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超大原创』日本人战后的军国主义情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0:38:25
二战结束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事实上成为了美国的附属国。因此，日本的战后改革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发布了两个文件，阐明了占领和改造日本的目标与政策。一个是美国政府于1945年9月22日公布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另一个是1945年11月1日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盟军司令官发布的《投降后初期对盟国最高司令官占领及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前者所表述的占领目标有两条，即“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一总体目标之下，该文件所规定的关于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变日本政府的封建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方面，允许和支持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主动进行的政府形式的变革”，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实行宗教和信仰自由，废除国家神道，实现政教分离，鼓励建立民主政党等等；在军事上的改革主要包括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实行非军事化，不允许日本保存陆海空军，并彻底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影响；关于经济方面的规定比较详细，其中规定“日本军事力量现存的经济基础必须予以摧毁并不允许重新复活”，要“消除那些主要用来准备战争的指定的工业或生产部门”，要日本“让渡”那些“不是和平经济或为供应占领军所必需的产品的现有资本装备及设施”，作为对盟国的赔偿。该文件非常严厉地指出：日本所面临的经济上的“苦难境地”“是日本自身行为的直接结果”，盟国不负担“恢复日本所蒙受损害的责任”，“日本在着手重建物质生产的同时”，必须“彻底改革其经济活动及经济制度”。后一个文件所规定的占领目标是：“尽可能确保日本不再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要培养各种条件，使日本最终作为负责任的且是和平的一员参加国际社会。”在政治方面，“鼓励和支持日本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坚决清除那些“好战的国家主义及侵略的积极推进者，日本的超国家主义的结社、暴力结社或爱国的秘密结社及参加者”，不允许其担任公职和在重要的私营企业中任职；在军事方面，规定要解除日本的武装，使日本非武装化和非军事化，继续遏制日本的战争能力，要解散日本的战时军事机构，要惩办战争罪犯等等；在经济方面规定得更为详细，其中包括“拆除一切种类的武器、军需品及专门生产军用器材的现存设施”、“破坏重新创造或者维持危及国际和平的军备的日本经济能力”、“实施由适当的盟国当局所确定的某些赔偿及偿还计划”、“监督指导日本的经济组织的运营和经济的操作确实符合占领的一般目的，并且使日本最终得以回归和平的贸易国家之列”。该文件再次重申“盟国”最高司令官“对复兴或加强日本经济建设不负任何责任”，“对日本维持或使其维持某种特定的生活水平不负担任何义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如下的改革措施：第一，在政治方面，废除了明治维新以后制定的封建因素浓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褫夺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审判了战犯，实施了言论与新闻自由；废止了战争时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实行政教分离；解除了党禁；放松了对工人运动和成立工会的控制。第二，在军事方面，解散了军队，废除了战争机构，废除了与法西斯战争有关的军事法令，并令其进行战后赔偿。第三，在经济方面，进行了农地改革，解散了财阀，切断了财阀家族对下属企业的控制。
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美国对日本主要是以政治与经济变革为主，目的仅仅为了不使日本再次成为“人类和平的威胁”。然而，就在美军对日本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改革的时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继苏联之后新中国的诞生，使美国认为他们所奉行所谓“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遭到了威胁。当时的美国总统哈瑞．杜鲁门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向美国国会国会发表咨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近来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极权政制。美国政府曾经屡次提出抗议，抗议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使用压力和威胁，因为这违犯了雅尔塔协议。我还须指出，许多别的国家，也有相似的发展。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征服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压力。世界不是静止的，而现状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我们不能听任用诸如胁迫一类方法，或政治渗透一类诡计，违反联合国宪章来改变现状。美国帮助自由和独立的民族去维护他们的自由，将有助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发挥作用。”其含义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向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发出战争宣言。后来人们把这样的思维叫做杜鲁门主义，他的这次讲话也标志着冷战的开始，整个世界被迫从经济复兴再次回到被战争阴云笼罩的时代。由于日本地处太平洋西岸，与中苏距离接近，因此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桥头堡，在实际上，美国当初改造日本也有在日后进行利用的考虑，只不过没有这样明确而已。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PPS）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所谓NSC13号文件。此后，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于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美国军政两方经过协调后形成的，所以它大体上确定了新的美国对日占领的基本政策和目标。该文件写道：应该将更多的“行政责任移交给日本政府”，“尽快地缩小”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职能”，“减少人员”；对于日本人所着手的改革，只要其不违反占领的总目的，“就不要妨碍”；对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占领军在介入之前，要与美国政府“协议”；“公职追放”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今后不应进一步扩大，而且对于责任较轻的人员“应适当恢复其公职”；复兴日本经济，“应该成为下一个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的”；“甲级战犯的审判已经结束，等待时机进行宣判”，关于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起诉与审判工作，要“尽快了结”；“应无限制地允许日本”从事真正用于和平目的的物资的生产、进口，至于对工业生产的限制，要限定在“最小的、暂时的”范围内。可以说，以这个文件的形成为标志，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大大缓和了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和管理日本的政策。关于占领政策的转变，从时间上说，大体上是从1947年后期开始酝酿，到1948年前期最后形成，即前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仅实施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从改革内容上说，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不再想削弱和打击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养成美国在远东的反共基地。
就在美国不断放松对日本的改革与占领政策的同时，“冷战”仍在不断地激化。1950年6月，“冷战”终于演变为“热战”，朝鲜战争爆发。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促使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进一步转变，并最终使日美关系由“敌国”变成了“盟国”。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在日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将日本作为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违反战争结束前夕盟国约定的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协议，与日本单独媾和，并把日本纳入所谓“自由主义世界”。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与美国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决定美军在媾和后长期驻扎日本，日美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我们可以说，美国对于日本在战后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在没有触及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方面的时候就半途而废了。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至今严重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是连续的，在改革没有触及的角落，一旦国际国内条件成熟，还会沉渣泛起，造成影响。
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归纳和总结，而多是对事物本身的直觉式的认可和评价，在日本人的思维中，一切都是十分含混与模糊的，充满了矛盾和暧昧，但却能被日本人的认知系统所统摄与涵盖，形成极不协调的自我同一，如生与死、善与恶、人与神、物质与精神等相互对立、对应的概念在日本文化中被认为是自我同一的关系。
幼稚的认知能力与混沌的精神状态将日本带入了不辨是非善恶的相对主义境界。日本普遍信仰的神道传统缺乏一致性的系统经典和戒律也培养了日本人的功利主义处世哲学，形成了其具有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的精神结构与思维方式。这种态度使日本人处理世事的原则不是依据精深宏大的理论思辨，而是从简便易行有效的原则出发，表现出浓厚的功利色彩，从而使得日本人不为常理所拘而善于适应环境，不为原则所困而呈灵活多变之特性。中江兆民说：“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但这也使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学习表现为肤浅的表层化与庸俗化现象，而且从源于绳纹时期千古不变的“和魂”中总也无法发育出具有普世功能的深厚成熟的人道关怀，更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人文传统。即便是宗教祭祀，在日本人那里也只是为了祈福禳灾而不是把心灵献给神的忏悔。难怪当年的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这样评介日本,他说“日本是个未成熟的社会。” “德国与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国民是成熟的国民，如果说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神学、文化方面是45岁的话，那么德国人则与我们同样成熟。但是，如果用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盎格鲁·撒克逊是45岁的话，那么日本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少年。要让他们接受柔软的新观点。”麦克阿瑟的这番讲话，最终换来的是日本人对他的一片叫骂声，并将对他的感激与尊敬之情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日本人反目为仇，没有原谅麦克阿瑟，时至今日仍耿耿于怀，并难以释怀。
因此，到今天，日本人的羞耻感和历史感都有着极深的前现代印迹，并未经受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洗礼。如余世存在《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日本情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这是建基于家国和企业之上的组织化和技术化，在其可以仿效的时候，如西方文明成为其仿效对象的时候，它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其独立存在并试图创新时，却往往成为文明眼的笑柄和悲剧。工蜂般的经济动物、过劳死、千人斩、集体杀人、集体嫖娼，无不打上了未成年状态的蒙昧、无耻和无义。一国国民在未得到充分社会化和充分个体化的时候，无论其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多高，都不免于未成年状态的某种蒙昧，这种蒙昧甚至打上了兽性的烙印。”
精神年龄的幼稚，决定了日本民族的理性能力还基本处在漫画阶段、形象思维阶段，还没有上升到高度抽象综合的阶段。这样的认知能力，再加之各种古老神话、古训、传统规范、规约的“干预”，日本民族在认识上有多少客观性、准确性、完整性，便可想而知了。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日本至今仍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仍然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倒不是他们不愿意认识,而是实在没有认识的主客观条件,这里的主观条件就是指日本的国民认知能力,客观条件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美国因素了。这同样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957年2月，日本投降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会问鼎首相宝座。从其狱中日记和晚年时期对他的专访也不难看出，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始终都“不认为日本负有战争责任”。面对如此麻木不仁的的日本选民，再联想到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日本的历史问题，似乎已经找到了原因或答案了。
所以，日本最近与邻国关系接连告急，皆因日本未能清算近现代史留下的“负的遗产”。中日“政冷”局面的元凶是小泉首相连续四次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对侵占50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群岛依然怀有觊觎之心。日俄领土争端则因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夺得领土以及二战结束时又被苏联占领“北方四岛”而引起。日朝关系的状况一直极为险恶，更是以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为深刻背景。韩国对“独岛”问题作出的反应如此激烈，不但因领土问题固有的敏感性，更因受侵略的历史。韩国主张，“独岛”是日本在殖民侵略中“强占”、后来得到“解放”的领土；因此，日本的行为“不仅是单纯的领土主权问题，而无异于是否认解放的历史、对过去的侵占加以正当化的行为”，是“第二次侵略”。但如果我们把这样局面的产生都归咎于小泉政府，那未免太过高的估计了他的智商了，实际上这正是日本长期以来对历史认识的模糊化导致政治的右倾化的必然结果。
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美国对日本主要是以政治与经济变革为主，目的仅仅为了不使日本再次成为“人类和平的威胁”。然而，就在美军对日本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改革的时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继苏联之后新中国的诞生，使美国认为他们所奉行所谓“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遭到了威胁。当时的美国总统哈瑞．杜鲁门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向美国国会国会发表咨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近来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极权政制。美国政府曾经屡次提出抗议，抗议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使用压力和威胁，因为这违犯了雅尔塔协议。我还须指出，许多别的国家，也有相似的发展。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征服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压力。世界不是静止的，而现状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我们不能听任用诸如胁迫一类方法，或政治渗透一类诡计，违反联合国宪章来改变现状。美国帮助自由和独立的民族去维护他们的自由，将有助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发挥作用。”其含义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向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发出战争宣言。后来人们把这样的思维叫做杜鲁门主义，他的这次讲话也标志着冷战的开始，整个世界被迫从经济复兴再次回到被战争阴云笼罩的时代。由于日本地处太平洋西岸，与中苏距离接近，因此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桥头堡，在实际上，美国当初改造日本也有在日后进行利用的考虑，只不过没有这样明确而已。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PPS）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所谓NSC13号文件。此后，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于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美国军政两方经过协调后形成的，所以它大体上确定了新的美国对日占领的基本政策和目标。该文件写道：应该将更多的“行政责任移交给日本政府”，“尽快地缩小”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职能”，“减少人员”；对于日本人所着手的改革，只要其不违反占领的总目的，“就不要妨碍”；对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占领军在介入之前，要与美国政府“协议”；“公职追放”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今后不应进一步扩大，而且对于责任较轻的人员“应适当恢复其公职”；复兴日本经济，“应该成为下一个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的”；“甲级战犯的审判已经结束，等待时机进行宣判”，关于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起诉与审判工作，要“尽快了结”；“应无限制地允许日本”从事真正用于和平目的的物资的生产、进口，至于对工业生产的限制，要限定在“最小的、暂时的”范围内。可以说，以这个文件的形成为标志，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大大缓和了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和管理日本的政策。关于占领政策的转变，从时间上说，大体上是从1947年后期开始酝酿，到1948年前期最后形成，即前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仅实施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从改革内容上说，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不再想削弱和打击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养成美国在远东的反共基地。
就在美国不断放松对日本的改革与占领政策的同时，“冷战”仍在不断地激化。1950年6月，“冷战”终于演变为“热战”，朝鲜战争爆发。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促使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进一步转变，并最终使日美关系由“敌国”变成了“盟国”。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在日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将日本作为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违反战争结束前夕盟国约定的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协议，与日本单独媾和，并把日本纳入所谓“自由主义世界”。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与美国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决定美军在媾和后长期驻扎日本，日美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我们可以说，美国对于日本在战后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在没有触及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方面的时候就半途而废了。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至今严重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是连续的，在改革没有触及的角落，一旦国际国内条件成熟，还会沉渣泛起，造成影响。
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归纳和总结，而多是对事物本身的直觉式的认可和评价，在日本人的思维中，一切都是十分含混与模糊的，充满了矛盾和暧昧，但却能被日本人的认知系统所统摄与涵盖，形成极不协调的自我同一，如生与死、善与恶、人与神、物质与精神等相互对立、对应的概念在日本文化中被认为是自我同一的关系。
幼稚的认知能力与混沌的精神状态将日本带入了不辨是非善恶的相对主义境界。日本普遍信仰的神道传统缺乏一致性的系统经典和戒律也培养了日本人的功利主义处世哲学，形成了其具有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的精神结构与思维方式。这种态度使日本人处理世事的原则不是依据精深宏大的理论思辨，而是从简便易行有效的原则出发，表现出浓厚的功利色彩，从而使得日本人不为常理所拘而善于适应环境，不为原则所困而呈灵活多变之特性。中江兆民说：“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但这也使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学习表现为肤浅的表层化与庸俗化现象，而且从源于绳纹时期千古不变的“和魂”中总也无法发育出具有普世功能的深厚成熟的人道关怀，更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人文传统。即便是宗教祭祀，在日本人那里也只是为了祈福禳灾而不是把心灵献给神的忏悔。难怪当年的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这样评介日本,他说“日本是个未成熟的社会。” “德国与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国民是成熟的国民，如果说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神学、文化方面是45岁的话，那么德国人则与我们同样成熟。但是，如果用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盎格鲁·撒克逊是45岁的话，那么日本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少年。要让他们接受柔软的新观点。”麦克阿瑟的这番讲话，最终换来的是日本人对他的一片叫骂声，并将对他的感激与尊敬之情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日本人反目为仇，没有原谅麦克阿瑟，时至今日仍耿耿于怀，并难以释怀。
因此，到今天，日本人的羞耻感和历史感都有着极深的前现代印迹，并未经受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洗礼。如余世存在《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日本情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这是建基于家国和企业之上的组织化和技术化，在其可以仿效的时候，如西方文明成为其仿效对象的时候，它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其独立存在并试图创新时，却往往成为文明眼的笑柄和悲剧。工蜂般的经济动物、过劳死、千人斩、集体杀人、集体嫖娼，无不打上了未成年状态的蒙昧、无耻和无义。一国国民在未得到充分社会化和充分个体化的时候，无论其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多高，都不免于未成年状态的某种蒙昧，这种蒙昧甚至打上了兽性的烙印。”
精神年龄的幼稚，决定了日本民族的理性能力还基本处在漫画阶段、形象思维阶段，还没有上升到高度抽象综合的阶段。这样的认知能力，再加之各种古老神话、古训、传统规范、规约的“干预”，日本民族在认识上有多少客观性、准确性、完整性，便可想而知了。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日本至今仍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仍然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倒不是他们不愿意认识,而是实在没有认识的主客观条件,这里的主观条件就是指日本的国民认知能力,客观条件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美国因素了。这同样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957年2月，日本投降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会问鼎首相宝座。从其狱中日记和晚年时期对他的专访也不难看出，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始终都“不认为日本负有战争责任”。面对如此麻木不仁的的日本选民，再联想到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日本的历史问题，似乎已经找到了原因或答案了。
所以，日本最近与邻国关系接连告急，皆因日本未能清算近现代史留下的“负的遗产”。中日“政冷”局面的元凶是小泉首相连续四次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对侵占50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群岛依然怀有觊觎之心。日俄领土争端则因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夺得领土以及二战结束时又被苏联占领“北方四岛”而引起。日朝关系的状况一直极为险恶，更是以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为深刻背景。韩国对“独岛”问题作出的反应如此激烈，不但因领土问题固有的敏感性，更因受侵略的历史。韩国主张，“独岛”是日本在殖民侵略中“强占”、后来得到“解放”的领土；因此，日本的行为“不仅是单纯的领土主权问题，而无异于是否认解放的历史、对过去的侵占加以正当化的行为”，是“第二次侵略”。但如果我们把这样局面的产生都归咎于小泉政府，那未免太过高的估计了他的智商了，实际上这正是日本长期以来对历史认识的模糊化导致政治的右倾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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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美国对日本主要是以政治与经济变革为主，目的仅仅为了不使日本再次成为“人类和平的威胁”。然而，就在美军对日本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改革的时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继苏联之后新中国的诞生，使美国认为他们所奉行所谓“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遭到了威胁。当时的美国总统哈瑞．杜鲁门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向美国国会国会发表咨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近来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极权政制。美国政府曾经屡次提出抗议，抗议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使用压力和威胁，因为这违犯了雅尔塔协议。我还须指出，许多别的国家，也有相似的发展。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征服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压力。世界不是静止的，而现状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我们不能听任用诸如胁迫一类方法，或政治渗透一类诡计，违反联合国宪章来改变现状。美国帮助自由和独立的民族去维护他们的自由，将有助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发挥作用。”其含义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向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发出战争宣言。后来人们把这样的思维叫做杜鲁门主义，他的这次讲话也标志着冷战的开始，整个世界被迫从经济复兴再次回到被战争阴云笼罩的时代。由于日本地处太平洋西岸，与中苏距离接近，因此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桥头堡，在实际上，美国当初改造日本也有在日后进行利用的考虑，只不过没有这样明确而已。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PPS）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所谓NSC13号文件。此后，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于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美国军政两方经过协调后形成的，所以它大体上确定了新的美国对日占领的基本政策和目标。该文件写道：应该将更多的“行政责任移交给日本政府”，“尽快地缩小”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职能”，“减少人员”；对于日本人所着手的改革，只要其不违反占领的总目的，“就不要妨碍”；对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占领军在介入之前，要与美国政府“协议”；“公职追放”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今后不应进一步扩大，而且对于责任较轻的人员“应适当恢复其公职”；复兴日本经济，“应该成为下一个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的”；“甲级战犯的审判已经结束，等待时机进行宣判”，关于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起诉与审判工作，要“尽快了结”；“应无限制地允许日本”从事真正用于和平目的的物资的生产、进口，至于对工业生产的限制，要限定在“最小的、暂时的”范围内。可以说，以这个文件的形成为标志，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大大缓和了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和管理日本的政策。关于占领政策的转变，从时间上说，大体上是从1947年后期开始酝酿，到1948年前期最后形成，即前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仅实施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从改革内容上说，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不再想削弱和打击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养成美国在远东的反共基地。
就在美国不断放松对日本的改革与占领政策的同时，“冷战”仍在不断地激化。1950年6月，“冷战”终于演变为“热战”，朝鲜战争爆发。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促使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进一步转变，并最终使日美关系由“敌国”变成了“盟国”。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在日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将日本作为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违反战争结束前夕盟国约定的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协议，与日本单独媾和，并把日本纳入所谓“自由主义世界”。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与美国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决定美军在媾和后长期驻扎日本，日美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我们可以说，美国对于日本在战后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在没有触及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方面的时候就半途而废了。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至今严重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是连续的，在改革没有触及的角落，一旦国际国内条件成熟，还会沉渣泛起，造成影响。
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归纳和总结，而多是对事物本身的直觉式的认可和评价，在日本人的思维中，一切都是十分含混与模糊的，充满了矛盾和暧昧，但却能被日本人的认知系统所统摄与涵盖，形成极不协调的自我同一，如生与死、善与恶、人与神、物质与精神等相互对立、对应的概念在日本文化中被认为是自我同一的关系。
幼稚的认知能力与混沌的精神状态将日本带入了不辨是非善恶的相对主义境界。日本普遍信仰的神道传统缺乏一致性的系统经典和戒律也培养了日本人的功利主义处世哲学，形成了其具有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的精神结构与思维方式。这种态度使日本人处理世事的原则不是依据精深宏大的理论思辨，而是从简便易行有效的原则出发，表现出浓厚的功利色彩，从而使得日本人不为常理所拘而善于适应环境，不为原则所困而呈灵活多变之特性。中江兆民说：“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但这也使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学习表现为肤浅的表层化与庸俗化现象，而且从源于绳纹时期千古不变的“和魂”中总也无法发育出具有普世功能的深厚成熟的人道关怀，更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人文传统。即便是宗教祭祀，在日本人那里也只是为了祈福禳灾而不是把心灵献给神的忏悔。难怪当年的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这样评介日本,他说“日本是个未成熟的社会。” “德国与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国民是成熟的国民，如果说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神学、文化方面是45岁的话，那么德国人则与我们同样成熟。但是，如果用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盎格鲁·撒克逊是45岁的话，那么日本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少年。要让他们接受柔软的新观点。”麦克阿瑟的这番讲话，最终换来的是日本人对他的一片叫骂声，并将对他的感激与尊敬之情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日本人反目为仇，没有原谅麦克阿瑟，时至今日仍耿耿于怀，并难以释怀。
因此，到今天，日本人的羞耻感和历史感都有着极深的前现代印迹，并未经受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洗礼。如余世存在《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日本情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这是建基于家国和企业之上的组织化和技术化，在其可以仿效的时候，如西方文明成为其仿效对象的时候，它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其独立存在并试图创新时，却往往成为文明眼的笑柄和悲剧。工蜂般的经济动物、过劳死、千人斩、集体杀人、集体嫖娼，无不打上了未成年状态的蒙昧、无耻和无义。一国国民在未得到充分社会化和充分个体化的时候，无论其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多高，都不免于未成年状态的某种蒙昧，这种蒙昧甚至打上了兽性的烙印。”
精神年龄的幼稚，决定了日本民族的理性能力还基本处在漫画阶段、形象思维阶段，还没有上升到高度抽象综合的阶段。这样的认知能力，再加之各种古老神话、古训、传统规范、规约的“干预”，日本民族在认识上有多少客观性、准确性、完整性，便可想而知了。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日本至今仍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仍然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倒不是他们不愿意认识,而是实在没有认识的主客观条件,这里的主观条件就是指日本的国民认知能力,客观条件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美国因素了。这同样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957年2月，日本投降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会问鼎首相宝座。从其狱中日记和晚年时期对他的专访也不难看出，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始终都“不认为日本负有战争责任”。面对如此麻木不仁的的日本选民，再联想到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日本的历史问题，似乎已经找到了原因或答案了。
所以，日本最近与邻国关系接连告急，皆因日本未能清算近现代史留下的“负的遗产”。中日“政冷”局面的元凶是小泉首相连续四次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对侵占50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群岛依然怀有觊觎之心。日俄领土争端则因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夺得领土以及二战结束时又被苏联占领“北方四岛”而引起。日朝关系的状况一直极为险恶，更是以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为深刻背景。韩国对“独岛”问题作出的反应如此激烈，不但因领土问题固有的敏感性，更因受侵略的历史。韩国主张，“独岛”是日本在殖民侵略中“强占”、后来得到“解放”的领土；因此，日本的行为“不仅是单纯的领土主权问题，而无异于是否认解放的历史、对过去的侵占加以正当化的行为”，是“第二次侵略”。但如果我们把这样局面的产生都归咎于小泉政府，那未免太过高的估计了他的智商了，实际上这正是日本长期以来对历史认识的模糊化导致政治的右倾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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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事实上成为了美国的附属国。因此，日本的战后改革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发布了两个文件，阐明了占领和改造日本的目标与政策。一个是美国政府于1945年9月22日公布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另一个是1945年11月1日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盟军司令官发布的《投降后初期对盟国最高司令官占领及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前者所表述的占领目标有两条，即“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一总体目标之下，该文件所规定的关于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变日本政府的封建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方面，允许和支持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主动进行的政府形式的变革”，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实行宗教和信仰自由，废除国家神道，实现政教分离，鼓励建立民主政党等等；在军事上的改革主要包括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实行非军事化，不允许日本保存陆海空军，并彻底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影响；关于经济方面的规定比较详细，其中规定“日本军事力量现存的经济基础必须予以摧毁并不允许重新复活”，要“消除那些主要用来准备战争的指定的工业或生产部门”，要日本“让渡”那些“不是和平经济或为供应占领军所必需的产品的现有资本装备及设施”，作为对盟国的赔偿。该文件非常严厉地指出：日本所面临的经济上的“苦难境地”“是日本自身行为的直接结果”，盟国不负担“恢复日本所蒙受损害的责任”，“日本在着手重建物质生产的同时”，必须“彻底改革其经济活动及经济制度”。后一个文件所规定的占领目标是：“尽可能确保日本不再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要培养各种条件，使日本最终作为负责任的且是和平的一员参加国际社会。”在政治方面，“鼓励和支持日本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坚决清除那些“好战的国家主义及侵略的积极推进者，日本的超国家主义的结社、暴力结社或爱国的秘密结社及参加者”，不允许其担任公职和在重要的私营企业中任职；在军事方面，规定要解除日本的武装，使日本非武装化和非军事化，继续遏制日本的战争能力，要解散日本的战时军事机构，要惩办战争罪犯等等；在经济方面规定得更为详细，其中包括“拆除一切种类的武器、军需品及专门生产军用器材的现存设施”、“破坏重新创造或者维持危及国际和平的军备的日本经济能力”、“实施由适当的盟国当局所确定的某些赔偿及偿还计划”、“监督指导日本的经济组织的运营和经济的操作确实符合占领的一般目的，并且使日本最终得以回归和平的贸易国家之列”。该文件再次重申“盟国”最高司令官“对复兴或加强日本经济建设不负任何责任”，“对日本维持或使其维持某种特定的生活水平不负担任何义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如下的改革措施：第一，在政治方面，废除了明治维新以后制定的封建因素浓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褫夺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审判了战犯，实施了言论与新闻自由；废止了战争时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实行政教分离；解除了党禁；放松了对工人运动和成立工会的控制。第二，在军事方面，解散了军队，废除了战争机构，废除了与法西斯战争有关的军事法令，并令其进行战后赔偿。第三，在经济方面，进行了农地改革，解散了财阀，切断了财阀家族对下属企业的控制。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美国对日本主要是以政治与经济变革为主，目的仅仅为了不使日本再次成为“人类和平的威胁”。然而，就在美军对日本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改革的时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继苏联之后新中国的诞生，使美国认为他们所奉行所谓“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遭到了威胁。当时的美国总统哈瑞．杜鲁门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向美国国会国会发表咨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近来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极权政制。美国政府曾经屡次提出抗议，抗议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使用压力和威胁，因为这违犯了雅尔塔协议。我还须指出，许多别的国家，也有相似的发展。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征服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压力。世界不是静止的，而现状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我们不能听任用诸如胁迫一类方法，或政治渗透一类诡计，违反联合国宪章来改变现状。美国帮助自由和独立的民族去维护他们的自由，将有助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发挥作用。”其含义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向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发出战争宣言。后来人们把这样的思维叫做杜鲁门主义，他的这次讲话也标志着冷战的开始，整个世界被迫从经济复兴再次回到被战争阴云笼罩的时代。由于日本地处太平洋西岸，与中苏距离接近，因此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桥头堡，在实际上，美国当初改造日本也有在日后进行利用的考虑，只不过没有这样明确而已。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PPS）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所谓NSC13号文件。此后，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于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美国军政两方经过协调后形成的，所以它大体上确定了新的美国对日占领的基本政策和目标。该文件写道：应该将更多的“行政责任移交给日本政府”，“尽快地缩小”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职能”，“减少人员”；对于日本人所着手的改革，只要其不违反占领的总目的，“就不要妨碍”；对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占领军在介入之前，要与美国政府“协议”；“公职追放”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今后不应进一步扩大，而且对于责任较轻的人员“应适当恢复其公职”；复兴日本经济，“应该成为下一个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的”；“甲级战犯的审判已经结束，等待时机进行宣判”，关于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起诉与审判工作，要“尽快了结”；“应无限制地允许日本”从事真正用于和平目的的物资的生产、进口，至于对工业生产的限制，要限定在“最小的、暂时的”范围内。可以说，以这个文件的形成为标志，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大大缓和了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和管理日本的政策。关于占领政策的转变，从时间上说，大体上是从1947年后期开始酝酿，到1948年前期最后形成，即前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仅实施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从改革内容上说，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不再想削弱和打击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养成美国在远东的反共基地。
就在美国不断放松对日本的改革与占领政策的同时，“冷战”仍在不断地激化。1950年6月，“冷战”终于演变为“热战”，朝鲜战争爆发。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促使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进一步转变，并最终使日美关系由“敌国”变成了“盟国”。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在日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将日本作为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违反战争结束前夕盟国约定的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协议，与日本单独媾和，并把日本纳入所谓“自由主义世界”。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与美国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决定美军在媾和后长期驻扎日本，日美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我们可以说，美国对于日本在战后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在没有触及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方面的时候就半途而废了。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至今严重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是连续的，在改革没有触及的角落，一旦国际国内条件成熟，还会沉渣泛起，造成影响。
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归纳和总结，而多是对事物本身的直觉式的认可和评价，在日本人的思维中，一切都是十分含混与模糊的，充满了矛盾和暧昧，但却能被日本人的认知系统所统摄与涵盖，形成极不协调的自我同一，如生与死、善与恶、人与神、物质与精神等相互对立、对应的概念在日本文化中被认为是自我同一的关系。
幼稚的认知能力与混沌的精神状态将日本带入了不辨是非善恶的相对主义境界。日本普遍信仰的神道传统缺乏一致性的系统经典和戒律也培养了日本人的功利主义处世哲学，形成了其具有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的精神结构与思维方式。这种态度使日本人处理世事的原则不是依据精深宏大的理论思辨，而是从简便易行有效的原则出发，表现出浓厚的功利色彩，从而使得日本人不为常理所拘而善于适应环境，不为原则所困而呈灵活多变之特性。中江兆民说：“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但这也使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学习表现为肤浅的表层化与庸俗化现象，而且从源于绳纹时期千古不变的“和魂”中总也无法发育出具有普世功能的深厚成熟的人道关怀，更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人文传统。即便是宗教祭祀，在日本人那里也只是为了祈福禳灾而不是把心灵献给神的忏悔。难怪当年的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这样评介日本,他说“日本是个未成熟的社会。” “德国与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国民是成熟的国民，如果说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神学、文化方面是45岁的话，那么德国人则与我们同样成熟。但是，如果用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盎格鲁·撒克逊是45岁的话，那么日本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少年。要让他们接受柔软的新观点。”麦克阿瑟的这番讲话，最终换来的是日本人对他的一片叫骂声，并将对他的感激与尊敬之情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日本人反目为仇，没有原谅麦克阿瑟，时至今日仍耿耿于怀，并难以释怀。
因此，到今天，日本人的羞耻感和历史感都有着极深的前现代印迹，并未经受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洗礼。如余世存在《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日本情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这是建基于家国和企业之上的组织化和技术化，在其可以仿效的时候，如西方文明成为其仿效对象的时候，它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其独立存在并试图创新时，却往往成为文明眼的笑柄和悲剧。工蜂般的经济动物、过劳死、千人斩、集体杀人、集体嫖娼，无不打上了未成年状态的蒙昧、无耻和无义。一国国民在未得到充分社会化和充分个体化的时候，无论其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多高，都不免于未成年状态的某种蒙昧，这种蒙昧甚至打上了兽性的烙印。”
精神年龄的幼稚，决定了日本民族的理性能力还基本处在漫画阶段、形象思维阶段，还没有上升到高度抽象综合的阶段。这样的认知能力，再加之各种古老神话、古训、传统规范、规约的“干预”，日本民族在认识上有多少客观性、准确性、完整性，便可想而知了。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日本至今仍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仍然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倒不是他们不愿意认识,而是实在没有认识的主客观条件,这里的主观条件就是指日本的国民认知能力,客观条件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美国因素了。这同样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957年2月，日本投降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会问鼎首相宝座。从其狱中日记和晚年时期对他的专访也不难看出，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始终都“不认为日本负有战争责任”。面对如此麻木不仁的的日本选民，再联想到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日本的历史问题，似乎已经找到了原因或答案了。
所以，日本最近与邻国关系接连告急，皆因日本未能清算近现代史留下的“负的遗产”。中日“政冷”局面的元凶是小泉首相连续四次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对侵占50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群岛依然怀有觊觎之心。日俄领土争端则因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夺得领土以及二战结束时又被苏联占领“北方四岛”而引起。日朝关系的状况一直极为险恶，更是以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为深刻背景。韩国对“独岛”问题作出的反应如此激烈，不但因领土问题固有的敏感性，更因受侵略的历史。韩国主张，“独岛”是日本在殖民侵略中“强占”、后来得到“解放”的领土；因此，日本的行为“不仅是单纯的领土主权问题，而无异于是否认解放的历史、对过去的侵占加以正当化的行为”，是“第二次侵略”。但如果我们把这样局面的产生都归咎于小泉政府，那未免太过高的估计了他的智商了，实际上这正是日本长期以来对历史认识的模糊化导致政治的右倾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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