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江青给了黄永胜一个下马威(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10:46:30
江青给了黄永胜一个下马威
——我给江青当秘书(七)
杨银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成立了三个专案组,第一专案组由康生负总责,第二专案级由江青负总责,第三专案组由谢富治负总责。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工作由总参谋长负责,黄永胜任总长期间,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呈办事项就由黄负责。
黄永胜原来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也是林彪的老部下,是他非常信得过的人。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诬陷、受迫害以后,经林彪提名,黄永胜升为总参谋长。他既要讨好林彪,又要讨好江青,哪个人也不能得罪半点,对此,黄永胜的头脑是清醒的。黄永胜尽管加倍小心谨慎,常献殷勤,毕恭毕敬,讨好江青,但结果恰恰相反,江青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对黄永胜渐渐地产生了反感,而黄永胜也对江青慢慢地敬而远之了。江青虽然戴着近视眼镜,但她对别人的表情和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她觉得黄越来越不听她使唤,想寻找机会整整他。
1968年7月,中央专案第二组有一份报告,呈送人中有江青、黄永胜等十个人的名字。黄永胜首先看后,画了圈并批有“拟同意”。另外两个人也画了圈,最后才送江青看。江青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脾气,将它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喊道:“混蛋!他的眼睛里哪还有我这个总负责人啊!这个人(指黄永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目中无人了”。江青大骂了一通以后,喘着粗气,擦着急出的汗水,定了一定神,又把报告从地上捡起来,挥笔批上:“我是这个专案组的总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批同意或不同意,竟敢把我越过去,这不是在夺我的权吗?”
江青发了脾气,骂了娘,重重地写了批语,还不能完,她叫我打电话把叶群和黄永胜叫到钓鱼台11号楼。叶群、黄永胜进了客厅,我转身要退出来,江青大声把我叫住,她说:“小杨,你别离开这里,你可以作证,不然,他们是不会认帐的。”这时我发现叶群和黄永胜的表情不太一样,叶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乎认为江青是生她的气,毕竟有林彪撑着腰,虽然脸色一下子红了,却不十分紧张。黄永胜大概猜个八九不离十,脸色一下就白了,显得十分紧张。他们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等待江青教训。这时,江青在客厅走来走去,她走到黄永胜跟前突然站住,指着他说:“尊敬的黄总长!”平时,江青对黄称呼“永胜同志”,今天称“黄总长”,还带有“尊敬”二字,他深知这种称呼不是尊敬,而是一种讥讽。黄永胜猛然站起来,不但脸色发白,而且两肋的肌肉也在抖动。“以前称呼你永胜同志,今天我得称你尊敬的黄大总长,因为你官大呀,可不得了啦!”江青说到这里,黄永胜有点失魂落魄,看来非常恐惧,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不知道江青同志生我什么气,你不要气坏了身体,请你保重,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尽管批评和帮助”。江青没有等黄永胜把话说完,就把那份报告大力甩到黄永胜的身上,并说:“你看你看!”黄永胜打开报告一看就全明白了,忙说:“我错了,我的确错了。这份报告应当先请江青同志审批,我不应该先表示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也是对江青同志的不尊重的表现,我今后一定注意,请江表同志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嘛!
此时,叶群也懂得了江青是生的那门子气了,站起来打圆场,她对黄永胜说:“江青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江青同志今天批评的很对,她批评你,使我也很受教育。今后,第二专案组有什么报告先送给江青同志审批,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感情问题,
这也是纪律问题,不要没有大没有小的,今后,大大咧咧的毛病要改,否则要犯大错误的,你懂吗?”叶群这是暗示黄永胜,让他进一步作自我批评,叫江青原谅他,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黄永胜心领神会,他说:“我懂,我懂,我一定接爱教训,说话办事三思而后行,不说不干对不起江青同志的话和事”。
叶群、黄永胜好话说尽,但是,江青还没有真正原谅,她厉声厉色地说:“我告诉你,今后该送我什么,不该送我什么,你要想好了,把好关,不该送给我的送了,就是对我的干扰;该送给我的不送,就是封锁我,就是架空我,你可要记住!”黄永胜满口答:“是是是。”
江青对黄永胜骂也骂了,批也批了,规矩也定了,黄永胜也做了自我批评,就应该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了吧?不。江青觉得对黄永胜整得还不够劲儿,还需要进一步施压,叫他知道厉害。
有一天,江青从大会堂开完会回到11号楼,脸拉得好长好长的,气呼呼地上了二楼。工作人员们在想:又不知道谁要倒霉了。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格外地小心谨慎。我们知道,她是经常迁怒于人的,能躲得远远的。同志们走路脚步轻些再轻些,说话低声再低声,连大气都不敢喘,楼内静得的确可怕。正在寂静之中,江青突然打铃唤护士进去,命令护士立即拿一块白布给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我们都愣住了,她要白布干什么?现在到那里找一块白布呢?还是小王聪明,从仓库里存放的旧的白窗帘上撕了一块,大约有一平米左右。护士将白布送给江青时,江青又命令把她戴过的军服、军帽的领章帽徽统统找出来,把它们别在那块白布上,然后挂在她的办公室的北墙上。江青面朝北墙站在领章帽徽前,两眼微闭,低着头,两手合十,作着揖,口中念念有词:“红领章,红五星呀,你们是我辛辛苦苦争来的呀,我和你们相处几年,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
江青这种反常举动,使我们很不理解,既可笑,又不敢笑。她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
江青向领章、帽徽告别以后,又叫我们把她戴过、穿过的所有的军帽、军衣都找出来,由她亲自点清数目,用大床单包扎好,抬起头来对我说:“小杨,今天我命令你把这些东西亲自交给黄永胜,你见到他什么也别说,就说是奉我的命令行事,叫他把这些东西收下,并打收条,立即回来见我,我在家等着你。”
我奉命将江青的8套军衣、6顶军帽从江青人办公室扛出来,打电话问清黄永胜在什么地方?黄永胜的秘书告诉我:“黄总长现在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我对他的秘书说:“请你报告黄总长,我有事找他,请他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我乘车赶到京西宾馆,很快见到了黄永胜。他见我去找他,一开始还很客气,待我说明来意,交给他一大包东西,请他写收条时,情绪就立却紧张起来了,脸色又开始变白,两腮有肌肉又开始抖动,喘着气问:“这是怎么回事?那天江青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在场,不是都说清楚了吗?现在又有什么事,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叫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请你写个收条,我好回去交差,我还得快点回去,不能在你这里呆的时间太久,她还等着我回去呢。”黄永胜听了我解释以后,没有再说什么,两手哆嗦得很厉害,拿起笔来试了几次写不了字,停下来静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才勉强地写下了“收到江青同志的军衣、军帽共计14件”落款“黄永胜”。
我办完事,赶回钓鱼台11号楼,江青还在她的办公室里眯着眼坐在沙发上等着我呢。我说:“你交给我任务完成了,这是收条。”江青接过收条以后,问道:“黄永胜说什么没有?你可要老实告诉我,如有半点隐瞒,我拿你试问。”我说:“他没有说什么,写完收条我就立即回来了。”她站起来将收条塞进她自己的铁皮柜里,我就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忽然想起,在中南海还有她的两套军衣,一顶无檐女军帽,并立刻派人从中南海取了回来。她对我大声训斥道:“你执行我的命令不彻底!为什么还有两套军衣不给黄永胜送去?!她没有等我解释,就转过头去对她的警卫员说:“你来执行我的命令,把这两套军衣送给黄永胜,你如果把这件事办好了,我奖赏你,办不好,我处分你,快去快去!”
警卫员接受了命令,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是,江青也不再提奖赏的事了。
第二天,江青起床后到了办公室,还没有看文件就打铃叫我,看她的样子气是消多了,说话的语气也比较平和了,但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她说:“有很多情况你不清楚,我是遵守保密纪律的,不能对一个芝麻大的官说,现在军队的情况很复杂,黄永胜这个人很阴,目中无人,对我越来越冷淡,不治治他还行?将来这个军队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此事过了不久,中央文革的一位记者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中南的几年省份,“造反派”正在受压,“保守派”正在得势。不少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多是“保守派”掌权,在那里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记者,也一个个当作“坏头头”被揪斗。来信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情况,是因为有根子,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人,来信人虽然没有说明上头的人是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黄永胜。
江青仔细看了这封信以后,批了很长一段话,因为时隔久了,原话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我看了这封信非常气愤,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必须揪出这个根子。我建议用中央的名义把这封信和我的批语转发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这封信江青是批给毛主席及在京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的。文件发出以后再也没有传回来,这说明主席对江青的看法和做法不同意,不满意。
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对我透露,他说:主席对江青同志给黄永胜一包军衣和江青在中央文革记者的信上的批语都不满意,说她不顾大局,尽坏主席的大事,主席叫我告诉她,别忘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我问徐秘书:“你告诉她了吗?”他说:“咱们一个当秘书的怎么敢呢?我把主席的话报告周总理了”。
过了一个月以后,江青又派人将她的军衣军帽从黄永胜那里要了回来。江青给了黄永胜一个下马威
——我给江青当秘书(七)
杨银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成立了三个专案组,第一专案组由康生负总责,第二专案级由江青负总责,第三专案组由谢富治负总责。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工作由总参谋长负责,黄永胜任总长期间,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呈办事项就由黄负责。
黄永胜原来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也是林彪的老部下,是他非常信得过的人。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诬陷、受迫害以后,经林彪提名,黄永胜升为总参谋长。他既要讨好林彪,又要讨好江青,哪个人也不能得罪半点,对此,黄永胜的头脑是清醒的。黄永胜尽管加倍小心谨慎,常献殷勤,毕恭毕敬,讨好江青,但结果恰恰相反,江青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对黄永胜渐渐地产生了反感,而黄永胜也对江青慢慢地敬而远之了。江青虽然戴着近视眼镜,但她对别人的表情和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她觉得黄越来越不听她使唤,想寻找机会整整他。
1968年7月,中央专案第二组有一份报告,呈送人中有江青、黄永胜等十个人的名字。黄永胜首先看后,画了圈并批有“拟同意”。另外两个人也画了圈,最后才送江青看。江青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脾气,将它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喊道:“混蛋!他的眼睛里哪还有我这个总负责人啊!这个人(指黄永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目中无人了”。江青大骂了一通以后,喘着粗气,擦着急出的汗水,定了一定神,又把报告从地上捡起来,挥笔批上:“我是这个专案组的总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批同意或不同意,竟敢把我越过去,这不是在夺我的权吗?”
江青发了脾气,骂了娘,重重地写了批语,还不能完,她叫我打电话把叶群和黄永胜叫到钓鱼台11号楼。叶群、黄永胜进了客厅,我转身要退出来,江青大声把我叫住,她说:“小杨,你别离开这里,你可以作证,不然,他们是不会认帐的。”这时我发现叶群和黄永胜的表情不太一样,叶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乎认为江青是生她的气,毕竟有林彪撑着腰,虽然脸色一下子红了,却不十分紧张。黄永胜大概猜个八九不离十,脸色一下就白了,显得十分紧张。他们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等待江青教训。这时,江青在客厅走来走去,她走到黄永胜跟前突然站住,指着他说:“尊敬的黄总长!”平时,江青对黄称呼“永胜同志”,今天称“黄总长”,还带有“尊敬”二字,他深知这种称呼不是尊敬,而是一种讥讽。黄永胜猛然站起来,不但脸色发白,而且两肋的肌肉也在抖动。“以前称呼你永胜同志,今天我得称你尊敬的黄大总长,因为你官大呀,可不得了啦!”江青说到这里,黄永胜有点失魂落魄,看来非常恐惧,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不知道江青同志生我什么气,你不要气坏了身体,请你保重,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尽管批评和帮助”。江青没有等黄永胜把话说完,就把那份报告大力甩到黄永胜的身上,并说:“你看你看!”黄永胜打开报告一看就全明白了,忙说:“我错了,我的确错了。这份报告应当先请江青同志审批,我不应该先表示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也是对江青同志的不尊重的表现,我今后一定注意,请江表同志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嘛!
此时,叶群也懂得了江青是生的那门子气了,站起来打圆场,她对黄永胜说:“江青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江青同志今天批评的很对,她批评你,使我也很受教育。今后,第二专案组有什么报告先送给江青同志审批,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感情问题,
这也是纪律问题,不要没有大没有小的,今后,大大咧咧的毛病要改,否则要犯大错误的,你懂吗?”叶群这是暗示黄永胜,让他进一步作自我批评,叫江青原谅他,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黄永胜心领神会,他说:“我懂,我懂,我一定接爱教训,说话办事三思而后行,不说不干对不起江青同志的话和事”。
叶群、黄永胜好话说尽,但是,江青还没有真正原谅,她厉声厉色地说:“我告诉你,今后该送我什么,不该送我什么,你要想好了,把好关,不该送给我的送了,就是对我的干扰;该送给我的不送,就是封锁我,就是架空我,你可要记住!”黄永胜满口答:“是是是。”
江青对黄永胜骂也骂了,批也批了,规矩也定了,黄永胜也做了自我批评,就应该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了吧?不。江青觉得对黄永胜整得还不够劲儿,还需要进一步施压,叫他知道厉害。
有一天,江青从大会堂开完会回到11号楼,脸拉得好长好长的,气呼呼地上了二楼。工作人员们在想:又不知道谁要倒霉了。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格外地小心谨慎。我们知道,她是经常迁怒于人的,能躲得远远的。同志们走路脚步轻些再轻些,说话低声再低声,连大气都不敢喘,楼内静得的确可怕。正在寂静之中,江青突然打铃唤护士进去,命令护士立即拿一块白布给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我们都愣住了,她要白布干什么?现在到那里找一块白布呢?还是小王聪明,从仓库里存放的旧的白窗帘上撕了一块,大约有一平米左右。护士将白布送给江青时,江青又命令把她戴过的军服、军帽的领章帽徽统统找出来,把它们别在那块白布上,然后挂在她的办公室的北墙上。江青面朝北墙站在领章帽徽前,两眼微闭,低着头,两手合十,作着揖,口中念念有词:“红领章,红五星呀,你们是我辛辛苦苦争来的呀,我和你们相处几年,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
江青这种反常举动,使我们很不理解,既可笑,又不敢笑。她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
江青向领章、帽徽告别以后,又叫我们把她戴过、穿过的所有的军帽、军衣都找出来,由她亲自点清数目,用大床单包扎好,抬起头来对我说:“小杨,今天我命令你把这些东西亲自交给黄永胜,你见到他什么也别说,就说是奉我的命令行事,叫他把这些东西收下,并打收条,立即回来见我,我在家等着你。”
我奉命将江青的8套军衣、6顶军帽从江青人办公室扛出来,打电话问清黄永胜在什么地方?黄永胜的秘书告诉我:“黄总长现在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我对他的秘书说:“请你报告黄总长,我有事找他,请他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我乘车赶到京西宾馆,很快见到了黄永胜。他见我去找他,一开始还很客气,待我说明来意,交给他一大包东西,请他写收条时,情绪就立却紧张起来了,脸色又开始变白,两腮有肌肉又开始抖动,喘着气问:“这是怎么回事?那天江青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在场,不是都说清楚了吗?现在又有什么事,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叫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请你写个收条,我好回去交差,我还得快点回去,不能在你这里呆的时间太久,她还等着我回去呢。”黄永胜听了我解释以后,没有再说什么,两手哆嗦得很厉害,拿起笔来试了几次写不了字,停下来静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才勉强地写下了“收到江青同志的军衣、军帽共计14件”落款“黄永胜”。
我办完事,赶回钓鱼台11号楼,江青还在她的办公室里眯着眼坐在沙发上等着我呢。我说:“你交给我任务完成了,这是收条。”江青接过收条以后,问道:“黄永胜说什么没有?你可要老实告诉我,如有半点隐瞒,我拿你试问。”我说:“他没有说什么,写完收条我就立即回来了。”她站起来将收条塞进她自己的铁皮柜里,我就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忽然想起,在中南海还有她的两套军衣,一顶无檐女军帽,并立刻派人从中南海取了回来。她对我大声训斥道:“你执行我的命令不彻底!为什么还有两套军衣不给黄永胜送去?!她没有等我解释,就转过头去对她的警卫员说:“你来执行我的命令,把这两套军衣送给黄永胜,你如果把这件事办好了,我奖赏你,办不好,我处分你,快去快去!”
警卫员接受了命令,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是,江青也不再提奖赏的事了。
第二天,江青起床后到了办公室,还没有看文件就打铃叫我,看她的样子气是消多了,说话的语气也比较平和了,但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她说:“有很多情况你不清楚,我是遵守保密纪律的,不能对一个芝麻大的官说,现在军队的情况很复杂,黄永胜这个人很阴,目中无人,对我越来越冷淡,不治治他还行?将来这个军队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此事过了不久,中央文革的一位记者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中南的几年省份,“造反派”正在受压,“保守派”正在得势。不少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多是“保守派”掌权,在那里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记者,也一个个当作“坏头头”被揪斗。来信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情况,是因为有根子,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人,来信人虽然没有说明上头的人是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黄永胜。
江青仔细看了这封信以后,批了很长一段话,因为时隔久了,原话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我看了这封信非常气愤,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必须揪出这个根子。我建议用中央的名义把这封信和我的批语转发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这封信江青是批给毛主席及在京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的。文件发出以后再也没有传回来,这说明主席对江青的看法和做法不同意,不满意。
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对我透露,他说:主席对江青同志给黄永胜一包军衣和江青在中央文革记者的信上的批语都不满意,说她不顾大局,尽坏主席的大事,主席叫我告诉她,别忘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我问徐秘书:“你告诉她了吗?”他说:“咱们一个当秘书的怎么敢呢?我把主席的话报告周总理了”。
过了一个月以后,江青又派人将她的军衣军帽从黄永胜那里要了回来。
——我给江青当秘书(七)
杨银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成立了三个专案组,第一专案组由康生负总责,第二专案级由江青负总责,第三专案组由谢富治负总责。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工作由总参谋长负责,黄永胜任总长期间,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呈办事项就由黄负责。
黄永胜原来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也是林彪的老部下,是他非常信得过的人。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诬陷、受迫害以后,经林彪提名,黄永胜升为总参谋长。他既要讨好林彪,又要讨好江青,哪个人也不能得罪半点,对此,黄永胜的头脑是清醒的。黄永胜尽管加倍小心谨慎,常献殷勤,毕恭毕敬,讨好江青,但结果恰恰相反,江青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对黄永胜渐渐地产生了反感,而黄永胜也对江青慢慢地敬而远之了。江青虽然戴着近视眼镜,但她对别人的表情和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她觉得黄越来越不听她使唤,想寻找机会整整他。
1968年7月,中央专案第二组有一份报告,呈送人中有江青、黄永胜等十个人的名字。黄永胜首先看后,画了圈并批有“拟同意”。另外两个人也画了圈,最后才送江青看。江青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脾气,将它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喊道:“混蛋!他的眼睛里哪还有我这个总负责人啊!这个人(指黄永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目中无人了”。江青大骂了一通以后,喘着粗气,擦着急出的汗水,定了一定神,又把报告从地上捡起来,挥笔批上:“我是这个专案组的总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批同意或不同意,竟敢把我越过去,这不是在夺我的权吗?”
江青发了脾气,骂了娘,重重地写了批语,还不能完,她叫我打电话把叶群和黄永胜叫到钓鱼台11号楼。叶群、黄永胜进了客厅,我转身要退出来,江青大声把我叫住,她说:“小杨,你别离开这里,你可以作证,不然,他们是不会认帐的。”这时我发现叶群和黄永胜的表情不太一样,叶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乎认为江青是生她的气,毕竟有林彪撑着腰,虽然脸色一下子红了,却不十分紧张。黄永胜大概猜个八九不离十,脸色一下就白了,显得十分紧张。他们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等待江青教训。这时,江青在客厅走来走去,她走到黄永胜跟前突然站住,指着他说:“尊敬的黄总长!”平时,江青对黄称呼“永胜同志”,今天称“黄总长”,还带有“尊敬”二字,他深知这种称呼不是尊敬,而是一种讥讽。黄永胜猛然站起来,不但脸色发白,而且两肋的肌肉也在抖动。“以前称呼你永胜同志,今天我得称你尊敬的黄大总长,因为你官大呀,可不得了啦!”江青说到这里,黄永胜有点失魂落魄,看来非常恐惧,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不知道江青同志生我什么气,你不要气坏了身体,请你保重,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尽管批评和帮助”。江青没有等黄永胜把话说完,就把那份报告大力甩到黄永胜的身上,并说:“你看你看!”黄永胜打开报告一看就全明白了,忙说:“我错了,我的确错了。这份报告应当先请江青同志审批,我不应该先表示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也是对江青同志的不尊重的表现,我今后一定注意,请江表同志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嘛!
此时,叶群也懂得了江青是生的那门子气了,站起来打圆场,她对黄永胜说:“江青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江青同志今天批评的很对,她批评你,使我也很受教育。今后,第二专案组有什么报告先送给江青同志审批,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感情问题,
这也是纪律问题,不要没有大没有小的,今后,大大咧咧的毛病要改,否则要犯大错误的,你懂吗?”叶群这是暗示黄永胜,让他进一步作自我批评,叫江青原谅他,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黄永胜心领神会,他说:“我懂,我懂,我一定接爱教训,说话办事三思而后行,不说不干对不起江青同志的话和事”。
叶群、黄永胜好话说尽,但是,江青还没有真正原谅,她厉声厉色地说:“我告诉你,今后该送我什么,不该送我什么,你要想好了,把好关,不该送给我的送了,就是对我的干扰;该送给我的不送,就是封锁我,就是架空我,你可要记住!”黄永胜满口答:“是是是。”
江青对黄永胜骂也骂了,批也批了,规矩也定了,黄永胜也做了自我批评,就应该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了吧?不。江青觉得对黄永胜整得还不够劲儿,还需要进一步施压,叫他知道厉害。
有一天,江青从大会堂开完会回到11号楼,脸拉得好长好长的,气呼呼地上了二楼。工作人员们在想:又不知道谁要倒霉了。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格外地小心谨慎。我们知道,她是经常迁怒于人的,能躲得远远的。同志们走路脚步轻些再轻些,说话低声再低声,连大气都不敢喘,楼内静得的确可怕。正在寂静之中,江青突然打铃唤护士进去,命令护士立即拿一块白布给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我们都愣住了,她要白布干什么?现在到那里找一块白布呢?还是小王聪明,从仓库里存放的旧的白窗帘上撕了一块,大约有一平米左右。护士将白布送给江青时,江青又命令把她戴过的军服、军帽的领章帽徽统统找出来,把它们别在那块白布上,然后挂在她的办公室的北墙上。江青面朝北墙站在领章帽徽前,两眼微闭,低着头,两手合十,作着揖,口中念念有词:“红领章,红五星呀,你们是我辛辛苦苦争来的呀,我和你们相处几年,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
江青这种反常举动,使我们很不理解,既可笑,又不敢笑。她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
江青向领章、帽徽告别以后,又叫我们把她戴过、穿过的所有的军帽、军衣都找出来,由她亲自点清数目,用大床单包扎好,抬起头来对我说:“小杨,今天我命令你把这些东西亲自交给黄永胜,你见到他什么也别说,就说是奉我的命令行事,叫他把这些东西收下,并打收条,立即回来见我,我在家等着你。”
我奉命将江青的8套军衣、6顶军帽从江青人办公室扛出来,打电话问清黄永胜在什么地方?黄永胜的秘书告诉我:“黄总长现在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我对他的秘书说:“请你报告黄总长,我有事找他,请他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我乘车赶到京西宾馆,很快见到了黄永胜。他见我去找他,一开始还很客气,待我说明来意,交给他一大包东西,请他写收条时,情绪就立却紧张起来了,脸色又开始变白,两腮有肌肉又开始抖动,喘着气问:“这是怎么回事?那天江青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在场,不是都说清楚了吗?现在又有什么事,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叫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请你写个收条,我好回去交差,我还得快点回去,不能在你这里呆的时间太久,她还等着我回去呢。”黄永胜听了我解释以后,没有再说什么,两手哆嗦得很厉害,拿起笔来试了几次写不了字,停下来静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才勉强地写下了“收到江青同志的军衣、军帽共计14件”落款“黄永胜”。
我办完事,赶回钓鱼台11号楼,江青还在她的办公室里眯着眼坐在沙发上等着我呢。我说:“你交给我任务完成了,这是收条。”江青接过收条以后,问道:“黄永胜说什么没有?你可要老实告诉我,如有半点隐瞒,我拿你试问。”我说:“他没有说什么,写完收条我就立即回来了。”她站起来将收条塞进她自己的铁皮柜里,我就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忽然想起,在中南海还有她的两套军衣,一顶无檐女军帽,并立刻派人从中南海取了回来。她对我大声训斥道:“你执行我的命令不彻底!为什么还有两套军衣不给黄永胜送去?!她没有等我解释,就转过头去对她的警卫员说:“你来执行我的命令,把这两套军衣送给黄永胜,你如果把这件事办好了,我奖赏你,办不好,我处分你,快去快去!”
警卫员接受了命令,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是,江青也不再提奖赏的事了。
第二天,江青起床后到了办公室,还没有看文件就打铃叫我,看她的样子气是消多了,说话的语气也比较平和了,但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她说:“有很多情况你不清楚,我是遵守保密纪律的,不能对一个芝麻大的官说,现在军队的情况很复杂,黄永胜这个人很阴,目中无人,对我越来越冷淡,不治治他还行?将来这个军队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此事过了不久,中央文革的一位记者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中南的几年省份,“造反派”正在受压,“保守派”正在得势。不少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多是“保守派”掌权,在那里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记者,也一个个当作“坏头头”被揪斗。来信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情况,是因为有根子,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人,来信人虽然没有说明上头的人是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黄永胜。
江青仔细看了这封信以后,批了很长一段话,因为时隔久了,原话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我看了这封信非常气愤,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必须揪出这个根子。我建议用中央的名义把这封信和我的批语转发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这封信江青是批给毛主席及在京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的。文件发出以后再也没有传回来,这说明主席对江青的看法和做法不同意,不满意。
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对我透露,他说:主席对江青同志给黄永胜一包军衣和江青在中央文革记者的信上的批语都不满意,说她不顾大局,尽坏主席的大事,主席叫我告诉她,别忘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我问徐秘书:“你告诉她了吗?”他说:“咱们一个当秘书的怎么敢呢?我把主席的话报告周总理了”。
过了一个月以后,江青又派人将她的军衣军帽从黄永胜那里要了回来。江青给了黄永胜一个下马威
——我给江青当秘书(七)
杨银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成立了三个专案组,第一专案组由康生负总责,第二专案级由江青负总责,第三专案组由谢富治负总责。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工作由总参谋长负责,黄永胜任总长期间,第二专案组的具体呈办事项就由黄负责。
黄永胜原来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也是林彪的老部下,是他非常信得过的人。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诬陷、受迫害以后,经林彪提名,黄永胜升为总参谋长。他既要讨好林彪,又要讨好江青,哪个人也不能得罪半点,对此,黄永胜的头脑是清醒的。黄永胜尽管加倍小心谨慎,常献殷勤,毕恭毕敬,讨好江青,但结果恰恰相反,江青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对黄永胜渐渐地产生了反感,而黄永胜也对江青慢慢地敬而远之了。江青虽然戴着近视眼镜,但她对别人的表情和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她觉得黄越来越不听她使唤,想寻找机会整整他。
1968年7月,中央专案第二组有一份报告,呈送人中有江青、黄永胜等十个人的名字。黄永胜首先看后,画了圈并批有“拟同意”。另外两个人也画了圈,最后才送江青看。江青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脾气,将它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喊道:“混蛋!他的眼睛里哪还有我这个总负责人啊!这个人(指黄永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目中无人了”。江青大骂了一通以后,喘着粗气,擦着急出的汗水,定了一定神,又把报告从地上捡起来,挥笔批上:“我是这个专案组的总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批同意或不同意,竟敢把我越过去,这不是在夺我的权吗?”
江青发了脾气,骂了娘,重重地写了批语,还不能完,她叫我打电话把叶群和黄永胜叫到钓鱼台11号楼。叶群、黄永胜进了客厅,我转身要退出来,江青大声把我叫住,她说:“小杨,你别离开这里,你可以作证,不然,他们是不会认帐的。”这时我发现叶群和黄永胜的表情不太一样,叶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乎认为江青是生她的气,毕竟有林彪撑着腰,虽然脸色一下子红了,却不十分紧张。黄永胜大概猜个八九不离十,脸色一下就白了,显得十分紧张。他们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等待江青教训。这时,江青在客厅走来走去,她走到黄永胜跟前突然站住,指着他说:“尊敬的黄总长!”平时,江青对黄称呼“永胜同志”,今天称“黄总长”,还带有“尊敬”二字,他深知这种称呼不是尊敬,而是一种讥讽。黄永胜猛然站起来,不但脸色发白,而且两肋的肌肉也在抖动。“以前称呼你永胜同志,今天我得称你尊敬的黄大总长,因为你官大呀,可不得了啦!”江青说到这里,黄永胜有点失魂落魄,看来非常恐惧,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不知道江青同志生我什么气,你不要气坏了身体,请你保重,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尽管批评和帮助”。江青没有等黄永胜把话说完,就把那份报告大力甩到黄永胜的身上,并说:“你看你看!”黄永胜打开报告一看就全明白了,忙说:“我错了,我的确错了。这份报告应当先请江青同志审批,我不应该先表示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也是对江青同志的不尊重的表现,我今后一定注意,请江表同志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嘛!
此时,叶群也懂得了江青是生的那门子气了,站起来打圆场,她对黄永胜说:“江青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江青同志今天批评的很对,她批评你,使我也很受教育。今后,第二专案组有什么报告先送给江青同志审批,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感情问题,
这也是纪律问题,不要没有大没有小的,今后,大大咧咧的毛病要改,否则要犯大错误的,你懂吗?”叶群这是暗示黄永胜,让他进一步作自我批评,叫江青原谅他,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黄永胜心领神会,他说:“我懂,我懂,我一定接爱教训,说话办事三思而后行,不说不干对不起江青同志的话和事”。
叶群、黄永胜好话说尽,但是,江青还没有真正原谅,她厉声厉色地说:“我告诉你,今后该送我什么,不该送我什么,你要想好了,把好关,不该送给我的送了,就是对我的干扰;该送给我的不送,就是封锁我,就是架空我,你可要记住!”黄永胜满口答:“是是是。”
江青对黄永胜骂也骂了,批也批了,规矩也定了,黄永胜也做了自我批评,就应该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了吧?不。江青觉得对黄永胜整得还不够劲儿,还需要进一步施压,叫他知道厉害。
有一天,江青从大会堂开完会回到11号楼,脸拉得好长好长的,气呼呼地上了二楼。工作人员们在想:又不知道谁要倒霉了。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格外地小心谨慎。我们知道,她是经常迁怒于人的,能躲得远远的。同志们走路脚步轻些再轻些,说话低声再低声,连大气都不敢喘,楼内静得的确可怕。正在寂静之中,江青突然打铃唤护士进去,命令护士立即拿一块白布给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我们都愣住了,她要白布干什么?现在到那里找一块白布呢?还是小王聪明,从仓库里存放的旧的白窗帘上撕了一块,大约有一平米左右。护士将白布送给江青时,江青又命令把她戴过的军服、军帽的领章帽徽统统找出来,把它们别在那块白布上,然后挂在她的办公室的北墙上。江青面朝北墙站在领章帽徽前,两眼微闭,低着头,两手合十,作着揖,口中念念有词:“红领章,红五星呀,你们是我辛辛苦苦争来的呀,我和你们相处几年,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
江青这种反常举动,使我们很不理解,既可笑,又不敢笑。她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
江青向领章、帽徽告别以后,又叫我们把她戴过、穿过的所有的军帽、军衣都找出来,由她亲自点清数目,用大床单包扎好,抬起头来对我说:“小杨,今天我命令你把这些东西亲自交给黄永胜,你见到他什么也别说,就说是奉我的命令行事,叫他把这些东西收下,并打收条,立即回来见我,我在家等着你。”
我奉命将江青的8套军衣、6顶军帽从江青人办公室扛出来,打电话问清黄永胜在什么地方?黄永胜的秘书告诉我:“黄总长现在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我对他的秘书说:“请你报告黄总长,我有事找他,请他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我乘车赶到京西宾馆,很快见到了黄永胜。他见我去找他,一开始还很客气,待我说明来意,交给他一大包东西,请他写收条时,情绪就立却紧张起来了,脸色又开始变白,两腮有肌肉又开始抖动,喘着气问:“这是怎么回事?那天江青同志生气的时候你在场,不是都说清楚了吗?现在又有什么事,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叫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请你写个收条,我好回去交差,我还得快点回去,不能在你这里呆的时间太久,她还等着我回去呢。”黄永胜听了我解释以后,没有再说什么,两手哆嗦得很厉害,拿起笔来试了几次写不了字,停下来静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才勉强地写下了“收到江青同志的军衣、军帽共计14件”落款“黄永胜”。
我办完事,赶回钓鱼台11号楼,江青还在她的办公室里眯着眼坐在沙发上等着我呢。我说:“你交给我任务完成了,这是收条。”江青接过收条以后,问道:“黄永胜说什么没有?你可要老实告诉我,如有半点隐瞒,我拿你试问。”我说:“他没有说什么,写完收条我就立即回来了。”她站起来将收条塞进她自己的铁皮柜里,我就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忽然想起,在中南海还有她的两套军衣,一顶无檐女军帽,并立刻派人从中南海取了回来。她对我大声训斥道:“你执行我的命令不彻底!为什么还有两套军衣不给黄永胜送去?!她没有等我解释,就转过头去对她的警卫员说:“你来执行我的命令,把这两套军衣送给黄永胜,你如果把这件事办好了,我奖赏你,办不好,我处分你,快去快去!”
警卫员接受了命令,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是,江青也不再提奖赏的事了。
第二天,江青起床后到了办公室,还没有看文件就打铃叫我,看她的样子气是消多了,说话的语气也比较平和了,但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她说:“有很多情况你不清楚,我是遵守保密纪律的,不能对一个芝麻大的官说,现在军队的情况很复杂,黄永胜这个人很阴,目中无人,对我越来越冷淡,不治治他还行?将来这个军队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此事过了不久,中央文革的一位记者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中南的几年省份,“造反派”正在受压,“保守派”正在得势。不少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多是“保守派”掌权,在那里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记者,也一个个当作“坏头头”被揪斗。来信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情况,是因为有根子,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人,来信人虽然没有说明上头的人是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黄永胜。
江青仔细看了这封信以后,批了很长一段话,因为时隔久了,原话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我看了这封信非常气愤,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必须揪出这个根子。我建议用中央的名义把这封信和我的批语转发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这封信江青是批给毛主席及在京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的。文件发出以后再也没有传回来,这说明主席对江青的看法和做法不同意,不满意。
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对我透露,他说:主席对江青同志给黄永胜一包军衣和江青在中央文革记者的信上的批语都不满意,说她不顾大局,尽坏主席的大事,主席叫我告诉她,别忘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我问徐秘书:“你告诉她了吗?”他说:“咱们一个当秘书的怎么敢呢?我把主席的话报告周总理了”。
过了一个月以后,江青又派人将她的军衣军帽从黄永胜那里要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