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读《西方将主宰多 ...

西风压倒东风

毫无疑问，对于“西方将主宰多久”这个问题，中国人恐怕是最关切的人群之一。因为在这里与“西方”对应的“东方”，其实主要是指中国；而且，中国人一直未忘怀在历史上那场漫长的角力中，中国曾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将近年来中国的兴起视为是“回归历史正常状态”的一次纠正。

成功者如果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那他将很难复制这一成功；而失败者如果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失败的，恐怕难免会重蹈覆辙。话虽如此，但面对历史上像罗马的兴衰、西方的兴起这类宏大命题，世人往往莫衷一是，几乎不可能有某个理论能令所有人信服，因为在这样庞大而又无法重复的事件中，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因果链条。
　　
以西方的兴起为例，正如伊恩•莫里斯在本书中简洁概括的，所有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西方的兴起是“长期注定”的，另一类则强调那只是“短期偶然”所导致。前者强调有某个关键因素（人种、地理、文化、政治等）在很久之前（常常追溯到古希腊）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而后者则认为西欧不过是运气较好而已，而且其优势直到1750年代仍不明显，换言之，西方的兴起不仅偶然，而且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不过是最近两百多年的现象。
　　
显然伊恩•莫里斯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满意（他归纳其论点也主要是为了批判它们），因为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因为，如果西方的优势是长期注定的，那么怎么解释西方历史上的低谷？他讥讽说，如果要支持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那必将面临一个难题，即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而短期偶然派的理论则关注的时段太短，未能将更长期的历史趋势纳入到解释中来。

确实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难免会受到时代限制。1750-1950年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兴起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这一派的，而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主宰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理论与其说是解释了历史，不如说是洋洋得意的西方人为了解释自己的优势是必然的，正如一个贵族在回溯历史时为了解释自己因何比其他人高出一等，总是会诉诸一些看起来命中注定的因素。而“短期偶然”理论本身的产生，也与它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它本身是战后新思想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文明内部的一种反思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将西方的优势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会是让思想界的人浑身不舒服的一件事，那更像是胜利者的诡辩，以及一种自认是上帝选民的不合时宜的自负。

在这么长的时段中，文化、政治之类以往被强调的无形因素似乎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哪里的人类，在智力和体质上并无不同，而不同地区的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类似的，不管他们最终以什么速度、什么理由、用什么方式，最终都自己找到了解决之道。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考察了东西方在文明肇始之后的社会发展，结论是：那些标志着文明的社会的各种标志性要素，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尽管年代上或许某些事物西方出现得更早一点，但关键是“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各自沿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这本身说明西方并无特异之处；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优势，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
　　
因此，他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在他看来，是地理这一非人为因素致使中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因而就缺乏廉价和便捷的水运通道，导致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其次，地理因素使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他反复强调，“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历史也曾有无限可能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人倒是很少会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即便有人提到黄土高原须对中国未能走向海洋文明负责，但最终这些论调仍然会落实到强烈的文化决定论上。自从西风东渐、国人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时起，这一论调时常弥漫于相关争论之中。无论是“丑陋的中国人”、“狼图腾”、“超稳定结构”等，其共同的特点就在于认为：某些特有的中国文化和制度须为中国的黑暗落后负责，而西化是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唯一途径。在这其中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近代史上中国的爱国者，常常对本国文化持有最强烈的批评态度。如鲁迅就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正是母语及其附属的母文化，导致数亿中国人陷入困境。其内在逻辑是：中国可以抛开汉字、汉语和中国文化继续存在，甚至中国要生存就必须与中国文化决裂，予以彻底清除。由此形成一套极端二元对立的话语：光明/黑暗、进步/退步、现代/传统、世界/中国、鲜活/陈腐、科学/迷信、革命/反动、新生/垂死、文明/野蛮，等等。
　　
这种观念假设，一旦中国清除阻碍进步的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拥抱并确立新文化，则一切都将迎刃而解，进入文明的新生而获得救赎。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盘西化是试图抄近路的一种想法。梁文道曾说，他最怕看到诸如“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样的字眼，因为“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这种决定论的观念并不认为“什么都不用做了”，恰恰相反，它认为必须行动起来，把“老法子统统去掉”。吊诡的是，另一种与它事实上是同根的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必须沿着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路线来发展。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认定文化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然而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却十分轻视文化因素，他根本不相信文化因素比地理因素更具决定性。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刻板印象，西方文化中也有一些分支有神秘倾向，而东方文化中也可以发展出逻辑思辨；而一些曾被认为是导致落后的因素，如儒家价值观，“现在这些看起来却像是巨大的优势”。这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现在往往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相信“长期决定”论，研究科技史的陈方正就倾向于认为西方科技的优势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奠定，总之双方的优劣态势在文化的根子上即已确定。反过来倒是许多西方学者对这类结论并不那么确信。

近代历史的经验也已表明，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如果只把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视为需要改造也能够被改造的客体，那在现实中是很难遂行的。民国时的中国通谢伟思，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早已认识到，“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是不可能通过信仰耶稣基督的道路而得到拯救和实现现代化的”（《出类拔萃之辈》）。
　　
说到底，东方和西方都是巨系统，而每个巨系统内部总是充满各种混杂的矛盾，没有哪个巨系统的运作能保持长期的自我完善，毕竟都是人制定的制度，都可能遇到事先无法预见的极端情形，关键是要有多元的试错能力。不管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总有“意外”：早先人们相信新教是现代化的必要动力，而日本的东方文化则是其阻碍，但最终日本也成了发达国家，证明这些文化因素即便不能促进，至少也无碍其实现现代化。每次出现这样的例外，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毕竟，现实不可能去遵循和适应理论。
　　
十年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洛杉矶的一次私人聚会上说：“对于我们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尝试利用第一的地位创造一个当我们不再是全球第一的时候还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需要补充的是，创造一个“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他们西方”的选择，也是所有人应当一起去努力创造和实现的。

http://www.huxiu.com/article/37807/1.html西风压倒东风

毫无疑问，对于“西方将主宰多久”这个问题，中国人恐怕是最关切的人群之一。因为在这里与“西方”对应的“东方”，其实主要是指中国；而且，中国人一直未忘怀在历史上那场漫长的角力中，中国曾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将近年来中国的兴起视为是“回归历史正常状态”的一次纠正。

成功者如果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那他将很难复制这一成功；而失败者如果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失败的，恐怕难免会重蹈覆辙。话虽如此，但面对历史上像罗马的兴衰、西方的兴起这类宏大命题，世人往往莫衷一是，几乎不可能有某个理论能令所有人信服，因为在这样庞大而又无法重复的事件中，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因果链条。
　　
以西方的兴起为例，正如伊恩•莫里斯在本书中简洁概括的，所有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西方的兴起是“长期注定”的，另一类则强调那只是“短期偶然”所导致。前者强调有某个关键因素（人种、地理、文化、政治等）在很久之前（常常追溯到古希腊）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而后者则认为西欧不过是运气较好而已，而且其优势直到1750年代仍不明显，换言之，西方的兴起不仅偶然，而且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不过是最近两百多年的现象。
　　
显然伊恩•莫里斯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满意（他归纳其论点也主要是为了批判它们），因为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因为，如果西方的优势是长期注定的，那么怎么解释西方历史上的低谷？他讥讽说，如果要支持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那必将面临一个难题，即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而短期偶然派的理论则关注的时段太短，未能将更长期的历史趋势纳入到解释中来。

确实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难免会受到时代限制。1750-1950年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兴起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这一派的，而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主宰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理论与其说是解释了历史，不如说是洋洋得意的西方人为了解释自己的优势是必然的，正如一个贵族在回溯历史时为了解释自己因何比其他人高出一等，总是会诉诸一些看起来命中注定的因素。而“短期偶然”理论本身的产生，也与它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它本身是战后新思想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文明内部的一种反思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将西方的优势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会是让思想界的人浑身不舒服的一件事，那更像是胜利者的诡辩，以及一种自认是上帝选民的不合时宜的自负。

在这么长的时段中，文化、政治之类以往被强调的无形因素似乎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哪里的人类，在智力和体质上并无不同，而不同地区的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类似的，不管他们最终以什么速度、什么理由、用什么方式，最终都自己找到了解决之道。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考察了东西方在文明肇始之后的社会发展，结论是：那些标志着文明的社会的各种标志性要素，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尽管年代上或许某些事物西方出现得更早一点，但关键是“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各自沿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这本身说明西方并无特异之处；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优势，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
　　
因此，他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在他看来，是地理这一非人为因素致使中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因而就缺乏廉价和便捷的水运通道，导致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其次，地理因素使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他反复强调，“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历史也曾有无限可能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人倒是很少会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即便有人提到黄土高原须对中国未能走向海洋文明负责，但最终这些论调仍然会落实到强烈的文化决定论上。自从西风东渐、国人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时起，这一论调时常弥漫于相关争论之中。无论是“丑陋的中国人”、“狼图腾”、“超稳定结构”等，其共同的特点就在于认为：某些特有的中国文化和制度须为中国的黑暗落后负责，而西化是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唯一途径。在这其中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近代史上中国的爱国者，常常对本国文化持有最强烈的批评态度。如鲁迅就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正是母语及其附属的母文化，导致数亿中国人陷入困境。其内在逻辑是：中国可以抛开汉字、汉语和中国文化继续存在，甚至中国要生存就必须与中国文化决裂，予以彻底清除。由此形成一套极端二元对立的话语：光明/黑暗、进步/退步、现代/传统、世界/中国、鲜活/陈腐、科学/迷信、革命/反动、新生/垂死、文明/野蛮，等等。
　　
这种观念假设，一旦中国清除阻碍进步的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拥抱并确立新文化，则一切都将迎刃而解，进入文明的新生而获得救赎。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盘西化是试图抄近路的一种想法。梁文道曾说，他最怕看到诸如“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样的字眼，因为“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这种决定论的观念并不认为“什么都不用做了”，恰恰相反，它认为必须行动起来，把“老法子统统去掉”。吊诡的是，另一种与它事实上是同根的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必须沿着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路线来发展。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认定文化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然而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却十分轻视文化因素，他根本不相信文化因素比地理因素更具决定性。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刻板印象，西方文化中也有一些分支有神秘倾向，而东方文化中也可以发展出逻辑思辨；而一些曾被认为是导致落后的因素，如儒家价值观，“现在这些看起来却像是巨大的优势”。这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现在往往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相信“长期决定”论，研究科技史的陈方正就倾向于认为西方科技的优势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奠定，总之双方的优劣态势在文化的根子上即已确定。反过来倒是许多西方学者对这类结论并不那么确信。

近代历史的经验也已表明，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如果只把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视为需要改造也能够被改造的客体，那在现实中是很难遂行的。民国时的中国通谢伟思，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早已认识到，“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是不可能通过信仰耶稣基督的道路而得到拯救和实现现代化的”（《出类拔萃之辈》）。
　　
说到底，东方和西方都是巨系统，而每个巨系统内部总是充满各种混杂的矛盾，没有哪个巨系统的运作能保持长期的自我完善，毕竟都是人制定的制度，都可能遇到事先无法预见的极端情形，关键是要有多元的试错能力。不管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总有“意外”：早先人们相信新教是现代化的必要动力，而日本的东方文化则是其阻碍，但最终日本也成了发达国家，证明这些文化因素即便不能促进，至少也无碍其实现现代化。每次出现这样的例外，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毕竟，现实不可能去遵循和适应理论。
　　
十年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洛杉矶的一次私人聚会上说：“对于我们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尝试利用第一的地位创造一个当我们不再是全球第一的时候还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需要补充的是，创造一个“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他们西方”的选择，也是所有人应当一起去努力创造和实现的。

http://www.huxiu.com/article/3780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