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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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 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

    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

    东德却没有英雄。

    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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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 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

    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

    东德却没有英雄。

    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