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大陆失败主因：没办法遏制军政两界的腐败

http://news.ifeng.com/a/20140701/40965048_0.shtml

本文摘自：《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作者：朱汉国 陈雁，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利中退守台湾，这年他六十二岁。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短短四年间，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节节逼退。原本蒋介石思忖既能度过险恶的八年抗战，对打击中共自然更是信心满满。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激起经济的动荡，人民对中央失去信心，这成为国民党顿失政权的最大原因。抗战期间，蒋介石尚从容自若，而在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屡屡情绪失控，大声咆哮。

贪污腐败与众叛亲离同现　　一、“五子登科” 官员腐败盛行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在逃往台湾之后，国民党朝野上下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失败？回想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被看作是领导全国抗战胜利的功臣。“人们广泛地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欢呼。”① 蒋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可谓风光一时。与此同时，美国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在威望上、实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失败。1947年6月，蒋介石还曾经自夸：“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丰富十倍。”但是，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②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①

客观地说，戴维·伯和艾奇逊所作的结论难免有为美国开脱责任之嫌。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国民党的腐败却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②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③。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④

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对国民党腐败问题认识得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记得，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他在1949年底承认，政府和军队对失败都负有责任。国民党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⑤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

上述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①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② 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国民党官员把“接收”变成“劫收”的同时，它也“劫”掉了民心。蒋介石在“下野”后，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③ 蒋介石的这段话说明了抗战后“接收”的失误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1945年至1946年前后的战后“接收”只是国民党威信下降的开始，那么，到1948年前后，国民党的威信已经是急剧下降，不可收拾。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由于军官腐败，克扣军饷，国民党士兵生活极为凄惨。“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但物价猛涨，他们又贪污，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而是进了将军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这样就进一步抬高了物价。”① 军队的军需也发放不及时，经常是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这样回忆道：“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

“再就是有所谓的‘纸上兵’。一个师本应有一万人，中央政府按这数字付饷给指挥官，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于是他将多余的钱装进了腰包。②
“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汤恩伯)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与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至少我认为如此。

“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①

这是汤恩伯作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只是冰山之一角，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汤将军告诉我(吴国桢)，他的部队缺少汽油，所以我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他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长向我报告说，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②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大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整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就不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了。

再来看行政机关的情况。1949年前后，国民党行政机关内的腐败也非常严重。官员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而收敛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试图通过聚敛财富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码。因此，“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③。蒋介石在不少场合都发表过讲话，要求属下多考虑人民。但是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他的话没有人能听进去，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当官的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杨洪绩回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情况：“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员，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的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机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④“当时，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人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①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②


腐败如此严重，可谓触目惊心。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国民党统治集团会如此的腐败？事实上，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腐败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受监督的特权，社会中就会存在腐败。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1949年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内的独裁有加强的趋势。“中国的领导权仅仅由一个人也就是蒋介石把持着，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权，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种意见认为，他(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③ 可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国民党政权显然无能为力。因此，腐败就如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毒瘤”，越长越大，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http://news.ifeng.com/a/20140701/40965048_0.shtml

本文摘自：《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作者：朱汉国 陈雁，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利中退守台湾，这年他六十二岁。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短短四年间，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节节逼退。原本蒋介石思忖既能度过险恶的八年抗战，对打击中共自然更是信心满满。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激起经济的动荡，人民对中央失去信心，这成为国民党顿失政权的最大原因。抗战期间，蒋介石尚从容自若，而在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屡屡情绪失控，大声咆哮。

贪污腐败与众叛亲离同现　　一、“五子登科” 官员腐败盛行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在逃往台湾之后，国民党朝野上下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失败？回想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被看作是领导全国抗战胜利的功臣。“人们广泛地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欢呼。”① 蒋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可谓风光一时。与此同时，美国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在威望上、实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失败。1947年6月，蒋介石还曾经自夸：“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丰富十倍。”但是，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②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①

客观地说，戴维·伯和艾奇逊所作的结论难免有为美国开脱责任之嫌。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国民党的腐败却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②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③。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④

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对国民党腐败问题认识得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记得，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他在1949年底承认，政府和军队对失败都负有责任。国民党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⑤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

上述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①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② 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国民党官员把“接收”变成“劫收”的同时，它也“劫”掉了民心。蒋介石在“下野”后，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③ 蒋介石的这段话说明了抗战后“接收”的失误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1945年至1946年前后的战后“接收”只是国民党威信下降的开始，那么，到1948年前后，国民党的威信已经是急剧下降，不可收拾。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由于军官腐败，克扣军饷，国民党士兵生活极为凄惨。“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但物价猛涨，他们又贪污，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而是进了将军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这样就进一步抬高了物价。”① 军队的军需也发放不及时，经常是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这样回忆道：“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

“再就是有所谓的‘纸上兵’。一个师本应有一万人，中央政府按这数字付饷给指挥官，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于是他将多余的钱装进了腰包。②
“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汤恩伯)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与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至少我认为如此。

“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①

这是汤恩伯作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只是冰山之一角，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汤将军告诉我(吴国桢)，他的部队缺少汽油，所以我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他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长向我报告说，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②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大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整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就不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了。

再来看行政机关的情况。1949年前后，国民党行政机关内的腐败也非常严重。官员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而收敛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试图通过聚敛财富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码。因此，“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③。蒋介石在不少场合都发表过讲话，要求属下多考虑人民。但是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他的话没有人能听进去，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当官的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杨洪绩回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情况：“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员，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的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机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④“当时，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人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①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②


腐败如此严重，可谓触目惊心。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国民党统治集团会如此的腐败？事实上，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腐败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受监督的特权，社会中就会存在腐败。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1949年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内的独裁有加强的趋势。“中国的领导权仅仅由一个人也就是蒋介石把持着，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权，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种意见认为，他(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③ 可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国民党政权显然无能为力。因此，腐败就如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毒瘤”，越长越大，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