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为李鸿章泣血（系列之一）兼驳林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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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看了林冲兄弟的文章，发现此公，根本是一点历史常识都没有，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今后特发一系列文章，让大家看看一个历史真实的李中堂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中堂临终诗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评李中堂
仔细翻翻资料，发觉李鸿章很复杂，有几分狡猾，又有几分耿直，既忠于职守，又循私舞弊。用句俗话来说，他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特别、很有趣的人。
李鸿章为人很聪明，读书也还用功，24岁中了进士，此前已师从曾国藩。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北京当写写画画的小文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皖吃紧。1853年，30岁的李鸿章在老家合肥随父母官办起了团练（当年，曾国藩也在湖南拉起了湘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不过是一传统知识分子，又不是革命先驱，这么干天经地义。太平天国、捻军也没少干烧杀抢掠之事，视为乱匪，有何不可？再者，1855年太平军曾攻克合肥，李鸿章的老婆、小儿子都被杀。所以李鸿章拼命杀太平军也有报仇的成分。李鸿章在安徽立了些战功，却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只好于1858年投奔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有伯乐之誉，连自视甚高的左宗棠都说："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李鸿章初来投奔时，满心欢喜，自以为曾乃恩师自会重用。没想到曾国藩爱理不理，摆足了架子，才让李鸿章当了个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后来说，他是觉得李鸿章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要先折其锐气。看来，李鸿章当时确实有点年少轻狂。
曾国藩一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奖掖后进，又是建功立业，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谙韬晦之术，一破天京立即请裁兵，立下庭训"耕读传家"，死得也早（61岁时卒），所以颇得美誉。曾国藩极重个人修养，自己每天三省其身，要求手下也要洁身自好。他选用将领要求"有理义血性"，选士兵要求"健壮朴实"，所以湘军中无绿营之暮气。而李鸿章虽是科举出身，却极好名利，对著书立说没有多大兴趣。李鸿章跟老师曾国藩学了一套定时起居的做派，每天5点即起，先临兰亭１００字以养心自律，午饭后必沿廊散步，再昼寝一点钟。但李鸿章从不掩饰自己汲汲于名利，对下级也不严格要求，基本上是只要能办事品德差点也行。上行下效，淮军的军纪比湘军差了很多，其将领也有不少是贪鄙之人。后来的史学家曾指出，湘军还讲点理想（至少表面上如此），淮军却是实际第一。湘军领导人多是湖南人，淮军早期领导人（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是安徽人，还以合肥一带居多。其实今天的湖南人仍是颇好讲理想（当然落不落实是另一码事），今天的安徽人也仍是颇好名利，。偏偏世论常不齿于小人，又难识伪君子，所以李鸿章、淮军乃至安徽人名声不好也是常事了。
李鸿章有时候还很耿直，常不给人留面子。甲午战后，李鸿章身败名裂，门生故吏大多别投他门。当时如日中天的翁同禾看上了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便让曾是李鸿章手下的袁世凯去当说客劝李鸿章辞职。没想到李鸿章一眼看出了袁的来意，大喝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如此有趣之李鸿章却被后世千万人唾骂，主要原因还是他被当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己辩解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进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稍稍不带偏见认真看点材料的人，都会知道洋务运动一直就在裱糊大清朝这间破房子。不过在甲午战败一事上，李鸿章这个裱糊匠确有责任。李鸿章自知日本军力已非昨日，主张依靠外国来调停，尽力避战。这一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当时清朝之国力已经难与日本抗衡。有人说我中华泱泱大国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众志成城当可战胜日本。这实在有点书生意气了。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有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的资料。多看看自然会得出正确结论。当然这种假设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时日本是全国上下一心求战，此前明治天皇扣自己的薪水买军舰，出征的日军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夹道欢送。而大清朝呢？慈禧挪海军银子建颐和园，清流派大叫开战却无力典兵，不少上战场的军队军纪涣散，京津一带送别人群哭声震天。就这个样子不败下阵来天理不容。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中的过错是本不欲战而强战，既战又欲保力求和，首尾两端，所以志不能坚、战不能胜，平生事业、名节扫地都休。但战败之罪决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李鸿章之部下，虽有卫汝贵节扣军饷，叶志超虚报军功，方伯谦不战先逃，但也多卫国死战之人。北洋海军全军上下英雄迭出，事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陆军左宝贵、马玉昆剧战平壤，宋庆力求恢复辽东，虽然败绩，但也算尽了力了。比诸湘军吴大澄大言炎炎未交锋则全军皆溃，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则淮军大可自豪。国内清流派、湘军一系指天画地，却无力一战。这些人才是忘国之本。李鸿章固然该骂，但这些人又哪有资格骂呢？
当时各封疆大吏大多拥兵自重，作壁上观，把中日之战看成李日之战。最可笑的是，威海卫败后，竟有当事者向日本索要广丙一舰，说此舰原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肯请放还等等。战争本是国运所系，竟能出如此笑话，大清朝真是该完了！
至于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敌人屯兵国内，你无力再打了，不和能行吗？我每次读到马关、辛丑条约签订过程时，心里总是很感慨。当时明明是要和，朝廷上下竟"众人相对默默"，无一人敢出面去谈判。原因是简单，就是知道一去就得签不平等条约，怕自己因此担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衮衮诸公仅计自己荣辱得失，却不肯为国负污。这样的吏治也是千古一绝了。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算是勇担重任的好典型了。
中国人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如果生逢乱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一看天下大乱就自杀吧？老百姓想的就是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可当官的却不能这么想。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是觉得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不能光说不练，有事就上。这种血性却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就凭这一点，他远远胜过中国千百年来的无数达官。现在有句俗话：“没干活没有错，一干活就有错。”此话确有道理，在中国往往干活越多错误就越多。干了很多活的李鸿章就这样背负了很多骂名。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再说去签定不平等条约就可以和卖国划等号吗？反问一句：如果李鸿章不去卖国，也就是说不去签定不平等条约会怎样？那么，可能的结局有两个，一个是继续打下去，但是以当时大清国的国力，如果能打得过列强，也就不会派人去签条约了；第二个，就是派别人去签，去卖国。但是，我看到一份材料中说到，签定《马关条约》的时候，清政府开始派了一个叫张阴桓的人去，结果被日本人给赶了回来，说他“人微言轻”，不够资格，最后没办法才派李鸿章去的。他肯定也知道，这一去，不论什么结局，必定会遭万人唾骂。但别无选择。如果在他的位置上，不去行吗？
外国人愿意和他打交道，不仅仅因为他“位高权重”，更主要他是当时满清王朝中思想最超前的几个人之一，最具有改革意识，可以和他们对话，所以他是“仅有的几个能赢得洋人钦佩的清朝大员之一”。再说了，堂堂大清王朝是他说一句话，签个字就可以卖得了的吗？说到底，他不过是大清国派出去的一个使者，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和光绪的授意，李鸿章断然没有这样的胆子，也没有这个权力去卖国的。
李鸿章有他的苦处。身在那个时代，是他的不幸，同时代的梁启超也说：“吾悲李鸿章之遇”，说他卖国实在是委屈。因为“弱国无外交”，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都蕴涵着国力相去甚远的现实。作为战败国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根本没有资格和人家讨价还价，即使争取利益，也是非常有限度的。从《马关条约》的签定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历史什么时候“认定”李鸿章是“卖国贼”？没听说过。我只知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典籍汗牛充栋，关于李鸿章的记载和评述也众说纷纭。但在那些莫衷一是的各种记载中，不管是在李身前死后，清朝官方都没有说他是“卖国贼”，而且还给他封了个“文忠”的谥号―――要说“卖国”，卖的也是“大清国”，清统治者应该最有切肤之痛、最有发言权；而即使是在维新变法时期为时势需要而极力丑化过李鸿章的梁启超，在李死后不久而著的《李鸿章传》中，也把李与中外十几名良相相提并论。梁承认：“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在百年之后出版的历史著作《晚清七十年》中，胡适的高足、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说：“没有这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实际上，在中国当今历史学术界，为李鸿章翻案，也早已是老生常谈。换句话说，李鸿章死后百余年，对他的“美化”和“丑化”一直并存，何曾有过“定论”呢！
不独对李鸿章如此，很多历史人物也是如此。秦始皇已死两千多年，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他究竟是“暴君”还是“英雄”。世人对历史人物仍然处于“再认识”之中，不可能有一个“万世不易”的评价。立场不同、角度有异，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世易时移、阅历渐广，也可能改变以前的看法。而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关键取决于对其人其事了解的多少。随着时间推移和了解增多，以前的评价往往需要修正。而有时候，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故意扭曲历史、重新评价的事情，在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历史有时像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就是说给“历史工具论”者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历史”，我相信，在视李鸿章为“卖国贼”的人中，大多数也都是受教科书的影响。但是试看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也是在不断地修改吗？事情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上述影响历史评价的种种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历史是永远也不会有“定论”的―――这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
不能因为李在《马关条约》上鉴字而推定他是卖国，他是代表清朝政府去的，清政府之所以派他去，也可以看作是对他洋务运动失败的惩罚，北洋水师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打输了甲午战争，你总得负责。
而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我却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你是依照中国历史书上的结论，如果这种结论有些地方是错的呢？转贴如下文章供参考
北洋水师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丁汝昌这个废物点心是北洋水师覆灭的根源！！
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海战一直是我中华民族引为耻辱的战争，中日双方的吨位和战力都相当，却打了个五比零的惨败。为了给自己心理找一个平衡点，那些老学究们就总结了很多的理由，翻翻中学历史书可以看到，主要原因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造颐和园。海军武器质量低劣、舰龄老化。同时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卖给我们的都是次品和哑弹，掺了很多的沙子。而且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因为弹药储备不足没带齐武器弹药，但是我们的北洋水师仍然用着劣势装备和优势的敌人英勇作战，出现了一大批如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宁死不降者，但因为有方伯谦那样的怕死鬼出现，海战打了个大败。于是乎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被捧为民族英雄，慈禧、李鸿章、方伯谦之流则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就缅怀烈士，痛骂汉奸，充分获得了心里的满足。和那一句“不是皇军无能，是土八路太狡猾了”的解围心理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据说战斗失利的大因素是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那么我就不明白了，军舰和装备都买来了，光训练烧煤放炮保养发饷就可以了，还需要什么大规模的经费？清廷三十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两千万两，战争失败后却向日本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台湾岛，这么有钱那一年几十万两的训练费用怎么会拨不出？而且战前不仅自给有余，还准备拨银三十五万两，暂为“定远”、“镇远”二舰先购１２门１２０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可见，北洋水师不是穷的叮当响，就算不富裕，勒紧裤腰带还是可以维持现状的。况且这支舰队是李鸿章一手提拔出来的嫡系部队，相当与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有谁舍得把亚洲第一位的舰队给出卖？慈禧太后自己也不会愿意吧？
据说当时的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卖给了我们的炮弹都是掺了沙子的假货。但是我查资料得知：当时的军舰“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产自德国，“致远”、“靖远”来自英国，两国为了争这个项目互相攻击对方军舰的缺点，后来两国海军部甚至买通中国驻当地公使互相进行人身攻击。德国首相俾斯麦亲自给伏尔康船厂发公文：“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订货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接收德国军舰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搞破坏，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提出必须由德国人帮助驾驶回华，以免途中万一发生小事故，而被英国人充分利用。两国竞争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能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关于炮弹里面掺沙子的问题，更是稀奇的说法，造船都这样竞争，怎么可能用弹药掺沙子的办法来赚小钱？而且，北洋水师平常就不训练么？就不放炮么？发现了这样的丑闻不早就炸锅了？
再说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没带齐武器弹药是因为储备不足。这个问题我却从丁汝昌的小传里面得到了答案：１２时５０分，双方相距５３３０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３０５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战斗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１７时４０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５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到底是偷袭还是有条不紊的遭遇战就已经很清楚了吧。“定远”、“镇远”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它不开炮谁开炮？我军执行的是护航任务？有拿国家的全部舰队去护航的吗？可以说双方都是在拿主力寻机进行决战。说因为护航而没带齐武器弹药？７月２５日中日已经开战，９月１７日舰队主力出动不带弹药吗？不带弹药的话战斗怎么进行了５个小时？而且日军的主炮都是速射炮，弹药消耗量比中国军队平均快５倍，日军的弹药消耗量应比中国更快的多才对啊？就算没带弹药，全舰队没带弹药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北洋水师的舰艇性能不如日本吗？“定远”级战列舰共２艘，即“定远号”、“镇远号”，１８８５年抵华交舰。满载排水量７３３５吨。全舰钢面铁甲，最厚处为炮台与炮塔达３５６毫米，舷侧为３０５毫米，甲板为７６毫米，舰桥为２０３毫米，装甲共重１４６１吨；水密隔舱多达两百多个。装备４门３０５毫米２５倍径主炮（装在两座双联装炮塔内，水压动力），２门１５０毫米副炮３具３８０毫米鱼雷发射管（携带２１条鱼雷）。号称东亚第一巨舰。战舰的装甲就相当于日军的一艘巡洋舰的重量。相比之下的日本最高吨位的舰艇“松岛”、“严岛”、“桥立”、“吉野”都是５０００吨级，但是为了提高速度减轻了各层装甲，速度比“定远”级快了将近三分之一，日本是牺牲装甲来换取机动速度，和中国的牺牲速度来换取装甲的思路相比并不高明太多。甚至还不如中国的思路。最后战果为“定远”中弹１５９发，死１７人伤３８人；“镇远”中弹２２０发，死１３人伤２８人。“定远”、“镇远”两舰的装甲及炮塔护甲，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无一穿透，特别是“定远号”装甲没有一处被炮弹穿透，而且炮塔也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战至最后，“定远”、“镇远”仍能率领余舰转入反攻，追击日舰。说明主力舰根本没有受重伤。
是武器威力不如别人吗？黄海海战基本上是大口径重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决战，北洋水师的主力武器为“定远”、“镇远”各为３０５毫米炮４门，２门１５０毫米副炮，“济远”双联２１０毫米炮两门，１５０毫米一门，“超勇”“扬威”各为２门２５４毫米炮，４门１２０毫米炮，“经远”、“来远”２１０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２门，“致远”、“靖远”３门２１０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平远”１门２５４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日本舰队的主力舰队为“松岛”、“严岛”、“桥立”各设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１２门，毫无用处的３２０毫米固定炮１门，“比睿”、“赤城”、“扶桑”为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西京丸号”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８门。奇袭舰队“吉野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４门、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８门，“浪速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高千穗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秋津洲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４门、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６门，“千代田号”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１０门。可以看出来，日军的炮多，但是威力普遍小，北洋水师的炮少，但是威力很大。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对我战列舰基本没有效果，并不存在火力一边倒的问题。
既然武器装备上日本没有什么明显优势，这场本来有很大胜利希望的海战为什么会惨败而归呢？“定远”和“镇远”装备的３０５毫米主炮穿甲弹和通常弹均重３２９公斤，抛射火药９１．９９公斤，初速５００米／秒，射程只有３海里（５５００米）。威力极大，要知道现代的“飞鱼”反舰导弹弹头才重１６５公斤，命中速度３００米／秒，一枚就可以把４千吨级的英国“谢菲尔德”级驱逐舰或一万吨级的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舰击沉。当然当时的炮弹攻击装甲舰威力不如现代的导弹攻击非装甲舰，但是炮弹的初速很大，而且日本的军舰吨位也小，敌方舰队“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纷纷避开其前主炮，夺路而进。５小时战斗中有１０发炮弹击中对方日舰“西京丸”、“比睿”、“赤城”、和旗舰“松岛号”。击中谁谁就得退出战斗，最后一击命中“松岛”的主炮弹药库造成对方旗舰大爆炸。？
那么，又是不是因为我方军舰的火炮鱼雷命中率低呢？似乎不是。李鸿章在光绪十七（1891）年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阅海军竣事折》中有云：“四月二十一日，开赴大连湾，北洋各舰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次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行驶之际命中。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为什么在实战中就射击不准了呢？据其中下级技术军官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原来这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是个欺下瞒上的豆腐渣工程！究竟是哪个庸碌无能的指挥官把国家栋梁的北洋水师当做豆腐渣来建设的呢？根源在志大才疏的门外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１８５３年，１６岁的丁汝昌以豆腐作坊的学徒的身份投奔太平军，１８６１年丁汝昌向湘军投降；他随所部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朝政府效力。同年，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丁汝昌等人改归李鸿章的淮军。１８６８年，３２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相当于今天的师长），加封提督衔，被朝廷赐予“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此时的丁汝昌刚过而立之年已成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之上神采奕奕，可怜孤儿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１８７４年，清朝政府打算裁减丁汝昌统领的骑兵部队，丁汝昌闻悉此讯后，便连夜弃官逃回安徽老家。丁汝昌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心情很不畅快。不甘寂寞的丁汝昌于１８７７年又到北京去谋求差使。朝廷让他到甘肃就职。但是，丁汝昌不愿意去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赴任。于是丁汝昌走了老上级李鸿章的后门，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１８８８年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
这个文盲靠走后门得到的舰队司令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可以说是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日本联合舰队的１２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４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８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我方舰队应当采用最能发挥远程火力优势的“长蛇阵”才对，而丁汝昌居然笨到采用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应敌，这样就造成后面的舰艇怕造成误伤和无法瞄准而不敢开火。海军舰艇排一条线列队攻击是海战基本战术，战列舰就是这么得名的。可见丁汝昌学了１５年的海军，海战的时候连排什么阵型都不知道。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海战中的阵型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日俄大海战中日本主将东乡平八郎大将为了抢占“Ｔ”字横头对舰攻击的有利阵位，不惜消耗重大伤亡代价做了个“敌前大回头”动作，而丁汝昌居然把排阵型的有利时间白白放弃，自取灭亡。
１８８６年８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访问日本但当时的东京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定远”管带刘步蟾的英国海校同学）上舰参观后却对旁人说此舰队必不堪一击，因为清朝水兵竟在堂堂主炮上晾晒衣裤；炮管里一摸一把灰。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这就有问题了，北洋水师的士气如此涣散，而且更严重的是部队平常不训练？常开炮炮管里会有灰吗？
前面已经说过了，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在战斗刚开始进行了一回舰炮齐射，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摔断了好几根肋骨。这更是留下了千古笑柄。古今中外哪儿有一开炮把自己的舰队司令给震成重伤的？说年久失修更站不住脚，“定远”、“镇远”１８８５年才交付，舰龄不足１０年，何谈年久失修？学工科的朋友都清楚，不管什么机器保养不保养寿命差很大，根本原因是平常不保养、不检查、不训练（或许就平常没有开过炮）造成的恶果。
这场战争对世界海战史有着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舰巨炮理论的完善。各国都放弃了突出火炮攻击速度的设想，而追求火炮的穿甲能力。由于“定远”、“镇远”两艘战列舰的装甲的优异表现，各国海军无不优先发展拥有厚重装甲和大口径火炮的大吨位战列舰。那些海军专家无不认为，拥有着敌方主炮无法贯穿装甲的北洋水师被打个惨败，实属于两国海军都缺乏经验所致。日本如果拥有海战经验则不会轻易地和如此精良的舰队决战，中国如果拥有丰富经验则应全歼日本舰队。
？？这场战争对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黄海海战失败后，日本获得了制海权，在威海卫战役全歼了北洋水师的剩余兵力，丁汝昌等畏罪自杀。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庸俗无能、欺下瞒上的将领，不需要他们把北洋水师败坏光后怯懦可耻的自杀，我们需要的是这场能根本扭转近代中国历史的战争的胜利。正是这场关键的战争引出了八国联军的前奏、抗日战争的惨状和５０年的殖民历史。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２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６亿两。但总括清廷３０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２千万两，而战前李鸿章因颐和园等工程挪用海军款致不足更新装备之数更仅不过区区６百万两而已。一着之差，影响中日两国命运至今，重读这段历史怎能不令人悲叹。本人看了林冲兄弟的文章，发现此公，根本是一点历史常识都没有，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今后特发一系列文章，让大家看看一个历史真实的李中堂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中堂临终诗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评李中堂
仔细翻翻资料，发觉李鸿章很复杂，有几分狡猾，又有几分耿直，既忠于职守，又循私舞弊。用句俗话来说，他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特别、很有趣的人。
李鸿章为人很聪明，读书也还用功，24岁中了进士，此前已师从曾国藩。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北京当写写画画的小文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皖吃紧。1853年，30岁的李鸿章在老家合肥随父母官办起了团练（当年，曾国藩也在湖南拉起了湘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不过是一传统知识分子，又不是革命先驱，这么干天经地义。太平天国、捻军也没少干烧杀抢掠之事，视为乱匪，有何不可？再者，1855年太平军曾攻克合肥，李鸿章的老婆、小儿子都被杀。所以李鸿章拼命杀太平军也有报仇的成分。李鸿章在安徽立了些战功，却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只好于1858年投奔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有伯乐之誉，连自视甚高的左宗棠都说："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李鸿章初来投奔时，满心欢喜，自以为曾乃恩师自会重用。没想到曾国藩爱理不理，摆足了架子，才让李鸿章当了个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后来说，他是觉得李鸿章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要先折其锐气。看来，李鸿章当时确实有点年少轻狂。
曾国藩一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奖掖后进，又是建功立业，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谙韬晦之术，一破天京立即请裁兵，立下庭训"耕读传家"，死得也早（61岁时卒），所以颇得美誉。曾国藩极重个人修养，自己每天三省其身，要求手下也要洁身自好。他选用将领要求"有理义血性"，选士兵要求"健壮朴实"，所以湘军中无绿营之暮气。而李鸿章虽是科举出身，却极好名利，对著书立说没有多大兴趣。李鸿章跟老师曾国藩学了一套定时起居的做派，每天5点即起，先临兰亭１００字以养心自律，午饭后必沿廊散步，再昼寝一点钟。但李鸿章从不掩饰自己汲汲于名利，对下级也不严格要求，基本上是只要能办事品德差点也行。上行下效，淮军的军纪比湘军差了很多，其将领也有不少是贪鄙之人。后来的史学家曾指出，湘军还讲点理想（至少表面上如此），淮军却是实际第一。湘军领导人多是湖南人，淮军早期领导人（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是安徽人，还以合肥一带居多。其实今天的湖南人仍是颇好讲理想（当然落不落实是另一码事），今天的安徽人也仍是颇好名利，。偏偏世论常不齿于小人，又难识伪君子，所以李鸿章、淮军乃至安徽人名声不好也是常事了。
李鸿章有时候还很耿直，常不给人留面子。甲午战后，李鸿章身败名裂，门生故吏大多别投他门。当时如日中天的翁同禾看上了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便让曾是李鸿章手下的袁世凯去当说客劝李鸿章辞职。没想到李鸿章一眼看出了袁的来意，大喝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如此有趣之李鸿章却被后世千万人唾骂，主要原因还是他被当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己辩解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进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稍稍不带偏见认真看点材料的人，都会知道洋务运动一直就在裱糊大清朝这间破房子。不过在甲午战败一事上，李鸿章这个裱糊匠确有责任。李鸿章自知日本军力已非昨日，主张依靠外国来调停，尽力避战。这一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当时清朝之国力已经难与日本抗衡。有人说我中华泱泱大国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众志成城当可战胜日本。这实在有点书生意气了。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有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的资料。多看看自然会得出正确结论。当然这种假设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时日本是全国上下一心求战，此前明治天皇扣自己的薪水买军舰，出征的日军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夹道欢送。而大清朝呢？慈禧挪海军银子建颐和园，清流派大叫开战却无力典兵，不少上战场的军队军纪涣散，京津一带送别人群哭声震天。就这个样子不败下阵来天理不容。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中的过错是本不欲战而强战，既战又欲保力求和，首尾两端，所以志不能坚、战不能胜，平生事业、名节扫地都休。但战败之罪决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李鸿章之部下，虽有卫汝贵节扣军饷，叶志超虚报军功，方伯谦不战先逃，但也多卫国死战之人。北洋海军全军上下英雄迭出，事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陆军左宝贵、马玉昆剧战平壤，宋庆力求恢复辽东，虽然败绩，但也算尽了力了。比诸湘军吴大澄大言炎炎未交锋则全军皆溃，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则淮军大可自豪。国内清流派、湘军一系指天画地，却无力一战。这些人才是忘国之本。李鸿章固然该骂，但这些人又哪有资格骂呢？
当时各封疆大吏大多拥兵自重，作壁上观，把中日之战看成李日之战。最可笑的是，威海卫败后，竟有当事者向日本索要广丙一舰，说此舰原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肯请放还等等。战争本是国运所系，竟能出如此笑话，大清朝真是该完了！
至于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敌人屯兵国内，你无力再打了，不和能行吗？我每次读到马关、辛丑条约签订过程时，心里总是很感慨。当时明明是要和，朝廷上下竟"众人相对默默"，无一人敢出面去谈判。原因是简单，就是知道一去就得签不平等条约，怕自己因此担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衮衮诸公仅计自己荣辱得失，却不肯为国负污。这样的吏治也是千古一绝了。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算是勇担重任的好典型了。
中国人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如果生逢乱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一看天下大乱就自杀吧？老百姓想的就是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可当官的却不能这么想。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是觉得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不能光说不练，有事就上。这种血性却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就凭这一点，他远远胜过中国千百年来的无数达官。现在有句俗话：“没干活没有错，一干活就有错。”此话确有道理，在中国往往干活越多错误就越多。干了很多活的李鸿章就这样背负了很多骂名。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再说去签定不平等条约就可以和卖国划等号吗？反问一句：如果李鸿章不去卖国，也就是说不去签定不平等条约会怎样？那么，可能的结局有两个，一个是继续打下去，但是以当时大清国的国力，如果能打得过列强，也就不会派人去签条约了；第二个，就是派别人去签，去卖国。但是，我看到一份材料中说到，签定《马关条约》的时候，清政府开始派了一个叫张阴桓的人去，结果被日本人给赶了回来，说他“人微言轻”，不够资格，最后没办法才派李鸿章去的。他肯定也知道，这一去，不论什么结局，必定会遭万人唾骂。但别无选择。如果在他的位置上，不去行吗？
外国人愿意和他打交道，不仅仅因为他“位高权重”，更主要他是当时满清王朝中思想最超前的几个人之一，最具有改革意识，可以和他们对话，所以他是“仅有的几个能赢得洋人钦佩的清朝大员之一”。再说了，堂堂大清王朝是他说一句话，签个字就可以卖得了的吗？说到底，他不过是大清国派出去的一个使者，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和光绪的授意，李鸿章断然没有这样的胆子，也没有这个权力去卖国的。
李鸿章有他的苦处。身在那个时代，是他的不幸，同时代的梁启超也说：“吾悲李鸿章之遇”，说他卖国实在是委屈。因为“弱国无外交”，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都蕴涵着国力相去甚远的现实。作为战败国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根本没有资格和人家讨价还价，即使争取利益，也是非常有限度的。从《马关条约》的签定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历史什么时候“认定”李鸿章是“卖国贼”？没听说过。我只知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典籍汗牛充栋，关于李鸿章的记载和评述也众说纷纭。但在那些莫衷一是的各种记载中，不管是在李身前死后，清朝官方都没有说他是“卖国贼”，而且还给他封了个“文忠”的谥号―――要说“卖国”，卖的也是“大清国”，清统治者应该最有切肤之痛、最有发言权；而即使是在维新变法时期为时势需要而极力丑化过李鸿章的梁启超，在李死后不久而著的《李鸿章传》中，也把李与中外十几名良相相提并论。梁承认：“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在百年之后出版的历史著作《晚清七十年》中，胡适的高足、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说：“没有这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实际上，在中国当今历史学术界，为李鸿章翻案，也早已是老生常谈。换句话说，李鸿章死后百余年，对他的“美化”和“丑化”一直并存，何曾有过“定论”呢！
不独对李鸿章如此，很多历史人物也是如此。秦始皇已死两千多年，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他究竟是“暴君”还是“英雄”。世人对历史人物仍然处于“再认识”之中，不可能有一个“万世不易”的评价。立场不同、角度有异，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世易时移、阅历渐广，也可能改变以前的看法。而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关键取决于对其人其事了解的多少。随着时间推移和了解增多，以前的评价往往需要修正。而有时候，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故意扭曲历史、重新评价的事情，在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历史有时像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就是说给“历史工具论”者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历史”，我相信，在视李鸿章为“卖国贼”的人中，大多数也都是受教科书的影响。但是试看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也是在不断地修改吗？事情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上述影响历史评价的种种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历史是永远也不会有“定论”的―――这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
不能因为李在《马关条约》上鉴字而推定他是卖国，他是代表清朝政府去的，清政府之所以派他去，也可以看作是对他洋务运动失败的惩罚，北洋水师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打输了甲午战争，你总得负责。
而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我却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你是依照中国历史书上的结论，如果这种结论有些地方是错的呢？转贴如下文章供参考
北洋水师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丁汝昌这个废物点心是北洋水师覆灭的根源！！
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海战一直是我中华民族引为耻辱的战争，中日双方的吨位和战力都相当，却打了个五比零的惨败。为了给自己心理找一个平衡点，那些老学究们就总结了很多的理由，翻翻中学历史书可以看到，主要原因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造颐和园。海军武器质量低劣、舰龄老化。同时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卖给我们的都是次品和哑弹，掺了很多的沙子。而且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因为弹药储备不足没带齐武器弹药，但是我们的北洋水师仍然用着劣势装备和优势的敌人英勇作战，出现了一大批如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宁死不降者，但因为有方伯谦那样的怕死鬼出现，海战打了个大败。于是乎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被捧为民族英雄，慈禧、李鸿章、方伯谦之流则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就缅怀烈士，痛骂汉奸，充分获得了心里的满足。和那一句“不是皇军无能，是土八路太狡猾了”的解围心理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据说战斗失利的大因素是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那么我就不明白了，军舰和装备都买来了，光训练烧煤放炮保养发饷就可以了，还需要什么大规模的经费？清廷三十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两千万两，战争失败后却向日本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台湾岛，这么有钱那一年几十万两的训练费用怎么会拨不出？而且战前不仅自给有余，还准备拨银三十五万两，暂为“定远”、“镇远”二舰先购１２门１２０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可见，北洋水师不是穷的叮当响，就算不富裕，勒紧裤腰带还是可以维持现状的。况且这支舰队是李鸿章一手提拔出来的嫡系部队，相当与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有谁舍得把亚洲第一位的舰队给出卖？慈禧太后自己也不会愿意吧？
据说当时的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卖给了我们的炮弹都是掺了沙子的假货。但是我查资料得知：当时的军舰“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产自德国，“致远”、“靖远”来自英国，两国为了争这个项目互相攻击对方军舰的缺点，后来两国海军部甚至买通中国驻当地公使互相进行人身攻击。德国首相俾斯麦亲自给伏尔康船厂发公文：“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订货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接收德国军舰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搞破坏，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提出必须由德国人帮助驾驶回华，以免途中万一发生小事故，而被英国人充分利用。两国竞争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能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关于炮弹里面掺沙子的问题，更是稀奇的说法，造船都这样竞争，怎么可能用弹药掺沙子的办法来赚小钱？而且，北洋水师平常就不训练么？就不放炮么？发现了这样的丑闻不早就炸锅了？
再说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没带齐武器弹药是因为储备不足。这个问题我却从丁汝昌的小传里面得到了答案：１２时５０分，双方相距５３３０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３０５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战斗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１７时４０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５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到底是偷袭还是有条不紊的遭遇战就已经很清楚了吧。“定远”、“镇远”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它不开炮谁开炮？我军执行的是护航任务？有拿国家的全部舰队去护航的吗？可以说双方都是在拿主力寻机进行决战。说因为护航而没带齐武器弹药？７月２５日中日已经开战，９月１７日舰队主力出动不带弹药吗？不带弹药的话战斗怎么进行了５个小时？而且日军的主炮都是速射炮，弹药消耗量比中国军队平均快５倍，日军的弹药消耗量应比中国更快的多才对啊？就算没带弹药，全舰队没带弹药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北洋水师的舰艇性能不如日本吗？“定远”级战列舰共２艘，即“定远号”、“镇远号”，１８８５年抵华交舰。满载排水量７３３５吨。全舰钢面铁甲，最厚处为炮台与炮塔达３５６毫米，舷侧为３０５毫米，甲板为７６毫米，舰桥为２０３毫米，装甲共重１４６１吨；水密隔舱多达两百多个。装备４门３０５毫米２５倍径主炮（装在两座双联装炮塔内，水压动力），２门１５０毫米副炮３具３８０毫米鱼雷发射管（携带２１条鱼雷）。号称东亚第一巨舰。战舰的装甲就相当于日军的一艘巡洋舰的重量。相比之下的日本最高吨位的舰艇“松岛”、“严岛”、“桥立”、“吉野”都是５０００吨级，但是为了提高速度减轻了各层装甲，速度比“定远”级快了将近三分之一，日本是牺牲装甲来换取机动速度，和中国的牺牲速度来换取装甲的思路相比并不高明太多。甚至还不如中国的思路。最后战果为“定远”中弹１５９发，死１７人伤３８人；“镇远”中弹２２０发，死１３人伤２８人。“定远”、“镇远”两舰的装甲及炮塔护甲，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无一穿透，特别是“定远号”装甲没有一处被炮弹穿透，而且炮塔也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战至最后，“定远”、“镇远”仍能率领余舰转入反攻，追击日舰。说明主力舰根本没有受重伤。
是武器威力不如别人吗？黄海海战基本上是大口径重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决战，北洋水师的主力武器为“定远”、“镇远”各为３０５毫米炮４门，２门１５０毫米副炮，“济远”双联２１０毫米炮两门，１５０毫米一门，“超勇”“扬威”各为２门２５４毫米炮，４门１２０毫米炮，“经远”、“来远”２１０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２门，“致远”、“靖远”３门２１０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平远”１门２５４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日本舰队的主力舰队为“松岛”、“严岛”、“桥立”各设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１２门，毫无用处的３２０毫米固定炮１门，“比睿”、“赤城”、“扶桑”为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西京丸号”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８门。奇袭舰队“吉野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４门、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８门，“浪速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高千穗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秋津洲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４门、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６门，“千代田号”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１０门。可以看出来，日军的炮多，但是威力普遍小，北洋水师的炮少，但是威力很大。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对我战列舰基本没有效果，并不存在火力一边倒的问题。
既然武器装备上日本没有什么明显优势，这场本来有很大胜利希望的海战为什么会惨败而归呢？“定远”和“镇远”装备的３０５毫米主炮穿甲弹和通常弹均重３２９公斤，抛射火药９１．９９公斤，初速５００米／秒，射程只有３海里（５５００米）。威力极大，要知道现代的“飞鱼”反舰导弹弹头才重１６５公斤，命中速度３００米／秒，一枚就可以把４千吨级的英国“谢菲尔德”级驱逐舰或一万吨级的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舰击沉。当然当时的炮弹攻击装甲舰威力不如现代的导弹攻击非装甲舰，但是炮弹的初速很大，而且日本的军舰吨位也小，敌方舰队“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纷纷避开其前主炮，夺路而进。５小时战斗中有１０发炮弹击中对方日舰“西京丸”、“比睿”、“赤城”、和旗舰“松岛号”。击中谁谁就得退出战斗，最后一击命中“松岛”的主炮弹药库造成对方旗舰大爆炸。？
那么，又是不是因为我方军舰的火炮鱼雷命中率低呢？似乎不是。李鸿章在光绪十七（1891）年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阅海军竣事折》中有云：“四月二十一日，开赴大连湾，北洋各舰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次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行驶之际命中。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为什么在实战中就射击不准了呢？据其中下级技术军官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原来这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是个欺下瞒上的豆腐渣工程！究竟是哪个庸碌无能的指挥官把国家栋梁的北洋水师当做豆腐渣来建设的呢？根源在志大才疏的门外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１８５３年，１６岁的丁汝昌以豆腐作坊的学徒的身份投奔太平军，１８６１年丁汝昌向湘军投降；他随所部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朝政府效力。同年，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丁汝昌等人改归李鸿章的淮军。１８６８年，３２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相当于今天的师长），加封提督衔，被朝廷赐予“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此时的丁汝昌刚过而立之年已成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之上神采奕奕，可怜孤儿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１８７４年，清朝政府打算裁减丁汝昌统领的骑兵部队，丁汝昌闻悉此讯后，便连夜弃官逃回安徽老家。丁汝昌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心情很不畅快。不甘寂寞的丁汝昌于１８７７年又到北京去谋求差使。朝廷让他到甘肃就职。但是，丁汝昌不愿意去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赴任。于是丁汝昌走了老上级李鸿章的后门，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１８８８年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
这个文盲靠走后门得到的舰队司令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可以说是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日本联合舰队的１２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４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８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我方舰队应当采用最能发挥远程火力优势的“长蛇阵”才对，而丁汝昌居然笨到采用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应敌，这样就造成后面的舰艇怕造成误伤和无法瞄准而不敢开火。海军舰艇排一条线列队攻击是海战基本战术，战列舰就是这么得名的。可见丁汝昌学了１５年的海军，海战的时候连排什么阵型都不知道。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海战中的阵型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日俄大海战中日本主将东乡平八郎大将为了抢占“Ｔ”字横头对舰攻击的有利阵位，不惜消耗重大伤亡代价做了个“敌前大回头”动作，而丁汝昌居然把排阵型的有利时间白白放弃，自取灭亡。
１８８６年８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访问日本但当时的东京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定远”管带刘步蟾的英国海校同学）上舰参观后却对旁人说此舰队必不堪一击，因为清朝水兵竟在堂堂主炮上晾晒衣裤；炮管里一摸一把灰。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这就有问题了，北洋水师的士气如此涣散，而且更严重的是部队平常不训练？常开炮炮管里会有灰吗？
前面已经说过了，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在战斗刚开始进行了一回舰炮齐射，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摔断了好几根肋骨。这更是留下了千古笑柄。古今中外哪儿有一开炮把自己的舰队司令给震成重伤的？说年久失修更站不住脚，“定远”、“镇远”１８８５年才交付，舰龄不足１０年，何谈年久失修？学工科的朋友都清楚，不管什么机器保养不保养寿命差很大，根本原因是平常不保养、不检查、不训练（或许就平常没有开过炮）造成的恶果。
这场战争对世界海战史有着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舰巨炮理论的完善。各国都放弃了突出火炮攻击速度的设想，而追求火炮的穿甲能力。由于“定远”、“镇远”两艘战列舰的装甲的优异表现，各国海军无不优先发展拥有厚重装甲和大口径火炮的大吨位战列舰。那些海军专家无不认为，拥有着敌方主炮无法贯穿装甲的北洋水师被打个惨败，实属于两国海军都缺乏经验所致。日本如果拥有海战经验则不会轻易地和如此精良的舰队决战，中国如果拥有丰富经验则应全歼日本舰队。
？？这场战争对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黄海海战失败后，日本获得了制海权，在威海卫战役全歼了北洋水师的剩余兵力，丁汝昌等畏罪自杀。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庸俗无能、欺下瞒上的将领，不需要他们把北洋水师败坏光后怯懦可耻的自杀，我们需要的是这场能根本扭转近代中国历史的战争的胜利。正是这场关键的战争引出了八国联军的前奏、抗日战争的惨状和５０年的殖民历史。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２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６亿两。但总括清廷３０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２千万两，而战前李鸿章因颐和园等工程挪用海军款致不足更新装备之数更仅不过区区６百万两而已。一着之差，影响中日两国命运至今，重读这段历史怎能不令人悲叹。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中堂临终诗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评李中堂
仔细翻翻资料，发觉李鸿章很复杂，有几分狡猾，又有几分耿直，既忠于职守，又循私舞弊。用句俗话来说，他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特别、很有趣的人。
李鸿章为人很聪明，读书也还用功，24岁中了进士，此前已师从曾国藩。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北京当写写画画的小文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皖吃紧。1853年，30岁的李鸿章在老家合肥随父母官办起了团练（当年，曾国藩也在湖南拉起了湘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不过是一传统知识分子，又不是革命先驱，这么干天经地义。太平天国、捻军也没少干烧杀抢掠之事，视为乱匪，有何不可？再者，1855年太平军曾攻克合肥，李鸿章的老婆、小儿子都被杀。所以李鸿章拼命杀太平军也有报仇的成分。李鸿章在安徽立了些战功，却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只好于1858年投奔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有伯乐之誉，连自视甚高的左宗棠都说："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李鸿章初来投奔时，满心欢喜，自以为曾乃恩师自会重用。没想到曾国藩爱理不理，摆足了架子，才让李鸿章当了个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后来说，他是觉得李鸿章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要先折其锐气。看来，李鸿章当时确实有点年少轻狂。
曾国藩一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奖掖后进，又是建功立业，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谙韬晦之术，一破天京立即请裁兵，立下庭训"耕读传家"，死得也早（61岁时卒），所以颇得美誉。曾国藩极重个人修养，自己每天三省其身，要求手下也要洁身自好。他选用将领要求"有理义血性"，选士兵要求"健壮朴实"，所以湘军中无绿营之暮气。而李鸿章虽是科举出身，却极好名利，对著书立说没有多大兴趣。李鸿章跟老师曾国藩学了一套定时起居的做派，每天5点即起，先临兰亭１００字以养心自律，午饭后必沿廊散步，再昼寝一点钟。但李鸿章从不掩饰自己汲汲于名利，对下级也不严格要求，基本上是只要能办事品德差点也行。上行下效，淮军的军纪比湘军差了很多，其将领也有不少是贪鄙之人。后来的史学家曾指出，湘军还讲点理想（至少表面上如此），淮军却是实际第一。湘军领导人多是湖南人，淮军早期领导人（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是安徽人，还以合肥一带居多。其实今天的湖南人仍是颇好讲理想（当然落不落实是另一码事），今天的安徽人也仍是颇好名利，。偏偏世论常不齿于小人，又难识伪君子，所以李鸿章、淮军乃至安徽人名声不好也是常事了。
李鸿章有时候还很耿直，常不给人留面子。甲午战后，李鸿章身败名裂，门生故吏大多别投他门。当时如日中天的翁同禾看上了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便让曾是李鸿章手下的袁世凯去当说客劝李鸿章辞职。没想到李鸿章一眼看出了袁的来意，大喝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如此有趣之李鸿章却被后世千万人唾骂，主要原因还是他被当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己辩解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进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稍稍不带偏见认真看点材料的人，都会知道洋务运动一直就在裱糊大清朝这间破房子。不过在甲午战败一事上，李鸿章这个裱糊匠确有责任。李鸿章自知日本军力已非昨日，主张依靠外国来调停，尽力避战。这一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当时清朝之国力已经难与日本抗衡。有人说我中华泱泱大国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众志成城当可战胜日本。这实在有点书生意气了。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有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的资料。多看看自然会得出正确结论。当然这种假设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时日本是全国上下一心求战，此前明治天皇扣自己的薪水买军舰，出征的日军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夹道欢送。而大清朝呢？慈禧挪海军银子建颐和园，清流派大叫开战却无力典兵，不少上战场的军队军纪涣散，京津一带送别人群哭声震天。就这个样子不败下阵来天理不容。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中的过错是本不欲战而强战，既战又欲保力求和，首尾两端，所以志不能坚、战不能胜，平生事业、名节扫地都休。但战败之罪决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李鸿章之部下，虽有卫汝贵节扣军饷，叶志超虚报军功，方伯谦不战先逃，但也多卫国死战之人。北洋海军全军上下英雄迭出，事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陆军左宝贵、马玉昆剧战平壤，宋庆力求恢复辽东，虽然败绩，但也算尽了力了。比诸湘军吴大澄大言炎炎未交锋则全军皆溃，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则淮军大可自豪。国内清流派、湘军一系指天画地，却无力一战。这些人才是忘国之本。李鸿章固然该骂，但这些人又哪有资格骂呢？
当时各封疆大吏大多拥兵自重，作壁上观，把中日之战看成李日之战。最可笑的是，威海卫败后，竟有当事者向日本索要广丙一舰，说此舰原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肯请放还等等。战争本是国运所系，竟能出如此笑话，大清朝真是该完了！
至于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敌人屯兵国内，你无力再打了，不和能行吗？我每次读到马关、辛丑条约签订过程时，心里总是很感慨。当时明明是要和，朝廷上下竟"众人相对默默"，无一人敢出面去谈判。原因是简单，就是知道一去就得签不平等条约，怕自己因此担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衮衮诸公仅计自己荣辱得失，却不肯为国负污。这样的吏治也是千古一绝了。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算是勇担重任的好典型了。
中国人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如果生逢乱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一看天下大乱就自杀吧？老百姓想的就是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可当官的却不能这么想。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是觉得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不能光说不练，有事就上。这种血性却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就凭这一点，他远远胜过中国千百年来的无数达官。现在有句俗话：“没干活没有错，一干活就有错。”此话确有道理，在中国往往干活越多错误就越多。干了很多活的李鸿章就这样背负了很多骂名。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再说去签定不平等条约就可以和卖国划等号吗？反问一句：如果李鸿章不去卖国，也就是说不去签定不平等条约会怎样？那么，可能的结局有两个，一个是继续打下去，但是以当时大清国的国力，如果能打得过列强，也就不会派人去签条约了；第二个，就是派别人去签，去卖国。但是，我看到一份材料中说到，签定《马关条约》的时候，清政府开始派了一个叫张阴桓的人去，结果被日本人给赶了回来，说他“人微言轻”，不够资格，最后没办法才派李鸿章去的。他肯定也知道，这一去，不论什么结局，必定会遭万人唾骂。但别无选择。如果在他的位置上，不去行吗？
外国人愿意和他打交道，不仅仅因为他“位高权重”，更主要他是当时满清王朝中思想最超前的几个人之一，最具有改革意识，可以和他们对话，所以他是“仅有的几个能赢得洋人钦佩的清朝大员之一”。再说了，堂堂大清王朝是他说一句话，签个字就可以卖得了的吗？说到底，他不过是大清国派出去的一个使者，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和光绪的授意，李鸿章断然没有这样的胆子，也没有这个权力去卖国的。
李鸿章有他的苦处。身在那个时代，是他的不幸，同时代的梁启超也说：“吾悲李鸿章之遇”，说他卖国实在是委屈。因为“弱国无外交”，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都蕴涵着国力相去甚远的现实。作为战败国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根本没有资格和人家讨价还价，即使争取利益，也是非常有限度的。从《马关条约》的签定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历史什么时候“认定”李鸿章是“卖国贼”？没听说过。我只知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典籍汗牛充栋，关于李鸿章的记载和评述也众说纷纭。但在那些莫衷一是的各种记载中，不管是在李身前死后，清朝官方都没有说他是“卖国贼”，而且还给他封了个“文忠”的谥号―――要说“卖国”，卖的也是“大清国”，清统治者应该最有切肤之痛、最有发言权；而即使是在维新变法时期为时势需要而极力丑化过李鸿章的梁启超，在李死后不久而著的《李鸿章传》中，也把李与中外十几名良相相提并论。梁承认：“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在百年之后出版的历史著作《晚清七十年》中，胡适的高足、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说：“没有这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实际上，在中国当今历史学术界，为李鸿章翻案，也早已是老生常谈。换句话说，李鸿章死后百余年，对他的“美化”和“丑化”一直并存，何曾有过“定论”呢！
不独对李鸿章如此，很多历史人物也是如此。秦始皇已死两千多年，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他究竟是“暴君”还是“英雄”。世人对历史人物仍然处于“再认识”之中，不可能有一个“万世不易”的评价。立场不同、角度有异，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世易时移、阅历渐广，也可能改变以前的看法。而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关键取决于对其人其事了解的多少。随着时间推移和了解增多，以前的评价往往需要修正。而有时候，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故意扭曲历史、重新评价的事情，在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历史有时像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就是说给“历史工具论”者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历史”，我相信，在视李鸿章为“卖国贼”的人中，大多数也都是受教科书的影响。但是试看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也是在不断地修改吗？事情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上述影响历史评价的种种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历史是永远也不会有“定论”的―――这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
不能因为李在《马关条约》上鉴字而推定他是卖国，他是代表清朝政府去的，清政府之所以派他去，也可以看作是对他洋务运动失败的惩罚，北洋水师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打输了甲午战争，你总得负责。
而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我却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你是依照中国历史书上的结论，如果这种结论有些地方是错的呢？转贴如下文章供参考
北洋水师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丁汝昌这个废物点心是北洋水师覆灭的根源！！
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海战一直是我中华民族引为耻辱的战争，中日双方的吨位和战力都相当，却打了个五比零的惨败。为了给自己心理找一个平衡点，那些老学究们就总结了很多的理由，翻翻中学历史书可以看到，主要原因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造颐和园。海军武器质量低劣、舰龄老化。同时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卖给我们的都是次品和哑弹，掺了很多的沙子。而且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因为弹药储备不足没带齐武器弹药，但是我们的北洋水师仍然用着劣势装备和优势的敌人英勇作战，出现了一大批如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宁死不降者，但因为有方伯谦那样的怕死鬼出现，海战打了个大败。于是乎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被捧为民族英雄，慈禧、李鸿章、方伯谦之流则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就缅怀烈士，痛骂汉奸，充分获得了心里的满足。和那一句“不是皇军无能，是土八路太狡猾了”的解围心理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据说战斗失利的大因素是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那么我就不明白了，军舰和装备都买来了，光训练烧煤放炮保养发饷就可以了，还需要什么大规模的经费？清廷三十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两千万两，战争失败后却向日本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台湾岛，这么有钱那一年几十万两的训练费用怎么会拨不出？而且战前不仅自给有余，还准备拨银三十五万两，暂为“定远”、“镇远”二舰先购１２门１２０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可见，北洋水师不是穷的叮当响，就算不富裕，勒紧裤腰带还是可以维持现状的。况且这支舰队是李鸿章一手提拔出来的嫡系部队，相当与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有谁舍得把亚洲第一位的舰队给出卖？慈禧太后自己也不会愿意吧？
据说当时的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卖给了我们的炮弹都是掺了沙子的假货。但是我查资料得知：当时的军舰“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产自德国，“致远”、“靖远”来自英国，两国为了争这个项目互相攻击对方军舰的缺点，后来两国海军部甚至买通中国驻当地公使互相进行人身攻击。德国首相俾斯麦亲自给伏尔康船厂发公文：“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订货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接收德国军舰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搞破坏，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提出必须由德国人帮助驾驶回华，以免途中万一发生小事故，而被英国人充分利用。两国竞争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能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关于炮弹里面掺沙子的问题，更是稀奇的说法，造船都这样竞争，怎么可能用弹药掺沙子的办法来赚小钱？而且，北洋水师平常就不训练么？就不放炮么？发现了这样的丑闻不早就炸锅了？
再说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没带齐武器弹药是因为储备不足。这个问题我却从丁汝昌的小传里面得到了答案：１２时５０分，双方相距５３３０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３０５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战斗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１７时４０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５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到底是偷袭还是有条不紊的遭遇战就已经很清楚了吧。“定远”、“镇远”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它不开炮谁开炮？我军执行的是护航任务？有拿国家的全部舰队去护航的吗？可以说双方都是在拿主力寻机进行决战。说因为护航而没带齐武器弹药？７月２５日中日已经开战，９月１７日舰队主力出动不带弹药吗？不带弹药的话战斗怎么进行了５个小时？而且日军的主炮都是速射炮，弹药消耗量比中国军队平均快５倍，日军的弹药消耗量应比中国更快的多才对啊？就算没带弹药，全舰队没带弹药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北洋水师的舰艇性能不如日本吗？“定远”级战列舰共２艘，即“定远号”、“镇远号”，１８８５年抵华交舰。满载排水量７３３５吨。全舰钢面铁甲，最厚处为炮台与炮塔达３５６毫米，舷侧为３０５毫米，甲板为７６毫米，舰桥为２０３毫米，装甲共重１４６１吨；水密隔舱多达两百多个。装备４门３０５毫米２５倍径主炮（装在两座双联装炮塔内，水压动力），２门１５０毫米副炮３具３８０毫米鱼雷发射管（携带２１条鱼雷）。号称东亚第一巨舰。战舰的装甲就相当于日军的一艘巡洋舰的重量。相比之下的日本最高吨位的舰艇“松岛”、“严岛”、“桥立”、“吉野”都是５０００吨级，但是为了提高速度减轻了各层装甲，速度比“定远”级快了将近三分之一，日本是牺牲装甲来换取机动速度，和中国的牺牲速度来换取装甲的思路相比并不高明太多。甚至还不如中国的思路。最后战果为“定远”中弹１５９发，死１７人伤３８人；“镇远”中弹２２０发，死１３人伤２８人。“定远”、“镇远”两舰的装甲及炮塔护甲，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无一穿透，特别是“定远号”装甲没有一处被炮弹穿透，而且炮塔也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战至最后，“定远”、“镇远”仍能率领余舰转入反攻，追击日舰。说明主力舰根本没有受重伤。
是武器威力不如别人吗？黄海海战基本上是大口径重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决战，北洋水师的主力武器为“定远”、“镇远”各为３０５毫米炮４门，２门１５０毫米副炮，“济远”双联２１０毫米炮两门，１５０毫米一门，“超勇”“扬威”各为２门２５４毫米炮，４门１２０毫米炮，“经远”、“来远”２１０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２门，“致远”、“靖远”３门２１０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平远”１门２５４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日本舰队的主力舰队为“松岛”、“严岛”、“桥立”各设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１２门，毫无用处的３２０毫米固定炮１门，“比睿”、“赤城”、“扶桑”为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西京丸号”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８门。奇袭舰队“吉野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４门、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８门，“浪速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高千穗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秋津洲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４门、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６门，“千代田号”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１０门。可以看出来，日军的炮多，但是威力普遍小，北洋水师的炮少，但是威力很大。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对我战列舰基本没有效果，并不存在火力一边倒的问题。
既然武器装备上日本没有什么明显优势，这场本来有很大胜利希望的海战为什么会惨败而归呢？“定远”和“镇远”装备的３０５毫米主炮穿甲弹和通常弹均重３２９公斤，抛射火药９１．９９公斤，初速５００米／秒，射程只有３海里（５５００米）。威力极大，要知道现代的“飞鱼”反舰导弹弹头才重１６５公斤，命中速度３００米／秒，一枚就可以把４千吨级的英国“谢菲尔德”级驱逐舰或一万吨级的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舰击沉。当然当时的炮弹攻击装甲舰威力不如现代的导弹攻击非装甲舰，但是炮弹的初速很大，而且日本的军舰吨位也小，敌方舰队“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纷纷避开其前主炮，夺路而进。５小时战斗中有１０发炮弹击中对方日舰“西京丸”、“比睿”、“赤城”、和旗舰“松岛号”。击中谁谁就得退出战斗，最后一击命中“松岛”的主炮弹药库造成对方旗舰大爆炸。？
那么，又是不是因为我方军舰的火炮鱼雷命中率低呢？似乎不是。李鸿章在光绪十七（1891）年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阅海军竣事折》中有云：“四月二十一日，开赴大连湾，北洋各舰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次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行驶之际命中。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为什么在实战中就射击不准了呢？据其中下级技术军官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原来这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是个欺下瞒上的豆腐渣工程！究竟是哪个庸碌无能的指挥官把国家栋梁的北洋水师当做豆腐渣来建设的呢？根源在志大才疏的门外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１８５３年，１６岁的丁汝昌以豆腐作坊的学徒的身份投奔太平军，１８６１年丁汝昌向湘军投降；他随所部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朝政府效力。同年，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丁汝昌等人改归李鸿章的淮军。１８６８年，３２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相当于今天的师长），加封提督衔，被朝廷赐予“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此时的丁汝昌刚过而立之年已成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之上神采奕奕，可怜孤儿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１８７４年，清朝政府打算裁减丁汝昌统领的骑兵部队，丁汝昌闻悉此讯后，便连夜弃官逃回安徽老家。丁汝昌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心情很不畅快。不甘寂寞的丁汝昌于１８７７年又到北京去谋求差使。朝廷让他到甘肃就职。但是，丁汝昌不愿意去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赴任。于是丁汝昌走了老上级李鸿章的后门，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１８８８年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
这个文盲靠走后门得到的舰队司令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可以说是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日本联合舰队的１２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４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８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我方舰队应当采用最能发挥远程火力优势的“长蛇阵”才对，而丁汝昌居然笨到采用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应敌，这样就造成后面的舰艇怕造成误伤和无法瞄准而不敢开火。海军舰艇排一条线列队攻击是海战基本战术，战列舰就是这么得名的。可见丁汝昌学了１５年的海军，海战的时候连排什么阵型都不知道。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海战中的阵型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日俄大海战中日本主将东乡平八郎大将为了抢占“Ｔ”字横头对舰攻击的有利阵位，不惜消耗重大伤亡代价做了个“敌前大回头”动作，而丁汝昌居然把排阵型的有利时间白白放弃，自取灭亡。
１８８６年８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访问日本但当时的东京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定远”管带刘步蟾的英国海校同学）上舰参观后却对旁人说此舰队必不堪一击，因为清朝水兵竟在堂堂主炮上晾晒衣裤；炮管里一摸一把灰。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这就有问题了，北洋水师的士气如此涣散，而且更严重的是部队平常不训练？常开炮炮管里会有灰吗？
前面已经说过了，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在战斗刚开始进行了一回舰炮齐射，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摔断了好几根肋骨。这更是留下了千古笑柄。古今中外哪儿有一开炮把自己的舰队司令给震成重伤的？说年久失修更站不住脚，“定远”、“镇远”１８８５年才交付，舰龄不足１０年，何谈年久失修？学工科的朋友都清楚，不管什么机器保养不保养寿命差很大，根本原因是平常不保养、不检查、不训练（或许就平常没有开过炮）造成的恶果。
这场战争对世界海战史有着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舰巨炮理论的完善。各国都放弃了突出火炮攻击速度的设想，而追求火炮的穿甲能力。由于“定远”、“镇远”两艘战列舰的装甲的优异表现，各国海军无不优先发展拥有厚重装甲和大口径火炮的大吨位战列舰。那些海军专家无不认为，拥有着敌方主炮无法贯穿装甲的北洋水师被打个惨败，实属于两国海军都缺乏经验所致。日本如果拥有海战经验则不会轻易地和如此精良的舰队决战，中国如果拥有丰富经验则应全歼日本舰队。
？？这场战争对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黄海海战失败后，日本获得了制海权，在威海卫战役全歼了北洋水师的剩余兵力，丁汝昌等畏罪自杀。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庸俗无能、欺下瞒上的将领，不需要他们把北洋水师败坏光后怯懦可耻的自杀，我们需要的是这场能根本扭转近代中国历史的战争的胜利。正是这场关键的战争引出了八国联军的前奏、抗日战争的惨状和５０年的殖民历史。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２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６亿两。但总括清廷３０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２千万两，而战前李鸿章因颐和园等工程挪用海军款致不足更新装备之数更仅不过区区６百万两而已。一着之差，影响中日两国命运至今，重读这段历史怎能不令人悲叹。本人看了林冲兄弟的文章，发现此公，根本是一点历史常识都没有，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今后特发一系列文章，让大家看看一个历史真实的李中堂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中堂临终诗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评李中堂
仔细翻翻资料，发觉李鸿章很复杂，有几分狡猾，又有几分耿直，既忠于职守，又循私舞弊。用句俗话来说，他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特别、很有趣的人。
李鸿章为人很聪明，读书也还用功，24岁中了进士，此前已师从曾国藩。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北京当写写画画的小文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皖吃紧。1853年，30岁的李鸿章在老家合肥随父母官办起了团练（当年，曾国藩也在湖南拉起了湘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不过是一传统知识分子，又不是革命先驱，这么干天经地义。太平天国、捻军也没少干烧杀抢掠之事，视为乱匪，有何不可？再者，1855年太平军曾攻克合肥，李鸿章的老婆、小儿子都被杀。所以李鸿章拼命杀太平军也有报仇的成分。李鸿章在安徽立了些战功，却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只好于1858年投奔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有伯乐之誉，连自视甚高的左宗棠都说："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李鸿章初来投奔时，满心欢喜，自以为曾乃恩师自会重用。没想到曾国藩爱理不理，摆足了架子，才让李鸿章当了个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后来说，他是觉得李鸿章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要先折其锐气。看来，李鸿章当时确实有点年少轻狂。
曾国藩一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奖掖后进，又是建功立业，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谙韬晦之术，一破天京立即请裁兵，立下庭训"耕读传家"，死得也早（61岁时卒），所以颇得美誉。曾国藩极重个人修养，自己每天三省其身，要求手下也要洁身自好。他选用将领要求"有理义血性"，选士兵要求"健壮朴实"，所以湘军中无绿营之暮气。而李鸿章虽是科举出身，却极好名利，对著书立说没有多大兴趣。李鸿章跟老师曾国藩学了一套定时起居的做派，每天5点即起，先临兰亭１００字以养心自律，午饭后必沿廊散步，再昼寝一点钟。但李鸿章从不掩饰自己汲汲于名利，对下级也不严格要求，基本上是只要能办事品德差点也行。上行下效，淮军的军纪比湘军差了很多，其将领也有不少是贪鄙之人。后来的史学家曾指出，湘军还讲点理想（至少表面上如此），淮军却是实际第一。湘军领导人多是湖南人，淮军早期领导人（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是安徽人，还以合肥一带居多。其实今天的湖南人仍是颇好讲理想（当然落不落实是另一码事），今天的安徽人也仍是颇好名利，。偏偏世论常不齿于小人，又难识伪君子，所以李鸿章、淮军乃至安徽人名声不好也是常事了。
李鸿章有时候还很耿直，常不给人留面子。甲午战后，李鸿章身败名裂，门生故吏大多别投他门。当时如日中天的翁同禾看上了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便让曾是李鸿章手下的袁世凯去当说客劝李鸿章辞职。没想到李鸿章一眼看出了袁的来意，大喝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如此有趣之李鸿章却被后世千万人唾骂，主要原因还是他被当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己辩解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进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稍稍不带偏见认真看点材料的人，都会知道洋务运动一直就在裱糊大清朝这间破房子。不过在甲午战败一事上，李鸿章这个裱糊匠确有责任。李鸿章自知日本军力已非昨日，主张依靠外国来调停，尽力避战。这一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当时清朝之国力已经难与日本抗衡。有人说我中华泱泱大国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众志成城当可战胜日本。这实在有点书生意气了。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有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的资料。多看看自然会得出正确结论。当然这种假设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时日本是全国上下一心求战，此前明治天皇扣自己的薪水买军舰，出征的日军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夹道欢送。而大清朝呢？慈禧挪海军银子建颐和园，清流派大叫开战却无力典兵，不少上战场的军队军纪涣散，京津一带送别人群哭声震天。就这个样子不败下阵来天理不容。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中的过错是本不欲战而强战，既战又欲保力求和，首尾两端，所以志不能坚、战不能胜，平生事业、名节扫地都休。但战败之罪决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李鸿章之部下，虽有卫汝贵节扣军饷，叶志超虚报军功，方伯谦不战先逃，但也多卫国死战之人。北洋海军全军上下英雄迭出，事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陆军左宝贵、马玉昆剧战平壤，宋庆力求恢复辽东，虽然败绩，但也算尽了力了。比诸湘军吴大澄大言炎炎未交锋则全军皆溃，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则淮军大可自豪。国内清流派、湘军一系指天画地，却无力一战。这些人才是忘国之本。李鸿章固然该骂，但这些人又哪有资格骂呢？
当时各封疆大吏大多拥兵自重，作壁上观，把中日之战看成李日之战。最可笑的是，威海卫败后，竟有当事者向日本索要广丙一舰，说此舰原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肯请放还等等。战争本是国运所系，竟能出如此笑话，大清朝真是该完了！
至于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敌人屯兵国内，你无力再打了，不和能行吗？我每次读到马关、辛丑条约签订过程时，心里总是很感慨。当时明明是要和，朝廷上下竟"众人相对默默"，无一人敢出面去谈判。原因是简单，就是知道一去就得签不平等条约，怕自己因此担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衮衮诸公仅计自己荣辱得失，却不肯为国负污。这样的吏治也是千古一绝了。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算是勇担重任的好典型了。
中国人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如果生逢乱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一看天下大乱就自杀吧？老百姓想的就是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可当官的却不能这么想。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是觉得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不能光说不练，有事就上。这种血性却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就凭这一点，他远远胜过中国千百年来的无数达官。现在有句俗话：“没干活没有错，一干活就有错。”此话确有道理，在中国往往干活越多错误就越多。干了很多活的李鸿章就这样背负了很多骂名。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再说去签定不平等条约就可以和卖国划等号吗？反问一句：如果李鸿章不去卖国，也就是说不去签定不平等条约会怎样？那么，可能的结局有两个，一个是继续打下去，但是以当时大清国的国力，如果能打得过列强，也就不会派人去签条约了；第二个，就是派别人去签，去卖国。但是，我看到一份材料中说到，签定《马关条约》的时候，清政府开始派了一个叫张阴桓的人去，结果被日本人给赶了回来，说他“人微言轻”，不够资格，最后没办法才派李鸿章去的。他肯定也知道，这一去，不论什么结局，必定会遭万人唾骂。但别无选择。如果在他的位置上，不去行吗？
外国人愿意和他打交道，不仅仅因为他“位高权重”，更主要他是当时满清王朝中思想最超前的几个人之一，最具有改革意识，可以和他们对话，所以他是“仅有的几个能赢得洋人钦佩的清朝大员之一”。再说了，堂堂大清王朝是他说一句话，签个字就可以卖得了的吗？说到底，他不过是大清国派出去的一个使者，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和光绪的授意，李鸿章断然没有这样的胆子，也没有这个权力去卖国的。
李鸿章有他的苦处。身在那个时代，是他的不幸，同时代的梁启超也说：“吾悲李鸿章之遇”，说他卖国实在是委屈。因为“弱国无外交”，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都蕴涵着国力相去甚远的现实。作为战败国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根本没有资格和人家讨价还价，即使争取利益，也是非常有限度的。从《马关条约》的签定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历史什么时候“认定”李鸿章是“卖国贼”？没听说过。我只知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典籍汗牛充栋，关于李鸿章的记载和评述也众说纷纭。但在那些莫衷一是的各种记载中，不管是在李身前死后，清朝官方都没有说他是“卖国贼”，而且还给他封了个“文忠”的谥号―――要说“卖国”，卖的也是“大清国”，清统治者应该最有切肤之痛、最有发言权；而即使是在维新变法时期为时势需要而极力丑化过李鸿章的梁启超，在李死后不久而著的《李鸿章传》中，也把李与中外十几名良相相提并论。梁承认：“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在百年之后出版的历史著作《晚清七十年》中，胡适的高足、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说：“没有这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实际上，在中国当今历史学术界，为李鸿章翻案，也早已是老生常谈。换句话说，李鸿章死后百余年，对他的“美化”和“丑化”一直并存，何曾有过“定论”呢！
不独对李鸿章如此，很多历史人物也是如此。秦始皇已死两千多年，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他究竟是“暴君”还是“英雄”。世人对历史人物仍然处于“再认识”之中，不可能有一个“万世不易”的评价。立场不同、角度有异，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世易时移、阅历渐广，也可能改变以前的看法。而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关键取决于对其人其事了解的多少。随着时间推移和了解增多，以前的评价往往需要修正。而有时候，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故意扭曲历史、重新评价的事情，在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历史有时像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就是说给“历史工具论”者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历史”，我相信，在视李鸿章为“卖国贼”的人中，大多数也都是受教科书的影响。但是试看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也是在不断地修改吗？事情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上述影响历史评价的种种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历史是永远也不会有“定论”的―――这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
不能因为李在《马关条约》上鉴字而推定他是卖国，他是代表清朝政府去的，清政府之所以派他去，也可以看作是对他洋务运动失败的惩罚，北洋水师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打输了甲午战争，你总得负责。
而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我却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你是依照中国历史书上的结论，如果这种结论有些地方是错的呢？转贴如下文章供参考
北洋水师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丁汝昌这个废物点心是北洋水师覆灭的根源！！
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海战一直是我中华民族引为耻辱的战争，中日双方的吨位和战力都相当，却打了个五比零的惨败。为了给自己心理找一个平衡点，那些老学究们就总结了很多的理由，翻翻中学历史书可以看到，主要原因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造颐和园。海军武器质量低劣、舰龄老化。同时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卖给我们的都是次品和哑弹，掺了很多的沙子。而且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因为弹药储备不足没带齐武器弹药，但是我们的北洋水师仍然用着劣势装备和优势的敌人英勇作战，出现了一大批如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宁死不降者，但因为有方伯谦那样的怕死鬼出现，海战打了个大败。于是乎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被捧为民族英雄，慈禧、李鸿章、方伯谦之流则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就缅怀烈士，痛骂汉奸，充分获得了心里的满足。和那一句“不是皇军无能，是土八路太狡猾了”的解围心理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据说战斗失利的大因素是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那么我就不明白了，军舰和装备都买来了，光训练烧煤放炮保养发饷就可以了，还需要什么大规模的经费？清廷三十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两千万两，战争失败后却向日本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台湾岛，这么有钱那一年几十万两的训练费用怎么会拨不出？而且战前不仅自给有余，还准备拨银三十五万两，暂为“定远”、“镇远”二舰先购１２门１２０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可见，北洋水师不是穷的叮当响，就算不富裕，勒紧裤腰带还是可以维持现状的。况且这支舰队是李鸿章一手提拔出来的嫡系部队，相当与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有谁舍得把亚洲第一位的舰队给出卖？慈禧太后自己也不会愿意吧？
据说当时的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卖给了我们的炮弹都是掺了沙子的假货。但是我查资料得知：当时的军舰“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产自德国，“致远”、“靖远”来自英国，两国为了争这个项目互相攻击对方军舰的缺点，后来两国海军部甚至买通中国驻当地公使互相进行人身攻击。德国首相俾斯麦亲自给伏尔康船厂发公文：“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订货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接收德国军舰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搞破坏，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提出必须由德国人帮助驾驶回华，以免途中万一发生小事故，而被英国人充分利用。两国竞争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能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关于炮弹里面掺沙子的问题，更是稀奇的说法，造船都这样竞争，怎么可能用弹药掺沙子的办法来赚小钱？而且，北洋水师平常就不训练么？就不放炮么？发现了这样的丑闻不早就炸锅了？
再说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没带齐武器弹药是因为储备不足。这个问题我却从丁汝昌的小传里面得到了答案：１２时５０分，双方相距５３３０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３０５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战斗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１７时４０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５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到底是偷袭还是有条不紊的遭遇战就已经很清楚了吧。“定远”、“镇远”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它不开炮谁开炮？我军执行的是护航任务？有拿国家的全部舰队去护航的吗？可以说双方都是在拿主力寻机进行决战。说因为护航而没带齐武器弹药？７月２５日中日已经开战，９月１７日舰队主力出动不带弹药吗？不带弹药的话战斗怎么进行了５个小时？而且日军的主炮都是速射炮，弹药消耗量比中国军队平均快５倍，日军的弹药消耗量应比中国更快的多才对啊？就算没带弹药，全舰队没带弹药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北洋水师的舰艇性能不如日本吗？“定远”级战列舰共２艘，即“定远号”、“镇远号”，１８８５年抵华交舰。满载排水量７３３５吨。全舰钢面铁甲，最厚处为炮台与炮塔达３５６毫米，舷侧为３０５毫米，甲板为７６毫米，舰桥为２０３毫米，装甲共重１４６１吨；水密隔舱多达两百多个。装备４门３０５毫米２５倍径主炮（装在两座双联装炮塔内，水压动力），２门１５０毫米副炮３具３８０毫米鱼雷发射管（携带２１条鱼雷）。号称东亚第一巨舰。战舰的装甲就相当于日军的一艘巡洋舰的重量。相比之下的日本最高吨位的舰艇“松岛”、“严岛”、“桥立”、“吉野”都是５０００吨级，但是为了提高速度减轻了各层装甲，速度比“定远”级快了将近三分之一，日本是牺牲装甲来换取机动速度，和中国的牺牲速度来换取装甲的思路相比并不高明太多。甚至还不如中国的思路。最后战果为“定远”中弹１５９发，死１７人伤３８人；“镇远”中弹２２０发，死１３人伤２８人。“定远”、“镇远”两舰的装甲及炮塔护甲，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无一穿透，特别是“定远号”装甲没有一处被炮弹穿透，而且炮塔也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战至最后，“定远”、“镇远”仍能率领余舰转入反攻，追击日舰。说明主力舰根本没有受重伤。
是武器威力不如别人吗？黄海海战基本上是大口径重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决战，北洋水师的主力武器为“定远”、“镇远”各为３０５毫米炮４门，２门１５０毫米副炮，“济远”双联２１０毫米炮两门，１５０毫米一门，“超勇”“扬威”各为２门２５４毫米炮，４门１２０毫米炮，“经远”、“来远”２１０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２门，“致远”、“靖远”３门２１０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平远”１门２５４毫米炮，２门１５０毫米炮。日本舰队的主力舰队为“松岛”、“严岛”、“桥立”各设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１２门，毫无用处的３２０毫米固定炮１门，“比睿”、“赤城”、“扶桑”为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西京丸号”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８门。奇袭舰队“吉野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４门、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８门，“浪速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高千穗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６门，“秋津洲号”１５０毫米速射炮４门、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６门，“千代田号”１２０毫米速射炮１０门。可以看出来，日军的炮多，但是威力普遍小，北洋水师的炮少，但是威力很大。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对我战列舰基本没有效果，并不存在火力一边倒的问题。
既然武器装备上日本没有什么明显优势，这场本来有很大胜利希望的海战为什么会惨败而归呢？“定远”和“镇远”装备的３０５毫米主炮穿甲弹和通常弹均重３２９公斤，抛射火药９１．９９公斤，初速５００米／秒，射程只有３海里（５５００米）。威力极大，要知道现代的“飞鱼”反舰导弹弹头才重１６５公斤，命中速度３００米／秒，一枚就可以把４千吨级的英国“谢菲尔德”级驱逐舰或一万吨级的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舰击沉。当然当时的炮弹攻击装甲舰威力不如现代的导弹攻击非装甲舰，但是炮弹的初速很大，而且日本的军舰吨位也小，敌方舰队“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纷纷避开其前主炮，夺路而进。５小时战斗中有１０发炮弹击中对方日舰“西京丸”、“比睿”、“赤城”、和旗舰“松岛号”。击中谁谁就得退出战斗，最后一击命中“松岛”的主炮弹药库造成对方旗舰大爆炸。？
那么，又是不是因为我方军舰的火炮鱼雷命中率低呢？似乎不是。李鸿章在光绪十七（1891）年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阅海军竣事折》中有云：“四月二十一日，开赴大连湾，北洋各舰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次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行驶之际命中。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为什么在实战中就射击不准了呢？据其中下级技术军官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原来这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是个欺下瞒上的豆腐渣工程！究竟是哪个庸碌无能的指挥官把国家栋梁的北洋水师当做豆腐渣来建设的呢？根源在志大才疏的门外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１８５３年，１６岁的丁汝昌以豆腐作坊的学徒的身份投奔太平军，１８６１年丁汝昌向湘军投降；他随所部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朝政府效力。同年，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丁汝昌等人改归李鸿章的淮军。１８６８年，３２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相当于今天的师长），加封提督衔，被朝廷赐予“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此时的丁汝昌刚过而立之年已成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之上神采奕奕，可怜孤儿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１８７４年，清朝政府打算裁减丁汝昌统领的骑兵部队，丁汝昌闻悉此讯后，便连夜弃官逃回安徽老家。丁汝昌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心情很不畅快。不甘寂寞的丁汝昌于１８７７年又到北京去谋求差使。朝廷让他到甘肃就职。但是，丁汝昌不愿意去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赴任。于是丁汝昌走了老上级李鸿章的后门，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１８８８年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
这个文盲靠走后门得到的舰队司令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可以说是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日本联合舰队的１２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４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８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我方舰队应当采用最能发挥远程火力优势的“长蛇阵”才对，而丁汝昌居然笨到采用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应敌，这样就造成后面的舰艇怕造成误伤和无法瞄准而不敢开火。海军舰艇排一条线列队攻击是海战基本战术，战列舰就是这么得名的。可见丁汝昌学了１５年的海军，海战的时候连排什么阵型都不知道。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海战中的阵型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日俄大海战中日本主将东乡平八郎大将为了抢占“Ｔ”字横头对舰攻击的有利阵位，不惜消耗重大伤亡代价做了个“敌前大回头”动作，而丁汝昌居然把排阵型的有利时间白白放弃，自取灭亡。
１８８６年８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访问日本但当时的东京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定远”管带刘步蟾的英国海校同学）上舰参观后却对旁人说此舰队必不堪一击，因为清朝水兵竟在堂堂主炮上晾晒衣裤；炮管里一摸一把灰。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这就有问题了，北洋水师的士气如此涣散，而且更严重的是部队平常不训练？常开炮炮管里会有灰吗？
前面已经说过了，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在战斗刚开始进行了一回舰炮齐射，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摔断了好几根肋骨。这更是留下了千古笑柄。古今中外哪儿有一开炮把自己的舰队司令给震成重伤的？说年久失修更站不住脚，“定远”、“镇远”１８８５年才交付，舰龄不足１０年，何谈年久失修？学工科的朋友都清楚，不管什么机器保养不保养寿命差很大，根本原因是平常不保养、不检查、不训练（或许就平常没有开过炮）造成的恶果。
这场战争对世界海战史有着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舰巨炮理论的完善。各国都放弃了突出火炮攻击速度的设想，而追求火炮的穿甲能力。由于“定远”、“镇远”两艘战列舰的装甲的优异表现，各国海军无不优先发展拥有厚重装甲和大口径火炮的大吨位战列舰。那些海军专家无不认为，拥有着敌方主炮无法贯穿装甲的北洋水师被打个惨败，实属于两国海军都缺乏经验所致。日本如果拥有海战经验则不会轻易地和如此精良的舰队决战，中国如果拥有丰富经验则应全歼日本舰队。
？？这场战争对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黄海海战失败后，日本获得了制海权，在威海卫战役全歼了北洋水师的剩余兵力，丁汝昌等畏罪自杀。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庸俗无能、欺下瞒上的将领，不需要他们把北洋水师败坏光后怯懦可耻的自杀，我们需要的是这场能根本扭转近代中国历史的战争的胜利。正是这场关键的战争引出了八国联军的前奏、抗日战争的惨状和５０年的殖民历史。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２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６亿两。但总括清廷３０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２千万两，而战前李鸿章因颐和园等工程挪用海军款致不足更新装备之数更仅不过区区６百万两而已。一着之差，影响中日两国命运至今，重读这段历史怎能不令人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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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一生“可悲而不可耻”李中堂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我为李鸿章泣血（系列之三）
谈到李鸿章大多是一定要骂的，其罪名不外乎两条：一是卖国贼，二是刽子手。卖国贼当是指李鸿章签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至于刽子手当是指其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了。
真想认清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不能这么简单判断。中国人常说盖棺论定，李鸿章在身前死后却一直是毁誉难定。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法，那是漂了白的官方意见，当不得真的。其实李1901年死后却颇为国人、外族所赞誉。欧美日本多赞之为“东方之俾斯麦”“中国最杰出之政治家”。当时在政治上还很进步的梁启超主动为李鸿章作传，称虽与李为“政治公敌”，然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梁启超还作一挽联：“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另一位被官史大吹特吹的新派人物严复也作了一挽联：“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败必不至此；设晚节无以自是，则士论又当如何？”这是说如果当时李鸿章练新军办洋务不受掣肘，则不会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的惨败。但如果李鸿章不出来主持议和，签订卖国条约，人们又要说他只顾自己名节不顾国家了。
仔细翻翻资料，发觉李鸿章很复杂，有几分狡猾，又有几分耿直，既忠于职守，又循私舞弊。用句俗话来说，他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特别、很有趣的人。
李鸿章为人很聪明，读书也还用功，24岁中了进士，此前已师从曾国藩。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北京当写写画画的小文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皖吃紧。1853年，30岁的李鸿章在老家合肥随父母官办起了团练（当年，曾国藩也在湖南拉起了湘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不过是一传统知识分子，又不是革命先驱，这么干天经地义。太平天国、捻军也没少干烧杀抢掠之事，视为乱匪，有何不可？再者，1855年太平军曾攻克合肥，李鸿章的老婆、小儿子都被杀。所以李鸿章拼命杀太平军也有报仇的成分。李鸿章在安徽立了些战功，却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只好于1858年投奔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有伯乐之誉，连自视甚高的左宗棠都说：“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李鸿章初来投奔时，满心欢喜，自以为曾乃恩师自会重用。没想到曾国藩爱理不理，摆足了架子，才让李鸿章当了个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后来说，他是觉得李鸿章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要先折其锐气。看来，李鸿章当时确实有点年少轻狂。
其实李鸿章一辈子都有点轻狂。他接人待物一向很傲慢无礼，总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他特别喜欢拿别人开玩笑，占点口头上的便宜。当时有“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说法，但李鸿章一向很轻视洋人。他自称，洋人不过图大清的土地钱财，他既想要，那我们就摆摆架子讨价还价好了。
李鸿章的这个毛病给他带来无数麻烦。国人是不必说了，前面说到的李鸿章在安徽混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太轻狂了，很有些招人烦。日本的伊藤博文1872年曾至中国与李鸿章，李鸿章居高临下，吆三喝四，让伊藤十分恼火。到了中日甲午战后，伊藤就在谈判中百般为难李鸿章，报了当年之辱。
李鸿章的这个毛病其实和民风有关。安徽一省为长江、淮河分为三块。其北为淮河以北，地贫人穷，民风近鲁豫，粗豪少文，轻财重义，乱世或有一二草莽，治世多无名人。其南为长江之南，山多地少，民风多贪利狭僻，难至高处。其中部地处江淮之间，人兼南北之气，喜权利，重亲朋，极任性狡猾，多出官吏文人。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兴集人，正当江淮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有些乡土气。
江淮之间的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很好财。李鸿章一生搞洋务，所办工商企业大致有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南北洋电报、开平矿务商局、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等。这些企业并非不赚钱，但大清朝肯定是没赚钱，那钱都落入李鸿章本人及其亲朋部下之手。时人多称李鸿章富可敌国，或比之于邓通和绅。
在国内赚钱还不算，李鸿章又把手伸向了洋人。他拿了俄国人的50万两白银，就签了个条约把旅顺口租了出去。不过清末官场极为腐败，各种名目的贿赂层出不穷。上面提到的这些雁过拔毛的事当时天经地义。今天我们大谈什么国格人格，其实那时连独善其身都很难做到。曾国藩一生大倡德行，其实也没少拿少捞。天京城破后，湘军大掠城中，不少财物便进了曾家。这是有史可查的。更进一步说，湖南本是穷乡僻壤，自湘军奋起后，几十年间竟成全国风气先驱之地。究其原因，也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烧杀抢掠大饱私囊之功。
然而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竟也有不贪的时候。他当直隶总督的时间很长，其间练兵通商，大有油水，到离任时小金库竟达800多万两白两！这笔钱按法时官场惯例，李鸿章完全可以带走，但李偏偏将这笔钱交给了后任王文韶。这要是在绝对算得上是讲正气了，能上焦点访谈或东方之子的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当时人人都如此贪污，为何光是李鸿章被人臭骂呢？这得说还是李鸿章不太会做人，尤其不会夹尾巴。曾国藩是李鸿章的恩师，湘军也是淮军之母。比较一下湘、淮两军领导人，就可看两地民风的差异。曾国藩一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奖掖后进，又是建功立业，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谙韬晦之术，一破天京立即请裁兵，立下庭训“耕读传家”，死得也早（61岁时卒），所以颇得美誉。曾国藩极重个人修养，自己每天三省其身，要求手下也要洁身自好。他选用将领要求“有理义血性”，选士兵要求“健壮朴实”，所以湘军中无绿营之暮气。而李鸿章虽是科举出身，却极好名利，对著书立说没有多大兴趣。李鸿章跟老师曾国藩学了一套定时起居的做派，每天5点即起，先临兰亭１００字以养心自律，午饭后必沿廊散步，再昼寝一点钟。但李鸿章从不掩饰自己汲汲于名利，对下级也不严格要求，基本上是只要能办事品德差点也行。上行下效，淮军的军纪比湘军差了很多，其将领也有不少是贪鄙之人。后来的史学家曾指出，湘军还讲点理想（至少表面上如此），淮军却是实际第一。湘军领导人多是湖南人，淮军早期领导人（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是安徽人，还以合肥一带居多。其实今天的湖南人仍是颇好讲理想（当然落不落实是另一码事），今天的安徽人也仍是颇好名利，所以湖南常出伪君子，安徽多产真小人。偏偏世论常不齿于小人，又难识伪君子，所以李鸿章、淮军乃至安徽人名声不好也是常事了。
李鸿章有时候还很耿直，常不给人留面子。甲午战后，李鸿章身败名裂，门生故吏大多别投他门。当时如日中天的翁同禾看上了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便让曾是李鸿章手下的袁世凯去当说客劝李鸿章辞职。没想到李鸿章一眼看出了袁的来意，大喝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其实知道了对方的来意也没必要如此，打个哈哈不表态，岂不大家都好过？李鸿章的身上还是乡土味重了点。今天合肥一带人还是主张“有理走遍天下”，只要自己有理就敢和人闹翻。一对骂起来，既有污言秽语人身攻击，又谈天说地大讲道理，花样极多。各位如到合肥大可一观。
如此有趣之李鸿章却被后世千万人唾骂，主要原因还是他被当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己辩解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进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稍稍不带偏见认真看点材料的人，都会知道洋务运动一直就在裱糊大清朝这间破房子。不过在甲午战败一事上，李鸿章这个裱糊匠确有责任。李鸿章自知日本军力已非昨日，主张依靠外国来调停，尽力避战。这一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当时清朝之国力已经难与日本抗衡。有人说我中华泱泱大国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众志成城当可战胜日本。这实在有点书生意气了。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有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的资料。多看看自然会得出正确结论。当然这种假设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时日本是全国上下一心求战，此前明治天皇扣自己的薪水买军舰，出征的日军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夹道欢送。而大清朝呢？慈禧挪海军银子建颐和园，清流派大叫开战却无力典兵，不少上战场的军队军纪涣散，京津一带送别人群哭声震天。就这个样子不败下阵来天理不容。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中的过错是本不欲战而强战，既战又欲保力求和，首尾两端，所以志不能坚、战不能胜，平生事业、名节扫地都休。但战败之罪决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李鸿章之部下，虽有卫汝贵节扣军饷，叶志超虚报军功，方伯谦不战先逃，但也多卫国死战之人。北洋海军全军上下英雄迭出，事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陆军左宝贵、马玉昆剧战平壤，宋庆力求恢复辽东，虽然败绩，但也算尽了力了。比诸湘军吴大澄大言炎炎未交锋则全军皆溃，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则淮军大可自豪。国内清流派、湘军一系指天画地，却无力一战。这些人才是忘国之本。李鸿章固然该骂，但这些人又哪有资格骂呢？
当时各封疆大吏大多拥兵自重，作壁上观，把中日之战看成李日之战。最可笑的是，威海卫败后，竟有当事者向日本索要广丙一舰，说此舰原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肯请放还等等。战争本是国运所系，竟能出如此笑话，大清朝真是该完了！
至于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敌人屯兵国内，你无力再打了，不和能行吗？我每次读到马关、辛丑条约签订过程时，心里总是很感慨。当时明明是要和，朝廷上下竟“众人相对默默”，无一人敢出面去谈判。原因是简单，就是知道一去就得签不平等条约，怕自己因此担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衮衮诸公仅计自己荣辱得失，却不肯为国负污。这样的吏治也是千古一绝了。相形之下，李鸿章却是谋国尽忠、勇担重任的好典型了。
中国人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如果生逢乱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一看天下大乱就自杀吧？老百姓想的就是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可当官的却不能这么想。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是觉得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不能光说不练，有事就上。这种血性却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就凭这一点，他远远胜过中国千百年来的无数达官。现在有句俗话：“没干活没有错，一干活就有错。”此话确有道理，在中国往往干活越多错误就越多。干了很多活的李鸿章就这样背负了很多骂名。
据记载，李鸿章临死前“瞠视不瞑”，其老部下周馥扑地号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忽睁大眼睛，喃喃欲语，两滴清泪缓缓流出，须臾气绝。时为1901年11月7日。
我一直很不明白，李鸿章临前为何如此？走过了78年的风风雨雨，受了那么多苦，挨了那么多骂，还会有什么事让他这样耿耿于怀呢？也许他就是因得不理解而感到很伤心，就像现在走在人群中的我一样。我知道，那是一种很伤心的伤心。
谈到李鸿章大多是一定要骂的，其罪名不外乎两条：一是卖国贼，二是刽子手。卖国贼当是指李鸿章签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至于刽子手当是指其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了。
真想认清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不能这么简单判断。中国人常说盖棺论定，李鸿章在身前死后却一直是毁誉难定。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法，那是漂了白的官方意见，当不得真的。其实李1901年死后却颇为国人、外族所赞誉。欧美日本多赞之为“东方之俾斯麦”“中国最杰出之政治家”。当时在政治上还很进步的梁启超主动为李鸿章作传，称虽与李为“政治公敌”，然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梁启超还作一挽联：“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另一位被官史大吹特吹的新派人物严复也作了一挽联：“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败必不至此；设晚节无以自是，则士论又当如何？”这是说如果当时李鸿章练新军办洋务不受掣肘，则不会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的惨败。但如果李鸿章不出来主持议和，签订卖国条约，人们又要说他只顾自己名节不顾国家了。
仔细翻翻资料，发觉李鸿章很复杂，有几分狡猾，又有几分耿直，既忠于职守，又循私舞弊。用句俗话来说，他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特别、很有趣的人。
李鸿章为人很聪明，读书也还用功，24岁中了进士，此前已师从曾国藩。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北京当写写画画的小文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皖吃紧。1853年，30岁的李鸿章在老家合肥随父母官办起了团练（当年，曾国藩也在湖南拉起了湘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不过是一传统知识分子，又不是革命先驱，这么干天经地义。太平天国、捻军也没少干烧杀抢掠之事，视为乱匪，有何不可？再者，1855年太平军曾攻克合肥，李鸿章的老婆、小儿子都被杀。所以李鸿章拼命杀太平军也有报仇的成分。李鸿章在安徽立了些战功，却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只好于1858年投奔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有伯乐之誉，连自视甚高的左宗棠都说：“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李鸿章初来投奔时，满心欢喜，自以为曾乃恩师自会重用。没想到曾国藩爱理不理，摆足了架子，才让李鸿章当了个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后来说，他是觉得李鸿章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要先折其锐气。看来，李鸿章当时确实有点年少轻狂。
其实李鸿章一辈子都有点轻狂。他接人待物一向很傲慢无礼，总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他特别喜欢拿别人开玩笑，占点口头上的便宜。当时有“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说法，但李鸿章一向很轻视洋人。他自称，洋人不过图大清的土地钱财，他既想要，那我们就摆摆架子讨价还价好了。
李鸿章的这个毛病给他带来无数麻烦。国人是不必说了，前面说到的李鸿章在安徽混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太轻狂了，很有些招人烦。日本的伊藤博文1872年曾至中国与李鸿章，李鸿章居高临下，吆三喝四，让伊藤十分恼火。到了中日甲午战后，伊藤就在谈判中百般为难李鸿章，报了当年之辱。
李鸿章的这个毛病其实和民风有关。安徽一省为长江、淮河分为三块。其北为淮河以北，地贫人穷，民风近鲁豫，粗豪少文，轻财重义，乱世或有一二草莽，治世多无名人。其南为长江之南，山多地少，民风多贪利狭僻，难至高处。其中部地处江淮之间，人兼南北之气，喜权利，重亲朋，极任性狡猾，多出官吏文人。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兴集人，正当江淮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有些乡土气。
江淮之间的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很好财。李鸿章一生搞洋务，所办工商企业大致有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南北洋电报、开平矿务商局、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等。这些企业并非不赚钱，但大清朝肯定是没赚钱，那钱都落入李鸿章本人及其亲朋部下之手。时人多称李鸿章富可敌国，或比之于邓通和绅。
在国内赚钱还不算，李鸿章又把手伸向了洋人。他拿了俄国人的50万两白银，就签了个条约把旅顺口租了出去。不过清末官场极为腐败，各种名目的贿赂层出不穷。上面提到的这些雁过拔毛的事当时天经地义。今天我们大谈什么国格人格，其实那时连独善其身都很难做到。曾国藩一生大倡德行，其实也没少拿少捞。天京城破后，湘军大掠城中，不少财物便进了曾家。这是有史可查的。更进一步说，湖南本是穷乡僻壤，自湘军奋起后，几十年间竟成全国风气先驱之地。究其原因，也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烧杀抢掠大饱私囊之功。
然而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竟也有不贪的时候。他当直隶总督的时间很长，其间练兵通商，大有油水，到离任时小金库竟达800多万两白两！这笔钱按法时官场惯例，李鸿章完全可以带走，但李偏偏将这笔钱交给了后任王文韶。这要是在绝对算得上是讲正气了，能上焦点访谈或东方之子的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当时人人都如此贪污，为何光是李鸿章被人臭骂呢？这得说还是李鸿章不太会做人，尤其不会夹尾巴。曾国藩是李鸿章的恩师，湘军也是淮军之母。比较一下湘、淮两军领导人，就可看两地民风的差异。曾国藩一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奖掖后进，又是建功立业，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谙韬晦之术，一破天京立即请裁兵，立下庭训“耕读传家”，死得也早（61岁时卒），所以颇得美誉。曾国藩极重个人修养，自己每天三省其身，要求手下也要洁身自好。他选用将领要求“有理义血性”，选士兵要求“健壮朴实”，所以湘军中无绿营之暮气。而李鸿章虽是科举出身，却极好名利，对著书立说没有多大兴趣。李鸿章跟老师曾国藩学了一套定时起居的做派，每天5点即起，先临兰亭１００字以养心自律，午饭后必沿廊散步，再昼寝一点钟。但李鸿章从不掩饰自己汲汲于名利，对下级也不严格要求，基本上是只要能办事品德差点也行。上行下效，淮军的军纪比湘军差了很多，其将领也有不少是贪鄙之人。后来的史学家曾指出，湘军还讲点理想（至少表面上如此），淮军却是实际第一。湘军领导人多是湖南人，淮军早期领导人（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是安徽人，还以合肥一带居多。其实今天的湖南人仍是颇好讲理想（当然落不落实是另一码事），今天的安徽人也仍是颇好名利，所以湖南常出伪君子，安徽多产真小人。偏偏世论常不齿于小人，又难识伪君子，所以李鸿章、淮军乃至安徽人名声不好也是常事了。
李鸿章有时候还很耿直，常不给人留面子。甲午战后，李鸿章身败名裂，门生故吏大多别投他门。当时如日中天的翁同禾看上了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便让曾是李鸿章手下的袁世凯去当说客劝李鸿章辞职。没想到李鸿章一眼看出了袁的来意，大喝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其实知道了对方的来意也没必要如此，打个哈哈不表态，岂不大家都好过？李鸿章的身上还是乡土味重了点。今天合肥一带人还是主张“有理走遍天下”，只要自己有理就敢和人闹翻。一对骂起来，既有污言秽语人身攻击，又谈天说地大讲道理，花样极多。各位如到合肥大可一观。
如此有趣之李鸿章却被后世千万人唾骂，主要原因还是他被当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己辩解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进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稍稍不带偏见认真看点材料的人，都会知道洋务运动一直就在裱糊大清朝这间破房子。不过在甲午战败一事上，李鸿章这个裱糊匠确有责任。李鸿章自知日本军力已非昨日，主张依靠外国来调停，尽力避战。这一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当时清朝之国力已经难与日本抗衡。有人说我中华泱泱大国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众志成城当可战胜日本。这实在有点书生意气了。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有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的资料。多看看自然会得出正确结论。当然这种假设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时日本是全国上下一心求战，此前明治天皇扣自己的薪水买军舰，出征的日军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夹道欢送。而大清朝呢？慈禧挪海军银子建颐和园，清流派大叫开战却无力典兵，不少上战场的军队军纪涣散，京津一带送别人群哭声震天。就这个样子不败下阵来天理不容。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中的过错是本不欲战而强战，既战又欲保力求和，首尾两端，所以志不能坚、战不能胜，平生事业、名节扫地都休。但战败之罪决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李鸿章之部下，虽有卫汝贵节扣军饷，叶志超虚报军功，方伯谦不战先逃，但也多卫国死战之人。北洋海军全军上下英雄迭出，事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陆军左宝贵、马玉昆剧战平壤，宋庆力求恢复辽东，虽然败绩，但也算尽了力了。比诸湘军吴大澄大言炎炎未交锋则全军皆溃，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则淮军大可自豪。国内清流派、湘军一系指天画地，却无力一战。这些人才是忘国之本。李鸿章固然该骂，但这些人又哪有资格骂呢？
当时各封疆大吏大多拥兵自重，作壁上观，把中日之战看成李日之战。最可笑的是，威海卫败后，竟有当事者向日本索要广丙一舰，说此舰原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肯请放还等等。战争本是国运所系，竟能出如此笑话，大清朝真是该完了！
至于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敌人屯兵国内，你无力再打了，不和能行吗？我每次读到马关、辛丑条约签订过程时，心里总是很感慨。当时明明是要和，朝廷上下竟“众人相对默默”，无一人敢出面去谈判。原因是简单，就是知道一去就得签不平等条约，怕自己因此担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衮衮诸公仅计自己荣辱得失，却不肯为国负污。这样的吏治也是千古一绝了。相形之下，李鸿章却是谋国尽忠、勇担重任的好典型了。
中国人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如果生逢乱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一看天下大乱就自杀吧？老百姓想的就是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可当官的却不能这么想。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是觉得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不能光说不练，有事就上。这种血性却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就凭这一点，他远远胜过中国千百年来的无数达官。现在有句俗话：“没干活没有错，一干活就有错。”此话确有道理，在中国往往干活越多错误就越多。干了很多活的李鸿章就这样背负了很多骂名。
据记载，李鸿章临死前“瞠视不瞑”，其老部下周馥扑地号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忽睁大眼睛，喃喃欲语，两滴清泪缓缓流出，须臾气绝。时为1901年11月7日。
我一直很不明白，李鸿章临前为何如此？走过了78年的风风雨雨，受了那么多苦，挨了那么多骂，还会有什么事让他这样耿耿于怀呢？也许他就是因得不理解而感到很伤心，就像现在走在人群中的我一样。我知道，那是一种很伤心的伤心。
《李鸿章全集》将浮出水面——还一位老人的本来面目，我为李鸿章泣血（系列之四）
（一）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毁之者称他为“汉奸”、“卖国贼”；誉之者称他为“中国近代化走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相差不啻霄壤，盖棺尚未论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从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整个近代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空前剧烈的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型的时代。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在进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各种矛盾错综交织，当时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纷纷提出各种说法和主张，试图寻找出强国富民的济世良方，真可以称得上是风云际会，思潮激荡。而李鸿章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此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庭，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曾经担任李鸿章机要幕僚、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辨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倩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又在给周馥的信里说：“某区区欲删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贤相身后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以为功名本末具在此书也”。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共有奏稿八十卷、电稿四十卷、朋僚译署海军蚕池口教堂函稿等四十五卷，计六百余万字。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作的业绩也即所谓“事功”，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是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是有些文稿涉及清政府最高机密，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吴芝瑛的丈夫）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这部详本的底稿为李氏后人保存，解放初期几经辗转，得到已故著名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二）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繁荣，在顾廷龙老先生的一再倡导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依据这部底稿重新编辑出版《李鸿章全集》，先编《电稿》，但由于经费和编纂体例等诸种原因，这套《全集》从1985年到1987年只出了三册《电稿》便告停止。此外，在李鸿章去世以后，陆续出版的李氏文稿还有：（1）光绪三十一年，李鸿章孙子李国杰编印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其中《李文忠公遗集》收录了李鸿章的诗文；（2）民国五年，由李经方、李经迈出资，将李鸿章另一个机要幕僚于式枚保存的李鸿章信稿三十二册石印出版，题名《李文忠公尺牍》；（3）民国七年，李鸿章的同乡兼门生黄书霖把他所保存的李鸿章在咸丰三年同治元年致曾国藩的亲笔信札二十八通和便笺三通交给坊间石印，题名《合肥李文忠墨宝》；因是手迹石印，且系李氏早年信稿，很具价值；（4）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出版的《捻军史料丛刊》第二集和1958年6月出版的第三集，分别收录了《李鸿章信稿》、《李鸿章信稿补遗》，这实际上就是吴编刻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里散失的同治四年至六年三月的一部分，由当时李鸿章的幕僚钱恩棨（字芝门）携带回原籍江苏太仓，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接受太仓图书馆的资料时发现，经江世荣先生整理考订后出版，弥补了剿捻期间李鸿章文稿的缺乏；（5）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这是年子敏先生根据潘鼎新儿子潘永龄保存的李鸿章给其父的145封信、以及安徽社科所历史研究室从安徽博物馆辑录李鸿章残缺信稿4封整理而成，对于李潘交往涉及到“平吴”、“剿捻”以及中法战争的诸方面，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6）1984年，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征集到李鸿章至吴赞诚信稿十二封；1986年，苏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发现李鸿章光绪十六年信稿一册共57封；前者经戴健先生、后者经董蔡时、陈珍棣先生整理后，分别发表于《安徽史学》；（7）1989年，广东省丰顺县政府出刊《丰顺文史》第二辑，发表了由江村先生整理的《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102封；（8）1997年6月，《近代史资料》总91号，刊发了辽宁博物馆藏《李鸿章手札》25封；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表的李鸿章佚稿。总共出版的字数大约在七、八百万字之间。
鉴于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逝世后不久，梁启超在所写的第一本《李鸿章传》里，就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并且提出：“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据笔者粗略统计，一百年来，海内外已经出版了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大约是欧美、台港澳、中国大陆各占三分之一）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么多的研究成果，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七八百万字的已刊史料。这样一来，势必会给研究和评价李鸿章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其实这只能说他比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三）
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著名学者担任主编，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十年磨一剑，目前已接近尾声。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奏稿详本、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共约1900万字，接着又收录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十八册李鸿章信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函稿》，加上安徽、山东、江苏、辽宁、广东等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上述公开出版的李鸿章各类文稿，合起来也有约三、四百万字。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跑遍了李鸿章曾经活动过的十余个省市，得到了各地图书、文博、档案部门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当然也遇到过不少障碍和困难。其间甘苦，真可以应了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的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由幕僚抄录，基本上一月一册，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担任江苏巡抚起，到光绪二十年底止，一共348册，甲午战败，李鸿章于签订《马关条约》回国后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六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以及另外一大册（四小分册）《曾李咨札》。我们在整理中发现，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日期。于是，便请戴逸主编出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打招呼，看看从军机处录副档里能否再找出一些来，进行补遗和对勘。这样一来，一档馆也作为编纂单位参加，有三四位先生从1993年底开始花了将近三年功夫进行辑录。结果惊人！一共从军录副档里复印出李鸿章各类奏折和附片9600件约四万多页、宫中电报档九包。此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录总督期间的题本，一共24纸箱约3000多万字，于1996年10月全部复制运到合肥《李鸿章全集》编辑部。
所谓题本，就是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一定价值。面对这样一大堆珍贵的资料，我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新编《李鸿章全集》总算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全集了；忧的是工作量又要加大，原定在2001年也就是李鸿章去世一百周年以前完成编纂出版的计划要推迟。题本如果全出，字数要膨胀一倍，体例上也要做重大调整，出版社财力也有限，因此全部收入《全集》势所不能。好在题本每一份奏折上，都有当时抄录者即“笔贴式”所作的摘要，也就是所谓的“贴黄”，每份数百字到千余字不等，仅这一部分“贴黄”就有260万字，目前已整理就绪，拟作为奏稿的附录部分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这样，剔除重复稿件，新编全集的规模大致是：奏稿包括贴黄1500-1600万字，函稿500余万字，电稿400万字，诗文不足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150余万字，总计约2600-2700万字。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
（四）
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从本人负责统编的奏稿来看：上海图书馆的底本一共有一万一千多件折、片，吴汝纶的刻本从中选取的只有约两千件，不足五分之一，而且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将其中大多数折、片校准了上奏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折、片后，由笔贴式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由幕僚抄录的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除了上谕之外，在底本里附有一些其他大臣的奏折，往往是就洋务海防等重大问题发表意见，而由太后和皇帝发给李鸿章让他“妥议具奏”的；四是军录副档的9600件，虽然不能涵盖上图底本的11000多件，但两相对勘，除去重复的，另外还有约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除了补上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散失的部分以外，主要是李鸿章凡涉及边防军事、人才密保、对外交涉等机密大计，不能假手于幕僚，必须亲笔拟稿，所以在宫中留有底稿，弥足珍贵。就拿密保人才一项来说，通过上千件保举属吏将弁的折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准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这可以说是李鸿章“做人”的一面。
从做事的一面来说，李鸿章的奏稿，作为官方的正式文献，在有关清政府内政外交各项举措的研究和评价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经尽量趋全，一折数片，加上附录上谕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用仿体字另行排出），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举个例子来说，许多近代史学者曾反复引用李鸿章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874年12月12日）的《筹议海防折》，有的认为它“振聋发聩，开了中国近代重视海防之先声”；也有的认为它“提纲挈领，揭示了李鸿章的洋务总纲”。其实这份奏折的起因是当年5月向清廷最高当局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流》，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办法，11月19日，正在广东老家养病的淮系大员丁日昌得悉后，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把他1867年写成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代呈朝廷，于是，清廷就把这两个“六条”发给沿江沿海的总督巡抚讨论，由此而引发出的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不只是自己上奏参加讨论，同时又去信丁日昌，示意他可以进一步发表意见，于是，丁日昌专门针对总理衙门的“六条”，又写了一份一万八千余字的《六条》，由李鸿章在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十九日附片密呈，这后一个六条，洋洋洒洒，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军事吏治的全方位改革，从而被保守派官僚于凌辰、王家璧谩骂为“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而清廷最后的上谕是对于、王二人的谬论“着毋庸议”。长期以来，丁日昌的《后六条》原文一直找不着，甚至有不少人把丁日昌1867年的《海防水师六条》混同于他的《后六条》。在吴编《李鸿章全集》刻本里也只有李鸿章自己的这一份《筹议海防折》和他本人对于前“六条”的议复。现在的新编《李鸿章全集》里面，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加上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密折；在光绪元年正月补上了李鸿章本人的《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产条折》以及丁日昌的《后六条》全文；在二月补上了李鸿章的《遵旨保荐将才折》，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来龙去脉。尤其珍贵的是，经过中法战争，清政府痛定思痛，在廷臣疆吏中又开展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最后决定成立海军衙门，“大治水师”。我们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初四日，又补入军录副档留存的李鸿章《遵议切筹海防善后事宜折》及其附录上谕，这实际上是第二次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的主导意见，而过去一直不太为人知道。诸如此类大量能够揭示历史真相的文献档案的披露，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至于函稿一共收录了一万余封公私信函，其中已发表的约三千多封，大量的未刊信函里，尤其在和亲朋好友的私房话里，多有李鸿章真实心态的流露，以及他对内政外交、国计民生的思虑。有学者说李鸿章“匮于学植”所以没有理论。其实从李鸿章信函里所讨论的问题来看，他应该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和较鲜明的立场观点的。至于电稿，更多的是反映李鸿章在战争状态和对外交涉中的应对和权变。新编《李集》，奏、电、函、文，四大部分都各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
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研究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当然，这也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学术视野和角度拓宽分不开。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
（一）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毁之者称他为“汉奸”、“卖国贼”；誉之者称他为“中国近代化走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相差不啻霄壤，盖棺尚未论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从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整个近代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空前剧烈的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型的时代。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在进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各种矛盾错综交织，当时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纷纷提出各种说法和主张，试图寻找出强国富民的济世良方，真可以称得上是风云际会，思潮激荡。而李鸿章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此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庭，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曾经担任李鸿章机要幕僚、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辨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倩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又在给周馥的信里说：“某区区欲删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贤相身后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以为功名本末具在此书也”。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共有奏稿八十卷、电稿四十卷、朋僚译署海军蚕池口教堂函稿等四十五卷，计六百余万字。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作的业绩也即所谓“事功”，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是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是有些文稿涉及清政府最高机密，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吴芝瑛的丈夫）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这部详本的底稿为李氏后人保存，解放初期几经辗转，得到已故著名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二）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繁荣，在顾廷龙老先生的一再倡导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依据这部底稿重新编辑出版《李鸿章全集》，先编《电稿》，但由于经费和编纂体例等诸种原因，这套《全集》从1985年到1987年只出了三册《电稿》便告停止。此外，在李鸿章去世以后，陆续出版的李氏文稿还有：（1）光绪三十一年，李鸿章孙子李国杰编印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其中《李文忠公遗集》收录了李鸿章的诗文；（2）民国五年，由李经方、李经迈出资，将李鸿章另一个机要幕僚于式枚保存的李鸿章信稿三十二册石印出版，题名《李文忠公尺牍》；（3）民国七年，李鸿章的同乡兼门生黄书霖把他所保存的李鸿章在咸丰三年同治元年致曾国藩的亲笔信札二十八通和便笺三通交给坊间石印，题名《合肥李文忠墨宝》；因是手迹石印，且系李氏早年信稿，很具价值；（4）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出版的《捻军史料丛刊》第二集和1958年6月出版的第三集，分别收录了《李鸿章信稿》、《李鸿章信稿补遗》，这实际上就是吴编刻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里散失的同治四年至六年三月的一部分，由当时李鸿章的幕僚钱恩棨（字芝门）携带回原籍江苏太仓，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接受太仓图书馆的资料时发现，经江世荣先生整理考订后出版，弥补了剿捻期间李鸿章文稿的缺乏；（5）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这是年子敏先生根据潘鼎新儿子潘永龄保存的李鸿章给其父的145封信、以及安徽社科所历史研究室从安徽博物馆辑录李鸿章残缺信稿4封整理而成，对于李潘交往涉及到“平吴”、“剿捻”以及中法战争的诸方面，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6）1984年，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征集到李鸿章至吴赞诚信稿十二封；1986年，苏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发现李鸿章光绪十六年信稿一册共57封；前者经戴健先生、后者经董蔡时、陈珍棣先生整理后，分别发表于《安徽史学》；（7）1989年，广东省丰顺县政府出刊《丰顺文史》第二辑，发表了由江村先生整理的《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102封；（8）1997年6月，《近代史资料》总91号，刊发了辽宁博物馆藏《李鸿章手札》25封；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表的李鸿章佚稿。总共出版的字数大约在七、八百万字之间。
鉴于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逝世后不久，梁启超在所写的第一本《李鸿章传》里，就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并且提出：“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据笔者粗略统计，一百年来，海内外已经出版了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大约是欧美、台港澳、中国大陆各占三分之一）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么多的研究成果，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七八百万字的已刊史料。这样一来，势必会给研究和评价李鸿章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其实这只能说他比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三）
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著名学者担任主编，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十年磨一剑，目前已接近尾声。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奏稿详本、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共约1900万字，接着又收录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十八册李鸿章信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函稿》，加上安徽、山东、江苏、辽宁、广东等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上述公开出版的李鸿章各类文稿，合起来也有约三、四百万字。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跑遍了李鸿章曾经活动过的十余个省市，得到了各地图书、文博、档案部门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当然也遇到过不少障碍和困难。其间甘苦，真可以应了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的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由幕僚抄录，基本上一月一册，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担任江苏巡抚起，到光绪二十年底止，一共348册，甲午战败，李鸿章于签订《马关条约》回国后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六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以及另外一大册（四小分册）《曾李咨札》。我们在整理中发现，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日期。于是，便请戴逸主编出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打招呼，看看从军机处录副档里能否再找出一些来，进行补遗和对勘。这样一来，一档馆也作为编纂单位参加，有三四位先生从1993年底开始花了将近三年功夫进行辑录。结果惊人！一共从军录副档里复印出李鸿章各类奏折和附片9600件约四万多页、宫中电报档九包。此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录总督期间的题本，一共24纸箱约3000多万字，于1996年10月全部复制运到合肥《李鸿章全集》编辑部。
所谓题本，就是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一定价值。面对这样一大堆珍贵的资料，我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新编《李鸿章全集》总算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全集了；忧的是工作量又要加大，原定在2001年也就是李鸿章去世一百周年以前完成编纂出版的计划要推迟。题本如果全出，字数要膨胀一倍，体例上也要做重大调整，出版社财力也有限，因此全部收入《全集》势所不能。好在题本每一份奏折上，都有当时抄录者即“笔贴式”所作的摘要，也就是所谓的“贴黄”，每份数百字到千余字不等，仅这一部分“贴黄”就有260万字，目前已整理就绪，拟作为奏稿的附录部分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这样，剔除重复稿件，新编全集的规模大致是：奏稿包括贴黄1500-1600万字，函稿500余万字，电稿400万字，诗文不足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150余万字，总计约2600-2700万字。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
（四）
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从本人负责统编的奏稿来看：上海图书馆的底本一共有一万一千多件折、片，吴汝纶的刻本从中选取的只有约两千件，不足五分之一，而且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将其中大多数折、片校准了上奏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折、片后，由笔贴式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由幕僚抄录的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除了上谕之外，在底本里附有一些其他大臣的奏折，往往是就洋务海防等重大问题发表意见，而由太后和皇帝发给李鸿章让他“妥议具奏”的；四是军录副档的9600件，虽然不能涵盖上图底本的11000多件，但两相对勘，除去重复的，另外还有约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除了补上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散失的部分以外，主要是李鸿章凡涉及边防军事、人才密保、对外交涉等机密大计，不能假手于幕僚，必须亲笔拟稿，所以在宫中留有底稿，弥足珍贵。就拿密保人才一项来说，通过上千件保举属吏将弁的折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准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这可以说是李鸿章“做人”的一面。
从做事的一面来说，李鸿章的奏稿，作为官方的正式文献，在有关清政府内政外交各项举措的研究和评价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经尽量趋全，一折数片，加上附录上谕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用仿体字另行排出），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举个例子来说，许多近代史学者曾反复引用李鸿章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874年12月12日）的《筹议海防折》，有的认为它“振聋发聩，开了中国近代重视海防之先声”；也有的认为它“提纲挈领，揭示了李鸿章的洋务总纲”。其实这份奏折的起因是当年5月向清廷最高当局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流》，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办法，11月19日，正在广东老家养病的淮系大员丁日昌得悉后，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把他1867年写成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代呈朝廷，于是，清廷就把这两个“六条”发给沿江沿海的总督巡抚讨论，由此而引发出的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不只是自己上奏参加讨论，同时又去信丁日昌，示意他可以进一步发表意见，于是，丁日昌专门针对总理衙门的“六条”，又写了一份一万八千余字的《六条》，由李鸿章在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十九日附片密呈，这后一个六条，洋洋洒洒，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军事吏治的全方位改革，从而被保守派官僚于凌辰、王家璧谩骂为“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而清廷最后的上谕是对于、王二人的谬论“着毋庸议”。长期以来，丁日昌的《后六条》原文一直找不着，甚至有不少人把丁日昌1867年的《海防水师六条》混同于他的《后六条》。在吴编《李鸿章全集》刻本里也只有李鸿章自己的这一份《筹议海防折》和他本人对于前“六条”的议复。现在的新编《李鸿章全集》里面，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加上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密折；在光绪元年正月补上了李鸿章本人的《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产条折》以及丁日昌的《后六条》全文；在二月补上了李鸿章的《遵旨保荐将才折》，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来龙去脉。尤其珍贵的是，经过中法战争，清政府痛定思痛，在廷臣疆吏中又开展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最后决定成立海军衙门，“大治水师”。我们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初四日，又补入军录副档留存的李鸿章《遵议切筹海防善后事宜折》及其附录上谕，这实际上是第二次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的主导意见，而过去一直不太为人知道。诸如此类大量能够揭示历史真相的文献档案的披露，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至于函稿一共收录了一万余封公私信函，其中已发表的约三千多封，大量的未刊信函里，尤其在和亲朋好友的私房话里，多有李鸿章真实心态的流露，以及他对内政外交、国计民生的思虑。有学者说李鸿章“匮于学植”所以没有理论。其实从李鸿章信函里所讨论的问题来看，他应该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和较鲜明的立场观点的。至于电稿，更多的是反映李鸿章在战争状态和对外交涉中的应对和权变。新编《李集》，奏、电、函、文，四大部分都各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
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研究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当然，这也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学术视野和角度拓宽分不开。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
说白了,要卖国还轮不到他李鸿章来卖!如果掌权者不点头,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在那些条约上签字.一味说李鸿章卖国是不公平的
汉奸走狗卖国贼乎？？？——给林冲兄弟的《李鸿章》致命一击，我为李鸿章泣血（系列之五)
（纯学术讨论，不涉及个人，如有过激言词，还望见谅）
李鸿章是卖国贼吗？林冲兄弟大作一篇，通篇充满了一种现代人的“爱国”气息。文中，李文忠公被批驳的体无完肤。但自习看来，林冲兄弟的观点却不敢苟同。
一.中法战争与《中法新约》
林冲兄弟认为只凭几个暂的胜利，就以为大清国能击败法国。完全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而不顾将来事态的发展。如果当时清军“乘胜追击”，法国及其盟国势必增兵。大清国如此虚弱的国力是不可能与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的。冯子材在越北的局部胜利并没有改变战争的全局。当时法军已经占领澎湖，封锁了台湾。清国的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被法军全歼，南方海域的制海权彻底丧失，不可能保护台湾。当时日本已经窥探朝鲜，并且朝鲜对于清国的战略价值要远远大于越南。若一味的和法国开战，不仅胜负难料，日本更可能借机侵略朝鲜。大清国很可能会被逼上绝路。李鸿章主张求和。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富国强兵。毕竟在战争状态下是无法有效的发展经济的。
二.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首先纠正林冲兄弟的一个常识性错误。中日甲午战争包括丰岛海战、平壤战役、黄海战役、辽东战役、威海战役等五个战役。不是只有黄海海战一个战役。说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中做汉奸走狗卖国贼，更是滑稽可笑。
1.战前：当时的清政府政治腐败，苟且偷安。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准备“万寿盛典”。日本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发动侵略战争。并且当时由于朝中一些大臣的阻挠，北洋海军的军费入不敷出，战斗力下降。一些盲目无知的主战派大臣空喊“攘夷”、“开战”而又没有任何的作战计划。并且竟有许多与李鸿章平日不和的大臣（翁同龢等），竟期望与日本开战来削弱李鸿章的实力。相比之下，究竟谁在卖国？？？
2.战争中：很多人认为李鸿章在海战中是奉行“避战保船”的政策的。其实根据当时的档案和李鸿章指挥北洋海军的电报稿来看，没有一封电报是要求北洋舰队株守军港，避战保船的。相反，在战争中曾多次电令丁汝昌以鱼雷艇和海岸炮配合袭击日本舰队，扰乱其封锁，为铁甲舰出击创造机会。但是在战争中，清军的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们，竟无人出兵帮助。在开战初，李鸿章要求调南洋水师前去加强舰队实力，但张之洞不同意。在日军舰队围攻威海卫军港，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时，清军在烟台20营的驻兵竟无一前去救援。这究竟又是谁在卖国呢？
3. 《马关条约》：当时的情况是，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军已经占领东北和威海，并控制了渤海的制海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不想签就可以不签的吗？如果签约的不是李鸿章，历史也不会改变，将会由另一个人签约，那么我想这个人现在一定是”卖国贼”了。林冲兄弟认为两亿两白银的赔款是李鸿章主动给的，更是可笑。我想告诉林冲兄弟的是，当时伊藤博闻开的价码是三亿两白银！！！至于用两亿两白银再打造一个北洋水师，更是笑话。清国给日本的赔款是靠举借外债来兑付的，当时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了。就算有足够的白银，打造一支东亚第一的舰队是像你林冲兄弟玩电脑游戏那样容易的吗？且不说要向外国购买舰船、炮弹。连中国自己的海军将领和熟练水手也大都在甲午海战中牺牲或殉国了。并且在日本兵临城下，渤海已经成为日本内湖的情况下，就算又有一支北洋海军，又能有什么用。即以种种所谓“卖国”条约而论，国家危难，清流士大夫固然可以大肆贩卖爱国忠君的高调，然而，一提与洋人折冲周旋，则这些爱国人士无不面露畏色，至于上阵打仗，则是闻炮声而屁滚尿流。而李鸿章却每每慨然出行，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与洋人斡旋，争取中国权益。他当然也知道，这将给自己招来“卖国”臭名，然而，环顾朝廷上下，又有谁能够并且愿意担当这种忍辱负重的角色？两相比较，卖国者谁？？？
三.历史定论
明显可以看出，林冲兄弟你不是研究历史的人，连一个业余的研究历史的人都算不上。在史学中，没有那个人是可以被定论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都能产生对历史人物的不同的评价。至于你说李鸿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是历史的定论这一点，更暴露了你的历史知识的浅薄。至今，没有一本权威的史学著作上，把李鸿章“定论”为汉奸走狗卖国贼。
梁启超说：“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林冲兄弟你属于哪种呢？？？
（纯学术讨论，不涉及个人，如有过激言词，还望见谅）
李鸿章是卖国贼吗？林冲兄弟大作一篇，通篇充满了一种现代人的“爱国”气息。文中，李文忠公被批驳的体无完肤。但自习看来，林冲兄弟的观点却不敢苟同。
一.中法战争与《中法新约》
林冲兄弟认为只凭几个暂的胜利，就以为大清国能击败法国。完全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而不顾将来事态的发展。如果当时清军“乘胜追击”，法国及其盟国势必增兵。大清国如此虚弱的国力是不可能与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的。冯子材在越北的局部胜利并没有改变战争的全局。当时法军已经占领澎湖，封锁了台湾。清国的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被法军全歼，南方海域的制海权彻底丧失，不可能保护台湾。当时日本已经窥探朝鲜，并且朝鲜对于清国的战略价值要远远大于越南。若一味的和法国开战，不仅胜负难料，日本更可能借机侵略朝鲜。大清国很可能会被逼上绝路。李鸿章主张求和。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富国强兵。毕竟在战争状态下是无法有效的发展经济的。
二.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首先纠正林冲兄弟的一个常识性错误。中日甲午战争包括丰岛海战、平壤战役、黄海战役、辽东战役、威海战役等五个战役。不是只有黄海海战一个战役。说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中做汉奸走狗卖国贼，更是滑稽可笑。
1.战前：当时的清政府政治腐败，苟且偷安。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准备“万寿盛典”。日本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发动侵略战争。并且当时由于朝中一些大臣的阻挠，北洋海军的军费入不敷出，战斗力下降。一些盲目无知的主战派大臣空喊“攘夷”、“开战”而又没有任何的作战计划。并且竟有许多与李鸿章平日不和的大臣（翁同龢等），竟期望与日本开战来削弱李鸿章的实力。相比之下，究竟谁在卖国？？？
2.战争中：很多人认为李鸿章在海战中是奉行“避战保船”的政策的。其实根据当时的档案和李鸿章指挥北洋海军的电报稿来看，没有一封电报是要求北洋舰队株守军港，避战保船的。相反，在战争中曾多次电令丁汝昌以鱼雷艇和海岸炮配合袭击日本舰队，扰乱其封锁，为铁甲舰出击创造机会。但是在战争中，清军的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们，竟无人出兵帮助。在开战初，李鸿章要求调南洋水师前去加强舰队实力，但张之洞不同意。在日军舰队围攻威海卫军港，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时，清军在烟台20营的驻兵竟无一前去救援。这究竟又是谁在卖国呢？
3. 《马关条约》：当时的情况是，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军已经占领东北和威海，并控制了渤海的制海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不想签就可以不签的吗？如果签约的不是李鸿章，历史也不会改变，将会由另一个人签约，那么我想这个人现在一定是”卖国贼”了。林冲兄弟认为两亿两白银的赔款是李鸿章主动给的，更是可笑。我想告诉林冲兄弟的是，当时伊藤博闻开的价码是三亿两白银！！！至于用两亿两白银再打造一个北洋水师，更是笑话。清国给日本的赔款是靠举借外债来兑付的，当时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了。就算有足够的白银，打造一支东亚第一的舰队是像你林冲兄弟玩电脑游戏那样容易的吗？且不说要向外国购买舰船、炮弹。连中国自己的海军将领和熟练水手也大都在甲午海战中牺牲或殉国了。并且在日本兵临城下，渤海已经成为日本内湖的情况下，就算又有一支北洋海军，又能有什么用。即以种种所谓“卖国”条约而论，国家危难，清流士大夫固然可以大肆贩卖爱国忠君的高调，然而，一提与洋人折冲周旋，则这些爱国人士无不面露畏色，至于上阵打仗，则是闻炮声而屁滚尿流。而李鸿章却每每慨然出行，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与洋人斡旋，争取中国权益。他当然也知道，这将给自己招来“卖国”臭名，然而，环顾朝廷上下，又有谁能够并且愿意担当这种忍辱负重的角色？两相比较，卖国者谁？？？
三.历史定论
明显可以看出，林冲兄弟你不是研究历史的人，连一个业余的研究历史的人都算不上。在史学中，没有那个人是可以被定论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都能产生对历史人物的不同的评价。至于你说李鸿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是历史的定论这一点，更暴露了你的历史知识的浅薄。至今，没有一本权威的史学著作上，把李鸿章“定论”为汉奸走狗卖国贼。
梁启超说：“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林冲兄弟你属于哪种呢？？？
李中堂，之于中国，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化之父！
没有李中堂就没有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没有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国就会亡国！
是李中堂呕心沥血力挽狂澜
时至今日，因历史被篡改，而遭不白之冤！实乃千古奇冤！
没有李中堂就没有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没有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国就会亡国！
是李中堂呕心沥血力挽狂澜
时至今日，因历史被篡改，而遭不白之冤！实乃千古奇冤！
好文，不过肯定不对FQ的胃口，看来被人骂是可以想见的了。看看现在的FQ，到是让我想起了二战前日本的FQ了，整天叫嚣着要对美国开战，日本陆军的相当部分的人也可以归入此类人。结果最后是如他们所愿，是既对中国开战又对美国开战，结果如何？现在的日本FQ也不少，小犬可谓其总代表，四处得罪人，看来结果也好不了哪里去。
晚清柱石！！
难得好文。
可惜于北洋舰队的战术和装备的分析错误很多。
可惜于北洋舰队的战术和装备的分析错误很多。
我也同意这种观点，即使当时不是李鸿章签定和约，还会有其他人签定的。因此我们不能片面的看李鸿章，要从当时形势来分析他。
定,镇两舰的主炮是在舰肩部两侧.排成人字形可以在开战的时候让主炮全部开火.若排成一字形则有一半的主炮无法开火的.黄海海战北洋水师布阵争论很大.但说开战排成人字形就一定错了也是说不过去的.
广甲,平远等舰分别来自南洋,福建水师.其时,当时清朝最好的船都在北洋水师了.南洋,福建水师剩下的那都是些什么啊.让他们派船增援?你倒是告诉我还能增援出哪条可堪一战的船?
事实上在我看来.北洋水师除了定镇两舰.其他的舰艇比起日本当时的船就不怎么样了.广甲,超勇,扬威都不到1500吨.当然日本参战的也有区区622吨的炮舰赤城号.而定镇两舰在海战中的表现也确实没让人失望.最后两舰被日本船围攻多时而先撤退的也是日本船.反而日本著名的三景舰在战场上却没什么战果.
好像北洋水师跑的最快的船(除鱼雷艇外)都没吉野号快.好像鱼雷艇都没几条比吉野号快的.能撞到吉野号才是个笑话.每次看到这里我在钦佩致远的血性同时却感到悲哀.
关于北洋水师的话题争论很大,很难说清楚个谁是谁非.海战中运气成分也很大.不能唯吨位,武器论.比如622吨的赤城号就牵制来远等三舰达一小时 ﹐不但未沉﹐还击中来远舰尾﹐导致来远无法作战。但丰岛海战时﹐4150吨吉野被遍体麟伤的2300吨的济远的6寸尾炮击中而被迫放弃追击。海战中致远被鱼雷击沉,但同时北洋的鱼雷却从日舰底部穿过.不能说清朝鱼雷手定深没设好,这样也归为清朝水师腐败的例子我觉得说不过去.事实上是早期的鱼雷本就问题多多.只能说是运气了.文中很多关于北洋观点都不赞成.
说李卖国确实冤枉了,这个中心论点偶是支持的,表误会.
广甲,平远等舰分别来自南洋,福建水师.其时,当时清朝最好的船都在北洋水师了.南洋,福建水师剩下的那都是些什么啊.让他们派船增援?你倒是告诉我还能增援出哪条可堪一战的船?
事实上在我看来.北洋水师除了定镇两舰.其他的舰艇比起日本当时的船就不怎么样了.广甲,超勇,扬威都不到1500吨.当然日本参战的也有区区622吨的炮舰赤城号.而定镇两舰在海战中的表现也确实没让人失望.最后两舰被日本船围攻多时而先撤退的也是日本船.反而日本著名的三景舰在战场上却没什么战果.
好像北洋水师跑的最快的船(除鱼雷艇外)都没吉野号快.好像鱼雷艇都没几条比吉野号快的.能撞到吉野号才是个笑话.每次看到这里我在钦佩致远的血性同时却感到悲哀.
关于北洋水师的话题争论很大,很难说清楚个谁是谁非.海战中运气成分也很大.不能唯吨位,武器论.比如622吨的赤城号就牵制来远等三舰达一小时 ﹐不但未沉﹐还击中来远舰尾﹐导致来远无法作战。但丰岛海战时﹐4150吨吉野被遍体麟伤的2300吨的济远的6寸尾炮击中而被迫放弃追击。海战中致远被鱼雷击沉,但同时北洋的鱼雷却从日舰底部穿过.不能说清朝鱼雷手定深没设好,这样也归为清朝水师腐败的例子我觉得说不过去.事实上是早期的鱼雷本就问题多多.只能说是运气了.文中很多关于北洋观点都不赞成.
说李卖国确实冤枉了,这个中心论点偶是支持的,表误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6 3:10:45编辑过]
李签条约时条款内容可都是报批的啊，不过皇帝估计都是口头回复同意。另外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投降在前（只有皇帝才能下令整个国家停止抵抗吧），签约在后。也就是说这个约不签是不行的，无非是签字代表是谁。李的职位和与列强打交道的经验水平在清政府里算最高的了，他不去谁去，他只有尽量有讨价还价以减少损失，到了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如果是负责任的话），就不该考虑个人的荣辱问题。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东方人比较看重面子。顺便再说说投降这个问题，做为个人，在实力相差甚远，弹尽粮绝，战斗胜利无望而又无法回避对手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自杀，被杀，同归与尽而不投降。但作为一名统帅上万名士兵的高级军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要求你的士兵也这么做吗？那一个国家呢？元首有权利要求整个国家拼倒最后一个人吗？全力战斗，弹尽粮绝又无法回避敌人下的投降是无奈和悲壮的，和那种畏惧敌人，贪生怕死的投降是有区别的。
李鸿章替罪羊而已！！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此人可最后和陈X秀一起评下
此人可最后和陈X秀一起评下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此人可最后和陈X秀一起评下
此人可最后和陈X秀一起评下
希望大家仔细看完这篇文章再发表高见
好几个论坛都在谈论李鸿章,这个帖子在其它地方我已发过。看到这里也在讨论李鸿章那我就再发一次,尽己自力为这位杰出人物还一个清白。
清末期是中华整个历史上唯一一个特殊点。南宋对金时,是有力量自保甚至反击,但高宗为避免迎回二帝,而指使秦烩不断卖国,以保自己的小朝廷。高宗和秦烩就是两大汉奸。清末没被灭的原因是政府不断退让和多国利益纷争才保存。如果全民族齐心合力誓死反抗,那么所有中国人都会被灭绝。只有在不断屈辱的卖国中,争取到宝贵时间,使自己学习并且逐渐强大起来。老毛,孙文等人若生在那个时代,也会和李鸿章一样去卖国。路总要一步一步的走,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比如万里长征,前面的路极难走,死了许多人,但渐渐地越来越好走,直至最后胜利。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完成一个时代的事情。洋务派的“习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那个时代就是最先进最合理和所能到达的最高思想。正是李鸿章伟大的迈出了这第一步,才有后来的康梁的第二步,孙逸仙的第三步,老毛的第四步。李鸿章对新疆的放弃观点是错误的,但其总体思想是正确的。孙中山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过妥协性的条约,老蒋签约将外蒙划出了中华的范围,老毛建国后放弃了列宁政府承诺的要归还我们的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建议,孙,蒋,毛时期尚且如此,何必为难李鸿章?以李鸿章雄辩的天才的外交才能,高超的政治手腕,强大的军事统权能力,若生在蒋毛时代,必一时超人杰也。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人类历史上被完全被灭族的民族也有好多个。但就针对我那句话来说,只是根椐当时实力之悬殊的一种理论推断,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灭族的。因为不会有那个民族在如此实力悬殊之下还反抗到最后一个人。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世界的那个时候,非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精壮人口,至于印第安人是更加的可怜,绝大部份部落都被完全灭绝了,最后剩下那一点点可怜的人是因为他们英勇反抗而保存下来的么?不是,因为他们完全屈服了,躲进了北美深山老林。
社会的进程和发展很多时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满清的人当时肯定不去考虑一直反抗下去会不会灭族,我的上述“暂时屈服”的思想也不是李鸿章所想,当时谁能想到以后很远的事情啊,谁能想那么远?不过是后人的理论罢了。当时曾,李,左等有识之士也只能怀着悲愤心情走一步,看一步。在新的思想理论未诞生之前,保清朝就是保全国。
李鸿章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富。”为了能让民富,李鸿章兴办了许多民用企业,采用的是“官督商办”。形式上是模仿西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李鸿章在文化观念上在当时超前,兴办了一批学校,遣派了数批人员出国学习,成立了译书局翻译西书,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李鸿章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
由他力排种种阻挠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
在李鸿章的带领下,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全面的奠基了近代化工业,坚持向外派留学生,才使先进思想渐渐进了来。同时代的那位人的功绩能比过李中堂? 林则徐他具体做了那些?
以为李中堂当时做这些很容易么?招来多少有权力的顽固派大臣及贵族的辱骂和阻挠,要不西太后倚重这些军权在握的能干的汉族大臣们,那能那么顺利进行洋务活动。
有人可能会提到李鸿章应为甲午海战我全军覆没负责任
那么下面我就再谈谈李鸿章和北洋水师
19世纪中叶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清政府将国防重点从北方内陆转移到东海沿海。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首先认识到必需建立一只水师,道光也很支持他,并且买了几支小轮船,但就此没了下文。曾国藩于60年代初建议创水师,并且还从英国购卖来一支小舰队。三年后,左宗棠终于办起了福州船政局。但真正的大规模建立起海军和海防,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李鸿章接手以来。西太后把本就不大够的海军费用挪用了许多来修建颐和园。但李鸿章凭着他的顽强及威望,百方腾挪,终于建立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支真正海军。
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远见卓识的指出,北洋水师将来真正需要对付的敌人是日本,而当时朝中其它官员并未把尚未完全崛起的曰本放在心上,基本上都认为建水师主要是防西方列国的,但是李鸿章这一预言果然很快就应验了。1874年,曰本强大崛起,野心勃勃,进攻我国台湾,但收挫失败。日本于是痛下决心,大量投入银两,不断扩大扩强海军,从英国等海军强国大量购买战舰。可怜的李鸿章,他那能象日政府那样大量投入金钱去建设海军啊。李鸿章认为必须建立4支水师,方够防御。他不断的上奏朝廷,根本未能成现实。就这一支北洋水师,原来答应好的最基本的400万量年费用也无法到位。表面强大,实则破烂的海军。而海军人才更是难以短期培训成功,包括丁日昌这样高级水军将领等许多人在内原来都是陆军军官,李鸿章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愁得他经常长吁短叹。
初中课本中所说 “李鸿章是为了一己之私保存实力躲避不战导致全军覆没。”,这是哄小孩子的话。关于北洋水师,早在建立前就制定了它的战略思想是战略防御,当然后人称为消极战略防御,就是“以陆军守土为根本,海军活动于近海,保卫溟勃门户”。现在大家可以批抨这种战略防御思想不对,但一百多年前的清政府是种什么状况啊,当时大家都认为只要海军能够辅助陆军守好渤海口就不错了。而后来学者认为,就算当时北洋水军采用主动进攻还是要大败,只不过是不会败得那么惨罢了。
当时大家所制定的战略战术思想是这样的:
“ 用水师扼守任旅顺,烟台海面的较狭窄之处,岛屿深隐之间,出没不测,敌方忧虑我军断其后路,必渐渐军心散乱”
这种战略战术不能说不对,而且就理论上说也完全正确。但是对待日军这种水军,这种战术并不适合....从前我大略看过一篇关于讨论北洋水师错误战术的论文,但我不喜军事,现在己想不起原文是如何讲的了,只能写到这里了。
建立一支庞大海军,是大清国久已梦想,三代人的不断努力,直至李鸿章方以绝大的勇气胆实和威望千幸万苦的建立起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失败是必然的,是根本体制上的失败,是整个没落王朝的失败
有很多人提到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是一种卖国行为
这里有篇袁伟时的文章摘录，来说明这个问题：
○海防塞防之争的实质
友：７０年代最大的战争莫过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１９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被目为卖国，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袁：收复新疆无疑是正确的爱国壮举。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同左宗棠意见相左。
但两者的分歧是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卖国是指背叛国家或为了个人及携团的私利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它应该有严格的界说，不能随意混淆。同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作出简单、片面的论断。
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各自的主张的呢？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三月，日本藉口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湾。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震动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镭揭饲谐铮？？⒚□□~４笤毕晗赋镆椤＠詈枵掠谑？辉鲁醵~Ｉ稀冻镆楹７？摺》（乱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摺内容丰富，稍后再作全面分析。这里先看看他关于新疆的主张：“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１８-１９页。）？？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而左宗棠在稍后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因为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３３-３４页。）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以上是当时海防、塞防之争中双方的主要观点。
老弟看看，这像不像爱国与卖国之争？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３２页。）
时贤从中挖出一条卖国路线，令人难以苟同。第一，这是专制王朝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某种主张出自一己或携团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讨好敌国，就不应该科以“卖国”重罪。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第二，双方分歧的焦点是战略部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
今日话当年，左宗棠令大片国土免于沦亡，确实是功垂千古的伟业。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的主张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揭示其错误所在，方能使后人真正以史为鉴。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边，而这个地区尤其是京津和泸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我想，作为战略方针来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
鸦片战争以来，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但是，李鸿章在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同时却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极端。他没有考虑到，在一个短时间内，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也未尝不可。
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适应了后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李鸿章反复强调他所以提出这么一个主张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为军饷不足叫苦不迭。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贫弱的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１２４页，岳麓书社１９８９年。）
李鸿章也认为：“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乱码）卷十五第３页。）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清廷原来打算海防、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１８７５）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４８第４０页。）而其中近８１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７３万两（按五年半计）。
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２６４５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１０７７万两。两项合计共３７２２万两，平均每年１２４０多万两。（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５５第５３页。）
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９００万卢布（合银５１０多万？，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４２００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８００万两。（没计四年、七年续借的７５０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
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这里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第三，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
好几个论坛都在谈论李鸿章,这个帖子在其它地方我已发过。看到这里也在讨论李鸿章那我就再发一次,尽己自力为这位杰出人物还一个清白。
清末期是中华整个历史上唯一一个特殊点。南宋对金时,是有力量自保甚至反击,但高宗为避免迎回二帝,而指使秦烩不断卖国,以保自己的小朝廷。高宗和秦烩就是两大汉奸。清末没被灭的原因是政府不断退让和多国利益纷争才保存。如果全民族齐心合力誓死反抗,那么所有中国人都会被灭绝。只有在不断屈辱的卖国中,争取到宝贵时间,使自己学习并且逐渐强大起来。老毛,孙文等人若生在那个时代,也会和李鸿章一样去卖国。路总要一步一步的走,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比如万里长征,前面的路极难走,死了许多人,但渐渐地越来越好走,直至最后胜利。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完成一个时代的事情。洋务派的“习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那个时代就是最先进最合理和所能到达的最高思想。正是李鸿章伟大的迈出了这第一步,才有后来的康梁的第二步,孙逸仙的第三步,老毛的第四步。李鸿章对新疆的放弃观点是错误的,但其总体思想是正确的。孙中山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过妥协性的条约,老蒋签约将外蒙划出了中华的范围,老毛建国后放弃了列宁政府承诺的要归还我们的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建议,孙,蒋,毛时期尚且如此,何必为难李鸿章?以李鸿章雄辩的天才的外交才能,高超的政治手腕,强大的军事统权能力,若生在蒋毛时代,必一时超人杰也。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人类历史上被完全被灭族的民族也有好多个。但就针对我那句话来说,只是根椐当时实力之悬殊的一种理论推断,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灭族的。因为不会有那个民族在如此实力悬殊之下还反抗到最后一个人。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世界的那个时候,非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精壮人口,至于印第安人是更加的可怜,绝大部份部落都被完全灭绝了,最后剩下那一点点可怜的人是因为他们英勇反抗而保存下来的么?不是,因为他们完全屈服了,躲进了北美深山老林。
社会的进程和发展很多时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满清的人当时肯定不去考虑一直反抗下去会不会灭族,我的上述“暂时屈服”的思想也不是李鸿章所想,当时谁能想到以后很远的事情啊,谁能想那么远?不过是后人的理论罢了。当时曾,李,左等有识之士也只能怀着悲愤心情走一步,看一步。在新的思想理论未诞生之前,保清朝就是保全国。
李鸿章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富。”为了能让民富,李鸿章兴办了许多民用企业,采用的是“官督商办”。形式上是模仿西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李鸿章在文化观念上在当时超前,兴办了一批学校,遣派了数批人员出国学习,成立了译书局翻译西书,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李鸿章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
由他力排种种阻挠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
在李鸿章的带领下,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全面的奠基了近代化工业,坚持向外派留学生,才使先进思想渐渐进了来。同时代的那位人的功绩能比过李中堂? 林则徐他具体做了那些?
以为李中堂当时做这些很容易么?招来多少有权力的顽固派大臣及贵族的辱骂和阻挠,要不西太后倚重这些军权在握的能干的汉族大臣们,那能那么顺利进行洋务活动。
有人可能会提到李鸿章应为甲午海战我全军覆没负责任
那么下面我就再谈谈李鸿章和北洋水师
19世纪中叶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清政府将国防重点从北方内陆转移到东海沿海。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首先认识到必需建立一只水师,道光也很支持他,并且买了几支小轮船,但就此没了下文。曾国藩于60年代初建议创水师,并且还从英国购卖来一支小舰队。三年后,左宗棠终于办起了福州船政局。但真正的大规模建立起海军和海防,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李鸿章接手以来。西太后把本就不大够的海军费用挪用了许多来修建颐和园。但李鸿章凭着他的顽强及威望,百方腾挪,终于建立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支真正海军。
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远见卓识的指出,北洋水师将来真正需要对付的敌人是日本,而当时朝中其它官员并未把尚未完全崛起的曰本放在心上,基本上都认为建水师主要是防西方列国的,但是李鸿章这一预言果然很快就应验了。1874年,曰本强大崛起,野心勃勃,进攻我国台湾,但收挫失败。日本于是痛下决心,大量投入银两,不断扩大扩强海军,从英国等海军强国大量购买战舰。可怜的李鸿章,他那能象日政府那样大量投入金钱去建设海军啊。李鸿章认为必须建立4支水师,方够防御。他不断的上奏朝廷,根本未能成现实。就这一支北洋水师,原来答应好的最基本的400万量年费用也无法到位。表面强大,实则破烂的海军。而海军人才更是难以短期培训成功,包括丁日昌这样高级水军将领等许多人在内原来都是陆军军官,李鸿章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愁得他经常长吁短叹。
初中课本中所说 “李鸿章是为了一己之私保存实力躲避不战导致全军覆没。”,这是哄小孩子的话。关于北洋水师,早在建立前就制定了它的战略思想是战略防御,当然后人称为消极战略防御,就是“以陆军守土为根本,海军活动于近海,保卫溟勃门户”。现在大家可以批抨这种战略防御思想不对,但一百多年前的清政府是种什么状况啊,当时大家都认为只要海军能够辅助陆军守好渤海口就不错了。而后来学者认为,就算当时北洋水军采用主动进攻还是要大败,只不过是不会败得那么惨罢了。
当时大家所制定的战略战术思想是这样的:
“ 用水师扼守任旅顺,烟台海面的较狭窄之处,岛屿深隐之间,出没不测,敌方忧虑我军断其后路,必渐渐军心散乱”
这种战略战术不能说不对,而且就理论上说也完全正确。但是对待日军这种水军,这种战术并不适合....从前我大略看过一篇关于讨论北洋水师错误战术的论文,但我不喜军事,现在己想不起原文是如何讲的了,只能写到这里了。
建立一支庞大海军,是大清国久已梦想,三代人的不断努力,直至李鸿章方以绝大的勇气胆实和威望千幸万苦的建立起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失败是必然的,是根本体制上的失败,是整个没落王朝的失败
有很多人提到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是一种卖国行为
这里有篇袁伟时的文章摘录，来说明这个问题：
○海防塞防之争的实质
友：７０年代最大的战争莫过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１９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被目为卖国，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袁：收复新疆无疑是正确的爱国壮举。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同左宗棠意见相左。
但两者的分歧是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卖国是指背叛国家或为了个人及携团的私利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它应该有严格的界说，不能随意混淆。同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作出简单、片面的论断。
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各自的主张的呢？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三月，日本藉口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湾。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震动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镭揭饲谐铮？？⒚□□~４笤毕晗赋镆椤＠詈枵掠谑？辉鲁醵~Ｉ稀冻镆楹７？摺》（乱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摺内容丰富，稍后再作全面分析。这里先看看他关于新疆的主张：“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１８-１９页。）？？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而左宗棠在稍后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因为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３３-３４页。）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以上是当时海防、塞防之争中双方的主要观点。
老弟看看，这像不像爱国与卖国之争？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３２页。）
时贤从中挖出一条卖国路线，令人难以苟同。第一，这是专制王朝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某种主张出自一己或携团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讨好敌国，就不应该科以“卖国”重罪。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第二，双方分歧的焦点是战略部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
今日话当年，左宗棠令大片国土免于沦亡，确实是功垂千古的伟业。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的主张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揭示其错误所在，方能使后人真正以史为鉴。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边，而这个地区尤其是京津和泸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我想，作为战略方针来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
鸦片战争以来，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但是，李鸿章在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同时却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极端。他没有考虑到，在一个短时间内，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也未尝不可。
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适应了后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李鸿章反复强调他所以提出这么一个主张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为军饷不足叫苦不迭。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贫弱的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１２４页，岳麓书社１９８９年。）
李鸿章也认为：“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乱码）卷十五第３页。）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清廷原来打算海防、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１８７５）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４８第４０页。）而其中近８１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７３万两（按五年半计）。
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２６４５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１０７７万两。两项合计共３７２２万两，平均每年１２４０多万两。（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５５第５３页。）
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９００万卢布（合银５１０多万？，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４２００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８００万两。（没计四年、七年续借的７５０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
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这里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第三，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
友：这可是大怪论。难道主张把国土送给人还叫爱国？？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老弟稍安毋躁。？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１９１２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孙中山集外集》１６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１９１５至１９１８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２２５、２２８、２３６页。）
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
史家们对孙中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有种种议论。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谭嗣同全集》第５４６、５３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北京。）
这是谭嗣同献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遗言，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他是无可争议的救国英雄。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同上第２１１页。）
白纸黑字，简直要把半个中国价让给英、俄！一个视死如归的烈士却如此主张，这可给史家留下了难题。于是，或闭口不谈，或点到为止，倒也没有什么人訾之为卖国。？不管出自什么动机，对前人的论著千万不可断章取义。以谭嗣同的这封长信来说，不愧为全面改革的纲领，力主既变器，又变道；广兴学校；大开议院；改革官制；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开公司、兴保险、建银行；修铁路、电报，办工厂；办报纸……弃夷夏之见，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见解，与康、梁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之所以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的条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２１１页。）
因此，他的出卖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错误主张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局部性的认识错误。《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２页。）其出发点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李鸿章暂弃新疆的主张也属同类性质的错误。李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但他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携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这个主张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如果史家们没有忘记曾国藩面对的是从东南到西北烽火连绵，内外呼应的困境，也许用词就会谨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
他怎么说呢？
“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海国图志》５０卷本卷之一第５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
这是书生议政。用时髦话来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均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
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重要历史人物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袁：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我想，这同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他们通常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和国内外局势有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了国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提出一些偏颇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从特定意义上说，都是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人物。
因此，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还没有确立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念。在魏源的脑子里恐怕还没有领海的概念，所以他才从文化的角度视舟山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二是华夏观念仍程度不等和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代观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确立。
他们最关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或出租边远地带的意念便出现了。三是知识不足。他们往往只看到边疆的荒凉，不了解那是中华各民族后代子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地。顺便要说明一下，这些是就除孙中山以外的１９世纪历史人物而言。孙中山的情况比较复杂，又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不宜涉及太多。？再扯得远一点，把海防与塞防的分歧判定为爱国同卖国之争，也与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上，以言贾祸的记录不绝如缕。这是思想文化上以圣人的言论或经典为是非标准，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产物。李鸿章堂堂正正给朝廷上奏章筹划如何富国强兵，怎么也不会想到百年后还会因此背上“卖国”、“投降”的黑锅。这些朋友对现实生活中乱扣帽子的歪风谅必深恶痛绝，有的还可能身受其害，在评述历史时却情不自禁也来这么一手，真令人不能不掩卷沉思！历史的真实总比戏台上的红白脸谱复杂和丰富，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终将戕害民族生机！？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老弟稍安毋躁。？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１９１２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孙中山集外集》１６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１９１５至１９１８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２２５、２２８、２３６页。）
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
史家们对孙中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有种种议论。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谭嗣同全集》第５４６、５３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北京。）
这是谭嗣同献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遗言，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他是无可争议的救国英雄。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同上第２１１页。）
白纸黑字，简直要把半个中国价让给英、俄！一个视死如归的烈士却如此主张，这可给史家留下了难题。于是，或闭口不谈，或点到为止，倒也没有什么人訾之为卖国。？不管出自什么动机，对前人的论著千万不可断章取义。以谭嗣同的这封长信来说，不愧为全面改革的纲领，力主既变器，又变道；广兴学校；大开议院；改革官制；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开公司、兴保险、建银行；修铁路、电报，办工厂；办报纸……弃夷夏之见，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见解，与康、梁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之所以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的条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２１１页。）
因此，他的出卖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错误主张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局部性的认识错误。《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２页。）其出发点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李鸿章暂弃新疆的主张也属同类性质的错误。李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但他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携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这个主张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如果史家们没有忘记曾国藩面对的是从东南到西北烽火连绵，内外呼应的困境，也许用词就会谨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
他怎么说呢？
“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海国图志》５０卷本卷之一第５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
这是书生议政。用时髦话来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均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
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重要历史人物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袁：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我想，这同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他们通常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和国内外局势有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了国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提出一些偏颇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从特定意义上说，都是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人物。
因此，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还没有确立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念。在魏源的脑子里恐怕还没有领海的概念，所以他才从文化的角度视舟山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二是华夏观念仍程度不等和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代观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确立。
他们最关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或出租边远地带的意念便出现了。三是知识不足。他们往往只看到边疆的荒凉，不了解那是中华各民族后代子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地。顺便要说明一下，这些是就除孙中山以外的１９世纪历史人物而言。孙中山的情况比较复杂，又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不宜涉及太多。？再扯得远一点，把海防与塞防的分歧判定为爱国同卖国之争，也与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上，以言贾祸的记录不绝如缕。这是思想文化上以圣人的言论或经典为是非标准，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产物。李鸿章堂堂正正给朝廷上奏章筹划如何富国强兵，怎么也不会想到百年后还会因此背上“卖国”、“投降”的黑锅。这些朋友对现实生活中乱扣帽子的歪风谅必深恶痛绝，有的还可能身受其害，在评述历史时却情不自禁也来这么一手，真令人不能不掩卷沉思！历史的真实总比戏台上的红白脸谱复杂和丰富，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终将戕害民族生机！？
我在其它论坛发此帖时,有人回了一帖,写的很好,现转帖过来。作者是涮洋油
1．1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农耕文明已臻烂熟之境，由于人口的自然繁衍和技术的不断累进，它的物质财富远迈前代。这不算特别的贡献，只能说有守成之功。
1．2从疆土上看，清代的确建立了不朽功业，满州蒙古自然并入中国版图，新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趋紧密。这绝不是经济优势和军力优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清代因为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原因，对边疆民族的笼络和打击均有独到之法。
1．3在文化和制度上，清代没有大的倒退，这比元代当然是个进步，但由于根基和器局的关系，清代终究只是个停滞期。与盛唐相比，清代对周边各族的胸襟毫不逊色，但对于汉民族，满清有太多忌惮，远不如同是外族的李唐那么从容自信。对先进的主体民族控制过严，压抑了进步创新的可能。应该提到的是，明代的制度就有一定反动性，这对清代显然有不良影响。
1．4在某些历史时段，严密控制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它会产生良好效果。但僵硬地延续这一方法，事情就会走向反面。严密控制所产生的繁荣，不需要外来冲击，本身就难以持久，康乾盛世和晚清的衰落可以作为例证。盛唐那种开放创新的态势才具有持久繁荣所需的原动力，但这种态势本身却是不安全的，容易产生变乱。这是个两难选择。
1．5从民族性格来说，清代那种迎合加阉割的统驭术，对汉民族戕害极深，甚至超过元代的强力摧残。但自栩先进的汉民族竟能堕入落后民族的？中，说明我们民族精神的弱化在此前已经开始了。自民国以后，清代的影响只能说是流毒，不宜夸大。今日的国民性，是诸多影响的叠加，近因固然有直接作用，但始终在起作用的，还是我们的文化远因。
2．1满清走向衰落之时，是毫无自觉的，根本没有什么自卑感，相反还虚骄得很。在最初的对外交往中，清政府不仅是不懂退让，甚至把对方的退让视为当然，连起码的平等都不讲。
2．2对外争斗的失利，也没有使清政府及时认清自己的弱势地位，总是归之于偶然因素。再遇争端，强硬依旧，慈禧敢对列强一体宣战呢，反对的大臣全杀。屡败屡战，哪里是因为没有自信，恰恰是因为太过自信啊。这东西我们过去不缺，现在也不缺，我们最缺乏的是求实精神。
2。3强调精神力量，总不能背离事实基础。晚清的落后是全方位大距离的落后，这是基本事实，用不着再通过战争来证明了。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力，这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就不起决定作用，在热武器时代更不值一提。有人说把巨额赔款用于战争就会如何如何，实际上清政府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银两，赔款是分期支付，而且部分由洋人代征代收。
2。4不能战则不战，这不叫软弱，素称强硬的民族如波兰朝鲜，还可以加上日本，他们也都曾屈服于强敌。屈辱的和平是有伤自尊，但也换取了雪耻的机会，汉唐就是很好的范例，英德法更是视此为寻常事。说委曲求全就一定会导致自信崩溃一蹶不振，那完全是想当然。
2．5清政府的问题很多，它不可能完成汉唐的伟业，甚至根本没有那种雄心，屈服的动机确实只是维持自身统治。但在客观上，它的作法在保全自身的同时也保存了国本，给汉民族留下了机会。如果清政府在不断的战争中败亡，留给我们的恐怕就是更狭小的国土，更空虚的国力。指责它软弱，纯粹是得便宜卖乖。
3．1李鸿章在军事外交实业上的作为当得起晚清第一人。与同代人物相比，李鸿章有难得的清醒，几乎是高官中唯一了解时局的人。李的处事态度比较务实，能力也相当强，在局势大坏的情形下惨淡经营，为中国近代化积累了一定基础。最低评价也应该是一员能臣。
3．2从现实结果看，李是成功的。先进理论的意义往往在于开创风气，遽然实现的例子极少极少，这不能归因于个别当权人物的阻挠，社会大背景才是决定性因素。用纸面上的维新运动为参照来贬低现实中的洋务运动，那是书生议论。我们应该承认，李的作法在当时就是进步的，对后来的变革也有推动之功。
3．3李鸿章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在对外战争和谈判中的表现。首先说战争，清代军法极严，统兵将领和守土官员战死自杀者最多，湘淮军的体制又从利益上保证了将士一心，军队上下都不存在消极避战的问题。对清政府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理由拱手让人。所以，清军的战争意志没有问题，关键是实力太弱。李鸿章增强军队实力的贡献人所共知，这明明是积极备战，怎么能说消极呢。但实力的养成需要时间，李不愿意轻启战端，也是有理由的。
3．4至于谈判，都是城下之盟，主动权不在我方，丧权辱国是一定的。要说责任，首先在于不能战而胜之，但统兵将领大多为国捐躯了，不好追究，而且战败的主因在于国力太弱，这追究起来就麻烦了，把责任推给谈判者最简单。但实际上，谈判者可能争取到的东西非常有限，不是说因为他保全了某种东西就原谅他，而是说失去的责任原本就不在他，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把谈判看成卖国或救国的斗争，实在是夸大这项技术性工作了。
曾国藩谈过一次就再也不肯参与其事，因为以他的名声也免不了朝庭贬斥清流弹劾舆论嘲骂。李鸿章并不傻，焉能不知其中利害，他主持谈判不但有损名誉，有时还要损失利益地位，清庭就曾因谈判不利将他贬职，然而下次谈判还需请他领衔，大清别无可用之人。也许有人觉得李对清政府有功，但对国家有罪，可是放眼当世，谁能取大清而代之？保清是李的唯一选择。即使后来的政府提前出台，他们又是怎么作的呢？无非是一味忍让避免事端，这不跟李鸿章一样么，他们还有主动出卖国家权益的，这就超过清政府和李鸿章了。
3．5承认失败不可避免，承认整体上落后于外族，是一件太困难太沉重的事。抓一两个汉奸卖国贼当作失败的借口，以此解除全民族的挫败感，这是种心理治疗，可能有一定作用。我想说，此方慎用，因为假话说多了自己都会信以为真。
1．1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农耕文明已臻烂熟之境，由于人口的自然繁衍和技术的不断累进，它的物质财富远迈前代。这不算特别的贡献，只能说有守成之功。
1．2从疆土上看，清代的确建立了不朽功业，满州蒙古自然并入中国版图，新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趋紧密。这绝不是经济优势和军力优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清代因为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原因，对边疆民族的笼络和打击均有独到之法。
1．3在文化和制度上，清代没有大的倒退，这比元代当然是个进步，但由于根基和器局的关系，清代终究只是个停滞期。与盛唐相比，清代对周边各族的胸襟毫不逊色，但对于汉民族，满清有太多忌惮，远不如同是外族的李唐那么从容自信。对先进的主体民族控制过严，压抑了进步创新的可能。应该提到的是，明代的制度就有一定反动性，这对清代显然有不良影响。
1．4在某些历史时段，严密控制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它会产生良好效果。但僵硬地延续这一方法，事情就会走向反面。严密控制所产生的繁荣，不需要外来冲击，本身就难以持久，康乾盛世和晚清的衰落可以作为例证。盛唐那种开放创新的态势才具有持久繁荣所需的原动力，但这种态势本身却是不安全的，容易产生变乱。这是个两难选择。
1．5从民族性格来说，清代那种迎合加阉割的统驭术，对汉民族戕害极深，甚至超过元代的强力摧残。但自栩先进的汉民族竟能堕入落后民族的？中，说明我们民族精神的弱化在此前已经开始了。自民国以后，清代的影响只能说是流毒，不宜夸大。今日的国民性，是诸多影响的叠加，近因固然有直接作用，但始终在起作用的，还是我们的文化远因。
2．1满清走向衰落之时，是毫无自觉的，根本没有什么自卑感，相反还虚骄得很。在最初的对外交往中，清政府不仅是不懂退让，甚至把对方的退让视为当然，连起码的平等都不讲。
2．2对外争斗的失利，也没有使清政府及时认清自己的弱势地位，总是归之于偶然因素。再遇争端，强硬依旧，慈禧敢对列强一体宣战呢，反对的大臣全杀。屡败屡战，哪里是因为没有自信，恰恰是因为太过自信啊。这东西我们过去不缺，现在也不缺，我们最缺乏的是求实精神。
2。3强调精神力量，总不能背离事实基础。晚清的落后是全方位大距离的落后，这是基本事实，用不着再通过战争来证明了。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力，这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就不起决定作用，在热武器时代更不值一提。有人说把巨额赔款用于战争就会如何如何，实际上清政府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银两，赔款是分期支付，而且部分由洋人代征代收。
2。4不能战则不战，这不叫软弱，素称强硬的民族如波兰朝鲜，还可以加上日本，他们也都曾屈服于强敌。屈辱的和平是有伤自尊，但也换取了雪耻的机会，汉唐就是很好的范例，英德法更是视此为寻常事。说委曲求全就一定会导致自信崩溃一蹶不振，那完全是想当然。
2．5清政府的问题很多，它不可能完成汉唐的伟业，甚至根本没有那种雄心，屈服的动机确实只是维持自身统治。但在客观上，它的作法在保全自身的同时也保存了国本，给汉民族留下了机会。如果清政府在不断的战争中败亡，留给我们的恐怕就是更狭小的国土，更空虚的国力。指责它软弱，纯粹是得便宜卖乖。
3．1李鸿章在军事外交实业上的作为当得起晚清第一人。与同代人物相比，李鸿章有难得的清醒，几乎是高官中唯一了解时局的人。李的处事态度比较务实，能力也相当强，在局势大坏的情形下惨淡经营，为中国近代化积累了一定基础。最低评价也应该是一员能臣。
3．2从现实结果看，李是成功的。先进理论的意义往往在于开创风气，遽然实现的例子极少极少，这不能归因于个别当权人物的阻挠，社会大背景才是决定性因素。用纸面上的维新运动为参照来贬低现实中的洋务运动，那是书生议论。我们应该承认，李的作法在当时就是进步的，对后来的变革也有推动之功。
3．3李鸿章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在对外战争和谈判中的表现。首先说战争，清代军法极严，统兵将领和守土官员战死自杀者最多，湘淮军的体制又从利益上保证了将士一心，军队上下都不存在消极避战的问题。对清政府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理由拱手让人。所以，清军的战争意志没有问题，关键是实力太弱。李鸿章增强军队实力的贡献人所共知，这明明是积极备战，怎么能说消极呢。但实力的养成需要时间，李不愿意轻启战端，也是有理由的。
3．4至于谈判，都是城下之盟，主动权不在我方，丧权辱国是一定的。要说责任，首先在于不能战而胜之，但统兵将领大多为国捐躯了，不好追究，而且战败的主因在于国力太弱，这追究起来就麻烦了，把责任推给谈判者最简单。但实际上，谈判者可能争取到的东西非常有限，不是说因为他保全了某种东西就原谅他，而是说失去的责任原本就不在他，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把谈判看成卖国或救国的斗争，实在是夸大这项技术性工作了。
曾国藩谈过一次就再也不肯参与其事，因为以他的名声也免不了朝庭贬斥清流弹劾舆论嘲骂。李鸿章并不傻，焉能不知其中利害，他主持谈判不但有损名誉，有时还要损失利益地位，清庭就曾因谈判不利将他贬职，然而下次谈判还需请他领衔，大清别无可用之人。也许有人觉得李对清政府有功，但对国家有罪，可是放眼当世，谁能取大清而代之？保清是李的唯一选择。即使后来的政府提前出台，他们又是怎么作的呢？无非是一味忍让避免事端，这不跟李鸿章一样么，他们还有主动出卖国家权益的，这就超过清政府和李鸿章了。
3．5承认失败不可避免，承认整体上落后于外族，是一件太困难太沉重的事。抓一两个汉奸卖国贼当作失败的借口，以此解除全民族的挫败感，这是种心理治疗，可能有一定作用。我想说，此方慎用，因为假话说多了自己都会信以为真。
李鸿章不辨历史大势,李鸿章是一旧官僚么?
李鸿章变法的意念萌发很早,及对变法的深刻理解,无人可及。
1864年,他在致总理衙门奕诉等信中,就引用儒家中“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并且举日本为例,说“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皇然变计矣。”
1870年致丁日昌信中说:“今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他在1874年在《筹议海防折》中正式向朝廷进言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这次是李鸿章最后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朝廷进言变法,对于这次进言,朝廷态度特别冷漠,未给他一字回言。自次后,李鸿章再未在奏章中明提“变法”二字。我想这是因为李鸿章首先是个政治家,他提出变法后看出朝廷很忌讳这种事情,也就不敢再提了,退而求其次,继续搞洋务去了。
虽然李鸿章不敢再向朝廷提变法二字,但在和好友闲谈中,仍念念不忘变法,宣泄自己无法实现自己理想的郁闷。1881年,他在给王*运的信中写道:
“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益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因公江湖廊庙之忧,不远数千里,谆谆开示,用敢一发狂言,以相质证。”
李鸿章之死: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７８岁。
对李鸿章的评论 :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我亦心萋萋。
正是李鸿章利用各国间的矛盾,用他高超的谈判技巧使战争失败后的损失减到了最小。
李鸿章根本就不是汉奸,这就是个用不着争论的问题。以往的评也就是对他有微词而己
但在共 产 党掌权后却彻彻底底把他定为汉奸,当然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有利
唉...本不是问题的却也成了问题
现在并不是为李中堂反案,只是可以开始说真话了
李鸿章变法的意念萌发很早,及对变法的深刻理解,无人可及。
1864年,他在致总理衙门奕诉等信中,就引用儒家中“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并且举日本为例,说“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皇然变计矣。”
1870年致丁日昌信中说:“今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他在1874年在《筹议海防折》中正式向朝廷进言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这次是李鸿章最后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朝廷进言变法,对于这次进言,朝廷态度特别冷漠,未给他一字回言。自次后,李鸿章再未在奏章中明提“变法”二字。我想这是因为李鸿章首先是个政治家,他提出变法后看出朝廷很忌讳这种事情,也就不敢再提了,退而求其次,继续搞洋务去了。
虽然李鸿章不敢再向朝廷提变法二字,但在和好友闲谈中,仍念念不忘变法,宣泄自己无法实现自己理想的郁闷。1881年,他在给王*运的信中写道:
“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益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因公江湖廊庙之忧,不远数千里,谆谆开示,用敢一发狂言,以相质证。”
李鸿章之死: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７８岁。
对李鸿章的评论 :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我亦心萋萋。
正是李鸿章利用各国间的矛盾,用他高超的谈判技巧使战争失败后的损失减到了最小。
李鸿章根本就不是汉奸,这就是个用不着争论的问题。以往的评也就是对他有微词而己
但在共 产 党掌权后却彻彻底底把他定为汉奸,当然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有利
唉...本不是问题的却也成了问题
现在并不是为李中堂反案,只是可以开始说真话了
不过李某人最后的结果是为国求自保而不得！
总觉得不能战胜敌人的，就永远不可能战胜敌人！
总觉得不能战胜敌人的，就永远不可能战胜敌人！
李鸿章有他的苦处所以就不用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签那丧权辱国的条约谁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嘿嘿，当然反正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会有人跳出来给谁翻案嘛！！
嘿嘿，当然反正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会有人跳出来给谁翻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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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1在播 芭蕾舞剧的 红色娘子军
阁下觉得TG是打算给江青平反呢? 还是肯定文革呢?;P
阁下觉得TG是打算给江青平反呢? 还是肯定文革呢?;P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老李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更加近代化的人吧。
原帖由 苏晴 于 2005-6-29 23:52 发表
李鸿章有他的苦处所以就不用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签那丧权辱国的条约谁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嘿嘿，当然反正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会有人跳出来给谁翻案嘛！！
恩，当初李要是随便找个办事员签字就没事了！:D
嗯，国民党承认外蒙独立时，宋子文死活不签字，愣拉王世杰来顶缸。
宋大舅子真没楼上有见识。
宋大舅子真没楼上有见识。
原帖由 jiner 于 2009-1-23 11:24 发表
嗯，国民党承认外蒙独立时，宋子文死活不签字，愣拉王世杰来顶缸。
宋大舅子真没楼上有见识。
你在跟我说话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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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如果可以重来 于 2009-1-23 12:56 发表
福建水师,南洋水师都认为中日之战是李日之战,把两国之间的战争看成是私人争斗,这就足以说明中国战败的罪名绝对不应该由李一人承担.现在的人老喜欢站在个人喜好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去批判李鸿章,批判洋务运动,却故意回避 ...
北洋的年度训练最积极的时候据说是北到海参崴南到新加坡的。从海上战略的角度而言，这个大概也是他打擦边球能打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要说老李真正的缺陷，恐怕还是其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一个集团利益观的问题。这点，无论是老曾、老左都有，其实也可以归为RP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这个问题都没有的话，那其实就有点不符合那个时代了……
最近央10 的节目不错啊，恐龙，黄龙旗，易的百家。。。。
李鸿章晚清柱石！！
原帖由 雪千寻 于 2009-1-23 14:10 发表
北洋的年度训练最积极的时候据说是北到海参崴南到新加坡的。从海上战略的角度而言，这个大概也是他打擦边球能打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要说老李真正的缺陷，恐怕还是其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一个集团利益观的问题。这点， ...
没错,如果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就不是那个时代了,握个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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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虹桥飞渡 于 2009-1-24 18:33 发表
说李鸿章是卖国贼，我绝对不同意。但是象现在这样要把末路王朝的裱糊匠，打扮成为时代功臣，那也就有点矫枉过正的味道了。中国到了清末政坛办实际工作的，没有那个人会拒绝改革和西方技术，可以说从曾国藩，左宗棠和 ...
呵呵，其实很多事情是有时代性的，其实赞扬老李的声音一直都存在的，但是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响亮，原因就是目前的社会更需要改良的作用。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吧？呵呵……
李鸿章的一些手腕只能算是小聪明,缺乏对面明治三杰的气魄
原帖由 如果可以重来 于 2009-1-23 12:56 发表
福建水师,南洋水师都认为中日之战是李日之战,把两国之间的战争看成是私人争斗,这就足以说明中国战败的罪名绝对不应该由李一人承担.现在的人老喜欢站在个人喜好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去批判李鸿章,批判洋务运动,却故意回避 ...
批判他们是因为他们作得不够好,是批判他们不该做么?
内须变法"的思想! 请注意他是要求变法的.但清政府不听,你有啥办法?
李鸿章晚年的思想是很深邃的,根本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而且他的很多观点就像是21世纪的,这方面可以看看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这本书
李鸿章晚年的思想是很深邃的,根本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而且他的很多观点就像是21世纪的,这方面可以看看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这本书
原帖由 jiner 于 2009-1-24 22:52 发表
批判他们是因为他们作得不够好,是批判他们不该做么?
他根本不可能做好，不要老把中国的近代化同日本相比，这方面没法比，中国的情况比日本复杂恶劣100被，罗荣渠专门说过两国的条件差太多了。
能做到李鸿章的那个程度已经是奇迹了。除非老李自己就是皇帝，否则也只能这样了。
别的不说当时的愚昧势力就像现在的无知愤青一样人数众多，而且还自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