的大好时机，但康有为却并不信任日本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最后证明康有为的看法是对的。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中，共有800多人参与，并且成功地阻挡住前来镇压的清军。孙中山曾允诺会供应日本武器，但这批武器却未运抵中国，而使得这次的起义终告失败。
　　在这动荡不安的一年中，据称荷马李曾出现在每个角落，但也有消息指出他并没到过传说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有人说他曾带领一支“保皇军”到北京公使馆追捕惊慌逃命的慈禧！在另一个故事中，他参与了惠州事变，之后伪装成和尚，把一位当地的传教士（同样也出身斯坦福）吓呆了：“他在我们的地盘上做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而第二天一早他就不见了。他在搞什么鬼？”而伍盘照的说法则是另一个极端，他说荷马李根本就没去中国，只不过是在香港和澳门直到他的钱用光为止。但他是受到乔丹的鼓动，才扯荷马李的后腿；乔丹因为荷马李的“好战倾向”玷污了斯坦福的形象而痛恨荷马李。
　　荷马李的确在1901年1月到过日本。他在那里不只恰好碰上了正在休假的乔丹，同时还获得了与侯爵大隈重信见面的机会，大隈是日本前首相，也是康有为的好友。大隈告诉荷马李，明治维新必须成为中国革新的榜样，而改革者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荷马李称赞日本人的同情心，并且提出警告，说俄国是中国改革的主要障碍。他在同年4月回到加州，从此音信全无。
　　因此义和团运动对康有为、孙中山及有可能成为总司令的荷马李而言，也许只是美梦一场。但事实上，它却引发了种种潮流，导致清朝在仅仅10年之后便被推翻。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慈禧同意进行改革：修建铁路，重组军队，并允许人民到外国留学（数千名学生被送去日本）。清廷原本希望这种“自强”运动能够维持、而非破坏政治现状，但在大量聪颖的青年人接触了外国文化后，又怎么可能阻止他们加入政治改革的运动呢？因此清廷迟来的改革，就像日本在佩里船长打开幕府之后一样，不过是旧政权灭亡的开始罢了。
　　荷马李在改革派领袖梁启超1903年到洛杉矶访问时，再次出现为他安排一切。梁启超继续前往纽约以及华盛顿，他在纽约看见摩根时，整个人都僵住了；在华盛顿看到国务卿海约翰以及遇见罗斯福总统时，也都吓得说不出话来。当然，美国政府无法对他提供援助，不过还是有私人可以办到。正是在梁启超造访期间，第一所中国改革学校（Imperial Chinese Reform School）在洛杉矶落成，这所学校的目的是训练年轻的中国人成为革命军队。在一年之内，中国改革军（Chinese Imperial Reform Army）仅在加州就成立了13个支部，在北美其他的唐人街也有20个支部。一位退休的士官，安塞尔·奥班尼安（Ansel O’Banion）“队长”负责主要的征募工作并担任教官一职，还有大约40名支薪的军官大部分是美国人共同管理与指导2000名左右的士兵，而居最高位的是陆军中将荷马李。毋庸置疑，荷马李和他的军官们若无康有为、梁启超的认可，是无法将唐人街里的人组织起来的。不过，这些美国友人所表现出来的信任与尊重，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使中国人轻易地相信，有一天，他们的美国朋友们会和他们一起搭船返回中国，进军北京。
　　1905年，《洛杉矶观察报》报道，荷马李“正前往伦敦，与他一起的是康有为阁下”。《圣路易斯邮报》也报道：“一名美国人期望成为中国的拉法叶（Lafayette），领军出战。”康有为本人曾到过美国，也察看过这批志愿军。荷马李和乔丹的关系也有所改善，因为现在这位斯坦福校长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给罗斯福。所以乔丹与国务卿一起招待了这个外国革命者与一位美国公民；这位美国公民正为了推翻一个与美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而在美国领土上筹组军队！康有为希望利用会面的机会阻止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s），但荷马李吹嘘军队的力量，并说罗斯福也认为他们“很棒”。康有为继续前往纽约、芝加哥、圣弗朗西斯科，以及其他城市，在这些城市里，成群的中国人会在穿丝袍的康有为和穿着怪异的中国将军服的荷马李共同带领下，在街头摇着龙旗游行。不过这也就是荷马李改革军的极限了。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很快证明他们是多余的，后来在1911年，奥班尼安因为替非法外侨偷渡而入狱时，改革军就解散了。
　　从出版日期为1908年到1910年的小说与第一卷的《地缘政治学》来看，荷马李在1906年与1907年间曾在深入研究上投入大量时间。名为《红铅笔》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中国农村女孩的故事，她的声音引起了一位旅行途中的清朝官员的热情，但她表示拒绝，她说这歌声是为了“鸟儿们和村里的采茶人唱的，而不是为了清朝豺狼虎豹似的官员而唱”。但是地方官强迫她嫁给这位高官，并且将她的教育问题交付给一个年轻的法国僧侣，这位法国人对福音书的关注，远不及他对解救中国农村的受苦百姓的热情。结果这个女孩和法国人坠入情网，想要远走高飞，但最后还是被捉住了。女孩被判处死刑。但有个垂死的人将一个三合会的信物交给这位曾帮助他的法国僧人。中国人虽然畏惧满族人，但对于任何拥有三合会信物的人，都会加以服从。所以在最后一刻，这个僧人拿出信物，成群的中国人搞乱了刑场，而那女孩也终于获救了。
　　一位评论者认为荷马李的这部小说是“以英文写的第一本中国写实小说”，这本书引人注目之处，并非在于他对中国美德的理想化这点是可以预料到的，而是在于书中这位僧侣所表现的西方特色很令人怀疑。基督教一无是处，他本人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也不是以高高在上的神学或教义解救那个女孩；他显得很困惑，根本不能了解那个信物所代表的力量。总之，他的角色是解放这些群众本身不朽的灵魂的催化剂。就像荷马李后来所写的：“要改革中国只有一条路，这条路他们自己过去已经进行了6次，也就是要连根拔除整个腐败的官僚……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并不能为这个国家的改革做任何事。”对于商业与基督教、神学、门户开放政策以及金元外交所代表的福音来说，这是多么强烈的否定！一个西方人顶多能做到荷马李所说的，帮助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然后撤回太平洋彼岸属于白人的地方。
　　中国的革命，必须在中国本身过去千年以来循环往复的历史轨迹上进行，不过这件事只有荷马李能够了解。而其他的列强，却只是对病入膏肓的中华帝国感到踌躇，不知道是否要让中国彻底灭亡。他们都和中国订有条约，并从中国的积弱不振中获利。如果清政权注定要失败，到时候或许他们也会试着去拍革命分子的马屁。但究竟哪一派革命党会获胜，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会是日本明治政权的党羽，或是赞成西方民主制度，甚至基督教的人吗？如我们所知，美国的政策从支持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突然变成倾向于罗斯福的意见鼓励日本扩张又转变为塔夫脱的金元外交政策；而与荷马李或美国传教士的立场相近者，则同情中国的改革运动。日本的政策也是同样不确定。但日俄战争之前，明治天皇同情中国的激进派，民间人士如宫崎寅藏（Miyazaki Torazo）更为孙中山提供庇护所及武器。但在1905年后，日本已不能单纯地摆出亚洲兄弟的姿态了，因为现在又多了帝国主义者，而且日本与清朝的存亡已有利害关系。所以当北京政府在1907年，对于日本窝藏中国革命分子一事提出抗议，东京方面同意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不过却也给了他一个英雄式的欢送仪式，还向他提供了７万日元的补助金。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同时与中国的两边势力结交示好。
　　与此同时，清朝也作出改革的模样。自强运动的关键在于再次重申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军阀这些地方军阀是在太平天国期间坐大的的领导地位。国家军队要现代化，并且要使地方军阀服从国家指挥。这当然是很好的想法，不过每个人都知道，汉人是不愿意服从满族人的。所以朝廷宣布要复兴满族人的尚武精神，重新唤回早年旗人马上治国的方式，更要驯服所有地方的汉人。只是他们现在已不再穿着蒙古人的粗皮衣，而是穿着从德国皇帝那里所学来的德国王公贵族的制服。如果军事的现代化能在50年前实行的话，或许还有可能挽救清朝。但是，军事改革不仅没能早日实行、挽救清朝，反而更引起了汉人文武官员的愤恨，这些汉人官员现在还得直接向旗人贵族弯腰鞠躬，更丧失了他们过去所享有的地方自主权。要是清朝中央化的改革能够伴随着自由化的话如光绪皇帝所期盼的那么清朝或许还能得以复兴。但是当慈禧太后最后在1908年去世时，这位年轻的皇帝也离开了人世在慈禧死前一天病故，至少朝廷是这么说的。不难想象，可能是慈禧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派人将她的继承人杀掉。后来皇帝之位传给了她的侄孙，一位年仅３岁的幼童，而这也正意味着清朝将陷于真空状态。对于海外领导人如孙中山，对于激进的学生、汉人商贾、地主缙绅，以及愤怒的年轻汉人军官、海内外的秘密会社等等来说，现在除了推翻清朝，已没有其他的选择。清政权仍坚持中央要抓紧政治权力，甚至到1911年5月时，还想要将部分地区性的铁路国有化。对于地方上的汉人而言，这意味着经济事务也将与军事武力一样，落入腐败的清朝官僚与清朝的外国债权人的手中。于是各地开始散布着叛变的谣言。
　　孙中山自从遭日本驱逐出境以后，就在世界各地旅游，他在1909年时第三度造访美国。荷马李的第二本书吸引了他的注意。荷马李对于查尔斯·布思（Charles B. Boothe）的情谊，也使得这位洛杉矶商人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捐款赞助者。1910年年初，在孙中山的提议下，他们3人在洛杉矶见面共商对策。孙“总统”将会把分散的中国人统一起来，并进行一次最后的全国革命。“总司令”（Commanding General）荷马李则统筹对抗满族人的军事策略。“财务经理”（Financial Agent）布思会取得资金，以供起事之所需。但是布思面临破产：诺克斯的金元外交最后继续实行，松绑后的华尔街资金也流向北京。荷马李本人在去德国寻求一位著名眼科医生诊治以前，在国务院连一官半职也没有。孙中山则继续在美国的唐人街之间拜访，1911年10月得知另一起事件情势逆转时，他人正在丹佛。这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得到了陆军的支持，事件的影响遍及全国，一发不可收拾。
　　清廷最后的挣扎开始于武汉，当时有群变节的汉人军官在他们的集会处处理一颗炮弹时不小心出了差错。爆炸声引来了警察，警方夺取了阴谋起事者的名册。这些军官并没有束手待毙，等着被包围逮捕，而是即刻展开行动，夺下了一座军械库，并且与当地的改革人士及秘密会社团结在一起。很快，全省都笼罩在暴动的火光之中。朝廷中只有一个人袁世凯知道要如何应付，小皇帝的母亲立刻把他找来。袁世凯在朝中已久（我们在1882年时，第一次在朝鲜遇见他，当时李鸿章也在场），他此时未获重用，不过朝中的政敌对他颇为畏惧。但他以前手下的将领以及一些支持者，都在他之下重新集合起来，而皇太后则让他处理这次的事件，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棘手的一次叛乱。
　　孙中山急切地要返回中国，接手负责处理武汉的起事。但如果没带资金与其他资源回去的话，他的出现也不会有太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搭火车前往华盛顿，到了之后，诺克斯还是同样不肯理睬他，然后他又搭船到伦敦，与荷马李会面。荷马李抱着英国国会支持的希望，甚至承诺中华民国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同盟国”，他还谎称诺克斯与参议员鲁特都站在他这边。荷马李所能得到的承诺仅是英国将会支持任何在中国出现的强大政府，而他竟然就满意地穿着这件英国裁缝为他做的新衣裳，和孙中山搭船回中国去了。《新加坡自由报》吹嘘说：“荷马李将军，现已退休的美国军官，承担了领导军事政府的责任。”我们不知道孙中山与荷马李在从欧洲到中国的漫长旅程中聊了些什么，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于圣诞节抵达上海时，荷马李步下踏板的姿态，仿佛就是中华民国的总参谋长似的。
　　当然，中华民国还并不存在，荷马李也没有军队可以指挥，孙中山在南京的“政府”除了受人尊重的威信之外，也没有真正的实权。袁世凯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但也还不足以镇压武汉的叛乱。所以避免内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孙中山与袁世凯直接会面来处理。这也正是皇太后心里所设想的：利用停战的谈判以结束叛乱，但又要能原封不动地保住政权。但袁世凯有什么理由要挽救这个衰颓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中的大部分官员都对他既痛恨又畏惧。为什么他不趁此机会向太后勒索大笔黄金，以便能够将他现在暂时性的权力变成永久的保障呢？然后他可以在由他而非孙中山当总统的条件下，背叛太后，跑到中华民国的那边。孙中山答应了他的条件：“不论是由我来担任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或是与袁世凯合作，由他来当，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已经做了我的工作了。”所以孙中山在袁世凯建立共和国的条件上答应辞职，清帝在1912年2月12日退位。他们给了小皇帝一笔抚恤金，并准许他住在皇宫内，做一个真正的囚犯。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共和国了，而那些过去满心欢喜地将赌注压在清朝这边的国家，如今变得不知所措。而且掌握局势的还不是他们设想的孙中山，因为袁世凯在一年内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独裁君主，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则被迫成为反对势力。荷马李过去被视为中国革命的拉法叶，但他却在清帝退位的前一天突然陷入昏迷状态，当他恢复神智时，实际上已失去视力了。荷马李的太太带他回国，并且在他们位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别墅中照料他，直到他在11月1日第二次发病身亡为止，当时他年仅35岁。
　　荷马李真的曾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们并不确定，他自己也不相信任何一个美国人会对中国造成影响。那么他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吗？或许是有的，不过他的影响并非如真正所需的那样大，所产生的效果也没能很快体现出来。他留下了《红铅笔》一书、一些短文，以及两部被称为地缘政治学的新科学著作。但比起驻守于太平洋基地的军官，这些作品对于美国人观点的影响简直微乎其微，尽管《无知之勇》与《撒克逊之日》这两本书在分析形塑北太平洋的种族与军事政治力量的作品中很具前瞻性的。这或许是由于荷马李所引以为傲的无情的客观性，事实上他无情地拆穿了所有美国人所喜好的神话。他写道，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遵循着与历史上各个帝国所历经过的兴亡盛衰的相同法则。美国并没有隔开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护城河，所以也不能算是孤立的，因为现代科技早已将各大洋联系在一起了。美国是白人的、基督教的或民主的国家这一事实，并不能保障它的未来。相反，美国对于过去种种遗产的过度自信与自傲，只是使自己看不见自己的不设防状态。美国人的资产或是和平态度，并不能保护美国，因为“一个繁荣富裕而同时又没有防备的国家，只会引发战争，加速自身的灭亡”。而且美国人并非如他们所乐于相信的那样爱国，因为如果当“人们只能在战争时期做出爱国的举动，根本是没有用的”。和平时期更需要爱国、勇敢善战、警惕以及为民族献身。日本人了解这点，但美国人的勇气只是“无知之勇”，这也就是美国有一天将发现菲律宾、关岛与夏威夷会在一夜之间突然被人偷袭夺走的原因。
　　荷马李还计算了船只数量，很容易看出的部分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逊于日本；较不易察觉的则是，美国运送船只与部队的能力也远逊于日本。荷马李还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格兰特当年利用火车输送12.5万名部队的整个补给作业，如今可以用大型蒸汽船办到，而大船横跨太平洋所需的时间，比当年格兰特从拉皮丹河（Rapidan River）到詹姆斯河（James）还短。就好比在1909年，日本的舰队号称在一周内，就以95艘船运送了20万名士兵渡过太平洋，而且日本海军能在10天之内集结70%的军力到达夏威夷西侧的任何一个据点。荷马李几乎完全精确地预知了日本侵略马尼拉所使用的进攻路线与登陆地点，并预言菲律宾会如同美西战争中的古巴一样轻易失守。他想象日本如果要征服夏威夷群岛，会因为当地13.3万名日本移民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容易。他还考虑到，阿拉斯加占地辽阔，以及“几乎采之不竭的财富”会引发日本非常高度的兴趣。而一旦日本拿下了西太平洋，“将会成为无懈可击的海军，其军事地位将无人能及，其他国家或国际联盟都没有办法攻克。日本将可以从这个太平洋的直布罗陀冷静地看着全世界，然后为他们所引起的惊涛骇浪展露笑容这个岛屿民族并没有天堂的观念，也不忧虑会触怒神祇”。
　　荷马李甚至还将美国海军规划者只敢在“橙色战争计划”中想象的事情一一罗列出来。因为一旦日本控制了西太平洋，他们的运输舰队很容易就可以运送成千上万的狂热士兵到达美国西岸，这些士兵就如同俄国在旅顺港所遇上的一样。美国能如何抵抗呢？哥伦比亚河炮台的火力甚至不及一艘日本战舰。洛杉矶完全无险可守，圣弗朗西斯科也很容易遭到包围。在他的想象中，日本人会在蒙特雷湾（Monterey Bay）登陆而进攻南方，在博德加湾登陆以进攻北方，而圣弗朗西斯科则会在日本一掌握圣马特奥县的水库后就立刻投降。美国唯一能反击的机会，就是训练成千上万的新兵，以横越大陆的铁路运送他们到西岸，并且还要翻山越岭地突破已确定会落入日本手中的重重狭窄危险的关隘。
　　荷马李并不认为这些预言的内容一定无法避免。但他写道，如果战争真的爆发，这些将会成为美国的弱点。因为，即使日本了解“富有的产业并不等于政治上的成长”，美国人所表现的政治意识与他们的工业成长比较起来，还是显得有些萎缩。“从整个人类竞争的历史看来，财富要与政治达到平衡，只有靠战争一途”。为何美国人会变得自私自利、软弱不堪，甚至在潜在的敌人面前也是如此？这些敌人不但瘦弱饥渴，而且又是好战的民族。荷马李认为，原因在于美国人最要命的神话大熔炉。在他看来，种族融合在渐渐地腐蚀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曾缔造美国制度并创立了一个大帝国。“然而，当政治、军事权力从作为统治要素，转变成为种族冲突的原因时，它们就不同了……到时候国家主权的理想，就会丧失于无止境的立法与野心的矛盾中”。而这将会使得美国无法保卫自己，因为在日本进攻之前，美国已陷于不能抗拒的诱惑之中，使得“必须要对这场到来的战事负责的，变成是美国人民，而非日本”。
　　说来奇怪，荷马李将他日文译本的版税送给孙中山，以表示他对孙中山的敬意，而使得每一个买他书的日本人，无意之中都对新中国的诞生有了一些贡献。孙中山在荷马李死后为他致上颂词。这篇祭文是这么开始的：“虽然荷马李先生不幸肢体残障，但他的头脑却是极为出色的。”


北京，1912
　　有时候私人生活里的悲剧，对强者来说打击反而更大；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呼风唤雨，所以一旦受到挫折时，便会怒斥上天待其不公。以利兰·斯坦福为例，他盼了18年才得到一个儿子，没想到孩子却在15岁那年死去。那是在1885年，当时勃拉瓦茨基夫人的通神学正风靡于圣弗朗西斯科的沙龙。于是斯坦福便举行了一次降神会，其间有一鬼魂的声音指引他创办一所学院来纪念他的儿子。至少这是传说中利兰·斯坦福二世大学（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的由来。斯坦福大学位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一片广阔的牧场上，并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这位曾设计过纽约中央公园的景观建筑师来设计这所有“西部哈佛”之称的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担任校长，而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在第一届的学生之列。但在斯坦福大学开办的前10年内，注册的学生里最奇特的一位，却无疑是荷马李。他驼背、个子矮小得近似侏儒，但是却有着独特的天分；他在1897年来到斯坦福。
　　后人对荷马李所知并不多，他的妻子因为害怕间谍的刺探，便将他所有的证件销毁了；而荷马李本人编出的一套说辞，则夸张得无法令学者信服。他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南北战争名将李将军（Robert E. Lee）的后裔；他也不是如孙中山后来所想象的，是中国自1900年开始革命以来的忠实盟友。他并未像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所相信的那般，曾到北京公使馆进行救援工作。“荷马李将军”更从未在任何真实存在的政府之中，带领过任何军队。但荷马李表面上的爱好武力，惧怕日本，以及从事了解中国的敏感任务，使他成为加州对美国地理政治思想的独特贡献，并且成为美国与东亚之间时而清晰、时而流于幻想的接触的具体化身。
　　我们确实知道他的父亲为了躲避南北战争，从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一路西行，在丹佛长大、结婚，并在1876年生下荷马李。荷马李自幼便罹患脊柱侧弯症，而且严重跛足。他只长到约1.5米高就停止了继续发育，但他背上的隆肉却越长越大，直到他的头看起来就像是放在一对畸形的肩膀上似的。他的视力奇差，读书或写字时都会严重地头痛，逼迫他非得待在黑暗的房间里休息不可。因此他过人的意志力就更让人啧啧称奇，因为他后来不仅成为世界历史、战略，以及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权威，并且还写了两篇长篇论文、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他的同学都叫他“短脖子”（Little Scrunch-Neck），他则以讽刺性的机智与口才，轻易化解了他们的嘲弄。他们全家搬到加州还不满一年，他就在17岁那年成为当地演讲联盟（Lyceum League）的领导人，而这个青年组织是由罗斯福赞助的。一位同窗回忆道：“他夸张的说话方式、锐利的眼神、特殊的声调，以及总是抬起手，伸出他特长的食指的姿势，都让人能彻底明白他那敏锐的头脑里所产生的想法。”
　　荷马李梦想着能进哈佛大学研读法律，但却由于“意料之外的经济困难”而未能成行（这也可能是他的一面之词，因为荷马李向来不承认自己会被人拒绝）。结果他自己写信给斯坦福校长乔丹，并获得了入学许可，然后从南太平洋搭船到斯坦福就学。一位同学描述他“背驼得可怜，他的躯干就像是绑在他双腿上的球茎，和许多得了像他这种病的人一样，他的脸孔看来像个聪明的小孩。尽管如此，他总是带着几分目中无人的模样，而且讨厌别人对他示好，也许是认为别人的友善都是出于怜悯”。他在班上是个怪人，老是耀武扬威地走在校园里；他会对着那些娇生惯养的同学们高谈阔论地说着军事策略，还在墙上挂满了旗子与地图。当别人在讨论足球与女孩子的时候，他谈的却是拿破仑、恺撒和李将军。当美西战争爆发时，他甚至真的训练了一支骑兵队，尽管队员们个个“又跛、又慢、又瞎”。他显然曾与乔丹校长有过一番争辩，因为反战的乔丹说荷马李“既粗鲁又好说大话，而且极端好战”。到了1899年，荷马李的头痛已经让他无法忍受，只好休学。没有人知道他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做了些什么，只知道他在城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同学们都问，他去了哪里？他到唐人街去了，他总是跑到唐人街去。
　　据他的传记作者说，荷马李对中国的狂热也许要从他在洛杉矶中学读书时开始，那所学校离洛杉矶的唐人街很近。像他本人一样，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华人都是又矮又丑；华人帮派间的斗争与他们的地下世界，对这个和正常年轻人娱乐无缘的男孩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除此之外，他的父母还认识圣弗朗西斯科著名的长老教会牧师伍盘照（Ng Poon Chew）。伍盘照是中国保皇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Society）的领袖，并且和三合会有所往来。通过他，荷马李有机会观察清末华人移民的政治紧张状态。他们有些是基督徒，有些遵从传统儒家思想，还有些人没有特定的信仰。有些人希望逼退慈禧太后，想借年轻的光绪皇帝之名施行明治维新那样的改革；其他人则梦想一举推翻清朝统治。荷马李也参与其中，并且对这种种政治密谋甘之如饴。为了对抗他的头痛，他阅读中国历史，抄写中国汉字，很快地，除了少数几个教授之外，他已经比任何美国人都更了解神秘的中国人了。
　　在1900年，《圣弗朗西斯科信息报》的周日增刊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该新闻以耸动的语气（这是荷马李本人所写）报道：“一位年轻加州男子正计划成为叛军势力的总司令，他准备全力帮助中国的皇帝。”这个年轻人是“斯坦福大学的荷马李”，他对“军事事务所知甚详”。有个学生叫道：“你在中国是会被砍头的！”而这个驼背居然回他：“幸运的是，他们可得花上好一番工夫才找得到我的脖子呢。”带着圣弗朗西斯科华人首领的信函，荷马李在当年6月搭上了“中国”号蒸汽船。那年他才23岁。
　　我们现在要对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势作一番回顾。在中日战争失败，以及继之而来所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之后，光绪皇帝实行了“百日维新”，但却受到慈禧的干涉。她镇压了维新运动，并且鼓励义和团发展。因此受挫的维新分子只好求助于海外华人来推动他们的保皇党。这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康有为及梁启超（在《圣弗朗西斯科信息报》上，他们的照片就放在荷马李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较不为人所知，名叫孙中山的人。
　　孙中山是另一个在新兴、多元文化的北太平洋地区长大的孩子。他出生于南方的广东，那里一向是反叛与移民势力的中心（他的叔叔曾参与太平天国起事，而他的哥哥则到夏威夷从事糖业生产）。13岁那年，他也到了火奴鲁鲁，并且在英国国教的意奥兰尼中学（Iolani School）读书，该校是在爱玛王后时期设立的。接下来他又到香港研习医学，1884年他在香港由一位公理会的教士施洗成为教徒。但他所主张的信仰，却是结合了太平洋与亚洲的折中思想，这是他的牧师们不可能赞同的。他不肯放弃一夫多妻制，并渐渐欣赏起列宁，虽然他必须依靠西方的援助才能发展推翻清朝的运动，却仍梦想着将亚洲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1896年，他在前往伦敦一所教堂做礼拜时，被慈禧的手下绑架，最后是靠着一封寄给英国政府的密函，才使他免于被引渡与遭受酷刑。
　　在早年，孙中山与康有为视日本为中国改革的范本。1898年，孙中山与他的日本友人甚至派兵援助正和美国作战的菲律宾人。但孙中山和康有为对于义和团一事却有不同意见。孙中山认为此时正是可以结合日本势力，一举推翻清政府的大好时机，但康有为却并不信任日本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最后证明康有为的看法是对的。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中，共有800多人参与，并且成功地阻挡住前来镇压的清军。孙中山曾允诺会供应日本武器，但这批武器却未运抵中国，而使得这次的起义终告失败。
　　在这动荡不安的一年中，据称荷马李曾出现在每个角落，但也有消息指出他并没到过传说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有人说他曾带领一支“保皇军”到北京公使馆追捕惊慌逃命的慈禧！在另一个故事中，他参与了惠州事变，之后伪装成和尚，把一位当地的传教士（同样也出身斯坦福）吓呆了：“他在我们的地盘上做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而第二天一早他就不见了。他在搞什么鬼？”而伍盘照的说法则是另一个极端，他说荷马李根本就没去中国，只不过是在香港和澳门直到他的钱用光为止。但他是受到乔丹的鼓动，才扯荷马李的后腿；乔丹因为荷马李的“好战倾向”玷污了斯坦福的形象而痛恨荷马李。
　　荷马李的确在1901年1月到过日本。他在那里不只恰好碰上了正在休假的乔丹，同时还获得了与侯爵大隈重信见面的机会，大隈是日本前首相，也是康有为的好友。大隈告诉荷马李，明治维新必须成为中国革新的榜样，而改革者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荷马李称赞日本人的同情心，并且提出警告，说俄国是中国改革的主要障碍。他在同年4月回到加州，从此音信全无。
　　因此义和团运动对康有为、孙中山及有可能成为总司令的荷马李而言，也许只是美梦一场。但事实上，它却引发了种种潮流，导致清朝在仅仅10年之后便被推翻。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慈禧同意进行改革：修建铁路，重组军队，并允许人民到外国留学（数千名学生被送去日本）。清廷原本希望这种“自强”运动能够维持、而非破坏政治现状，但在大量聪颖的青年人接触了外国文化后，又怎么可能阻止他们加入政治改革的运动呢？因此清廷迟来的改革，就像日本在佩里船长打开幕府之后一样，不过是旧政权灭亡的开始罢了。
　　荷马李在改革派领袖梁启超1903年到洛杉矶访问时，再次出现为他安排一切。梁启超继续前往纽约以及华盛顿，他在纽约看见摩根时，整个人都僵住了；在华盛顿看到国务卿海约翰以及遇见罗斯福总统时，也都吓得说不出话来。当然，美国政府无法对他提供援助，不过还是有私人可以办到。正是在梁启超造访期间，第一所中国改革学校（Imperial Chinese Reform School）在洛杉矶落成，这所学校的目的是训练年轻的中国人成为革命军队。在一年之内，中国改革军（Chinese Imperial Reform Army）仅在加州就成立了13个支部，在北美其他的唐人街也有20个支部。一位退休的士官，安塞尔·奥班尼安（Ansel O’Banion）“队长”负责主要的征募工作并担任教官一职，还有大约40名支薪的军官大部分是美国人共同管理与指导2000名左右的士兵，而居最高位的是陆军中将荷马李。毋庸置疑，荷马李和他的军官们若无康有为、梁启超的认可，是无法将唐人街里的人组织起来的。不过，这些美国友人所表现出来的信任与尊重，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使中国人轻易地相信，有一天，他们的美国朋友们会和他们一起搭船返回中国，进军北京。
　　1905年，《洛杉矶观察报》报道，荷马李“正前往伦敦，与他一起的是康有为阁下”。《圣路易斯邮报》也报道：“一名美国人期望成为中国的拉法叶（Lafayette），领军出战。”康有为本人曾到过美国，也察看过这批志愿军。荷马李和乔丹的关系也有所改善，因为现在这位斯坦福校长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给罗斯福。所以乔丹与国务卿一起招待了这个外国革命者与一位美国公民；这位美国公民正为了推翻一个与美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而在美国领土上筹组军队！康有为希望利用会面的机会阻止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s），但荷马李吹嘘军队的力量，并说罗斯福也认为他们“很棒”。康有为继续前往纽约、芝加哥、圣弗朗西斯科，以及其他城市，在这些城市里，成群的中国人会在穿丝袍的康有为和穿着怪异的中国将军服的荷马李共同带领下，在街头摇着龙旗游行。不过这也就是荷马李改革军的极限了。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很快证明他们是多余的，后来在1911年，奥班尼安因为替非法外侨偷渡而入狱时，改革军就解散了。
　　从出版日期为1908年到1910年的小说与第一卷的《地缘政治学》来看，荷马李在1906年与1907年间曾在深入研究上投入大量时间。名为《红铅笔》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中国农村女孩的故事，她的声音引起了一位旅行途中的清朝官员的热情，但她表示拒绝，她说这歌声是为了“鸟儿们和村里的采茶人唱的，而不是为了清朝豺狼虎豹似的官员而唱”。但是地方官强迫她嫁给这位高官，并且将她的教育问题交付给一个年轻的法国僧侣，这位法国人对福音书的关注，远不及他对解救中国农村的受苦百姓的热情。结果这个女孩和法国人坠入情网，想要远走高飞，但最后还是被捉住了。女孩被判处死刑。但有个垂死的人将一个三合会的信物交给这位曾帮助他的法国僧人。中国人虽然畏惧满族人，但对于任何拥有三合会信物的人，都会加以服从。所以在最后一刻，这个僧人拿出信物，成群的中国人搞乱了刑场，而那女孩也终于获救了。
　　一位评论者认为荷马李的这部小说是“以英文写的第一本中国写实小说”，这本书引人注目之处，并非在于他对中国美德的理想化这点是可以预料到的，而是在于书中这位僧侣所表现的西方特色很令人怀疑。基督教一无是处，他本人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也不是以高高在上的神学或教义解救那个女孩；他显得很困惑，根本不能了解那个信物所代表的力量。总之，他的角色是解放这些群众本身不朽的灵魂的催化剂。就像荷马李后来所写的：“要改革中国只有一条路，这条路他们自己过去已经进行了6次，也就是要连根拔除整个腐败的官僚……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并不能为这个国家的改革做任何事。”对于商业与基督教、神学、门户开放政策以及金元外交所代表的福音来说，这是多么强烈的否定！一个西方人顶多能做到荷马李所说的，帮助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然后撤回太平洋彼岸属于白人的地方。
　　中国的革命，必须在中国本身过去千年以来循环往复的历史轨迹上进行，不过这件事只有荷马李能够了解。而其他的列强，却只是对病入膏肓的中华帝国感到踌躇，不知道是否要让中国彻底灭亡。他们都和中国订有条约，并从中国的积弱不振中获利。如果清政权注定要失败，到时候或许他们也会试着去拍革命分子的马屁。但究竟哪一派革命党会获胜，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会是日本明治政权的党羽，或是赞成西方民主制度，甚至基督教的人吗？如我们所知，美国的政策从支持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突然变成倾向于罗斯福的意见鼓励日本扩张又转变为塔夫脱的金元外交政策；而与荷马李或美国传教士的立场相近者，则同情中国的改革运动。日本的政策也是同样不确定。但日俄战争之前，明治天皇同情中国的激进派，民间人士如宫崎寅藏（Miyazaki Torazo）更为孙中山提供庇护所及武器。但在1905年后，日本已不能单纯地摆出亚洲兄弟的姿态了，因为现在又多了帝国主义者，而且日本与清朝的存亡已有利害关系。所以当北京政府在1907年，对于日本窝藏中国革命分子一事提出抗议，东京方面同意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不过却也给了他一个英雄式的欢送仪式，还向他提供了７万日元的补助金。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同时与中国的两边势力结交示好。
　　与此同时，清朝也作出改革的模样。自强运动的关键在于再次重申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军阀这些地方军阀是在太平天国期间坐大的的领导地位。国家军队要现代化，并且要使地方军阀服从国家指挥。这当然是很好的想法，不过每个人都知道，汉人是不愿意服从满族人的。所以朝廷宣布要复兴满族人的尚武精神，重新唤回早年旗人马上治国的方式，更要驯服所有地方的汉人。只是他们现在已不再穿着蒙古人的粗皮衣，而是穿着从德国皇帝那里所学来的德国王公贵族的制服。如果军事的现代化能在50年前实行的话，或许还有可能挽救清朝。但是，军事改革不仅没能早日实行、挽救清朝，反而更引起了汉人文武官员的愤恨，这些汉人官员现在还得直接向旗人贵族弯腰鞠躬，更丧失了他们过去所享有的地方自主权。要是清朝中央化的改革能够伴随着自由化的话如光绪皇帝所期盼的那么清朝或许还能得以复兴。但是当慈禧太后最后在1908年去世时，这位年轻的皇帝也离开了人世在慈禧死前一天病故，至少朝廷是这么说的。不难想象，可能是慈禧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派人将她的继承人杀掉。后来皇帝之位传给了她的侄孙，一位年仅３岁的幼童，而这也正意味着清朝将陷于真空状态。对于海外领导人如孙中山，对于激进的学生、汉人商贾、地主缙绅，以及愤怒的年轻汉人军官、海内外的秘密会社等等来说，现在除了推翻清朝，已没有其他的选择。清政权仍坚持中央要抓紧政治权力，甚至到1911年5月时，还想要将部分地区性的铁路国有化。对于地方上的汉人而言，这意味着经济事务也将与军事武力一样，落入腐败的清朝官僚与清朝的外国债权人的手中。于是各地开始散布着叛变的谣言。
　　孙中山自从遭日本驱逐出境以后，就在世界各地旅游，他在1909年时第三度造访美国。荷马李的第二本书吸引了他的注意。荷马李对于查尔斯·布思（Charles B. Boothe）的情谊，也使得这位洛杉矶商人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捐款赞助者。1910年年初，在孙中山的提议下，他们3人在洛杉矶见面共商对策。孙“总统”将会把分散的中国人统一起来，并进行一次最后的全国革命。“总司令”（Commanding General）荷马李则统筹对抗满族人的军事策略。“财务经理”（Financial Agent）布思会取得资金，以供起事之所需。但是布思面临破产：诺克斯的金元外交最后继续实行，松绑后的华尔街资金也流向北京。荷马李本人在去德国寻求一位著名眼科医生诊治以前，在国务院连一官半职也没有。孙中山则继续在美国的唐人街之间拜访，1911年10月得知另一起事件情势逆转时，他人正在丹佛。这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得到了陆军的支持，事件的影响遍及全国，一发不可收拾。
　　清廷最后的挣扎开始于武汉，当时有群变节的汉人军官在他们的集会处处理一颗炮弹时不小心出了差错。爆炸声引来了警察，警方夺取了阴谋起事者的名册。这些军官并没有束手待毙，等着被包围逮捕，而是即刻展开行动，夺下了一座军械库，并且与当地的改革人士及秘密会社团结在一起。很快，全省都笼罩在暴动的火光之中。朝廷中只有一个人袁世凯知道要如何应付，小皇帝的母亲立刻把他找来。袁世凯在朝中已久（我们在1882年时，第一次在朝鲜遇见他，当时李鸿章也在场），他此时未获重用，不过朝中的政敌对他颇为畏惧。但他以前手下的将领以及一些支持者，都在他之下重新集合起来，而皇太后则让他处理这次的事件，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棘手的一次叛乱。
　　孙中山急切地要返回中国，接手负责处理武汉的起事。但如果没带资金与其他资源回去的话，他的出现也不会有太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搭火车前往华盛顿，到了之后，诺克斯还是同样不肯理睬他，然后他又搭船到伦敦，与荷马李会面。荷马李抱着英国国会支持的希望，甚至承诺中华民国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同盟国”，他还谎称诺克斯与参议员鲁特都站在他这边。荷马李所能得到的承诺仅是英国将会支持任何在中国出现的强大政府，而他竟然就满意地穿着这件英国裁缝为他做的新衣裳，和孙中山搭船回中国去了。《新加坡自由报》吹嘘说：“荷马李将军，现已退休的美国军官，承担了领导军事政府的责任。”我们不知道孙中山与荷马李在从欧洲到中国的漫长旅程中聊了些什么，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于圣诞节抵达上海时，荷马李步下踏板的姿态，仿佛就是中华民国的总参谋长似的。
　　当然，中华民国还并不存在，荷马李也没有军队可以指挥，孙中山在南京的“政府”除了受人尊重的威信之外，也没有真正的实权。袁世凯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但也还不足以镇压武汉的叛乱。所以避免内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孙中山与袁世凯直接会面来处理。这也正是皇太后心里所设想的：利用停战的谈判以结束叛乱，但又要能原封不动地保住政权。但袁世凯有什么理由要挽救这个衰颓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中的大部分官员都对他既痛恨又畏惧。为什么他不趁此机会向太后勒索大笔黄金，以便能够将他现在暂时性的权力变成永久的保障呢？然后他可以在由他而非孙中山当总统的条件下，背叛太后，跑到中华民国的那边。孙中山答应了他的条件：“不论是由我来担任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或是与袁世凯合作，由他来当，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已经做了我的工作了。”所以孙中山在袁世凯建立共和国的条件上答应辞职，清帝在1912年2月12日退位。他们给了小皇帝一笔抚恤金，并准许他住在皇宫内，做一个真正的囚犯。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共和国了，而那些过去满心欢喜地将赌注压在清朝这边的国家，如今变得不知所措。而且掌握局势的还不是他们设想的孙中山，因为袁世凯在一年内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独裁君主，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则被迫成为反对势力。荷马李过去被视为中国革命的拉法叶，但他却在清帝退位的前一天突然陷入昏迷状态，当他恢复神智时，实际上已失去视力了。荷马李的太太带他回国，并且在他们位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别墅中照料他，直到他在11月1日第二次发病身亡为止，当时他年仅35岁。
　　荷马李真的曾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们并不确定，他自己也不相信任何一个美国人会对中国造成影响。那么他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吗？或许是有的，不过他的影响并非如真正所需的那样大，所产生的效果也没能很快体现出来。他留下了《红铅笔》一书、一些短文，以及两部被称为地缘政治学的新科学著作。但比起驻守于太平洋基地的军官，这些作品对于美国人观点的影响简直微乎其微，尽管《无知之勇》与《撒克逊之日》这两本书在分析形塑北太平洋的种族与军事政治力量的作品中很具前瞻性的。这或许是由于荷马李所引以为傲的无情的客观性，事实上他无情地拆穿了所有美国人所喜好的神话。他写道，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遵循着与历史上各个帝国所历经过的兴亡盛衰的相同法则。美国并没有隔开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护城河，所以也不能算是孤立的，因为现代科技早已将各大洋联系在一起了。美国是白人的、基督教的或民主的国家这一事实，并不能保障它的未来。相反，美国对于过去种种遗产的过度自信与自傲，只是使自己看不见自己的不设防状态。美国人的资产或是和平态度，并不能保护美国，因为“一个繁荣富裕而同时又没有防备的国家，只会引发战争，加速自身的灭亡”。而且美国人并非如他们所乐于相信的那样爱国，因为如果当“人们只能在战争时期做出爱国的举动，根本是没有用的”。和平时期更需要爱国、勇敢善战、警惕以及为民族献身。日本人了解这点，但美国人的勇气只是“无知之勇”，这也就是美国有一天将发现菲律宾、关岛与夏威夷会在一夜之间突然被人偷袭夺走的原因。
　　荷马李还计算了船只数量，很容易看出的部分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逊于日本；较不易察觉的则是，美国运送船只与部队的能力也远逊于日本。荷马李还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格兰特当年利用火车输送12.5万名部队的整个补给作业，如今可以用大型蒸汽船办到，而大船横跨太平洋所需的时间，比当年格兰特从拉皮丹河（Rapidan River）到詹姆斯河（James）还短。就好比在1909年，日本的舰队号称在一周内，就以95艘船运送了20万名士兵渡过太平洋，而且日本海军能在10天之内集结70%的军力到达夏威夷西侧的任何一个据点。荷马李几乎完全精确地预知了日本侵略马尼拉所使用的进攻路线与登陆地点，并预言菲律宾会如同美西战争中的古巴一样轻易失守。他想象日本如果要征服夏威夷群岛，会因为当地13.3万名日本移民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容易。他还考虑到，阿拉斯加占地辽阔，以及“几乎采之不竭的财富”会引发日本非常高度的兴趣。而一旦日本拿下了西太平洋，“将会成为无懈可击的海军，其军事地位将无人能及，其他国家或国际联盟都没有办法攻克。日本将可以从这个太平洋的直布罗陀冷静地看着全世界，然后为他们所引起的惊涛骇浪展露笑容这个岛屿民族并没有天堂的观念，也不忧虑会触怒神祇”。
　　荷马李甚至还将美国海军规划者只敢在“橙色战争计划”中想象的事情一一罗列出来。因为一旦日本控制了西太平洋，他们的运输舰队很容易就可以运送成千上万的狂热士兵到达美国西岸，这些士兵就如同俄国在旅顺港所遇上的一样。美国能如何抵抗呢？哥伦比亚河炮台的火力甚至不及一艘日本战舰。洛杉矶完全无险可守，圣弗朗西斯科也很容易遭到包围。在他的想象中，日本人会在蒙特雷湾（Monterey Bay）登陆而进攻南方，在博德加湾登陆以进攻北方，而圣弗朗西斯科则会在日本一掌握圣马特奥县的水库后就立刻投降。美国唯一能反击的机会，就是训练成千上万的新兵，以横越大陆的铁路运送他们到西岸，并且还要翻山越岭地突破已确定会落入日本手中的重重狭窄危险的关隘。
　　荷马李并不认为这些预言的内容一定无法避免。但他写道，如果战争真的爆发，这些将会成为美国的弱点。因为，即使日本了解“富有的产业并不等于政治上的成长”，美国人所表现的政治意识与他们的工业成长比较起来，还是显得有些萎缩。“从整个人类竞争的历史看来，财富要与政治达到平衡，只有靠战争一途”。为何美国人会变得自私自利、软弱不堪，甚至在潜在的敌人面前也是如此？这些敌人不但瘦弱饥渴，而且又是好战的民族。荷马李认为，原因在于美国人最要命的神话大熔炉。在他看来，种族融合在渐渐地腐蚀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曾缔造美国制度并创立了一个大帝国。“然而，当政治、军事权力从作为统治要素，转变成为种族冲突的原因时，它们就不同了……到时候国家主权的理想，就会丧失于无止境的立法与野心的矛盾中”。而这将会使得美国无法保卫自己，因为在日本进攻之前，美国已陷于不能抗拒的诱惑之中，使得“必须要对这场到来的战事负责的，变成是美国人民，而非日本”。
　　说来奇怪，荷马李将他日文译本的版税送给孙中山，以表示他对孙中山的敬意，而使得每一个买他书的日本人，无意之中都对新中国的诞生有了一些贡献。孙中山在荷马李死后为他致上颂词。这篇祭文是这么开始的：“虽然荷马李先生不幸肢体残障，但他的头脑却是极为出色的。”

日本富有的产业不等于政治上的成长；美国政治意识与工业成长相比有点萎缩。?????

奉天，1931
　　下一次环球飞行用的并不是飞机，而是巨大且装满氢气，体形呈雪茄状的齐柏林硬式飞艇（Graf Zeppelin）。长度超过230米，氢气容量超过11万立方米，这艘飞船是专为运送旅客及货物横越大西洋所设计。在雨果·埃克纳（Hugo Eckener）船长眼中，这艘最大型的德国飞船不但装潢奢华，而且优美动人：“它如银鱼般静静漂浮在大气的海洋中，像在水族馆看到的奇妙异国鱼类似的吸引住大众的眼光。就像仙子一样，它似乎要融入银蓝色的天空；当从远方冉冉浮现，沐浴在阳光之中，看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短小精悍又勇于冒险的埃克纳不但身兼设计师、制造者和驾驶员，同时也是这项活动的推动者。至于负担费用的赞助者，除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当然不作他想。这项环球冒险于1929年8月7日由纽约展开，齐柏林飞艇绕行自由女神像一周，出发横越大西洋。一周后，40位船员和18位旅客在弗里德里希斯哈芬（Friedrichshafen）①再度升空到巡航高度，全速开往东方。斯大林竟然会答应让他们进入苏联领空这件事颇不寻常，因为飞船是以低于914米的高度横越苏联最宽的地带，而且船上随时装好了相机准备拍照。
　　由上向下俯瞰，西伯利亚的针叶树林和沼泽地显得分外沉静，静得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想想要是我们在这里坠机？”在观赏甲板上喝着美酒的乘客想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共产主义正开始让西伯利亚恢复旧观。由于下方的森林是如此一成不变，埃克纳只好像古代哥萨克人一样顺着河流前进，以免弄错方向。到了雅库茨克，船上人员投下一个花圈以纪念死在西伯利亚俘虏营中的德军。依照原来的飞行计划，齐柏林飞艇应该调头往南，沿着阿穆尔河入海；不过埃克纳却选择继续向北飞行，这或许是因为想避开夏季季风（按他自己的说法），但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中苏两国正在中国东北发生激战。这项行程上的改变，使得埃克纳船长不得不选择通过外兴安岭（Stanovoy Mountains）的航道，而且这条山脉竟比埃克纳的估计高出305米，埃克纳只好咬紧牙关，开始一再抛出沙袋，最后好不容易才让他的巨大飞艇以离山顶约45米的高度滑过山头。
　　齐柏林飞艇只花了不到4天就由欧洲飞抵太平洋岸，然后再向南飞过库页岛。俄国剧作家契诃夫（Chekhov）到过贫瘠的库页岛，并且直截了当地以“地狱”称之。不过据地质学家估计，这座岛的北部也就是归苏联所有的那一半却蕴藏着1亿吨原油，这些油对日本国防“绝对不可或缺”。难怪在介入西伯利亚期间，日本会占据库页岛北部。为了保住本身的权益，苏联甚至在1922年1月与辛克莱石油公司（Sinclair Oil）签下一纸合约，冀望美国人能将日本赶出此地。不过，由于休斯不希望华盛顿会议被任何争端干扰，所以他对日本逮捕3位辛克莱公司探勘人员的事件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碰了一鼻子灰的俄国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直接与日本交涉。前任国务卿蓝辛因此严厉斥责休斯，说他“让库页岛油田落入日本之手”。结果休斯得到了他的《华盛顿条约》，苏联取回库页岛北部，而日本海军却取得了所有原油。
　　比起前些年来，齐柏林飞艇俯瞰下的东京已经颇为可观。为了庆祝地震后的重建，当时东京正计划要举行一项大规模庆典仪式。浅草的新电影院和音乐厅，位于银座的百货公司都吸引了许多擦着化妆品、画了眼线的时髦日本女郎；她们头戴高帽，身穿蓬裙，整个人几乎大了一号。1929年的夏天，爵士乐和鸡尾酒，以及任何让传统日本人深恶痛绝的玩意都蔚为流行。埃克纳和他的船员接着打算花72小时飞渡太平洋；不过埃克纳却罹患肠胃炎，结果这段旅程花了两倍时间，而且船上人员全都闷得发慌：因为齐柏林飞艇就像陷入棉堆似的罩满云雾，而且四面除了海水之外看不到任何景观。在人类历史上，这或许是第一次旅客对速度、距离或危险全无概念的旅行。就像现在搭乘喷气式飞机的乘客一样，他们只是在世界上某地登机，然后在经过一段令人厌倦的舒适旅行之后，又在另一个地点落地而已。赫斯特麾下的一位记者就曾形容说：“搭飞机你是在飞行，搭飞艇你却是在旅行。”
　　齐柏林飞艇接着沿着加州海岸航行，借以对赫斯特位于圣西蒙（San Simeon）的城堡致敬，之后飞艇就停泊在洛杉矶的美国海军造船厂。这座目前东太平洋岸最大的城市是在1920年的人口普查中，将自鸣得意的圣弗朗西斯科挤落第一宝座的。在20世纪20年代，南加州的航空、电影、制造业、房地产、教育，特别是农业都欣欣向荣，而这一切都要感谢内华达山脉山下的欧文斯河计划（Owens River Project）所带来的水和电力，以及1928年通过的顽石坝（Boulder Dam）即将带来的远景。到了1930年，洛杉矶县注册的汽车已经超过80万辆，交通阻塞和空气污染成了家常便饭。不过，就如《洛杉矶时报》在1926年所刊登的：“除了汽车……还有什么是追求幸福最快、最稳健的工具？”当然洛杉矶也因此产生了逆温问题，弥漫在山谷里的浓烟总是久久不散。1929年8月26日，逆温问题也缠上了齐柏林飞艇。当时埃克纳采取了大胆的策略：他让飞船奋力向前，希望因此产生的空气动力大到足以让飞艇升空。突然，一条高压电线拦在眼前！他们的唯一机会只有设法跳过。埃克纳以威严十足的德语大声下令拉起升降装置好将船鼻拉过电线，然后再反转升降装置，拉高船尾。飞船越过电线，飘向沙漠。不过假如电线的火花接触到了飞船的氢气……
　　埃克纳选择南向航道以避开落基山脉，然后再转向东北方，穿越北美大平原。芝加哥万人空巷，人人都挤在湖滨，目瞪口呆地看着飞船冉冉现身：向来被视为腐败象征的市政厅摇身一变成了荣耀夺目的飞船降落场。1929年的芝加哥正处于巅峰状态：经济强盛、到处找得到酒喝，甚至连小熊队都赢了一面优胜锦旗。不过最盛大的庆祝仪式是在纽约，埃克纳再次驾驶飞船绕过自由女神像以完成他的环球之旅。何其不幸！这竟是这个戏剧性年代的最后一场盛宴。满天飘着彩带的飞艇游行结束才不过几个星期，华尔街股市就开始一泻千里。经济大萧条已然到来，不到一年，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关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股市大崩盘、失业、金融机构与公司倒闭、巨大的通货紧缩就联手摧毁了国际贸易。
　　这对向来勉强生存的日本犹如晴天霹雳。日本出口骤减了50%，数千名靠卖蚕丝给外销商过活的农民在1931年沦为贫困户，1932年又因稻米歉收而饱受饥荒煎熬。美国人要不是不肯买就是买不起日货，而中国人这时正全面抵制日货。对一个缺乏原料和农地，繁荣完全依赖出口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崩溃是最可怕的大灾难。难怪认为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秩序裁军、门户开放、仲裁只带给他们悲哀和耻辱的日本人会多过以往。甚至连欧洲、英国和美国都面临社会崩溃的边缘；想想看，在这种脆弱的时刻，日本人哪会急于模仿前者的规范！日本何必再忍受东京的亲西方官员那一套？说不定正义凛然的军方批评家才是大和民族的最终救星。
　　不过经济大萧条只是日本民主衰微的背景，而非其主因。日本沦为神秘的神道极权主义国家（某些方面颇类似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早就由明治时代的王政复古主义者深植在日本政体之中。是他们以国家安全为诉求，发起军事政变推翻文人政府。是他们假天皇之名组成寡头政治；他们拟定宪法，规定海陆军只向天皇一人负责。是他们为年轻人制定了一套全国通用、一元化的极端爱国主义教育系统。是他们竭尽心力宣传有关日本起源、天性和宿命的官方神道神话。是他们以德国人为师，以征兵制建立起一支现代化军队，并在军官心中深植武士道精神。
　　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同时也让日本感受到自由主义、都市化和宪政的影响，而且和仇外的军国主义思想比起来似乎毫不逊色。但是自由派都是都市精英，容易招来腐化、孱弱之类的指控；军国主义者就明显比较具有民粹色彩，带有乡土的纯真。因此，西方人认为群众永远站在国会政府这一边，日本群众却越来越瞧不起腐败政客和支持他们的财阀。只要这些政客能够有效管理日本经济，并且让日本赢得西方的尊重，他们的统治就还可忍受；不过，不论在日本历史或宪法上，多数统治都算不上是一种原则。明治时代的先例等于承认了军事政变的正当性只要文人政府显然背弃了“日本”的话。
　　然而何谓“日本”？西方观察家或许以为“日本”就是日常和他们碰面、打交道的那些人：外交官、政府官员、教授、商人、旅馆业者，还有酒吧女。他们不会认识太多陆军中尉，农民就更甭提了。因此认为日本现代化后必然会变得类似西方国家这种预期，事实上就是一种双重自欺。首先，这个想法不该先假定19世纪西方自由派的进步和法治理论具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共通性；其次，由于自由主义和法治在西方本土也已脱离正轨，一个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亚洲人如果想向西方学习、想要现代化，他比较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民主主义者。与其疑惑大正民主政权为何失败，或许我们更该为它竟能持续那么多年感到讶异。明治体制、日本文化，再加上棘手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都暗示了一种具有阶级支配意识、以全体同意为基础的军国主义政策即将取而代之。这是一种直觉政策，一种在绝望之下拼死一战的政策。
　　以存续国家本质为己任的犹存社（Yuzonsha）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宣传神道思想，北一辉（Kita Ikki）在其《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就曾详述其目标：日本必须在军方，也就是“国体”保卫者的援助下，展开国内及国际革命。就如英美等“富国”阴谋抑制日本，财阀和被他们收买的政客也狼狈为奸，意图压迫他们自己的国人。只有通过革命，日本才能回归团结、牺牲、责任、虔敬等原则，才足以在对抗帝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抗争中“高举亚洲联盟的道德旗帜”。就在1923年这一年，日本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诞生，这种同时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带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对当时的国内与国际秩序同感厌恶。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就是这派人物之一，在他将世界分为“富国”和“贫国”两大阵营，而且后者“为了自保必然要摧毁现状”之时，同时也预告了墨索里尼的崛起。就在文人政府大肆削减军方特权和预算之时，北一辉思想却在军官阶级中迅速传播开来。要让政变显得名正言顺并不困难：理想派军人需要的只是将至清无垢的天皇和在东京追求权位的政客与商人作一强烈对比罢了。一如明治时代的王政复古将日本由幕府手中拯救出来，现在也需要“昭和维新”，以拯救日本于政党之手。此外如果军中将领过于懦弱，不敢带头起事，那就必须由校级军官自作主张。“下克上”属下在紧急时刻采取的直接行动是受日本历史认可的一种行为。
　　最后，20世纪20年代的参谋人员开始以现实因素为借口，为国内外激进行动展开筹划。一派以“有备无患”或“全面战争”为目标的集团开始在负责筹划日本战时经济的人士中集结成党。这些人并不都是狂热分子，其中有的只是通过统计获得一项明显结论：日本打不起消耗战。就像德国，他们的陆军虽然所向无敌，但在同盟国的经济封锁之下，却不得不俯首投降；日本也可能同样窒息而死，除非它能征服所需的稻米和矿产产区。剥削朝鲜、陆军在西伯利亚和库页岛的活动，以及将太平洋上的委任统治地建设为“新日本”等行动，都是受到这股思潮影响的结果。德国当初在密克罗尼西亚只派驻了20多名军官，日本海军与殖民部却派了950人之多，外加到1941年累积人数已近9.3万人的移民潮。不过帕劳（Palau）群岛的椰子干和硫黄却不足以让日本工业自给自足。因此，到了1927年，新成立的内阁资源署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东北。当地不但蕴藏有大量铁矿和煤矿，同时能供应丰富的大豆、谷物、花生、人参、食盐、木材、毛皮和羊毛产品。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中国东方铁路每年还是拥有40%左右的盈余。不过，除非墨守成规的东京官僚有勇气挺身自卫，否则日本有可能会失去中国东北。一位资源署官员写道：“我们不仅关心满蒙问题，也在意国内改革……我们受够了。”
　　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中校是将经济独立、扩张、内部整肃等理念付诸行动的人选。他是精明强干的圈外人，出身于1868年前的一个幕府派小家族。而聪明的局外人有一种倾向，他们常会以虚拟的世界观来为个人的圣战作辩护。1907年，石原由日本军事学院毕业，随后曾前往朝鲜旅游，之后又进入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荣获天皇宝剑奖章（Imperial Sword），获得这种奖励的军官通常都会迅速拜将。相反，石原却未获晋升，最后成了一名学者。他在德国花了3年时间研究历史，然后返回日本在参谋学校任教。不过，除了有关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一世的讲学之外，他还预言了大决战的即将到来。
　　他的灵感来自一种集日本神道、德国理想主义、佛教日莲正宗之大成的怪异混合思想。日莲正宗是一位13世纪僧侣所创的佛教支派，创始人预言三世之后，世界将陷于混沌，会有一场“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世界冲突”。日本注定将赢得这场战争，和平统治全球。一位20世纪的日莲高僧就曾说：“日本是世界的真理、人类救赎的基石，同时也是世界的最终寄托。”这项教义令人联想到与基督教的启示录和圣人千福年，不过对日莲正宗而言，“种族”就是他们的教会。石原将这种精神理念投射在他自身的战史观上，他认定毫不出人意料“最终战争正快速逼近”，亚洲人民将在日本领导之下对抗由美国领军的白种人国家。不过，由于对“中国民族的政治能力极感怀疑”，他认为日本在对美国挑战之前必须先将亚洲组织起来。“的确，日本武力是拯救世界的正道日本‘国体’的守护神”。然而为了要确保胜利，日本必须遵照“以战养战”的原则，掌握所需的亚洲和大洋洲资源。当最终决战到来之时，日本必须挥军攻向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迅速击溃美军，否则损失将会极为惨重。因为据他预测，空中武力将带来末日般的彻底毁灭。
　　石原并非狂人。至少和那群抱着令人厌恶的乌托邦理念，在德国蜂拥而起的准黑格尔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是到处可见的共产主义者比起来，他是怪不到哪里去。不过就像列宁、希特勒和孙中山一样，石原也企图将自己的梦想化为现实。这就是为何他会请缨前往中国东北，企图完成张作霖的谋杀者未完成的使命。他缺少的只是参谋人员应有的耐性和仔细，而这点也由1929年派抵关东军总部的板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补足。他们一起拟订了一项计划，企图利用少帅张学良不在之时引发争端，对中国东北的军阀部队发动奇袭，然后将军队呈扇形散开，一举占据整个东北。俄国人根本不敢反抗，美国人则措手不及。到时候远在东京的懦弱官僚也别无选择，只能在全球舆论攻击下对既成事实展开辩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强迫我们的国家展开对外扩张，”石原写道，“其间我们还可以等待时机，完成国内革新。”
　　在石原与板垣忙着寻找可兹信赖的军官之时，远在东京的政治家正在与经济大萧条作殊死搏斗。一如往常，日本必须在其他国家为它所准备的世界中生存，而这次这个世界却病入膏肓。美国总统胡佛和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大力鼓吹的应对之道之一，是再进一步削减军费。1930年，他们于伦敦再次召集华盛顿公约列强，要求出席代表对各类战舰定出上限。经过例常的虚张声势和你争我吵之后，日本在潜艇方面维持不变，巡洋舰和驱逐舰则取得较以往为佳的10∶10∶6比例。赫斯特旗下报纸和《芝加哥论坛报》齐声谴责，认为这项公约等于是拱手奉送。日本民族主义者却另有抗议之道：1930年11月，一位以爱国人士自居的刺客射杀了国会政府之首首相滨口雄幸（Hamaguchi Yuko），地点和原敬首相最后出游遇刺之地几乎完全相同。滨口终于于1931年8月伤重不治，议会政府也随之中途夭折。
　　3星期后，一位陆军参谋本部军官带着发给关东军指挥官本庄繁（Honjo Shigeru）的紧急命令离开东京。这道来自战争部长的军令下令不许日本军官在中国东北采取任何“直接行动”。为何当时这位信差会将自己的任务内容透露给某些驻扎在东北的陆军上校，但却没有告诉他们的指挥官本人？为何他未直飞抚顺当时本庄的大本营，却反而好整以暇地经由铁路，进行了一趟朝鲜之旅？为何抵达奉天之后，他连打电话给总司令部都顾不得，却反而忙着外出花天酒地？为何他在行动展开之后，才将禁止“直接行动”的命令传达到？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位信差不但知道，而且赞同石原的计划；战争部长也知道信差知情而且赞同；同时石原也知道部长知道信差知情而且赞同他的计划。只有本庄将军一个人被蒙在鼓里，电话响起时他正泡在澡缸里轻松一下。打电话的是一家报社，他们想知道他对中国人的“挑衅”和因而产生的战斗有何打算。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现在我们一想起关东军，总是将它视为一支军队，而且是一支精锐部队，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演变而来的。不过在1931年，它的官方任务是以维护中国东方铁路安全为目标，人员也只有区区的1万人。对比之下，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却多达25万人，虽然其中11万人派驻在以南的热河省，但中国军力对日本仍占有14比1左右的压倒性优势。虽然如此，石原与板垣还是让征服东北之战显得轻而易举。9月18日晚上10时左右，他们派出的煽动人员在接近奉天的铁路上引爆了一枚炸弹。这项“破坏行动”是一个信号，预先埋伏好的攻击部队随之攻入营区，俘虏或杀害正在睡梦中、被下了药或灌醉的中国士兵。光在其中一座碉堡就虏获了7000多名战俘，日方却只损失了2名士兵。同时他们还找到了成堆的文件，上面记载了中国人计划先发制人而后再宣称“冲突起自日方的侵略行为”的阴谋。
　　由于少帅张学良远在北京，驻扎东北最精良的中国军队并未采取行动，而且日本又控有铁路，除了弃械投降或据地自守之外，东北军简直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势下，石原只能坐视事态扩大；情势全看本庄将军的态度而定，一开始，他拒绝让战局升级。9月20日当晚，局势到了成败关头。石原力劝本庄沿着中国东方铁路挥兵北上，进攻哈尔滨。本庄对这位满怀雄心的部下先是嗤之以鼻，然而，在听过板垣的冷静解释，认为攻击行动一来可以防止中苏合作，二来可以迫使驻朝日军渡过鸭绿江与关东军联合作战以保护双方侧翼之后，本庄的态度终于在清晨8点软化，守在外面等待的年轻军官都齐声高呼万岁！
　　日军占领区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迅速扩大，直到终于据有整个东北。向北作战尤其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与俄国人发生冲突；这项作战同时也最为艰巨，因为当地气温几乎要低到零下20度。不过，由于陆军大臣对苏联再三保证，只要他们对日本的军事行动采取默认态度：“我们绝不会侵害‘经济权利’或侵入苏联领土。”那一整个冬天，中国人的零星抵抗此起彼伏，尤其在上海战事爆发，日军抽调3个师登陆上海之后更形激烈。不过到了夏天，东北事变已大事底定。石原一战成功。他将自己属下的一小支军队投入四面受敌的疯狂战争之中，迫使上级不得不投入14万援军，免得让日本颜面扫地，甚至面临帝国崩溃的命运。难怪他在1932年要夸口说：“即使日本必须对抗整个世界，它还是所向无敌。”
　　当然，日本并不需要对抗整个世界，因为全球各国至多也不过出声抗议而已。我们通常以西方列强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五年计划来解释日本的这一行动。不过同时也有证据指出，当时并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以抵抗关东军的工具。斯大林在西伯利亚补给线这头最多只布有少数几个师的兵力，美国太平洋舰队也不足以在日本海域对日本造成任何威胁。各国按兵不动的第三个理由，是因为根本没有多少人在意这次事件。就如《费城纪录报》所说，美国民众“根本不在意是谁控制了中国北部”。即使是中国后来的友人，例如美国国务院的斯坦利·霍恩贝克，也埋怨中国“现在除了某些军国主义者的自我利益之外，根本无所谓指导目标或原则可言……这是中国最糟的时代”。俄国人也完全持相同看法。鲍罗丁曾轻蔑地说：“下一位中国将军再到莫斯科大喊‘世界革命万岁’时，最好马上把秘密警察找来。他们要的只是步枪罢了。”之后美国对受苦的中国人开始感到同情，不过在这个最紧要关头却置之不理。
　　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希望至少“要让日本人知道我们在看着他们”。于是，1932年1月，他发出了他著名的外交通牒，大意为美国“无意承认任何”违反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或由武力产生的“情势、条约或协定”。这项史汀生主义表态并未阻止关东军在接下去这个月采取巩固其统治基础的各种行动，在奉天会议中，中国东北各省省长同意（在武士刀的威胁下）组成一个称为“伪满洲国”的新国家，而且国家元首不是别人，就是清朝王位继承人，人称“末代皇帝”的溥仪。这位悲剧性的天真年轻人相信日本人会放手让他统理国政。事实上，关东军校级军官早已大肆吹嘘，说“伪满洲国”不会由满族人或财阀所控制，而是要由国家社会主义原则来统治。因此美国的倡议完全无济于事，《檀香山星报》就讽刺说：“史汀生在鼓吹九国协定之后，或许也该试试十诫看看。”
　　蒋介石对国际联盟发出请愿，结果也一样无功而返。苏联和美国甚至连国际联盟都未曾加入，共产党的宣传将国际联盟贬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美国总统胡佛则认为发动经济制裁就像“在老虎身上插针”，根本无关痛痒。他说：“我们永远无法以战争将世界驱向正义之路。”国际联盟确实有着手调查（诉讼程序和案情研究是正义与行动的替代良方），不过它派出的利顿调查团却提交了一份模棱两可的调查报告：中国做出许多有挑起奉天事件之嫌的行为，不过日本过度使用武力，确实应该考虑撤军。结果日本代表团却反而于1933年3月退出日内瓦大会，并且公开宣布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
　　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本政治指导原则相较之下，美国的道德主义和国际联盟的形式主义都无关紧要。因为就在1932年，关东军一手建立“伪满洲国”的那几个月，一个名为“血盟”（League of Blood）的团体刺杀了身兼三井财团首脑的日本财政部长，同时另外一批官校学生又将日本首相谋杀在自宅中。这个“五一五”事件（发生于5月15日）随即为真正的文人政府画下了休止符，因为陆军现在拒绝由任何国会政党组成的内阁提出陆军大臣人选。国会并未解散，选举也未曾中断，他们只是停止对日本政府的人事和政策表示任何意见。
　　苏联又作何感想？当然斯大林必须对日本占据中国东北有所反应，他凭借的是苏联在东北北部的权益。不过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Araki Sadao）发出警告：“如果苏联不停止激怒我国，我只好像扫除室内蚊蝇一般，彻底将西伯利亚清扫一番。”因此这时斯大林的反应，就像稍晚对希特勒一样，只是想息事宁人，同时还不忘以和史汀生主义一样不关痛痒的马克思术语攻击日本、美国和国际联盟的政策。整个事件过程中，苏联始终强调两点：第一，他们打算对日本一口吞掉中国东北的行为袖手旁观；第二，只要日本人敢饥不择食，探头到苏联或蒙古境内，他们一定打得日本人头破血流。俄国人甚至让中国东方铁路运送日军，不过斯大林同时也对苏联远东军区投入大量增援，并且对美国和平示好。
　　美苏协商是否可能？斯大林的发言人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在1932年对《外交事务》的读者表示这点毋庸置疑，因为“假使日本据有中国东北，美国的外交政策将遭受一大挫败”。立陶宛俄籍总理也对美国代理公使发出同样的暗示：“远东目前所能发生的最佳事件，就是美苏两国携手对日本施加压力，必要时甚至可以将这个国家分裂成两半，就像被胡桃钳压碎一样。”当新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自行发出密函，询问苏联对建立外交关系会有何反应之时，对方不但欣然答应，同时还同意“放弃对因美国在西伯利亚军事活动而衍生的所有求偿权利，不论其性质为何”。
　　不幸的是，美苏双方在1933年11月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很快双方就了解彼此都不信赖对方，双方的孤立主义倾向都更加恶化，而非改善，而且双方都希望对方会挺身而出，对抗日本。于是斯大林再度倾向绥靖主义；同时，为了消除摩擦根源，他还提议要卖掉中国东方铁路。当然，铁路早已是关东军囊中之物，因此日本人（代表“伪满洲国”）也就毫不脸红地对俄国人大肆杀价，最后以区区1.7亿日元成交，这等于是免费奉送。
　　维特的心血结晶就此在1935年3月宣告报销，而且几乎是白白便宜了日本！不过这是无法避免的战略性撤退。斯大林能做的只有派遣更多个师军队、更多潜艇、轰炸机进驻亚洲，承诺要保卫蒙古，加速西伯利亚铁路的双轨化工程……同时希望日本能看上比西伯利亚更具诱惑的攻击目标。

1904年的战争让30年后的斯大林不敢惹恼日本，再看看现在，古怪。

买了很多后浪的书，确实质量很高！这本也要入！

南京，1937
　　1933年12月，远洋邮轮“伯伦加莉亚”号在纽约港靠岸。各报记者将船上的豪华沙龙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期望能从新任日本驻美大使口中套出几句即兴妙语。除了偶尔说上几句东方成语之外，年事已高的前任大使向来不善言辞；不过据说这位新大使与众不同。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证实了这一点：“我能不能跟哪位借根香烟？”一位记者问他对自己的任务有何看法，“我来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和善良的美国人共饮威士忌酒。”斋藤博说着就吩咐吧台为全屋子的人备酒。
　　他成长于明治时代的一个乡下小镇，父亲是地位不高的学校教师。不过由于父亲主修英文，因此后来他找到在外务省担任翻译的工作。当时的外相小村相当喜爱斋藤博，这个孩子的未来职业也就此敲定。由贵族化的皮尔斯学院（Peers College）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之后，斋藤投入外交行列。他曾出任驻华盛顿与伦敦的外交随员，参加过巴黎和会，而且是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的一员。1923年到1929年间，他在纽约总领事任上度过了他一生最快乐的岁月。爱好交际的斋藤在他位于公园大道的寓所招待来自美国银行界、政界和新闻界的精英畅饮鸡尾酒；他常在世纪俱乐部闲逛用餐，是洋基球场的常客，陪同罗斯福伉俪到海德公园饮茶，对高尔夫也下了不少工夫。他简直就是日本西化的活样本，再说，只要《华盛顿条约》和大正民主政权屹立不倒，这点又有什么好怀疑的？
　　然而，等到斋藤心愿得偿，终于能担任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的时候，旧日时光却面目全非。经济直坠谷底，美国祭出超高关税壁垒，关东军一口吞掉了中国东北。面对这种局势，这位热诚得略显过分，长得大耳大鼻的小个子一位能低唱科尔·波特（Cole Porter）歌曲、引用过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的名句、曾在燃烧树（Burning Tree）球场再三研究如何推杆、而且每天要抽上3包幸运牌（Lucky Strike）香烟的外交官不得不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马前卒。并不是他本人有意这么做。日本外交部门向来倾向西方；此外，我们也很难想象斋藤会相信他的天皇是神的化身，或是日本命中注定要统治全球。“思无邪”（Thought Without Guile）是他为人的座右铭。然而他却必须为故作神秘的军国主义者的行为辩护，而且这些人还深深唾弃斋藤本人乐在其中的西方享乐主义。
　　他在职务上表现非凡。还有哪位大使会横越美国，到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这类地方的妇女午餐会去发表演说？还有哪位大使会上CBS电台的节目去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哪位大使会出书挑战驻在国的政策？斋藤就会。他相信“美国最值得景仰的特性之一，就是随时都准备、甚至渴望倾听对方的说法”。他在这本著作中题语“献给我的女儿纱己子（Sakiko）与雅子（Masako）……她们必然将与日美友谊息息相关”。不过友谊必须以坦诚为基础。斋藤看不起美国人“把日本人都当成动不动就乱砍乱杀的北欧狂战士的轻蔑态度”。他们以为日本人会怎么想？“另一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企图控制中国。对我们日本人来说，这就好像在问‘你们会不会发狂？’一样”。没错，日本是占有了中国东北，不过这是受“中国仇外思想煽动”的结果。中国并不了解“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仇外情绪很快就会失去力量，实现人类全体共同利益将会取而代之”。日本人带给东北秩序与进步，就像美国带给拉丁美洲的一样。至于贸易，日本的动机极为单纯：“我们希望贵国女士能随心所欲购买我们的丝绸。”
　　斋藤写道，美国人必须知道，日本人是“为了改善这个世界尽心竭力的民族”。他们虽非完人，不过“你们美国人也不是毫无缺点”。要紧的是“你们必须对我们想要挑起战争的流言充耳不闻”。因为毕竟所有的人类包括“使男人成为男人”的妇女在内都是走在同一条充满风雨的人生道路上。英国作家吉卜林写过一段文字，大意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难相逢”；斋藤反对这种说法，他恳求美国人抱着与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相同的心情：“因为人类拥有相同的精神，同一个本能/沿着地球的电磁轨道，支撑着是与非的闪电。”
　　斋藤能让参加午餐会的女士们先是感动得落泪，之后在喝着白兰地谈论演讲内容时又会破涕为笑。可惜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却让他说过的一切变成谎言，同时也似乎证明吉卜林所言不差，洛威尔才是错的。
　　斋藤的对手美国驻日大使也跟他一样怀着善意。约瑟夫·格鲁（Joseph C. Grew）是位具有贵族气质的老派外交官，学识渊博、做事一板一眼。1934年棒球名将巴比·鲁斯率领一队大联盟球员到日本访问，格鲁就对这位棒球金童粗俗、自我吹嘘的魅力又忌又羡：“他做大使远比我胜任得多，我永远也达不到那种效果。”不过格鲁和他的妻子（佩里司令的孙女）深爱日本文化，因此在敌意日渐增加的这段期间，他所承受的痛苦其实与斋藤不相上下。就格鲁看来，这种紧张状态源自一项事实，那就是“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自欺的能力大得令人震惊；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跟自知犯错的心理比起来，不论前者有多厚颜无耻，这种心理都要更难以应付”。原因就在于日本人的“心理过程和推论方式与我们有极大差异，和他们相处越久，就越容易了解这一点，这是东方与西方最严重的隔阂之一。西方人相信，日本人在改用西式服装、语言和风俗之后，他们的思考方式就一定也会像西方人一样，这真是大错特错”。
　　到了1934年年底，格鲁只找出两条解决之道：美国要不就退出远东，要不就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并且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势力。格鲁认为后者才是上策，不过反对的声浪也不是没有，而且谁都不知道罗斯福心里是怎么想的。史汀生主义只是使情况更加恶化，因为一边大肆指责犯罪行为，一边却不愿意摆出起码的国际警察架势，结果只会让美国显得愚不可及。然而弃中国于不顾，在道义、政治和战略上却又是令人不快之举。赛珍珠（Pearl Buck）的《大地》（，1931）、美国传教士的文章，以及蒋介石高明的宣传手腕和他卫斯理学院出身的妻子带起了一阵中国热，而斋藤就在这阵热潮中奋力挣扎。不过格鲁的第二项建议也并不怎么讨好。大众和国会对花在武器上的每一美元都要斤斤计较，克利夫兰时代以来最严重的孤立主义症状正横扫全国。1935年，杰拉尔德·奈伊（Gerald P. Nye）参议员出任著名的“死亡商人”听证会主席，国会通过第一条中立法案，以防止总统或其他私人做出可能使美国陷入战争的任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亚洲能作何打算？
　　一位退休的中国通，默不作声、颇有学者气派的约翰·冯·安特卫普·麦克默里（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认为他自己知道答案。在远东司司长斯坦利·霍恩贝克的命令下，麦克默里汇集他对日本人行事缘由的一切想法，在1935年11月1日写成一长篇外交备忘录。他先大略叙述了亚洲现状，将华盛顿公约体系的挫败归罪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和不够团结。他提醒读者日本在中国东北利益的合法性，以及中国土匪、军阀对日本人和日本财物的残暴攻击。他并没有为日本占据中国东北开脱罪名，不过他相信这是中国“自取其辱”。再下来还能怎么样？中国要想独力驱逐日本势力的“可能性根本遥不可及”，而且也无关紧要。未来最可能的状况是日本会在中国北部逐渐扩张势力，建立更多类似“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美国可以挺身对抗日本；表示默许；或是继续反对日本的政策，但又不采取可能导致兵戎相见的措施。麦克默里赞成第3种做法，因为即使美国战胜日本，那也“并非远东或全球之福。这只会造成新的紧张局势；身为帝俄的继承者和逐鹿东方的竞争者（而且至少在狂妄和危险性方面与日本不相上下），苏联将会取日本而代之。除了苏联之外，我们在这样一场战争中获胜并不会使任何人受益”。
　　这篇精彩的备忘录也只是归档了事。霍恩贝克认为它过于悲观，而且不管怎么说，里面的建议与美国当时的做法也差异不大，根本没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关于麦克默里为了北太平洋三角的结构因素而鼓吹在东亚保持中立方面，当局却为了下列可能的偶发因素而选择不采取主动：让我们先拭目以待，看看日本会不会尊重门户开放政策，或者再看看中国会不会自立自强，或者等美国海军强大到足以让日本三思而后行。即使罗斯福已经认为亚洲重要到让他应该采取行动，孤立主义者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加以阻止。因此，在斋藤恳求美国人不要遗弃日本，蒋介石恳求美国人不要遗弃中国，斯大林辩称（他的立论最为坚强）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加以遏止的这段期间，美国根本毫无政策可言。麦克默里备忘录在1937年再次浮上台面。格鲁特别断言它是“大师之作”，还希望“由总统以下的每个人”都能把它读一遍。不过到那个时候，日军已行径大坏，麦克默里的建言不免显得空洞了些。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忧虑的是，日本已经让自己变得像另一个德国，另一个生气勃勃、因为人口过剩而要求“生存空间”的国家，它追求经济自主，高喊条约不公、敌人心怀忌恨；同时也宣称自己四面受敌，因为先天地理位置的限制，不是统有天下，就是要亡国灭族。
　　麦克默里提出报告后3个星期，太平洋是全球最大缓冲区这个想法就不复存在了。游行乐队、童子军、电台人员、巨大的旗帜、烟火和10万名群众齐声欢迎艾德·缪齐克（Ed Musick）上校架着名为“中国快艇”（Chinese Clipper）的银色四引擎水上飞机由尚未完工的海湾大桥桥下飞过，再飞越施工中的金门大桥，直奔亚洲。
　　这项活动是由泛美航空公司的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一手操控的。在击垮或买下早期对手之后（一部分是拜他操纵联邦法令所赐），特里普就梦想着要做横越太平洋航空服务。他于1931年聘请林白夫妇替他勘查由美国到日本的大圆航路。他们的报告是气候不允许采用这条航道，不过仅仅他们在阿留申群岛和千岛群岛的出现，就足以让一位日本海军上将对国人发出警示：“他们有可能是在勘查以他们的战备由四面围攻日本的可能性。苏联正向远东集结功能完备的轰炸机群，以充实战备……他们可以从空中三面夹攻日本。”
　　特里普并不是军方的幌子，不过他确实大力游说政府将威克岛和中途岛置于海军管辖之下，这样海军就可以投桃报李，让他取得当地和瓦胡岛、关岛，甚至菲律宾的降落权。由1935年开始，特里普不断违反《四国条约》禁令：在中太平洋岛屿上兴建机场。他的工程师克服了与卸下补给，在沙丘、珊瑚礁和环礁上铺水泥相关的种种疯狂问题。他麾下的无线电天才雨果·洛特瑞兹（Hugo Leuteritz）也解决了导航问题；他将一具巨型爱德考克（Adcock）指向性天线功率加大，再改装成短波讯号收发天线。因此缪齐克才能只花短短60个小时，就平安飞过由阿拉米达（Alameda）到马尼拉之间的约1.4万公里海面。邮政总长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喋喋不休地说：“我预期我国与东方各国的友好关系和贸易，会在横越太平洋邮政刺激之下更加茁壮。”事与愿违，越洋飞行只是让日本进一步怀疑美国正在准备对不设防的日本城市发动空袭，而美国也怀疑日本正在暗中强化塞班诸岛的防御工事。1937年，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的洛克希德制“易莱特拉”号在豪兰岛（Howland Island）附近失踪（而且就在日本委任统治地以南），许多美国人都怀疑是有人搞鬼。
　　尔虞我诈确实成了日本政坛的主要原则。军方虽然在颠覆文人政府上大获全胜，但本身也由内部分裂为两派，而且彼此猜忌日深。皇道派吸引了深受北一辉之流鼓舞的狂热年轻军官。他们对日本向外扩张，尤其是进入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宿命深信不疑；不过他们认为必须与净化改造也就是昭和维新相结合，日本才能摆脱民主人士、资本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控制。它的对手统制派（ToSei-ha）满足于现有体制，只要体制能符合“整体战”规划人员的国防所需，他们就别无所求。统制派梦想着要将日本塑造成一个军事领导经济的国家，然后再派关东军挥师南下，一举夺下中国与东南亚的资源。
　　1935年8月，两派冲突加剧。内阁最重要的两项军职陆军大臣和检察长都由统制派出任。于是一位皇道派的年轻军官就昂然走进陆军大臣办公室，当场一剑将他刺杀。场面失控的审判随之展开，两派交相指责对方阴谋叛国。当陆军部为了防患未然增强东京戍卫，性急的皇道派分子顿时觉悟现在再不下手恐怕就机会不再了。
　　格鲁大使曾以无线电传回下列讯息：“致华盛顿国务卿急电37，2月26日，中午，1936。目前确信前首相斋藤（实）、前掌玺大臣牧野、掌礼大臣铃木上将及军事教育总督渡边将军遇刺。同时据报财政部长高桥与首都警卫局长官两人也都受伤。军方在政府行政区和皇居周围建立封锁……根据目前报道，冈田首相、内相后藤与前陆军大臣林董也遭刺杀，而且财政部长高桥已伤重不治。以上传言使馆皆无法求证……就使馆确知部分而言，这次暴乱是一场由军方年轻的法西斯分子设计的军事政变，企图一举扫除长久担任天皇顾问的老派政治家，以达成所谓的‘昭和维新’。”
　　2月26日日出之前，东京正飘着雪花。1500名皇道派狂热分子（其中最高的官阶只到上校）偷偷溜出营区，分头猎杀所有与“真”日本为敌的人士，统制派官员、商人、元老派遗党及内阁阁员都在刺杀之列。另外还有一些人也遭到无妄之灾，如遭到误杀的冈田首相内弟，以及那些扑在丈夫身上，用自己的身体去阻挡刀剑子弹的妇女。暴动者接着要求所有的军人都加入他们的圣战，以恢复皇道，就像他们的前人在1868年的作为一般。
　　但是裕仁天皇对于皇道并未持有相同的态度。据本庄将军记载：“天皇陛下极为震怒，他说这次事件必须尽快镇压下来，并且设法转祸为福。”一天之内，参谋总部就迅速派出忠贞部队将被叛军攻占的东京市区团团围住；接下来4天双方人马就这样在寒风中对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互相叫骂。在无罪开释的保证下，叛军中的士兵慢慢一个个越过路障器械投降。然后叛变的军官除了有一个切腹自杀之外也都跟着投降了。统制派不但大获全胜，而且还懂得怎么斩草除根。军方将13位政变领袖处以死刑，皇道派理论大师北一辉也在劫难逃。统制派接着大肆整肃同情皇道派人士，并迅速让内阁和国会通过他们自己的计划。军费一下子由国家预算的9%直升到38%，以提供技术现代化（尤其是在战机和装甲部队方面）和一项新海军计划所需的经费。政府也极力减轻日本农民的困境，因为他们正是“军事法西斯”的社会支持所在，同时并以法规、中央计划，以及最后推出的五年计划来管束财阀。这时日本的所有人民和财物都沦为政府的掌中物，因为1937年的新国体大纲宣称，个人“基本上并非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单独个体，而是组成国家的一分子”。因此日本人必须廓清西方影响，俯首接受神道国教真理的再教育，在“天皇统治下，同心一体”。
　　这就是后世著名的“二·二六”事变的讽刺所在：军官发动的狂热叛变虽然被彻底粉碎，结果却引来更多、而非更少的军事管制。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场立宪政府和军事独裁的斗争，而是军事独裁本身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只是其中的“整体战”派作风较为稳健罢了。至于哪一方对这场政变比较能处之泰然？想来该非斯大林莫属，因为统制派主张南进政策。除了希特勒之外，各国都对日本于1936年加入纳粹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大感吃惊，不过这基本上还算是一种防卫策略。日德协定想必能威慑斯大林进攻“伪满洲国”，这样日本才能放心出击。那谁又是这场政变的最大输家？是蒋介石。
　　中日或许难免一战。因为关东军一拿下中国东北，就同时面临下面的需要与诱惑：它必须入侵边境省份，才能和中国土匪、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保持距离。然而关东军每向南一步，中国的民族情绪就更炽烈一分；同时每一次冲突事件都必然会让习惯采取“直接行动”的关东军军官怒火上升。即使如此，除非中国能团结起来，说声“够了”，然后出手反击，否则全面战争还是不会就此爆发。而且在1936年，连究竟谁才有权代表中国发言都还是个问题。在1934年到1935年间，毛泽东率领10万军队和同志，历经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坐落于长城脚下，远在北京西南方约800公里外的延安地区。1932年之后，关东军不但进占热河省，还对北京所在的河北省进行渗透，并且开始对内蒙古施加压力。中国中南部则在蒋介石南京政权控制之下。就在这三大敌对势力之间，北京当地的军阀也重新抬头，其中以原本据有中国东北的少帅张学良最为活跃。
　　蒋介石痛恨日本人，但他无力打赢日本，只能选择专心对付国内的共产威胁。不过中国一旦卷入战争，共产党确实有可能渔翁得利如果蒋介石的军队放过他们，中国也因而更趋向社会革命的话。不仅如此，斯大林也警觉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并且下令共产国际致力于宣传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于是中国共产党和北方军阀就在1936年组成抗日联盟。这时蒋介石仍视少帅张学良为反共盟友，他搭机前往后者的大本营西安，结果却赫然发现等待自己的是遭到逮捕的命运。接着周恩来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周答应停止宣传活动，蒋介石则答应停止反共产主义进攻行动，而且双方都誓言要发动对日作战。蒋介石于是搭机飞返南京，张学良则沦为阶下囚。
　　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让日本产生警觉。假如中国能团结起来，再与苏联结盟，那日本甚至连中国东北都会守得相当吃力。鼓吹南进政策的人士于是极力主张要先发制人；而北进派人士如关东军总参谋东条英机也同意“如果军力许可，我们应该首先攻击南京政权，以除去背后的威胁”。唯一反对与中国开战的日本高级官员不是别人，正是石原莞尔。他在1936年辩称：“西方最怕的是日本的中国‘亲善’政策，最希望看到的是通过日本政策激起中国的被压迫感，以造成两者之间的种族冲突。”
　　就在1937年7月7日深夜，有人对部署在北京近郊卢沟桥附近的日本巡逻人员开枪。这是个相当敏感的地点：日军如果要进攻河北，就必须掌握跨越永定河的桥梁。因此当地指挥官要求中国军队向后撤退，结果战火转炙，部队越集越多，几天不到，双方就不宣而战。这个事件是否像1931年一样是由日本阴谋者所发动？还是就如日本宣传所说，是中国国民党的杰作？由于一直没有积极证据出现，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加以证实。不过战斗一旦展开，不论南京或东京政府都无意尽力设法阻止。当然蒋介石是受限于他的西安誓言：要是现在对日本人低头，必然会让他以中国民族主义领袖自居的说法沦为笑柄。而远在东京的日本总参谋长则预期将在数周内取得胜利，因此他选择让关东军任意行动；而当时居于弱势的近卫首相也表示同意，日本天皇也没有理由再介入。或许连裕仁天皇对军方都有所忌惮，他判断对外用兵正好可以避免让激进分子在国内猖狂。
　　只有石原挺身反对，他警告对华战争将变成“类似拿破仑在西班牙面临的灾难会让人慢慢陷入最深的泥沼”。然而他却未能说服近卫去寻求停火。“告诉首相，在我国2000年的历史中，再也没有谁会比他这种面对危机还犹豫不决的人，更可能让日本毁于一旦”。不过石原也应该了解，文人首相根本无力约束军方的行动；这点他6年前在奉天的成就也有责任。这年9月，石原被解除职务。
　　经过例常的建立共识过程之后，日本司令官断定迅速获胜之道（这意味着要蒋介石将中国北部转让给日本傀儡政权）就是先攻下上海到南京之间的长江流域地区。于是日军发动了一场闪电战，向全世界证实水陆两栖登陆艇以及对都市的恐怖轰炸能获得多大战果。“那真是恐怖的景象，”一位上海的美籍住民写道，“仔细想来真是极端可怕、令人疯狂的情景数以吨计的炸弹从天而降，炸得粉碎的人体或者泥土、石块和灰泥像瀑布一样狂泄而下。不论昼夜，死亡都由绕着城市低声飞过的日本飞机上落下来。”无助的百姓涌入外国租界寻求庇护，希望能借此逃离摇摇欲坠的建筑和无情肆虐的大火，破坏之惨与东京大地震不相上下。数万名男女、儿童在痛苦中死去，隔墙观望的外国人除了尽力而为之余，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
　　日军将领在攻下上海之后还停顿了一个月，蒋介石才有机会将军队及时撤出。不过，当日军指挥官得到前进的命令后，他们的军队在12天内就推进到历史悠久的南京要塞，兵临巨大的石头城下，随即展开日军自抚顺之战以来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日军死伤高达5万人，至于有多少中国残兵和百姓死于炮火和空中轰炸，根本就没有人知道。然而，最大的惨剧却随着战役结束而来。
　　“12月17日，星期五。抢夺、谋杀、强奸持续不断，”一位外籍住民写道，“粗略估计，昨夜和今天白天加起来至少有1000位妇女遭受强暴，一位可怜的妇人被强暴了37次。另一位妇女有个五个月大的婴儿死于窒息，因为强奸她的畜生要让婴儿停止哭号。抗拒换来刺刀相向。医院很快就挤满遭受日军暴行的受害者。”
　　“现在是圣诞夜，”一位负责志愿救济工作的美国人这样记载，“在这短短的两星期内，我们在南京经历了一场围城之战。中国军队战败撤退，日本军队进入城内。当天南京还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城市，有法律、有秩序；今天它却形同废墟，成了一个饱经蹂躏、劫掠一空的城市，大部分都已付之一炬。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已长达10天这真是人间地狱。”
　　恐怖景象在沾满血污的日军入城后逐渐展开。一开始军官和士兵都各司其职，他们搜索中国军人、固守补给、维持表面秩序。不过不到几天光景，日本军官对抓来枪决的中国人身份就不再那么在意了，对纪律也漫不经心。身处敌方帝国的心脏地带，他们手下的士兵也慢慢开始失去戒心；他们开怀痛饮，结伙抢掠奸淫。然而，谁能解释为何要用刺刀刺杀女人和小孩，而且是刺了17刀而不是1刀；或是一口气在城墙边处决200多名中国人，而且虽然大都以机关枪扫射，其中却有多人显然是被兴高采烈、光着上身、挥舞着武士刀的军官当场斩首？这是为了破坏中国人士气的有计划恐怖行径？是只受过几个星期训练就投入惨烈战场的农民兵的恐惧和无知？是多年种族教条的灌输和以效忠天皇为最高道德指标的国教造成的结果化身在某一个排的士官身上？或者是武装在外的日本人，试图挣脱在国内将他们的情绪绑得死死的文化桎梏？是否过去赋予武士权力，让他们得以任意决定农民生死的法则，现在却赋予所有日本人凌暴下属、所有外国人和妇女的权力？即使是身在南京的白种人也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英国商人、美国传教士和纳粹间谍都聚在一起互相保护。或许南京大屠杀以及之后发生的所有日军暴行，都是一种拥挤、互相依赖与无常的生存方式所导致的挫折感突然爆发的结果。或许日本人是对拥有大陆、得以伸展肢体的人民羡慕得发狂。
　　美国人分裂成两派。大多数群众和国会仍坚持孤立主义，不过中国受苦受难的新闻影片和照片也让他们惊恐不已。罗斯福在1937年10月5日著名的芝加哥演说中，谴责“国际脱序”，呼吁对为祸国家加以制裁，并且极力主张采取“积极手段以维护和平”。同时他也拒绝诉诸中立法案，这点让他保有援助中国的选择权。国会对他大加抨击，不过总统却不为所动。在为行政部门夺回外交主导权的战争中，他就这样打赢了第一回合。
　　在南京之役期间，日军飞行员故意对长江水面上的外国船只展开攻击。美籍“班乃”号和3艘标准石油公司的船只沉入江底，造成2人死亡、30人受伤。斋藤博以最谦卑的态度请求美国原谅“非常抱歉敬请原谅。”报纸的漫画这么说；日本还付了200万美元赔偿金。然而，即使斋藤的敦厚面容也不能掩盖中国人被烈火焚身、刺刀残杀的景象。毕竟斋藤曾经谴责美国人不该认为日本意图支配中国；“那简直等于是在问‘你们会不会发狂？’”，如今日本确实如疯似狂。斋藤也曾责怪美国有“把日本人都当成动不动就乱砍乱杀的北欧狂战士”的倾向，如今日本人确实在到处乱砍乱杀。这意味着这位大使的可信度，以及整个无力的日本自由派体制的可信度都已不复存在。在美国眼中，斋藤不仅是一位“备受冷落的大使”（借用《纽约客》［］杂志的说法）；而且他要不是笨蛋就是个大说谎家、受利用的傀儡、骗子……一个日本鬼子。

诺门罕，1939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是一位让斯大林半信半疑的陆军将领。他的布尔什维克资历始于1918年，不过，吸引他加入红军的并不是奥妙的意识理论，而是他们誓言要追求技术现代化的决心。朱可夫在内战期间功勋彪炳，接下来的20年中，他则成为苏联新闪电战的首席理论专家和实践家；而所谓“新闪电战”，则是以坦克、战机和卡车为基础。然而，自1937年之后，斯大林麾下的将领和战场指挥官都开始遭到他的整肃。因此当朱可夫在1939年6月1日接到一通将他由明斯克（Minsk）召往莫斯科的电话后，他唯一的感觉就是不寒而栗。他被派往西伯利亚，至于原因，根据人民委员的说法，是因为“日本已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且这还只是开始而已”。
　　什么的开始是一场边界小冲突，还是第二次日俄大战？因为“伪满洲国”与苏联那约7564公里不是未经测量就是仍有争议的边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凸角一样，向北直接插进西伯利亚内部。当然，眼前关东军在数量上是还比苏联的远东兵力略逊一筹，不过日军拥有多道内部防线，外加整个铁路网，可以轻而易举地调动部队。他们说不定会突然集中兵力，朝着东北方直攻到太平洋沿岸，截断苏联沿海省份与本土的联系。因此西伯利亚—“伪满洲国”边界就成了全球最长、最崎岖、最寒冷、最暧昧不明，同时也最紧张的一道国界。1937年年初，日俄双方的轰炸机及炮艇为了黑龙江诸岛展开决战。1938年7月，为了争夺一处俯瞰张鼓峰（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有约102公里）的战略高地，日俄两国又展开一场师级大对战。不过，由于日本的用意只是想“试探苏联对中国事件究竟有多认真”，而且裕仁天皇对于关东军动不动就挑起战端也震怒不已，他下令“除非是朕的旨意，任何人都不得轻举妄动”。然而，到了1939年春天，最近的一场边界冲突不但有逐渐升级的趋势，而且苏联的整个战略位置也受到质疑。回想一下1904年，当时俄国是如何占据整个中国东北又侵入朝鲜，逼得日本不得不起而应战。到了1939年，却换成是日本据有中国东北，而且威胁要入侵蒙古，迫使俄国不得不出手反击。因此对朱可夫的任命就是为了要狠狠教训日本一顿、保住蒙古这个苏联卫星国，确保苏联东方防线在与希特勒开战时得以平安无事……另外也为1905年的耻辱讨回一点公道。
　　朱可夫所横越的西伯利亚是一片被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肆开发，同时也弄得伤痕累累的大地。在西伯利亚的大草原和针叶林带上，全新的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苏联沿太平洋岸的人口也暴增了一倍以上。伯力拥有15万人口，符拉迪沃斯托克25万。多亏强制储蓄和沙皇时代无法想象的大量劳工，西伯利亚铁路的双轨工程终于竣工。苏联40%左右的投资都是以乌拉尔山以东为目标；到了1937年，苏联约有40%的煤、铁、铜和电力是产自西伯利亚。电报和电话、铁路、航空将西伯利亚和莫斯科连成一气，而“苏联在亚洲的连锁广播站以国界两边共通的语言播音，将使边界各族无法将苏联境内族人的繁荣壮大置之脑后”。所谓的繁荣或许是残酷的神话，不过壮大却是一点不假。全新的基层组织不但使斯大林得以在亚洲部署更多兵力，同时（加上秘密警察之助）也给了莫斯科工具，让它能确保那些西伯利亚总督的政治思想不会产生偏差。
　　斯大林并非杞人忧天。日本不但势力强大、野心勃勃，他们还轻易相信他的整肃运动已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另外蒙古又桀骜难驯。日本情报单位怀疑约有三分之二的蒙古人希望能摆脱共产主义。一位蒙古将领曾说：“我们这套计划将在日俄开战时付诸实行。”感谢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在东京布下的共产间谍网，斯大林早已洞悉在打下中国之前，日方将会克制对苏联的敌对行为。不过，在“剃刀”东条英机统领之下，那些“直接行动”的激进关东军分子现在又作何打算？他们也看得懂地图，能够理解假如蒙古能摆脱苏联统治，反过来与日本结盟，那西伯利亚铁路就会根本无法防守。所以蒙古就是“远东之钥”。外蒙首都乌兰巴托的统治者因此至少整肃了1万名群众，其中包括2000名佛教僧侣，同时邀请一个军团的苏联陆军进驻本国，协助他们防守中国东北边境。1939年5月，战火就是由此开始蔓延。
　　除了俯瞰哈拉哈河（Halha River）的险峻岸壁之外，当地举目都是荒凉多沙的大草原。若不是为了地缘政治的利害关系，除了几队游牧民族和挥着大耳朵打着苍蝇的野生亚洲野驴之外，根本不会有人来打扰这片世外净土。然而，到了1939年，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沙堆，将会成为血战之地，成为世界头条新闻”。双方争夺的目标是一片位于哈拉哈河与诺门罕之间长约90公里，深约24公里的狭长土地。问题的争端，是由蒙古骑兵涉过河道，大张旗鼓地立下界碑开始。中国东北的国军警察赶走了这些骑士，不过他们却去而复返，而且这次还带着俄国人一起出现。于是日本人派出特遣队，将他们再度赶过哈拉哈河岸；这时苏联战斗机也随之出现在中国东北上空。经过秘密协商之后，关东军将领选择了典型的激烈措施以大规模空中攻击夺回中国东北空域，接着再以步兵出击，对敌军出没的地区进行扫荡。他们派出的4个联队在48小时后回营，“全身染满同袍鲜血”。坚毅不挠的苏军于是再次渡河，并在崖壁上挖掘战壕，准备一战；受挫而归的日军则报之以连续炮轰、夜间坦克攻击，以及步兵攻击，结果在河岸附近留下遍地尸首和惨遭破坏的各种军械。不过日军的一次大战战术还不足以夺下苏军的桥头堡。到了7月底，日军第23军团放弃进攻，转而就地静待增援。
　　那时朱可夫已将近完成战备。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他就夺下了中国东北战区，并且投入为数达两个半军团的步兵、伞兵和骑兵，以及以4比1压倒日军的大量坦克。他以卡车接驳西伯利亚铁路末端，经由漠地运送了1.8万名士兵和他们所有的弹药、燃油、粮食，甚至柴薪；飞机跑道也在蒙古高原上纷纷出现。而且朱可夫还是在毫不惊动敌人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切的。这都要归功于日军的自以为是，以及苏军的空中优势和欺敌战术。苏军播出错误的无线电讯息；仿制坦克前进的声音，好让日军对真的坦克掉以轻心；飞行中队不断在攻击路线上来来去去，使得日军误以为这只是例常任务；同时还在进攻路线上挖满战壕和陷阱。朱可夫计划以他的骑兵、装甲和空中武力分别包围日军两翼及其后方，然后再在诺门罕合力发动总攻击：由苏联步兵以正面攻击诱使日军反击，再将他们引入陷阱。就某方面而言，这等于是请君入瓮。
　　数百架轰炸机与护航的战斗机在晴朗无云的8月20日清晨展开攻击，目标是日军的机枪阵地和补给站。苏军炮兵部队接着“极尽技术之可能”发动炮击；这时空中掩护机群也再度出现，苏联坦克随之挥军前进。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对由日军担任侧翼的“伪满洲国”部队成效惊人；日军下令所有可用的飞机全部投入战局，结果却愕然发现苏联的飞机和飞行员都优于己方。苏联坦克的吨位和装甲也胜过日本，自信满满的关东军步兵无计可施，只能对着敌军坦克丢掷汽油弹。日军受命撤出包围圈，然而，作殊死战突围反击的第23军团却一头冲入布满苏军机枪的3.2公里死亡草原。一位中尉干冒大不韪，驰回总部去确认这项命令。他回到阵地告诉部属他们只许成功：“因为我们是日本军人。”于是他的军团纵身投入正值盛夏的黄色草原，在互相激励下勇往直前，直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为止。激战一周之后，朱可夫命令步兵解决落入口袋的日军。被围日军有的自杀，剩下的则冲向敌军的机枪阵地，以求解脱。两位上校点火烧毁团旗，然后面对太阳旗，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后饮弹自杀。日本皇家陆军与海军戒令教导他们：“责任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
　　第23军团在诺门罕战役的覆灭，是现代日军所遭受的第一场严重挫败。不过，自从1905年以来，日军又遭逢过哪些对手？1910年的朝鲜非正规军，1914年几艘失群的德军舰艇，1918年到1922年的西伯利亚土匪，1931年的东北军阀，以及1937年落伍、分裂的中国军队。诺门罕之战是日本与现代武器和三军混合作战的第一次接触。因此东京政府将这场战役斥为“关东军事件”，并且训令驻莫斯科大使东乡茂德（Togo Shigenori）倾力安排停火事宜。由于战事已达成斯大林想要的效果，于是他在9月16日答应停火。朱可夫漂亮的铁腕攻击大大降低了日军对红军再度挑衅的可能性，进而确保苏联不用像希特勒在欧洲一样，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局。
　　另一方面，对日本而言，诺门罕只不过是那年夏天的三大灾难之一；而且这三项灾难都提高了与太平洋三角的第三位成员也就是美国开战的潜在危险。同年7月26日，就在苏军发动攻击之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保留在6个月内对日本发对经济制裁的权利，这让东京政府大吃一惊。美国人借此表示对日本入侵中国的愤怒。接着，在8月23日，纳粹德国日本的反共产国际同盟与苏联签下一纸互不侵犯协定。东京斥之为“不可原谅的背叛”；不过，事实摆在眼前，日本已陷入可怕的孤立状态；在欧洲产生“无法解说的新局势”之下，日本首相只有黯然下台。
　　对日本领导阶层而言，世界确实变得难以理解。现在他们的政策和战略变得日渐混乱、被动，而且漫无目标。如果1853年到1931年间的日本人是被迫生存在由他人主控的世界中，那从中国东北开始，他们就开始插手世界，对别人发号施令了。在对自由贸易与民主感到幻灭之余，日本人接着转而相信包裹着谎言糖衣的国家社会主义；最后，当某些更犬儒主义的强权国家如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也接二连三地背叛或违背社会主义理念，日本也只好尝到另一种幻灭的滋味。1939年的世界浑然脱序，各国都沦为地缘政治的奴隶，其中又以日本境遇最差。日本帝国原本应该要释出资源，以强化日本本土。相反，占领中国东北与驯服中国这两项活动，却反而吸干了日本有限的工业资源。为了应付整体战，日本早已全面动员；它的国民过的是靠口粮配给度日的劳动生活，只能在宗教和军事宣传的诱导与检查制度和恐怖统治的胁迫下勉强存活下去。而现在日本又失去了唯一可靠的盟友。
　　这一切都因对华战争而起。然而日本却不能就此撤军，除了颜面受损之外，中国东北与朝鲜也会就此起而反抗。不过另一项抉择全力投入对华战争却会带来国力耗尽、与世界为敌的危险。看来日本只有扩张或死亡这两条路，而扩张行动又与自杀无异。
　　由于蒋介石并未在南京陷落后低头求和，反而撤退到汉口，于是日本人将汉口视为1938年的攻击目标。不过国民党的一项攻击行动（中日战争的第一场主要战役），却造成3万日军的死伤。接着中国人又做出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他们炸开黄河堤岸，以广达数千平方公里的洪灾来阻止日军前进；但同时也牺牲了百万条中国人命，他们都死于因洪水而起的水患、饥荒和瘟疫。即使如此，日军依然顽强挺进；那年秋天，汉口终于陷落。然而，蒋介石依然顽抗不屈。他和数以百万的中国人逃往内陆，以遥远的重庆为第三首都。日本人故意对他不加理睬，一方面则开始考虑以合作主义者汪精卫为首，建立另一个傀儡政权。1938年11月，近卫文麿宣布日本“建立永保东亚稳定的新秩序”之决心永不动摇。
　　美国人又采取了哪些行动？罗斯福虽然呼吁要对暴力国家发动制裁，但却未曾采取任何手段去阻碍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坚称，任何人都无权强制任何国家遵守“新秩序”，不过他这项抗议并未附上经济制裁。国会虽然投票通过扩张海军军力，但总统增强关岛、威克岛及中途岛防御的要求却未获同意。1939年1月，罗斯福在对国会发表年度演说中一再坚持，爱好和平的国家至少不应做出“鼓励、资助或强化侵略者”的行为，他同时还暗示除了“战争之外，还有许多比空口白话更有力、更具效果的手段，可以直接让侵略国政府感受到我国国民的全面性愤怒”。不过他并未说明是哪些手段。中国人和他们的同情者对这些矛盾言行大肆宣传，声势往往与呼吁国人静观其变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相上下。
　　几乎没有半个美国人对日本表示同情，这意味着斋藤博一生的事业完全失败。在“班乃”号事件之后，这位精力过人的日本大使就停止在公共场合出现，并于1938年10月宣告辞职。1939年2月，斋藤博去世，原因出在他那副工作了52年的肺脏，终于因为每年要吸2.2万根不加滤嘴的幸运牌香烟而不支倒地。他在国务院的友人都真挚痛悼斋藤之死，并且有意以美国海军军舰运送他的骨灰。这项举动对日本人可能“略有影响”，因为，一如霍恩贝克指出，日本人“特别容易被表现人性友善和全国性敬意的举动所感动”。于是，斋藤虽已化成骨灰，却仍不失大使之职。1939年3月18日，美国“阿斯托里亚”号军舰由安纳波利斯起锚，载着斋藤的骨灰和妻女缓缓驶入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
　　不过，这项举动究竟有何意义？日本官员和报纸编辑臆测纷纷，他们竟认为这项出于同情的军事任务是美国对日本在华政策的反对立场渐趋软化的信号！虽然这根本不是华盛顿当局的本意，但格鲁大使报告了日本“一股对美友好的浪潮横扫全国”，日本公民团体还筹备了种种活动以示感激。一位著名诗人将为军舰的到来写作一首颂词，国家剧院也将上演一出由斋藤的生平改编的戏剧，艺术家纷纷以水彩绘制樱花，并且以“阿斯托里亚”号为主题制作木版画。日本还为舰上官兵举办了运动大会，日本儿童也为他们准备了亲手制作的礼物；外务省还计划举办大型宴会和纪念仪式。换言之，日本人的举动就像遭受虐待或遗弃的儿童一般，只要有人表现出一点点温情，他们就感动得泫然涕下。然而，由于日军仍在中国肆虐，霍恩贝克和格鲁同意，过度“大张旗鼓”只会带来错误的印象。因此当“阿斯托里亚”号还在海上航行，而且在巴拿马和夏威夷都接受日本领事盛宴款待之时，外交礼仪专家也正忙着讨价还价，以确定在纪念斋藤的前提下美方可以做哪些举动、或是有哪些绝对不可以做。
　　“阿斯托里亚”号于1939年4月17日抵达日本，葬礼在低调处理下顺利举行。船上士兵将骨灰送到码头上的一座小型庙宇中，在日本乐队演奏的肖邦葬礼进行曲的乐声中，观礼人士一一上前鞠躬，以示敬悼；然后一列专用火车再将装入灵柩的骨灰运至斋藤位于东京的家中。到了那里，格鲁注意到有人在骨灰瓮前供了三根点燃的香烟和一瓶老伯威威士忌（Old Parr）以慰斋藤在天之灵。第二天，斋藤的骨灰终于运抵神社安葬。一位故友为他写了一幅挽联：“春日临，万物复苏，惟不见君。”
　　你美日友谊的精神已不复存在。没错，日本天皇屈尊对美国舰长赏以“笑颜”；另外，在军舰离开日本前的最后一场餐宴上，日本海军大臣也对格鲁再三保证日本的法西斯分子已经受到“镇压”。不论对民主或极权国家，日本都一视同仁，一概伸出友谊之手，不过日本“与两者都会保持距离，因为它本身的理念与两者都不相同”。话虽如此，猜疑与威慑却从未真正沉寂下来。在“阿斯托里亚”号的舰上宴会中，美国人就挑选身材最高的水兵担任礼兵，让体型矮小的日本代表从他们之中鱼贯走过。出港之时，一位摄影师想拍摄横须贺军港，两艘日本拖船就连忙在那一刻插了进来，喷得满天都是油腻腻的浓烟。“阿斯托里亚”号受命开往中国，然后再直接穿过日本领海，横越太平洋。
　　各家杂志对这次慈善任务所作的密集封面报道，并未改变美国人的心意：70%的美国人赞成切断对日军需输出。可见即使主张孤立主义，美国人对日本似乎仍有差别待遇。他们反对干涉欧洲局势，赞成英国对希特勒采取绥靖主义，但却一开始就准备要对日本进行制裁。罗斯福本身偏向以增加美国军舰与战机的数量、强化太平洋各岛防御，以及在夏威夷设置海军基地来威慑日本。不过赫尔、霍恩贝克、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和哈罗德·艾克斯（Harold Ickes）都认为经济制裁或许就足以将日本逼出中国。于是，1939年7月，正当诺门罕战役进入高潮之时，美国国务院宣布意图废除1911年的对日贸易协定，而当时日本有80%的原油、75%的废铁，以及60%的机床都是由美国进口。
　　这时日本又该如何？在蒙古浴血死战之余，他们还未能由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及欧战爆发的震惊中镇定下来，现在却又面临了对美关系破裂的危机。日本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由亲西方的野村吉三郎（Nomura Kichisaburo）出任外相的日本新内阁希望能在为期6个月过渡期结束之前，尽力与美国达成和解。不过“整体战”派人士却拟出更具野心的帝国蓝图，希望能就此摆脱经济依赖。1939年10月，内阁计划委员会提出报告，认为印度支那、菲律宾、东印度群岛和泰国或许能够满足日本50%—70%的锡、橡胶、铝土、铬、锰、钨、锡、铜、石油和稻米需求。海军对南进政策大表赞同，因为这基本上全靠海军支撑大局；至于陆军，在诺门罕溃败之后，根本没有立场反对。
　　因此，除了辩称对日贸易要比对华贸易有利可图之外，野村并不能对美国提出任何实际条件。另一方面，赫尔却直言要求终止条约。他臆测只要总统一关紧石油龙头，日本人就不敢越出美国划下的雷池一步。总之，双方都假定合理的经济分析就足以牵制对方的政策；事实上日本人从来未曾考虑要为了挽救对美贸易而退出中国，美国也不曾考虑要弃中国于不顾以挽救他们的对日贸易。1940年1月，明治时代的日本费尽心血才得来的“平等”贸易条约，就此终告夭折。
　　接着全球再度震动不已。1940年五六月间，德国以闪电战攻下荷兰与法国，并将英国人逐出欧洲大陆。民主国家似乎已在劫难逃，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地也已孤立无援。再也没有人比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更乐于看到这种情势，他是个始终以全球观点来讨论政治的怪人。松冈出身长州武士家族，却在西雅图由一位美国妇女抚养长大；身为受洗的天主教徒，却到神道神社烧香参拜；四海为家，却由于幼年在美国备受白人歧视而变得愤世嫉俗。他是功成名就的中国东方铁路管理层，但对直觉与变换史学奇想的兴趣却高过实际分析。以外交家而论，他不但口若悬河，而且不知轻重；从格鲁到斯大林都不得不在他滔滔不绝的传教声中开口求饶。各色人等，包括希特勒、罗斯福和西园寺公望都视他为狂人。
　　是松冈率领日本代表团冲出国际联盟，是松冈最先预测关东军将要入侵华北。“大多数日本人，”他在1935年曾说，“仍不甚了解这些未来行动的重大意义……箭已离弦，这些行动的进行将会决定大和民族的命运。”1940年5月，他甚至大胆以白纸黑字宣称，除非美国尊重日本的亚洲势力范围，否则美日太平洋霸权之战“就历史来看将无法避免”。因此当近卫文麿在1940年7月重新登上首相之位，并任命松冈为外相、东条英机为陆军大臣时，日本对华政策显然已无回转的余地。新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宣称，全球正走到区域结盟体制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苏德称霸欧亚大陆，英国据有海外帝国，美国则控有西半球。现在日本也必须割据松冈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然而对华战争还是停滞不前，这不但让将近100万的日本部队和大多数日本空军陷入泥沼，而且花费之高也到了日本再也无力承担的地步。日本为1940年所作的计划是先将战场孤立，让蒋介石的军队失去所有外援，再通过汪精卫的卖国政权来安抚中国占领区。日本成功地胁迫战败的法国和面临危机的英国，迫使他们停止由河内铁路与滇缅公路运送物资进入中国。然后，就在1940年7月，美国终于首度与日本撕破脸，发出第一发经济炮弹：规定所有输出到日本的石油和废铁，都必须领有许可牌照，同时全面禁售飞机燃油给日本。同年8月，蒋介石拒绝了近卫提出的最后和谈要求。9月，日军攻占越南北部，美国实施废铁禁运，松冈代表日本加入轴心国。
　　“在天照大神‘太阳女神’的伟大训示下，我们伟大的道德义务将向四方伸展，世界将归于一统。这项训示我们将夙夜谨守。”以上是德、意、日三国1940年9月27日于东京签订的三国同盟诏书的第一段。这项协定是天皇“大喜之因”，因为借着这项条约，世界各国将“寻找各自的本位”，所有日本臣民也将护卫“天皇御座，与天地共存”。天皇不顾传统，下令神道僧侣在皇宫设置一套特别的祈祷仪式及神庙，以“祈求众神保佑三国同盟”。这项同盟条约是以美国为目标，目的就在于防患于未然。柏林与东京政权显然相信正式结盟能阻止美国对他们各自的“新秩序”做进一步的干扰。事实不然。这项协约却反而证实了美国介入主义者的论点，认为日本是罪无可赦的法西斯国家，必须设法制止其行动。唯一的问题是1940年的总统大选，罗斯福当时誓言不会派遣美国青年前往海外作战，是这项承诺让罗斯福没有进一步锁紧龙头。
　　然而，对松冈而言，三国轴心并不只是战略上的一步棋而已。他所设计的全球再分配将由此迈出第一步。现在日本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已连成一气，德国又与苏联签下协定，只要日本与苏联再连接起来，一个强大的极权同盟就可以宣告完成。日俄互不侵犯条约不但能使中国失去最后的外援，同时也可以确保“伪满洲国”侧翼平安无事，日本就可以南下出击英国、法国与荷兰的殖民地，完成“共荣圈”计划。如果美日终须一战，日本到时候就能有备无患。于是，早在1940年8月，松冈就命令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试探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Molotov）。俄国人虽然态度友善，但却要求日本归还库页岛上的采油权日本不可或缺的必需品。1941年3月，松冈亲自飞抵莫斯科，要求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莫洛托夫一口回绝，不过苏联可以考虑签订中立协定。其中的差异颇为微妙：互不侵犯意味着双方保证不会攻击对方；中立却等于承诺假如其中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另一方绝不插手干涉。结果就是日俄关系终究还是要以互相牵制，而非互信互赖为基础。松冈接着又与斯大林本人会晤，并且还大谈日本家族生活中的自然共产主义，搞得斯大林不胜其烦。无功而返之后，松冈又移师柏林，将他的千秋大计转呈希特勒面前。不难想象“领袖”在对外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和他的密友们谈起这位天真的日本人时，会笑得有多开心！不行，希特勒说，苏德关系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亲密，这项大同盟计划必须另待时机。松冈于是又回到莫斯科，这回他还是受到相同的待遇库页岛、捕鱼权、蒙古这类芝麻小事总是烦不胜烦。直到1941年4月13日，也就是他计划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斯大林突然提出一项以承认“伪满洲国”和蒙古现状为条件的中立协定。松冈称之为“闪电外交”，同时大肆吹嘘“是神的旨意让对苏条约落入我的手中”。在火车站挥手告别时，斯大林对他“胡乱”吻别，并且说日苏合作将会解决欧洲问题。松冈的回答是：“亚洲也能就此解决。”“世界大势就此底定！”斯大林如是说。
　　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日苏协定等于是预防纳粹翻脸不认人的保单。对松冈而言，以对抗美国盎格鲁人种为目标的欧亚大同盟就此实现。他的高瞻远瞩看来不但拯救日本免于孤立，而且还稳住了自从诺门罕战役以来就摇摇欲坠的政治危局。日本已经登堂入室，成为苏德条约，也就是独裁者和未来世界的一分子。现在即使连美国人也不得不对日本有所忌惮。

希特勒一定在骂：猪队友，SB

还有吗？
坐等更新

这翻译简直惨不忍睹，翻译腔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