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载：试析70年代中越关系剧变原因之苏联因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3:09:21
20 世纪 70 年代中越关系的变化出人意料，两国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就从肝胆相照的兄弟变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促成这一剧变的诸多因素中，苏联因素不容忽视。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导致其对越南政策的变化，在越南问题上由超然的脱身态度变为积极援助，中苏两国关于援越问题产生矛盾，越南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推行有利于自身的倾向性政策，越南在中苏两国关系的天平上倒向了苏联一边。与此同时，苏联调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从而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和解对中越关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两国关系交恶，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中越处于全面紧张和严重对立状态，两国关系产生戏剧性变化。总之，苏联的全球性进攻战略政策对此期中越关系影响深远。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似，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两国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相互间的关系更是日益紧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就是那一时代的真实写照。然而时过境迁，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越交恶，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进而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剧变的发生? 本文拟从苏联因素方面着手分析。
苏联在 70 年代推行的全球扩张战略[1]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国际格局，并且对中越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一) 对苏越关系的战略调整
苏联外交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加大了对第三世界的干预和扩张。苏联以意识形态为重要武器，发展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利用美国收缩力量，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获得一些重要的战略和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使得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更加激烈。
赫鲁晓夫时期，由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推行“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 ，在印支问题上采取超然的态度，认为深受中国影响的越南“给苏联外交政策带来的困难要比利益多得多”。为此，赫鲁晓夫采取了“脱身政策”，有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2]。赫鲁晓夫后期，苏越关系降至冰点，甚至到了越南国防部要请苏联专家打道回府的地步。1964 年11 月，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3]。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支援越南所持的消极态度导致越南明显倾向于中国。对于苏联这种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行为，中国领导人多次加以强烈指责。比如，1969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谈话时说: “美国在8 月5 日轰炸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基地，你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超 过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如你，他们跟美国人交朋友，讲友好……”[4]
但是，自中苏冲突爆发以来，中苏两国在越南就存在竞争关系。众所周知，苏联地处北方，气候严寒，国内缺少橡胶资源和通向东方的不冻港，这一直是苏联有效发挥其影响力的桎梏。在过去社会主义阵营“铁板一块”之时，这一不利因素造成苏联在东方的战略缺陷可以由中国来加以弥补。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由分裂走向对抗，能否拉住越南，这不仅事关苏联包抄中国，迫使中国就范战略的实现，而且还是其廉价获取橡胶等战略资源，及为南下太平洋获取基地的关键。同时，苏联利用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收缩，扩大在越南的影响，从而获得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 70 年代的苏联，开始加大援越力度。特别是 1969 年 3 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抛出了其“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邓小平同志在论及“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作用时就提到它“有对付中国的一面”[5]。为拉拢越南加入“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孤立、包围中国，苏联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力度。在苏联对越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中，1971 年 5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苏联以经济、军事援助方式对越南进行了多年的“政治投资”后，70 年代越南的对苏政策已发生明显变化。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认识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朝着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的新机遇”。于是，苏联把对越南的援助看做“加强在越南地位的杠杆之一”[6]，“短期(一年) 援助朝着有计划、长期的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在军事领域内，将继续重新装备越南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苏联) 较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武装力量建设”[7]。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理解与接受，越南逐渐成了苏联“通向东南亚的一把钥匙”。基于越南在苏联对外战略中重要性提升的判断，苏联在极力离间中越关系的同时，按照“不让经济与技术援助脱离政治路线”的原则大力援越(见表 1) 。
(二) 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矛盾
几乎从苏联公开表示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中苏即在有关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苏联方面提出两项建议: 其一是双方协调援越行动，发表一个社会主义各国首脑援越抗美的联合声明; 其二是争取和平解放越南，提出应给美国“从越南找到一条出路”。
由于对苏联极端不信任，且已将之视为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无意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合作。中国方面不仅拒绝了苏联的上述建议，而且对苏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居心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谴责，并且一再声明反对苏联在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上的任何建议，在越南问题上决不与苏联搞“联合行动”。
中共不与苏联合作的方针必然反映到具体的政策中。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通过中国铁路运送苏联军队前往北越，并请求中国为苏联军用飞机前往北越提供军用机场和开辟空中航线。中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了苏联的这些要求。中国领导人表示，苏联援越物资通过中国，只能按照协议进行，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苏联利用中国港口向北越增运物资。中国领导人还一再向越南方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志愿人员赴北越作战。
中国阻止苏联插手和利用越南问题，这难免引起北越方面的反对。北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抗击美国扩大战争，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必然是要为民族生存争取一切可以得到的外援，因此不可能接受中国的立场。要求北越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同时，拒绝接受或限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不能不引起北越领导人的不满。
表1 苏联对越南的援助[6] 单位: 亿元
年份
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
1969
2.90-3.85
1.75-1.95
1970
3.20-3.45
1.10-2.05
1971
3.10-3.70
1.15-1.65
1972
3.00-3.30
3.00-3.75
1973
3.50-3.90
1.50-1.80
1974
4.00-4.50
1.70-2.45
1975
4.50-5.00
1.23-1.50
1976
4.60-7.50
0.44-0.50
1977
5.70-7.50
0.44-0.50
1978
7.00-10.00
6.00-8.50
1979
8.00-11.00
8.90-140.00
(三) 越南倒向苏联
越南在中苏两国的天平上倒向苏联一边。赫鲁晓夫时期，越南人以为苏联是在拿“越南同美国作交易”，在“出卖”越南。然而，随着苏联对越 南援助的不断增加，而且苏联援助的往往是中国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武器，这使越南对苏联的依赖增强了。“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越南的“社会舆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8]。越南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评价口吻。越南领导人在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不再强调苏联的“出卖”，而是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你们(中国) 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而我们不这么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原则 基础之上……”[9]曾在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任职的张如磉回忆说: “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转移，早在 1969 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出台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0]对中国在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的评价中，其作用也由“最重要因素”变为了“基本因素”。这明显与此时苏联加大对越政策调整力度有关。
在越南方面显示出对苏联感激并倚重苏联军事援助的倾向后，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有些强硬的态度。再加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直接影响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借境运输援越物资问题，越南党领导人自然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愈益感到不满，其对中国的离异心理也就越来越强烈了。
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政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一) 中苏关系破裂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 70 年代，苏联在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方面，不走缓和的路线，而是选择强硬的“有限主权论”。《真理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刊文明确指出: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场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实际上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 家庭，首先是有苏联作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这里也包括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削弱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联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上述理论的逻辑和实质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在“大家庭”内是有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以苏联忠实盟友的身份，在冷战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然而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步恶 化。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严重分歧，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苏共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而对中国施加军事、政治压力，以逼迫中国就范，中苏之间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在 70 年代，这种分歧、矛盾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处于全面对立状态。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评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视为威胁。苏联向中国发动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在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南部建立了很大程度针对中国的弧形包 围圈。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苏联对中国周边安全的现实威胁。
70 年代苏联对华政策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继续推行 60 年代的方针，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 50 个师，并在蒙古驻扎了 8 万军队。部署的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包括增加部署先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和 SS －20 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等 20 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苏联还企图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包围圈。1969 年苏联就提出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到 70 年代后期，苏联先后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声称对这些国家负有安全义务。其二是离间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防止美国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阻止中国建立起反苏国际统一战线。苏联分别在1972 年和 1979 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同牵制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时间上看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 1972 年5 月，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 第二次是 1979年 6 月，是中美建交后六个月。另一方面，苏联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苏联媒体不断发表言论，抨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二) 中美和解消极影响中越关系
面对 70 年代苏联推行强硬与僵硬的对华政策，特别是 1968 年 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苏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1969 年 9 月，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胡志明主席去世后，越南党日益被亲苏势力所控制，出于与苏联争夺越南以确保中国南疆安全的考虑，中国方面也开始加大对越南物质援助的力度。特别是中美开始秘密接触，两国关系开始踏上正常化的道路之后，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不满，同时促使越方配合中国的国际战略，加速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解决问题，中国也要通过加大援助力度和做出更多的善意姿态，来对越方做出一些补偿。1971—1973 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援助总额近 90 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已超过过去 20 年的总和。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改变了过去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不合作和极度猜疑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顺利多了。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1972 年 3 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后，这种变化显现得尤为明显。在越美和谈问题上，中国也改变了过去的反对态度，转而给予赞同和支持。1970 年下半年，周恩来就先后表示，“过去几年里，越南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外交斗争是有效的”[11]。
不过，尽管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矛盾的激烈程 度有所降低，对越南来说，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但越南的首要敌人是美国，中美关系的缓和无论如何让越南方面难以接受。
面对中美和解的现实，越南方面反应消极。越南与中国事实上渐行渐远。为防止中美接近，越南领导人在 1971 年建议建立一个由中国领头，“孤立美国，削弱美日同盟，动摇东南亚资产阶级，进而击破美国全球战略”[12]的世界联合阵线，但这一设想因有悖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而被中国婉言拒绝。
自 1973 年 1 月 27 日越美签订巴黎和平协定，3 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战争正式进入越南化时期，一直到 1975 年北越解放西贡，实现全越统一为止，中越关系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此期，中国既坚持援越，又逐渐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 既支持越南统一全国，又对越南实现统一的方式和时间有所保留。这原本是国际局势变化后，中国对援越政策的适时调整和对越南统一问题的正常意见分歧，但在对华疑惧心理日益增长的越南领导人看来却是中国阻挠越南统一，使越南永远附属于中国的图谋的最好证明。而苏联此时继续给予越南巨额援助，越南在中苏的政治天平上不断向苏联一方倾斜，并最终倒向苏联。
至 1974 年，越南又系统地形成了公开抵制中国的态度。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不久，越南即出现了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声音，认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中国“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是中国对越南的“背叛”和“出卖”[13]。越南领导人在内部报告中曾打过一个比喻: 两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外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对于尼克松访华，越南更表现出了不满情绪，以至于在 2 月 21 日中国使馆与越南举行传统春节联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因为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14]。甚至数十年后，黎笋仍然怀疑“美国和中国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 我”[15]。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中国与美和解的大战略已不可改变。中国虽在与美和解过程中做出了与越南维护传统友好关系的努力，但越南还是最终倒向了苏联。
当 1977 年黎笋访华，明确探知中国反对其“印支联邦”计划后，越南便开始视中国为阻碍其通向大国之路的绊脚石。此后，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越南公开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而中国则认为倒向苏联的越南自愿充当苏联在东南亚的前哨，而且由于越南的“忘恩负义”，苏联完成了从陆地对中国的包围。
越战后的 1978 年 7 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 “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16]这导致中越边界冲突不断。1978 年 11 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 25 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 “在双方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7]至此，越南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越南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这样，中国不得不面对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越南的反华、排华举动不断升级，1978 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 108次之多[18]。此外，越南还制造了多起驱赶华人华侨事件，污蔑中国“庇护”越南南方的华侨资本家[19]，利用华侨作为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第五纵队”[20]。至 1978 年底，被驱赶的华人华侨共有 28 万人。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还于1978 年 12 月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国当做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效地“教训”一下越南，遏制其扩张势头。由于越南的后台老板是苏联，因此，教训越南，实际上也是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打击。1979 年 1 月 31 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新闻记者共进午餐时说: “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 界任何地方的捣乱。”当记者问到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时，邓小平说: “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带有军事同盟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
三、结语
综上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在与美国争霸的两极格局大背景下，推行全球扩张战略，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关系破裂为主线变化，影响着中苏对越南援助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走向，从而一步一步影响中越关系发生变化。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最终导致兵戎相见。
70 年代中越关系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宣布了冷战思维的破产。这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越关系剧变宣告了其长期奉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破产。该理论是新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的体系被打破之时，为“锁住”中国，有效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制定的。“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东南亚国家在中国的影响下陷于共产主义，那么它必将使其邻国发生一系列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后来事实发展的结果刚好与被西方决策者们奉行为金 科玉律的“骨牌理论”相反，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盟友非但没有维护好昔日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而且彼此之间还相互遏制，并爆发了武装冲突。中越冲突的发生，使西方学者和决策者大吃一惊，迫使其坐下来对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极端冷战政策进行反思。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越关系剧变证明了仅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之不可取。历史再次向人们宣告，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只能是这个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平等和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持久。而反观 70 年代末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不是据此来处理相互间 关系的。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抽象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时，“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利益，矛盾和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以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了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 [21]。中苏冲突根源于此，中越冲突也根源于此。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通过对 70 年代中越关系演变原因的分析，无疑能给我们今天处理与越南的关系以及处理与之相似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启迪和借鉴。 20 世纪 70 年代中越关系的变化出人意料，两国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就从肝胆相照的兄弟变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促成这一剧变的诸多因素中，苏联因素不容忽视。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导致其对越南政策的变化，在越南问题上由超然的脱身态度变为积极援助，中苏两国关于援越问题产生矛盾，越南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推行有利于自身的倾向性政策，越南在中苏两国关系的天平上倒向了苏联一边。与此同时，苏联调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从而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和解对中越关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两国关系交恶，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中越处于全面紧张和严重对立状态，两国关系产生戏剧性变化。总之，苏联的全球性进攻战略政策对此期中越关系影响深远。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似，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两国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相互间的关系更是日益紧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就是那一时代的真实写照。然而时过境迁，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越交恶，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进而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剧变的发生? 本文拟从苏联因素方面着手分析。
苏联在 70 年代推行的全球扩张战略[1]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国际格局，并且对中越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一) 对苏越关系的战略调整
苏联外交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加大了对第三世界的干预和扩张。苏联以意识形态为重要武器，发展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利用美国收缩力量，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获得一些重要的战略和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使得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更加激烈。
赫鲁晓夫时期，由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推行“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 ，在印支问题上采取超然的态度，认为深受中国影响的越南“给苏联外交政策带来的困难要比利益多得多”。为此，赫鲁晓夫采取了“脱身政策”，有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2]。赫鲁晓夫后期，苏越关系降至冰点，甚至到了越南国防部要请苏联专家打道回府的地步。1964 年11 月，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3]。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支援越南所持的消极态度导致越南明显倾向于中国。对于苏联这种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行为，中国领导人多次加以强烈指责。比如，1969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谈话时说: “美国在8 月5 日轰炸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基地，你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超 过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如你，他们跟美国人交朋友，讲友好……”[4]
但是，自中苏冲突爆发以来，中苏两国在越南就存在竞争关系。众所周知，苏联地处北方，气候严寒，国内缺少橡胶资源和通向东方的不冻港，这一直是苏联有效发挥其影响力的桎梏。在过去社会主义阵营“铁板一块”之时，这一不利因素造成苏联在东方的战略缺陷可以由中国来加以弥补。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由分裂走向对抗，能否拉住越南，这不仅事关苏联包抄中国，迫使中国就范战略的实现，而且还是其廉价获取橡胶等战略资源，及为南下太平洋获取基地的关键。同时，苏联利用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收缩，扩大在越南的影响，从而获得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 70 年代的苏联，开始加大援越力度。特别是 1969 年 3 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抛出了其“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邓小平同志在论及“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作用时就提到它“有对付中国的一面”[5]。为拉拢越南加入“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孤立、包围中国，苏联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力度。在苏联对越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中，1971 年 5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苏联以经济、军事援助方式对越南进行了多年的“政治投资”后，70 年代越南的对苏政策已发生明显变化。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认识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朝着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的新机遇”。于是，苏联把对越南的援助看做“加强在越南地位的杠杆之一”[6]，“短期(一年) 援助朝着有计划、长期的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在军事领域内，将继续重新装备越南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苏联) 较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武装力量建设”[7]。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理解与接受，越南逐渐成了苏联“通向东南亚的一把钥匙”。基于越南在苏联对外战略中重要性提升的判断，苏联在极力离间中越关系的同时，按照“不让经济与技术援助脱离政治路线”的原则大力援越(见表 1) 。
(二) 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矛盾
几乎从苏联公开表示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中苏即在有关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苏联方面提出两项建议: 其一是双方协调援越行动，发表一个社会主义各国首脑援越抗美的联合声明; 其二是争取和平解放越南，提出应给美国“从越南找到一条出路”。
由于对苏联极端不信任，且已将之视为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无意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合作。中国方面不仅拒绝了苏联的上述建议，而且对苏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居心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谴责，并且一再声明反对苏联在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上的任何建议，在越南问题上决不与苏联搞“联合行动”。
中共不与苏联合作的方针必然反映到具体的政策中。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通过中国铁路运送苏联军队前往北越，并请求中国为苏联军用飞机前往北越提供军用机场和开辟空中航线。中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了苏联的这些要求。中国领导人表示，苏联援越物资通过中国，只能按照协议进行，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苏联利用中国港口向北越增运物资。中国领导人还一再向越南方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志愿人员赴北越作战。
中国阻止苏联插手和利用越南问题，这难免引起北越方面的反对。北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抗击美国扩大战争，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必然是要为民族生存争取一切可以得到的外援，因此不可能接受中国的立场。要求北越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同时，拒绝接受或限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不能不引起北越领导人的不满。
表1 苏联对越南的援助[6] 单位: 亿元
年份
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
1969
2.90-3.85
1.75-1.95
1970
3.20-3.45
1.10-2.05
1971
3.10-3.70
1.15-1.65
1972
3.00-3.30
3.00-3.75
1973
3.50-3.90
1.50-1.80
1974
4.00-4.50
1.70-2.45
1975
4.50-5.00
1.23-1.50
1976
4.60-7.50
0.44-0.50
1977
5.70-7.50
0.44-0.50
1978
7.00-10.00
6.00-8.50
1979
8.00-11.00
8.90-140.00
(三) 越南倒向苏联
越南在中苏两国的天平上倒向苏联一边。赫鲁晓夫时期，越南人以为苏联是在拿“越南同美国作交易”，在“出卖”越南。然而，随着苏联对越 南援助的不断增加，而且苏联援助的往往是中国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武器，这使越南对苏联的依赖增强了。“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越南的“社会舆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8]。越南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评价口吻。越南领导人在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不再强调苏联的“出卖”，而是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你们(中国) 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而我们不这么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原则 基础之上……”[9]曾在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任职的张如磉回忆说: “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转移，早在 1969 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出台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0]对中国在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的评价中，其作用也由“最重要因素”变为了“基本因素”。这明显与此时苏联加大对越政策调整力度有关。
在越南方面显示出对苏联感激并倚重苏联军事援助的倾向后，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有些强硬的态度。再加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直接影响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借境运输援越物资问题，越南党领导人自然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愈益感到不满，其对中国的离异心理也就越来越强烈了。
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政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一) 中苏关系破裂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 70 年代，苏联在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方面，不走缓和的路线，而是选择强硬的“有限主权论”。《真理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刊文明确指出: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场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实际上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 家庭，首先是有苏联作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这里也包括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削弱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联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上述理论的逻辑和实质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在“大家庭”内是有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以苏联忠实盟友的身份，在冷战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然而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步恶 化。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严重分歧，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苏共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而对中国施加军事、政治压力，以逼迫中国就范，中苏之间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在 70 年代，这种分歧、矛盾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处于全面对立状态。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评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视为威胁。苏联向中国发动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在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南部建立了很大程度针对中国的弧形包 围圈。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苏联对中国周边安全的现实威胁。
70 年代苏联对华政策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继续推行 60 年代的方针，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 50 个师，并在蒙古驻扎了 8 万军队。部署的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包括增加部署先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和 SS －20 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等 20 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苏联还企图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包围圈。1969 年苏联就提出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到 70 年代后期，苏联先后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声称对这些国家负有安全义务。其二是离间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防止美国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阻止中国建立起反苏国际统一战线。苏联分别在1972 年和 1979 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同牵制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时间上看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 1972 年5 月，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 第二次是 1979年 6 月，是中美建交后六个月。另一方面，苏联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苏联媒体不断发表言论，抨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二) 中美和解消极影响中越关系
面对 70 年代苏联推行强硬与僵硬的对华政策，特别是 1968 年 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苏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1969 年 9 月，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胡志明主席去世后，越南党日益被亲苏势力所控制，出于与苏联争夺越南以确保中国南疆安全的考虑，中国方面也开始加大对越南物质援助的力度。特别是中美开始秘密接触，两国关系开始踏上正常化的道路之后，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不满，同时促使越方配合中国的国际战略，加速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解决问题，中国也要通过加大援助力度和做出更多的善意姿态，来对越方做出一些补偿。1971—1973 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援助总额近 90 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已超过过去 20 年的总和。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改变了过去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不合作和极度猜疑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顺利多了。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1972 年 3 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后，这种变化显现得尤为明显。在越美和谈问题上，中国也改变了过去的反对态度，转而给予赞同和支持。1970 年下半年，周恩来就先后表示，“过去几年里，越南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外交斗争是有效的”[11]。
不过，尽管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矛盾的激烈程 度有所降低，对越南来说，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但越南的首要敌人是美国，中美关系的缓和无论如何让越南方面难以接受。
面对中美和解的现实，越南方面反应消极。越南与中国事实上渐行渐远。为防止中美接近，越南领导人在 1971 年建议建立一个由中国领头，“孤立美国，削弱美日同盟，动摇东南亚资产阶级，进而击破美国全球战略”[12]的世界联合阵线，但这一设想因有悖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而被中国婉言拒绝。
自 1973 年 1 月 27 日越美签订巴黎和平协定，3 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战争正式进入越南化时期，一直到 1975 年北越解放西贡，实现全越统一为止，中越关系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此期，中国既坚持援越，又逐渐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 既支持越南统一全国，又对越南实现统一的方式和时间有所保留。这原本是国际局势变化后，中国对援越政策的适时调整和对越南统一问题的正常意见分歧，但在对华疑惧心理日益增长的越南领导人看来却是中国阻挠越南统一，使越南永远附属于中国的图谋的最好证明。而苏联此时继续给予越南巨额援助，越南在中苏的政治天平上不断向苏联一方倾斜，并最终倒向苏联。
至 1974 年，越南又系统地形成了公开抵制中国的态度。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不久，越南即出现了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声音，认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中国“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是中国对越南的“背叛”和“出卖”[13]。越南领导人在内部报告中曾打过一个比喻: 两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外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对于尼克松访华，越南更表现出了不满情绪，以至于在 2 月 21 日中国使馆与越南举行传统春节联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因为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14]。甚至数十年后，黎笋仍然怀疑“美国和中国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 我”[15]。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中国与美和解的大战略已不可改变。中国虽在与美和解过程中做出了与越南维护传统友好关系的努力，但越南还是最终倒向了苏联。
当 1977 年黎笋访华，明确探知中国反对其“印支联邦”计划后，越南便开始视中国为阻碍其通向大国之路的绊脚石。此后，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越南公开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而中国则认为倒向苏联的越南自愿充当苏联在东南亚的前哨，而且由于越南的“忘恩负义”，苏联完成了从陆地对中国的包围。
越战后的 1978 年 7 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 “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16]这导致中越边界冲突不断。1978 年 11 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 25 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 “在双方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7]至此，越南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越南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这样，中国不得不面对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越南的反华、排华举动不断升级，1978 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 108次之多[18]。此外，越南还制造了多起驱赶华人华侨事件，污蔑中国“庇护”越南南方的华侨资本家[19]，利用华侨作为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第五纵队”[20]。至 1978 年底，被驱赶的华人华侨共有 28 万人。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还于1978 年 12 月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国当做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效地“教训”一下越南，遏制其扩张势头。由于越南的后台老板是苏联，因此，教训越南，实际上也是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打击。1979 年 1 月 31 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新闻记者共进午餐时说: “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 界任何地方的捣乱。”当记者问到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时，邓小平说: “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带有军事同盟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
三、结语
综上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在与美国争霸的两极格局大背景下，推行全球扩张战略，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关系破裂为主线变化，影响着中苏对越南援助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走向，从而一步一步影响中越关系发生变化。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最终导致兵戎相见。
70 年代中越关系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宣布了冷战思维的破产。这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越关系剧变宣告了其长期奉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破产。该理论是新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的体系被打破之时，为“锁住”中国，有效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制定的。“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东南亚国家在中国的影响下陷于共产主义，那么它必将使其邻国发生一系列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后来事实发展的结果刚好与被西方决策者们奉行为金 科玉律的“骨牌理论”相反，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盟友非但没有维护好昔日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而且彼此之间还相互遏制，并爆发了武装冲突。中越冲突的发生，使西方学者和决策者大吃一惊，迫使其坐下来对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极端冷战政策进行反思。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越关系剧变证明了仅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之不可取。历史再次向人们宣告，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只能是这个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平等和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持久。而反观 70 年代末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不是据此来处理相互间 关系的。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抽象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时，“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利益，矛盾和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以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了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 [21]。中苏冲突根源于此，中越冲突也根源于此。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通过对 70 年代中越关系演变原因的分析，无疑能给我们今天处理与越南的关系以及处理与之相似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启迪和借鉴。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似，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两国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相互间的关系更是日益紧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就是那一时代的真实写照。然而时过境迁，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越交恶，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进而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剧变的发生? 本文拟从苏联因素方面着手分析。
苏联在 70 年代推行的全球扩张战略[1]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国际格局，并且对中越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一) 对苏越关系的战略调整
苏联外交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加大了对第三世界的干预和扩张。苏联以意识形态为重要武器，发展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利用美国收缩力量，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获得一些重要的战略和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使得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更加激烈。
赫鲁晓夫时期，由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推行“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 ，在印支问题上采取超然的态度，认为深受中国影响的越南“给苏联外交政策带来的困难要比利益多得多”。为此，赫鲁晓夫采取了“脱身政策”，有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2]。赫鲁晓夫后期，苏越关系降至冰点，甚至到了越南国防部要请苏联专家打道回府的地步。1964 年11 月，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3]。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支援越南所持的消极态度导致越南明显倾向于中国。对于苏联这种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行为，中国领导人多次加以强烈指责。比如，1969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谈话时说: “美国在8 月5 日轰炸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基地，你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超 过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如你，他们跟美国人交朋友，讲友好……”[4]
但是，自中苏冲突爆发以来，中苏两国在越南就存在竞争关系。众所周知，苏联地处北方，气候严寒，国内缺少橡胶资源和通向东方的不冻港，这一直是苏联有效发挥其影响力的桎梏。在过去社会主义阵营“铁板一块”之时，这一不利因素造成苏联在东方的战略缺陷可以由中国来加以弥补。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由分裂走向对抗，能否拉住越南，这不仅事关苏联包抄中国，迫使中国就范战略的实现，而且还是其廉价获取橡胶等战略资源，及为南下太平洋获取基地的关键。同时，苏联利用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收缩，扩大在越南的影响，从而获得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 70 年代的苏联，开始加大援越力度。特别是 1969 年 3 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抛出了其“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邓小平同志在论及“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作用时就提到它“有对付中国的一面”[5]。为拉拢越南加入“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孤立、包围中国，苏联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力度。在苏联对越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中，1971 年 5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苏联以经济、军事援助方式对越南进行了多年的“政治投资”后，70 年代越南的对苏政策已发生明显变化。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认识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朝着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的新机遇”。于是，苏联把对越南的援助看做“加强在越南地位的杠杆之一”[6]，“短期(一年) 援助朝着有计划、长期的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在军事领域内，将继续重新装备越南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苏联) 较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武装力量建设”[7]。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理解与接受，越南逐渐成了苏联“通向东南亚的一把钥匙”。基于越南在苏联对外战略中重要性提升的判断，苏联在极力离间中越关系的同时，按照“不让经济与技术援助脱离政治路线”的原则大力援越(见表 1) 。
(二) 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矛盾
几乎从苏联公开表示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中苏即在有关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苏联方面提出两项建议: 其一是双方协调援越行动，发表一个社会主义各国首脑援越抗美的联合声明; 其二是争取和平解放越南，提出应给美国“从越南找到一条出路”。
由于对苏联极端不信任，且已将之视为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无意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合作。中国方面不仅拒绝了苏联的上述建议，而且对苏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居心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谴责，并且一再声明反对苏联在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上的任何建议，在越南问题上决不与苏联搞“联合行动”。
中共不与苏联合作的方针必然反映到具体的政策中。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通过中国铁路运送苏联军队前往北越，并请求中国为苏联军用飞机前往北越提供军用机场和开辟空中航线。中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了苏联的这些要求。中国领导人表示，苏联援越物资通过中国，只能按照协议进行，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苏联利用中国港口向北越增运物资。中国领导人还一再向越南方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志愿人员赴北越作战。
中国阻止苏联插手和利用越南问题，这难免引起北越方面的反对。北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抗击美国扩大战争，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必然是要为民族生存争取一切可以得到的外援，因此不可能接受中国的立场。要求北越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同时，拒绝接受或限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不能不引起北越领导人的不满。
表1 苏联对越南的援助[6] 单位: 亿元
年份
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
1969
2.90-3.85
1.75-1.95
1970
3.20-3.45
1.10-2.05
1971
3.10-3.70
1.15-1.65
1972
3.00-3.30
3.00-3.75
1973
3.50-3.90
1.50-1.80
1974
4.00-4.50
1.70-2.45
1975
4.50-5.00
1.23-1.50
1976
4.60-7.50
0.44-0.50
1977
5.70-7.50
0.44-0.50
1978
7.00-10.00
6.00-8.50
1979
8.00-11.00
8.90-140.00
(三) 越南倒向苏联
越南在中苏两国的天平上倒向苏联一边。赫鲁晓夫时期，越南人以为苏联是在拿“越南同美国作交易”，在“出卖”越南。然而，随着苏联对越 南援助的不断增加，而且苏联援助的往往是中国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武器，这使越南对苏联的依赖增强了。“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越南的“社会舆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8]。越南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评价口吻。越南领导人在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不再强调苏联的“出卖”，而是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你们(中国) 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而我们不这么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原则 基础之上……”[9]曾在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任职的张如磉回忆说: “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转移，早在 1969 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出台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0]对中国在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的评价中，其作用也由“最重要因素”变为了“基本因素”。这明显与此时苏联加大对越政策调整力度有关。
在越南方面显示出对苏联感激并倚重苏联军事援助的倾向后，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有些强硬的态度。再加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直接影响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借境运输援越物资问题，越南党领导人自然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愈益感到不满，其对中国的离异心理也就越来越强烈了。
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政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一) 中苏关系破裂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 70 年代，苏联在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方面，不走缓和的路线，而是选择强硬的“有限主权论”。《真理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刊文明确指出: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场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实际上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 家庭，首先是有苏联作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这里也包括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削弱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联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上述理论的逻辑和实质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在“大家庭”内是有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以苏联忠实盟友的身份，在冷战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然而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步恶 化。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严重分歧，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苏共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而对中国施加军事、政治压力，以逼迫中国就范，中苏之间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在 70 年代，这种分歧、矛盾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处于全面对立状态。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评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视为威胁。苏联向中国发动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在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南部建立了很大程度针对中国的弧形包 围圈。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苏联对中国周边安全的现实威胁。
70 年代苏联对华政策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继续推行 60 年代的方针，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 50 个师，并在蒙古驻扎了 8 万军队。部署的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包括增加部署先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和 SS －20 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等 20 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苏联还企图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包围圈。1969 年苏联就提出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到 70 年代后期，苏联先后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声称对这些国家负有安全义务。其二是离间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防止美国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阻止中国建立起反苏国际统一战线。苏联分别在1972 年和 1979 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同牵制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时间上看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 1972 年5 月，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 第二次是 1979年 6 月，是中美建交后六个月。另一方面，苏联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苏联媒体不断发表言论，抨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二) 中美和解消极影响中越关系
面对 70 年代苏联推行强硬与僵硬的对华政策，特别是 1968 年 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苏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1969 年 9 月，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胡志明主席去世后，越南党日益被亲苏势力所控制，出于与苏联争夺越南以确保中国南疆安全的考虑，中国方面也开始加大对越南物质援助的力度。特别是中美开始秘密接触，两国关系开始踏上正常化的道路之后，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不满，同时促使越方配合中国的国际战略，加速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解决问题，中国也要通过加大援助力度和做出更多的善意姿态，来对越方做出一些补偿。1971—1973 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援助总额近 90 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已超过过去 20 年的总和。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改变了过去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不合作和极度猜疑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顺利多了。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1972 年 3 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后，这种变化显现得尤为明显。在越美和谈问题上，中国也改变了过去的反对态度，转而给予赞同和支持。1970 年下半年，周恩来就先后表示，“过去几年里，越南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外交斗争是有效的”[11]。
不过，尽管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矛盾的激烈程 度有所降低，对越南来说，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但越南的首要敌人是美国，中美关系的缓和无论如何让越南方面难以接受。
面对中美和解的现实，越南方面反应消极。越南与中国事实上渐行渐远。为防止中美接近，越南领导人在 1971 年建议建立一个由中国领头，“孤立美国，削弱美日同盟，动摇东南亚资产阶级，进而击破美国全球战略”[12]的世界联合阵线，但这一设想因有悖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而被中国婉言拒绝。
自 1973 年 1 月 27 日越美签订巴黎和平协定，3 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战争正式进入越南化时期，一直到 1975 年北越解放西贡，实现全越统一为止，中越关系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此期，中国既坚持援越，又逐渐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 既支持越南统一全国，又对越南实现统一的方式和时间有所保留。这原本是国际局势变化后，中国对援越政策的适时调整和对越南统一问题的正常意见分歧，但在对华疑惧心理日益增长的越南领导人看来却是中国阻挠越南统一，使越南永远附属于中国的图谋的最好证明。而苏联此时继续给予越南巨额援助，越南在中苏的政治天平上不断向苏联一方倾斜，并最终倒向苏联。
至 1974 年，越南又系统地形成了公开抵制中国的态度。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不久，越南即出现了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声音，认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中国“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是中国对越南的“背叛”和“出卖”[13]。越南领导人在内部报告中曾打过一个比喻: 两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外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对于尼克松访华，越南更表现出了不满情绪，以至于在 2 月 21 日中国使馆与越南举行传统春节联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因为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14]。甚至数十年后，黎笋仍然怀疑“美国和中国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 我”[15]。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中国与美和解的大战略已不可改变。中国虽在与美和解过程中做出了与越南维护传统友好关系的努力，但越南还是最终倒向了苏联。
当 1977 年黎笋访华，明确探知中国反对其“印支联邦”计划后，越南便开始视中国为阻碍其通向大国之路的绊脚石。此后，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越南公开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而中国则认为倒向苏联的越南自愿充当苏联在东南亚的前哨，而且由于越南的“忘恩负义”，苏联完成了从陆地对中国的包围。
越战后的 1978 年 7 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 “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16]这导致中越边界冲突不断。1978 年 11 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 25 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 “在双方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7]至此，越南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越南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这样，中国不得不面对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越南的反华、排华举动不断升级，1978 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 108次之多[18]。此外，越南还制造了多起驱赶华人华侨事件，污蔑中国“庇护”越南南方的华侨资本家[19]，利用华侨作为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第五纵队”[20]。至 1978 年底，被驱赶的华人华侨共有 28 万人。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还于1978 年 12 月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国当做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效地“教训”一下越南，遏制其扩张势头。由于越南的后台老板是苏联，因此，教训越南，实际上也是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打击。1979 年 1 月 31 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新闻记者共进午餐时说: “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 界任何地方的捣乱。”当记者问到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时，邓小平说: “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带有军事同盟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
三、结语
综上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在与美国争霸的两极格局大背景下，推行全球扩张战略，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关系破裂为主线变化，影响着中苏对越南援助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走向，从而一步一步影响中越关系发生变化。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最终导致兵戎相见。
70 年代中越关系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宣布了冷战思维的破产。这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越关系剧变宣告了其长期奉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破产。该理论是新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的体系被打破之时，为“锁住”中国，有效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制定的。“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东南亚国家在中国的影响下陷于共产主义，那么它必将使其邻国发生一系列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后来事实发展的结果刚好与被西方决策者们奉行为金 科玉律的“骨牌理论”相反，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盟友非但没有维护好昔日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而且彼此之间还相互遏制，并爆发了武装冲突。中越冲突的发生，使西方学者和决策者大吃一惊，迫使其坐下来对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极端冷战政策进行反思。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越关系剧变证明了仅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之不可取。历史再次向人们宣告，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只能是这个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平等和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持久。而反观 70 年代末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不是据此来处理相互间 关系的。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抽象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时，“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利益，矛盾和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以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了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 [21]。中苏冲突根源于此，中越冲突也根源于此。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通过对 70 年代中越关系演变原因的分析，无疑能给我们今天处理与越南的关系以及处理与之相似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启迪和借鉴。 20 世纪 70 年代中越关系的变化出人意料，两国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就从肝胆相照的兄弟变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促成这一剧变的诸多因素中，苏联因素不容忽视。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导致其对越南政策的变化，在越南问题上由超然的脱身态度变为积极援助，中苏两国关于援越问题产生矛盾，越南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推行有利于自身的倾向性政策，越南在中苏两国关系的天平上倒向了苏联一边。与此同时，苏联调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从而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和解对中越关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两国关系交恶，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中越处于全面紧张和严重对立状态，两国关系产生戏剧性变化。总之，苏联的全球性进攻战略政策对此期中越关系影响深远。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似，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两国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相互间的关系更是日益紧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就是那一时代的真实写照。然而时过境迁，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越交恶，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进而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剧变的发生? 本文拟从苏联因素方面着手分析。
苏联在 70 年代推行的全球扩张战略[1]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国际格局，并且对中越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一) 对苏越关系的战略调整
苏联外交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加大了对第三世界的干预和扩张。苏联以意识形态为重要武器，发展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利用美国收缩力量，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获得一些重要的战略和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使得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更加激烈。
赫鲁晓夫时期，由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推行“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 ，在印支问题上采取超然的态度，认为深受中国影响的越南“给苏联外交政策带来的困难要比利益多得多”。为此，赫鲁晓夫采取了“脱身政策”，有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2]。赫鲁晓夫后期，苏越关系降至冰点，甚至到了越南国防部要请苏联专家打道回府的地步。1964 年11 月，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3]。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支援越南所持的消极态度导致越南明显倾向于中国。对于苏联这种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行为，中国领导人多次加以强烈指责。比如，1969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谈话时说: “美国在8 月5 日轰炸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基地，你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超 过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如你，他们跟美国人交朋友，讲友好……”[4]
但是，自中苏冲突爆发以来，中苏两国在越南就存在竞争关系。众所周知，苏联地处北方，气候严寒，国内缺少橡胶资源和通向东方的不冻港，这一直是苏联有效发挥其影响力的桎梏。在过去社会主义阵营“铁板一块”之时，这一不利因素造成苏联在东方的战略缺陷可以由中国来加以弥补。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由分裂走向对抗，能否拉住越南，这不仅事关苏联包抄中国，迫使中国就范战略的实现，而且还是其廉价获取橡胶等战略资源，及为南下太平洋获取基地的关键。同时，苏联利用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收缩，扩大在越南的影响，从而获得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 70 年代的苏联，开始加大援越力度。特别是 1969 年 3 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抛出了其“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邓小平同志在论及“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作用时就提到它“有对付中国的一面”[5]。为拉拢越南加入“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孤立、包围中国，苏联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力度。在苏联对越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中，1971 年 5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苏联以经济、军事援助方式对越南进行了多年的“政治投资”后，70 年代越南的对苏政策已发生明显变化。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认识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朝着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的新机遇”。于是，苏联把对越南的援助看做“加强在越南地位的杠杆之一”[6]，“短期(一年) 援助朝着有计划、长期的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在军事领域内，将继续重新装备越南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苏联) 较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武装力量建设”[7]。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理解与接受，越南逐渐成了苏联“通向东南亚的一把钥匙”。基于越南在苏联对外战略中重要性提升的判断，苏联在极力离间中越关系的同时，按照“不让经济与技术援助脱离政治路线”的原则大力援越(见表 1) 。
(二) 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矛盾
几乎从苏联公开表示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中苏即在有关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苏联方面提出两项建议: 其一是双方协调援越行动，发表一个社会主义各国首脑援越抗美的联合声明; 其二是争取和平解放越南，提出应给美国“从越南找到一条出路”。
由于对苏联极端不信任，且已将之视为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无意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合作。中国方面不仅拒绝了苏联的上述建议，而且对苏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居心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谴责，并且一再声明反对苏联在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上的任何建议，在越南问题上决不与苏联搞“联合行动”。
中共不与苏联合作的方针必然反映到具体的政策中。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通过中国铁路运送苏联军队前往北越，并请求中国为苏联军用飞机前往北越提供军用机场和开辟空中航线。中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了苏联的这些要求。中国领导人表示，苏联援越物资通过中国，只能按照协议进行，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苏联利用中国港口向北越增运物资。中国领导人还一再向越南方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志愿人员赴北越作战。
中国阻止苏联插手和利用越南问题，这难免引起北越方面的反对。北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抗击美国扩大战争，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必然是要为民族生存争取一切可以得到的外援，因此不可能接受中国的立场。要求北越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同时，拒绝接受或限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不能不引起北越领导人的不满。
表1 苏联对越南的援助[6] 单位: 亿元
年份
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
1969
2.90-3.85
1.75-1.95
1970
3.20-3.45
1.10-2.05
1971
3.10-3.70
1.15-1.65
1972
3.00-3.30
3.00-3.75
1973
3.50-3.90
1.50-1.80
1974
4.00-4.50
1.70-2.45
1975
4.50-5.00
1.23-1.50
1976
4.60-7.50
0.44-0.50
1977
5.70-7.50
0.44-0.50
1978
7.00-10.00
6.00-8.50
1979
8.00-11.00
8.90-140.00
(三) 越南倒向苏联
越南在中苏两国的天平上倒向苏联一边。赫鲁晓夫时期，越南人以为苏联是在拿“越南同美国作交易”，在“出卖”越南。然而，随着苏联对越 南援助的不断增加，而且苏联援助的往往是中国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武器，这使越南对苏联的依赖增强了。“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越南的“社会舆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8]。越南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评价口吻。越南领导人在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不再强调苏联的“出卖”，而是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你们(中国) 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而我们不这么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原则 基础之上……”[9]曾在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任职的张如磉回忆说: “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转移，早在 1969 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出台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0]对中国在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的评价中，其作用也由“最重要因素”变为了“基本因素”。这明显与此时苏联加大对越政策调整力度有关。
在越南方面显示出对苏联感激并倚重苏联军事援助的倾向后，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有些强硬的态度。再加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直接影响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借境运输援越物资问题，越南党领导人自然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愈益感到不满，其对中国的离异心理也就越来越强烈了。
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政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一) 中苏关系破裂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 70 年代，苏联在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方面，不走缓和的路线，而是选择强硬的“有限主权论”。《真理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刊文明确指出: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场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实际上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 家庭，首先是有苏联作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这里也包括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削弱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联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上述理论的逻辑和实质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在“大家庭”内是有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以苏联忠实盟友的身份，在冷战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然而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步恶 化。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严重分歧，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苏共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而对中国施加军事、政治压力，以逼迫中国就范，中苏之间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在 70 年代，这种分歧、矛盾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处于全面对立状态。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评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视为威胁。苏联向中国发动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在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南部建立了很大程度针对中国的弧形包 围圈。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苏联对中国周边安全的现实威胁。
70 年代苏联对华政策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继续推行 60 年代的方针，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 50 个师，并在蒙古驻扎了 8 万军队。部署的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包括增加部署先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和 SS －20 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等 20 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苏联还企图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包围圈。1969 年苏联就提出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到 70 年代后期，苏联先后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声称对这些国家负有安全义务。其二是离间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防止美国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阻止中国建立起反苏国际统一战线。苏联分别在1972 年和 1979 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同牵制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时间上看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 1972 年5 月，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 第二次是 1979年 6 月，是中美建交后六个月。另一方面，苏联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苏联媒体不断发表言论，抨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二) 中美和解消极影响中越关系
面对 70 年代苏联推行强硬与僵硬的对华政策，特别是 1968 年 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苏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1969 年 9 月，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胡志明主席去世后，越南党日益被亲苏势力所控制，出于与苏联争夺越南以确保中国南疆安全的考虑，中国方面也开始加大对越南物质援助的力度。特别是中美开始秘密接触，两国关系开始踏上正常化的道路之后，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不满，同时促使越方配合中国的国际战略，加速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解决问题，中国也要通过加大援助力度和做出更多的善意姿态，来对越方做出一些补偿。1971—1973 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援助总额近 90 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已超过过去 20 年的总和。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改变了过去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不合作和极度猜疑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顺利多了。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1972 年 3 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后，这种变化显现得尤为明显。在越美和谈问题上，中国也改变了过去的反对态度，转而给予赞同和支持。1970 年下半年，周恩来就先后表示，“过去几年里，越南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外交斗争是有效的”[11]。
不过，尽管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矛盾的激烈程 度有所降低，对越南来说，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但越南的首要敌人是美国，中美关系的缓和无论如何让越南方面难以接受。
面对中美和解的现实，越南方面反应消极。越南与中国事实上渐行渐远。为防止中美接近，越南领导人在 1971 年建议建立一个由中国领头，“孤立美国，削弱美日同盟，动摇东南亚资产阶级，进而击破美国全球战略”[12]的世界联合阵线，但这一设想因有悖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而被中国婉言拒绝。
自 1973 年 1 月 27 日越美签订巴黎和平协定，3 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战争正式进入越南化时期，一直到 1975 年北越解放西贡，实现全越统一为止，中越关系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此期，中国既坚持援越，又逐渐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 既支持越南统一全国，又对越南实现统一的方式和时间有所保留。这原本是国际局势变化后，中国对援越政策的适时调整和对越南统一问题的正常意见分歧，但在对华疑惧心理日益增长的越南领导人看来却是中国阻挠越南统一，使越南永远附属于中国的图谋的最好证明。而苏联此时继续给予越南巨额援助，越南在中苏的政治天平上不断向苏联一方倾斜，并最终倒向苏联。
至 1974 年，越南又系统地形成了公开抵制中国的态度。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不久，越南即出现了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声音，认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中国“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是中国对越南的“背叛”和“出卖”[13]。越南领导人在内部报告中曾打过一个比喻: 两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外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对于尼克松访华，越南更表现出了不满情绪，以至于在 2 月 21 日中国使馆与越南举行传统春节联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因为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14]。甚至数十年后，黎笋仍然怀疑“美国和中国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 我”[15]。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中国与美和解的大战略已不可改变。中国虽在与美和解过程中做出了与越南维护传统友好关系的努力，但越南还是最终倒向了苏联。
当 1977 年黎笋访华，明确探知中国反对其“印支联邦”计划后，越南便开始视中国为阻碍其通向大国之路的绊脚石。此后，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越南公开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而中国则认为倒向苏联的越南自愿充当苏联在东南亚的前哨，而且由于越南的“忘恩负义”，苏联完成了从陆地对中国的包围。
越战后的 1978 年 7 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 “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16]这导致中越边界冲突不断。1978 年 11 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 25 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 “在双方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7]至此，越南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越南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这样，中国不得不面对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越南的反华、排华举动不断升级，1978 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 108次之多[18]。此外，越南还制造了多起驱赶华人华侨事件，污蔑中国“庇护”越南南方的华侨资本家[19]，利用华侨作为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第五纵队”[20]。至 1978 年底，被驱赶的华人华侨共有 28 万人。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还于1978 年 12 月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国当做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效地“教训”一下越南，遏制其扩张势头。由于越南的后台老板是苏联，因此，教训越南，实际上也是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打击。1979 年 1 月 31 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新闻记者共进午餐时说: “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 界任何地方的捣乱。”当记者问到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时，邓小平说: “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带有军事同盟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
三、结语
综上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在与美国争霸的两极格局大背景下，推行全球扩张战略，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关系破裂为主线变化，影响着中苏对越南援助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走向，从而一步一步影响中越关系发生变化。两国由“同志加兄弟”一变而为“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最终导致兵戎相见。
70 年代中越关系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宣布了冷战思维的破产。这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越关系剧变宣告了其长期奉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破产。该理论是新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的体系被打破之时，为“锁住”中国，有效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制定的。“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东南亚国家在中国的影响下陷于共产主义，那么它必将使其邻国发生一系列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后来事实发展的结果刚好与被西方决策者们奉行为金 科玉律的“骨牌理论”相反，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盟友非但没有维护好昔日的“兄弟情谊”和“战斗团结”，而且彼此之间还相互遏制，并爆发了武装冲突。中越冲突的发生，使西方学者和决策者大吃一惊，迫使其坐下来对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极端冷战政策进行反思。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越关系剧变证明了仅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之不可取。历史再次向人们宣告，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只能是这个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平等和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持久。而反观 70 年代末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不是据此来处理相互间 关系的。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抽象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时，“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利益，矛盾和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以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了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 [21]。中苏冲突根源于此，中越冲突也根源于此。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通过对 70 年代中越关系演变原因的分析，无疑能给我们今天处理与越南的关系以及处理与之相似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