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地缘政治与生产力对东西方的影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9:44:49
地缘政治与生产力对东西方的影响
泪痕
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强弱，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下面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王权的出现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王权的出现，绝不是统治者道德改变的结果。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是不会出现王权这种东西的。因为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人类活动的范围自然非常有限。在这种阶段一个权力者所能直接影响的地方是非常狭小的，所以直接影响的人数也是非常少，所以能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从规模上也是非常小的。
在一个范围狭小、人数有限的社会组织中，最高权力者是权力总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去看，整个社会也存在着众多与他们类似的社会组织，众多与他权力相近的权力者。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是不会产生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权力者。所以政治形式更多的体现着民主类似的内容，更以种种联盟形式存在着。
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联系越来越广阔；所以产生的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大；而且一个权力者能直接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这样发展下去，就渐渐出现了王权。中国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就是处于这个阶段。
王权与皇权的差别在于，王权虽然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但它是以分权（分封）的政治的形式存在着。皇权不但凌驾于社会之上，更是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存在着。
第二阶段是以皇权产生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皇权的出现，也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改变的结果。
从本质上，所有的最高统治者都希望加强中央集权；问题是这种努力总受到客观原因的限制。最简单而言，在一个生产力水平相对很低的社会中，最高统治者能直接统治的地区总是有限的，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总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他注定得用分封的方法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
而分封的结果，就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着众多贵族，并会强有力的限制着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为地方的权力者都是一个个独立小集团的首脑，而这些小集团首脑派到中央政府的代表又会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央政府。一个社会处于这种背景下，最多只能产生王权，而注定无法产生皇权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广，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可以建立起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官僚班子直接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了。而这也就意味着皇权产生了。
皇权产生之初，因为受生产力的限制（交通、媒介的落后使权力无法从一个中心直接渗透到广阔的社会中）单凭一套以最高权力者为中心的官僚班子根本无法有效控制整个社会。所以最高统治者仍然无法有效去除贵族政治的影响。于是最高统治者陷入两难之中，他如果抛弃贵族政治（不让自己的子弟、亲戚、亲信、功臣去行使相对独立的权力）那他就无法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如果他用应用这种贵族政治，就会有意无意的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障碍与竞争对手。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皇权，总是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实际上我们仔细去看中国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处于这种阶段。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写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因为我感觉从这里最能清晰看到皇权存在的客观基础。总而言之皇权的产生、削弱、增强都是客观环境变化的结果，而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变化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就是皇权成熟的阶段。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最高统治者用一套官僚班子把权力渗透到广阔地区的想法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于是贵族政治开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皇权也变得越来越稳定了。中国的宋、明、清大约就是处于这种阶段。关于元朝的特殊性，因为我前面的回复中曾详细说过，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当然了，隋、唐、五代就是介于第二、第三阶段中的过渡阶段。
这个阶段的标志是科举制度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开始试图把人事权力全部收归中央政府了，而这种努力成现实的客观条件则是社会交通、媒介变得越来越发达了）。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科举制度，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在科举制度下产生的优秀政治人物非常多，科举制度使豪门家族操纵官员的选拔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同样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皇权高度集中的恶果，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随着皇权高度集中，使官僚集团不再为某些家族垄断了。
我们无论怎样美化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与中国的皇权政治相比），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政治背景下的真实状况实际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北朝非常相似的。
西方历史之所以长久的无法走出贵族政治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源于他的生产力一直停滞不前，更主要的也是源于他的地理环境。
西方的历史疆域远比中国广阔、更比中国复杂，这使任何一个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都可以从中央政府控制范围之外寻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这种背景下，使宗教组织更容易扩张与发展；这使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又可以从庞大的宗教组织中寻找到支持。这使西方想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变得异乎寻常的艰难，所以也就比中国更难产生皇权。
我之所以不愿意用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主要是源于：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不论是标榜唯物也好，还是愿意承认是唯心也好。但在说到政治体制变迁时，总是在强调统治者的道德、思想的作用。但泪痕以为，思想与道德都是上层建筑，他永远也不会超然的存在着；所以我们在寻找政治制度变迁之时，应该从更深远的经济基础变化中去寻找。
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在两汉之前，一个权力者只要强有力的控制着长安、洛阳两地，实际上就等于统一中国了，当然也意味着他敢宣称自己天下的主人了。但西方显然没有这种军事、政治重心，所以西方的权力者很少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宣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在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敢于约束皇权的机构，而在西方则容易出现这种机构。
中国在两汉之后，因为各地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中原（以洛阳为中心）、西北（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相对降低，所以一个权力者控制了长安、洛阳之后就无法取得从前的权力与地位了；在这种背景下贵族权力遂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与古代西方类似的政治形式。但中国的地理与西方相比，终究还是封闭的。古代西方，西欧、北欧、南欧、东欧、西亚、北非是联在一体的，这里隔山、跨海，而且地域之广阔远远超过中国的历史疆域，一个统治者实力再强，也绝不敢想象自己能统一天下，但在中国统一天下从来不是什么梦想。这自然造成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巨大，而古代西方最高统治者权力相对弱小格局。
为何周朝后中国形成大一统的帝制，而罗马帝国衰败后，西方却诸侯林立直至现在？
在东周之时，之所以会诸侯相争不断，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主要是因为是在当时的交通、媒介下，一个权力中心能直接、甚至间接幅射的地方是有限的。（楚与齐之间，都说彼此风牛马不相及了）。所以当时背景下，只有霸主、只有越来越大的诸侯国，在中国的历史疆域上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最终构建起了以秦帝国为中心的帝国。
西方在罗马时代，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那就绝对可以称得上统一西方的天下。因为西方的文明重心当时就在这里。
但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在地中海外围的地区也越来越多的能与地中海为中心地区相提并论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统治者即使统治了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也无法有效统治整个西方历史疆域了。于是西方历史遂陷入长久的无法统一之中，而这种统一后来也一直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泪痕前面已说过了，那就是西方的历史疆域太过广阔（而且海峡、内海众多）使这种统一变得困难重重近于不可能了。
在工商业社会成熟之前，宗教组织的发展，总会受到世俗国家的压制。因为宗教组织发展的结果，就是世俗国家控制的人口、土地、财税越来越少；就是世俗国家对人口、土地、赋税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宗教组织、世俗国家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土地、赋税的争斗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是历代皇权、王权强烈打击宗教组织的主要原因。当然了，这也是历代皇权、王权愿意承认宗教组织的主要原因，因为当世俗国家力量不足以消灭宗教组织时，他只有采取与宗教组织合作的态度。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社会中出现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那宗教组织就会注定只有分裂（因为世俗国家绝不允许一个强大、统一的宗教组织与他争夺人口、土地、赋税）；如果社会中存在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那宗教组织就只有更多的转向精神需求方面（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允许宗教组织强占太多人口、土地、赋税）。
由于西方特殊的地理原因（他的历史疆域太广阔、也太开放），所以他很难产生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宗教组织扩张的难度相对较小。而在中国历史上，宗教组织虽然在世俗国家分裂、贵族与皇权相争之际取得发展的机会，但这种发展总会随着世俗国家统一、强大之时遭受到灭顶之灾。
中国的历史疆域与西方的历史疆域是不同的。中国的历史疆域是封闭的，西方的历史疆域是开放的。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疆域显然有一个重心所在。黄河、长江流域之外，向南、向北、向西都是文明落后的地区，向东则是茫茫大海。从这层意义上，中国历史上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在中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疆域中，政治、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不过二百多万平公里罢了），就意味着统一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种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权力是难以从外面寻找到强大的支持力的。
但西方历史则不同了。西方的历史疆域实际上包括着整个欧洲、北非、西亚；这些地区之间的文明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统治者即使统一了欧洲，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一个统治者即使让地中海变成了内湖，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之内，即使是在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国王）的权力也很容易从外面寻找到支持力。
这一切已足以让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不同了。何况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止于此。
西方早在两三千年前，海运已很发达了；战争中就已开始争夺制海权了。这绝不是源于彼此的意识不同。而是源于彼此不同的地理环境。西方的历史疆域中有着太多的内海、海峡，如果一个政治中心不能有效控制相应的制海权，那他就会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优势丧失殆尽。而中国直到近代开始后才有制海权的概念进入，这也绝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在作怪，完全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疆域差别太大所至。
众多内海、海峡的存在，使任何一个政治、军事中心想把权力伸到最广阔的地方都变得困难重重。换而言之，一个政治、军事中心也许能让隔海的地区表示臣服，但想有效的直接统治它就难以想象了。广阔的历史疆域加上这种内海、海峡的限制，使西方难以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而这种历史疆域中，又使宗教发展变得更为容易。因为在一个诸国林立的社会中，国王们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去压制一个威胁、侵犯他们权威的宗教势力兴起。
中国的宗教难以形成巨大的规模，主要是因为宗教会威胁皇权的利益，所以皇权自然会压制他。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与一个宗教组织相火并之际，通常总是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占据上风。西方的宗教能开成巨大的规模，绝不是源于统治者的容忍，一切仅仅是因为西方历史是众多国家并存在着，这种政治格局分散了世俗的政治力量，使他们难以有效压制威胁、侵犯自己权力的宗教组织。
强大的宗教势力存在，更会强有力的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因为宗教首领的权力是跨跃众多国界的，而国王的权力常常局限于自己国界之内的。这使贵族们在限制国王的权力时，更容易从宗教势力中寻找到支持。
这种客观的差异，使西方长久的难以走出贵族政治的阴影；更加进了宗教政治的阴影。
中国现代政治是从反对皇权开始的，而西方的现代政治则从反对贵族政治、宗教政治开始的。现代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但泪痕从不认为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宗教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地缘政治与生产力对东西方的影响
泪痕
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强弱，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下面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王权的出现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王权的出现，绝不是统治者道德改变的结果。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是不会出现王权这种东西的。因为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人类活动的范围自然非常有限。在这种阶段一个权力者所能直接影响的地方是非常狭小的，所以直接影响的人数也是非常少，所以能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从规模上也是非常小的。
在一个范围狭小、人数有限的社会组织中，最高权力者是权力总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去看，整个社会也存在着众多与他们类似的社会组织，众多与他权力相近的权力者。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是不会产生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权力者。所以政治形式更多的体现着民主类似的内容，更以种种联盟形式存在着。
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联系越来越广阔；所以产生的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大；而且一个权力者能直接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这样发展下去，就渐渐出现了王权。中国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就是处于这个阶段。
王权与皇权的差别在于，王权虽然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但它是以分权（分封）的政治的形式存在着。皇权不但凌驾于社会之上，更是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存在着。
第二阶段是以皇权产生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皇权的出现，也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改变的结果。
从本质上，所有的最高统治者都希望加强中央集权；问题是这种努力总受到客观原因的限制。最简单而言，在一个生产力水平相对很低的社会中，最高统治者能直接统治的地区总是有限的，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总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他注定得用分封的方法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
而分封的结果，就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着众多贵族，并会强有力的限制着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为地方的权力者都是一个个独立小集团的首脑，而这些小集团首脑派到中央政府的代表又会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央政府。一个社会处于这种背景下，最多只能产生王权，而注定无法产生皇权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广，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可以建立起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官僚班子直接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了。而这也就意味着皇权产生了。
皇权产生之初，因为受生产力的限制（交通、媒介的落后使权力无法从一个中心直接渗透到广阔的社会中）单凭一套以最高权力者为中心的官僚班子根本无法有效控制整个社会。所以最高统治者仍然无法有效去除贵族政治的影响。于是最高统治者陷入两难之中，他如果抛弃贵族政治（不让自己的子弟、亲戚、亲信、功臣去行使相对独立的权力）那他就无法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如果他用应用这种贵族政治，就会有意无意的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障碍与竞争对手。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皇权，总是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实际上我们仔细去看中国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处于这种阶段。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写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因为我感觉从这里最能清晰看到皇权存在的客观基础。总而言之皇权的产生、削弱、增强都是客观环境变化的结果，而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变化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就是皇权成熟的阶段。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最高统治者用一套官僚班子把权力渗透到广阔地区的想法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于是贵族政治开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皇权也变得越来越稳定了。中国的宋、明、清大约就是处于这种阶段。关于元朝的特殊性，因为我前面的回复中曾详细说过，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当然了，隋、唐、五代就是介于第二、第三阶段中的过渡阶段。
这个阶段的标志是科举制度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开始试图把人事权力全部收归中央政府了，而这种努力成现实的客观条件则是社会交通、媒介变得越来越发达了）。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科举制度，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在科举制度下产生的优秀政治人物非常多，科举制度使豪门家族操纵官员的选拔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同样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皇权高度集中的恶果，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随着皇权高度集中，使官僚集团不再为某些家族垄断了。
我们无论怎样美化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与中国的皇权政治相比），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政治背景下的真实状况实际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北朝非常相似的。
西方历史之所以长久的无法走出贵族政治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源于他的生产力一直停滞不前，更主要的也是源于他的地理环境。
西方的历史疆域远比中国广阔、更比中国复杂，这使任何一个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都可以从中央政府控制范围之外寻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这种背景下，使宗教组织更容易扩张与发展；这使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又可以从庞大的宗教组织中寻找到支持。这使西方想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变得异乎寻常的艰难，所以也就比中国更难产生皇权。
我之所以不愿意用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主要是源于：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不论是标榜唯物也好，还是愿意承认是唯心也好。但在说到政治体制变迁时，总是在强调统治者的道德、思想的作用。但泪痕以为，思想与道德都是上层建筑，他永远也不会超然的存在着；所以我们在寻找政治制度变迁之时，应该从更深远的经济基础变化中去寻找。
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在两汉之前，一个权力者只要强有力的控制着长安、洛阳两地，实际上就等于统一中国了，当然也意味着他敢宣称自己天下的主人了。但西方显然没有这种军事、政治重心，所以西方的权力者很少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宣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在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敢于约束皇权的机构，而在西方则容易出现这种机构。
中国在两汉之后，因为各地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中原（以洛阳为中心）、西北（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相对降低，所以一个权力者控制了长安、洛阳之后就无法取得从前的权力与地位了；在这种背景下贵族权力遂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与古代西方类似的政治形式。但中国的地理与西方相比，终究还是封闭的。古代西方，西欧、北欧、南欧、东欧、西亚、北非是联在一体的，这里隔山、跨海，而且地域之广阔远远超过中国的历史疆域，一个统治者实力再强，也绝不敢想象自己能统一天下，但在中国统一天下从来不是什么梦想。这自然造成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巨大，而古代西方最高统治者权力相对弱小格局。
为何周朝后中国形成大一统的帝制，而罗马帝国衰败后，西方却诸侯林立直至现在？
在东周之时，之所以会诸侯相争不断，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主要是因为是在当时的交通、媒介下，一个权力中心能直接、甚至间接幅射的地方是有限的。（楚与齐之间，都说彼此风牛马不相及了）。所以当时背景下，只有霸主、只有越来越大的诸侯国，在中国的历史疆域上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最终构建起了以秦帝国为中心的帝国。
西方在罗马时代，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那就绝对可以称得上统一西方的天下。因为西方的文明重心当时就在这里。
但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在地中海外围的地区也越来越多的能与地中海为中心地区相提并论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统治者即使统治了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也无法有效统治整个西方历史疆域了。于是西方历史遂陷入长久的无法统一之中，而这种统一后来也一直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泪痕前面已说过了，那就是西方的历史疆域太过广阔（而且海峡、内海众多）使这种统一变得困难重重近于不可能了。
在工商业社会成熟之前，宗教组织的发展，总会受到世俗国家的压制。因为宗教组织发展的结果，就是世俗国家控制的人口、土地、财税越来越少；就是世俗国家对人口、土地、赋税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宗教组织、世俗国家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土地、赋税的争斗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是历代皇权、王权强烈打击宗教组织的主要原因。当然了，这也是历代皇权、王权愿意承认宗教组织的主要原因，因为当世俗国家力量不足以消灭宗教组织时，他只有采取与宗教组织合作的态度。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社会中出现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那宗教组织就会注定只有分裂（因为世俗国家绝不允许一个强大、统一的宗教组织与他争夺人口、土地、赋税）；如果社会中存在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那宗教组织就只有更多的转向精神需求方面（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允许宗教组织强占太多人口、土地、赋税）。
由于西方特殊的地理原因（他的历史疆域太广阔、也太开放），所以他很难产生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宗教组织扩张的难度相对较小。而在中国历史上，宗教组织虽然在世俗国家分裂、贵族与皇权相争之际取得发展的机会，但这种发展总会随着世俗国家统一、强大之时遭受到灭顶之灾。
中国的历史疆域与西方的历史疆域是不同的。中国的历史疆域是封闭的，西方的历史疆域是开放的。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疆域显然有一个重心所在。黄河、长江流域之外，向南、向北、向西都是文明落后的地区，向东则是茫茫大海。从这层意义上，中国历史上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在中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疆域中，政治、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不过二百多万平公里罢了），就意味着统一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种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权力是难以从外面寻找到强大的支持力的。
但西方历史则不同了。西方的历史疆域实际上包括着整个欧洲、北非、西亚；这些地区之间的文明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统治者即使统一了欧洲，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一个统治者即使让地中海变成了内湖，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之内，即使是在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国王）的权力也很容易从外面寻找到支持力。
这一切已足以让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不同了。何况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止于此。
西方早在两三千年前，海运已很发达了；战争中就已开始争夺制海权了。这绝不是源于彼此的意识不同。而是源于彼此不同的地理环境。西方的历史疆域中有着太多的内海、海峡，如果一个政治中心不能有效控制相应的制海权，那他就会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优势丧失殆尽。而中国直到近代开始后才有制海权的概念进入，这也绝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在作怪，完全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疆域差别太大所至。
众多内海、海峡的存在，使任何一个政治、军事中心想把权力伸到最广阔的地方都变得困难重重。换而言之，一个政治、军事中心也许能让隔海的地区表示臣服，但想有效的直接统治它就难以想象了。广阔的历史疆域加上这种内海、海峡的限制，使西方难以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而这种历史疆域中，又使宗教发展变得更为容易。因为在一个诸国林立的社会中，国王们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去压制一个威胁、侵犯他们权威的宗教势力兴起。
中国的宗教难以形成巨大的规模，主要是因为宗教会威胁皇权的利益，所以皇权自然会压制他。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与一个宗教组织相火并之际，通常总是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占据上风。西方的宗教能开成巨大的规模，绝不是源于统治者的容忍，一切仅仅是因为西方历史是众多国家并存在着，这种政治格局分散了世俗的政治力量，使他们难以有效压制威胁、侵犯自己权力的宗教组织。
强大的宗教势力存在，更会强有力的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因为宗教首领的权力是跨跃众多国界的，而国王的权力常常局限于自己国界之内的。这使贵族们在限制国王的权力时，更容易从宗教势力中寻找到支持。
这种客观的差异，使西方长久的难以走出贵族政治的阴影；更加进了宗教政治的阴影。
中国现代政治是从反对皇权开始的，而西方的现代政治则从反对贵族政治、宗教政治开始的。现代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但泪痕从不认为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宗教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泪痕
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强弱，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下面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王权的出现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王权的出现，绝不是统治者道德改变的结果。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是不会出现王权这种东西的。因为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人类活动的范围自然非常有限。在这种阶段一个权力者所能直接影响的地方是非常狭小的，所以直接影响的人数也是非常少，所以能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从规模上也是非常小的。
在一个范围狭小、人数有限的社会组织中，最高权力者是权力总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去看，整个社会也存在着众多与他们类似的社会组织，众多与他权力相近的权力者。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是不会产生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权力者。所以政治形式更多的体现着民主类似的内容，更以种种联盟形式存在着。
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联系越来越广阔；所以产生的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大；而且一个权力者能直接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这样发展下去，就渐渐出现了王权。中国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就是处于这个阶段。
王权与皇权的差别在于，王权虽然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但它是以分权（分封）的政治的形式存在着。皇权不但凌驾于社会之上，更是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存在着。
第二阶段是以皇权产生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皇权的出现，也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改变的结果。
从本质上，所有的最高统治者都希望加强中央集权；问题是这种努力总受到客观原因的限制。最简单而言，在一个生产力水平相对很低的社会中，最高统治者能直接统治的地区总是有限的，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总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他注定得用分封的方法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
而分封的结果，就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着众多贵族，并会强有力的限制着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为地方的权力者都是一个个独立小集团的首脑，而这些小集团首脑派到中央政府的代表又会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央政府。一个社会处于这种背景下，最多只能产生王权，而注定无法产生皇权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广，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可以建立起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官僚班子直接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了。而这也就意味着皇权产生了。
皇权产生之初，因为受生产力的限制（交通、媒介的落后使权力无法从一个中心直接渗透到广阔的社会中）单凭一套以最高权力者为中心的官僚班子根本无法有效控制整个社会。所以最高统治者仍然无法有效去除贵族政治的影响。于是最高统治者陷入两难之中，他如果抛弃贵族政治（不让自己的子弟、亲戚、亲信、功臣去行使相对独立的权力）那他就无法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如果他用应用这种贵族政治，就会有意无意的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障碍与竞争对手。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皇权，总是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实际上我们仔细去看中国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处于这种阶段。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写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因为我感觉从这里最能清晰看到皇权存在的客观基础。总而言之皇权的产生、削弱、增强都是客观环境变化的结果，而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变化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就是皇权成熟的阶段。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最高统治者用一套官僚班子把权力渗透到广阔地区的想法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于是贵族政治开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皇权也变得越来越稳定了。中国的宋、明、清大约就是处于这种阶段。关于元朝的特殊性，因为我前面的回复中曾详细说过，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当然了，隋、唐、五代就是介于第二、第三阶段中的过渡阶段。
这个阶段的标志是科举制度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开始试图把人事权力全部收归中央政府了，而这种努力成现实的客观条件则是社会交通、媒介变得越来越发达了）。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科举制度，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在科举制度下产生的优秀政治人物非常多，科举制度使豪门家族操纵官员的选拔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同样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皇权高度集中的恶果，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随着皇权高度集中，使官僚集团不再为某些家族垄断了。
我们无论怎样美化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与中国的皇权政治相比），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政治背景下的真实状况实际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北朝非常相似的。
西方历史之所以长久的无法走出贵族政治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源于他的生产力一直停滞不前，更主要的也是源于他的地理环境。
西方的历史疆域远比中国广阔、更比中国复杂，这使任何一个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都可以从中央政府控制范围之外寻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这种背景下，使宗教组织更容易扩张与发展；这使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又可以从庞大的宗教组织中寻找到支持。这使西方想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变得异乎寻常的艰难，所以也就比中国更难产生皇权。
我之所以不愿意用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主要是源于：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不论是标榜唯物也好，还是愿意承认是唯心也好。但在说到政治体制变迁时，总是在强调统治者的道德、思想的作用。但泪痕以为，思想与道德都是上层建筑，他永远也不会超然的存在着；所以我们在寻找政治制度变迁之时，应该从更深远的经济基础变化中去寻找。
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在两汉之前，一个权力者只要强有力的控制着长安、洛阳两地，实际上就等于统一中国了，当然也意味着他敢宣称自己天下的主人了。但西方显然没有这种军事、政治重心，所以西方的权力者很少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宣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在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敢于约束皇权的机构，而在西方则容易出现这种机构。
中国在两汉之后，因为各地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中原（以洛阳为中心）、西北（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相对降低，所以一个权力者控制了长安、洛阳之后就无法取得从前的权力与地位了；在这种背景下贵族权力遂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与古代西方类似的政治形式。但中国的地理与西方相比，终究还是封闭的。古代西方，西欧、北欧、南欧、东欧、西亚、北非是联在一体的，这里隔山、跨海，而且地域之广阔远远超过中国的历史疆域，一个统治者实力再强，也绝不敢想象自己能统一天下，但在中国统一天下从来不是什么梦想。这自然造成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巨大，而古代西方最高统治者权力相对弱小格局。
为何周朝后中国形成大一统的帝制，而罗马帝国衰败后，西方却诸侯林立直至现在？
在东周之时，之所以会诸侯相争不断，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主要是因为是在当时的交通、媒介下，一个权力中心能直接、甚至间接幅射的地方是有限的。（楚与齐之间，都说彼此风牛马不相及了）。所以当时背景下，只有霸主、只有越来越大的诸侯国，在中国的历史疆域上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最终构建起了以秦帝国为中心的帝国。
西方在罗马时代，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那就绝对可以称得上统一西方的天下。因为西方的文明重心当时就在这里。
但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在地中海外围的地区也越来越多的能与地中海为中心地区相提并论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统治者即使统治了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也无法有效统治整个西方历史疆域了。于是西方历史遂陷入长久的无法统一之中，而这种统一后来也一直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泪痕前面已说过了，那就是西方的历史疆域太过广阔（而且海峡、内海众多）使这种统一变得困难重重近于不可能了。
在工商业社会成熟之前，宗教组织的发展，总会受到世俗国家的压制。因为宗教组织发展的结果，就是世俗国家控制的人口、土地、财税越来越少；就是世俗国家对人口、土地、赋税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宗教组织、世俗国家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土地、赋税的争斗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是历代皇权、王权强烈打击宗教组织的主要原因。当然了，这也是历代皇权、王权愿意承认宗教组织的主要原因，因为当世俗国家力量不足以消灭宗教组织时，他只有采取与宗教组织合作的态度。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社会中出现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那宗教组织就会注定只有分裂（因为世俗国家绝不允许一个强大、统一的宗教组织与他争夺人口、土地、赋税）；如果社会中存在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那宗教组织就只有更多的转向精神需求方面（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允许宗教组织强占太多人口、土地、赋税）。
由于西方特殊的地理原因（他的历史疆域太广阔、也太开放），所以他很难产生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宗教组织扩张的难度相对较小。而在中国历史上，宗教组织虽然在世俗国家分裂、贵族与皇权相争之际取得发展的机会，但这种发展总会随着世俗国家统一、强大之时遭受到灭顶之灾。
中国的历史疆域与西方的历史疆域是不同的。中国的历史疆域是封闭的，西方的历史疆域是开放的。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疆域显然有一个重心所在。黄河、长江流域之外，向南、向北、向西都是文明落后的地区，向东则是茫茫大海。从这层意义上，中国历史上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在中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疆域中，政治、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不过二百多万平公里罢了），就意味着统一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种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权力是难以从外面寻找到强大的支持力的。
但西方历史则不同了。西方的历史疆域实际上包括着整个欧洲、北非、西亚；这些地区之间的文明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统治者即使统一了欧洲，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一个统治者即使让地中海变成了内湖，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之内，即使是在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国王）的权力也很容易从外面寻找到支持力。
这一切已足以让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不同了。何况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止于此。
西方早在两三千年前，海运已很发达了；战争中就已开始争夺制海权了。这绝不是源于彼此的意识不同。而是源于彼此不同的地理环境。西方的历史疆域中有着太多的内海、海峡，如果一个政治中心不能有效控制相应的制海权，那他就会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优势丧失殆尽。而中国直到近代开始后才有制海权的概念进入，这也绝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在作怪，完全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疆域差别太大所至。
众多内海、海峡的存在，使任何一个政治、军事中心想把权力伸到最广阔的地方都变得困难重重。换而言之，一个政治、军事中心也许能让隔海的地区表示臣服，但想有效的直接统治它就难以想象了。广阔的历史疆域加上这种内海、海峡的限制，使西方难以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而这种历史疆域中，又使宗教发展变得更为容易。因为在一个诸国林立的社会中，国王们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去压制一个威胁、侵犯他们权威的宗教势力兴起。
中国的宗教难以形成巨大的规模，主要是因为宗教会威胁皇权的利益，所以皇权自然会压制他。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与一个宗教组织相火并之际，通常总是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占据上风。西方的宗教能开成巨大的规模，绝不是源于统治者的容忍，一切仅仅是因为西方历史是众多国家并存在着，这种政治格局分散了世俗的政治力量，使他们难以有效压制威胁、侵犯自己权力的宗教组织。
强大的宗教势力存在，更会强有力的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因为宗教首领的权力是跨跃众多国界的，而国王的权力常常局限于自己国界之内的。这使贵族们在限制国王的权力时，更容易从宗教势力中寻找到支持。
这种客观的差异，使西方长久的难以走出贵族政治的阴影；更加进了宗教政治的阴影。
中国现代政治是从反对皇权开始的，而西方的现代政治则从反对贵族政治、宗教政治开始的。现代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但泪痕从不认为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宗教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地缘政治与生产力对东西方的影响
泪痕
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强弱，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下面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王权的出现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王权的出现，绝不是统治者道德改变的结果。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是不会出现王权这种东西的。因为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人类活动的范围自然非常有限。在这种阶段一个权力者所能直接影响的地方是非常狭小的，所以直接影响的人数也是非常少，所以能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从规模上也是非常小的。
在一个范围狭小、人数有限的社会组织中，最高权力者是权力总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去看，整个社会也存在着众多与他们类似的社会组织，众多与他权力相近的权力者。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是不会产生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权力者。所以政治形式更多的体现着民主类似的内容，更以种种联盟形式存在着。
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联系越来越广阔；所以产生的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大；而且一个权力者能直接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这样发展下去，就渐渐出现了王权。中国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就是处于这个阶段。
王权与皇权的差别在于，王权虽然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但它是以分权（分封）的政治的形式存在着。皇权不但凌驾于社会之上，更是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存在着。
第二阶段是以皇权产生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皇权的出现，也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改变的结果。
从本质上，所有的最高统治者都希望加强中央集权；问题是这种努力总受到客观原因的限制。最简单而言，在一个生产力水平相对很低的社会中，最高统治者能直接统治的地区总是有限的，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总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他注定得用分封的方法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
而分封的结果，就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着众多贵族，并会强有力的限制着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为地方的权力者都是一个个独立小集团的首脑，而这些小集团首脑派到中央政府的代表又会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央政府。一个社会处于这种背景下，最多只能产生王权，而注定无法产生皇权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广，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可以建立起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官僚班子直接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了。而这也就意味着皇权产生了。
皇权产生之初，因为受生产力的限制（交通、媒介的落后使权力无法从一个中心直接渗透到广阔的社会中）单凭一套以最高权力者为中心的官僚班子根本无法有效控制整个社会。所以最高统治者仍然无法有效去除贵族政治的影响。于是最高统治者陷入两难之中，他如果抛弃贵族政治（不让自己的子弟、亲戚、亲信、功臣去行使相对独立的权力）那他就无法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如果他用应用这种贵族政治，就会有意无意的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障碍与竞争对手。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皇权，总是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实际上我们仔细去看中国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处于这种阶段。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写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因为我感觉从这里最能清晰看到皇权存在的客观基础。总而言之皇权的产生、削弱、增强都是客观环境变化的结果，而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变化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就是皇权成熟的阶段。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最高统治者用一套官僚班子把权力渗透到广阔地区的想法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于是贵族政治开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皇权也变得越来越稳定了。中国的宋、明、清大约就是处于这种阶段。关于元朝的特殊性，因为我前面的回复中曾详细说过，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当然了，隋、唐、五代就是介于第二、第三阶段中的过渡阶段。
这个阶段的标志是科举制度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开始试图把人事权力全部收归中央政府了，而这种努力成现实的客观条件则是社会交通、媒介变得越来越发达了）。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科举制度，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在科举制度下产生的优秀政治人物非常多，科举制度使豪门家族操纵官员的选拔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同样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皇权高度集中的恶果，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随着皇权高度集中，使官僚集团不再为某些家族垄断了。
我们无论怎样美化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与中国的皇权政治相比），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政治背景下的真实状况实际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北朝非常相似的。
西方历史之所以长久的无法走出贵族政治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源于他的生产力一直停滞不前，更主要的也是源于他的地理环境。
西方的历史疆域远比中国广阔、更比中国复杂，这使任何一个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都可以从中央政府控制范围之外寻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这种背景下，使宗教组织更容易扩张与发展；这使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又可以从庞大的宗教组织中寻找到支持。这使西方想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变得异乎寻常的艰难，所以也就比中国更难产生皇权。
我之所以不愿意用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主要是源于：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不论是标榜唯物也好，还是愿意承认是唯心也好。但在说到政治体制变迁时，总是在强调统治者的道德、思想的作用。但泪痕以为，思想与道德都是上层建筑，他永远也不会超然的存在着；所以我们在寻找政治制度变迁之时，应该从更深远的经济基础变化中去寻找。
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在两汉之前，一个权力者只要强有力的控制着长安、洛阳两地，实际上就等于统一中国了，当然也意味着他敢宣称自己天下的主人了。但西方显然没有这种军事、政治重心，所以西方的权力者很少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宣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在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敢于约束皇权的机构，而在西方则容易出现这种机构。
中国在两汉之后，因为各地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中原（以洛阳为中心）、西北（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相对降低，所以一个权力者控制了长安、洛阳之后就无法取得从前的权力与地位了；在这种背景下贵族权力遂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与古代西方类似的政治形式。但中国的地理与西方相比，终究还是封闭的。古代西方，西欧、北欧、南欧、东欧、西亚、北非是联在一体的，这里隔山、跨海，而且地域之广阔远远超过中国的历史疆域，一个统治者实力再强，也绝不敢想象自己能统一天下，但在中国统一天下从来不是什么梦想。这自然造成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巨大，而古代西方最高统治者权力相对弱小格局。
为何周朝后中国形成大一统的帝制，而罗马帝国衰败后，西方却诸侯林立直至现在？
在东周之时，之所以会诸侯相争不断，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主要是因为是在当时的交通、媒介下，一个权力中心能直接、甚至间接幅射的地方是有限的。（楚与齐之间，都说彼此风牛马不相及了）。所以当时背景下，只有霸主、只有越来越大的诸侯国，在中国的历史疆域上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最终构建起了以秦帝国为中心的帝国。
西方在罗马时代，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那就绝对可以称得上统一西方的天下。因为西方的文明重心当时就在这里。
但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在地中海外围的地区也越来越多的能与地中海为中心地区相提并论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统治者即使统治了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也无法有效统治整个西方历史疆域了。于是西方历史遂陷入长久的无法统一之中，而这种统一后来也一直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泪痕前面已说过了，那就是西方的历史疆域太过广阔（而且海峡、内海众多）使这种统一变得困难重重近于不可能了。
在工商业社会成熟之前，宗教组织的发展，总会受到世俗国家的压制。因为宗教组织发展的结果，就是世俗国家控制的人口、土地、财税越来越少；就是世俗国家对人口、土地、赋税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宗教组织、世俗国家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土地、赋税的争斗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是历代皇权、王权强烈打击宗教组织的主要原因。当然了，这也是历代皇权、王权愿意承认宗教组织的主要原因，因为当世俗国家力量不足以消灭宗教组织时，他只有采取与宗教组织合作的态度。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社会中出现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那宗教组织就会注定只有分裂（因为世俗国家绝不允许一个强大、统一的宗教组织与他争夺人口、土地、赋税）；如果社会中存在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那宗教组织就只有更多的转向精神需求方面（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允许宗教组织强占太多人口、土地、赋税）。
由于西方特殊的地理原因（他的历史疆域太广阔、也太开放），所以他很难产生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宗教组织扩张的难度相对较小。而在中国历史上，宗教组织虽然在世俗国家分裂、贵族与皇权相争之际取得发展的机会，但这种发展总会随着世俗国家统一、强大之时遭受到灭顶之灾。
中国的历史疆域与西方的历史疆域是不同的。中国的历史疆域是封闭的，西方的历史疆域是开放的。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疆域显然有一个重心所在。黄河、长江流域之外，向南、向北、向西都是文明落后的地区，向东则是茫茫大海。从这层意义上，中国历史上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在中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疆域中，政治、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不过二百多万平公里罢了），就意味着统一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种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权力是难以从外面寻找到强大的支持力的。
但西方历史则不同了。西方的历史疆域实际上包括着整个欧洲、北非、西亚；这些地区之间的文明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统治者即使统一了欧洲，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一个统治者即使让地中海变成了内湖，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之内，即使是在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国王）的权力也很容易从外面寻找到支持力。
这一切已足以让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不同了。何况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止于此。
西方早在两三千年前，海运已很发达了；战争中就已开始争夺制海权了。这绝不是源于彼此的意识不同。而是源于彼此不同的地理环境。西方的历史疆域中有着太多的内海、海峡，如果一个政治中心不能有效控制相应的制海权，那他就会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优势丧失殆尽。而中国直到近代开始后才有制海权的概念进入，这也绝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在作怪，完全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疆域差别太大所至。
众多内海、海峡的存在，使任何一个政治、军事中心想把权力伸到最广阔的地方都变得困难重重。换而言之，一个政治、军事中心也许能让隔海的地区表示臣服，但想有效的直接统治它就难以想象了。广阔的历史疆域加上这种内海、海峡的限制，使西方难以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而这种历史疆域中，又使宗教发展变得更为容易。因为在一个诸国林立的社会中，国王们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去压制一个威胁、侵犯他们权威的宗教势力兴起。
中国的宗教难以形成巨大的规模，主要是因为宗教会威胁皇权的利益，所以皇权自然会压制他。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与一个宗教组织相火并之际，通常总是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占据上风。西方的宗教能开成巨大的规模，绝不是源于统治者的容忍，一切仅仅是因为西方历史是众多国家并存在着，这种政治格局分散了世俗的政治力量，使他们难以有效压制威胁、侵犯自己权力的宗教组织。
强大的宗教势力存在，更会强有力的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因为宗教首领的权力是跨跃众多国界的，而国王的权力常常局限于自己国界之内的。这使贵族们在限制国王的权力时，更容易从宗教势力中寻找到支持。
这种客观的差异，使西方长久的难以走出贵族政治的阴影；更加进了宗教政治的阴影。
中国现代政治是从反对皇权开始的，而西方的现代政治则从反对贵族政治、宗教政治开始的。现代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但泪痕从不认为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宗教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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