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洲际导弹试验：美机骚扰险让中方开枪

起航前一天下午最后一班交通船离船的时候，我托他们向远在湖南的父母又补发了一封信，核心内容是：我有很长时间不在广州，不要挂念。前几天发信的内容主要是：可能有大任务要执行。身为“向阳红五号”船的一员，写家信、友人之间交流，是有严格保密规定的，能说一声“将去执行任务了”就是允许的极限。

　　微明的水面上，撒黑豆般地布满了早起的“小筏子”。它们很小，但他们是中国最后的疍民，是中国海洋民族大家庭中的“活化石”。他们每天都很早划着“小筏子”来到这里，摇着桨，撒开网，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捕获一家人一天的生计。

　　“小筏子”们得到船长鸣笛的“提醒”让开了，面对“向阳红五号”高大的船舷，收起网，定住神，排成一列，作为我们离开祖国奔赴远方的最后的送别者，目送着这个庞然大物缓缓地启动、加速，向珠江口驶去。

　　东方的天际放出一抹红霞，侧面染向了船员们年轻而庄严的脸，过黄埔水道、过大濠洲水道、过虎门水道，一路向南，出珠江口，进入波涛汹涌的南海。

　　“小筏子”们每天都在这些大船身边捕捞、游弋，迎进送出，暑往寒来……他们一定以为，他们面前的大船，这一次的航行，也如同以往多次他们见到的远行一样，是到南海去，是一次无关他们未来的航行，十天、二十天就又回来了。

　　可是，这一次，他们面前的大船却要走得很远很远。越过珠江，越过南海，越过赤道，越过所罗门群岛……等到这艘大船真正凯旋时，中国的洲际导弹就完成了试验，中国的防御能力可以超过本土以外10000公里了，他们的生活，和全中国人的生活，也会悄然改变。

　　我们的航行，特别而隐秘。编队出珠江口以后，新华社通过文传电讯，向全世界公布：1976年3月30日，中国国家海洋局派出向阳红远洋考察编队，赴太平洋某特定海域进行科学考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国内、国际两个频道全文播发。这里的潜台词是：一支科学考察队的海洋考察活动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因而也不应该受到其他武装势力侵扰或袭击。在向阳红船编队航行所航经的国家和地区，外交部已派出使节和保障人员，随时应对远航编队突如其来的呼救。为了让“向阳红五号”的远行“有个伴儿”，交通部一夜之间就把一条商船“无锡”号改装成“向阳红十一号”，与之同行。

　　一天一夜之后，台风直扑美军基地关岛了，大洋恢复了平静。许多“旱鸭子”也“活”过来了。驾驶员通过卫星导航设备告诉全船人一个惊喜，编队已经进入印度尼西亚北部海域，向东南航行，快过赤道了。

　赤道两侧是终年无风带，人类海洋活动的天堂。海面上空无一船，也空无一物。没有任何标志性的建筑可以识别船的方位。

　　船长马荣典健步跨入驾驶台，习惯性地从窗台上拿起望远镜，环视了一周海面，告诉大家：“要过赤道啦！”

　　马荣典是解放战争中进军大别山时的小号兵，1964年海军大比武训练时他是登陆舰的优秀舰长。正因为他有开大船的经验，被选中为“向阳红五号”船首任船长。他说话的声音很宏亮，很提气。

　　此刻，他正凝视着海面，航海长则看着卫星导航仪的数字说，还有一分钟就过了。这时，整个“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十一号”船的驾驶台一片肃静。

　　有什么感觉吗？我想。但船长仿佛是找到“感觉”了，只见他猛然一步，跨到驾驶台的中部，大手挽住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一个拉环，用力拉下来，“哞~~~~”震耳的一声长笛，响遍全船，惊起洋面上无数飞鱼掠过。这就是过赤道。

　　过赤道，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海军来说，不失为无比自豪的经历。海军司令部为了让作战部队早日体验过赤道的感受，派出作战部副部长肖得万带着3个舰队的3个航海参谋一同跟随“向阳红”船编队出海。此刻，这4个由“海司”来的军官正站在马船长身边，庄严地分享这个幸福的瞬间。

　　“进南纬了，纬度改‘s’。”肖得万像是提醒。他的3个航海参谋和航海长李胜贵在“向阳红五号”船的航海日志上记下：“1976年4月12日，“向阳红五号”船代表中国海军建制的第一艘船第一次从东经170度处跨过赤道”。一天后，一周一期的《远洋小报》也把这个时刻船长和航海长特殊豪迈的纪念活动报道了出来。

　　赤道无形人有形，柔水无边天作岸。“向阳红”船编队成单纵队航行，浩瀚的大洋上展荡出两行人字形波澜。远离祖国的大洋生活给这一队中国海军的“海上先锋”带来的不是寂寥、孤独和风险，而是一种充满荣耀的心理满足。台风都可以战胜，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政委刘延青如是说。

　　当然，过赤道也不是“向阳红”船编队远航的终点。

　　我们继续向东南航行。穿过赤道后，方位概念改变了。在海图上作船位图的时候，记航海日志的时候，纬度标示的后缀不再是代表北半球的“N”，而是代表南半球的“S”。季节也改变了，当北半球是春天的时候，南半球正是秋天。一分钟的工夫，向阳红编队400多名远洋考察队员跨过了两个季节。

　　我们的船还在向东南航行。4月13日上午，我们跨过了日界线。这也是只有在卫星导航仪的监视器里才能观察到的变化。

　　到达西半球不是我们远行的终点。我们还在往南、往西，驾驶台是编队远征的大脑，海图、罗经(陀螺仪)、六分仪、卫星导航定位仪等，是精确确定船舶在大海中航行地理位置的神经元。

　　终于到了这片海，南纬11°~ 14°，西经175°~东经175°。斐济群岛以北，萨摩亚群岛以东，距我们的祖国约10000公里。

　　唐朝宰相李德裕写过一首悲怆绝望的诗：“一去一万里，千之不千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古代从长安到崖州无论怎么走也没有一万公里，一万华里也没有，李德裕就觉得很远了，发出了“鸟飞犹是半年程”感叹。可是从祖国大陆到太平洋的那一片海，直线距离就有一万公里。真正是“鸟飞犹是半年程”。

　　但现代远洋科学考察，不是贬臣的迁谪，李德裕不回到唐宣宗的朝廷，却有的是人去顶替他当宰相。“向阳红五号”船一去一万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没有第二批科学家也没第二条船顶替。国家已把最好的仪器，最优秀的专家、干部，许多都是唯一的“家当”安装在了“向阳红五号”船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向阳红”船编队在太平洋的进行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当时中国国防重器——洲际导弹的研制速度。海上靶场没有选定，就无法验证洲际导弹的洲际运载能力和命中率。没有洲际运载能力的原子弹、氢弹，爆炸能力再强，也等于光有子弹没有枪，起不到反威慑的作用。

　　美国和苏联的洲际导弹全程试验也都在大洋进行，或岛礁间，或大洋面，但环境资料的收集判断，是不可省略的阶段。

　　钱学森等人把洲际导弹的靶场选在南太平洋，满足了洲际导弹最低射程的需要，剩下的就是要考察靶场的环境条件了。从30000米以上的高空到5000米以下的海底，20多个学科的海洋环境资料都得收集整理分析判断。这是我所在的向阳红编队“一去一万里”的“天”字号重任。

　　苏联在南太平洋没有航空基地，航母也不常来，但会派电子侦察船跟踪。这种船吨位不大，一两千吨的样子，全天候跟着我们。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它也停，像个跟屁虫似的。它的续航力不如我们大，跟随我们半个月就必须返航，然后又换一条，还是你走它走、你停它停。

　阴雨，为准时发射让路

　　1980年5月9日，我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00′、东经171°30′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海军第一副司令刘道生和副司令杨国宇带着全体海上行动指挥人员来到“向阳红五号”船上，坐镇指挥中国向太平洋特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的惊世战役。

　　试验开始了。18艘船，有12艘海军的驱逐舰、打捞舰、补给舰，还有“远望1”号、“远望2”号测量船编队，有“向阳红”水文气象保障船编队，有直升机群、小艇群，有拖轮和海上总指挥船。出航船舶总吨位相当于当年中国一个海军舰队船舶的总吨位。

　　在距离发射时间还有12小时时，落区突然下起雨来。“向阳红五号”船作为全试验落区的气象中心正在作发射前12小时的气象预报。甲板上的滂沱大雨，给气象分队的预报员增加了心里压力。有4名气象预报员认为靶场上空可能有雨，视距不符合回收数据舱的要求，需改时发射；另外4名预报员分析12小时后没有雨，能见度也好，可以按原预定时间发射。一半对一半，争论不休。

　　天气预报像太平洋黑压压的云层一样，压迫着从发射基地到太平洋落区一万多名参试者，也直接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

　　轮到气象预报员出身的气象分队长许经林表态了。他综合分析了天气图和相关资料后，赞成后4名预报员的分析。同意按预定时间发射。在大雨哗哗声中，签发了他平生最大分量也是最冒风险的一份预报单。

　　临发射前8个小时，天空终于开了一个缝，雨停了，大洋在苏醒。临发射前6个小时太阳出来了，太平洋的这一片海洋波澜不惊。

　　太平洋当地时间下午2时整(北京时间上午10时整)。酒泉发射中心运载火箭冲天而起，飞向太平洋。约20多分钟后，远望号测量船、遥测直升机、雷达，测到了来自酒泉的“光点”，这个“光点”越来越大，速度越堕越快，紧接着，“咣”地堕入深深的大洋里。数据舱在弹头堕落海域前弹射出来，缓缓地落在海面，喷洒出一片橘黄色的烟雾。14分钟后，数据舱回收到打捞船的甲板上，中国第一次在本土之外的太平洋上回收了运载火箭的“数据舱”。10分钟后，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播发了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的消息。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我国以DF-5作为国家重器定型生产，防御范围扩大到本土以外一万公里以上。正因为有了这个战略防御的“定心丸”，中国人民从此坚定地迈开了走向海洋，振兴中华的新步伐！（来源：中国海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