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排长玷污朝鲜副部长夫人为何没被处罚？

http://news.ifeng.com/a/20140723/41269508_0.shtml

本文摘自中国军网，作者：王平，原题为：保卫和参加朝鲜和平建设，本文为节选

王平简介：湖北阳新县人。原名王惟允，参加红军后曾三度改名，刚参加红军时，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叫王平时常喊成“王翁翁”，所以改名为“王明”。延安时期，批判王明路线，又改名“王平”。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1955年授衔为开国上将。

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于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二次到朝鲜担任志愿军领导工作。出发前，总干部部肖华部长同我谈了话。他告诉我：军委考虑准备将志愿军政治委员李志民调回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你去接替李志民的职务。在李志民回国前，你先担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回国后，再调梁必业接替你的职务。我到朝鲜时没有任职命令，只带了一封总政治部的介绍信。

直到八月，李志民走了以后，我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才下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纷纷猜测谁来当政委。当然，我和杨勇都清楚，这是补的命令。过了两天，又来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签发的命令，任命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梁必业当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是志愿军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政治委员。第一任是彭德怀司令员兼，第二任是邓华司令员兼，第三任是李志民。这时杨勇为志愿军党委第一书记，我接李志民为第二书记。

这时，志愿军还有五个野战军、两个兵团架子。第一军直属志愿军总部领导；第九兵团副司令员是曾思玉，后为张天云，辖第十六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是孙继先，参谋长欧阳家祥，辖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

在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总的任务，一是继续加强战备，搞好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坚决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保卫中朝两国社会主义建设，随时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二是继续增进和朝鲜人民的团结，协助朝鲜人民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为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作出贡献。

在一九五五年我离开朝鲜的时候，志愿军各部队在战备训练的间隙，积极帮助朝鲜人民在战争的废圩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二战的部队提出“保证住地不荒一亩田”的口号，帮助朝鲜人民进行耕地、插秧、送粪、锄草、收割、打场等各种劳动，有的部队提出：“包收、包运、包打、包藏。”还帮助朝鲜人民进行修坝、掘井、修桥、修渠挖沟和修盖房屋、学校，植树等各项建设。


这次我重到朝鲜，和离开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为首的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下，到处是一片生产建设的繁忙景象。平壤等一些大中城市，已按各级政府的建设计划初具规模，高低建筑错落有致，宽阔的道路整齐清洁，街道两旁商店林立，人民群众熙熙攘攘；各工厂马达轰鸣，工人争分夺秒地工作，人人争取多做贡献。广大农村田地平整，新房排列有序，虽然残冬未尽，但农民们已着手做春播的各项准备工作。无论是城市或农村，朝鲜人民建设美好祖国的热情空前高涨。

我到志愿军总部以后，和杨勇及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继续坚持不懈的抓两项任务的落实。朝鲜停战以后，美国仍然制造紧张的局势，它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屡屡发生。美方制造种种障碍，反对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五年间，美方在地面和空中越过军事分界线的挑衅活动达七百九十二起。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保持高度戒备，及时地击破了美方的这些挑衅活动，有效地保卫了军事分界线。
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中方面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揭露美方违反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义正词严地同美方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一起，积极修筑工事，加强军政训练，严阵以待，随时对付美伪军任何军事挑衅。据统计，我军在撤军前仅修筑坑道就达一千二百五十公里，挖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六千二百四十公里；所修的十万个地堡，出土六千多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堆成宽高各一米的长堤，可以围绕地球的赤道线转一圈半，人称“当代地下长城”由于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斗争，加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同情和支持，使朝鲜停战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志愿军在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民主朝鲜当作自己的责任，以高度的热情，积极参加建设工作。在接近战区的许多地方，志愿军战士协助回乡的朝鲜农民起出敌人埋下的地雷等爆炸物，盖房子、平整农田，使他们尽快安居，恢复生产。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帮助朝鲜人民修复铁路线和火车站，重建新建铁路桥梁三百多座，迅速恢复朝鲜北部的铁路交通运输。

志愿军工程部队全力以赴，投入平壤、咸兴、元山等城市的重建工作，担负了修建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朝鲜是生产水稻为主的国家，我们组织志愿军指战员突击修复了被敌人破坏的见龙、泰川等八个水库，修建了平南灌溉工程、胜湖里灌溉工程等大型水利设施，使朝鲜的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志愿军在战后的五年多时间内，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八百八十一座，民房四万五千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四千二百六十座；修建堤坝四千零九十六条，全长近四百三十公里；修建大小水渠二千二百九十五条，长达一千二百多公里；植树三千六百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六万三千多吨，为群众治病一百八十八万多人次。志愿军全体指战员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参加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流了血，流了汗，和朝鲜人民一道创立了英雄业绩，做出很大贡献。

停战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由于志愿军长期在国外执行作战和战备任务，因地域环境和交往关系的变化，给部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诸如：如何对待朝鲜的党政军领导，如何处理与朝鲜人民军的关系，如何看待我们对朝鲜的援助，如何看待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如何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都是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一旦发生，就会涉及到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要求志愿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与之相适应，而且要把工作做在可能发生问题之前，这就使志愿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更加艰巨，更加繁重。

停战以前，指战员一切为了打仗，一心想的是如何消灭敌人，思想比较单纯，发生问题不多。停战以后，相对来说环境有所改变，各方面条件有所改善，各部队思想比较活跃，相继出现了一些问题苗头。这时，如果政治思想工作稍有疏忽或漏洞，就会发生大的问题。因此，停战以后，政治工作必须抓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第二次入朝以后，有的同志向我反映，志愿军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们说，一九五六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举行授衔仪式，一千多辆小汽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交通，平壤市的交通警察指挥不了，只好由带红袖标的志愿军来指挥。当时就有人讲：“志愿军把平壤市军管了。”影响很不好。朝鲜领导同志采取克制态度，事情过去就没有再讲什么。


还有的同志反映，有些指战员对朝鲜群众不够尊重，把一些地区的贫困现象编成顺口溜，影响了同朝鲜群众的关系。我回到朝鲜以来，也发生了几件事。一次，朝鲜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出视察工作，顺道想到一处风景名胜区看一下。这个名胜区在我志愿军警戒区内，结果被我们的哨兵阻拦没有去成。我听到报告之后，既感到惊讶，又深觉自愧。这是朝鲜的国土，怎么能够因为是我们的警戒区，就不让人家国家领导人去活动呢？我自愧对部队的教育不深入，自己也有责任。我严肃地批评了当地驻军领导，并立即去向朝鲜政府道歉。朝鲜政府领导同志姿态很高，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事先没有联系，志愿军战士严格执行警戒规定是对的。”

再一件事是，我们的一个排长污辱了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按纪律是要枪毙的。金日成首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不要枪毙他。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不少人，不要枪毙他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工作我们去做。”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后来，我们尊重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把这位排长遣送回国。

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和中央军委的一些指示，参照志愿军入朝以来的有关规定和实践经验，结合当时部队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对志愿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在部队执行政策纪律方面做出了规定和要求。
后来我们把它归纳为十条：(一)尊重朝鲜劳动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遵守朝鲜的政策法令(特别是货币政策)；爱护兄弟国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严禁调戏妇女。(二)不准干涉朝鲜内政，不准批评朝鲜国家领导人的缺点或议论是非，不得了解朝鲜党和国家的内部情况，严禁单独的做社会调查。(三)不准擅自划禁区，必要时应通过朝鲜国家政府，由政府作出规定。(四)部队个别人员犯有违法乱心行为，应征求朝鲜政府意见，按朝鲜国家法律处理，必要时，直接送朝鲜国家政府惩处。(五)对朝鲜人民中个别盗窃我军物资的人，一般应当面劝告了事，严重的应送请朝鲜国家政府处理，严禁私自扣留、打骂或开枪伤人。(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特别要防止走火、车祸伤人。(七)除紧急情况外，对群众进行助耕生产、发放救济物品等，应事先与政府协商，并通过政府办理，不要直接自行办理。(八)要特别注意尊重朝鲜的民族自尊心，在一切接触中，要多讲人家对我们的援助，少讲我们对人家的援助，坚决反对以恩人自居的思想。(九)对部队要经常地、具体地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时时警惕大国主义思想。(十)在国内行之有效的群众纪律，在国外更应严格遵守，要做得更好。

我们把上述十条意见和要求，作为志愿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经常对部队进行教育和检查，发现苗头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及志愿军总部机关，首先从自身做起，做出表率，带头尊重朝鲜党和政府，重大问题都和朝鲜政府洽商，尊重朝鲜国家主权，不干涉朝鲜国家内政。我和杨勇经常向金日成首相报告和请示有关工作问题。各部队也都和驻地的朝鲜党政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定期拜访当地党政领导同志，征求他们对志愿军的意见。

我们深入部队，到下边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时，坚持少讲志愿军的成绩，多向指战员宣传朝鲜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在如何看待我们对朝鲜的援助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总理讲得很精辟，很深刻，对我们教育很大。金日成首相在和周总理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中国对朝鲜援助很大，表示感谢。

周总理对金日成首相说：“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量大但时间短，朝鲜对中国的援助，量虽小但时间长。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一直到抗日战争，朝鲜许多同志，包括金日成首相在内都在中国战斗，总的看，是朝鲜对中国的援助多，要感谢首先应该感谢朝鲜人民。”还有一次，我们陪同周总理观看志愿军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在舞台上扮演朝鲜阿妈妮、老大爷，道白中讲志愿军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等等。周总理当即指出：“不要这样演，我们的功绩，要让朝鲜同志去讲，我们不能强加于人。朝鲜同志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不加干预，但是我们这样演，朝鲜同志看了听了会不高兴的。”我们经常用周总理这些话教育志愿军指战员，不要居功自傲，要自觉遵重朝鲜党、政府和人民。

为了进一步解决少部分同志产生的大国主义和居功自傲的思想情绪，我同杨勇商量决定，组织一个由军、师、团各级干部和英雄模范等一百多人参加的“志愿军学习团”，深入朝鲜各地参观访问，杨勇亲任团长。

“学习团”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守卫的阵地、防线，其中有一个高地曾击退敌人数百次的进攻，战斗残酷程度如同上甘岭战役；还访问了设在地下掩体里的学校，学生都是战争中丧失父母的孤儿。

“学习团”每到一地，都请当地的人民军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和英勇保护志愿军的朝鲜妇女作报告，讲述他们的事迹。跟随“学习团”采访的记者杜心有一段很生动的回忆，他讲：“开始有的同志对组织这个学习团不以为然，谁是英雄？向谁学习？可是，跟着杨司令员到处跑了一圈，服气了。你不是觉得自己打了很多仗了不起吗？那就看看人家朝鲜同志打了多少仗，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打的；你不是感到自己援助了朝鲜同志有功吗？那就看看朝鲜人民是如何支援我们的，为了这种支援人家付出了多大牺牲……这样一来，许多同志被朝鲜人民和军队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感动了，认识到没有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没有人民军的并肩作战，哪里会有我们的胜利！”“参观回来，我们每个同志都成了宣传员，一个个结合自己的见闻体会，向周围同志宣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尊重朝鲜政府，反对大国主义的四项原则，很快就在全军掀起了向朝鲜人民学习，每个人为朝鲜人民做一件好事的活动。……没过多久，部队的风气就端正过来了。”这次组织“学习团”，在志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朝鲜政府为了加强同志愿军的联络，帮助志愿军解决各种困难，指示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专门向志愿军师以上单位派驻了政治文化联络部。我们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尊重联络部的同志。各部队在这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召开有关会议都请联络部的同志参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涉及有关朝鲜地方工作的，比如购买筹措物资，对群众进行助耕生产、发放救济物品，以及对敌宣传、剿匪肃特等工作，都事先向联络部的同志了解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情况，除紧急情况外，都通过联络部和朝鲜政府联系、协商。并在朝鲜政府统一领导下办理。志愿军和人民军在长期患难与共、并肩作战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援、互相激励，结成了亲密战友和兄弟情谊。http://news.ifeng.com/a/20140723/41269508_0.shtml

本文摘自中国军网，作者：王平，原题为：保卫和参加朝鲜和平建设，本文为节选

王平简介：湖北阳新县人。原名王惟允，参加红军后曾三度改名，刚参加红军时，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叫王平时常喊成“王翁翁”，所以改名为“王明”。延安时期，批判王明路线，又改名“王平”。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1955年授衔为开国上将。

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于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二次到朝鲜担任志愿军领导工作。出发前，总干部部肖华部长同我谈了话。他告诉我：军委考虑准备将志愿军政治委员李志民调回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你去接替李志民的职务。在李志民回国前，你先担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回国后，再调梁必业接替你的职务。我到朝鲜时没有任职命令，只带了一封总政治部的介绍信。

直到八月，李志民走了以后，我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才下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纷纷猜测谁来当政委。当然，我和杨勇都清楚，这是补的命令。过了两天，又来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签发的命令，任命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梁必业当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是志愿军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政治委员。第一任是彭德怀司令员兼，第二任是邓华司令员兼，第三任是李志民。这时杨勇为志愿军党委第一书记，我接李志民为第二书记。

这时，志愿军还有五个野战军、两个兵团架子。第一军直属志愿军总部领导；第九兵团副司令员是曾思玉，后为张天云，辖第十六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是孙继先，参谋长欧阳家祥，辖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

在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总的任务，一是继续加强战备，搞好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坚决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保卫中朝两国社会主义建设，随时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二是继续增进和朝鲜人民的团结，协助朝鲜人民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为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作出贡献。

在一九五五年我离开朝鲜的时候，志愿军各部队在战备训练的间隙，积极帮助朝鲜人民在战争的废圩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二战的部队提出“保证住地不荒一亩田”的口号，帮助朝鲜人民进行耕地、插秧、送粪、锄草、收割、打场等各种劳动，有的部队提出：“包收、包运、包打、包藏。”还帮助朝鲜人民进行修坝、掘井、修桥、修渠挖沟和修盖房屋、学校，植树等各项建设。


这次我重到朝鲜，和离开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为首的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下，到处是一片生产建设的繁忙景象。平壤等一些大中城市，已按各级政府的建设计划初具规模，高低建筑错落有致，宽阔的道路整齐清洁，街道两旁商店林立，人民群众熙熙攘攘；各工厂马达轰鸣，工人争分夺秒地工作，人人争取多做贡献。广大农村田地平整，新房排列有序，虽然残冬未尽，但农民们已着手做春播的各项准备工作。无论是城市或农村，朝鲜人民建设美好祖国的热情空前高涨。

我到志愿军总部以后，和杨勇及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继续坚持不懈的抓两项任务的落实。朝鲜停战以后，美国仍然制造紧张的局势，它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屡屡发生。美方制造种种障碍，反对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五年间，美方在地面和空中越过军事分界线的挑衅活动达七百九十二起。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保持高度戒备，及时地击破了美方的这些挑衅活动，有效地保卫了军事分界线。
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中方面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揭露美方违反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义正词严地同美方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一起，积极修筑工事，加强军政训练，严阵以待，随时对付美伪军任何军事挑衅。据统计，我军在撤军前仅修筑坑道就达一千二百五十公里，挖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六千二百四十公里；所修的十万个地堡，出土六千多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堆成宽高各一米的长堤，可以围绕地球的赤道线转一圈半，人称“当代地下长城”由于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斗争，加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同情和支持，使朝鲜停战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志愿军在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民主朝鲜当作自己的责任，以高度的热情，积极参加建设工作。在接近战区的许多地方，志愿军战士协助回乡的朝鲜农民起出敌人埋下的地雷等爆炸物，盖房子、平整农田，使他们尽快安居，恢复生产。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帮助朝鲜人民修复铁路线和火车站，重建新建铁路桥梁三百多座，迅速恢复朝鲜北部的铁路交通运输。

志愿军工程部队全力以赴，投入平壤、咸兴、元山等城市的重建工作，担负了修建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朝鲜是生产水稻为主的国家，我们组织志愿军指战员突击修复了被敌人破坏的见龙、泰川等八个水库，修建了平南灌溉工程、胜湖里灌溉工程等大型水利设施，使朝鲜的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志愿军在战后的五年多时间内，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八百八十一座，民房四万五千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四千二百六十座；修建堤坝四千零九十六条，全长近四百三十公里；修建大小水渠二千二百九十五条，长达一千二百多公里；植树三千六百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六万三千多吨，为群众治病一百八十八万多人次。志愿军全体指战员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参加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流了血，流了汗，和朝鲜人民一道创立了英雄业绩，做出很大贡献。

停战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由于志愿军长期在国外执行作战和战备任务，因地域环境和交往关系的变化，给部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诸如：如何对待朝鲜的党政军领导，如何处理与朝鲜人民军的关系，如何看待我们对朝鲜的援助，如何看待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如何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都是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一旦发生，就会涉及到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要求志愿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与之相适应，而且要把工作做在可能发生问题之前，这就使志愿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更加艰巨，更加繁重。

停战以前，指战员一切为了打仗，一心想的是如何消灭敌人，思想比较单纯，发生问题不多。停战以后，相对来说环境有所改变，各方面条件有所改善，各部队思想比较活跃，相继出现了一些问题苗头。这时，如果政治思想工作稍有疏忽或漏洞，就会发生大的问题。因此，停战以后，政治工作必须抓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第二次入朝以后，有的同志向我反映，志愿军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们说，一九五六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举行授衔仪式，一千多辆小汽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交通，平壤市的交通警察指挥不了，只好由带红袖标的志愿军来指挥。当时就有人讲：“志愿军把平壤市军管了。”影响很不好。朝鲜领导同志采取克制态度，事情过去就没有再讲什么。


还有的同志反映，有些指战员对朝鲜群众不够尊重，把一些地区的贫困现象编成顺口溜，影响了同朝鲜群众的关系。我回到朝鲜以来，也发生了几件事。一次，朝鲜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出视察工作，顺道想到一处风景名胜区看一下。这个名胜区在我志愿军警戒区内，结果被我们的哨兵阻拦没有去成。我听到报告之后，既感到惊讶，又深觉自愧。这是朝鲜的国土，怎么能够因为是我们的警戒区，就不让人家国家领导人去活动呢？我自愧对部队的教育不深入，自己也有责任。我严肃地批评了当地驻军领导，并立即去向朝鲜政府道歉。朝鲜政府领导同志姿态很高，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事先没有联系，志愿军战士严格执行警戒规定是对的。”

再一件事是，我们的一个排长污辱了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按纪律是要枪毙的。金日成首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不要枪毙他。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不少人，不要枪毙他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工作我们去做。”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后来，我们尊重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把这位排长遣送回国。

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和中央军委的一些指示，参照志愿军入朝以来的有关规定和实践经验，结合当时部队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对志愿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在部队执行政策纪律方面做出了规定和要求。
后来我们把它归纳为十条：(一)尊重朝鲜劳动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遵守朝鲜的政策法令(特别是货币政策)；爱护兄弟国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严禁调戏妇女。(二)不准干涉朝鲜内政，不准批评朝鲜国家领导人的缺点或议论是非，不得了解朝鲜党和国家的内部情况，严禁单独的做社会调查。(三)不准擅自划禁区，必要时应通过朝鲜国家政府，由政府作出规定。(四)部队个别人员犯有违法乱心行为，应征求朝鲜政府意见，按朝鲜国家法律处理，必要时，直接送朝鲜国家政府惩处。(五)对朝鲜人民中个别盗窃我军物资的人，一般应当面劝告了事，严重的应送请朝鲜国家政府处理，严禁私自扣留、打骂或开枪伤人。(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特别要防止走火、车祸伤人。(七)除紧急情况外，对群众进行助耕生产、发放救济物品等，应事先与政府协商，并通过政府办理，不要直接自行办理。(八)要特别注意尊重朝鲜的民族自尊心，在一切接触中，要多讲人家对我们的援助，少讲我们对人家的援助，坚决反对以恩人自居的思想。(九)对部队要经常地、具体地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时时警惕大国主义思想。(十)在国内行之有效的群众纪律，在国外更应严格遵守，要做得更好。

我们把上述十条意见和要求，作为志愿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经常对部队进行教育和检查，发现苗头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及志愿军总部机关，首先从自身做起，做出表率，带头尊重朝鲜党和政府，重大问题都和朝鲜政府洽商，尊重朝鲜国家主权，不干涉朝鲜国家内政。我和杨勇经常向金日成首相报告和请示有关工作问题。各部队也都和驻地的朝鲜党政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定期拜访当地党政领导同志，征求他们对志愿军的意见。

我们深入部队，到下边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时，坚持少讲志愿军的成绩，多向指战员宣传朝鲜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在如何看待我们对朝鲜的援助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总理讲得很精辟，很深刻，对我们教育很大。金日成首相在和周总理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中国对朝鲜援助很大，表示感谢。

周总理对金日成首相说：“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量大但时间短，朝鲜对中国的援助，量虽小但时间长。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一直到抗日战争，朝鲜许多同志，包括金日成首相在内都在中国战斗，总的看，是朝鲜对中国的援助多，要感谢首先应该感谢朝鲜人民。”还有一次，我们陪同周总理观看志愿军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在舞台上扮演朝鲜阿妈妮、老大爷，道白中讲志愿军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等等。周总理当即指出：“不要这样演，我们的功绩，要让朝鲜同志去讲，我们不能强加于人。朝鲜同志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不加干预，但是我们这样演，朝鲜同志看了听了会不高兴的。”我们经常用周总理这些话教育志愿军指战员，不要居功自傲，要自觉遵重朝鲜党、政府和人民。

为了进一步解决少部分同志产生的大国主义和居功自傲的思想情绪，我同杨勇商量决定，组织一个由军、师、团各级干部和英雄模范等一百多人参加的“志愿军学习团”，深入朝鲜各地参观访问，杨勇亲任团长。

“学习团”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守卫的阵地、防线，其中有一个高地曾击退敌人数百次的进攻，战斗残酷程度如同上甘岭战役；还访问了设在地下掩体里的学校，学生都是战争中丧失父母的孤儿。

“学习团”每到一地，都请当地的人民军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和英勇保护志愿军的朝鲜妇女作报告，讲述他们的事迹。跟随“学习团”采访的记者杜心有一段很生动的回忆，他讲：“开始有的同志对组织这个学习团不以为然，谁是英雄？向谁学习？可是，跟着杨司令员到处跑了一圈，服气了。你不是觉得自己打了很多仗了不起吗？那就看看人家朝鲜同志打了多少仗，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打的；你不是感到自己援助了朝鲜同志有功吗？那就看看朝鲜人民是如何支援我们的，为了这种支援人家付出了多大牺牲……这样一来，许多同志被朝鲜人民和军队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感动了，认识到没有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没有人民军的并肩作战，哪里会有我们的胜利！”“参观回来，我们每个同志都成了宣传员，一个个结合自己的见闻体会，向周围同志宣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尊重朝鲜政府，反对大国主义的四项原则，很快就在全军掀起了向朝鲜人民学习，每个人为朝鲜人民做一件好事的活动。……没过多久，部队的风气就端正过来了。”这次组织“学习团”，在志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朝鲜政府为了加强同志愿军的联络，帮助志愿军解决各种困难，指示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专门向志愿军师以上单位派驻了政治文化联络部。我们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尊重联络部的同志。各部队在这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召开有关会议都请联络部的同志参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涉及有关朝鲜地方工作的，比如购买筹措物资，对群众进行助耕生产、发放救济物品，以及对敌宣传、剿匪肃特等工作，都事先向联络部的同志了解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情况，除紧急情况外，都通过联络部和朝鲜政府联系、协商。并在朝鲜政府统一领导下办理。志愿军和人民军在长期患难与共、并肩作战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援、互相激励，结成了亲密战友和兄弟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