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全面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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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全面考证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是在十二世纪中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两次大捷既是绍兴十年宋金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岳飞抗金斗争的高潮事件。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都是南宋初期的重要事件，其意义非凡。
(一). 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发生的背景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金国归还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其实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高宗本纪》）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参见《金史》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兵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当顺昌大战进行之时，宋高宗确实惊慌异常，他深怕刘锜所部被歼、顺昌失守而致金国军队长驱直入，故频催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顷刻住滞”。但是宋高宗却又不想让岳飞乘机大举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参见《金佗稡编》所载宋高宗手诏)。宋高宗还规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岳飞进军的极限，不但黄河以北，就是黄河以南的土地，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等战略要地，都准备一概放弃。“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夺取一个蔡州，即可为两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这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基本战略方针。
岳飞闻知金军毁约南侵的消息，一则以愤，二则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军，准备大举反击。而在此之前，岳家军在鄂州整整被羁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飞以无战之年，为有战之时，十分注重对部队实施严格的实战训练。岳飞自己擅长左右开弓，也教战士左右开弓，精习射技。全军将士都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濠堑等战斗动作，手脚矫捷，堪称“无一不当十”。（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9《遗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国军队主力, 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在看到战事有转机、又有了议和的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议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密旨来到鄂州，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关于岳飞违诏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队主要是全体水军以及荆湖一带的地方军队。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水军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的江防，以拱卫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正规军就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岳家军主力部队。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中原地区西面，派出武赳、郝义等将带领轻兵，攻取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诸军唇齿相依、联成一体，以切断兀术和撒离喝两支金军的直接联系，进而护卫岳飞主力军的后背。
在中原地区，岳飞亲自统率岳家军主力部队，在辽阔的京西路平原地区向北疾进。岳飞派遣张宪、王贵、牛皋、杨再兴、徐庆、傅选、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将领，兵分数路向蔡州、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京西洛阳、汝州、郑州（今河南郑州）等地挺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而岳家军的整个兵力部署则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此时，韩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所部自庐州(今合肥北)、寿州(今安徽寿春)间也相继向北推进。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在顺昌战败之后，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主力退据开封府（东京汴梁），同时命令韩常守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则称之为归德府）。企图以这三个军事重镇为前卫据点，以开封府大军作后盾，与北上的宋军对抗。
据敌情，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作战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先扫荡东京汴梁(开封府)外围据点，再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
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到七月初，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接连击溃中原地区的各路金兵，相继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今河南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洛阳）等一系列战略要地，收复了从洛阳到陈、蔡之间的许多国土，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在此期间，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配合北上的宋军，袭击金军，骚扰敌后，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参见本人所整理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一文)。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然而，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而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
当时北上的各路宋军中，以岳家军攻占的要地最多，收复的失地最广。尽管岳家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岳家军占地甚广、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飞期待张俊和刘锜统率的两路宋军也能向北挺进，以便与岳家军配合，进而与完颜宗弼 (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当时东线战场的韩世忠所部，以及西线战场的吴璘、杨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战，但他们与金兵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军作战；而在后来的战事过程中，同在中线战场的张俊和刘锜所部宋军却没有配合岳家军作战。
张俊、王德等人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然而他们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放弃距离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很近的战略要地亳州，并于绍兴十年闰六月底班师南归。刘锜自顺昌大战得胜之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收复失地。刘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镇江府，一部分留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按兵不动。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初，岳家军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 南宋朝廷却还要求刘锜所部从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全部撤回到镇江府，而顺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当权者对武将做大的担忧顾忌和阻挠牵制，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绍兴十年北伐时，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突入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并曾夜袭金兵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军前锋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相继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事实上，在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就停止了正面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起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
(二). 郾城大捷
在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之后，岳飞本打算以重兵驻守并长期驻扎，将颍昌府作为向北进军的基地，不料原本在中线战场东部迎击金军的张俊和王德所部却从毫州、宿州前线撤离南归，致使中线战场的岳家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态。金人探察到这一情况，完颜宗弼（兀术）便决定把原来分作几路的军队调集在一起，集中军力反攻岳家军，双方之间的战略决战由此展开。当时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主要由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等一系列会战组成。
郾城之战发生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七月八日。绍兴十年七月初，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探知岳飞孤军深入并亲驻郾城（今河南郾城）且郾城驻军不多的情况，于是就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主力，并会同由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等人所率领的援军，倾巢而出，直扑郾城，企图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八日，岳家军探事者报告岳飞，完颜宗弼(兀术)会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昭武大将军韩常等，统率精锐马军一万五千多骑，披挂着鲜明的衣甲，自北方赶来，距郾城县只有二十多宋里路。
当时岳飞麾下只有背嵬军和一部分游奕军，而游奕军的另一部分又随统制姚政驻守颍昌。须知参加绍兴十年北伐的岳家军总兵力约为十万人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十二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此时尚未集结在一起。当然，随岳飞驻郾城的背嵬军既是岳飞的亲军，又是岳家军的精锐。而直接参与郾城之战的这一个半军，包括背嵬军和半数的游奕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人的兵力，除去守城部队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岳家军实际参战兵力就更少了。然而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并且还有十多万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陆续开来。可见郾城之战确实是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岳飞深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遇的恶战、以寡敌众的硬仗，也坚信自己的将士能够承受严酷的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神色严毅，对其子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当天下午，岳云舞动两杆铁锥枪，率精骑直贯敌阵。双方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鏖战。
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拥来。岳云率领的马军打败敌骑的一次冲锋后，又招致更多的敌骑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激战几十回合,形势逐步发展到与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接战”的地步，金国的十余万后续军队也陆续开进战场。
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扬言要活捉完颜宗弼(兀术)，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仍然战斗不止。
《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
关于郾城之战中杨再兴英勇杀敌的战况，《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枪”,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十百人而退。”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岳飞亲率四十骑突进到阵前。都训练霍坚急忙上前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岳飞用马鞭抽了一下霍坚的手，说：“非尔所知！”接着，岳飞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岳家军将士看到统帅亲自出马，顿时士气增倍。
金国女真骑兵擅长使用弓箭，然而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至于白刃近战，更是女真骑兵之所短。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
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敌之两翼拐子马，“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岳家军主要依靠以往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大量战马，才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 并且岳家军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胜其他各支宋军，故能够与金国女真骑兵进行对抗。而在郾城之战的次年救援淮西时，岳家军仅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
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
“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主要用于正面冲击。金军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惯技，改用重装骑兵“铁浮图”军来进行正面冲击,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岳飞当即命令步兵出动，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以步击骑的利器，专劈马足。只要一匹马仆地，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铁浮图”军顿时乱作一团。岳家军步兵与敌骑“手拽厮劈”，杀得金兵尸横遍野。
天色渐渐昏黑，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岳家军在此战中“戕其酋领”，还夺得二百多匹战马。至此，岳飞指挥岳家军将士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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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全面考证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是在十二世纪中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两次大捷既是绍兴十年宋金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岳飞抗金斗争的高潮事件。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都是南宋初期的重要事件，其意义非凡。
(一). 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发生的背景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金国归还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其实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高宗本纪》）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参见《金史》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兵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当顺昌大战进行之时，宋高宗确实惊慌异常，他深怕刘锜所部被歼、顺昌失守而致金国军队长驱直入，故频催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顷刻住滞”。但是宋高宗却又不想让岳飞乘机大举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参见《金佗稡编》所载宋高宗手诏)。宋高宗还规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岳飞进军的极限，不但黄河以北，就是黄河以南的土地，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等战略要地，都准备一概放弃。“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夺取一个蔡州，即可为两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这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基本战略方针。
岳飞闻知金军毁约南侵的消息，一则以愤，二则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军，准备大举反击。而在此之前，岳家军在鄂州整整被羁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飞以无战之年，为有战之时，十分注重对部队实施严格的实战训练。岳飞自己擅长左右开弓，也教战士左右开弓，精习射技。全军将士都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濠堑等战斗动作，手脚矫捷，堪称“无一不当十”。（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9《遗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国军队主力, 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在看到战事有转机、又有了议和的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议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密旨来到鄂州，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关于岳飞违诏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队主要是全体水军以及荆湖一带的地方军队。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水军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的江防，以拱卫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正规军就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岳家军主力部队。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中原地区西面，派出武赳、郝义等将带领轻兵，攻取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诸军唇齿相依、联成一体，以切断兀术和撒离喝两支金军的直接联系，进而护卫岳飞主力军的后背。
在中原地区，岳飞亲自统率岳家军主力部队，在辽阔的京西路平原地区向北疾进。岳飞派遣张宪、王贵、牛皋、杨再兴、徐庆、傅选、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将领，兵分数路向蔡州、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京西洛阳、汝州、郑州（今河南郑州）等地挺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而岳家军的整个兵力部署则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此时，韩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所部自庐州(今合肥北)、寿州(今安徽寿春)间也相继向北推进。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在顺昌战败之后，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主力退据开封府（东京汴梁），同时命令韩常守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则称之为归德府）。企图以这三个军事重镇为前卫据点，以开封府大军作后盾，与北上的宋军对抗。
据敌情，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作战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先扫荡东京汴梁(开封府)外围据点，再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
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到七月初，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接连击溃中原地区的各路金兵，相继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今河南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洛阳）等一系列战略要地，收复了从洛阳到陈、蔡之间的许多国土，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在此期间，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配合北上的宋军，袭击金军，骚扰敌后，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参见本人所整理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一文)。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然而，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而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
当时北上的各路宋军中，以岳家军攻占的要地最多，收复的失地最广。尽管岳家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岳家军占地甚广、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飞期待张俊和刘锜统率的两路宋军也能向北挺进，以便与岳家军配合，进而与完颜宗弼 (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当时东线战场的韩世忠所部，以及西线战场的吴璘、杨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战，但他们与金兵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军作战；而在后来的战事过程中，同在中线战场的张俊和刘锜所部宋军却没有配合岳家军作战。
张俊、王德等人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然而他们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放弃距离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很近的战略要地亳州，并于绍兴十年闰六月底班师南归。刘锜自顺昌大战得胜之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收复失地。刘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镇江府，一部分留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按兵不动。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初，岳家军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 南宋朝廷却还要求刘锜所部从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全部撤回到镇江府，而顺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当权者对武将做大的担忧顾忌和阻挠牵制，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绍兴十年北伐时，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突入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并曾夜袭金兵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军前锋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相继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事实上，在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就停止了正面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起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
(二). 郾城大捷
在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之后，岳飞本打算以重兵驻守并长期驻扎，将颍昌府作为向北进军的基地，不料原本在中线战场东部迎击金军的张俊和王德所部却从毫州、宿州前线撤离南归，致使中线战场的岳家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态。金人探察到这一情况，完颜宗弼（兀术）便决定把原来分作几路的军队调集在一起，集中军力反攻岳家军，双方之间的战略决战由此展开。当时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主要由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等一系列会战组成。
郾城之战发生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七月八日。绍兴十年七月初，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探知岳飞孤军深入并亲驻郾城（今河南郾城）且郾城驻军不多的情况，于是就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主力，并会同由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等人所率领的援军，倾巢而出，直扑郾城，企图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八日，岳家军探事者报告岳飞，完颜宗弼(兀术)会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昭武大将军韩常等，统率精锐马军一万五千多骑，披挂着鲜明的衣甲，自北方赶来，距郾城县只有二十多宋里路。
当时岳飞麾下只有背嵬军和一部分游奕军，而游奕军的另一部分又随统制姚政驻守颍昌。须知参加绍兴十年北伐的岳家军总兵力约为十万人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十二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此时尚未集结在一起。当然，随岳飞驻郾城的背嵬军既是岳飞的亲军，又是岳家军的精锐。而直接参与郾城之战的这一个半军，包括背嵬军和半数的游奕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人的兵力，除去守城部队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岳家军实际参战兵力就更少了。然而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并且还有十多万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陆续开来。可见郾城之战确实是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岳飞深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遇的恶战、以寡敌众的硬仗，也坚信自己的将士能够承受严酷的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神色严毅，对其子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当天下午，岳云舞动两杆铁锥枪，率精骑直贯敌阵。双方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鏖战。
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拥来。岳云率领的马军打败敌骑的一次冲锋后，又招致更多的敌骑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激战几十回合,形势逐步发展到与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接战”的地步，金国的十余万后续军队也陆续开进战场。
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扬言要活捉完颜宗弼(兀术)，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仍然战斗不止。
《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
关于郾城之战中杨再兴英勇杀敌的战况，《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枪”,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十百人而退。”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岳飞亲率四十骑突进到阵前。都训练霍坚急忙上前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岳飞用马鞭抽了一下霍坚的手，说：“非尔所知！”接着，岳飞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岳家军将士看到统帅亲自出马，顿时士气增倍。
金国女真骑兵擅长使用弓箭，然而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至于白刃近战，更是女真骑兵之所短。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
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敌之两翼拐子马，“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岳家军主要依靠以往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大量战马，才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 并且岳家军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胜其他各支宋军，故能够与金国女真骑兵进行对抗。而在郾城之战的次年救援淮西时，岳家军仅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
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
“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主要用于正面冲击。金军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惯技，改用重装骑兵“铁浮图”军来进行正面冲击,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岳飞当即命令步兵出动，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以步击骑的利器，专劈马足。只要一匹马仆地，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铁浮图”军顿时乱作一团。岳家军步兵与敌骑“手拽厮劈”，杀得金兵尸横遍野。
天色渐渐昏黑，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岳家军在此战中“戕其酋领”，还夺得二百多匹战马。至此，岳飞指挥岳家军将士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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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摘录于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岳飞郾城捷奏可以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之30。而根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捷奏可知，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所作之郾城捷奏其实是在七月十八日才送至南宋朝廷。《宋会要》系宋朝史官根据当时诏书奏章原文进行分类编排而成，详细记载宋代典章制度，史料价值很高，但原书已散失。现存《宋会要辑稿》则是清朝学者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残存的《宋会要》辑录而成)
仔细分析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我们就会发现，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其实是采用步兵和骑兵相互配合，以骑兵为中坚，最终击败女真主力骑兵的。根据岳飞郾城捷奏所载“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我们可以推知战斗开始时岳家军骑兵首先出击，与金国女真骑兵鏖战。
再后来,“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我们根据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步军专用兵器可以推知岳家军步兵后来也纷纷出动，上阵杀敌了。
据考证，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但是参与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却有不少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
郾城之战中，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而这一点既是郾城之战不同于和尚原、仙人关、顺昌等战的特点，也是郾城之战意义非凡之处。
岳家军骑兵将士主要是和女真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对抗，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所要对付的其实正是最后上场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
岳家军骑兵的素质丝毫不低于女真主力骑兵“拐子马”,参加郾城之战的背嵬军则是岳家军骑兵中的精华,而带领背嵬军精锐打头阵的又是猛将岳云。故岳家军与女真骑兵之间的会战打得难分难解，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当完颜宗弼(兀术)看到骑兵会战不能取胜时，这才命令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上阵,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发起的正面冲击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完颜宗弼(兀术)“自谓奇计”。
然而,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正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
而根据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分析，据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一个省札《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载“枢密院奏：「勘会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可知，金国的一万五千多骑兵其实是前锋，其后尚有大军继援。当时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全军”其实有十多万，而随岳飞驻守郾城的岳家军兵力只有一万几千人。故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将士能够与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全军接战”，并能以寡击众、大败金军,显然很不容易。
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
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金国骑兵的这种作战特点。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缴获许多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关于郾城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
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一书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了七月五日之战。
宋高宗看过岳飞从前线发来的七月五日奏章以及七月八日郾城捷奏之后，在回复岳飞的第一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七》)中说:“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
得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其实是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故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晚上一片漆黑，当时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全面统计，所以没有提及杀死敌兵的具体数目，只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故后来又有一份更详尽的补充捷奏来上报郾城大捷的全面战果。
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虽然已经佚失而不得见，但是在宋高宗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中仍有反映。
宋高宗在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值得强调的是，其中还转述岳飞郾城之战的补充捷奏，提到“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等关于郾城战况的重要信息。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七月八日晚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由此可知，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
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会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不肯甘休。七月十日下午，又有一千多女真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窥探军情。
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部将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精锐骑兵队伍，前往侦察。他们同金兵相遇后，立即闪击敌军，冲入敌阵,一拥而上地抢先把金兵统帅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女真骑兵惊慌失措、作鸟兽散。王刚等人以五十多骑杀退金兵一千多骑后，还乘胜追赶了二十多宋里，然后凯旋而归。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
《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其副手中军统制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调转兵锋，去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
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派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十三日，张宪奉命率领背嵬军、游奕军、前军等岳家军“诸军人马”，还有其他一些军组成的雄厚兵力，向临颍县挺进，寻求和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军进行主力决战。
岳家军将官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以三百骑为前哨，巡绰到小商桥，与金国军队主力猝然遭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尽管众寡悬殊，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他们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
经过一场众寡悬殊的激战，杨再兴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三百将士全部英勇战死，而金国军队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仅被杀的金军将士即有二千多人。
当时和杨再兴三百骑交手的金国骑兵中有很多高级军官，其中被杀的金将包括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关于小商桥遭遇战，《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
小商桥遭遇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或因怯于同张宪率领的岳家军大队人马对阵、或因为自身战术需要，随即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仅留下部分金兵守临颍，自己则亲率主力去转攻颍昌。
七月十四日天明，张宪指挥的大部队直逼临颍县，以摧枯拉朽之势来扫荡金兵，一直追过县城三十多宋里，接着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残存的金兵或往颍昌府方向，或往开封府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县)方向逃跑。
岳家军获得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竟得箭镞两升，足见当日战事之惨烈，杨再兴等人捐躯之英勇。岳飞和将士们后来都悲痛不已，对三百勇士深致敬意。岳飞还特地上奏，要求南宋朝廷为杨再兴、高林、王兰等将追赠七官或六官。
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9收录了南宋朝廷给小商桥遭遇战中牺牲将士的转官制，即《杨再兴、王兰、高林、罗彦等为与番兵接战，阵殁，各赠五官制》。其全文如下：
“捐躯殉义者，臣子之极忠；隐恤崇终者，国家之盛典。其敷锡于名命，以风示于遐迩。具官某拨由闾伍之中，奋迹戎行之右，秉怀壮烈，挺志沉雄。比随骠姚之师，深入强敌之境，方幸金吾之击郾，屡以胜闻；复悲国子之归元，遂推闵典。裨进阶于横列，用追贲于营魂，岂徒章死事之褒，亦以为在列之动。惟其英爽，尚识哀荣。”
《紫薇集》卷19收录的《杨再兴、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为岳飞奏，已蒙赠五官，今乞赠七官，恩泽六资。姚侑、李德各赠六官，恩泽依旧。罗彦依旧制》，也即宋高宗答复岳飞要求给小商桥遭遇战中牺牲将士转官奏章的制诰。其全文如下：
“敕：「朕闵死事之臣，既加追贲，虑未尽于隐恤，肆申锡于命书。具官某捐躯百战之余，殒命锋刃之下，原其积志，悼痛不忘。深陋齐人尚稽涿聚之赏，远师汉武更字羽林之孤，裨再刻于密章，示极隆于闵策。精爽未泯，尚服哀荣。」可。”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败之（指金兵）临颍县”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留存有下面这份捷奏：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月十四日，本司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三日，统率背嵬、游奕并诸军人马，起发前来小商桥北一带，至临颖县，措置掩杀金贼。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据绰路马报，临颖县南逢金贼，绰路马遂追赶过县三十余里，杀死贼兵不知数目，其贼望颍昌府、尉氏县路前去。委获胜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岳飞郾城捷奏可以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之30。而根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捷奏可知，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所作之郾城捷奏其实是在七月十八日才送至南宋朝廷。《宋会要》系宋朝史官根据当时诏书奏章原文进行分类编排而成，详细记载宋代典章制度，史料价值很高，但原书已散失。现存《宋会要辑稿》则是清朝学者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残存的《宋会要》辑录而成)
仔细分析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我们就会发现，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其实是采用步兵和骑兵相互配合，以骑兵为中坚，最终击败女真主力骑兵的。根据岳飞郾城捷奏所载“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我们可以推知战斗开始时岳家军骑兵首先出击，与金国女真骑兵鏖战。
再后来,“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我们根据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步军专用兵器可以推知岳家军步兵后来也纷纷出动，上阵杀敌了。
据考证，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但是参与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却有不少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
郾城之战中，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而这一点既是郾城之战不同于和尚原、仙人关、顺昌等战的特点，也是郾城之战意义非凡之处。
岳家军骑兵将士主要是和女真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对抗，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所要对付的其实正是最后上场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
岳家军骑兵的素质丝毫不低于女真主力骑兵“拐子马”,参加郾城之战的背嵬军则是岳家军骑兵中的精华,而带领背嵬军精锐打头阵的又是猛将岳云。故岳家军与女真骑兵之间的会战打得难分难解，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当完颜宗弼(兀术)看到骑兵会战不能取胜时，这才命令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上阵,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发起的正面冲击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完颜宗弼(兀术)“自谓奇计”。
然而,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正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
而根据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分析，据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一个省札《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载“枢密院奏：「勘会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可知，金国的一万五千多骑兵其实是前锋，其后尚有大军继援。当时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全军”其实有十多万，而随岳飞驻守郾城的岳家军兵力只有一万几千人。故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将士能够与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全军接战”，并能以寡击众、大败金军,显然很不容易。
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
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金国骑兵的这种作战特点。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缴获许多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关于郾城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
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一书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了七月五日之战。
宋高宗看过岳飞从前线发来的七月五日奏章以及七月八日郾城捷奏之后，在回复岳飞的第一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七》)中说:“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
得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其实是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故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晚上一片漆黑，当时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全面统计，所以没有提及杀死敌兵的具体数目，只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故后来又有一份更详尽的补充捷奏来上报郾城大捷的全面战果。
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虽然已经佚失而不得见，但是在宋高宗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中仍有反映。
宋高宗在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值得强调的是，其中还转述岳飞郾城之战的补充捷奏，提到“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等关于郾城战况的重要信息。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七月八日晚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由此可知，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
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会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不肯甘休。七月十日下午，又有一千多女真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窥探军情。
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部将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精锐骑兵队伍，前往侦察。他们同金兵相遇后，立即闪击敌军，冲入敌阵,一拥而上地抢先把金兵统帅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女真骑兵惊慌失措、作鸟兽散。王刚等人以五十多骑杀退金兵一千多骑后，还乘胜追赶了二十多宋里，然后凯旋而归。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
《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其副手中军统制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调转兵锋，去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
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派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十三日，张宪奉命率领背嵬军、游奕军、前军等岳家军“诸军人马”，还有其他一些军组成的雄厚兵力，向临颍县挺进，寻求和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军进行主力决战。
岳家军将官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以三百骑为前哨，巡绰到小商桥，与金国军队主力猝然遭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尽管众寡悬殊，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他们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
经过一场众寡悬殊的激战，杨再兴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三百将士全部英勇战死，而金国军队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仅被杀的金军将士即有二千多人。
当时和杨再兴三百骑交手的金国骑兵中有很多高级军官，其中被杀的金将包括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关于小商桥遭遇战，《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
小商桥遭遇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或因怯于同张宪率领的岳家军大队人马对阵、或因为自身战术需要，随即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仅留下部分金兵守临颍，自己则亲率主力去转攻颍昌。
七月十四日天明，张宪指挥的大部队直逼临颍县，以摧枯拉朽之势来扫荡金兵，一直追过县城三十多宋里，接着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残存的金兵或往颍昌府方向，或往开封府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县)方向逃跑。
岳家军获得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竟得箭镞两升，足见当日战事之惨烈，杨再兴等人捐躯之英勇。岳飞和将士们后来都悲痛不已，对三百勇士深致敬意。岳飞还特地上奏，要求南宋朝廷为杨再兴、高林、王兰等将追赠七官或六官。
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9收录了南宋朝廷给小商桥遭遇战中牺牲将士的转官制，即《杨再兴、王兰、高林、罗彦等为与番兵接战，阵殁，各赠五官制》。其全文如下：
“捐躯殉义者，臣子之极忠；隐恤崇终者，国家之盛典。其敷锡于名命，以风示于遐迩。具官某拨由闾伍之中，奋迹戎行之右，秉怀壮烈，挺志沉雄。比随骠姚之师，深入强敌之境，方幸金吾之击郾，屡以胜闻；复悲国子之归元，遂推闵典。裨进阶于横列，用追贲于营魂，岂徒章死事之褒，亦以为在列之动。惟其英爽，尚识哀荣。”
《紫薇集》卷19收录的《杨再兴、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为岳飞奏，已蒙赠五官，今乞赠七官，恩泽六资。姚侑、李德各赠六官，恩泽依旧。罗彦依旧制》，也即宋高宗答复岳飞要求给小商桥遭遇战中牺牲将士转官奏章的制诰。其全文如下：
“敕：「朕闵死事之臣，既加追贲，虑未尽于隐恤，肆申锡于命书。具官某捐躯百战之余，殒命锋刃之下，原其积志，悼痛不忘。深陋齐人尚稽涿聚之赏，远师汉武更字羽林之孤，裨再刻于密章，示极隆于闵策。精爽未泯，尚服哀荣。」可。”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败之（指金兵）临颍县”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留存有下面这份捷奏：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月十四日，本司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三日，统率背嵬、游奕并诸军人马，起发前来小商桥北一带，至临颖县，措置掩杀金贼。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据绰路马报，临颖县南逢金贼，绰路马遂追赶过县三十余里，杀死贼兵不知数目，其贼望颍昌府、尉氏县路前去。委获胜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现将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摘录于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岳飞郾城捷奏可以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之30。而根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捷奏可知，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所作之郾城捷奏其实是在七月十八日才送至南宋朝廷。《宋会要》系宋朝史官根据当时诏书奏章原文进行分类编排而成，详细记载宋代典章制度，史料价值很高，但原书已散失。现存《宋会要辑稿》则是清朝学者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残存的《宋会要》辑录而成)
仔细分析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我们就会发现，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其实是采用步兵和骑兵相互配合，以骑兵为中坚，最终击败女真主力骑兵的。根据岳飞郾城捷奏所载“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我们可以推知战斗开始时岳家军骑兵首先出击，与金国女真骑兵鏖战。
再后来,“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我们根据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步军专用兵器可以推知岳家军步兵后来也纷纷出动，上阵杀敌了。
据考证，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但是参与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却有不少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
郾城之战中，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而这一点既是郾城之战不同于和尚原、仙人关、顺昌等战的特点，也是郾城之战意义非凡之处。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岳飞郾城捷奏可以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之30。而根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捷奏可知，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所作之郾城捷奏其实是在七月十八日才送至南宋朝廷。《宋会要》系宋朝史官根据当时诏书奏章原文进行分类编排而成，详细记载宋代典章制度，史料价值很高，但原书已散失。现存《宋会要辑稿》则是清朝学者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残存的《宋会要》辑录而成)
仔细分析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我们就会发现，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其实是采用步兵和骑兵相互配合，以骑兵为中坚，最终击败女真主力骑兵的。根据岳飞郾城捷奏所载“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我们可以推知战斗开始时岳家军骑兵首先出击，与金国女真骑兵鏖战。
再后来,“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我们根据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步军专用兵器可以推知岳家军步兵后来也纷纷出动，上阵杀敌了。
据考证，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但是参与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却有不少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
郾城之战中，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而这一点既是郾城之战不同于和尚原、仙人关、顺昌等战的特点，也是郾城之战意义非凡之处。
岳家军骑兵将士主要是和女真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对抗，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所要对付的其实正是最后上场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
岳家军骑兵的素质丝毫不低于女真主力骑兵“拐子马”,参加郾城之战的背嵬军则是岳家军骑兵中的精华,而带领背嵬军精锐打头阵的又是猛将岳云。故岳家军与女真骑兵之间的会战打得难分难解，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当完颜宗弼(兀术)看到骑兵会战不能取胜时，这才命令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上阵,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发起的正面冲击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完颜宗弼(兀术)“自谓奇计”。
然而,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正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
而根据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分析，据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一个省札《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载“枢密院奏：「勘会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可知，金国的一万五千多骑兵其实是前锋，其后尚有大军继援。当时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全军”其实有十多万，而随岳飞驻守郾城的岳家军兵力只有一万几千人。故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将士能够与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全军接战”，并能以寡击众、大败金军,显然很不容易。
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
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
岳家军骑兵的素质丝毫不低于女真主力骑兵“拐子马”,参加郾城之战的背嵬军则是岳家军骑兵中的精华,而带领背嵬军精锐打头阵的又是猛将岳云。故岳家军与女真骑兵之间的会战打得难分难解，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当完颜宗弼(兀术)看到骑兵会战不能取胜时，这才命令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上阵,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发起的正面冲击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完颜宗弼(兀术)“自谓奇计”。
然而,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正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
而根据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分析，据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一个省札《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载“枢密院奏：「勘会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可知，金国的一万五千多骑兵其实是前锋，其后尚有大军继援。当时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全军”其实有十多万，而随岳飞驻守郾城的岳家军兵力只有一万几千人。故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将士能够与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全军接战”，并能以寡击众、大败金军,显然很不容易。
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
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金国骑兵的这种作战特点。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缴获许多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关于郾城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
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一书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了七月五日之战。
宋高宗看过岳飞从前线发来的七月五日奏章以及七月八日郾城捷奏之后，在回复岳飞的第一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七》)中说:“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
得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其实是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故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晚上一片漆黑，当时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全面统计，所以没有提及杀死敌兵的具体数目，只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故后来又有一份更详尽的补充捷奏来上报郾城大捷的全面战果。
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虽然已经佚失而不得见，但是在宋高宗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中仍有反映。
宋高宗在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值得强调的是，其中还转述岳飞郾城之战的补充捷奏，提到“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等关于郾城战况的重要信息。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金国骑兵的这种作战特点。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缴获许多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关于郾城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
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一书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了七月五日之战。
宋高宗看过岳飞从前线发来的七月五日奏章以及七月八日郾城捷奏之后，在回复岳飞的第一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七》)中说:“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
得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其实是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故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晚上一片漆黑，当时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全面统计，所以没有提及杀死敌兵的具体数目，只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故后来又有一份更详尽的补充捷奏来上报郾城大捷的全面战果。
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虽然已经佚失而不得见，但是在宋高宗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中仍有反映。
宋高宗在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值得强调的是，其中还转述岳飞郾城之战的补充捷奏，提到“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等关于郾城战况的重要信息。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七月八日晚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由此可知，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
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
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七月八日晚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由此可知，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hu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
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chou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yi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guan制、韩之美转guan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guan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gan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guan”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guan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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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hu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
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chou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yi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guan制、韩之美转guan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guan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gan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guan”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guan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七月八日晚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由此可知，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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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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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没有标明，而且还隐去作者，这行为~~ 实在…………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七月八日晚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由此可知，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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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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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会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不肯甘休。七月十日下午，又有一千多女真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窥探军情。
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部将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精锐骑兵队伍，前往侦察。他们同金兵相遇后，立即闪击敌军，冲入敌阵,一拥而上地抢先把金兵统帅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女真骑兵惊慌失措、作鸟兽散。王刚等人以五十多骑杀退金兵一千多骑后，还乘胜追赶了二十多宋里，然后凯旋而归。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
《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其副手中军统制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调转兵锋，去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
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派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十三日，张宪奉命率领背嵬军、游奕军、前军等岳家军“诸军人马”，还有其他一些军组成的雄厚兵力，向临颍县挺进，寻求和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军进行主力决战。
岳家军将官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以三百骑为前哨，巡绰到小商桥，与金国军队主力猝然遭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尽管众寡悬殊，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他们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
经过一场众寡悬殊的激战，杨再兴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三百将士全部英勇战死，而金国军队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仅被杀的金军将士即有二千多人。
当时和杨再兴三百骑交手的金国骑兵中有很多高级军官，其中被杀的金将包括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关于小商桥遭遇战，《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
小商桥遭遇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或因怯于同张宪率领的岳家军大队人马对阵、或因为自身战术需要，随即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仅留下部分金兵守临颍，自己则亲率主力去转攻颍昌。
七月十四日天明，张宪指挥的大部队直逼临颍县，以摧枯拉朽之势来扫荡金兵，一直追过县城三十多宋里，接着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残存的金兵或往颍昌府方向，或往开封府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县)方向逃跑。
岳家军获得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竟得箭镞两升，足见当日战事之惨烈，杨再兴等人捐躯之英勇。岳飞和将士们后来都悲痛不已，对三百勇士深致敬意。岳飞还特地上奏，要求南宋朝廷为杨再兴、高林、王兰等将追赠七官或六官。
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9收录了南宋朝廷给小商桥遭遇战中牺牲将士的转官制，即《杨再兴、王兰、高林、罗彦等为与番兵接战，阵殁，各赠五官制》。其全文如下：
“捐躯殉义者，臣子之极忠；隐恤崇终者，国家之盛典。其敷锡于名命，以风示于遐迩。具官某拨由闾伍之中，奋迹戎行之右，秉怀壮烈，挺志沉雄。比随骠姚之师，深入强敌之境，方幸金吾之击郾，屡以胜闻；复悲国子之归元，遂推闵典。裨进阶于横列，用追贲于营魂，岂徒章死事之褒，亦以为在列之动。惟其英爽，尚识哀荣。”
《紫薇集》卷19收录的《杨再兴、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为岳飞奏，已蒙赠五官，今乞赠七官，恩泽六资。姚侑、李德各赠六官，恩泽依旧。罗彦依旧制》，也即宋高宗答复岳飞要求给小商桥遭遇战中牺牲将士转官奏章的制诰。其全文如下：
“敕：「朕闵死事之臣，既加追贲，虑未尽于隐恤，肆申锡于命书。具官某捐躯百战之余，殒命锋刃之下，原其积志，悼痛不忘。深陋齐人尚稽涿聚之赏，远师汉武更字羽林之孤，裨再刻于密章，示极隆于闵策。精爽未泯，尚服哀荣。」可。”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败之（指金兵）临颍县”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留存有下面这份捷奏：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月十四日，本司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三日，统率背嵬、游奕并诸军人马，起发前来小商桥北一带，至临颖县，措置掩杀金贼。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据绰路马报，临颖县南逢金贼，绰路马遂追赶过县三十余里，杀死贼兵不知数目，其贼望颍昌府、尉氏县路前去。委获胜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三). 颖昌大捷
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即七月十四日), 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完颜宗弼（兀术）调集更多兵力，会同镇国大王、韩常，另有四个万夫长，带领金国女真骑兵三万多骑，在颍昌府城西门外、舞阳桥以南列阵，此外还有很多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金军在那里摆开阵势，横亘十多宋里，金鼓震天。
当时岳家军戍守颍昌府的部队共有五个军，然而除踏白军外，中军统领苏坚在西京河南府，选锋军统制李道在外地，背嵬军和游奕军的一部分又在郾城县和临颍县，都不是全军，总兵力三万人左右。
颍昌之战开始前，王贵命令统制董先率踏白军，副统制胡清率选锋军守城，自己和姚政等率中军、游奕军，会同岳云带来的部分背嵬军出城迎敌。首先出城作战的岳家军的这三个军，兵力也不过只有一万几千人，而据《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参与颍昌会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显然，这又是一场以少击众的硬仗与恶战。
二十二岁的虎将岳云抡枪纵马，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首先出动，驰击金军。岳家军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金国军队倚仗兵多势大，岳家军将士则凭借士气勇锐，双方苦战了整整几十个回合，依然难分高低胜负。
岳云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身受百余处创伤，岳家军许多将士也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
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连宿将王贵也不免有些气馁怯战，然而岳云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
颍昌府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上午，到了正午，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双方相持不下。守城的董先和胡清见状，立即率领踏白军和选锋军出城增援。
多了两支生力军以后，岳家军将士顿时士气倍增，董先、胡清与王贵、岳云合兵奋击，战局迅速得到扭转，金兵很快就支撑不住。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溃散，大败而逃。至此，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取得了颍昌大捷。
颍昌之战的战果是辉煌的,岳家军将士当阵杀死金军统军使、夏姓金吾卫上将军（兀术的女婿），还先后杀死金军千夫长5人，杀死金兵五千多人，擒获金兵大小首领78人，俘获金兵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三千多匹，缴获的金、鼓、旗、枪、器甲等器物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关于颍昌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
《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
《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王贵尝以颍昌怯战之故，为臣云所折责。比其凯旋，先臣犹怒不止，欲斩之，以诸将肯请，获免”，
《鄂国金陀粹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记载：“颍昌之战，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顾者，复中原有日矣”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对颍昌战事的记载较为详细：“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既而兀术果以以兵十万、骑三万来。于是，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虏阵自舞阳桥以南，横亘十余里，金鼓振天，城堞为摇。臣云令诸军勿牵马执俘，视梆而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自辰至午，战方酣，董先、胡清继之。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
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
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而《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叙述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
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宋人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证，《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具体描述其实错讹甚多。
据《宋史》卷368《杨再兴传》以及《宋史》卷29《高宗本纪》的记载，再结合现存张宪小商桥捷奏和王贵颍昌捷奏原文所述可知，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战死的地点确实是小商桥，而非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将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的战死地点写成颍昌，系误。今存颍昌捷奏表明，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出现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的狼狈景象，而是“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贼兵横尸满野”，“大获全胜”。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所载“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二升。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其实是来源于赵甡之《中兴遗史》，这段记述其实颠倒错乱，显然是误将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发生的颍昌之战与七月十三日发生的小商桥遭遇战混为一谈，进而误将王贵、姚政、岳云率军在颍昌击败兀术的金军主力之事同杨再兴等三百勇士与数万金兵在小商桥发生遭遇战之事混在一起。事实上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天大雨，溪涧皆满溢”的记录，而杨再兴的战死地点显然也不在颍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多次强调。故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这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描述会出现明显的错讹之处。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即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转攻颍昌府。
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
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的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刘锜的左右军当时早已南撤至镇江府，留在顺昌府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其能出动的兵力当然比较少。在收到岳飞来信之后，刘锜的援军出发了，可惜并非全军，只是由雷仲、柳倪率领的约几千步兵的偏师，且仅有“骑数百”，故其行军不快。这支偏师按照刘锜的指令，没有直接奔赴战场，而是开往开封府南部的太康县，想作围魏救赵之谋。
然而由于刘锜偏师多为步兵，行动缓慢，等到他们到达太康县的时候，岳家军已经在颍昌府击溃了金军主力。故刘锜偏师见不到金军的踪影，他们在没有和金军交战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撤回。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和《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两书所载因夸张刘锜战功而失实，这两书关于颍昌之战的具体描述都有明显错误，如声称岳飞屯颍昌，杨再兴战死在颍昌之类。但谬误最严重的，则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在根本就没有得到刘锜一兵一卒支援的情况下，岳家军照样能够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击败金军主力，进而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退遁开封。
岳家军兵力自七月八日郾城之战至七月十四日颍昌之战，为时仅七日。刘锜从接岳飞书信，到发兵几千至太康县，为时已晚，不可能起到援助岳家军的作用。
事实上，雷仲和柳倪所率领的偏师既没有遇到金兵，也根本没有和金军交战。而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的偏师抵达太康，却未遇一个金兵，其实正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 颍昌之战发生之前，岳飞要求刘锜派兵增援之事，反映了郾城之战后、颍昌之战前，岳家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独挡强敌的严峻形势。然而，在杨再兴战死的翌日，张宪率大军收复临颍县，王贵、岳云等率军又在颍昌府击败金国军队主力，取得颍昌大捷的胜利，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逃回开封。在敌众我寡、孤军无援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仍能独当一面，并击败金军主力的大举反扑，其意义非凡。
(附注: 太康县在顺昌府以北约二百公里左右，在颍昌府以东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小商桥东北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开封东南约一百公里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颍昌之战中，岳云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在战事一开始，岳云即率领“骑兵八百，挺前决战”，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杀死了很多金兵，自己也身受百余处创伤。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岳云更是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主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然每有战捷，先臣(岳飞)独不上，故其（岳云）功多不闻。”
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在其所著《紫薇集》卷16中收录的《岳云为与番人接战大获胜捷，除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制》，也即南宋朝廷嘉奖岳云颍昌之战立功的升官制，其文如下:
“敕：‘师以胜归，策动于庙，礼也。若夫成功行封，犹有遗者，何以为劳臣之战哉！具官某，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敌，厥攻为多。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其升庸于横列，且遥领于捍防。益务忠勤，无堕乃力。’可”。
《鄂国金陀粹编》卷15收录的《辞男云特转恩命剳子》，即岳飞关于此事的奏章，其文如下:
“臣于今月二十六日准告，授臣男云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臣闻君之驭臣，固不吝于厚赏，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与虏贼决战于陈、颍之间，云随行迎敌，虽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横列，仍领郡防，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由此可知，南宋朝廷后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岳云在颍昌大战中战功卓著，于是就授予岳云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这一官衔，岳飞一向不报岳云的战功，这次他也谦逊地推辞南宋朝廷给岳云的封赏。
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即七月十四日), 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完颜宗弼（兀术）调集更多兵力，会同镇国大王、韩常，另有四个万夫长，带领金国女真骑兵三万多骑，在颍昌府城西门外、舞阳桥以南列阵，此外还有很多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金军在那里摆开阵势，横亘十多宋里，金鼓震天。
当时岳家军戍守颍昌府的部队共有五个军，然而除踏白军外，中军统领苏坚在西京河南府，选锋军统制李道在外地，背嵬军和游奕军的一部分又在郾城县和临颍县，都不是全军，总兵力三万人左右。
颍昌之战开始前，王贵命令统制董先率踏白军，副统制胡清率选锋军守城，自己和姚政等率中军、游奕军，会同岳云带来的部分背嵬军出城迎敌。首先出城作战的岳家军的这三个军，兵力也不过只有一万几千人，而据《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参与颍昌会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显然，这又是一场以少击众的硬仗与恶战。
二十二岁的虎将岳云抡枪纵马，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首先出动，驰击金军。岳家军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金国军队倚仗兵多势大，岳家军将士则凭借士气勇锐，双方苦战了整整几十个回合，依然难分高低胜负。
岳云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身受百余处创伤，岳家军许多将士也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
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连宿将王贵也不免有些气馁怯战，然而岳云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
颍昌府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上午，到了正午，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双方相持不下。守城的董先和胡清见状，立即率领踏白军和选锋军出城增援。
多了两支生力军以后，岳家军将士顿时士气倍增，董先、胡清与王贵、岳云合兵奋击，战局迅速得到扭转，金兵很快就支撑不住。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溃散，大败而逃。至此，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取得了颍昌大捷。
颍昌之战的战果是辉煌的,岳家军将士当阵杀死金军统军使、夏姓金吾卫上将军（兀术的女婿），还先后杀死金军千夫长5人，杀死金兵五千多人，擒获金兵大小首领78人，俘获金兵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三千多匹，缴获的金、鼓、旗、枪、器甲等器物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关于颍昌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
《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
《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王贵尝以颍昌怯战之故，为臣云所折责。比其凯旋，先臣犹怒不止，欲斩之，以诸将肯请，获免”，
《鄂国金陀粹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记载：“颍昌之战，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顾者，复中原有日矣”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对颍昌战事的记载较为详细：“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既而兀术果以以兵十万、骑三万来。于是，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虏阵自舞阳桥以南，横亘十余里，金鼓振天，城堞为摇。臣云令诸军勿牵马执俘，视梆而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自辰至午，战方酣，董先、胡清继之。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
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
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而《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叙述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
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宋人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证，《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具体描述其实错讹甚多。
据《宋史》卷368《杨再兴传》以及《宋史》卷29《高宗本纪》的记载，再结合现存张宪小商桥捷奏和王贵颍昌捷奏原文所述可知，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战死的地点确实是小商桥，而非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将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的战死地点写成颍昌，系误。今存颍昌捷奏表明，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出现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的狼狈景象，而是“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贼兵横尸满野”，“大获全胜”。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所载“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二升。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其实是来源于赵甡之《中兴遗史》，这段记述其实颠倒错乱，显然是误将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发生的颍昌之战与七月十三日发生的小商桥遭遇战混为一谈，进而误将王贵、姚政、岳云率军在颍昌击败兀术的金军主力之事同杨再兴等三百勇士与数万金兵在小商桥发生遭遇战之事混在一起。事实上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天大雨，溪涧皆满溢”的记录，而杨再兴的战死地点显然也不在颍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多次强调。故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这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描述会出现明显的错讹之处。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即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转攻颍昌府。
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
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的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刘锜的左右军当时早已南撤至镇江府，留在顺昌府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其能出动的兵力当然比较少。在收到岳飞来信之后，刘锜的援军出发了，可惜并非全军，只是由雷仲、柳倪率领的约几千步兵的偏师，且仅有“骑数百”，故其行军不快。这支偏师按照刘锜的指令，没有直接奔赴战场，而是开往开封府南部的太康县，想作围魏救赵之谋。
然而由于刘锜偏师多为步兵，行动缓慢，等到他们到达太康县的时候，岳家军已经在颍昌府击溃了金军主力。故刘锜偏师见不到金军的踪影，他们在没有和金军交战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撤回。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和《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两书所载因夸张刘锜战功而失实，这两书关于颍昌之战的具体描述都有明显错误，如声称岳飞屯颍昌，杨再兴战死在颍昌之类。但谬误最严重的，则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在根本就没有得到刘锜一兵一卒支援的情况下，岳家军照样能够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击败金军主力，进而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退遁开封。
岳家军兵力自七月八日郾城之战至七月十四日颍昌之战，为时仅七日。刘锜从接岳飞书信，到发兵几千至太康县，为时已晚，不可能起到援助岳家军的作用。
事实上，雷仲和柳倪所率领的偏师既没有遇到金兵，也根本没有和金军交战。而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的偏师抵达太康，却未遇一个金兵，其实正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 颍昌之战发生之前，岳飞要求刘锜派兵增援之事，反映了郾城之战后、颍昌之战前，岳家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独挡强敌的严峻形势。然而，在杨再兴战死的翌日，张宪率大军收复临颍县，王贵、岳云等率军又在颍昌府击败金国军队主力，取得颍昌大捷的胜利，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逃回开封。在敌众我寡、孤军无援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仍能独当一面，并击败金军主力的大举反扑，其意义非凡。
(附注: 太康县在顺昌府以北约二百公里左右，在颍昌府以东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小商桥东北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开封东南约一百公里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颍昌之战中，岳云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在战事一开始，岳云即率领“骑兵八百，挺前决战”，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杀死了很多金兵，自己也身受百余处创伤。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岳云更是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主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然每有战捷，先臣(岳飞)独不上，故其（岳云）功多不闻。”
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在其所著《紫薇集》卷16中收录的《岳云为与番人接战大获胜捷，除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制》，也即南宋朝廷嘉奖岳云颍昌之战立功的升官制，其文如下:
“敕：‘师以胜归，策动于庙，礼也。若夫成功行封，犹有遗者，何以为劳臣之战哉！具官某，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敌，厥攻为多。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其升庸于横列，且遥领于捍防。益务忠勤，无堕乃力。’可”。
《鄂国金陀粹编》卷15收录的《辞男云特转恩命剳子》，即岳飞关于此事的奏章，其文如下:
“臣于今月二十六日准告，授臣男云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臣闻君之驭臣，固不吝于厚赏，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与虏贼决战于陈、颍之间，云随行迎敌，虽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横列，仍领郡防，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由此可知，南宋朝廷后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岳云在颍昌大战中战功卓著，于是就授予岳云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这一官衔，岳飞一向不报岳云的战功，这次他也谦逊地推辞南宋朝廷给岳云的封赏。
(四).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小结: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五).关于“拐子马”与“铁浮图”
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
“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拐子马”与“铁浮图”确实都存在过，但两者并非是同一事物。《鄂王行实编年》的编者岳珂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已指出。
以下摘录部分学者的考证结果:
南宋时期,“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人的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被布置在两翼,用以对敌军实施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一般都备有两匹马,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
总的来说, “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汪若海记录顺昌之战的一篇《剳子》中记载: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女真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兵是其在战场上的中坚,如南宋吕颐浩在奏疏中谈到“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可见金军的“拐子马”的任务是包抄“围掩”。
张棣原本在金国为官，对金国十分了解，宋孝宗时张棣归顺南宋，在张棣所著《金虏图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取胜全不责于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金虏图经》“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的记载,与汪若海所说的“(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而“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的记载则是宋人称其为“拐子马”的原因。
古代战争中,大队的骑兵往往是被放在两翼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而且两翼骑兵需要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其作战意图。所以“拐子马”其实是金军骑兵的主力。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
《历代名臣奏议》卷90记录了南宋初年大臣吕颐浩奏议：“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中收录的岳飞郾城捷奏)。
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参见《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郾城之战立功转官制)。
“铁浮图”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南宋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最早记载“铁浮屠”(“铁浮图”)。文中称兀术“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 这“叉千户”便是指侍卫亲军。
《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汉人签军充当,他们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他们是不可能装备造价昂贵的重型铠甲的。也就是说,穿戴此等重铠的不会是金军的步兵,而有资格穿戴重铠的只能是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只能是轻型和中型的左右翼骑兵“拐子马”, 而非重装骑兵“铁浮图”。这是因为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由于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的人数肯定不会很多,在顺昌战役中只有三千人。
可见重骑兵只能是骑兵中的精华,见诸南宋史籍,凡提及“铁浮图”,必会称其“常胜军”、“精锐特甚”、“所向无前”诸如此类等等,其身份也应当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是轻型或中型骑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铠全装”,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可以“或进或退,见可而前”,而“铁浮图”去必须“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铠甲的原因。
金军的“铁浮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重装骑兵作战的场合,他们经常下马,作为重装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说“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骑在马背上显然是无法攻城的。“铁浮图”重装骑兵下马攻城的事例还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
此外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也提到:“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载顺昌之战时，金军“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乃“铁浮图”用于“攻城”之时舍马步战。
《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所载“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其实正是“铁浮图”作为重装骑兵进行正面攻坚的记述。然而,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骑兵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神臂弓、麻扎刀、提刀、大斧等确实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而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也确实曾重创金国女真骑兵,否则金军统帅兀术就不会说宋人所用兵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了。而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正是使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的。
根据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研究，据《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的记载(还可见于《资治通鉴》卷99)前燕的鲜卑统帅慕容恪与冉魏的汉人枭雄冉闵大战于魏昌城时，“恪(慕容恪)乃以铁索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慕容恪的战术明显与金军重装骑兵“铁浮图”相似。
既然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鲜卑的骑兵部队就曾“以铁索连马”布阵来击败冉魏枭雄冉闵所部，那么到了两宋时期，自北方入侵的金国女真人偶尔采用“三人为联”“ 贯以韦索”的战术，并非是绝无可能。
宋高宗在回复岳飞的第二份手诏中转述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今已佚失)中的记述 ,称郾城之战时“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应即是指女真重装骑兵采用三马相联的战术，——若仅用左、右翼拐子马，此乃惯技，不可谓“奇计”。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五).关于“拐子马”与“铁浮图”
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
“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拐子马”与“铁浮图”确实都存在过，但两者并非是同一事物。《鄂王行实编年》的编者岳珂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已指出。
以下摘录部分学者的考证结果:
南宋时期,“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人的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被布置在两翼,用以对敌军实施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一般都备有两匹马,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
总的来说, “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汪若海记录顺昌之战的一篇《剳子》中记载: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女真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兵是其在战场上的中坚,如南宋吕颐浩在奏疏中谈到“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可见金军的“拐子马”的任务是包抄“围掩”。
张棣原本在金国为官，对金国十分了解，宋孝宗时张棣归顺南宋，在张棣所著《金虏图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取胜全不责于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金虏图经》“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的记载,与汪若海所说的“(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而“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的记载则是宋人称其为“拐子马”的原因。
古代战争中,大队的骑兵往往是被放在两翼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而且两翼骑兵需要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其作战意图。所以“拐子马”其实是金军骑兵的主力。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
《历代名臣奏议》卷90记录了南宋初年大臣吕颐浩奏议：“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中收录的岳飞郾城捷奏)。
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参见《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郾城之战立功转官制)。
“铁浮图”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南宋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最早记载“铁浮屠”(“铁浮图”)。文中称兀术“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 这“叉千户”便是指侍卫亲军。
《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汉人签军充当,他们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他们是不可能装备造价昂贵的重型铠甲的。也就是说,穿戴此等重铠的不会是金军的步兵,而有资格穿戴重铠的只能是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只能是轻型和中型的左右翼骑兵“拐子马”, 而非重装骑兵“铁浮图”。这是因为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由于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的人数肯定不会很多,在顺昌战役中只有三千人。
可见重骑兵只能是骑兵中的精华,见诸南宋史籍,凡提及“铁浮图”,必会称其“常胜军”、“精锐特甚”、“所向无前”诸如此类等等,其身份也应当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是轻型或中型骑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铠全装”,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可以“或进或退,见可而前”,而“铁浮图”去必须“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铠甲的原因。
金军的“铁浮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重装骑兵作战的场合,他们经常下马,作为重装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说“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骑在马背上显然是无法攻城的。“铁浮图”重装骑兵下马攻城的事例还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
此外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也提到:“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载顺昌之战时，金军“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乃“铁浮图”用于“攻城”之时舍马步战。
《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所载“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其实正是“铁浮图”作为重装骑兵进行正面攻坚的记述。然而,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骑兵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神臂弓、麻扎刀、提刀、大斧等确实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而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也确实曾重创金国女真骑兵,否则金军统帅兀术就不会说宋人所用兵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了。而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正是使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的。
根据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研究，据《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的记载(还可见于《资治通鉴》卷99)前燕的鲜卑统帅慕容恪与冉魏的汉人枭雄冉闵大战于魏昌城时，“恪(慕容恪)乃以铁索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慕容恪的战术明显与金军重装骑兵“铁浮图”相似。
既然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鲜卑的骑兵部队就曾“以铁索连马”布阵来击败冉魏枭雄冉闵所部，那么到了两宋时期，自北方入侵的金国女真人偶尔采用“三人为联”“ 贯以韦索”的战术，并非是绝无可能。
宋高宗在回复岳飞的第二份手诏中转述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今已佚失)中的记述 ,称郾城之战时“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应即是指女真重装骑兵采用三马相联的战术，——若仅用左、右翼拐子马，此乃惯技，不可谓“奇计”。
又想到杨再兴了，放言活捉兀术是何等豪迈，血战小商桥牺牲是何等悲壮
（六）、推断岳家军颍昌之战杀金兵实为五千，至少有八条重要的依据，具体如下：
（一）.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
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二）. 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
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
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中斩首5千级，其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廉良口大捷战斗中不过获得敌人首级五百级，战后清扫统计达两千级之多。
（三）.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
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
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四）.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
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
（五）.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
（六）. 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
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七）.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
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并且当时的金国也不存在女真人与汉人通婚的禁令。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
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八）、断定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岳家军杀伤并重创金兵的主要是女真骑兵的关键点：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记载：『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乌陵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今虏主亶之辈也）。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还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的步兵基本都由被强征入伍汉人签军充当,汉人签军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
同时，汉人签军在金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多是汉族平民百姓，被金国女真人强征入伍，平时饱受女真人的压迫奴役，在战时又被金兵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
而且汉人签军普遍十分怨恨金人十分，作战不会很卖力，但一有机会，他们就想逃走或是投靠宋军。假如后面没有金兵金将的压阵，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早就临阵脱逃或者是临阵倒戈了！
很显然，金军是不可能依靠那些汉人签军去当主力并冲锋陷阵的！
在与宋朝最有战斗力的抗金劲旅岳家军作战时，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汉人签军显然更不可能充当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在真正对阵交战时，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的作用最多只能是虚张声势。
金军的中坚力量和作战的主力部队只能是作为金国唯一的正规军女真骑兵！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
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坚韧耐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和《吴璘传》。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曾长期与金国、西夏作战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事实上，在郾城之战中，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而在颍昌之战中，参战的金国女真骑兵有三万多骑。显然，金军主要依靠他们来很岳家军作战。
假如岳家军没有在激战中给予作为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女真骑兵以重大杀伤，那么金军是不会败逃的！——须知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原本想要倚仗人多势众取胜，进而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金军统帅亲自出马带出的正是金军主力和王牌部队。
很显然，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岳家军给予那些以女真骑兵为中坚和主要作战力量的金军以重大杀伤，从而击败了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军主力部队，迫使骁勇善战的女真兵败逃！
（一）.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
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二）. 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
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
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中斩首5千级，其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廉良口大捷战斗中不过获得敌人首级五百级，战后清扫统计达两千级之多。
（三）.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
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
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四）.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
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
（五）.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
（六）. 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
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七）.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
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并且当时的金国也不存在女真人与汉人通婚的禁令。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
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八）、断定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岳家军杀伤并重创金兵的主要是女真骑兵的关键点：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记载：『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乌陵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今虏主亶之辈也）。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还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的步兵基本都由被强征入伍汉人签军充当,汉人签军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
同时，汉人签军在金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多是汉族平民百姓，被金国女真人强征入伍，平时饱受女真人的压迫奴役，在战时又被金兵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
而且汉人签军普遍十分怨恨金人十分，作战不会很卖力，但一有机会，他们就想逃走或是投靠宋军。假如后面没有金兵金将的压阵，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早就临阵脱逃或者是临阵倒戈了！
很显然，金军是不可能依靠那些汉人签军去当主力并冲锋陷阵的！
在与宋朝最有战斗力的抗金劲旅岳家军作战时，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汉人签军显然更不可能充当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在真正对阵交战时，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的作用最多只能是虚张声势。
金军的中坚力量和作战的主力部队只能是作为金国唯一的正规军女真骑兵！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
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坚韧耐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和《吴璘传》。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曾长期与金国、西夏作战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事实上，在郾城之战中，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而在颍昌之战中，参战的金国女真骑兵有三万多骑。显然，金军主要依靠他们来很岳家军作战。
假如岳家军没有在激战中给予作为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女真骑兵以重大杀伤，那么金军是不会败逃的！——须知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原本想要倚仗人多势众取胜，进而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金军统帅亲自出马带出的正是金军主力和王牌部队。
很显然，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岳家军给予那些以女真骑兵为中坚和主要作战力量的金军以重大杀伤，从而击败了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军主力部队，迫使骁勇善战的女真兵败逃！
（七）、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1).岳飞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例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
《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战汴、许间”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1).岳飞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例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
《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战汴、许间”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2).岳飞北伐捷奏遭篡改的例子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此外，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战后清扫战场获得敌人死尸万余；廉良口大捷在战斗中不过获得敌军五百首级，然而战后清扫统计却达两千级之多；关于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宋史记载的斩首5千级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
而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提到了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的记录,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
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数据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
故留存下来的那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可能原本记录的是五千，但是却被某些奸佞之徒(比如秦桧及其党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让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此外，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战后清扫战场获得敌人死尸万余；廉良口大捷在战斗中不过获得敌军五百首级，然而战后清扫统计却达两千级之多；关于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宋史记载的斩首5千级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
而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提到了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的记录,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
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数据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
故留存下来的那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可能原本记录的是五千，但是却被某些奸佞之徒(比如秦桧及其党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让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然而，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岳家军夺得的战马数目也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不翼而飞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然而，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岳家军夺得的战马数目也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不翼而飞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3）.经过以上分析考辨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以下这些事实：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的一个史官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并且秦桧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或《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
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的一个史官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并且秦桧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或《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
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指出，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故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并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指出。即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史料其实都被收录在《鄂国金陀粹编》中并通过《鄂国金陀粹编》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现存的《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其实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简称“至正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稡编》成书之后曾经在南宋嘉兴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灭亡之后，《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吴陵张公，命断事官经历吴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
第二个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日敬进行了一次校补，此即明朝“嘉靖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都有藏书。由于明朝“嘉靖本”来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袭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页和缺字等问题。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收缴全国的藏书，当满清御用文人们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对所收录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编》作了不少篡改。
第三个版本是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浙本”。“浙本”来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现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错讹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见，《金陀粹编》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仅留存甚少，而且还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浙本”《金陀粹编》其实又是因袭满清编《四库全书》时篡改过的“嘉靖本”。这些也对包括岳飞北伐捷奏在内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和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指出。即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史料其实都被收录在《鄂国金陀粹编》中并通过《鄂国金陀粹编》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现存的《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其实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简称“至正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稡编》成书之后曾经在南宋嘉兴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灭亡之后，《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吴陵张公，命断事官经历吴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
第二个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日敬进行了一次校补，此即明朝“嘉靖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都有藏书。由于明朝“嘉靖本”来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袭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页和缺字等问题。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收缴全国的藏书，当满清御用文人们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对所收录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编》作了不少篡改。
第三个版本是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浙本”。“浙本”来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现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错讹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见，《金陀粹编》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仅留存甚少，而且还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浙本”《金陀粹编》其实又是因袭满清编《四库全书》时篡改过的“嘉靖本”。这些也对包括岳飞北伐捷奏在内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和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
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1、当时是冷兵器时代。2、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3、杰出的统帅兀术等 。
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对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对上万骑在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拐子马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伏击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太祖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骑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骑兵对阵，这是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
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1、当时是冷兵器时代。2、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3、杰出的统帅兀术等 。
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对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对上万骑在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拐子马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伏击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太祖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骑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骑兵对阵，这是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著名爱国名臣李纲在给朝臣的书信中指出：『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难得，……，异时定为中兴名将。』
以下摘录南宋朝廷在绍兴初年给岳飞升官的部分诏书中对岳飞的评价：
『（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
『（岳飞）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
『（岳飞）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1136年），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势如破竹般收复襄汉六郡，宋高宗赵构在诏书中欣喜地评价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少保”官位的制词公文中评价岳飞：『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
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太学生倪朴上书宋高宗，要求南宋朝廷尽快给岳飞平反昭雪，倪朴在其上书中写道：『臣闻故将岳飞，忠义无比，志清宇宙，一旦为权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犹云云也！夫孝妇之冤不伸，犹历年为之不雨。况忠臣义士，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无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气，岂不充积于天地之间哉？…………臣愿复故将岳飞之封爵，禄其子孙，以伸其冤抑之气。』
岳飞遇害后二十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宋孝宗在位期间，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岳飞冤案昭雪后，宋孝宗在非正式场合对岳飞三子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乾道六年（1170年），南宋湖北转运司在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的公文中评价岳飞：『伏见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鄂、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殉国，有百战百胜之功。至今鄂州一军士卒整肃可用者，皆飞之力也。（岳飞）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
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在给岳飞评定谥号的官方公文《忠愍谥议》中评价岳飞：『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
而在为岳飞定谥号的官方公文《武穆谥议》中，南宋官员对岳飞廉洁奉公、舍身报国的精神也多有称誉：『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临阵亲冒矢石，为士卒先，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忠义殉国，史册所载，何以尚兹！』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一：『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二（摘录自文天祥给岳飞曾孙岳觌的回信）：「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明太祖朱元璋评价岳飞：纯正不曲，书如其人。
明神宗朱翊钧评价岳飞：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
满清乾隆皇帝评价岳飞：惟尔公忠秉性，智勇超伦。
孙中山评价岳飞： 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邓广铭教授评价岳飞：岳家军的战斗实践，证实了它的战斗力之特别强大。至于其所以特别强大的原因所在，固与岳飞平素的操练和教阅分不开，而更加重要的，则是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具体反映出来，岳飞是如何地要把他的部队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还具体反映出来，岳飞确实是一个卓荦不群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王曾瑜教授评价岳飞：为着光复故土，南北重新统一，维护文明和进步，岳飞不屈不挠地奋斗了后半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履践着自己“尽忠报国”的誓言，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张其凡教授评价岳飞的军事才能：指挥大兵团，发动进攻战，战强敌而胜之，威震敌胆，环顾两宋三百年间，唯岳飞一人而已。他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思想，是两宋军事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笔珍贵宝藏。
龚延明教授评价岳飞的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岳飞，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八百多年来，一直在感染和鼓舞着后来人。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岳飞已成了一面爱国统一的旗帜，廉洁奉公的楷模，蔑视权贵、伸张正义的正人，以身殉志、宁死不屈的英雄。
以下摘录南宋朝廷在绍兴初年给岳飞升官的部分诏书中对岳飞的评价：
『（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
『（岳飞）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
『（岳飞）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1136年），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势如破竹般收复襄汉六郡，宋高宗赵构在诏书中欣喜地评价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少保”官位的制词公文中评价岳飞：『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
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太学生倪朴上书宋高宗，要求南宋朝廷尽快给岳飞平反昭雪，倪朴在其上书中写道：『臣闻故将岳飞，忠义无比，志清宇宙，一旦为权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犹云云也！夫孝妇之冤不伸，犹历年为之不雨。况忠臣义士，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无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气，岂不充积于天地之间哉？…………臣愿复故将岳飞之封爵，禄其子孙，以伸其冤抑之气。』
岳飞遇害后二十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宋孝宗在位期间，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岳飞冤案昭雪后，宋孝宗在非正式场合对岳飞三子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乾道六年（1170年），南宋湖北转运司在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的公文中评价岳飞：『伏见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鄂、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殉国，有百战百胜之功。至今鄂州一军士卒整肃可用者，皆飞之力也。（岳飞）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
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在给岳飞评定谥号的官方公文《忠愍谥议》中评价岳飞：『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
而在为岳飞定谥号的官方公文《武穆谥议》中，南宋官员对岳飞廉洁奉公、舍身报国的精神也多有称誉：『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临阵亲冒矢石，为士卒先，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忠义殉国，史册所载，何以尚兹！』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一：『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二（摘录自文天祥给岳飞曾孙岳觌的回信）：「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明太祖朱元璋评价岳飞：纯正不曲，书如其人。
明神宗朱翊钧评价岳飞：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
满清乾隆皇帝评价岳飞：惟尔公忠秉性，智勇超伦。
孙中山评价岳飞： 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邓广铭教授评价岳飞：岳家军的战斗实践，证实了它的战斗力之特别强大。至于其所以特别强大的原因所在，固与岳飞平素的操练和教阅分不开，而更加重要的，则是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具体反映出来，岳飞是如何地要把他的部队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还具体反映出来，岳飞确实是一个卓荦不群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王曾瑜教授评价岳飞：为着光复故土，南北重新统一，维护文明和进步，岳飞不屈不挠地奋斗了后半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履践着自己“尽忠报国”的誓言，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张其凡教授评价岳飞的军事才能：指挥大兵团，发动进攻战，战强敌而胜之，威震敌胆，环顾两宋三百年间，唯岳飞一人而已。他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思想，是两宋军事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笔珍贵宝藏。
龚延明教授评价岳飞的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岳飞，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八百多年来，一直在感染和鼓舞着后来人。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岳飞已成了一面爱国统一的旗帜，廉洁奉公的楷模，蔑视权贵、伸张正义的正人，以身殉志、宁死不屈的英雄。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有那么一个皇帝在，岳飞也回天无力
这两次大战如果拍成大片，绝对是震撼人心，波澜壮阔。
期盼哪位名导拍成史诗般的巨片。
百病良医小白兔 发表于 2014-8-17 22:56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早就被宋史学界认为是中国的拿破仑了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早就被宋史学界认为是中国的拿破仑了
我手头正好有王曾瑜先生所著《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帖子内容似有不少出自此书。
cjc525 发表于 2014-8-17 23:31
这两次大战如果拍成大片，绝对是震撼人心，波澜壮阔。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一年之后发生的千古悲剧，两者对照起来，呵呵。。。心理冲击力更大
这两次大战如果拍成大片，绝对是震撼人心，波澜壮阔。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一年之后发生的千古悲剧，两者对照起来，呵呵。。。心理冲击力更大
armorcar 发表于 2014-8-17 23:51
我手头正好有王曾瑜先生所著《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帖子内容似有不少出自此书。
可惜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了，虽然是被誉为国内研究岳飞最权威的著作，但是里面很多关键内容还是受到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影响，还是有太多关键的失真之处了
我手头正好有王曾瑜先生所著《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帖子内容似有不少出自此书。
可惜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了，虽然是被誉为国内研究岳飞最权威的著作，但是里面很多关键内容还是受到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影响，还是有太多关键的失真之处了
这两次大战如果拍成大片，绝对是震撼人心，波澜壮阔。
别期望太多，国内这帮nc导演不知道拍成啥样
别期望太多，国内这帮nc导演不知道拍成啥样
我最敬仰的一位英雄……却摊上那么一位烂皇帝，唉
岳飞早就被宋史学界认为是中国的拿破仑了
拿破仑可不是光打仗牛，发动政变，推翻政府，颁布法典，加冕为帝，最后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情况下才失败。岳飞能做到这些的话，恐怕也没几个人会赞他了，绝对会把他像曹操一样黑的底朝天
拿破仑可不是光打仗牛，发动政变，推翻政府，颁布法典，加冕为帝，最后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情况下才失败。岳飞能做到这些的话，恐怕也没几个人会赞他了，绝对会把他像曹操一样黑的底朝天
万岁军 发表于 2014-8-18 00:02
拿破仑可不是光打仗牛，发动政变，推翻政府，颁布法典，加冕为帝，最后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情况下才失败。 ...
拿破仑个人的最精华之处也就是军事而已。实际上他的很多战术作风和作战思路与岳飞十分类似。实际上，岳飞将前方后方作战结合为一体，从战略上提出“连结河朔”这种几乎是近代总体战思路的做法，实质上已经让岳飞的军事思想已经超越时代了
万岁军 发表于 2014-8-18 00:02
拿破仑可不是光打仗牛，发动政变，推翻政府，颁布法典，加冕为帝，最后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情况下才失败。 ...
拿破仑个人的最精华之处也就是军事而已。实际上他的很多战术作风和作战思路与岳飞十分类似。实际上，岳飞将前方后方作战结合为一体，从战略上提出“连结河朔”这种几乎是近代总体战思路的做法，实质上已经让岳飞的军事思想已经超越时代了
你也配姓赵？ 发表于 2014-8-18 00:06
拿破仑个人的最精华之处也就是军事而已。实际上他的很多战术作风和作战思路与岳飞十分类似。实际上，岳 ...
详解·一下·岳飞的军事思想
拿破仑个人的最精华之处也就是军事而已。实际上他的很多战术作风和作战思路与岳飞十分类似。实际上，岳 ...
详解·一下·岳飞的军事思想
岳飞的战功在当时太了不起了,后来的明朝就一直没有擅长骑兵的武将.
在一个绝望的历史年代，出现了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