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报培训教材《谍报勤务》，

这是一本杨浪先生收集的我军在１９４７年的谍报培训教材《谍报勤务》，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有许多无名烈士，为新中国流下了鲜血，这里介绍的资料将为我们记忆那些艰苦的岁月。



老一辈革命家为其作了序

这册《谍报勤务》1947年12月由“东北军用图书社翻印”，版权页上注明当时的印数只有1000册。我认为“东北军用图书社”这个机构的名字颇异常，非军非民、亦军亦民，我估计应该是情报机关一个印刷所的对外牌子。这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有关情报工作的文件档案有着严密的保管销毁程序，这些资料，当时和以后，外人均极难得见。所以这册《谍报勤务》教材就弥足珍贵了。





这本书实际上是两组教材，一组是书名《谍报勤务》，或者如滕代远所说的“侦探学”；书后“附录”的另一篇文章题为《侦察教材提纲》，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教材的前面有“彭雄”署名“写于苏北”的一篇前言，时间是1941年12月，其中说到：“此侦察教材是供给部队教育一般侦察人员之用，在职的侦察干部可研究讨论谍报勤务。”这里可能有两个信息，一是当时我军谍报工作训练教材是分级的，初级的使用《侦察教材提纲》，中级以上的使用《谍报勤务》。二是这本《谍报勤务》从1939年形成，到1941年在新四军的使用，再到1947年在东北的重印，说明它是在我军内部沿袭甚广的一部专业教材。

尽管本书迄今已历60余年，书中内容几无机密可言，碍于篇幅，我还是很难详细将其介绍。这里系将随手翻阅的一些概貌和有趣之点略家表述。

《谍报勤务》共分六篇  节。第一篇“总论”；第二篇“平时情报工作”；第三篇“战时情报工作”；以下依次为“密探”；“日本特务机关在中国”和“爆破”。《侦察教材提纲》则分为“论侦察”、“情报员之工作”、“侦察调查的对象及内容”、“侦察手段和方法”、“侦察之技术”、“侦察员之报告”、“情报员之通讯”、“情报员之派遣”各节。

在《谍报勤务》第一章第二节中有“中国的情报史”一段，其中论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一向是用来对内的，来杀害共产党的，今天虽然是应该转向对外了，但是事实上还没有放掉破坏我们”。说到我军的情报工作不足谈了四点：一是我军历史很短，情报工作的经验缺乏；二是过去一直在被包围中，影响到今天的对日工作没有基础。三是物质条件与干部的缺乏。四是“一些同志不愿意做这个工作，有些根本就不注意做这工作”。这段描述从侧面读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做了精确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上世纪30年代末我军情报工作的状况。

在“平时情报工作”一章中，有一整段是派遣武官以及武官任务、管理的内容。联系到战争时期我军历史的实际，这一段完全是无的放失。不过由此可见本教材的母本有当时苏联情报教材的明显痕迹；此外，本节中“军事检查”题下的内容中有涉及“邮政检查”“新闻检查”“户口检查”的论述；“战时情报”一章中有“航空侦照”（空中照相侦察）的论述，显然也应该是苏联母本的移植。

“战时情报”章中还有“敌方通讯之截取窃听与研究”一节，论及“在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比任何情报手段都要厉害”，但是“在我们目前这样工作，当然还很微弱。”

红军时期以至抗战初期，我军的无线电侦听主要由军委二局负责，内容以战略情报为主，战场情报的侦听靠野战部队对敌有线通讯的窃取，在战场不断移动的情况下，这种战术级别的信号侦听当然十分薄弱。抗战后期乃至国共战争期间，我军的无线电侦听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不久前播出的电视剧《暗算》中有戏剧化的表现。应该说，在国共斗争中，我军的信号侦听是比国军强得多的。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原形李白是从延安派去上海的老红军，就是负责秘密电台的，也反映了这段历史。

关于“密探”，本教材有及其详细的论述。包括征选、训练，密探的分类，组织，化装术、谈话术、通讯术，密写方法、对付审讯甚至如何脱逃等等，读来十分有趣。各教材都十分强调密探的基本素质，这就是“政治坚定”，“苦干的精神”，“虚心学习”和“铁的纪律”。在绪论中，教材论及情报工作的矛盾性，今天看来依然是要害之论：

“第一，秘密性与群众性”，“第二，重要性与冷淡性”，尤其是第三“道德性与阴谋性”，此间论及“情报工作是唯目的的不择手段的工作，这里面包含着阴谋诡计，它需要暗杀、欺骗、挑拨。。。。。。毒辣的黑暗的手段。骤看起来似乎非道德的。但我们革命的立场上说，那是最道德的，是服从政治目的的。采用这些黑暗的手段，目的是反对反革命者，为的是改造生产一切不道德的旧社会。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来，我们的情报工作实在是最道德的事业。若把情报工作的手段与目的混淆一谈，把我们的情报工作与反动的情报工作辨别不清，那是假人道主义的观点，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有了这一重铺垫，今天的人在看到“审俘术”中“必要时用刑”；“军事检查”中“私人信件”的检查以及“暗杀敌军首脑及汉奸”的教导，也就会稍微平静一些。

作者介绍：彭雄(1915―1943)原名文灿。江西永新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通讯排长、作战参谋、连长等职。随军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红3军团13团参谋长。1937年初，任红4军参谋长。后曾任红1军团7师师长。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参谋长，参加平型关大战。1938年1月，任八路军路东支队司令员，率部入山东，开辟鲁南、鲁西、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同年6、7月间，1000余名日军追击国民党第3集团军司令于学忠部，乃率部截住日军激战竟日，使于学忠部安全脱险。1939年春，日伪军1000余人“扫荡”黑山，即指挥所部以小股兵力伏击敌人先头部队，以主力奔袭敌尾，予敌重大杀伤。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和343旅挺进山东，彭雄任独立团参谋长，与团长杨勇共同领导鲁西地区的抗日斗争。此后，彭雄率部进入蒙山一带，协助中共费县工委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费北抗日根据地。 6月，日伪军从兖州、泗水、费县据点纠集数千名兵力，两次进犯费西、仲村一带根据地，均被彭雄率领东进支队主力和地方抗日武装击退。8月，率部打垮了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反动会道门“无极道”、“红枪会”武装势力。10月，又把制造摩擦的顽固派张里元部第3旅驱逐至上冶以东地区，巩固和扩大了费南、费北抗日根据地。当时，费县、平邑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涝怕阴，旱怕晴，鬼子汉奸怕彭雄。听到彭雄来，鬼子汉奸跑掉鞋。听到彭雄到，鬼子汉奸不敢笑。”1940年10月，彭雄调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黄河支队支队长。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兼苏北军区参谋长。1943年春，与11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任队长，旅长田守尧任副队长。因陆上交通被敌切断，搭乘木帆船取海路北去山东滨海解放区再转赴延安。3月17日凌晨，船驶至山东岚山头附近海面时，不幸被与日军巡逻艇发现，彭雄沉着应战，先把晕船体弱的田旅长与女同志安排在底仓，布置火力，待日艇靠近，诱使日军小队长及翻译登船“检查”时猛地将其推入海中，又将集束手榴弹扔上敌艇，炸死炸伤10余名敌兵。在激战中彭雄胸部3处负伤，壮烈牺牲。

曹祥仁(1914-1975) 湖北大冶人。1929年参加鄂东南农民武装起义。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阳新红军第二支队当战士。1930年1月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在政治部做少先队工作。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任红八军第四师三团党委委员。此后任师政治部青年干事、政务科科员。1931年夏入无线电训练班学习。9月任红三军团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后改任支部书记。1932年5月调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科员。1933年5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第四科科长，从事侦察密码研究工作获得成功，荣获三等红星奖章。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互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及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0月后改任军委第二局第一科科长。193S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1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第二科科长。抗日战争时长期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局代理局长、副局长、局长，负责延安总部技术侦察和情报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曾入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局局长、情报处处长，东北军区二分局局长，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分局局长，中央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华北和东北的解放战争，圆满完成技术侦察任务，保证作战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8月24日在北京病逝。
　　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14年7月生于湖北大冶县曹寅公村，贫苦农民家庭出身。4岁丧母、9岁亡父，生活无着，常为人放牛、帮工。在亲友的支持下读完初小。1929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7月在湖北阳新参加红军。1930年1月至1931年9月在红三军团四师参加作战并负过伤。1931年9月调入红三军团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到电台工作。1932年调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谍报科（侦察台）工作，同年8月与曾希圣等同志一起首破敌军密码。1933年5月至1936年10月任中央军委第二局破译科科长，1933年8月1日在中央苏区荣获三等红星奖章。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合为止，和战友破译大量敌军密码。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被毛泽东誉为红军长征的“灯笼”、对革命有大功的人。1936年起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任前敌总指挥部、援西军指挥部二科科长。1937年6月至1938年3月进入抗大学习。1938年3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同年11月至1943年1月、1945年7月至8月任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气象局局长。1941年著《密码学总论》。1943年6月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1945年9月至1947年3月兼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局局长、情报处处长。1947年5月至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情报处处长。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二局局长。同年8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兼第二局局长。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50年7月至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特命全权大使。1954年12月至1958年2月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8年6月至12月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9月至12月兼任黑龙江省第一工业部部长。1958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5年8月24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悼彭雄同志(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彭雪枫

读三月三十日山东战士报《一个不幸的消息》之后，终于最后证实彭雄同志----红军时代的老战友----光荣殉国了!悲怆的心情，发出了无数次的叹息!

一九三0年九月，我奉命到当时红三军团第六师不久即改番号为第二师里工作。那是在第一次进攻长沙之后，第二次正在围攻长沙的战役之中。师司令部驻扎在一个小村庄里，一到门口，首先碰见的是一个年纪轻身材大的青年通信员，背一支手提机关枪，精神抖搂，十分神气，把我迎进了屋内，那就是今日的第三师参谋长彭雄同志。

国内战争，经过了大大小小数百次的残酷战斗中，与彭雄同志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部队，甚至一个单位。抗日战起，各自东西，从初见到现在，屈指计算已十三年了!

他是江西永新人，井冈山红军的一员。长沙战役时，大概才十七八岁吧，然而有力气，很勇敢。战斗中，比较艰苦的传达任务，在派遣时不由的就想到了他。或者单独，或者同时指挥另一个通讯员完成他的任务。他喜欢并善于射击，在送信或口头传达任务到火线上最前列的突击队，回指挥阵地复命时，往往夸耀着他送了几颗子弹给敌人，也往往接受了无故消耗子弹的批评。受批评和射杀敌人同样给他以满足。

一九三一年，升任师部通讯排长，仍是一支手提机关枪，不过勇气和脾气却增大了。勇气大到一种鲁莽的地步，脾气大到通讯员们常向支部提意见。为了这，常常同时受到两种责备，然而谁都对他有一个远景的认识----将来必成为一员猛将。“富田战斗”的一个夜间，忽然通讯排长失踪了，拂晓之前他满身泥泞，手提机关枪上挂了三支卡壳枪，左肩上挂了一支步枪，大家焦急的心变为欢笑。这是他偷跑出去偷拿回来的胜利品，然而一种“慰勉的责备”他仍然逃不脱。从此，大家更敬重他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第二师活动于江西宜黄、乐安县境，对方陈罗纵队(注：即陈诚、罗卓英纵队)突然大军压境，我师各团以过于分散，集中不及，被隔断而互失联络。我率师直属队及第七团辗转于崇山丛林之中，三日三夜无食无眠，遂分头突围进入苏区边境，始悉郭炳生阴谋叛变，挟持第五团北入白区，远避业已到来的第四次“围剿”。而彭雄同志彼时也跟随着郭炳生行动，当然除去郭炳生本人之外，谁也不明白他将要玩什么把戏!当时与上级失联络已多日，对我师及我个人的生死谣传纷纷。为了挽救第五团，乃不顾一切将师直及七团略事安插之后，遂带同武装十五名潜行北上，寻找郭炳生并第五团。此时他们已进入靠近抚州的崇仁县境了，北入抚州，西渡赣江是很容易的事。五日行程跟踪追赶，终于一个傍晚，见到了五团的前哨连。他们事先的战备姿态，听到了我的喊声之后，变为欢迎队形了。一见之下，恍如隔世，默默之中，相互表现出无言的悲凄!到团部，郭炳生似乎还保持着惊慌中的镇静!全体干部咸来慰问，“回主力去!回主力去!”是大家的呼声。伟大的阶级友爱，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黄昏之后，彭雄同志把我拉到一个阴影里，小声的说：“郭炳生对大家讲话，说你已经牺牲了!他这几天的行动，我十分怀疑，赣江以西的地图，他已自己背起来了，谁知道他捣的什么鬼呢？起码也是躲避四次‘围剿’，要当土皇帝享福去!我们一定马上回去，明天就走!”

第二天休息了一天，支部干部都开了会，全体指战员莫不鼓舞振奋，黄昏之后出发南返。深夜，天雨路滑，伸手不见五指，叛徒郭炳生乘此时机，单枪独马，投入乐安县城，断送了他的一生!

彭雄同志对革命，是这样坚决的一个典型!

一九三三年，为了使彭雄同志学徒，送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学习参谋、作战参谋、连长等职。三四年浒湾八角亭战斗(注：据查发生在1933年11月10日。11月13日，彭雪枫曾于是役光荣负伤，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疗养)我负重伤，在回后方的途中，碰到了彭雄同志，似乎是病了，同样坐着担架，见面之后，很以未能参加此次战斗为憾!不知为了什么，忽而又大哭起来。

长征之后，彭雄同志调军团司令部工作，渡乌江，过大渡河，越金沙江，以及雪山草地，他都创造了许多英勇的故事。环境那样折磨他，然而仍一如往昔。登山涉水，健步疾走，很少见他骑过马，随手行李之外，还背了自己的枪，不过“手提式”已经换了卡壳枪了。

一九三五年红军进入陕北，升任三军团十三团参谋长，不久改调四师任作战参谋，西安事变后升任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六八六团(原三军团)参谋长。一九四0年，我们进入豫皖苏边时，忽在电讯中，得悉他已任鲁西南的黄河支队司令了，彼此一路之隔，仅在电报往还中互通消息而已。一九四二年，又调往新四军第三师任参谋长，适我师亦转移路东，从此时起，才有了连续的信件来往。

彭雄同志完全是在党军中长大的。他的学习很努力，由于丰富的战斗经验，从通讯员直到指挥一个师。仅仅看他对三师部队的管理教育，作战指挥，虽然时间很短，竟有那样大的成绩。有一次在三师印的军事丛书上，读到他的一篇《发刊词》，不但文化水平进到一种惊人的程度，即是战略战术素养，都莫不叹为我党的一员出色的军事人才!

彭雄同志，在党十多年的培养之下，已经成为一员勇敢善战的青年将领了!

当然，他亦有他的弱点，那就是性情急躁，胸襟还不够开阔，然而以其过去的进步速度而论，他是我党我军中最有希望的干部之一。

不幸，万万的不幸!在敌后的残酷斗争中，万恶的敌寇，夺去了他的生命，夺去了热情蓬勃、意志坚决、体格健强、政治坚定的彭雄同志----十多年以来的患难战友!

后死者的责任，不是流泪，而是向敌人为逝者复仇!

五月十二日

(注：这是彭雪枫为悼念彭雄而写的悼文。原载1943年6月出版的《拂晓杂志》第1卷第3期


   我们是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

我们现在正在过着“拥政爱民”运动月，这个拥政爱民运动是前年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发起的，又是去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的。中央严格指出，所有我们的党军都要在今年的春节前后毫无例外的举行这个运动月。华中局和军政治部又发下了详细的指示和办法，我们全师以及全军区都在举行和过着这个运动月，这可以说是我们去年的反军阀主义运动的继续，又可以说是反军阀主义运动的一个清算，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为什么要拥护政府呢？不拥护行不行呢？我想谁都会回答说：政府是要拥护的，不拥护是不行的!可是为什么非拥护不行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定有各种各样，有的会说：这是上级的命令呀，不拥护不是要“挨斗争”吗？有的会说：这是中央的号召呀，不拥护不是不服从中央了吗？这种想法对不对呢？当然不很对，因为他心里先有了一个“怕”，怕“挨斗争”，怕说他不服从中央，这叫做“牛不吃草强捺头”，没有法子的事。可见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这件事在心里还没有来一个“自觉”。缘故是他心里还有许多“歪想头”，比如说江山是我打开的，政府是我安上的，所以它天生就应该给我“办差”，好好的伺候我这个“大功臣”，为什么还要低下头来“拥护”它呢？那不是丢人而又失身分了吗？

为什么要“爱民”呢？不爱行不行呢？我想谁都会回答说：爱是要爱的，假若要硬不爱，人家会批评一个“没有群众观念”，那还了得？实在不得已，只有爱吧!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爱呢？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他还是摸不清闹不明，糊里糊涂过日子。其实他心里何尝不在想：这些大老粗泥腿子，文不能子曰诗云，武不能稍候立正，既不会打仗，又不会“文化”，看见那个“样子”，心里就烦得慌，实在爱不起来！于是就高高的站在群众的头上，来一个“君子与小人，冰炭不同炉”，加上七斤半的武器拿在手里，二尺半的“老虎皮”披在身上，威风逼人杀气腾天，横冲直撞，好不厉害!

同志们，假若有这样的人，我们说他错了，牛车拉在铁路上，完全不合辙!这是“三不知”的张宗昌的队伍，不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是反革命的军阀队伍，不是革命的新四军的队伍，这是旧军队对政府人民的旧态度，不是新军队对政府人民的新态度!

我们革命军队需要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政府和人民，这种新的态度，是建立在我们对政府和人民一种新的认识上的，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才有新的正确的态度。怎样去认识呢？首先要弄明白政府是什么？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政府是镇压反革命的机关，是为老百姓(连军队在内)求福谋利的机关。反革命是谁呢？是法西斯蒂，是日本帝国主义，是汉奸，是特务，是叫一人享福九十九人受罪的反动派。政府为老百姓求什么福谋什么利呢？首先是打倒反革命，国泰民安，又领导生产、水利、纺织、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计划兴家、开办党校、组织民兵、发展经济、惩办贪污、肃清土匪，你们看，哪一条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呢？这个政府从哪里出来的呢？是由老百姓选出来的，所以它又是民主的。总而言之，今天的政府是抗日、锄奸、民主、建国，为老百姓办事，为大多数人求福谋利的机关，它是全体人民(连军队在内)的代表机关，当然我们有义务去拥护它。

军队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军队是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老百姓们为了反抗剥削反抗压迫自己组织起来的武装。老百姓组织了政府，又组织了军队归政府领导，所以军队是政府进行革命战争的工具，不然政府赤手空拳光着膀子对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怎样去“抗”怎样去“镇压”呢？政府如没有军队，就不能实现政策和实行法令，就不能更顺利的为老百姓办事。由此看来，政府是靠着军队的保卫来办事的，军队是保卫政府的“卫队”而不是“威吓”政府的“上司”，政府是军队的“主人”而不是军队的“办差机关”的道理就明白了。

既然政府和军队都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的，那么“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老百姓就是政府和军队的“根”，所以古人有句话说：“邦以民为本”，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以民为主了。军队既为老百姓的政府打仗，当然也就是为老百姓打仗，打仗又是保护老百姓的，由此看来，老百姓当然是军队的“母亲”而不是军队的“儿子”，军队当然是老百姓的“护兵”而不是老百姓的“对头”的道理就明白了。当了老百姓的护兵，而又看不起和不尊重老百姓甚至拿枪杆子来欺负老百姓，岂不成了“反叛”了么？所以军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国卫民”。既然“保国卫民”自然要“拥政爱民”。这才是真正的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这才真正是革命军队对政府和人民的新的正确态度。

拥政爱民运动发起之后，我全师及全军区都动起来了，开座谈会，自我检讨，赔偿失物，慰问，赔礼，反省，拜年，帮助冬学，教育民兵，这些事做的都不错，一般的说都能按照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去做，也能遵守爱民公约，这都是很好的。但是“自家夸不如人家夸”，半城的老百姓说：“新四军一年比一年好”，这“一年比一年好”的奖励，以及春节前后政府和老百姓普遍热烈的拥军，足以证明我们拥政爱民的收获。但是是不是就已经做得十分好了呢？是不是完全换了新的态度呢？我看不见得，因为我们在个别部队和个别同志中还看到有不少的不拥政不爱民的现象，还没有做到十分拥护十分亲爱的程度。有一个机关的管理员，支部要他反省群众纪律，他说：“反省一挑子也挑不完啦!”可见他犯的着实不少，而且也不愿意改正，因为“挑不完”。挑不完也得挑呀!司号连一个小同志把土地庙的土地爷搬出来倒挂在树上，老百姓十分不满。土地爷犯了什么错误值得这样来处罚他呢？即便是真的有错误，也应该归老百姓去办它，为什么小鬼来管城隍的事呢？这就叫做不尊重老百姓的风俗习惯!某机关一同志和老百姓吵架，把小孩子踢了一脚，吵架原已错误，为什么还要杀鸡给猴看呢？!“红光”的某同志因为老百姓的狗咬死了我们的三只小猪，他就用枪打死了三只狗来出气!虽然事先和村长商量了，要你打，这也是极端错误的!“长淮”部队的骑兵连有人居然骂泗灵睢的县政府。某机关的司务长公然说：“老百姓是奴隶性，不发脾气就不行!”同志们，你们看这种行为和思想已经“军阀”到了什么程度？!这算什么态度呢？这算二尺半的老虎皮态度，这算站在人民之上的压迫阶级的态度!他们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他们装满了一脑筋的“只有丫环的不是，没有小姐的不是”的旧传统思想!他们是“老鸦笑猪，只见人黑不见己黑”，光原谅自己不原谅人家!他们不懂得俗话说的：“打人三日忧，骂人三日羞”的道理。

还有一种同志，把自己的工作和地位抬得太高了，认为政府和人民是靠军队打仗才能存在的，这种观点当然不能说完全错，但提高到不能再高的高度，就成为“军队高于一切”，而又拿“军事第一”、“战斗第一”、“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口号来打掩护，以致抹煞了人民和政府，这就大错特错了。这就是中央所说的“单纯军事观点”。他们根本不懂得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不是为战争而战争，而是为政治而战争的。列宁曾经十分称赞过德国一个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话毛泽东同志解释得更为明白，他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我们为什么打仗？乃是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中华民族解放的政治任务的。所以我们的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工作。

因此，我们毫无理由来向政府闹独立性，也毫无理由来向老百姓摆军阀派头。我们只有尊重政府，彻底执行政府法令，服从政府调遣。对老百姓，我们既然认定老百姓是军队的母亲，就应以对待母亲的态度来对待老百姓。既然认定我们是老百姓的护兵，就应爱护他，保护他，使他过平安日子。《解放日报》社论说：“军队能够做到每个指挥员战斗员都更好的拥护政权爱护老百姓，则政权和老百姓没有不更加拥军之理。”俗话说的：“我敬人一尺，人敬我一丈”，“见人不施礼，多走二十里”，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是从老百姓中生长壮大的，吃饭穿衣，都靠老百姓供给，我们离了老百姓，就跟鱼离了水一样，是活不成的。所以我们和政府、老百姓应当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有福大家享，在祸大家挡。

我们的同志都能这样做，而且做得很热心，是不是算已经到家和已经及格了呢？还不能算到家，还不能算及格，顶多刚刚及格----六十分，还没有到一百分。老实说一句这只能算是形式上做到了。要真正做到彻底地拥政爱民，还必须添上两件大事：其一是努力打仗，争取不断胜利，使根据地不致被敌伪、反共军糟蹋，使政府能更好的办事，老百姓更好的生活；其二是加紧生产，做到政府和老百姓不发我们的饷或者少发些。关于打仗：那是咱们的本行，我这里不去说它。现在要说说生产。毛主席说过，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曾经组织并参加了三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以打仗的军队为主，别人参加；一条是文化战线，以做文化教育的同志为主，别人(我们军队也在内)参加；一条是生产战线，以老百姓----劳动的大军为主，别人参加。咱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除去担任主要的军事战线之外，又要参加文化战线和生产战线。就是毛主席说的，这支军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毛主席夸奖了陕北的留守部队，他们努力生产，前年自给自足了百分之五十，去年自给自足了百分之一百，丰衣足食，完全不要老百姓发饷了。同志们，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留守部队看齐。从前年起，生产工作，我们也做了一些，但不算很好，去年进步了，但也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只能说给老百姓当了几天“短工”，还没做到完全当“长工”。什么叫当“长工”呢？就是少要老百姓养活，到不要老百姓养活，以至到养活老百姓。我们必须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果真能到这个地步，那就是中了毛主席所引孟夫子的话一样：“无敌于天下”了。归结一句话，是爱惜民力，爱惜根据地，那就必然会加强群众观念，加强根据地观念，拥政爱民工作就到了家，就满够一百分了。在战斗、生产、教育这个总的目标之下，我们要一步一步地入手，这就叫做“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怎么着手呢？

第一、要认定拥政爱民是一个长期的永远的政治任务，决不是一过了拥政爱民月，就万事大吉，不理不睬了。

第二、不论主力与地方武装，从团到连，每到一地，应根据中心区、边缘区之不同，定出自己与地方的联系计划，派出代表与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接洽，凡驻军三天以上的，都应具体分配自己的同志去帮助冬学，协助民兵，慰问抗属，参加耕作。

第三、召开各种联席会议，倾听群众对本部队及兄弟部队的意见。

第四、“入乡问禁入家问忌”，调查各地的风俗习惯，并切实遵守。

第五、三十里以内，一切运输差役，一概由部队自己负担，不准派请老百姓。

第六、每到一地即进行各种调查，如减租减息，贪官污吏，欺良恶霸，抗属困难，穷苦无告等，立即报告当地或上级政府，不得自行解决(特殊情况例外)。

第七、对根据地老百姓男女老幼，一律称呼老大哥，老伯伯老大娘，小弟弟，小朋友，不准喊“老乡”。“老乡”这个称呼是过去军阀时代对人民的称呼，给人家的印象不很好。

第八、爱惜民力，首先从本身节约做起，不要认为凡是公家的东西，浪费一点不要紧，在私有制度没有废除之前，这种“官屋漏官马瘦”的传统习气是不大容易纠正的，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队是应当做到这一点的。不久之后，我们打算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节约运动，但从现在起，大家就应当马上做。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待政府和人民的“新的态度”，就是真正的“卫队”的态度和“护兵”的态度。毛主席说我们都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而又生活在旧社会的人，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灰尘，不断的扑到我们的脸上，所以我们要天天洗脸，天天扫地，就是说要天天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改正。“千日过错，一日回心”，只有那些脑筋不透亮的糊涂虫才会永远不洗脸。

同志们，我们要把拥政爱民工作，当作一个长期的政治任务。我们要下决心做革命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我这里编了一副对联，要求你们写下来贴在你们每一个俱乐部的墙上：

“政府卫队，保卫政府，乃是义务；

人民护兵，爱护人民，原为本分。”

上面可以加一个横批：“拥政爱民”。



这是一本杨浪先生收集的我军在１９４７年的谍报培训教材《谍报勤务》，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有许多无名烈士，为新中国流下了鲜血，这里介绍的资料将为我们记忆那些艰苦的岁月。



老一辈革命家为其作了序

这册《谍报勤务》1947年12月由“东北军用图书社翻印”，版权页上注明当时的印数只有1000册。我认为“东北军用图书社”这个机构的名字颇异常，非军非民、亦军亦民，我估计应该是情报机关一个印刷所的对外牌子。这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有关情报工作的文件档案有着严密的保管销毁程序，这些资料，当时和以后，外人均极难得见。所以这册《谍报勤务》教材就弥足珍贵了。





这本书实际上是两组教材，一组是书名《谍报勤务》，或者如滕代远所说的“侦探学”；书后“附录”的另一篇文章题为《侦察教材提纲》，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教材的前面有“彭雄”署名“写于苏北”的一篇前言，时间是1941年12月，其中说到：“此侦察教材是供给部队教育一般侦察人员之用，在职的侦察干部可研究讨论谍报勤务。”这里可能有两个信息，一是当时我军谍报工作训练教材是分级的，初级的使用《侦察教材提纲》，中级以上的使用《谍报勤务》。二是这本《谍报勤务》从1939年形成，到1941年在新四军的使用，再到1947年在东北的重印，说明它是在我军内部沿袭甚广的一部专业教材。

尽管本书迄今已历60余年，书中内容几无机密可言，碍于篇幅，我还是很难详细将其介绍。这里系将随手翻阅的一些概貌和有趣之点略家表述。

《谍报勤务》共分六篇  节。第一篇“总论”；第二篇“平时情报工作”；第三篇“战时情报工作”；以下依次为“密探”；“日本特务机关在中国”和“爆破”。《侦察教材提纲》则分为“论侦察”、“情报员之工作”、“侦察调查的对象及内容”、“侦察手段和方法”、“侦察之技术”、“侦察员之报告”、“情报员之通讯”、“情报员之派遣”各节。

在《谍报勤务》第一章第二节中有“中国的情报史”一段，其中论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一向是用来对内的，来杀害共产党的，今天虽然是应该转向对外了，但是事实上还没有放掉破坏我们”。说到我军的情报工作不足谈了四点：一是我军历史很短，情报工作的经验缺乏；二是过去一直在被包围中，影响到今天的对日工作没有基础。三是物质条件与干部的缺乏。四是“一些同志不愿意做这个工作，有些根本就不注意做这工作”。这段描述从侧面读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做了精确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上世纪30年代末我军情报工作的状况。

在“平时情报工作”一章中，有一整段是派遣武官以及武官任务、管理的内容。联系到战争时期我军历史的实际，这一段完全是无的放失。不过由此可见本教材的母本有当时苏联情报教材的明显痕迹；此外，本节中“军事检查”题下的内容中有涉及“邮政检查”“新闻检查”“户口检查”的论述；“战时情报”一章中有“航空侦照”（空中照相侦察）的论述，显然也应该是苏联母本的移植。

“战时情报”章中还有“敌方通讯之截取窃听与研究”一节，论及“在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比任何情报手段都要厉害”，但是“在我们目前这样工作，当然还很微弱。”

红军时期以至抗战初期，我军的无线电侦听主要由军委二局负责，内容以战略情报为主，战场情报的侦听靠野战部队对敌有线通讯的窃取，在战场不断移动的情况下，这种战术级别的信号侦听当然十分薄弱。抗战后期乃至国共战争期间，我军的无线电侦听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不久前播出的电视剧《暗算》中有戏剧化的表现。应该说，在国共斗争中，我军的信号侦听是比国军强得多的。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原形李白是从延安派去上海的老红军，就是负责秘密电台的，也反映了这段历史。

关于“密探”，本教材有及其详细的论述。包括征选、训练，密探的分类，组织，化装术、谈话术、通讯术，密写方法、对付审讯甚至如何脱逃等等，读来十分有趣。各教材都十分强调密探的基本素质，这就是“政治坚定”，“苦干的精神”，“虚心学习”和“铁的纪律”。在绪论中，教材论及情报工作的矛盾性，今天看来依然是要害之论：

“第一，秘密性与群众性”，“第二，重要性与冷淡性”，尤其是第三“道德性与阴谋性”，此间论及“情报工作是唯目的的不择手段的工作，这里面包含着阴谋诡计，它需要暗杀、欺骗、挑拨。。。。。。毒辣的黑暗的手段。骤看起来似乎非道德的。但我们革命的立场上说，那是最道德的，是服从政治目的的。采用这些黑暗的手段，目的是反对反革命者，为的是改造生产一切不道德的旧社会。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来，我们的情报工作实在是最道德的事业。若把情报工作的手段与目的混淆一谈，把我们的情报工作与反动的情报工作辨别不清，那是假人道主义的观点，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有了这一重铺垫，今天的人在看到“审俘术”中“必要时用刑”；“军事检查”中“私人信件”的检查以及“暗杀敌军首脑及汉奸”的教导，也就会稍微平静一些。

作者介绍：彭雄(1915―1943)原名文灿。江西永新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通讯排长、作战参谋、连长等职。随军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红3军团13团参谋长。1937年初，任红4军参谋长。后曾任红1军团7师师长。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参谋长，参加平型关大战。1938年1月，任八路军路东支队司令员，率部入山东，开辟鲁南、鲁西、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同年6、7月间，1000余名日军追击国民党第3集团军司令于学忠部，乃率部截住日军激战竟日，使于学忠部安全脱险。1939年春，日伪军1000余人“扫荡”黑山，即指挥所部以小股兵力伏击敌人先头部队，以主力奔袭敌尾，予敌重大杀伤。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和343旅挺进山东，彭雄任独立团参谋长，与团长杨勇共同领导鲁西地区的抗日斗争。此后，彭雄率部进入蒙山一带，协助中共费县工委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费北抗日根据地。 6月，日伪军从兖州、泗水、费县据点纠集数千名兵力，两次进犯费西、仲村一带根据地，均被彭雄率领东进支队主力和地方抗日武装击退。8月，率部打垮了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反动会道门“无极道”、“红枪会”武装势力。10月，又把制造摩擦的顽固派张里元部第3旅驱逐至上冶以东地区，巩固和扩大了费南、费北抗日根据地。当时，费县、平邑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涝怕阴，旱怕晴，鬼子汉奸怕彭雄。听到彭雄来，鬼子汉奸跑掉鞋。听到彭雄到，鬼子汉奸不敢笑。”1940年10月，彭雄调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黄河支队支队长。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兼苏北军区参谋长。1943年春，与11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任队长，旅长田守尧任副队长。因陆上交通被敌切断，搭乘木帆船取海路北去山东滨海解放区再转赴延安。3月17日凌晨，船驶至山东岚山头附近海面时，不幸被与日军巡逻艇发现，彭雄沉着应战，先把晕船体弱的田旅长与女同志安排在底仓，布置火力，待日艇靠近，诱使日军小队长及翻译登船“检查”时猛地将其推入海中，又将集束手榴弹扔上敌艇，炸死炸伤10余名敌兵。在激战中彭雄胸部3处负伤，壮烈牺牲。

曹祥仁(1914-1975) 湖北大冶人。1929年参加鄂东南农民武装起义。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阳新红军第二支队当战士。1930年1月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在政治部做少先队工作。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任红八军第四师三团党委委员。此后任师政治部青年干事、政务科科员。1931年夏入无线电训练班学习。9月任红三军团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后改任支部书记。1932年5月调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科员。1933年5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第四科科长，从事侦察密码研究工作获得成功，荣获三等红星奖章。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互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及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0月后改任军委第二局第一科科长。193S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1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第二科科长。抗日战争时长期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局代理局长、副局长、局长，负责延安总部技术侦察和情报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曾入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局局长、情报处处长，东北军区二分局局长，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分局局长，中央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华北和东北的解放战争，圆满完成技术侦察任务，保证作战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8月24日在北京病逝。
　　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14年7月生于湖北大冶县曹寅公村，贫苦农民家庭出身。4岁丧母、9岁亡父，生活无着，常为人放牛、帮工。在亲友的支持下读完初小。1929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7月在湖北阳新参加红军。1930年1月至1931年9月在红三军团四师参加作战并负过伤。1931年9月调入红三军团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到电台工作。1932年调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谍报科（侦察台）工作，同年8月与曾希圣等同志一起首破敌军密码。1933年5月至1936年10月任中央军委第二局破译科科长，1933年8月1日在中央苏区荣获三等红星奖章。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合为止，和战友破译大量敌军密码。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被毛泽东誉为红军长征的“灯笼”、对革命有大功的人。1936年起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任前敌总指挥部、援西军指挥部二科科长。1937年6月至1938年3月进入抗大学习。1938年3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同年11月至1943年1月、1945年7月至8月任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气象局局长。1941年著《密码学总论》。1943年6月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1945年9月至1947年3月兼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局局长、情报处处长。1947年5月至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情报处处长。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二局局长。同年8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兼第二局局长。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50年7月至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特命全权大使。1954年12月至1958年2月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8年6月至12月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9月至12月兼任黑龙江省第一工业部部长。1958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5年8月24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悼彭雄同志(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彭雪枫

读三月三十日山东战士报《一个不幸的消息》之后，终于最后证实彭雄同志----红军时代的老战友----光荣殉国了!悲怆的心情，发出了无数次的叹息!

一九三0年九月，我奉命到当时红三军团第六师不久即改番号为第二师里工作。那是在第一次进攻长沙之后，第二次正在围攻长沙的战役之中。师司令部驻扎在一个小村庄里，一到门口，首先碰见的是一个年纪轻身材大的青年通信员，背一支手提机关枪，精神抖搂，十分神气，把我迎进了屋内，那就是今日的第三师参谋长彭雄同志。

国内战争，经过了大大小小数百次的残酷战斗中，与彭雄同志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部队，甚至一个单位。抗日战起，各自东西，从初见到现在，屈指计算已十三年了!

他是江西永新人，井冈山红军的一员。长沙战役时，大概才十七八岁吧，然而有力气，很勇敢。战斗中，比较艰苦的传达任务，在派遣时不由的就想到了他。或者单独，或者同时指挥另一个通讯员完成他的任务。他喜欢并善于射击，在送信或口头传达任务到火线上最前列的突击队，回指挥阵地复命时，往往夸耀着他送了几颗子弹给敌人，也往往接受了无故消耗子弹的批评。受批评和射杀敌人同样给他以满足。

一九三一年，升任师部通讯排长，仍是一支手提机关枪，不过勇气和脾气却增大了。勇气大到一种鲁莽的地步，脾气大到通讯员们常向支部提意见。为了这，常常同时受到两种责备，然而谁都对他有一个远景的认识----将来必成为一员猛将。“富田战斗”的一个夜间，忽然通讯排长失踪了，拂晓之前他满身泥泞，手提机关枪上挂了三支卡壳枪，左肩上挂了一支步枪，大家焦急的心变为欢笑。这是他偷跑出去偷拿回来的胜利品，然而一种“慰勉的责备”他仍然逃不脱。从此，大家更敬重他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第二师活动于江西宜黄、乐安县境，对方陈罗纵队(注：即陈诚、罗卓英纵队)突然大军压境，我师各团以过于分散，集中不及，被隔断而互失联络。我率师直属队及第七团辗转于崇山丛林之中，三日三夜无食无眠，遂分头突围进入苏区边境，始悉郭炳生阴谋叛变，挟持第五团北入白区，远避业已到来的第四次“围剿”。而彭雄同志彼时也跟随着郭炳生行动，当然除去郭炳生本人之外，谁也不明白他将要玩什么把戏!当时与上级失联络已多日，对我师及我个人的生死谣传纷纷。为了挽救第五团，乃不顾一切将师直及七团略事安插之后，遂带同武装十五名潜行北上，寻找郭炳生并第五团。此时他们已进入靠近抚州的崇仁县境了，北入抚州，西渡赣江是很容易的事。五日行程跟踪追赶，终于一个傍晚，见到了五团的前哨连。他们事先的战备姿态，听到了我的喊声之后，变为欢迎队形了。一见之下，恍如隔世，默默之中，相互表现出无言的悲凄!到团部，郭炳生似乎还保持着惊慌中的镇静!全体干部咸来慰问，“回主力去!回主力去!”是大家的呼声。伟大的阶级友爱，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黄昏之后，彭雄同志把我拉到一个阴影里，小声的说：“郭炳生对大家讲话，说你已经牺牲了!他这几天的行动，我十分怀疑，赣江以西的地图，他已自己背起来了，谁知道他捣的什么鬼呢？起码也是躲避四次‘围剿’，要当土皇帝享福去!我们一定马上回去，明天就走!”

第二天休息了一天，支部干部都开了会，全体指战员莫不鼓舞振奋，黄昏之后出发南返。深夜，天雨路滑，伸手不见五指，叛徒郭炳生乘此时机，单枪独马，投入乐安县城，断送了他的一生!

彭雄同志对革命，是这样坚决的一个典型!

一九三三年，为了使彭雄同志学徒，送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学习参谋、作战参谋、连长等职。三四年浒湾八角亭战斗(注：据查发生在1933年11月10日。11月13日，彭雪枫曾于是役光荣负伤，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疗养)我负重伤，在回后方的途中，碰到了彭雄同志，似乎是病了，同样坐着担架，见面之后，很以未能参加此次战斗为憾!不知为了什么，忽而又大哭起来。

长征之后，彭雄同志调军团司令部工作，渡乌江，过大渡河，越金沙江，以及雪山草地，他都创造了许多英勇的故事。环境那样折磨他，然而仍一如往昔。登山涉水，健步疾走，很少见他骑过马，随手行李之外，还背了自己的枪，不过“手提式”已经换了卡壳枪了。

一九三五年红军进入陕北，升任三军团十三团参谋长，不久改调四师任作战参谋，西安事变后升任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六八六团(原三军团)参谋长。一九四0年，我们进入豫皖苏边时，忽在电讯中，得悉他已任鲁西南的黄河支队司令了，彼此一路之隔，仅在电报往还中互通消息而已。一九四二年，又调往新四军第三师任参谋长，适我师亦转移路东，从此时起，才有了连续的信件来往。

彭雄同志完全是在党军中长大的。他的学习很努力，由于丰富的战斗经验，从通讯员直到指挥一个师。仅仅看他对三师部队的管理教育，作战指挥，虽然时间很短，竟有那样大的成绩。有一次在三师印的军事丛书上，读到他的一篇《发刊词》，不但文化水平进到一种惊人的程度，即是战略战术素养，都莫不叹为我党的一员出色的军事人才!

彭雄同志，在党十多年的培养之下，已经成为一员勇敢善战的青年将领了!

当然，他亦有他的弱点，那就是性情急躁，胸襟还不够开阔，然而以其过去的进步速度而论，他是我党我军中最有希望的干部之一。

不幸，万万的不幸!在敌后的残酷斗争中，万恶的敌寇，夺去了他的生命，夺去了热情蓬勃、意志坚决、体格健强、政治坚定的彭雄同志----十多年以来的患难战友!

后死者的责任，不是流泪，而是向敌人为逝者复仇!

五月十二日

(注：这是彭雪枫为悼念彭雄而写的悼文。原载1943年6月出版的《拂晓杂志》第1卷第3期


   我们是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

我们现在正在过着“拥政爱民”运动月，这个拥政爱民运动是前年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发起的，又是去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的。中央严格指出，所有我们的党军都要在今年的春节前后毫无例外的举行这个运动月。华中局和军政治部又发下了详细的指示和办法，我们全师以及全军区都在举行和过着这个运动月，这可以说是我们去年的反军阀主义运动的继续，又可以说是反军阀主义运动的一个清算，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为什么要拥护政府呢？不拥护行不行呢？我想谁都会回答说：政府是要拥护的，不拥护是不行的!可是为什么非拥护不行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定有各种各样，有的会说：这是上级的命令呀，不拥护不是要“挨斗争”吗？有的会说：这是中央的号召呀，不拥护不是不服从中央了吗？这种想法对不对呢？当然不很对，因为他心里先有了一个“怕”，怕“挨斗争”，怕说他不服从中央，这叫做“牛不吃草强捺头”，没有法子的事。可见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这件事在心里还没有来一个“自觉”。缘故是他心里还有许多“歪想头”，比如说江山是我打开的，政府是我安上的，所以它天生就应该给我“办差”，好好的伺候我这个“大功臣”，为什么还要低下头来“拥护”它呢？那不是丢人而又失身分了吗？

为什么要“爱民”呢？不爱行不行呢？我想谁都会回答说：爱是要爱的，假若要硬不爱，人家会批评一个“没有群众观念”，那还了得？实在不得已，只有爱吧!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爱呢？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他还是摸不清闹不明，糊里糊涂过日子。其实他心里何尝不在想：这些大老粗泥腿子，文不能子曰诗云，武不能稍候立正，既不会打仗，又不会“文化”，看见那个“样子”，心里就烦得慌，实在爱不起来！于是就高高的站在群众的头上，来一个“君子与小人，冰炭不同炉”，加上七斤半的武器拿在手里，二尺半的“老虎皮”披在身上，威风逼人杀气腾天，横冲直撞，好不厉害!

同志们，假若有这样的人，我们说他错了，牛车拉在铁路上，完全不合辙!这是“三不知”的张宗昌的队伍，不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是反革命的军阀队伍，不是革命的新四军的队伍，这是旧军队对政府人民的旧态度，不是新军队对政府人民的新态度!

我们革命军队需要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政府和人民，这种新的态度，是建立在我们对政府和人民一种新的认识上的，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才有新的正确的态度。怎样去认识呢？首先要弄明白政府是什么？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政府是镇压反革命的机关，是为老百姓(连军队在内)求福谋利的机关。反革命是谁呢？是法西斯蒂，是日本帝国主义，是汉奸，是特务，是叫一人享福九十九人受罪的反动派。政府为老百姓求什么福谋什么利呢？首先是打倒反革命，国泰民安，又领导生产、水利、纺织、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计划兴家、开办党校、组织民兵、发展经济、惩办贪污、肃清土匪，你们看，哪一条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呢？这个政府从哪里出来的呢？是由老百姓选出来的，所以它又是民主的。总而言之，今天的政府是抗日、锄奸、民主、建国，为老百姓办事，为大多数人求福谋利的机关，它是全体人民(连军队在内)的代表机关，当然我们有义务去拥护它。

军队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军队是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老百姓们为了反抗剥削反抗压迫自己组织起来的武装。老百姓组织了政府，又组织了军队归政府领导，所以军队是政府进行革命战争的工具，不然政府赤手空拳光着膀子对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怎样去“抗”怎样去“镇压”呢？政府如没有军队，就不能实现政策和实行法令，就不能更顺利的为老百姓办事。由此看来，政府是靠着军队的保卫来办事的，军队是保卫政府的“卫队”而不是“威吓”政府的“上司”，政府是军队的“主人”而不是军队的“办差机关”的道理就明白了。

既然政府和军队都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的，那么“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老百姓就是政府和军队的“根”，所以古人有句话说：“邦以民为本”，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以民为主了。军队既为老百姓的政府打仗，当然也就是为老百姓打仗，打仗又是保护老百姓的，由此看来，老百姓当然是军队的“母亲”而不是军队的“儿子”，军队当然是老百姓的“护兵”而不是老百姓的“对头”的道理就明白了。当了老百姓的护兵，而又看不起和不尊重老百姓甚至拿枪杆子来欺负老百姓，岂不成了“反叛”了么？所以军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国卫民”。既然“保国卫民”自然要“拥政爱民”。这才是真正的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这才真正是革命军队对政府和人民的新的正确态度。

拥政爱民运动发起之后，我全师及全军区都动起来了，开座谈会，自我检讨，赔偿失物，慰问，赔礼，反省，拜年，帮助冬学，教育民兵，这些事做的都不错，一般的说都能按照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去做，也能遵守爱民公约，这都是很好的。但是“自家夸不如人家夸”，半城的老百姓说：“新四军一年比一年好”，这“一年比一年好”的奖励，以及春节前后政府和老百姓普遍热烈的拥军，足以证明我们拥政爱民的收获。但是是不是就已经做得十分好了呢？是不是完全换了新的态度呢？我看不见得，因为我们在个别部队和个别同志中还看到有不少的不拥政不爱民的现象，还没有做到十分拥护十分亲爱的程度。有一个机关的管理员，支部要他反省群众纪律，他说：“反省一挑子也挑不完啦!”可见他犯的着实不少，而且也不愿意改正，因为“挑不完”。挑不完也得挑呀!司号连一个小同志把土地庙的土地爷搬出来倒挂在树上，老百姓十分不满。土地爷犯了什么错误值得这样来处罚他呢？即便是真的有错误，也应该归老百姓去办它，为什么小鬼来管城隍的事呢？这就叫做不尊重老百姓的风俗习惯!某机关一同志和老百姓吵架，把小孩子踢了一脚，吵架原已错误，为什么还要杀鸡给猴看呢？!“红光”的某同志因为老百姓的狗咬死了我们的三只小猪，他就用枪打死了三只狗来出气!虽然事先和村长商量了，要你打，这也是极端错误的!“长淮”部队的骑兵连有人居然骂泗灵睢的县政府。某机关的司务长公然说：“老百姓是奴隶性，不发脾气就不行!”同志们，你们看这种行为和思想已经“军阀”到了什么程度？!这算什么态度呢？这算二尺半的老虎皮态度，这算站在人民之上的压迫阶级的态度!他们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他们装满了一脑筋的“只有丫环的不是，没有小姐的不是”的旧传统思想!他们是“老鸦笑猪，只见人黑不见己黑”，光原谅自己不原谅人家!他们不懂得俗话说的：“打人三日忧，骂人三日羞”的道理。

还有一种同志，把自己的工作和地位抬得太高了，认为政府和人民是靠军队打仗才能存在的，这种观点当然不能说完全错，但提高到不能再高的高度，就成为“军队高于一切”，而又拿“军事第一”、“战斗第一”、“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口号来打掩护，以致抹煞了人民和政府，这就大错特错了。这就是中央所说的“单纯军事观点”。他们根本不懂得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不是为战争而战争，而是为政治而战争的。列宁曾经十分称赞过德国一个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话毛泽东同志解释得更为明白，他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我们为什么打仗？乃是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中华民族解放的政治任务的。所以我们的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工作。

因此，我们毫无理由来向政府闹独立性，也毫无理由来向老百姓摆军阀派头。我们只有尊重政府，彻底执行政府法令，服从政府调遣。对老百姓，我们既然认定老百姓是军队的母亲，就应以对待母亲的态度来对待老百姓。既然认定我们是老百姓的护兵，就应爱护他，保护他，使他过平安日子。《解放日报》社论说：“军队能够做到每个指挥员战斗员都更好的拥护政权爱护老百姓，则政权和老百姓没有不更加拥军之理。”俗话说的：“我敬人一尺，人敬我一丈”，“见人不施礼，多走二十里”，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是从老百姓中生长壮大的，吃饭穿衣，都靠老百姓供给，我们离了老百姓，就跟鱼离了水一样，是活不成的。所以我们和政府、老百姓应当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有福大家享，在祸大家挡。

我们的同志都能这样做，而且做得很热心，是不是算已经到家和已经及格了呢？还不能算到家，还不能算及格，顶多刚刚及格----六十分，还没有到一百分。老实说一句这只能算是形式上做到了。要真正做到彻底地拥政爱民，还必须添上两件大事：其一是努力打仗，争取不断胜利，使根据地不致被敌伪、反共军糟蹋，使政府能更好的办事，老百姓更好的生活；其二是加紧生产，做到政府和老百姓不发我们的饷或者少发些。关于打仗：那是咱们的本行，我这里不去说它。现在要说说生产。毛主席说过，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曾经组织并参加了三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以打仗的军队为主，别人参加；一条是文化战线，以做文化教育的同志为主，别人(我们军队也在内)参加；一条是生产战线，以老百姓----劳动的大军为主，别人参加。咱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除去担任主要的军事战线之外，又要参加文化战线和生产战线。就是毛主席说的，这支军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毛主席夸奖了陕北的留守部队，他们努力生产，前年自给自足了百分之五十，去年自给自足了百分之一百，丰衣足食，完全不要老百姓发饷了。同志们，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留守部队看齐。从前年起，生产工作，我们也做了一些，但不算很好，去年进步了，但也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只能说给老百姓当了几天“短工”，还没做到完全当“长工”。什么叫当“长工”呢？就是少要老百姓养活，到不要老百姓养活，以至到养活老百姓。我们必须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果真能到这个地步，那就是中了毛主席所引孟夫子的话一样：“无敌于天下”了。归结一句话，是爱惜民力，爱惜根据地，那就必然会加强群众观念，加强根据地观念，拥政爱民工作就到了家，就满够一百分了。在战斗、生产、教育这个总的目标之下，我们要一步一步地入手，这就叫做“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怎么着手呢？

第一、要认定拥政爱民是一个长期的永远的政治任务，决不是一过了拥政爱民月，就万事大吉，不理不睬了。

第二、不论主力与地方武装，从团到连，每到一地，应根据中心区、边缘区之不同，定出自己与地方的联系计划，派出代表与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接洽，凡驻军三天以上的，都应具体分配自己的同志去帮助冬学，协助民兵，慰问抗属，参加耕作。

第三、召开各种联席会议，倾听群众对本部队及兄弟部队的意见。

第四、“入乡问禁入家问忌”，调查各地的风俗习惯，并切实遵守。

第五、三十里以内，一切运输差役，一概由部队自己负担，不准派请老百姓。

第六、每到一地即进行各种调查，如减租减息，贪官污吏，欺良恶霸，抗属困难，穷苦无告等，立即报告当地或上级政府，不得自行解决(特殊情况例外)。

第七、对根据地老百姓男女老幼，一律称呼老大哥，老伯伯老大娘，小弟弟，小朋友，不准喊“老乡”。“老乡”这个称呼是过去军阀时代对人民的称呼，给人家的印象不很好。

第八、爱惜民力，首先从本身节约做起，不要认为凡是公家的东西，浪费一点不要紧，在私有制度没有废除之前，这种“官屋漏官马瘦”的传统习气是不大容易纠正的，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队是应当做到这一点的。不久之后，我们打算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节约运动，但从现在起，大家就应当马上做。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待政府和人民的“新的态度”，就是真正的“卫队”的态度和“护兵”的态度。毛主席说我们都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而又生活在旧社会的人，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灰尘，不断的扑到我们的脸上，所以我们要天天洗脸，天天扫地，就是说要天天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改正。“千日过错，一日回心”，只有那些脑筋不透亮的糊涂虫才会永远不洗脸。

同志们，我们要把拥政爱民工作，当作一个长期的政治任务。我们要下决心做革命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我这里编了一副对联，要求你们写下来贴在你们每一个俱乐部的墙上：

“政府卫队，保卫政府，乃是义务；

人民护兵，爱护人民，原为本分。”

上面可以加一个横批：“拥政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