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悍将黄永胜小传

黄永胜身材高大魁梧，办事雷厉风行，在部队中进步很快。1927年12月，由1排长王良介绍，新调来的连党代表罗荣桓主持仪式，黄永胜在茨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说，黄永胜的名字还是毛泽东给改的。那是一次突然遭到靖卫团的袭击，一股敌人已经打到了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驻地附近。担任警卫任务的黄永胜来不及请示连领导，立即主动率全班战士向敌人反击，终于将敌人击退，保卫了前委的安全。战斗结束后，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召见并表扬了黄永胜。当知道他的名字叫黄叙钱时，毛泽东笑了，说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要讲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然后毛泽东就主动替他改了个名字，叫黄永胜，意为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胜利前进。时隔40多年后，黄永胜被调到北京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在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一时期毛泽东却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不认识”黄永胜，是到北京之后才认识的。先不说给黄永胜改名字的事，至少在陕北的时候，毛泽东曾召集了所有三湾改编时幸存的20多名干部，一起照了相，还吃了饭，其中就有黄永胜。40多年的追随，说不认识就“不认识”了。对此，黄永胜在晚年对儿子说了几句话：“他不认识我？有的事我们两个心照不宣。认不认识我黄永胜，他知，我知。”

朱德、毛泽东、陈毅等人在井冈山会师后，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黄永胜成为了毛泽东兼任师长的第11师31团3营9连4班班长。其时3营的营长是伍中豪，党代表是杨岳彬（后为罗荣桓），该营也是全团最有战斗力的营。

由于红军初建，部队中的军阀作风还相当严重，黄永胜也因此挨了批评。1928年冬天，红31团3营奉命驻在永新。当时9连4班的柴草已烧完了，又没有提前上山去打柴，大家只好缩在干草堆里冻得发抖。有一名被俘虏过来加入红军不久的战士提议去老乡家里拿点柴草，被黄永胜当即否决：“老乡的东西不能动！”不料，这名战士一会就自行去老乡家里拿了一捆柴火回来。黄永胜大怒，严厉训斥了这名战士，还打了他的耳光。第二天，营党代表罗荣桓到9连视察，听说了黄永胜打人的事，当即命人把他找来。黄永胜到了连部后，罗荣桓就他打人的事情连续发问，搞得黄永胜张口结舌。随后罗荣桓耐心地开导黄永胜，毛委员为什么说革命队伍要讲道理，拳头不能代替教育，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等。最后黄永胜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诚恳接受了党代表的批评。黄永胜后来在60年代写文章对此事回忆道：“这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从那以后，我一直牢记着这件事情。那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三十多年来最后一次打人。”罗荣桓在黄永胜参加革命早期就是他的领导，其言传身教对黄永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黄永胜自己也承认，除了毛泽东外，罗荣桓是他最尊敬的老上级。

黄永胜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的四次反“进剿”战斗、两次反“会剿”战斗，在革命烽火中不断茁壮成长。1929年初红4军下井冈山向赣南转战时，黄永胜已升为副排长。到当年9月红4军召开党的八大时，黄永胜是红4军第3纵队9支队中队长，职位相当于排级。而一年多之后的1930年底，黄永胜已担任了红64师192团副团长，不久又升为团长。在江西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黄永胜指挥部队打得英勇顽强，配合正面主攻的兄弟部队活捉了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后来就有人认为黄永胜作战勇敢，升迁飞快。实际上当时红军改编频繁，所谓的团是指小团，不过相当于营，也没有营级编制，黄永胜只是在中间经过了连长一个职级。

在江西苏区的数年征战中，黄永胜又相继担任了红12军第34师101团团长、红22军第64师190团团长、红4军第13师37团团长、红4军第13师师长、中革军委特务营营长、红12军第36师师长、红22军第66师师长、红一军团第1师3团团长等职。黄永胜打仗非常勇猛，常亲临一线阵地指挥，他那大个子还很显眼，却谁拉都拉不下来。同时，黄永胜善于学习，军事指挥能力不断提高，既能打硬仗，也能打巧仗。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很欣赏黄永胜，曾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对黄讲过：“作战的事情你交给黄永胜以后，就可以放心了。”由于黄永胜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于1934年1月荣获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发的一枚三等红星奖章。不过，黄永胜有时候容易骄傲，不太谦虚，并常常看不起同级政治主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红1师3团当团长时，黄永胜与任团政委的邓华发生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拍板，将邓华调到了红2团当政委，调红5团营长林龙发来3团和黄永胜搭档，这才算了事。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黄永胜和林龙发指挥红3团在军团序列中或当开路先锋，或当阻击后卫，突破三道封锁线，湘江拒敌，四渡赤水，进占遵义，突破乌江，奔袭泸定桥，一路浴血奋战，几度历险。特别是在四渡赤水期间，黄永胜等指挥红3团佯装红军主力，来回穿插，调动敌人，掩护主力大踏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完成了疑兵任务。（很可惜，由于黄永胜的原因，在以往的史料叙述中红3团的这段战斗历程往往被几笔带过，远不像另一支疑兵罗炳辉红九军团那样被大加宣传）过草地时，红3团编入右路军，担任了全军后卫。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长征到达甘肃哈达铺，将部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其中红3团编为第1纵队第3大队，黄永胜任大队长。此时，全团从江西出发时的2000来人虽经历次整补仍只剩下了几百人。

长征到达陕北后，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黄永胜先后担任了红一军团红4师副师长、红2师师长等职，中间还一度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经过万里长征的巨大损耗后，红一方面军（指原红一、三军团）只剩下红1、红2、红4师等几个主力师。黄永胜能当上师长，已充分显示了其被上级认可的领军指挥能力。

抗战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陆续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黄永胜本来已被任命为由红一方面军部队改编成的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不料又因一些琐事和副团长邓华（实际是政委）大吵了起来。一怒之下黄永胜拍着桌子大吼：“操！什么事都由你政委说了算，还要我这个团长有卵用！”这一下可坏了，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知道后非常生气，直接把黄永胜的团长职务给撤了，改任刚从抗大学习归来的杨得志为685团团长。黄永胜则被派到杨成武任团长的第115师独立团当副团长。黄永胜也是真绝，到了独立团后，和杨成武打了个招呼，带着两个连就跑到晋东南打游击，自己野去了。聂荣臻知道后这个气呀，立即派人将黄永胜召回来，一顿狠狠批评。黄永胜的脾气虽大，毕竟还不敢在老领导面前耍横，算是老实了。好在他带人出师后连着打了几个胜仗，原来带去的两个连300多人已发展到600多人，部队装备也有了较大改善，聂荣臻这才算没有加重处分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军区建立后，黄永胜成为了第三军分区兼第4支队副司令员，与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政委王平共同领导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1937年11月下旬，日军调集两万多兵力分成八路，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对新生的晋察冀根据地发起围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挥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沉着应战，采取侧后袭扰与机动作战的方针，在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部队的配合下，经过一个月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歼灭日伪军2000多人，取得了晋察冀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由于军区初建，扩编组建了不少地方武装，战斗力参差不齐。黄永胜指挥三分区部队发挥主力作用，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1938年2月，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津浦路沿线的作战，晋察冀军区部队奉命在平汉路方向主动出击。陈漫远、王平、黄永胜组织三分区部队在冀中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很快攻占定州、望都县城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一度袭入保定、满城城关，前后歼敌300余人，给了日伪军以很大震动。不久，日军即调集1.2万余兵力，沿平汉线分从四路向晋察冀根据地核心区域阜平、涞源地区发动报复性进攻。根据军区指示，陈漫远、王平、黄永胜组织三分区部队参加反击作战，转到来敌侧后及交通线附近，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予敌以猛烈袭击，仅用7天就打退了敌人。

4月底至5月上旬，三分区部队参加了第二次平汉路破击战，袭击保定，破坏了保定以南铁路，配合其他部队共破坏铁路170多里，使平汉路瘫痪了3天。作战期间黄永胜大胆用兵，两次夜袭保定，一度攻入保定南关，打得日军惊恐不安。6月，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全面出击，猛烈破击平汉、平绥、正太铁路沿线。其中黄永胜等指挥三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袭击易县并占领城区大部两天，破坏了附近的铁路线。同时袭击保定、徐水、满城，一度占领保定南、北两关，破坏了保定至定州间的铁路，缴获甚多。经过3天作战，晋察冀军区部队又大获全胜。

1938年9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调集5万余兵力，分成25路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猛烈围攻，进攻重点指向五台山地区。聂荣臻指挥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避实击虚，以小股兵力采取游击战术迟滞、袭扰敌人，主力则跳出包围圈转到敌人侧后，打击敌人的运输及掩护部队，并大量破坏道路、桥梁等交通线。陈漫远、黄永胜等指挥三分区部队再次发挥主力作用，为保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勇挑东线重担，并与兄弟部队协同血战阜平东西庄，坚决打退了优势之敌的猛攻，同时自己也付出了重大代价。经过48天的艰苦奋战，晋察冀军区粉碎了日军“北围五台”的图谋，歼敌5200余人，胜利结束了反围攻作战。至此，晋察冀根据地已得到很大巩固，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模范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9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指挥所属部队，对涞源以南以阜平为活动中心的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实施打击，同时要求日军第110团从东侧的保定方向向唐县地区进攻配合其作战。这次攻势被称为“涞源南方地区讨伐战”，我军战史则称之为日军的“冬季大扫荡”。

在聂荣臻与率八路军第120师主力离开冀中到阜平地区休整的贺龙、关向应等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率部巧妙设伏诱敌，先后取得了著名的雁宿崖、黄土岭大捷，歼灭日军1500余人，击毙了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一时震动了日本朝野。陈漫远、黄永胜等指挥三分区部队配合一分区作战，袭击敌侧后据点及破坏交通线，迫使日军不能倾力相援。经过43天战斗，日军损兵3600余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狼狈而归。
在晋察冀军区的四个军分区里，最能打的要数杨成武的一分区，其次就是三分区。三分区的司令员是陈漫远，来自百色起义红7军的山头，曾先后在红三、红一、红十五军团担负政治工作，是从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参谋长任上调到三分区的。陈漫远长期做政治工作，在军事指挥上能力就比较弱点，当初聂荣臻将陈漫远放到三分区司令员位置上，也有锻炼他的意思。至于黄永胜在聂荣臻那里的印象，用黄晚年时的话说：“（聂荣臻）不算很喜欢（我），但我打仗打得好，他也高兴。在晋察冀他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杨成武，一个是王平。”为了搭好三分区的班子，聂荣臻调王平来与陈漫远一同掌舵，并发挥黄永胜指挥作战的长处，也算是煞费苦心。

然而黄永胜不这么想，他从心里瞧不起陈漫远，不尊重陈漫远的领导，经常同陈争吵，并在军事指挥上大包大揽。陈漫远由于在军事上的短板，加上性格不喜争强好胜，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处处让着黄永胜。亏得政委王平从中尽量做疏通调解工作，才维持了领导班子的合作。不过陈漫远也不会总是忍气吞声，他多次将对黄永胜的意见反映给了军区，事情甚至闹到了晋察冀中央分局。时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彭真对此表示了意见：“黄永胜同志虽然有骄傲情绪，个人英雄主义非常突出，但现在抗日战争正处于最残酷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他能打仗的长处，要顾全大局嘛。”同时，彭真也安抚了陈漫远，并找来黄永胜狠狠予以了批评。黄永胜虽然一贯骄傲，但聂荣臻、彭真两位顶头上司一再敲打他，便也只好收敛了一些锋芒。直到1940年春，陈漫远奉调到延安学习，聂荣臻在征求了王平的意见后，由黄永胜接任三分区司令员，这段恩怨才算告一段落。陈漫远后来成为了华北军区第十八兵团参谋长、副司令员，建国后转入行政系统工作，1955年没有授衔，否则也有上将的资历。

在1940年8月发起的“百团大战”中，黄永胜组织三分区主力部队2团、20团参加正太路破击及公路破击作战。“百团大战”打了3个半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不过这次大战期间聂荣臻主要授权杨成武、邓华、郭天民、刘道生、熊伯涛等人指挥作战，黄永胜没捞着好仗打，心里不太满意。

“百团大战”震惊了华北日军和日军大本营，引起了对敌后抗日战场的充分重视。从1941年开始，华北日军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并由“囚笼政策”向“治安强化”演进，全面封锁和逐步压缩抗日根据地。当年7月，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调离，由冈村宁次继任。此人足智多谋，既长于战术指挥，又很有战略眼光，连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都评价其称：“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冈村到任后，加强了“治安强化”运动，注重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争夺人心，并辅之以逐步“蚕食”，时机成熟时就展开“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手段非常狠辣，给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了空前的困难。

从1941年到1943年，在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军区领导下，黄永胜与三分区政委王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詹才芳等人密切配合，指挥分区部队先后迎击日军的“百万大战”、“治安强化”运动、“铁壁合围”、“五一大扫荡”、“夏季扫荡”、“秋季扫荡”、“跃进蚕食”、“辗转扫荡”等连番进犯，广泛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作战形式，并反守为攻“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依靠人民群众，与敌人斗智斗勇，艰苦卓绝，一步步度过了难关。由于黄永胜指挥有方，战绩出色，因而受到了军区嘉奖。

黄永胜升任三分司令员时，调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先遣大队大队长詹才芳担任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詹才芳出身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是著名的黄麻起义“木兰山七十二英雄”之一，在红四方面军中当过红9军、红31军政委，陈锡联都曾是他的警卫员，可见其资格之老，而且詹才芳也很会打仗。黄永胜却还是那个脾气，开始就没给詹才芳好脸色，对其刻意进行了打压。好在詹才芳并不怎么计较，时间长了，黄永胜发现了詹才芳的才能，便也对他客气了起来。这要是换成詹才芳的老搭档许世友来当副司令员，只怕黄永胜就没那么得意了。

1943年底，由于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而此时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青宁军阀“二马”部和阎锡山部的压力增大，为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保障中共七大顺利召开，中央军委决定从河东抗日前线抽调一批部队加强延安的军事力量。晋察冀军区奉命抽调6个主力团组成晋察冀军区机动旅（也称晋察冀军区野战旅），由黄永胜任旅长，邓华任政委，于1944年2月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尔后该旅编入了贺龙指挥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称教导第2旅，执行保卫延安的警戒任务及参加大生产运动。黄永胜和邓华再次搭档，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好在此时他们已经成熟多了，没有再像当年那样意气用事，加上到了和平环境里值得上火的事情大大减少，因此二人的这次合作倒也算基本顺利。

驻防延安期间的黄永胜也挺有故事。当时教导第2旅旅部驻在洛河川的虎皮头村，由于长时间没有战事，黄永胜就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他先是张罗开了一家饭馆，取名为“红星酒楼”，目的是活跃经济并补贴部队。开始时生意还不错，挣了一些钱。可自从来延安学习的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开了吃白食的先河后，就陆续有不少黄永胜的老战友、老部下前来蹭饭。黄永胜抹不开面子便一律免费招待，结果可想而知，“红星酒楼”开了还不到两个月就倒闭了。后来黄永胜又养了两头猪，个个膘肥体壮，其中一头更是重达300多斤，一举夺得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大生产运动比赛“养猪状元”的称号，这让黄永胜得意了很长时间。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黄永胜被选为军队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空前团结胜利的大会。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根据中央指示，黄永胜率教导第2旅护送干部团1600余人到达承德，圆满完成了任务。其间路过张家口时，黄永胜去看望了在这里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工作的老上级聂荣臻。据黄永胜晚年回忆说：“从延安到东北的路上，过张家口我去看他。他说，黄永胜，留在晋察冀吧。我说中央命令我去东北，在那打仗更痛快。我这么说，结果把他得罪了。”黄永胜是一心想去东北，然而上级却命令他率部留在承德，准备开辟根据地。

为了抢占东北，中共中央在1945年10月成立了中共冀热辽分局，开始受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不久归中共东北局领导。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冀热辽军区也同时划归东北人民自治军建制，黄永胜率领的教导第2旅奉命调归冀热辽军区序列。由于国民党军在秦皇岛登陆，迅速攻占山海关，并继续向锦州进逼。根据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的命令，黄永胜率部赶往锦州加强防务。因敌众我寡，锦州最终失守，黄永胜率部撤向热河朝阳北票一带。此时国民党军没有继续向东北腹地深入，而是转向进攻热河。为保卫战略要地热河，中共中央紧急搭配班子加强对冀热辽的领导，决定冀热辽分局和军区仍归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由程子华任冀热辽中央书记和军区政委，萧克任军区司令员，黄火青任冀热辽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李运昌、陈奇涵任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12月，将冀热辽军区部队一部和教导第2旅合编，组建成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的热辽纵队，由黄永胜任司令员，朱涤新任政委，文年生任副司令员，全纵队共3万余人。

在1946年1、2月间的第一次承德保卫战中，热辽纵队第27旅主力奉命配合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打击敌人，进行了平泉、桲罗树等战斗，阻止了国民党第13军、第52军、第94军等部的推进。不过黄永胜没有亲自指挥部队参战，而是让丁盛率第27旅主力前往热东开辟根据地，自己则带着第27旅70团（该团就是大名鼎鼎的“红一团”）退往了赤峰。在热河前线指挥部指挥作战的程子华、萧克、李运昌都对黄永胜大为不满，认为他不指挥部队打敌人自己却跑了。萧克后来批评黄永胜：“你不是永胜吗？你怎么挡都不挡一下？”黄永胜却是满嘴道理：“敌人力量那么强大，我拿卵去挡啊？！”

从1946年2月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即将实现国内和平的指示，聂荣臻主持的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发布了精简整编命令，先后将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复员了10万人，极大影响了晋察冀部队的战斗力。其中热辽纵队也奉命撤销，部队于5月初精简整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旅，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准备前往东北接受新的任务。就在这时，国民党军再次向东北大举进犯。为配合东北战局，中共中央指示冀热辽军区发动“热河五月战役”，打击国民党第13军石觉部，并乘胜收复失地。黄永胜等人当然也走不成了，奉命指挥冀热辽军区独立旅参加赤（峰）叶（柏寿）战役（也称古山战役），与兄弟部队协同打通热河省东西两面。进攻古山之战打得非常艰苦，独立旅连攻3天不克，伤亡较大。程子华非常不满，指责黄永胜作战不力。结果黄永胜急了，重新组织部队再次发起猛攻，终于拿下古山，歼灭国民党第13军54师162团及师属炮兵营2个连大部，歼敌1000余人，只跑了162团团长易惠率及特务连。这个162团是第13军的主力，全副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有“铁团”之称。冀热辽军区独立旅能吃掉该团大部已属不易，连副旅长辛世修都在战斗中负了重伤。而且这一战破除了国民党美械部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对部队的士气也有很大的鼓舞。不过程子华对黄永胜已有了成见，后来曾对此评价说：“黄永胜也不是永胜嘛！古山战役未能全歼敌人，让敌人跑出去一个连。一打隆化六攻不克嘛！”这就有点不公道了。

在黄永胜部取得胜利的同时，冀热辽军区赵尔陆部、詹才芳部也毁敌交通，拔敌据点，歼敌数百人，控制了通往东北的铁路，并将热河中部被敌人分割的东西两片联成了一片，胜利实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程子华、萧克对黄永胜虽然不满意，但他毕竟还是很能打的，因此在对军区进行调整时任命黄永胜为热辽军区司令员。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8月，国民党军再次向热河大举进犯，史称第二次承德保卫战。由于此时晋察冀军区野战部队集中在西线参加大同集宁战役，冀热辽军区主力杨苏纵队、黄寿发纵队都被调走，因此仅以黄永胜率冀热辽军区独立旅及地方武装在承德地区实施机动防御。鉴于敌众我寡，形势不利，冀热辽军区部队和分局遂主动撤出承德，向北转移。在国民党军追击之下，又先后退出隆化、围场、赤峰，直退到林西地区才站稳脚跟。这时已经是1946年年底了。在两次承德保卫战及其后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冀热辽军区部队先后歼灭国民党军3.1万余人，迟滞了其向东北的增援，支援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四平保卫战。

承德保卫战结束后，萧克奉调回晋察冀主持平绥路东线作战，程子华兼任了冀热辽军区司令员。1946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冀热辽分局改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冀察热辽分局。不久，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冀察军区部分部队并入冀热辽军区，冀热辽军区改称冀察热辽军区，程子华仍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调整军区时，热辽军区也改称冀热辽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下辖五个军分区和两个独立旅。

撤到林西地区后，根据冀察热辽分局关于分散坚持游击战争，清剿土匪，镇压地主恶霸，发动群众，在全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黄永胜将所属部队拆散组建成农村工作组，分散到林西周围的广大农村和牧民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程子华亲自坐镇林西指导全区工作，局面很快打开，土改搞得非常红火。在一段时期里，林西甚至有小“延安”之称。

1947年3月底，中共中央根据东北战场形势的变化，又将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划归中共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程子华仍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陈奇涵、黄永胜任副司令员，黄火青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志勇任参谋长。黄永胜原来所在的冀热辽军区改称热河军区，由丁盛任司令员。其后程子华在林西主持召开了冀察热辽分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定在军事上从游击战为主转入运动战为主，对敌人实行反击，积极作战，收复失地，以配合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全面大反攻。据此程子华将分局工作交由黄火青主持，军区工作交给李运昌，自己带领黄永胜、黄志勇，及接替黄火青任政治部主任的刘道生组成前方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8万军区部队在热河对敌人发起夏季攻势。

在冀察热辽军区诸将领中，最能打仗的要数黄永胜和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由于前文所述的恩怨，程子华并不看好黄永胜，他最喜欢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段苏权。因此，在夏季攻势的系列战役中，程子华主要使用段苏权、詹才芳在前线指挥战斗。黄永胜虽是跟随前方作战指挥部行动的军区副司令员，但没能拿到主要指挥权，眼睛看着别人打胜仗，心里着实不好受。在夏季攻势期间，黄永胜原来指挥的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7旅奉前方作战指挥部命令攻打热河重镇隆化。由于战前侦察不力、添油投入力量、部队协同能力差等原因，连续10天6次总攻击不克，独立第17旅和后来加入增援的独立第16旅等部队伤亡2500余人，最后只好撤围而去。中间黄永胜虽然从前指赶到前线亲自组织部队攻击，但仍无力回天。程子华前边说的“一打隆化六攻不克”，指的就是这次战斗。

经过1947年5月至7月的夏季攻势，冀察热辽部队相继收复了赤峰、围场、宁城、建平、凌源、北票等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歼敌8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控制了锦（州）承（德）铁路中段200多公里地域，使热中、热东、热辽、热西等分区联成一片，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

1947年8月，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第8、第9纵队。其中第8纵队由冀热辽军区直属队干部为基础，抽调军区所属各部队组建而成，黄永胜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委，张天云任副司令员，邱会作任副政委，黄鹄显任参谋长，下辖第22、23、24师；第9纵队由冀东军区主力部队编成，詹才芳任司令员，李中权任政委，袁渊任参谋长，下辖第25、26、27师。

改编完成不久，东北民主联军就发起了秋季攻势。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成立了第一、第二两个前线指挥所。其中第二前线指挥所由冀察热辽军区组成，程子华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统一指挥所属野战部队参加北宁线作战。

与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纵队相比，第8、第9纵队长期偏师作战，缴获较少，在装备上差远了，部队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鞋穿，要光着脚行军打仗，非常艰苦。然而黄永胜、詹才芳们斗志却丝毫不差，早就憋着劲要打几个好仗，让那些主力看看！机会马上就来了。
1947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出动3个师由绥中、兴城、锦西向冀察热辽部队集结地建昌进攻，以确保锦州至山海关段铁路线的畅通。根据第二前线指挥所的命令，黄永胜率8纵、詹才芳率9纵机动出击，寻歼来犯之敌。当8纵先头部队进至锦西西北的梨树沟门地区时，与国民党暂编第50师遭遇。由于侦察失误，以为遇到的不过是国民党地方部队2000余人，因此黄永胜命令第24师师长丁盛指挥本师3个团和第22师1个团吃掉敌人。不料打起来后才知道是敌人的正规部队，人数在2个团3000人以上。经过一番折腾，总算是抓住了这股敌人，将其歼灭大半，还有小部分逃跑。黄永胜接到报告后一拍大腿，要是早知道敌人有一个师，就集中第24、第22师全部围上去打，他一个都跑不掉！

黄永胜不肯罢休，命令部队继续向进至新台边门地区的国民党暂编第22师出击。暂编第22师此时已知道暂编第50师遭到袭击，急忙后退，撤到了距离锦西不远的杨家杖子地区。8纵以急行军超越了敌人，将暂编第22师围在了杨家杖子。黄永胜一声令下，8纵各部队发起勇猛突击，经过一下午战斗歼灭暂编第22师大部。由于迂回不到位，还是逃走了小部分敌人。

接替杜聿明指挥东北战局的陈诚得知东北民主联军在北宁线大举反击后非常震惊，立即敦促驻防锦州的国民党第49军向杨家杖子进攻，扫清这一线的共军。第49军军长王铁汉获悉锦西一带共军人数很多，不愿意出去“扫荡”。但他顶不住陈诚的严令，只好率领本军第79、第105师（各欠一个团）出动，直奔杨家杖子而来。第49军从苏北刚调到东北不久，尚未及补全寒衣，不少士兵还穿着美式大裤衩子，秋风一吹那是冻得直打哆嗦，部队上下怨声载道。

这时8纵的情报侦察再次出现失误，认为敌军只有2个团出来“扫荡”，王铁汉则率军主力在锦州未动。黄永胜来了劲，决心继续吃掉敌人2个团！在前线指挥所的程子华、黄克诚比较慎重，命令詹才芳指挥9纵2个主力师赶过去参加杨家杖子战斗，配合8纵包围及歼灭敌人。王铁汉率部进至杨家杖子后，觉得情况不妙，立即命令部队大力构筑防御工事，开始转攻为守。黄永胜根据敌情确定了决心，集中8纵3个师及军区1个独立师共10个团兵力围攻杨家杖子之敌；詹才芳的9纵2个师则布置在杨家杖子以南和东南的要道上，担负截击和阻援任务。9月21日下午13时，第二次杨家杖子战斗正式打响。
一交手才知道，当面国民党军的火力很强，老兵油子很多，敢打反击，战斗力非是敌人的暂编师能比。8纵几次攻击没有打动，再经侦察，才知道围住的敌人不是2个团而是2个师。8纵长期担任地方部队，这样的大仗可是从来没有打过！当天夜里战场下起了大雨，攻击部队与国民党军在泥水中殊死拼杀，双方反复拉锯，形成胶着。在沈阳的陈诚接到王铁汉的呼救后也急了，命令守备锦州、锦西的国民党第49军第26师、暂编第60师，以及暂编第18师、暂编第22师各1个团出动，火速向杨家杖子增援。黄永胜闻讯后调整部署，抽出第24师协同9纵第26师在虹螺岘、连山、五岭山一线坚决阻击援敌，其余部队继续攻歼杨家杖子之敌。就这样，双方里出外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在战，直打得昏天黑地。

到了9月22日，战斗仍然非常激烈，杨家杖子的敌人拼死顽抗，前来援救的敌人也连续猛扑，全线极度紧张。8纵随身携带的粮食已经吃光了，附近地广人稀，也找不到粮食，部队饿着肚子在作战，体力已大为下降。黄永胜又组织了第三次总攻击，想在黄昏前结束战斗，然而还是未能奏效。黄永胜终于有些拿不住了，在和参谋长黄鹄显、副政委邱会作进行了研究后，决定部队于黄昏时撤出战斗，向北转移，寻机再战。下达了撤退命令后，黄永胜还有余兴，与黄鹄显、邱会作抢起了一包香烟，几个人乐得哈哈的。就在这时，敌人突然向8纵指挥所附近打来了猛烈炮火，一发山炮弹就落在三人前边不到10米处，溅起的石头土块砸了他们一身。幸好这是发臭弹，没有爆炸，否则二黄一邱就挂不上后来的将星了。几个人正在庆幸间，下边报告杨家杖子的敌人出动兵力向8纵发动反击。黄永胜立时醒悟：妈的，敌人要跑，这是假进攻！邱会作与黄鹄显也同意他的判断。黄永胜当即下令，通知部队，停止撤退，马上转入攻击！

然而此前的撤退命令已经下达，不少部队正在撤出战斗，电台拆线了，电话也不通，出现了严重的通信联络困难。这时杨家杖子的敌人果然出现了突围的迹象，形势非常紧急。邱会作提出立即集合司令部、政治部的科长，每人手拿纵队首长的亲笔命令，分头出去传达，所有部队都要执行追击歼敌的任务，他也马上赶到先头师去。黄永胜觉得也只有如此了，遂依计而行，把指挥部的人都撒出去传达命令。这时天上又下起了暴雨，8纵指战员接到命令后立即转入追击敌人，连炊事员、司号员、马夫都投入了战斗，不顾饥饿疲劳寒冷猛打猛追，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第49军在杨家杖子坚守时还很有个样子，一旦开始逃跑就收不住了，加上8纵从后面追，9纵从前边堵，已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到处溃散。经过一夜战斗，除军长王铁汉只带了几百人逃跑外，第49军军部和2个师的4个团基本被歼灭。加上阻击援敌的战果，8纵、9纵从梨树沟门战斗开始三战三捷，共歼敌1.2万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足够装备2个整编团，大大改善了部队的装备条件。

8纵、9纵在锦西地区的三次作战，不但打出了冀热辽部队的威风，也提前拉开了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的序幕，因而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嘉奖。到了晚年时，黄永胜的儿子黄正问他这一辈子打得最好的是哪一仗，黄永胜回答道：“杨杖子，兵力上一比一，我消灭他一万几千人，一比十一的伤亡比。我们八纵原来是个地方部队编的，没打过大仗，那一仗打完了，林彪都说八纵队有个主力的样子。”

在50多天的秋季攻势中，8纵在黄永胜、刘道生的指挥下连战连捷，歼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为确保北宁线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8纵也鸟枪换炮，不但更新了武器装备，人数亦从成立时的不到2.5万人扩充到4万人，全纵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程子华就是看不上黄永胜，曾多次向林彪反映对黄永胜的意见。一来二去，到了冬季攻势开始后，黄永胜因病到哈尔滨住院休养，程子华就推荐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段苏权到8纵接任了司令员。对于这次离开8纵，黄永胜在晚年时回忆说：“程子华不喜欢我。我离开八纵去哈尔滨。嘿，那真是有个‘礼送出境’的味道呢！”

1948年3月，黄永胜病愈出院回到部队。这时东北民主联军已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并将野战军与军区分开。正好第6纵队司令员洪学智调到东北野战军上干大队任大队长，林彪便让黄永胜到6纵当了司令员。与8纵相比，6纵可是东野“五只虎”之一，有名的主力纵队，可见林彪对黄永胜的厚爱。

在举世瞩目的辽沈战役中，黄永胜又露了一把脸。攻克锦州后，林彪挥兵辽西准备围歼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当时黄永胜和政委赖传珠指挥6纵（欠第17师）协同兄弟纵队节节阻击了企图西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后，奉命转到彰武以东地区隐蔽集结。1948年10月24日晚，6纵接到东野司令部紧急命令，要其强行军从彰武以南赶到黑山与新民之间的半拉门、二道镜子地区，阻击廖耀湘兵团沿黑山、大虎山向西南撤退。黄永胜、赖传珠和副司令员李作鹏立即带领部队出发，强行军150华里，于10月25日中午赶到了二道镜子地区。正在构筑工事准备作战时，又接到了野司电令，说廖耀湘兵团在大虎山以东有向台安撤退的迹象，要6纵火速南下向台安以东疾进，务必堵住敌人。黄永胜马上进行部署，组织部队准备出发。就要动身之际，再次接到野司电令，说廖耀湘主力仍在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已令8纵插向台安，令6纵速向大虎山以东地区攻击前进，切断敌人退路，造成对敌夹击之势。不到一天时间命令三变，显见形势发展极为迅速，战机稍纵即逝。黄永胜二话没说，都没来得及给总部回电，就命令所属第16、第18师分为左右两路连夜向大虎山方向急进。

10月26日凌晨4时，6纵第16师前卫团越过大虎山北侧的北宁铁路，与廖耀湘兵团所属新3军第14师先头部队遭遇。在6纵副司令员兼第16师师长李作鹏指挥下，前卫团经过两小时战斗歼敌一个营，占领了姚家窝棚。这时6纵后续部队也已陆续赶到。黄永胜审问了一名被俘的廖耀湘兵团少将参议，该人供认廖耀湘兵团主力已经聚集在黑山东北侧的胡家窝棚、张家窝棚一带，准备经大虎山东南退向台安，也可能会向东北走半拉门撤往沈阳。黄永胜和赖传珠、李作鹏等人判断：根据野司前电通报，8纵已插向台安，敌人从大虎山以东方向跑不了。如果6纵还按原命令越过北宁线向大虎山以东地区攻击，就会放开沿北宁线向东北经厉家窝棚、半拉门、新民去沈阳的道路。廖耀湘一旦狗急跳墙不向南而往东，便有可能逃之夭夭。情况紧急，再向野司请示已来不及了。黄永胜当机立断，决定不按野司前令执行，而是将纵队主力展开，转为坚守姚家窝棚、厉家窝棚、姜家屯一线，切断北宁线附近通向沈阳的道路，坚决堵住廖耀湘兵团。

果然，廖耀湘兵团被8纵和独立第2师挡住了南退台安的道路，又被东野3纵一部突袭了兵团指挥部胡家窝棚，指挥中枢系统被打烂，已然是惊慌失措。在沈阳卫立煌的命令和部下的苦劝下，廖耀湘改变了南退营口的决心，命令兵团部队分两路向东经新民、老达房渡辽河向沈阳撤退。这一下6纵就正好堵在了廖耀湘兵团东退的必经之路上。而东野5纵也经过急行军占领了半拉门一带，与6纵协同防御锁住了北宁铁路南北地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到来了。

6纵从10月24日晚出发后一路强行军，接连改变方向，都没来得及向野司详细报告情况，行军途中还一度关闭了电台。东野前线指挥部连着给6纵下了多道命令，却一点回音也没有，根本不知道6纵到了哪里。战况如此瞬息万变，整整一个纵队却在战场上消失了，这令林彪都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多次催问参谋长刘亚楼有6纵的电报没有，后来甚至发了火：“这个黄永胜，简直乱弹琴嘛！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要让廖耀湘跑了，非严办不可。”一直到了26日18时，6纵的电报终于来了：纵队强行军两夜一天，兼程240余里，战士累得吐血，没时间吃饭，没时间架设电台，向敌连续突击，已抢占姚家窝棚、厉家窝棚、姜家屯一线，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主力，正与反扑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林彪接到电报后转怒为喜，称赞了6纵这种积极主动的作风，并复电要求他们顽强固守，勇敢反击，配合主力歼灭敌人。

廖耀湘兵团主力发现被6纵挡住了东撤的道路，遂拼命发起进攻，企图打开缺口，双方展开了犬牙交错的攻防混战。由于6纵占领的姚家窝棚、厉家窝棚、姜家屯等地多为平坦开阔地，没有工事，只能依托村庄和野战阻击敌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炮火和优势兵力反复突击下，这一仗打得极为艰苦激烈。6纵上至纵队司令，下至普通士兵，以有我无敌的气概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阵地上。仅10月26日一天，就与敌人反复争夺数十次，第16师有9个连队基本打光。坚守核心阵地厉家窝棚南侧开阔地带的第16师46团，干部全部靠前指挥，死守不退，哪里有缺口向哪里反击，并插到敌人堆里打，在平地上垒起尸体当工事打，伤员也全都不下火线在阵地上爬来爬去收集和运送弹药。这一仗下来，46团的团政委、团参谋长、1营营长、2营营长全部战死，连排干部大部伤亡，情状异常惨烈。6纵以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牢牢守住了阵地，没有让廖耀湘兵团从此处逃脱，为各纵队迅速赶到围歼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立下了重大功勋。在这次空前激战中，6纵共歼敌26137人，而自身伤亡了3183人，其中干部达311人，比例令人惊叹。

最后，辽西大会战以全歼廖耀湘兵团10万之众而告结束，东北大局已定。在整个辽沈战役中，黄永胜指挥6纵共歼敌3.6万人，缴获长短枪1.4万余支，取得了辉煌战绩。战后，东北野战军总部通电嘉奖了表现突出的6纵第16师：“此次堵击廖兵团向新民东南突围的战斗中，表现了无上的英勇，勇敢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汹涌反复冲锋，使敌突围企图未遂。你师虽有九个连队每连打得只剩六七人至十余人，但这是光荣的和壮烈的，单是你师就俘获了敌人1.8万余人。由于你师的顽强抗击和其他各师的猛烈进攻，使廖兵团12个师及2个团共十万余人全军覆没。”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进行了统一整编。黄永胜被调回8纵改编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成为了该军的首任军长，政委则是与他多次共事的邱会作。多少年后，二人又共同进入了林彪的“四大金刚”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主犯”之列。

此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加入平津战役。在攻打天津时，第45军的任务是与第44军协同从东面的民权门、民族门一线向西突击，直插天津市中心金汤桥，与由西向东实施并肩突击的第38军、第39军会师。黄永胜亲自到前沿仔细勘察了地形，判断民权门一带是天津守敌的设防重点，工事坚固，只要实现从民权门突破，活捉陈长捷的时候也就到了。实现突破的关键，则是尽量缩短接敌距离，最大限度减少伤亡。据此黄永胜命令以第135师为主要突击部队，与第133师并肩突击，第134师为预备队。各主攻团要在自己的突破地段大搞土工作业，利用夜间将交通壕向前延伸，一直挖到敌人的铁丝网前。战斗开始后可以迅速接敌，出其不意炸开通路，直插天津城下。

果然，后来总攻天津时，第135师403团尖刀连就创造了“三分钟杀开民权门”的光辉战绩。黄永胜又及时投入力量扩大突破口，并将东野特种兵纵队配属给第45军的3辆坦克拉上去清障，终于完全肃清了民权门地区之敌，并继续向市区纵深发展。天津战役顺利结束，全歼守敌13万，生俘天津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陈长捷。

1949年4月，黄永胜调任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由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司令员并负责组建空军，因此由黄永胜指挥第十四兵团随四野主力南下作战。黄永胜率兵团相继参加了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并渡过长江。1949年8月四野进行了夏季休整和“兵强马壮运动”，其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十四兵团领导机关转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第42军留在河南剿匪，第39军拨归第十三兵团建制，第41军拨归第十二兵团建制。黄永胜被调到第十三兵团担任副司令员，后参加了衡宝战役。1949年11月，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调往山西任职，黄永胜被任命为兵团代司令员。此后黄永胜指挥第十三兵团参加广西战役，一直打到中越边境，结束了其在解放战争中的历程。

1950年3月，黄永胜被任命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同时兼广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指挥所属第38、第39、第40军担任全国的战略预备队。朝鲜战争爆发后，第十三兵团奉命北调改编成东北边防军，准备需要时入朝作战。根据林彪向中央军委的建议，将第十五兵团部机关与第十三兵团部机关对调，由邓华、洪学智率第十三兵团开赴东北，黄永胜改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员。林彪的考虑可能是黄永胜不如邓华全面，因此才临阵换将。而对于黄永胜来说，错失了率兵入朝再来一次国际露脸的宝贵机会，可以说是生平莫大的遗憾。而且这机会还是让给了老冤家邓华，想想也真是够窝火的。不过史料中并未记载黄永胜对此有过什么不满的表示，此公还真是不同凡响。

此后黄永胜又兼任了陈光留下的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负责华南地区的军事日常工作。1951年 5月，以广东军区为基础成立华南军区，归中南军区建制，黄永胜被任命为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同时兼华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政治委员。1952年7月，华南军区番号撤销，军区领导机关并入中南军区机关，黄永胜改任中南军区参谋长。在此期间，黄永胜组织指挥了华南地区剿匪和解放沿海岛屿作战。

黄永胜这个人能打仗，好骄傲，在生活作风上也是出了名的，历史上对他的传闻多多。以下都是各种资料上的据说，笔者也是照文录之：

据说他是黑土地上几位会玩的将军之一，打猎、打麻将、跳舞、逛城市，听说玩后脑勺乐开花。花钱大，手脚大，流水似的不把钱当钱。还会赶时髦，有人说街上流行什么，他那儿就有什么。什么好地方都去看看，玩玩。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谁也没告诉，由他带头，和两个将军（有资料说其中一位是时任广州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吴富善）擅自跑去香港玩了三天。

据说有人给他总结了八了字：击鼓冲锋，鸣金玩妓。

据说他玩起女人来，那魄力也不比打仗、花钱、游山玩水差。

据说他在抗战期间就和一个地主的女儿热恋过，而此时他已经同项辉芳结婚，因此遭到了聂帅的严厉批评。

据说进城后罗荣桓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因为黄永胜玩女人：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了！？

据说曾担任过广州军区参谋长的陶汉章少将有过回忆：“那个时候，组织上派他（指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去过一次香港，而且是以一个东南亚的资本家的身份去的。回来后要在我管理的司令部报账，我一看，好家伙，花了八千块，那个时候的八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万吧？当时我想，干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呢？我们有一个情报组在香港，他们的人回来后向我这个参谋长汇报，我才知道黄永胜在那边去嫖过妓女，而且那个妓女还是国民党派到香港的重要人物。情报组的同志还告诉我，黄永胜还在香港存了钱，有三十万港币。他是司令员，他叫情报组的人用一个假名存在银行的。至于这三十万元是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是战争年代他发的洋财，也有说是后来抓了走私的东西卖了得来的。他自己曾经对我说，这钱是准备用来给中央首长买药用的。黄永胜的这些事情，当时就有人反映到了军委，我们都并不知情。后来广州搞出口商品交易会，那个女的又来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黄永胜的那个什么人来了，你要派人监视她，看她都和些什么人联系，搞些什么活动。这事情也让我很为难，黄永胜是司令员啊。对罗瑞卿的指示我也要执行，就派了一台车和一个参谋，蹲在宾馆里跟踪这个女的，但有一天还是失踪了。也就是那一天，这个女的进了我们军区大院，还到了黄永胜家里。黄永胜的老婆知道了，还和黄闹了一场。”

据说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在晚年回忆黄的生活作风问题时还是愤恨难平：“那会儿我都感觉没有办法了。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向组织反映过，我向罗帅反映，要求同他离婚，可是罗帅让我监督帮助他，为党站好岗。我也质问过他这种流氓作风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他说是15岁的时候，被一个地主的女儿勾引的。”
……
对于黄永胜的缺点，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都当面批评过他：“工作严重时你还努力，工作不严重时你就马马虎虎不当回事，有点少爷味道，不知道你改了没有？”由此可见，虽然上面是一堆据说，但恐怕黄永胜在花花玩乐这方面的名声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至于他后来又和副统帅的夫人搞到了一起，那就真是一言难尽了。

由于黄永胜花钱大手大脚，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就被上头抓了典型。据时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邱会作回忆：“中南军区(中南、华南军区尚未合并之前)领导中就有举足轻重的人，主张把黄永胜搞倒，抓住他‘大手大脚’、‘爱花钱’的问题不放。”当时在中南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中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邓子恢、谭政任第一、第二、第三政治委员，陶铸任政治部主任。其中林彪已回北京养病，罗荣桓也在北京主持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工作，陶铸则与黄永胜关系不错，那么这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恐怕就要在邓子恢或谭政中找了。

华南军区搞“三反”运动时，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在外地休养，黄永胜也在外地治疗肾结石病，在军区主持工作的就是政治部主任邱会作。据邱会作说，他不同意中南军区领导人准备打倒黄永胜的做法，认为爱花钱属于浪费，并非贪污，遵照中央的政策，浪费是属于批评教育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因此，邱会作“顶了两个多月”。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支持邱的意见，他就顶得更起劲了。后来中央派公安部长罗瑞卿来华南检查“三反”运动，邱会作单独向罗瑞卿汇报了中南军区抓住黄永胜不放的问题。罗瑞卿当即表示：“完全是胡来，我相信陶铸同志也会同意我的意见。我马上就向毛主席请示报告。”两天后，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确保黄永胜同志过关。”于是华南军区召开干部大会，罗瑞卿以中央检查团团长的身份，陶铸以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分别在干部大会上讲了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黄永胜的问题才算得到彻底解决。

1953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军事干部轮流赴朝鲜战场任职的决定，黄永胜出任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赴朝鲜指挥部队作战。当时第十九兵团下辖第1、第46、第63、第64、第65军，共5个军20多万人，可谓是兵强马壮。在黄永胜指挥下，第十九兵团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在马踏里西山——梅岘里东南山及坪村南山等阵地与联合国军进行了反复争夺，并组织部队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多处阵地发起攻击，均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在夏季反击战役期间，一次美军飞机前来轰炸，崩落山石砸伤了黄永胜的小腿。虽然伤势不重，但这却是黄永胜20多年戎马生涯中唯一负的战伤，并且留下了一大块伤疤。非常遗憾的是，7月27日朝鲜停战了，可摩拳擦掌的黄永胜还没有打过瘾。后来每当谈到朝鲜战争时，他就一个劲地抱怨：“朝鲜战场是一次现代化的战争，对我们这一辈军人，那是难得的机会，对手还是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美国佬，却没过瘾！”

朝鲜停战后，黄永胜继续率领部队留驻朝鲜执行警戒任务及帮助进行恢复建设。1953年10月，黄永胜的肾结石病又发作了，痛得很厉害，不得不回国治疗。1954年2月，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不久便重返广州履职。当年9月，黄永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4月，中南军区改称广州军区，黄永胜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正兵团级的黄永胜被授予上将军衔，并先后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黄永胜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10月，黄永胜进入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众所周知，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等重要军队将领都遭到了错误批判，给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挫折。鲜为人知的是，黄永胜当时也在遭到批判之列。据邱会作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就开了军委扩大会。这次会议就不平静了，与其说是反对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的批判大会，不如说是斗争大会。刘伯承、粟裕、萧克、黄永胜都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因为八大的组织路线，军队干部下面有牢骚，要刹这股风，没有契机，陈毅元帅正好以反对‘资格论’为主要内容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对粟裕、黄永胜和我都不点名的进行了批评。大会的气氛始终是紧张的。”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披露的就更加具体了：“记得当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会议（指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给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讲了自己对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些意见，实际上是对当时军委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评。这个报告得到了参会各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不少领导的赞成。而彭德怀和会议领导小组认为这个报告是坚持了萧（克）、李（达）观点，严厉地批评了他，并责令黄在大会上做检讨。这是会议上影响较大的事情。”

由此可见，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按照组织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却遭到了错误批判，对这一史实应该注意。不过事情还不止于此。据原林彪秘书吴欣峰撰文回忆，由于黄永胜乱搞男女关系，与会人员纷纷对他提出了批评意见。后来登出的会议《简报》上也批评了黄永胜，说他在工作上平庸，思想上暮气很重，但搞女人可有一手。（吴欣峰还披露黄永胜参加军委扩大会时竟然把女姘头带到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住所，伴舞伴宿，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不满。但据迟泽厚考证，当时黄永胜所住的三座门军委招待所没有入住任何女人，也从未开过舞会，故此事存疑）

尽管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上挨了批评，但在事后却未像其他人那样受到组织处理，应该是有上层领导保护了他，而且至少是毛泽东、林彪这一级。由于黄永胜后来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他在1958年遭到错误批判的事情也就一风吹了，不见于正史。类似的事情还有多少呢？挖掘认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不同侧面，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之一吧。

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去年军委扩大会上主持整人的彭德怀、黄克诚又成了被整者，还抓出了其他一些“军事俱乐部”成员，如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等。会议划分为五个小组揭发批判上述诸人，其中批判邓华小组的主持人就是黄永胜。真是冤家路窄，黄永胜和邓华就是这么有缘。不过黄永胜开始还算是厚道，对于邓华与彭德怀有瓜葛的问题，黄永胜表示：“你现在还不是反党，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然而随着揭发批判步步深入，会议温度不断升高，邓华的问题也迅速升级。对于黄永胜的态度，新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很不满意，把黄永胜找来狠狠批评了一顿。于是黄永胜立即跟上，在会上斥责邓华：“你已经走上了反党反毛主席道路，老实交代你的反党反毛主席罪行。” 邓华百口莫辩，最后痛哭流涕，反复表示，说他在工作中有错误，跟了彭德怀等都可以接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这一条实在没有办法接受。黄永胜倒也没有穷追猛打到底，而是主持小组会作了总结：“邓华同志这条他现在接受不了，我们大家让他考虑考虑再作检讨，我们小组通过《关于邓华同志问题的小结》。” 邓华再次表示：“这一条我接受不了。”黄永胜说：“在逻辑上说不过去，我们这个小组就这样了，小组通过！”于是，大会结束时宣布撤销了邓华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后，邓华被拉回到沈阳，继续召开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议进行批判。黄永胜又奉命参加了中央军委派出三人批邓领导小组，到沈阳坐镇监督。邓华再一次成为了被落水痛打的对象，只能听凭发落。最后三人领导小组签发了《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再次给邓华定性：“一致认为邓华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他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终于，邓华被撵出军队，撵出沈阳，转业到四川担任了主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副省长。

1959年4月，黄永胜被选为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0年底，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回到广州军区继续担任司令员，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在广州军区任职期间，黄永胜主抓部队建设和民兵工作，指挥反击蒋军挑衅和渡海登岛作战，支援抗美援越战争，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1965年1月，他又连任了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革开始后，黄永胜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没摸到什么路数，在广州军区开展文革也比较迟钝。这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给黄永胜通了气，让他有所领悟。在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黄永胜的几个孩子也跑到北京，还住在了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和贺龙的家中。对于林彪与贺龙、罗荣桓之间的矛盾，黄永胜是知情的。随着文革运动的步步深入，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台，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黄永胜不得不开始寻求自保之道。当黄永胜的孩子们回到广州后，在黄永胜的授意下，长子黄春光就给“林彪伯伯”和“江青妈妈”写了一封信。信中一是反映林月琴对他们特别热情，并一再追问广州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虽不知什么意思，估计可能别有用心。二是认为贺龙的儿子小龙(即贺鹏飞)有问题，他们要搞秘密组织，要秘密串联，要找可靠的人；他们调查、整理王任重的材料及关锋、戚本禹的讲话，保密，不给我们看；李井泉给小龙的爸爸打过电话；小龙的妈妈、秘书给小龙修改材料等。

这封信很快就被林彪批转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江青。当时正值贺龙在中央失势，而红卫兵运动中江青又对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非常不满，可想而知这样的揭发信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黄永胜正是借孩子们的“童言无忌”，向林彪表露了忠心。由于林彪身体不好，经常由其夫人、林办主任叶群替他对外抛头露面。1966年11月，黄永胜和项辉芳又联名给叶群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夫妇二人对“林总”和“叶主任”的无限忠诚，并密告了他们所掌握的中央及广州军区的一些情况。黄永胜本来就是林彪的老部下，是林彪比较欣赏的战将，双方的历史渊源很深。而林彪虽然被动绑上了文革的战车，但为确保其在中国政坛上的既得利益，也必须积极培植忠诚于自己的一套心腹班底。就这样，双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黄永胜得以靠近林彪并进入了该集团的核心上层。

文革运动发展到1967年后，已进入了“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的白热化阶段。由于中央和地方的不断互动，又掀起了一场所谓“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揪军内一小撮”）的思潮和行动，军队受到严重冲击，许多将领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揪斗。在北京的造反派冲击各大军事机关，围攻国防部大楼，甚至要“炮轰”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老帅。在地方的造反派也各显其能，纷纷冲击各地方军区机关，揪斗军队干部。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还一度支持造反派的行动，鼓励他们去揪斗军队中的某些高级干部，并要求军队干部不要害怕面对群众。在这种背景下，黄永胜当然无法独善其身，广州军区也受到了造反派组织的多次冲击，甚至有造反派组织发出了“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的叫嚣。黄永胜的老战友邱会作、李作鹏也遭到造反派的揪斗，李作鹏被围攻批斗十多个小时，不让吃饭，不让喝水，甚至不让上厕所；邱会作更是被关到地下室里，遭到“车轮战”围攻，连打带饿，一度晕厥。好在老领导林彪及时伸手救援，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和同样遭到冲击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才算摆脱了困境。共同的遭遇让黄、吴、李、邱站到了一起，并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幻开始走红，越来越紧地绑在了林彪集团的战车上。所谓“四大金刚”，由此发轫。

1968年2月，黄永胜出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成为了广东地方的军政委最高领导人。3月发生了著名的“杨、余、傅事件”，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军队高层再次遭到了清洗。这一事件的原因复杂，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总之，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下台，直接为黄永胜提供了晋身中央高层的契机。当然，从后来的历史看，也是福兮祸兮。当时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开会，讨论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开始时接连提出了刘震、曹里怀、皮定均、杨得志等人选，都没通过。直到林彪提名黄永胜后才定下来。林彪表示黄永胜可代理一段，毛泽东一听黄是井冈山下来的，当即表示他够资格，不要代了，就当总参谋长。于是，黄永胜直升为正牌总长。

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让他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黄永胜不明所以，但知道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就回家草草收拾了一下，然后和项辉芳一同乘中央派来的飞机连夜赴京。到了北京的机场后，前来接机的是吴法宪和邱会作。这让黄永胜很奇怪，因为之前都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劳动空军司令员和总后勤部部长了？结果黄永胜被直接用车拉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接见了他，代表中央任命其为总参谋长。黄永胜当即表示干不了，原因有两条：第一，能力不行；第二，资历不行。周恩来马上把他驳回了：“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黄永胜只好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林彪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黄永胜没办法，“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黄永胜晚年对此回忆说：“那个总长是我愿意当的？是周恩来把我骗到北京去当的这个总长。他打电话来要我连夜上北京，说是讨论湖南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结果在人民大会堂，他什么都不说，就把杨成武带出来，说：‘你的错误很严重，不能工作了，把你那一摊交给黄永胜。’当时我总不能当着杨成武的面说我不干。等把杨成武带走，我就说我干不了，要他们选别人。周恩来要我找林彪。……后来林彪拿出毛泽东的批示，说是御笔亲批的……看了后我就没话说了。军人总要服从命令。我总是跟江青干架，也是不想当这个总长，所以人家怕她我就不怕。”

黄永胜上台后，立即改组了军委办事组，经毛泽东、林彪批准，由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办事组成员。毛泽东金口御言：“军委就是办事组。”这样一来，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便由军委办事组主持，剥夺了几位担任军委副主席的老帅们对办事组的领导权，将大权揽入了林彪集团的手中。按照邱会作的说法，军委办事组主抓了很多重要工作，如加强战备、三支两军、管理国防工业、机关整编、节约闹革命等工作，在4年多时间里，成为了“文化革命时期军队的统帅部”。在1969年中苏珍宝岛、铁列克提冲突和1970年中国第一次远程地对地战略导弹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等事件中，军委办事组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历史地来看，邱会作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在文革天下大乱的年代，军队能一直成为维持国家大局稳定的重要支柱，领导军队的军委办事组不能说没有功劳，不能因为后来林彪集团出事就变成了一无是处。

入主军委办事组的同时，黄永胜还接任了杨成武留下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主任职务，主管军队高级将领的专案。如二办下设了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其中由黄永胜主管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则分别由康生、江青主管。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三个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分别由汪东兴、黄永胜、谢富治任主任。而实际上掌控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其中以周恩来管得最为全面具体，各种问题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而他们又共同对毛泽东、林彪负责。

后来因为黄永胜在主管彭德怀专案组时曾同意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到了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审理“两案”期间就将其作为了黄永胜的罪证。对此吴法宪有一个回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顶沈大文章，期待后续。

黄永胜晚年的时候，儿子问他中央专案组的事，问为什么不给贺龙吃饭，不给吃药，活活把一个元帅饿死了。对此黄永胜抱屈道：“我哪里会知道！我挂着二办，二办只负责政治上审查，生活待遇安排是一办汪东兴负责的。给贺龙什么待遇，汪东兴最清楚，是他来决定执行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负责。对彭德怀、贺龙，还有文化大革命，发明权、版权都不是我的。敢把所有人的批示都拿出来吗？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员，萧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与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萧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萧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我一个军区司令员怎么去打倒一个军委副主席，一个元帅？可能吗？笑话嘛！”

尽管黄永胜、吴法宪，也包括邱会作、李作鹏，对他们主持军委办事组时犯下的错误百般推脱，然而大批军队干部遭到打击迫害的史实俱在，想推就能推掉吗？如黄永胜在对贺龙专案组的人员讲话时，就反复强调说：“贺案很重要。（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贺案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猛打猛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被卷入贺龙专案的许达大将在遭到审讯迫害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有过精彩批示：

吴法宪：“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李作鹏：“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邱会作：“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黄永胜不只是在中央兴风作浪，他在广州军区期间及离开后，仍亲自主持和遥控搞出了“广东地下党问题”、“文（年生）、相（炜）、江（民风）、陶（汉章）”等冤案，先后迫害了干部群众近8000人，其中有十余名军级领导干部。在冀热辽时期就曾与黄永胜共事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文年生中将，被诬为要“篡夺军区领导权”，是“贺龙的忠实爪牙”，遭到残酷斗争。他不堪凌辱，愤而自尽身亡。而黄永胜晚年却对此又是一推六二五：“文年生的事我真的不知道，那时我已经到北京了，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时广州的实际负责人应该知道。”

史笔无情，谁跑得了！不只是黄、吴、李、邱，整人迫害者都逃不脱历史的记录。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集团大获丰收，除林彪外，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全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其中黄永胜的地位更加突出。在九大召开前夕，黄永胜就受命与周恩来、康生一起成为中央酝酿政治局候选人的三人小组成员。在选举政治局成员时，黄永胜的得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提名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投票时，黄永胜得票仅次于江青。据邱会作回忆，最开始曾经定了政治局常委的七人名单，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还有江青或张春桥。而黄永胜自己推掉了，理由是他当了常委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宁可不当也不让江青当。同是据说，江青曾扬言黄永胜进常委她也要进。由此可见，如果不是江青的关系，黄永胜还真有可能进入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最后，江青进了政治局，作为陪衬，叶群也成了政治局委员。于是，九大的这届政治局后来就有了“军人政治局”和“夫人政治局”的说法。

黄永胜自从到了中央后，就一直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不对付，尤其和江青有矛盾。他认为江青骄横跋扈、小心眼、神经质、不可理喻，还处处以主席的代言人自居，实际是在丢主席的脸。在黄永胜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都是两回事啊！”因此，黄永胜对江青的态度就是冷嘲热讽，软磨硬顶。同时，黄永胜对周恩来很尊敬，尽力支持周的工作，二人合作得很好。然而黄永胜恰恰忘记了周恩来几次对他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忠告：处理好毛泽东、林彪、江青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这样一来，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就与江青集团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表面化。黄永胜等人坚持认为，毛泽东是了解信任他们的，不会舍弃这些忠臣良将而专信自己老婆的。直到后来身陷囹圄时，黄永胜才真正明白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感慨地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对于周恩来，黄永胜也有了一句评价：“八级泥瓦匠。”

黄永胜到了中央后，在男女关系上的毛病依然没改。项辉芳忍无可忍，曾给叶群写过一封信，控诉了黄永胜喜新厌旧、偷鸡摸狗、感情不专一的劣迹。她还将此情况反映给了吴法宪，而吴胖子把这件烫手的事情也告诉了叶群。项辉芳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林彪身体不好而寂寞难耐的叶群却起了别的心思，打起了黄永胜的主意。关于黄永胜与副统帅夫人的奸情，虽然没有直接的目击证据，但却有不少相关旁证，如林立果偷录的录音带、“九一三事件”后从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写给叶群的情诗，以及叶群的内勤王蓝多的有关回忆等，全部都列出来足够写一篇大文章。项辉芳后来也对此是切齿痛恨：“我一直不敢确认，直到那天早上我给他（指黄永胜）洗衣服时在他的衬衣口袋里发现了叶群写给他的情诗。这个女人，太无耻了。她是林办的主任，我都是按组织原则办事，向她反映黄永胜的生活作风问题，希望组织上能帮助教育黄永胜。可是她反而勾引他。这两个人，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岁数，居然还让警卫员开着车，居然还带着马灯带着塑料布到外面的草地上去！”

而黄永胜入狱后也有过一段交代：“叶群利用她的色相主动地挑逗人，引诱人。她不仅用于周围的工作人员、秘书，也不仅是中国人，还用于外国人(主要是苏联军事顾问)；不仅是对一般工作人员，而且还有高级干部。她毫不知耻地主动玩弄男性。一般女人用色相引诱挑逗是为了金钱，有的是为了权力地位，有的是生理上的需要。而叶群是金钱、权力、生理兼而有之。”

可怜的林副统帅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口口声声宣称“在任何时候都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的亲信爱将，竟然与自己的老婆勾搭成奸，这真是情何以堪！对于黄永胜、邱会作等生活作风不好的干部，林彪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有些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太好。但他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只是，林副统帅没有想到，“有革命干劲”的干部有一天会“革”到自己的头上。

得意之后就是失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1970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低估了毛泽东的决心，企图炮打张春桥，不料弄得翻车。此后毛泽东穷追猛打，将黄、吴、李、邱、叶等人与“搞分裂”、“搞阴谋”、“搞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逢会便说，并直指幕后“黑手”林彪。最终闹出了名闻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一家乘飞机外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相关过程著述甚多，在此就不多啰嗦了。黄、吴、李、邱这“四大金刚”当然也跑不了，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从此锒铛入狱，军委办事组也被撤销。

实际上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的时候，黄永胜前期没去，而是留在北京看家。是毛泽东决心抛出陈伯达后，才紧急召他上山的。就像11年前那次庐山会议一样，彭德怀出事后，毛泽东紧急召总参谋长黄克诚上山。目的是啥？表态，支持谁，反对谁。站稳了路线，才好决定对你的态度。毛泽东既已决定和林彪翻脸，作为林彪集团重要支柱且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不可能置身事外，即使他没在庐山上炮打张春桥也不行，他的处境和当年的黄克诚如出一辙，这是一贯的历史逻辑。黄永胜是什么态度？晚年他自己回忆说：“我一到山上，什么人都不让我先见。没见林彪，直接去见毛泽东。我们谈话时，所有的人包括林彪都在等，等这个谈话有什么结果。毛泽东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要我表态，我就说了这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想听的不是这句话。”

于是，黄永胜的命运就决定了。

黄永胜被羁押后，项辉芳也于1971年12月接受了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978年6月，中央专案组将她定为林彪死党，属于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军籍，送到安徽省白湖农场监督劳动。1979年9月，中纪委又宣布对她进行重新审查，同时发给其每个月60 元的生活费。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黄永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决不久，项辉芳就同黄永胜离婚了，后获得离休待遇，一直生活在北京。晚年的时候，项辉芳还回忆过当年与黄永胜在一起时的“幸福”时光：“那还是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时候吧。那时候条件是真苦，缺吃少穿的。我们经常要到边缘区去开展工作，走得挺远的，有时候月经来了，也要趟过冰凉的河水。可是苦归苦，心里面感觉特别充实，每一天都象充满了朝气。”

由于黄永胜肝病严重，于1981年9月获得保外就医，被安置在青岛。对于加给他的一些罪名，黄永胜坚决不承认：

“我们不但没有搞（指武装政变），连想都没想过！”

“那是笑话（指参与谋害毛泽东）。我要谋害毛主席，机会太多了，容易得很！”

“莫名其妙嘛（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林立果那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还要说跟我有联系？跟我有联系，就不会搞那么笑话的什么鬼东西（指五七一工程纪要）了。”

黄永胜曾对儿子感慨地说：“爸爸是个军人，军人搞政治，爸爸搞不来哟！”

黄永胜表示自己这辈子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982年冬，黄永胜被诊断为肝癌，住进青岛市台西医院。1983年春节过后，黄永胜转到青岛市人民医院，病情加重，不能下床了。弥留之际，黄永胜在病床上突然哭出声来，说天津（战役）……死了好多好多人，都是战士……一路的……尸体……都是尸体呀！……打了一辈子仗……死人最多的一次……呜……呜……天津……天津……。当儿子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黄永胜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断断续续地说：“……我要求中央给我平反！……我没有反党……我……没有反主席！……”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军装……军装……”两滴眼泪颤抖着落在枕巾上。

1983年4月26日18时17分，黄永胜病逝于青岛市人民医院，享年73岁。

黄永胜就是一个加强版的李云龙啊

他们那几个人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会害毛主席。不过老干所一直流传他去香港玩的事

        从这文章好像看不出来黄作战有何精彩过人之处。。

贺龙是被饿死的？真是悲惨啊

贺龙是被饿死的？真是悲惨啊
贵圈真乱！蛤蛤！

沈晨曦  同志的文章写得好，有内容，有议论，值得看，值得想，资料性，历史性很强，保存了很多史实，感谢他的辛苦劳动。

一个老资历的流氓而已！！楼主去查查资料，看看我党和军队几十年的历史上因为乱搞男女关系，多少人受处分，甚至掉脑袋。要是五十年代和王近山一样拿下了黄，也就没有后来的四大金刚之一了，自作孽，不可活！

bjxcx 发表于 2016-4-1 16:58
沈晨曦  同志的文章写得好，有内容，有议论，值得看，值得想，资料性，历史性很强，保存了很多史实，感谢他 ...
非常感谢支持。还请多提意见。

等着看萧华。

非常感谢支持。还请多提意见。

沈老板文章写的非常好。我是一直看没回过。沈老板什么时候全面写一下西路军来龙去脉啊。我个人觉得西路军想去新疆，徐向前有很大私心，要负主要责任。也不知道对不对

飞剪同盟 发表于 2016-4-1 17:46
沈老板文章写的非常好。我是一直看没回过。沈老板什么时候全面写一下西路军来龙去脉啊。我个人觉得西路 ...
谢谢一直以来的支持。本来写西路军也没问题，不过西路军的争议实在太大，超大里也有不少关于西路军的高手，观点碰撞难免会吵架。上一次我和幽冥界吵了几十楼，还被当作典型传到了天涯让人观赏，实在是意思不大。所以，我一直不关注西路军的题材，将帅系列中一直没写徐向前也是这一原因。

据我的看法，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是有自己的本位主义的，否则西路军不会有最后的下场。

林手下的将，都不是吹出来的，都是凭血性拼出来的，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王是有名双枪将军，长枪打敌人短枪打姑娘一点不含糊．

懂得收敛的，知道低调的都活下来了，子孙后代也跟着沾光了，

风风火火，率性而为，对于自己的人生那是满满的没浪费，至于当中的取舍，都有不同观点，

个人更倾向于后者。

虽然自私，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死了就是物质上的消亡，一辈子都不能率性，人生不如草木。

谢谢一直以来的支持。本来写西路军也没问题，不过西路军的争议实在太大，超大里也有不少关于西路军的高手 ...
西路军细节我不太清楚，但我根大方向推论，这几个人的责任和沈老板看法差不多。

飞剪同盟 发表于 2016-4-1 18:20
西路军细节我不太清楚，但我根大方向推论，这几个人的责任和沈老板看法差不多。
关于西路军的事推荐你看看这篇，如能全部读完当可大大进步一块，基本史实差不多就掌握了。当然，关于文中一些主观判断，我还是有不同意见的。
http://www.fyjs.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3

谢谢！收藏了慢慢看

飞剪同盟 发表于 2016-4-1 18:25
谢谢！收藏了慢慢看

也不光是王、黄两个人的问题，解放进城后，高级干部换老婆成风，从某种角度上是腐化的起始，有时候私德是很能看清一个人的。
所以我个人很敬佩许光达。

不成熟的一点看法，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坚持西征有很严重的私心在里面，这是一个。另外这个想法也很幼稚，就算精疲力尽打到新疆，也不会有好下场。盛世才包括苏联绝对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
这几个人军事战略眼光是很短浅的

不成熟的一点看法，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坚持西征有很严重的私心在里面，这是一个。另外这个想法也很幼稚 ...
西征军是借刀杀人，瓦解红四方面军！

一将功成万骨枯

香港放炮游，，，，，

黄上将只是沧海一栗而已，走错路了。

谁借刀杀人？明明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群想自成一派对抗中央。幻想打到新疆去，往火坑里跳时还做春秋大梦。对现实严重估计不足，结果呢？反而赖别人借刀杀人

信天翁123 发表于 2016-4-1 18:59
西征军是借刀杀人，瓦解红四方面军！

谁借刀杀人？明明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群想自成一派对抗中央。幻想打到新疆去，往火坑里跳时还做春秋大梦。对现实严重估计不足，结果呢？反而赖别人借刀杀人

信天翁123 发表于 2016-4-1 18:59
西征军是借刀杀人，瓦解红四方面军！
都是革命同志，还借刀杀人？地摊文学看多了吧

四野是林的四野。林的光芒太耀眼。
所有人都笼罩在林的光芒下，都是林的棋子，无非就是車和卒的差别。

不说我说徐的坏话，就他的军事，政治才能根本就足以带领西路军撑到新疆，就算硬撑到了新疆，下场只会更惨。搞不好还要做卖国贼

一个老资历的流氓而已！！楼主去查查资料，看看我党和军队几十年的历史上因为乱搞男女关系，多少人受处分， ...
但是黄永胜被打倒并不是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而是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案，这个确实是冤枉的。

gmgm201 发表于 2016-4-1 16:38
贺龙是被饿死的？真是悲惨啊
应该是饮食不周引起并发症，饿死太笼统。被打倒的干部哪有什么好伙食。

飞剪同盟 发表于 2016-4-1 19:34
谁借刀杀人？明明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群想自成一派对抗中央。幻想打到新疆去，往火坑里跳时还做春秋 ...
对抗中央应该像前面一样再过草地南下，而不是去新疆。

咋办 发表于 2016-4-1 15:24
黄永胜就是一个加强版的李云龙啊
除了玩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