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贴网易新闻客户端:九一三后，高官如何揭发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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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林彪，身居“副统帅”，位列“接班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万众瞩目的政治人物，风光无限。可是经“九·一三事件”一朝折戟沉沙，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随后的中央57号文件给林彪定性为“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转眼间，“副统帅”顿成了十恶不赦的“林贼”。
建国以来运动不断，运动中的立场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原则性问题，丝毫含糊不得。有运动就要“站队”，“站队”的具体形式之一就是揭发批判，文革中的揭发批判之风尤其流行，林彪成了千古罪人，自然也免不了众人的一顿揭发。
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琢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 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富春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野心家、阴谋家 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 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 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文革中的林彪，身居“副统帅”，位列“接班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万众瞩目的政治人物，风光无限。可是经“九·一三事件”一朝折戟沉沙，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随后的中央57号文件给林彪定性为“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转眼间，“副统帅”顿成了十恶不赦的“林贼”。
建国以来运动不断，运动中的立场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原则性问题，丝毫含糊不得。有运动就要“站队”，“站队”的具体形式之一就是揭发批判，文革中的揭发批判之风尤其流行，林彪成了千古罪人，自然也免不了众人的一顿揭发。
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琢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 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富春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野心家、阴谋家 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 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 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建国以来运动不断，运动中的立场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原则性问题，丝毫含糊不得。有运动就要“站队”，“站队”的具体形式之一就是揭发批判，文革中的揭发批判之风尤其流行，林彪成了千古罪人，自然也免不了众人的一顿揭发。
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琢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 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富春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野心家、阴谋家 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 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 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文革中的林彪，身居“副统帅”，位列“接班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万众瞩目的政治人物，风光无限。可是经“九·一三事件”一朝折戟沉沙，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随后的中央57号文件给林彪定性为“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转眼间，“副统帅”顿成了十恶不赦的“林贼”。
建国以来运动不断，运动中的立场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原则性问题，丝毫含糊不得。有运动就要“站队”，“站队”的具体形式之一就是揭发批判，文革中的揭发批判之风尤其流行，林彪成了千古罪人，自然也免不了众人的一顿揭发。
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琢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 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富春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野心家、阴谋家 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 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 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