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要塞舰队”：攻势防御 将岛链变主场

资料图：第二炮兵东风-21改进型中程弹道导弹。

资料图：美国海军部长格林纳特访问中国海军旅顺军港，可见港内的039B型常规潜艇和22型导弹快艇

（本文原载于《现代舰船》杂志）

　 中国的“要塞舰队”

　　过去一年中，海外分析人士对未来中国航母的用兵思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美国海军退役上校卡尔·舒斯特在《海军学会会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可能利用岸基反舰弹道导弹建立反介入区，让航母在该区域内充当快速反应平台，这一思路在海军战略上被称为“要塞舰队”。《现代舰船》的长期对话者、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霍尔姆斯自2006年以来曾多次撰文分析“要塞舰队”战略对中国海军的影响，本文是其中的代表作。

　　中国正在尝试将一系列新旧不等的科技融入到一支“要塞舰队”(Forcress FIeet)当中，这个术语是美国海军上校、大名鼎鼎的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IfredThayer Mahan)最早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种几乎只在岸基火力支援范围内作战的海军。在19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海军科技还相当原始)，马汉批评这种作战观念严重限制了舰队的活动半径，桎梏了机动自由，窒息了海军指挥官的主动性。在那个岸基火力有效射程不足10英里的年代，他的批评意见广为人知。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它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

　　到了今天，上述论断的可靠性越来越值得怀疑。马汉不可能预见到世上会出现像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这样的新军事科技。这类精确武器使得海岸防御在范围、精度和破坏力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如今，沿海岸线部署的机动式反舰导弹发射架可以同时攻击多个海上目标，其最大射程可达数百英里之遥。这样一来，像中国这样的濒海国家就有更大的可能去阻止一支像美国海军这样的强大舰队强行介入亚洲海域。倘真如此，中国第二炮兵部队(导弹部队)完全可以置美国远征和打击部队于被摧毁的危险中，考虑到介入亚洲的战术和战略成本过于高昂，美国领导人在面对冲突时极有可能踌躇不前。站在北京的立场上，最好的情形是美国总统向潜在的损失低头。如果华盛顿在中国出兵台湾或介入其他地区冲突时袖手旁观，中国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东方战略艺术中“善之善者”的境界。

　　通过在亚洲海域筑起保护盾的方式，北京不必冒和美国海军正面碰撞的风险就可以控制本国周边海区。试举一例，假使中国海军领导人确信美国舰队指挥官将远离亚洲海岸，他们便可以推迟建造堪与美国核动力航母相匹敌的大型航空母舰。换言之，如果中美两国海军正面交战的概率微乎其微，中国海军完全可以推迟将舰艇、飞机和其他武器立即提升到与美国对等水平的昂贵军备建设计划。他们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战略假期”，试验诸多的海军新科技，以发展一支最契合北京在本地区政治目标的舰队。

　　一言以蔽之：建设“要塞舰队”可以让北京获得更大的空间去发展一种复杂的强制外交，手段包括密集部署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分工合理的柴电潜艇、高速巡逻艇以及非军事措施，目标是把美国海军（它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赖以寄存的基本力量）阻挡在亚洲海域之外。精明的海上战略甚至能令北京在地区事务上占据支配性地位。

　　马汉式批评

　　中国海上战略的发展可以说和最近几十年的普遍趋势背道而驰。我们看到，装备有高科技防御系统——最著名的一种是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安装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的作战舰队在全球各大洋横行无忌，丝毫不必为介入(access，亦作“通道”或“入口”——译者注)某一重要海上战区的问题而担心；而海岸防御的一方在技术上依旧落后，岸防舰队龟缩在每岸线附近，对远洋舰队的威胁微乎其微。如前文所述，马汉在将近一百年前就谴责迂这种防御心态。像衰落H的沙皇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尤其容易为这种心态所左右，他们把舰队视为海岸防御的一种短距离延伸，对决定性舰队会战则毫无认识。

　　依据陆上作战的经验、鼓吹固守苦干海岸要塞的思潮在战略家中并不缂见，但这一思潮与马汉意义上的海上作战可谓南辕北辙，后者依靠的是与进攻相连。它关乎足以把敌人旗帜逐出重要海域的“压倒性力量”的养成，胜利者将有能力封锁失败一方的海岸线（参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360 - 1783》第2章）。为了行使这种“制海权”(Command ofthe Sea)，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海上控制”(Sea Control)，一国海军必须远远驶出本方岸基火力的射程，游弋于公海之上，伺机与敌方作战舰队交火（参杰弗里·蒂尔：《海权》）。

　　马汉基于他对进攻的偏好，严厉批评了俄国海军在1904 - 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在那次战争中，俄方的战略表现出明显的守势特征。俄军指挥官从一开始就拘泥于守势，畏葸不前，他们让舰队待在港口周边，回避本来可能更有利于达成战略目标的海上会战。旅顺和海参崴的两支俄国舰队很少出击到岸基火力（主要是安装在海岸要塞中的重炮）覆盖范围之外的海区。不仅如此，在俄圄人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击到公海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联合舰队都使他们蒙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舰船损失。到战争结束时，黄海和对马海峡的水底已经满是俄国舰队的残骸（参丹尼斯。沃纳、佩吉。沃纳：《大势在日方：1904 - 1905年日俄战争史》）。俄国海上力量遭遇了一场劫难。马汉为这幅景象感到惊骇，他把要塞舰队鞭挞为海战领域一种“彻头彻尾错误”的观念，并为俄国的陆上战争传统移植给其海军的防御本能和偏好感到悲哀（参马汉：“日俄战争回顾”）。

　　马汉指责俄军指挥官把港口和舰队之间的关系搞反了（参马汉：“日俄战争回顾”）。简言之，旅顺的舰队原本是用来保卫港口的，现在却成了港口的火炮去保护怯战的舰队。这样一来，原本可以冒险去和日本海军交战的舰队暂时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大体来说，马汉认为“要塞舰队”战略的负面特征集中于以下几点：

　　(1)守势思维。马汉是进攻型海上力量的倡导者，他鼓励航海国家在海外建立基地、派出舰船，以扶植商业。而“要塞舰队”观念不仅源自俄国由来已久的战略预设（指更重视“眼见为实”的陆上领土及其防卫——译者注），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预设，使得俄国的海上力量长期处于衰弱状态。马汉认为俄国的战咯文化很不健康，因为它排斥富有前瞻性的主动精神。

　　(2)对海岸防御的痴迷。大陆国家往往倾向于按照陆上防御的条条框框来思考，因为虎视眈眈的陆上邻国有可能入侵并占领本国领土，拿破仑在1812年深入俄国心脏地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有鉴于此，俄国人认定确保若干地理要点和坚固基地免于被占领是很重要的。对许多俄国战略家来说，跨越重洋保护贸易和商业或者与敌方战舰进行决斗的想法是完全陌生的。

　　(3)舰队部署分散。因为俄国人是如此执着于保卫海岸据点，他们的舰队势必分拆成若干部分，各自防御几大重要港口、“窄海”、海峡等。每支分舰队的实力都比集结全部兵力前来攻击的敌人要弱。马汉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日本舰队得以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中把整个俄国海军消耗殆尽，并自此称霸于亚洲海上（俄国黑海舰队在此次战争后依然完好无损，不过这支舰队在战略上毫无价值。土耳其与俄国存在长期的冲突，他们不会允许黑海舰队驶出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原作者注）。

　　上述雄辩的指责不仅适用于俄国，也可以用来评价中国晚清政府，在日俄战争前十年，北洋舰队正是因为类似的缘故惨败于日本帝国海军。不过旧论断对今天的新中国是否适用毕竟值得怀疑。21世纪的中国可不是某个在海上畏畏缩缩的腐朽王朝。不仅如此，马汉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倘若中国能把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与其战略传统结合起来，他们完全可以消解乌汉提出的异议。一支“要塞舰队”不仅有望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甚至还有可能充当它走向远洋的重要工具。

　　一种基于“以陆制海”观念的战略符合中国的战略-战术倾向，这个国家和沙俄一样，本质上是大陆中心的。不过与沙俄不同的是，中国既有技术、也有资本来完成这项战略工程。美国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与大卫·杨(David Yang)注意到，“从陆上对军舰发起攻击不算什么新鲜的想法……考虑到中国的地理战略态势，‘以陆制海’的概念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参埃里克森、杨：“以陆制海？中国分析家评估反舰弹道导弹”，《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评论》，2009年秋季号）。借用一个常见的中文词汇，这或许可以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要塞舰队。

　　中国式要塞舰队战略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大量运用高新科技，以便把人民海军从近岸水域解放出来。在马汉的时代，海岸要塞只能在重炮的最大有效射程内为舰队提供火力掩护。仍以日俄战争为例，俄国舰队若想借助岸基火力的保护来对抗日本舰队，就必须把活动范围限制在旅顺港向边十余英里范围内。不可越雷池一步。到了今天，岸基海军武器的射程已经远运超过了“近海”区域，直抵与中国海岸线大致平行的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列岛，经台湾延伸至南方的菲律宾群岛）。该岛链据中国海岸约有100英里之遥，依纬度的不同略有差异。至于这块（岸基）防护盾能够囊括多大范围则将取决于中国的科学与工程部门对反舰技术的驾驭程度。一些夸张的说法称，北京在研的几种武器系统可以把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导弹）战斗部投射到数百英里之外，打击移动的海上目标。这样一来，中国人的“要塞”实际上就扩展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把本国周边海域全部包围在内。

　　这种由技术推动的战略在成本上也颇有优势。即使是最新型的反舰导弹也比有能力在公海上与敌方舰队正面对决的主力舰造价要便宜。在获得了足够的岸基火力支援后，中国海军就没有必要再建造与他们的美国同行旗鼓相当的军舰了。只要中国舰队始终处在“要塞”的保护圈内，即使它只有中等规模，在实现北京的（政治和安全）目标方面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要塞”的火力将迫使美国舰队退到安全距离之外。由此看来，“要塞舰队”代表一种成本相对低廉的思路，它既能满足北京在海上的需求，又避免了投入一场成本高昂、不断升级的对美海军军备竞赛。是否要加速发展相应的科技、以建造这样一支舰队完全取决于中国政治领导人是怎么想的。

　　中国防御者的思维富于攻击性

　　中国并不像沙皇俄国那样拘泥于守势思维。马汉曾认为要塞舰队“是俄国陆海军思想中的统治观念”（参马汉：《海军战略》第13章）。不仅如此，他还意识到“赞成要塞舰队的民族偏见”深深影响了俄国军官在对日作战中的行动部署和战术思路。尽管当时还没有“战略文化”这一术语，但马汉已经发现俄国人中存在的某些天生癖好从多个层次扼杀了其海军的进攻精神。1970年代，兰德公司分析员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正式提出了“战略文化”的概念，它指的是“引导并限制主体在战略问题上的思维的；某些态度和信念，它影响了主体规划战略问题的方式，设定了战略讨论所依据的思想源泉和感性系数”（参斯奈德：《苏联战略文化：核选项的意义》。斯奈德的这本书恰好和马汉有着同样的主题，即分析俄国。在他看来，最大的挑战在于确定苏联领导人是否接受西方的核威慑逻辑——原作者注）。以此观之，一国的战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战略性格。

　　英国学者科林·格雷( Colin Gray)在斯奈德的概念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扩充。在他看来，战略文化从三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大众文化”，二是战略文化本身，三是该国军事体系的组织文化（参格雷：“走出野蛮：战略文化的鼎盛时代”，《当代战略》2007年1月号）。大众文化指的是遍及整个社会的高级文化，它塑造了人们的思维习惯。战略文化则是指与依据政治目标调配相应的方法和手段这一过程直接关联的那部分态度和信念。而在组织层面，战略文化的双重性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拥有健康、主动的文化的（军事）体系可以在压力下茁壮成长。另一方面，如果有不良习惯根植到了组织文化和官僚系统的日常运作当中，它们将很难被打破。一个敏捷灵动、适应性强的体系则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或舍弃常规运作中的某些部分，以适应战略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

　　幸运的是，今日的中国继承的是一种良性的战略文化（这一虑要好过沙俄），它使得解放军有可能发挥出现代要塞舰队的积极效用。必须承认，许多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大众文化至少就表象而言是先天防御性的。汉学家费正清注意到，在历史上，中国儒家传统把战争看作是“无关要旨”的因素，“这种轻视是基于道德方面的准则，后者对中国思想有着源远流长的影响”（参格雷：“走出野蛮”）。与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相比，中国政治家“对战争带来的荣耀向来不甚感冒”，这应当归因于“中国传统中的和平主义倾向”（参格雷：“走出野蛮”）。

　　这些看法当然言之成理，不过它们忽视了王朝时代结束后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战略和战术层面看，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费正清笔下那个先天爱好和平的社会了。红色中国创建过程中的那些史诗性事件——长征也好，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抗日战争也好，国共内战也好——留下了共同经验：中国军队指挥官必须随时准备好在守势战略局面下采取攻势的部署和战术行动，当他们在地理上被包围起来时，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上述经验恰恰与今日中国的海上态势异曲同工：美国海军控制着中国周边的外围海区，解放军海军则刚刚开始争取一席之地。

　　北京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思想遗产大部分得自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毛泽东主席。毛根据共产党军队与日寇以及国民党军的作战经验得出了一个假设：战争开始时，共产党军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辅以富于攻击性的灵活战略，不利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可以逆转的。例如，毛坚持认为侵华日军“之优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较强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效率（参毛泽东：《论持久战》）。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缺点：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无法维持与日本本土间的海上航路畅通，也没有清晰的战争目标和战略。这些缺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放大，削弱占领军的力量。
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7-23/1129791721.html
资料图：第二炮兵东风-21改进型中程弹道导弹。

资料图：美国海军部长格林纳特访问中国海军旅顺军港，可见港内的039B型常规潜艇和22型导弹快艇

（本文原载于《现代舰船》杂志）

　 中国的“要塞舰队”

　　过去一年中，海外分析人士对未来中国航母的用兵思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美国海军退役上校卡尔·舒斯特在《海军学会会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可能利用岸基反舰弹道导弹建立反介入区，让航母在该区域内充当快速反应平台，这一思路在海军战略上被称为“要塞舰队”。《现代舰船》的长期对话者、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霍尔姆斯自2006年以来曾多次撰文分析“要塞舰队”战略对中国海军的影响，本文是其中的代表作。

　　中国正在尝试将一系列新旧不等的科技融入到一支“要塞舰队”(Forcress FIeet)当中，这个术语是美国海军上校、大名鼎鼎的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IfredThayer Mahan)最早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种几乎只在岸基火力支援范围内作战的海军。在19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海军科技还相当原始)，马汉批评这种作战观念严重限制了舰队的活动半径，桎梏了机动自由，窒息了海军指挥官的主动性。在那个岸基火力有效射程不足10英里的年代，他的批评意见广为人知。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它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

　　到了今天，上述论断的可靠性越来越值得怀疑。马汉不可能预见到世上会出现像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这样的新军事科技。这类精确武器使得海岸防御在范围、精度和破坏力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如今，沿海岸线部署的机动式反舰导弹发射架可以同时攻击多个海上目标，其最大射程可达数百英里之遥。这样一来，像中国这样的濒海国家就有更大的可能去阻止一支像美国海军这样的强大舰队强行介入亚洲海域。倘真如此，中国第二炮兵部队(导弹部队)完全可以置美国远征和打击部队于被摧毁的危险中，考虑到介入亚洲的战术和战略成本过于高昂，美国领导人在面对冲突时极有可能踌躇不前。站在北京的立场上，最好的情形是美国总统向潜在的损失低头。如果华盛顿在中国出兵台湾或介入其他地区冲突时袖手旁观，中国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东方战略艺术中“善之善者”的境界。

　　通过在亚洲海域筑起保护盾的方式，北京不必冒和美国海军正面碰撞的风险就可以控制本国周边海区。试举一例，假使中国海军领导人确信美国舰队指挥官将远离亚洲海岸，他们便可以推迟建造堪与美国核动力航母相匹敌的大型航空母舰。换言之，如果中美两国海军正面交战的概率微乎其微，中国海军完全可以推迟将舰艇、飞机和其他武器立即提升到与美国对等水平的昂贵军备建设计划。他们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战略假期”，试验诸多的海军新科技，以发展一支最契合北京在本地区政治目标的舰队。

　　一言以蔽之：建设“要塞舰队”可以让北京获得更大的空间去发展一种复杂的强制外交，手段包括密集部署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分工合理的柴电潜艇、高速巡逻艇以及非军事措施，目标是把美国海军（它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赖以寄存的基本力量）阻挡在亚洲海域之外。精明的海上战略甚至能令北京在地区事务上占据支配性地位。

　　马汉式批评

　　中国海上战略的发展可以说和最近几十年的普遍趋势背道而驰。我们看到，装备有高科技防御系统——最著名的一种是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安装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的作战舰队在全球各大洋横行无忌，丝毫不必为介入(access，亦作“通道”或“入口”——译者注)某一重要海上战区的问题而担心；而海岸防御的一方在技术上依旧落后，岸防舰队龟缩在每岸线附近，对远洋舰队的威胁微乎其微。如前文所述，马汉在将近一百年前就谴责迂这种防御心态。像衰落H的沙皇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尤其容易为这种心态所左右，他们把舰队视为海岸防御的一种短距离延伸，对决定性舰队会战则毫无认识。

　　依据陆上作战的经验、鼓吹固守苦干海岸要塞的思潮在战略家中并不缂见，但这一思潮与马汉意义上的海上作战可谓南辕北辙，后者依靠的是与进攻相连。它关乎足以把敌人旗帜逐出重要海域的“压倒性力量”的养成，胜利者将有能力封锁失败一方的海岸线（参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360 - 1783》第2章）。为了行使这种“制海权”(Command ofthe Sea)，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海上控制”(Sea Control)，一国海军必须远远驶出本方岸基火力的射程，游弋于公海之上，伺机与敌方作战舰队交火（参杰弗里·蒂尔：《海权》）。

　　马汉基于他对进攻的偏好，严厉批评了俄国海军在1904 - 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在那次战争中，俄方的战略表现出明显的守势特征。俄军指挥官从一开始就拘泥于守势，畏葸不前，他们让舰队待在港口周边，回避本来可能更有利于达成战略目标的海上会战。旅顺和海参崴的两支俄国舰队很少出击到岸基火力（主要是安装在海岸要塞中的重炮）覆盖范围之外的海区。不仅如此，在俄圄人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击到公海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联合舰队都使他们蒙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舰船损失。到战争结束时，黄海和对马海峡的水底已经满是俄国舰队的残骸（参丹尼斯。沃纳、佩吉。沃纳：《大势在日方：1904 - 1905年日俄战争史》）。俄国海上力量遭遇了一场劫难。马汉为这幅景象感到惊骇，他把要塞舰队鞭挞为海战领域一种“彻头彻尾错误”的观念，并为俄国的陆上战争传统移植给其海军的防御本能和偏好感到悲哀（参马汉：“日俄战争回顾”）。

　　马汉指责俄军指挥官把港口和舰队之间的关系搞反了（参马汉：“日俄战争回顾”）。简言之，旅顺的舰队原本是用来保卫港口的，现在却成了港口的火炮去保护怯战的舰队。这样一来，原本可以冒险去和日本海军交战的舰队暂时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大体来说，马汉认为“要塞舰队”战略的负面特征集中于以下几点：

　　(1)守势思维。马汉是进攻型海上力量的倡导者，他鼓励航海国家在海外建立基地、派出舰船，以扶植商业。而“要塞舰队”观念不仅源自俄国由来已久的战略预设（指更重视“眼见为实”的陆上领土及其防卫——译者注），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预设，使得俄国的海上力量长期处于衰弱状态。马汉认为俄国的战咯文化很不健康，因为它排斥富有前瞻性的主动精神。

　　(2)对海岸防御的痴迷。大陆国家往往倾向于按照陆上防御的条条框框来思考，因为虎视眈眈的陆上邻国有可能入侵并占领本国领土，拿破仑在1812年深入俄国心脏地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有鉴于此，俄国人认定确保若干地理要点和坚固基地免于被占领是很重要的。对许多俄国战略家来说，跨越重洋保护贸易和商业或者与敌方战舰进行决斗的想法是完全陌生的。

　　(3)舰队部署分散。因为俄国人是如此执着于保卫海岸据点，他们的舰队势必分拆成若干部分，各自防御几大重要港口、“窄海”、海峡等。每支分舰队的实力都比集结全部兵力前来攻击的敌人要弱。马汉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日本舰队得以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中把整个俄国海军消耗殆尽，并自此称霸于亚洲海上（俄国黑海舰队在此次战争后依然完好无损，不过这支舰队在战略上毫无价值。土耳其与俄国存在长期的冲突，他们不会允许黑海舰队驶出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原作者注）。

　　上述雄辩的指责不仅适用于俄国，也可以用来评价中国晚清政府，在日俄战争前十年，北洋舰队正是因为类似的缘故惨败于日本帝国海军。不过旧论断对今天的新中国是否适用毕竟值得怀疑。21世纪的中国可不是某个在海上畏畏缩缩的腐朽王朝。不仅如此，马汉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倘若中国能把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与其战略传统结合起来，他们完全可以消解乌汉提出的异议。一支“要塞舰队”不仅有望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甚至还有可能充当它走向远洋的重要工具。

　　一种基于“以陆制海”观念的战略符合中国的战略-战术倾向，这个国家和沙俄一样，本质上是大陆中心的。不过与沙俄不同的是，中国既有技术、也有资本来完成这项战略工程。美国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与大卫·杨(David Yang)注意到，“从陆上对军舰发起攻击不算什么新鲜的想法……考虑到中国的地理战略态势，‘以陆制海’的概念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参埃里克森、杨：“以陆制海？中国分析家评估反舰弹道导弹”，《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评论》，2009年秋季号）。借用一个常见的中文词汇，这或许可以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要塞舰队。

　　中国式要塞舰队战略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大量运用高新科技，以便把人民海军从近岸水域解放出来。在马汉的时代，海岸要塞只能在重炮的最大有效射程内为舰队提供火力掩护。仍以日俄战争为例，俄国舰队若想借助岸基火力的保护来对抗日本舰队，就必须把活动范围限制在旅顺港向边十余英里范围内。不可越雷池一步。到了今天，岸基海军武器的射程已经远运超过了“近海”区域，直抵与中国海岸线大致平行的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列岛，经台湾延伸至南方的菲律宾群岛）。该岛链据中国海岸约有100英里之遥，依纬度的不同略有差异。至于这块（岸基）防护盾能够囊括多大范围则将取决于中国的科学与工程部门对反舰技术的驾驭程度。一些夸张的说法称，北京在研的几种武器系统可以把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导弹）战斗部投射到数百英里之外，打击移动的海上目标。这样一来，中国人的“要塞”实际上就扩展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把本国周边海域全部包围在内。

　　这种由技术推动的战略在成本上也颇有优势。即使是最新型的反舰导弹也比有能力在公海上与敌方舰队正面对决的主力舰造价要便宜。在获得了足够的岸基火力支援后，中国海军就没有必要再建造与他们的美国同行旗鼓相当的军舰了。只要中国舰队始终处在“要塞”的保护圈内，即使它只有中等规模，在实现北京的（政治和安全）目标方面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要塞”的火力将迫使美国舰队退到安全距离之外。由此看来，“要塞舰队”代表一种成本相对低廉的思路，它既能满足北京在海上的需求，又避免了投入一场成本高昂、不断升级的对美海军军备竞赛。是否要加速发展相应的科技、以建造这样一支舰队完全取决于中国政治领导人是怎么想的。

　　中国防御者的思维富于攻击性

　　中国并不像沙皇俄国那样拘泥于守势思维。马汉曾认为要塞舰队“是俄国陆海军思想中的统治观念”（参马汉：《海军战略》第13章）。不仅如此，他还意识到“赞成要塞舰队的民族偏见”深深影响了俄国军官在对日作战中的行动部署和战术思路。尽管当时还没有“战略文化”这一术语，但马汉已经发现俄国人中存在的某些天生癖好从多个层次扼杀了其海军的进攻精神。1970年代，兰德公司分析员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正式提出了“战略文化”的概念，它指的是“引导并限制主体在战略问题上的思维的；某些态度和信念，它影响了主体规划战略问题的方式，设定了战略讨论所依据的思想源泉和感性系数”（参斯奈德：《苏联战略文化：核选项的意义》。斯奈德的这本书恰好和马汉有着同样的主题，即分析俄国。在他看来，最大的挑战在于确定苏联领导人是否接受西方的核威慑逻辑——原作者注）。以此观之，一国的战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战略性格。

　　英国学者科林·格雷( Colin Gray)在斯奈德的概念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扩充。在他看来，战略文化从三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大众文化”，二是战略文化本身，三是该国军事体系的组织文化（参格雷：“走出野蛮：战略文化的鼎盛时代”，《当代战略》2007年1月号）。大众文化指的是遍及整个社会的高级文化，它塑造了人们的思维习惯。战略文化则是指与依据政治目标调配相应的方法和手段这一过程直接关联的那部分态度和信念。而在组织层面，战略文化的双重性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拥有健康、主动的文化的（军事）体系可以在压力下茁壮成长。另一方面，如果有不良习惯根植到了组织文化和官僚系统的日常运作当中，它们将很难被打破。一个敏捷灵动、适应性强的体系则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或舍弃常规运作中的某些部分，以适应战略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

　　幸运的是，今日的中国继承的是一种良性的战略文化（这一虑要好过沙俄），它使得解放军有可能发挥出现代要塞舰队的积极效用。必须承认，许多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大众文化至少就表象而言是先天防御性的。汉学家费正清注意到，在历史上，中国儒家传统把战争看作是“无关要旨”的因素，“这种轻视是基于道德方面的准则，后者对中国思想有着源远流长的影响”（参格雷：“走出野蛮”）。与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相比，中国政治家“对战争带来的荣耀向来不甚感冒”，这应当归因于“中国传统中的和平主义倾向”（参格雷：“走出野蛮”）。

　　这些看法当然言之成理，不过它们忽视了王朝时代结束后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战略和战术层面看，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费正清笔下那个先天爱好和平的社会了。红色中国创建过程中的那些史诗性事件——长征也好，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抗日战争也好，国共内战也好——留下了共同经验：中国军队指挥官必须随时准备好在守势战略局面下采取攻势的部署和战术行动，当他们在地理上被包围起来时，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上述经验恰恰与今日中国的海上态势异曲同工：美国海军控制着中国周边的外围海区，解放军海军则刚刚开始争取一席之地。

　　北京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思想遗产大部分得自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毛泽东主席。毛根据共产党军队与日寇以及国民党军的作战经验得出了一个假设：战争开始时，共产党军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辅以富于攻击性的灵活战略，不利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可以逆转的。例如，毛坚持认为侵华日军“之优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较强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效率（参毛泽东：《论持久战》）。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缺点：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无法维持与日本本土间的海上航路畅通，也没有清晰的战争目标和战略。这些缺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放大，削弱占领军的力量。
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7-23/1129791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