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贵州粮荒求压缩酿酒粮 某部长“茅台用粮不能压”

本文摘自《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作者：原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出版社：贵州省粮食局

作者简介：王民三，1925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4岁在冀南投入抗日征粮，1949年底随部队进军贵州并接管国民政府田粮处。1956年被周总理任命为贵州粮食厅副厅长，一直到1987年从粮食厅长位置被调任省人大常委、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人大期间，被聘为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粮食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正式离休。粮食管理，几乎是他全部的人生阅历。

一九五九年

元月一日

新年伊始，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讨论的中心是粮食问题。经历了大跃进运动、粮食大增产，可是不少地、县委书记们却是一种紧张、复杂的心态。有的地方，去年秋收后就闹缺粮，从会议的气氛看，最大顾虑是怕出现更大的粮荒。

元月二日


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根据中央指令和粮食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确定了一九五八——五九年度粮食征购任务36亿斤。秋收已经过去五个月了，至今人仓才25亿斤，其中就有5亿斤虚假数。再也没有人仓进度了。

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劳动力和机关职工日夜苦战，体力消耗很大，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央最近一再指示，要提倡劳逸结合，坚决制止打夜战的作法，可我却看到省领导工作开夜车的还不少，徐健生副省长就很典型，夜间工作到十二点以后是常事。在我们机关，领导人深夜工作，连打字员都跟着加班，提了很多意见。

元月三日

农村食堂吃粮标准，经地委书记讨论，决定按每人每天14两原粮掌握（旧秤制，16两为一斤），大家发言都有顾虑。从供给制到敞开吃，一下子又到限量吃饭，低标准，担心会吃不饱，书记们都表示了有闹粮荒的情绪。
元月五日

和汪行远(省委副秘书长)在徐健生副省长家中研究和安排农村生活，一直到深夜四点，要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政策措施落实下去，做些具体规定。中央安排贵州调出粮食2亿斤，请示周林书记和徐健生副省长多次，他们一致意见是拒绝接受，并责成粮食厅向粮食部反映。省厅当然支持周和徐的意见，也深知粮食调走以后的严重后果。曾经呼吁过多次，但粮食部并不理会。

元月六日

参加了一天的省委全会，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就，部署了一九五九年继续大跃进的各项任务，其中粮食产量要达到340亿斤(后调整为280亿斤)，在我所接触的地、县同志中，有不少人对大跃进表示了不同看法，甚至持怀疑态度。

元月七日

徐健生副省长在县委书记大会上发言，对一九五七年兴义因缺粮而死人问题做了深刻检讨。他说，中央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兴义事件的通报。

(注：一九五七年兴义县弄虚作假，发生因缺粮造成数百人死亡事件，县委书记因此受到处分)

四月三日北京

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已经开了三天，从各省汇报的情况看，是一片叫喊声。粮食的购、销、调、存都处在紧张状态中，为建国以来所未有。许多省的农村出现不稳定的局面，情况并不比贵州好。湖北有几万人逃荒，食堂已经办不下去了，下放到户的十分普遍。

在汇报贵州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时，我表示对省委上报中央的180亿斤产量持怀疑态度。反复多次核算，180亿斤就是找不到去向，哪有刚秋收后不久就闹粮荒的？几个粮食增产较多的省份中，有的增产50％，最多的是60％，而贵州增幅达75％以上。各省粮食部门在汇报中，都和省委原上报的产量有很大距离。

各省发言中对密植都有一肚子的气，种一亩小麦要下五、六十斤种子，浪费相当惊人，完全是违反科学的瞎指挥。余杰部长发言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我汇报压销时，谈到压缩酿酒用粮，余部长马上插话，茅台酒用粮可不能压啊！

四月十四日北京


临散会时，赵部长找我个别谈话，动员贵州在第二季度争取超计划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还说，前天晚上毛主席对李先念副总理说：“抓粮食调运要像打仗一样，每天要掌握进度，第三季度要度过难关。”我对赵部长说，现在我们是到处闹粮荒，已经发生死人事件，上调任务难保，超额无望，贵州日子很难过。

四月二十三日

党中央发给省委和粮食厅党组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各级党委当前必须把粮食工作当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粮食工作上实行更加集中的领导原则，实行统一调度，农村粮食供应只能在重灾区和经济作物区，在城市除保证重体力劳动者必不可少的供应以外，一切可以压缩的销量都应坚决压缩下来，各省上调粮食任务的调拨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必须保证完成……”。电报重点极为明确：第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第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中央给一个省厅局党组直接发电报，从来少见。
链接：http://news.ifeng.com/a/20140623/40849337_1.shtml本文摘自《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作者：原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出版社：贵州省粮食局

作者简介：王民三，1925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4岁在冀南投入抗日征粮，1949年底随部队进军贵州并接管国民政府田粮处。1956年被周总理任命为贵州粮食厅副厅长，一直到1987年从粮食厅长位置被调任省人大常委、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人大期间，被聘为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粮食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正式离休。粮食管理，几乎是他全部的人生阅历。

一九五九年

元月一日

新年伊始，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讨论的中心是粮食问题。经历了大跃进运动、粮食大增产，可是不少地、县委书记们却是一种紧张、复杂的心态。有的地方，去年秋收后就闹缺粮，从会议的气氛看，最大顾虑是怕出现更大的粮荒。

元月二日


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根据中央指令和粮食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确定了一九五八——五九年度粮食征购任务36亿斤。秋收已经过去五个月了，至今人仓才25亿斤，其中就有5亿斤虚假数。再也没有人仓进度了。

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劳动力和机关职工日夜苦战，体力消耗很大，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央最近一再指示，要提倡劳逸结合，坚决制止打夜战的作法，可我却看到省领导工作开夜车的还不少，徐健生副省长就很典型，夜间工作到十二点以后是常事。在我们机关，领导人深夜工作，连打字员都跟着加班，提了很多意见。

元月三日

农村食堂吃粮标准，经地委书记讨论，决定按每人每天14两原粮掌握（旧秤制，16两为一斤），大家发言都有顾虑。从供给制到敞开吃，一下子又到限量吃饭，低标准，担心会吃不饱，书记们都表示了有闹粮荒的情绪。
元月五日

和汪行远(省委副秘书长)在徐健生副省长家中研究和安排农村生活，一直到深夜四点，要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政策措施落实下去，做些具体规定。中央安排贵州调出粮食2亿斤，请示周林书记和徐健生副省长多次，他们一致意见是拒绝接受，并责成粮食厅向粮食部反映。省厅当然支持周和徐的意见，也深知粮食调走以后的严重后果。曾经呼吁过多次，但粮食部并不理会。

元月六日

参加了一天的省委全会，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就，部署了一九五九年继续大跃进的各项任务，其中粮食产量要达到340亿斤(后调整为280亿斤)，在我所接触的地、县同志中，有不少人对大跃进表示了不同看法，甚至持怀疑态度。

元月七日

徐健生副省长在县委书记大会上发言，对一九五七年兴义因缺粮而死人问题做了深刻检讨。他说，中央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兴义事件的通报。

(注：一九五七年兴义县弄虚作假，发生因缺粮造成数百人死亡事件，县委书记因此受到处分)

四月三日北京

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已经开了三天，从各省汇报的情况看，是一片叫喊声。粮食的购、销、调、存都处在紧张状态中，为建国以来所未有。许多省的农村出现不稳定的局面，情况并不比贵州好。湖北有几万人逃荒，食堂已经办不下去了，下放到户的十分普遍。

在汇报贵州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时，我表示对省委上报中央的180亿斤产量持怀疑态度。反复多次核算，180亿斤就是找不到去向，哪有刚秋收后不久就闹粮荒的？几个粮食增产较多的省份中，有的增产50％，最多的是60％，而贵州增幅达75％以上。各省粮食部门在汇报中，都和省委原上报的产量有很大距离。

各省发言中对密植都有一肚子的气，种一亩小麦要下五、六十斤种子，浪费相当惊人，完全是违反科学的瞎指挥。余杰部长发言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我汇报压销时，谈到压缩酿酒用粮，余部长马上插话，茅台酒用粮可不能压啊！

四月十四日北京


临散会时，赵部长找我个别谈话，动员贵州在第二季度争取超计划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还说，前天晚上毛主席对李先念副总理说：“抓粮食调运要像打仗一样，每天要掌握进度，第三季度要度过难关。”我对赵部长说，现在我们是到处闹粮荒，已经发生死人事件，上调任务难保，超额无望，贵州日子很难过。

四月二十三日

党中央发给省委和粮食厅党组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各级党委当前必须把粮食工作当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粮食工作上实行更加集中的领导原则，实行统一调度，农村粮食供应只能在重灾区和经济作物区，在城市除保证重体力劳动者必不可少的供应以外，一切可以压缩的销量都应坚决压缩下来，各省上调粮食任务的调拨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必须保证完成……”。电报重点极为明确：第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第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中央给一个省厅局党组直接发电报，从来少见。
链接：http://news.ifeng.com/a/20140623/40849337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