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民主政治与精英治国：谈谈特权与腐败的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7:36:48
近一年来反腐风暴席卷官场，高官频频落马，不时有小官自杀。一些人认为我们看到了根除腐败的希望。当然更多国民还是等等看的心态，希望这场风暴不要只是暂时，不要空唱高调而抓不住“大老虎”。
那么，腐败能否被根除？或者不要过于理想化，可以提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腐败能否被有效遏制？当然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引到对腐败根源的探究，不可避免就涉及到制度问题。过去我们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也考察了西方社会和体制现实，自然接受了西方民主有效遏制腐败的说辞，认为专制体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那么铲除腐败就必须从改变政治架构入手。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外界了解越来越多，看到了西方式的民主并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相反在很多非西方国家，民主反而助长了腐败的猖獗。而国内近一年来的反腐动作似乎让人面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希望。
那么，腐败和制度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
关于制度，首先要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维护统治。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必然要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分，所有的管理最后被泛化为一个概念：权力。只有管理者拥有权力，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如此，区别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权力；二是如何获得权力；三是如何维系权力。先从如何看待权力说起，专制时代专制者一致的做法是将权力绝对化，追求权力的垄断。这个时代的权力是不折不扣的特权，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将自己的特权置于对被管理者的压迫之上。民主时代统治集团的做法是将权力法制化，强调分权与制衡。管理者制定游戏规则，然后拉被管理者进来利用规则实现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平衡。从专制时代到民主时代的一大进步就是破除了权力垄断，扩大了统治集团的基础。以往权力的更替只能靠非正常的暴力冲突才能实现，民主政治则实现了权力更替的有序化、法制化，权力争斗对社会的破坏作用降到最小。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民主中的“民”，其实只是权力更替的筹码，其中大部分并得不到权力。
因此，即便在现代公民社会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权力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并没什么改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仍然具有绝对的可能性。因而腐败不可能被根除。至于腐败能否被有效遏制，还在于对权力私用行为的立法和监管力度。但是当权者自觉自愿对自己使用权力进行有效监管根本就做不到，所以立法和监管往往成为摆设。能够立法和监管往往是管理者的“被迫行为”。这种“被迫行为”就是对获得权力和维系权力的思考结果。
“统治集团”是一个泛化概念，并非铁板一块。权利的争夺、身份的交替、得势与失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上演，只要有权力存在，这些戏码就不会消失。社会如此复杂，权力不能够一个人独享。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有的既得权力者怎能甘心白白出让自己的权力给新进者？如果新进者不能全面否定之前的统治者，那么清理权力障碍的借口必然会是反腐败，但是初衷显然不是出于对特权的憎恨，因为权力正是新进者追求的东西。
管理者必须组织集团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获得权力的统治集团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维系统治。《过秦论》中贾谊指出秦始皇维系统治的主要做法是愚民、弱民、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严酷的压迫，结果如何历史演绎的非常清楚。这才有后来的休养生息和独尊儒术。当代世界已经打破了权力来自于上天的神话，但是又树立起“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假象和“民选正义”的神话。虽然是谎言，但是起码意味着统治集团开始关注被统治者的利益甚至开始讨好选民。被管理者有了话语权和投票权，这就使得对统治集团的质疑能够传播和放大，这算是权力集团之外的自发的监督。统治的正当性受到拷问，统治集团不得不正视民众意愿、考虑民众利益。
但是民选政治在政客们为了选票而极力讨好民众的过程中丧失了对治国方向的把握，民粹主义正在毁掉西方民主。曾经的反对专制争取民权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愚民干政。我们总说“国之根本在民”，这是孟子所倡导的儒家重要思想。但是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许多年，政治理念都没能实现。孟子见梁惠王，所阐述的仁政其实不难实现，但是这种损害贵族特权利益的举措注定无法实施，因为没有哪位国君会为了仁政而去得罪实力强大的贵族。欺压老百姓，不过是多些骂名，和贵族集团做对才是自毁社稷。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是调动了地主和小贵族这些秦国中间力量的积极性，底层民众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反而更加沉重。即便如此，秦国大贵族也没有放过这个敢动他们权力奶酪的家伙，最后把他五马分尸。
其实在统治者眼里，民众利益永远不是维系统治的最重要因素。统治者的精力主要在集团内部，统治集团稳固的基础在于统治集团本身的活力和效能，其中人才是关键。培养和吸收社会精英为其所用，壮大自己的统治力量是统治集团优先考虑的方向。（当然愚蠢者也有任人唯亲靠裙带关系壮大统治力量的，这样的情形数见不鲜）统治集团吸引优秀人才当然靠的是权力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利益的诱惑，这种精英治国的理念又怎能根除特权和腐败？只是在现实道路上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就是精英治国，这也算是专制与民粹之间的中庸之道吧。 近一年来反腐风暴席卷官场，高官频频落马，不时有小官自杀。一些人认为我们看到了根除腐败的希望。当然更多国民还是等等看的心态，希望这场风暴不要只是暂时，不要空唱高调而抓不住“大老虎”。
那么，腐败能否被根除？或者不要过于理想化，可以提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腐败能否被有效遏制？当然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引到对腐败根源的探究，不可避免就涉及到制度问题。过去我们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也考察了西方社会和体制现实，自然接受了西方民主有效遏制腐败的说辞，认为专制体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那么铲除腐败就必须从改变政治架构入手。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外界了解越来越多，看到了西方式的民主并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相反在很多非西方国家，民主反而助长了腐败的猖獗。而国内近一年来的反腐动作似乎让人面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希望。
那么，腐败和制度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
关于制度，首先要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维护统治。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必然要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分，所有的管理最后被泛化为一个概念：权力。只有管理者拥有权力，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如此，区别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权力；二是如何获得权力；三是如何维系权力。先从如何看待权力说起，专制时代专制者一致的做法是将权力绝对化，追求权力的垄断。这个时代的权力是不折不扣的特权，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将自己的特权置于对被管理者的压迫之上。民主时代统治集团的做法是将权力法制化，强调分权与制衡。管理者制定游戏规则，然后拉被管理者进来利用规则实现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平衡。从专制时代到民主时代的一大进步就是破除了权力垄断，扩大了统治集团的基础。以往权力的更替只能靠非正常的暴力冲突才能实现，民主政治则实现了权力更替的有序化、法制化，权力争斗对社会的破坏作用降到最小。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民主中的“民”，其实只是权力更替的筹码，其中大部分并得不到权力。
因此，即便在现代公民社会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权力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并没什么改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仍然具有绝对的可能性。因而腐败不可能被根除。至于腐败能否被有效遏制，还在于对权力私用行为的立法和监管力度。但是当权者自觉自愿对自己使用权力进行有效监管根本就做不到，所以立法和监管往往成为摆设。能够立法和监管往往是管理者的“被迫行为”。这种“被迫行为”就是对获得权力和维系权力的思考结果。
“统治集团”是一个泛化概念，并非铁板一块。权利的争夺、身份的交替、得势与失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上演，只要有权力存在，这些戏码就不会消失。社会如此复杂，权力不能够一个人独享。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有的既得权力者怎能甘心白白出让自己的权力给新进者？如果新进者不能全面否定之前的统治者，那么清理权力障碍的借口必然会是反腐败，但是初衷显然不是出于对特权的憎恨，因为权力正是新进者追求的东西。
管理者必须组织集团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获得权力的统治集团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维系统治。《过秦论》中贾谊指出秦始皇维系统治的主要做法是愚民、弱民、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严酷的压迫，结果如何历史演绎的非常清楚。这才有后来的休养生息和独尊儒术。当代世界已经打破了权力来自于上天的神话，但是又树立起“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假象和“民选正义”的神话。虽然是谎言，但是起码意味着统治集团开始关注被统治者的利益甚至开始讨好选民。被管理者有了话语权和投票权，这就使得对统治集团的质疑能够传播和放大，这算是权力集团之外的自发的监督。统治的正当性受到拷问，统治集团不得不正视民众意愿、考虑民众利益。
但是民选政治在政客们为了选票而极力讨好民众的过程中丧失了对治国方向的把握，民粹主义正在毁掉西方民主。曾经的反对专制争取民权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愚民干政。我们总说“国之根本在民”，这是孟子所倡导的儒家重要思想。但是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许多年，政治理念都没能实现。孟子见梁惠王，所阐述的仁政其实不难实现，但是这种损害贵族特权利益的举措注定无法实施，因为没有哪位国君会为了仁政而去得罪实力强大的贵族。欺压老百姓，不过是多些骂名，和贵族集团做对才是自毁社稷。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是调动了地主和小贵族这些秦国中间力量的积极性，底层民众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反而更加沉重。即便如此，秦国大贵族也没有放过这个敢动他们权力奶酪的家伙，最后把他五马分尸。
其实在统治者眼里，民众利益永远不是维系统治的最重要因素。统治者的精力主要在集团内部，统治集团稳固的基础在于统治集团本身的活力和效能，其中人才是关键。培养和吸收社会精英为其所用，壮大自己的统治力量是统治集团优先考虑的方向。（当然愚蠢者也有任人唯亲靠裙带关系壮大统治力量的，这样的情形数见不鲜）统治集团吸引优秀人才当然靠的是权力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利益的诱惑，这种精英治国的理念又怎能根除特权和腐败？只是在现实道路上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就是精英治国，这也算是专制与民粹之间的中庸之道吧。
那么，腐败能否被根除？或者不要过于理想化，可以提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腐败能否被有效遏制？当然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引到对腐败根源的探究，不可避免就涉及到制度问题。过去我们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也考察了西方社会和体制现实，自然接受了西方民主有效遏制腐败的说辞，认为专制体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那么铲除腐败就必须从改变政治架构入手。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外界了解越来越多，看到了西方式的民主并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相反在很多非西方国家，民主反而助长了腐败的猖獗。而国内近一年来的反腐动作似乎让人面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希望。
那么，腐败和制度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
关于制度，首先要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维护统治。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必然要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分，所有的管理最后被泛化为一个概念：权力。只有管理者拥有权力，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如此，区别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权力；二是如何获得权力；三是如何维系权力。先从如何看待权力说起，专制时代专制者一致的做法是将权力绝对化，追求权力的垄断。这个时代的权力是不折不扣的特权，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将自己的特权置于对被管理者的压迫之上。民主时代统治集团的做法是将权力法制化，强调分权与制衡。管理者制定游戏规则，然后拉被管理者进来利用规则实现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平衡。从专制时代到民主时代的一大进步就是破除了权力垄断，扩大了统治集团的基础。以往权力的更替只能靠非正常的暴力冲突才能实现，民主政治则实现了权力更替的有序化、法制化，权力争斗对社会的破坏作用降到最小。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民主中的“民”，其实只是权力更替的筹码，其中大部分并得不到权力。
因此，即便在现代公民社会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权力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并没什么改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仍然具有绝对的可能性。因而腐败不可能被根除。至于腐败能否被有效遏制，还在于对权力私用行为的立法和监管力度。但是当权者自觉自愿对自己使用权力进行有效监管根本就做不到，所以立法和监管往往成为摆设。能够立法和监管往往是管理者的“被迫行为”。这种“被迫行为”就是对获得权力和维系权力的思考结果。
“统治集团”是一个泛化概念，并非铁板一块。权利的争夺、身份的交替、得势与失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上演，只要有权力存在，这些戏码就不会消失。社会如此复杂，权力不能够一个人独享。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有的既得权力者怎能甘心白白出让自己的权力给新进者？如果新进者不能全面否定之前的统治者，那么清理权力障碍的借口必然会是反腐败，但是初衷显然不是出于对特权的憎恨，因为权力正是新进者追求的东西。
管理者必须组织集团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获得权力的统治集团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维系统治。《过秦论》中贾谊指出秦始皇维系统治的主要做法是愚民、弱民、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严酷的压迫，结果如何历史演绎的非常清楚。这才有后来的休养生息和独尊儒术。当代世界已经打破了权力来自于上天的神话，但是又树立起“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假象和“民选正义”的神话。虽然是谎言，但是起码意味着统治集团开始关注被统治者的利益甚至开始讨好选民。被管理者有了话语权和投票权，这就使得对统治集团的质疑能够传播和放大，这算是权力集团之外的自发的监督。统治的正当性受到拷问，统治集团不得不正视民众意愿、考虑民众利益。
但是民选政治在政客们为了选票而极力讨好民众的过程中丧失了对治国方向的把握，民粹主义正在毁掉西方民主。曾经的反对专制争取民权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愚民干政。我们总说“国之根本在民”，这是孟子所倡导的儒家重要思想。但是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许多年，政治理念都没能实现。孟子见梁惠王，所阐述的仁政其实不难实现，但是这种损害贵族特权利益的举措注定无法实施，因为没有哪位国君会为了仁政而去得罪实力强大的贵族。欺压老百姓，不过是多些骂名，和贵族集团做对才是自毁社稷。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是调动了地主和小贵族这些秦国中间力量的积极性，底层民众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反而更加沉重。即便如此，秦国大贵族也没有放过这个敢动他们权力奶酪的家伙，最后把他五马分尸。
其实在统治者眼里，民众利益永远不是维系统治的最重要因素。统治者的精力主要在集团内部，统治集团稳固的基础在于统治集团本身的活力和效能，其中人才是关键。培养和吸收社会精英为其所用，壮大自己的统治力量是统治集团优先考虑的方向。（当然愚蠢者也有任人唯亲靠裙带关系壮大统治力量的，这样的情形数见不鲜）统治集团吸引优秀人才当然靠的是权力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利益的诱惑，这种精英治国的理念又怎能根除特权和腐败？只是在现实道路上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就是精英治国，这也算是专制与民粹之间的中庸之道吧。 近一年来反腐风暴席卷官场，高官频频落马，不时有小官自杀。一些人认为我们看到了根除腐败的希望。当然更多国民还是等等看的心态，希望这场风暴不要只是暂时，不要空唱高调而抓不住“大老虎”。
那么，腐败能否被根除？或者不要过于理想化，可以提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腐败能否被有效遏制？当然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引到对腐败根源的探究，不可避免就涉及到制度问题。过去我们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也考察了西方社会和体制现实，自然接受了西方民主有效遏制腐败的说辞，认为专制体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那么铲除腐败就必须从改变政治架构入手。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外界了解越来越多，看到了西方式的民主并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相反在很多非西方国家，民主反而助长了腐败的猖獗。而国内近一年来的反腐动作似乎让人面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希望。
那么，腐败和制度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
关于制度，首先要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维护统治。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必然要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分，所有的管理最后被泛化为一个概念：权力。只有管理者拥有权力，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如此，区别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权力；二是如何获得权力；三是如何维系权力。先从如何看待权力说起，专制时代专制者一致的做法是将权力绝对化，追求权力的垄断。这个时代的权力是不折不扣的特权，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将自己的特权置于对被管理者的压迫之上。民主时代统治集团的做法是将权力法制化，强调分权与制衡。管理者制定游戏规则，然后拉被管理者进来利用规则实现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平衡。从专制时代到民主时代的一大进步就是破除了权力垄断，扩大了统治集团的基础。以往权力的更替只能靠非正常的暴力冲突才能实现，民主政治则实现了权力更替的有序化、法制化，权力争斗对社会的破坏作用降到最小。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民主中的“民”，其实只是权力更替的筹码，其中大部分并得不到权力。
因此，即便在现代公民社会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权力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并没什么改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仍然具有绝对的可能性。因而腐败不可能被根除。至于腐败能否被有效遏制，还在于对权力私用行为的立法和监管力度。但是当权者自觉自愿对自己使用权力进行有效监管根本就做不到，所以立法和监管往往成为摆设。能够立法和监管往往是管理者的“被迫行为”。这种“被迫行为”就是对获得权力和维系权力的思考结果。
“统治集团”是一个泛化概念，并非铁板一块。权利的争夺、身份的交替、得势与失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上演，只要有权力存在，这些戏码就不会消失。社会如此复杂，权力不能够一个人独享。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有的既得权力者怎能甘心白白出让自己的权力给新进者？如果新进者不能全面否定之前的统治者，那么清理权力障碍的借口必然会是反腐败，但是初衷显然不是出于对特权的憎恨，因为权力正是新进者追求的东西。
管理者必须组织集团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获得权力的统治集团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维系统治。《过秦论》中贾谊指出秦始皇维系统治的主要做法是愚民、弱民、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严酷的压迫，结果如何历史演绎的非常清楚。这才有后来的休养生息和独尊儒术。当代世界已经打破了权力来自于上天的神话，但是又树立起“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假象和“民选正义”的神话。虽然是谎言，但是起码意味着统治集团开始关注被统治者的利益甚至开始讨好选民。被管理者有了话语权和投票权，这就使得对统治集团的质疑能够传播和放大，这算是权力集团之外的自发的监督。统治的正当性受到拷问，统治集团不得不正视民众意愿、考虑民众利益。
但是民选政治在政客们为了选票而极力讨好民众的过程中丧失了对治国方向的把握，民粹主义正在毁掉西方民主。曾经的反对专制争取民权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愚民干政。我们总说“国之根本在民”，这是孟子所倡导的儒家重要思想。但是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许多年，政治理念都没能实现。孟子见梁惠王，所阐述的仁政其实不难实现，但是这种损害贵族特权利益的举措注定无法实施，因为没有哪位国君会为了仁政而去得罪实力强大的贵族。欺压老百姓，不过是多些骂名，和贵族集团做对才是自毁社稷。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是调动了地主和小贵族这些秦国中间力量的积极性，底层民众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反而更加沉重。即便如此，秦国大贵族也没有放过这个敢动他们权力奶酪的家伙，最后把他五马分尸。
其实在统治者眼里，民众利益永远不是维系统治的最重要因素。统治者的精力主要在集团内部，统治集团稳固的基础在于统治集团本身的活力和效能，其中人才是关键。培养和吸收社会精英为其所用，壮大自己的统治力量是统治集团优先考虑的方向。（当然愚蠢者也有任人唯亲靠裙带关系壮大统治力量的，这样的情形数见不鲜）统治集团吸引优秀人才当然靠的是权力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利益的诱惑，这种精英治国的理念又怎能根除特权和腐败？只是在现实道路上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就是精英治国，这也算是专制与民粹之间的中庸之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