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者——汪伪政权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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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03日 15:54
　　（编导：舒心）
　　在中国抗战舞台上，一个人的出演短暂而醒目：由辉煌于世到不齿民族不过数年。这就是曾写出豪迈心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以“精卫”自励的那个汪兆明。 

1946年11月10日梁鸿志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毙前
　　这位追随孙中山20年，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开门揖盗，与日寇沆瀣一气，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了超级震荡。脱离重庆政府的汪伪政权在战火里飘摇了不过5年光景，随即瓦解冰销。汪氏一生的抱负转眼即成春梦。 
　　8月13日登陆的日军三个师团在上海近郊遭遇到中国将士的顽强抵抗，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预期。经过军政各方协商，在10月1日由内阁总理、外相、陆相和海相四人共同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宗旨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使事变尽快结束。” 
　　25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召开国防最高会议，针对停战问题进行秘密商议。 
　　会议决定在有利条件下，可考虑接受停战或短期停战。 
　　11月5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接见了肩负具体调停工作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陶德曼转达了日方提交的七个所谓和平条件。对此，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 
　　就在蒋介石与陶德曼会面之际，日军增派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形成夹击之势。12日，上海沦陷。日军继续西犯，直逼南京。战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于11月15日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 
　　12月2日，陶德曼来到南京，再次与蒋介石会面，斡旋和谈事宜。这一回明确表示可以谈,认为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还不是亡国的条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基础来讨论。 

年轻的汪精卫曾经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转变喜出望外。12月6日，在汉口中央银行，汪精卫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 
　　一个星期之后，南京陷落。日方认为又增添了要价的砝码，他们乘机追加了四项新条件，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该区设立‘特殊机构’，也就是政权”。如此苛刻的亡华条件，根本无视国民政府的存在，公然分裂中国，蒋介石表示“决无接受的余地”。 
　　如此结局让汪精卫颇为失望。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幼年时家境贫寒。1904年，21岁的汪精卫通过考试，取得了广东省公派赴日本学习法学的机会。汪精卫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谈到，他是通过在日本学习宪法，才得知国家和主权在民的观念。 
　　一年后，汪精卫第一次见到了从法国辗转到达日本的孙中山。从那时起，他一直追随在这位革命先驱左右长达20年。 
　　由于孙中山组织的多次起义连告失败，革命一时陷入低潮。1909年汪精卫发起成立一个暗杀团体，准备直接攻击清朝权贵。事情败露后，汪精卫最终被判处永远监禁。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迫于压力决定特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三人得以释放。走出牢房的汪精卫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年轻时的汪精卫
　　有人说，孙中山1925年病逝，是汪精卫生命中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他草拟的孙中山遗嘱，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处处遵奉，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更是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格言，这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赢得极高的政治资本。但这个能干的写手却并没有控制军队的能力，也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 
　　与理性严肃的蒋介石不同，汪精卫给人的感觉要和善许多。 
　　对于纷扰的战事，汪精卫很善于表现出文人的悲悯，这比蒋介石的冷静更容易使人印象深刻。 
　　初期，中日两国在上海交战，汪精卫称“军事上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他还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明爱国之义，尽守土之责”。 
　　但其后中国军队频频受挫。随着战事的深入，他越来越觉得前途暗淡，终于不再提及抵抗，而认定要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谋求和平了。 
　　围绕着汪精卫的主和派的小圈子，在陶德曼调停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1938年初，国民政府委婉拒绝陶德曼调停之后，近卫文磨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达了日本政府有意扶植中国的傀儡政权，以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 
　　1938年初，高宗武经蒋介石批准，来到香港设立“日本问题研究所”，实际负责收集日本情报。6月下旬，他大胆赴日，与敌国军政界进行了正面接触。现有的资料已经证明高宗武擅自赴日，蒋介石之前并不知情。 
　　1938年7月25日，蒋介石约请汪精卫共同讨论高宗武报告。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想到要取代蒋的位置，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利中心的蒋介石不能不顾虑广大抗日军民的民心向背。汪精卫深深感到自己求和的主张难以通过党内决议的办法实现。 
　　此后，他通过高宗武，开始直接与日本人走动起来。 

日本扶植的三个伪政权的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
　　1938年的10月里，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门户的意见。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 
　　11月20日，筋疲力尽的中方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是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的。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 
　　12月7日，外出的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动推迟。12月9日，蒋介石召集重要人员会议。此时的汪精卫一边担心计划泄露，一边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蒋介石能忽然转变，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着反党叛国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汪精卫终于离开重庆，走出了他人生中最错误的一步。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03日 15:54
　　（编导：舒心）
　　在中国抗战舞台上，一个人的出演短暂而醒目：由辉煌于世到不齿民族不过数年。这就是曾写出豪迈心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以“精卫”自励的那个汪兆明。 

1946年11月10日梁鸿志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毙前
　　这位追随孙中山20年，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开门揖盗，与日寇沆瀣一气，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了超级震荡。脱离重庆政府的汪伪政权在战火里飘摇了不过5年光景，随即瓦解冰销。汪氏一生的抱负转眼即成春梦。 
　　8月13日登陆的日军三个师团在上海近郊遭遇到中国将士的顽强抵抗，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预期。经过军政各方协商，在10月1日由内阁总理、外相、陆相和海相四人共同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宗旨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使事变尽快结束。” 
　　25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召开国防最高会议，针对停战问题进行秘密商议。 
　　会议决定在有利条件下，可考虑接受停战或短期停战。 
　　11月5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接见了肩负具体调停工作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陶德曼转达了日方提交的七个所谓和平条件。对此，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 
　　就在蒋介石与陶德曼会面之际，日军增派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形成夹击之势。12日，上海沦陷。日军继续西犯，直逼南京。战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于11月15日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 
　　12月2日，陶德曼来到南京，再次与蒋介石会面，斡旋和谈事宜。这一回明确表示可以谈,认为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还不是亡国的条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基础来讨论。 

年轻的汪精卫曾经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转变喜出望外。12月6日，在汉口中央银行，汪精卫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 
　　一个星期之后，南京陷落。日方认为又增添了要价的砝码，他们乘机追加了四项新条件，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该区设立‘特殊机构’，也就是政权”。如此苛刻的亡华条件，根本无视国民政府的存在，公然分裂中国，蒋介石表示“决无接受的余地”。 
　　如此结局让汪精卫颇为失望。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幼年时家境贫寒。1904年，21岁的汪精卫通过考试，取得了广东省公派赴日本学习法学的机会。汪精卫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谈到，他是通过在日本学习宪法，才得知国家和主权在民的观念。 
　　一年后，汪精卫第一次见到了从法国辗转到达日本的孙中山。从那时起，他一直追随在这位革命先驱左右长达20年。 
　　由于孙中山组织的多次起义连告失败，革命一时陷入低潮。1909年汪精卫发起成立一个暗杀团体，准备直接攻击清朝权贵。事情败露后，汪精卫最终被判处永远监禁。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迫于压力决定特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三人得以释放。走出牢房的汪精卫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年轻时的汪精卫
　　有人说，孙中山1925年病逝，是汪精卫生命中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他草拟的孙中山遗嘱，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处处遵奉，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更是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格言，这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赢得极高的政治资本。但这个能干的写手却并没有控制军队的能力，也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 
　　与理性严肃的蒋介石不同，汪精卫给人的感觉要和善许多。 
　　对于纷扰的战事，汪精卫很善于表现出文人的悲悯，这比蒋介石的冷静更容易使人印象深刻。 
　　初期，中日两国在上海交战，汪精卫称“军事上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他还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明爱国之义，尽守土之责”。 
　　但其后中国军队频频受挫。随着战事的深入，他越来越觉得前途暗淡，终于不再提及抵抗，而认定要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谋求和平了。 
　　围绕着汪精卫的主和派的小圈子，在陶德曼调停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1938年初，国民政府委婉拒绝陶德曼调停之后，近卫文磨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达了日本政府有意扶植中国的傀儡政权，以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 
　　1938年初，高宗武经蒋介石批准，来到香港设立“日本问题研究所”，实际负责收集日本情报。6月下旬，他大胆赴日，与敌国军政界进行了正面接触。现有的资料已经证明高宗武擅自赴日，蒋介石之前并不知情。 
　　1938年7月25日，蒋介石约请汪精卫共同讨论高宗武报告。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想到要取代蒋的位置，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利中心的蒋介石不能不顾虑广大抗日军民的民心向背。汪精卫深深感到自己求和的主张难以通过党内决议的办法实现。 
　　此后，他通过高宗武，开始直接与日本人走动起来。 

日本扶植的三个伪政权的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
　　1938年的10月里，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门户的意见。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 
　　11月20日，筋疲力尽的中方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是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的。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 
　　12月7日，外出的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动推迟。12月9日，蒋介石召集重要人员会议。此时的汪精卫一边担心计划泄露，一边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蒋介石能忽然转变，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着反党叛国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汪精卫终于离开重庆，走出了他人生中最错误的一步。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04日 15:49　　（编导：舒心）
孙中山、汪精卫等早期中国同盟会成员合影　　从汪精卫决定离开重庆的那一刻起，一个烫手的山芋就被扔到“云南王”龙云的手里。龙云担心自己一人到机场迎接汪精卫，会向世人表明他和汪精卫之间有什么勾结。为了向蒋介石表白他和汪精卫之间是公事公办，他通知了在昆明的各个厅局局长厅长几十个人，都到机场去迎接汪精卫，场面比较壮观。 　　对于龙云的阳奉阴违，汪精卫有苦难言。虽然得知汪精卫的企图，龙云仍在次日包机礼送汪一行前往越南。官员们送行的场景随后昆明的各大报章都有登载，只是关于包机的去向，人们都被告知是飞去重庆的。 　　汪精卫的飞机升空一个小时后，龙云电告蒋介石，通报汪的行踪。这封电报中提到此前曾两次电呈蒋介石，但至今没有人看到过电报原件。 　　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第三次发表对华声明。这个声明是根据重光堂密约而拟订的。但由于受到陆军方面的反对，声明中没有体现出汪精卫方面提出的两年内撤军的要求。这说明当时的撤军条款不过是诱使汪精卫出逃的诱饵。 　　汪精卫刚到河内就心神不宁地摔伤了腿，养病期间，他看到近卫声明。虽然对于声明的含糊其辞并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汪精卫也只好发表声明响应。旧时发电报时有韵目代日的习惯，29日是以“艳”字代替，后来它被人们叫做《艳电》。在这封电报中，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为了给抗战中的国人造成更大的困惑，以突显他的主和立场，第二天，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汪精卫还建议日本以摧毁中国战时首都为目的，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在他的提议之下，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从1939年1月开始，以更大规模对重庆地区进行血腥轰炸。 　　《艳电》的发表在全国激起了巨大的讨逆声浪。自从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艳电》之后，原本弥散在国民党内部此起彼伏的和谈呼声，却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汪精卫访日　　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寡助。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1939年2月，平沼骐一郎首相召开五相会议，通过了由汪精卫出面组织“新中央政府”的决议，这个消息于3月18日由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通知高宗武，由他转告汪精卫。 　　仅仅一天之后，3月19日，一直监视汪精卫的陈恭澍，接到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签发的制裁令，命令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3月20日深夜，河内高朗街27号的一幢花园洋房里，发生了一起枪击血案。发生血案的正是逃离中国内地数月的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寓所。 　　汪精卫自己曾经是一个刺客，一生中也遭遇过多次暗杀，这一次河内遇刺是最令他震惊和伤感的。他视若如子的亲信部下曾仲鸣，在枪击中腹部中弹十多发，形同蜂窝，于次日下午不治身亡。 　　高朗街的枪声也惊醒了日本人。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很快动身赴河内营救汪精卫。这时，内心惊惧的汪精卫是不可能再有勇气对日本人提什么条件，更不可能拒绝日本的保护。 　　为了安抚占领区民众，日军采用在沦陷区扶持傀儡政权的办法。华北占领区和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伪政权牵动着日本华北派遣军和华中派遣军各自的利益，为此日本政府还专门出台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勉强协调两者的关系。 
汪精卫加入轴心国同盟　　按照《重光堂密约》的内容，汪精卫将在西南建立新政权，不会影响现有的两个伪政权。但是，由于汪精卫的出逃最终没有得到西南军阀的支持，他在西南建立政权的希望化为了泡影。河内遇刺，坚定了汪精卫在沦陷区建立政府的决心。这给日本人提出了大难题，因为它意味着日军在华利益要面临再次调整和分割。 　　汪精卫对于日本的犹疑并非一无所知。但他对于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1939年5、6月间，汪精卫带着亲信赴日，就建立政权事项，进行具体磋商。 　　与汪精卫同行的人中，有高宗武。因为坚持反对在沦陷区另立政权，他与团体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了分歧。从这个时候起，高宗武对汪精卫也逐渐失去信心。 　　由于日本政府需要先统一内部意见，才好提出条件。因十天后汪精卫一行才得以与日本政界要人会面。结果汪精卫只得接受日本人苛刻的条件，最后他只得以坚持国民党法统，打出青天白日旗作为自己让步的底线。 　　不久，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做出答复，规定新政权如沿用青天白日旗，须在旗帜上附加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建国”等字样。对于旗帜上的布条，连周佛海也认为不能容忍，叫它“猪尾巴”。 　　这年的11月，日本政府负责处理中国占领区殖民事务的部门--兴亚院通过关于成立汪精卫中央政权的具体方案。汪精卫集团和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在上海开始密谈，讨论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因为方案中有很多处过于苛刻的条款，很“不好看”，与会人员还必须在这张纸上签字，保证永远不将方案内容对外泄露。 　　这个协议把汪精卫想象过的一点点自由也完全剥夺了。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政权注定彻底沦为日本政府的鹰犬。 　　1940年，汪精卫加快了建立政府的步伐。 
汪精卫视察清乡地区发表讲话　　1月，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再次举行会谈。周佛海和梅思平曾经开玩笑地把这样的会谈比喻成玩麻将，表面上看围在桌边的是几个中国人，实际上，他们背后都站着日本人在为各自的利益支招。 　　令汪精卫始料不及的是，1月3日，被日汪双方视为最高机密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初稿竟然被香港《大公报》刊登出来。 　　原来，跟随汪精卫降日的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终于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二人飞赴香港，宣布脱离汪伪集团。他们向蒋介石投诚所献上的礼物就是拍摄了日汪刚刚草签的协议的胶卷。 　　多年以来，高宗武始终守口如瓶，绝口不提他当年与日本交涉的内幕和脱离汪精卫的原因。客居美国的高宗武不问政治，改行经商，直至1994年9月在华盛顿去世。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04日 15:49　　（编导：舒心）
汪精卫与陈璧君合影　　日汪密约在香港被披露后，汪精卫集团一下成为有良知的中国人一致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 　　在国人心目中，汪精卫已经完全走到抗战军民的对面，沦为可耻的汉奸。 　　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几经周折始告建立。今天的南京市政府前，还竖立着“还都纪念塔”，它见证了汪伪政权的开场与落幕。刚刚结束仪式汪精卫就碰到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这一天，伪政权中央党部悬挂的旗帜，没有像日本人要求的加挂三角黄布飘带，竟引来日本士兵的枪击。汪精卫只好下令将旗子降下来。 　　汪精卫脱离重庆一年多之后，才迟迟宣布伪国民政府的所谓还都。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马上支持汪精卫，他们这时还和重庆方面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 　　由于重庆方面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加上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同盟条约，至此，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才被迫停止与重庆政府和谈。并决定于11月30日，签署《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权。据当事人回忆，汪精卫在签约前竟忍不住热泪双流。然而，出现在签约现场，站在日本人面前，人们只看到汪精卫脸上谦卑的笑容。 
汪伪政权成立的中央储备银行　　同一天，国民政府下令悬赏法币10万元，责令特工部门和各地军民，缉拿汪精卫归案伏法。而早在伪政权成立之前，汪精卫就在日本人授意下，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 “特工总部”主要负责保护汪伪高层人员的安全，同时破坏重庆政府潜伏在上海的中统和军统特务机关，并大肆镇压抗日力量，迫害进步势力。 　　汪伪特工总部的头目是丁默村和李士群。投靠日本人之前，他们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对于沦陷区民众的爱国举动，汪伪特工利用各种恐怖手段予以镇压。 　　淞沪抗战中因坚守四行仓库而闻名的抗日将领谢晋元在租界里被汪伪收买的叛徒杀害，无数愤怒的群众闻讯后自发前来参加悼念仪式。 　　1939年8月30日，《大美晚报》的编辑朱惺公惨遭枪杀。对于坚持披露汪伪丑行的上海新闻界来说，这只是惨剧的序幕： 　　一些对前途失去信心的国民党军队在汪精卫集团的收买、拉拢下，加入了镇压抗日军民的阵营。经过招降纳叛。南京方面的军队一度达到60多万人。 　　1940年11月以来，日本朝野开始调整步调，准备适应未来长期的世界范围内的持久战。从1941年开始，日本从意大利、德国、印度、泰国和香港的进口物资全部中止，使得中国成为维系其战略物资的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强化占领区的治安，以保证战争补给显得十分重要。 
位于南京中山陵附近的梅花山被毁后的汪精卫墓地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据此作了具体部署，要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对占领区加强管理。根据日军总司令部的计划，驻上海的日军第十三军，向汪精卫提出一份“肃清方案”，希望南京伪国民政府与日军配合行动。 　　日军的计划与汪精卫稳固和扩大统治的愿望不谋而合，因此他马上表示赞同和支持。日本人提议由76号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担任清乡的具体领导工作，汪精卫自然不敢不答应。 　　1941年7月1日，日汪开始所谓的清乡。首先进行的是军事清乡，其最大目的就是剿灭沦陷区的新四军等抗日力量。 　　接着进行的是政治清乡。他们逐户摸清户口，建立保甲制度，颁发良民证。以此作为清查抗日人士，打击抗日武装的手段。日汪之间，为了在清乡中相互配合，还签订了《清乡协定》。 　　汪精卫把经济清乡解释为“改善经济”，凭借着军事上的威慑力，抓捕进步抗日民众，并大肆搜刮、抢掠民间财物，以致人们说清乡就是“清箱子”。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侵华日军进驻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各国租界地，占领了香港。在两天后的高级将校演习中，汪精卫发表讲话，称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要完成解放亚洲的历史使命，要与日本同心协力，做一个建设亚洲新秩序的强有力伙伴。 
由汪精卫草拟的孙中山遗嘱　　侵华日军使用军用券。上面清楚地标明此券相当于同等面值的中储券。而日本占领军对军用券几乎是无限制发行，由此造成的占领区的经济损失已难以统计。伪政权强制推行中储券，并且滥发伪币，造成物价暴涨。为替日本弥补战争消耗，汪伪政权不仅控制金融，而且实行了苛严的经济统制，搜刮的大量农产品和矿产等战略物资被运到日本。 　　1942年5月，汪精卫抵达伪满洲国进行访问。他恭恭敬敬地拜会了溥仪。 　　1943年1月9日，伪国民政府发布《宣战布告》，对英美宣战。 　　随着日军战线的不断扩大，对于军事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1944年里，汪伪政府有了一项新任务--共同回收金属。街上不时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明眼人清楚，这样的闹剧之后，必是临近败落的收场。 　　3月，这场卖国闹剧的谢幕已经开始。由于陈年枪伤发作，汪精卫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救治。11月10日，汪精卫病发不治，死于日本。 　　汪精卫一死，南京的汪伪政权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陈公博是汪精卫病重期间的代主席，汪精卫死了以后，应该把代字去掉，陈公博执意不肯。见事不妙的汉奸们纷纷寻找退路，周佛海早在1943年初就与重庆方面达成默契。 
中年汪精卫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公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之后，陈公博召开临时会议，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 　　国民党接受了汪精卫的伪军22万7千人，加上杂牌军70万，实际上有100万之众。其中的30多万都被国民党收编，成为随后反共反人民的一支武装。 　　抗战胜利后，汉奸审判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 　　据1948年的《中华年鉴》统计，自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底，各省市法院处理汉奸案件情况是：检察方面办结45679案，起诉者30185人，审判方面办结25155案，其中死刑369人，无期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从1949年10月起，她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她的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医院里度过的，在那里，她得到了较好的治疗。陈璧君服刑多年后，于1959年去世。

“为了给抗战中的国人造成更大的困惑，以突显他的主和立场，第二天，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汪精卫还建议日本以摧毁中国战时首都为目的，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在他的提议之下，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从1939年1月开始，以更大规模对重庆地区进行血腥轰炸。”-------重庆大轰炸是汪汉奸的主意！！！！！

怎么回事?昨晚刚看了一篇为汪平反的文章-----真实的汪精卫,今天又拜读了：《叛国者——汪伪政权秘史》.要客观地看待历史至少在俺们中国很难,为什么一下子大家突然对大汉奸感兴趣?偶以为以汪的经历为人不象那种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人.

汪逆自称为了和平，却对反法西斯盟国宣战；汪逆自称救国救民于水火，却出主意让日寇轰炸重庆；汪逆做了几个“回收租界”的秀，却用《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出卖整个国家；打着种种幌子为汪逆说项的，向往汉奸生涯的，小心半夜冤魂索命……

[shadow=255,red,2] 打着种种幌子为汪逆说项的，向往汉奸生涯的，小心半夜冤魂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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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电斥汪精卫
1938年，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汪精卫辞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职务，专搞投降卖国活动。陈嘉庚非常气愤。
　　10月4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给汪精卫发电报，大意是说谈和平其实是绝对不可能，不如拒绝。10月25日，汪精卫以“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的投降论调回电。陈嘉庚立即回电劝说：“你身居要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如若言和，不但南洋侨胞，而且举国上下皆不能原谅，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

　　10月26日，陈嘉庚得知汪精卫力主妥协投降的消息，怒不可遏，又给汪精卫打了电报，直接进行揭露：“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仅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海外华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 
　　10月27日，陈嘉庚致电蒋介石不要上汪精卫的当，一定要坚决地坚持抗战。1938年10月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拍去一封“电报提案”，意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对此，邹韬奋撰文誉之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后来，汪精卫从重庆秘密出逃，并于12月29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亮出了乞降的白旗。12月31日，陈嘉庚再次致电蒋介石，请求通缉汪精卫归案正法。电文写道：“汪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敬乞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 
　　摘自《文史春秋》庚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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