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公共人物如何毒化公共话语

3月21日我在《联合早报》发表了《崔永元与中国的“美国情结”》。此文拿到新加坡来发表，本身就经历了一点曲折。本来稿子是给中国一家经常合作的媒体写的。可惜对方明确告知：这个问题不能碰了。于是我不得不“曲线救国”，投给了言论比较宽松公允的《联合早报》，事后又在自己的微博、博客中转发。

然而，很快就接到崔永元的回覆。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条：

“薛涌请自重。你可以评论或表述自己的观点，对错无妨。如你和肘子司马夹头同样喜欢造谣惑众，小崔不会和你客气。”

其实还不必等他跟我“不客气”，此条微博一发，崔粉（编按：崔永元的粉丝）的污言秽语就滚滚而来，挤炸了我的微博留言。我是怎么“妖言惑众”呢？无非是讲了两点：第一，崔永元对美国转基因食品的采访视频不够专业，难以让我这样的“骑墙派”信服。第二，崔永元为这事不远万里地跑到美国，而不去对转基因管理更为严格的欧洲和日本，恐怕是投合中国公众“以美国为标准”的心态。

崔永元的回覆，则亮出三点：第一，他对我的批评不高兴，但不愿意就我任何具体的观点进行讨论。第二，他马上把这样一个技术性的讨论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警告我不要“和肘子司马夹头同样喜欢造谣惑众“。公共讨论被界定为帮派争斗，好像是黑社会里打群架一样。第三，他提出”小崔不会和你客气“的威胁。这种威胁我即刻就从微博留言中崔粉的污言秽语中领教。

其实，作为一个行外人、一个消费者，我主要是对转基因的问题有兴趣。我知道司马南、方舟子就转基因的问题和崔永元有过交锋，但从没读过他们之间的文字官司。

道理也很简单：转基因的问题，随便到网上就能搜到许多扎实的英文材料。崔永元、司马南和方舟子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另外，我和方舟子之间的“个人过节”已经持续了10年左右。方舟子自己说他一提起“薛涌”这个名字就觉得恶心，其《新语丝》里也辟出专栏对我批判。至于司马南，我在微博上时有奚落，在他的美国“夹头事件”中也充当了“幸灾乐祸”的看客。我没有任何个人动机，要和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唯一促使我出来说话的，是崔永元自费赴美采访的片子在网上公开，转基因食品成为中国重大的公共问题。

让我奇怪甚至震惊的是：崔永元口口声声自己提出转基因的问题是为了公共利益，既然如此，难道他不应该欢迎不同的意见吗？难道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不更能唤醒这方面的公共意识吗？刚刚被“禁言”、“封口”的他，怎么会用这种黑社会加文革式的语言，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恫吓？

只须看看英文版的维基百科就知道：“对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目前有广泛的科学共识，认为转基因食品比起传统食品，并不对人类健康构成特别危害”。这一结论的根据，是十几篇文献，包括2012年美国医学学会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欧盟2001至2010年间对转基因长达10年的研究等等。

另外，转基因食品在1990年代中期就出现在市场上，已经快20年了。美国的大豆等产品，如今90%都是转基因。要在美国要找到没有吃过转基因农产品，或者没有吃过用转基因饲料喂养的肉制品的人，恐怕已经很难。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例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构成伤害的案例。但农药、抗生素、乃至崔永元公开否认的汽车尾气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则是证据凿凿。

尽管如此，对转基因维持警觉和谨慎是必须的。我一直就关心物种的多元性、自然作物的纯洁性是否会受到转基因的威胁。这也是我劝崔永元到欧洲或日本考察的原因。毕竟，世界上60多个国家（包括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要求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要特别标出，美国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呼吁强化对转基因的管理，到美国是跑错了国家。这么说难道有什么错误吗？

更何况，这个问题越是有争议，就越需要有多方面不同的意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转基因在培养抗病虫害的种子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公众（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都对转基因产品有所戒备。但我们对反复使用农药的产品，是否应该有同样的戒备？农药污染的不仅仅是食品本身，而且会经过雨水冲涮进入水系，对水产品和自然环境构成全面的伤害。

转基因通过提高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使农药成为多余。这究竟是增进了我们的健康还是损害了我们的健康？当你面对没有使用过农药的转基因蔬菜，和被农药反复“洗礼”过的自然蔬菜时，应该选择哪个？你是希望吃着自然食品而在农药含量甚高的海滩和河流中游泳，还是宁愿吃转基因食品而享受相对洁净的饮水？可见，即使你反对转基因，有时面临的也不是黑白分明的选择。

在英文媒体，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不停地争论，思想越来越复杂，公共话语也不断刺激和塑造着专家们研究时的“问题意识”。中国的公共讨论在这方面要薄弱得多。这当然有制度的问题，也有水平的问题，但同时还有许多崔永元式的伪君子。客观地说，他们本来对于活化中国的公共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颠覆了计划经济时代大一统的话语结构。但是，一旦他们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自己奠定了某种“话语霸权”后，就开始自我膨胀，并沾染上江湖上那种拉帮结伙的习气，把公共话语化为一己之私。

在此，我希望劝告崔永元和大大小小的崔永元们：这场辩论的主题不是你或者你们，而是公众利益。如果“敢言”是你的品牌的话，就不要试图把反对你的人吓得不敢言。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http://www.zaobao.com/special/zbo/story20140403-3282353月21日我在《联合早报》发表了《崔永元与中国的“美国情结”》。此文拿到新加坡来发表，本身就经历了一点曲折。本来稿子是给中国一家经常合作的媒体写的。可惜对方明确告知：这个问题不能碰了。于是我不得不“曲线救国”，投给了言论比较宽松公允的《联合早报》，事后又在自己的微博、博客中转发。

然而，很快就接到崔永元的回覆。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条：

“薛涌请自重。你可以评论或表述自己的观点，对错无妨。如你和肘子司马夹头同样喜欢造谣惑众，小崔不会和你客气。”

其实还不必等他跟我“不客气”，此条微博一发，崔粉（编按：崔永元的粉丝）的污言秽语就滚滚而来，挤炸了我的微博留言。我是怎么“妖言惑众”呢？无非是讲了两点：第一，崔永元对美国转基因食品的采访视频不够专业，难以让我这样的“骑墙派”信服。第二，崔永元为这事不远万里地跑到美国，而不去对转基因管理更为严格的欧洲和日本，恐怕是投合中国公众“以美国为标准”的心态。

崔永元的回覆，则亮出三点：第一，他对我的批评不高兴，但不愿意就我任何具体的观点进行讨论。第二，他马上把这样一个技术性的讨论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警告我不要“和肘子司马夹头同样喜欢造谣惑众“。公共讨论被界定为帮派争斗，好像是黑社会里打群架一样。第三，他提出”小崔不会和你客气“的威胁。这种威胁我即刻就从微博留言中崔粉的污言秽语中领教。

其实，作为一个行外人、一个消费者，我主要是对转基因的问题有兴趣。我知道司马南、方舟子就转基因的问题和崔永元有过交锋，但从没读过他们之间的文字官司。

道理也很简单：转基因的问题，随便到网上就能搜到许多扎实的英文材料。崔永元、司马南和方舟子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另外，我和方舟子之间的“个人过节”已经持续了10年左右。方舟子自己说他一提起“薛涌”这个名字就觉得恶心，其《新语丝》里也辟出专栏对我批判。至于司马南，我在微博上时有奚落，在他的美国“夹头事件”中也充当了“幸灾乐祸”的看客。我没有任何个人动机，要和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唯一促使我出来说话的，是崔永元自费赴美采访的片子在网上公开，转基因食品成为中国重大的公共问题。

让我奇怪甚至震惊的是：崔永元口口声声自己提出转基因的问题是为了公共利益，既然如此，难道他不应该欢迎不同的意见吗？难道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不更能唤醒这方面的公共意识吗？刚刚被“禁言”、“封口”的他，怎么会用这种黑社会加文革式的语言，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恫吓？

只须看看英文版的维基百科就知道：“对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目前有广泛的科学共识，认为转基因食品比起传统食品，并不对人类健康构成特别危害”。这一结论的根据，是十几篇文献，包括2012年美国医学学会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欧盟2001至2010年间对转基因长达10年的研究等等。

另外，转基因食品在1990年代中期就出现在市场上，已经快20年了。美国的大豆等产品，如今90%都是转基因。要在美国要找到没有吃过转基因农产品，或者没有吃过用转基因饲料喂养的肉制品的人，恐怕已经很难。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例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构成伤害的案例。但农药、抗生素、乃至崔永元公开否认的汽车尾气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则是证据凿凿。

尽管如此，对转基因维持警觉和谨慎是必须的。我一直就关心物种的多元性、自然作物的纯洁性是否会受到转基因的威胁。这也是我劝崔永元到欧洲或日本考察的原因。毕竟，世界上60多个国家（包括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要求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要特别标出，美国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呼吁强化对转基因的管理，到美国是跑错了国家。这么说难道有什么错误吗？

更何况，这个问题越是有争议，就越需要有多方面不同的意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转基因在培养抗病虫害的种子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公众（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都对转基因产品有所戒备。但我们对反复使用农药的产品，是否应该有同样的戒备？农药污染的不仅仅是食品本身，而且会经过雨水冲涮进入水系，对水产品和自然环境构成全面的伤害。

转基因通过提高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使农药成为多余。这究竟是增进了我们的健康还是损害了我们的健康？当你面对没有使用过农药的转基因蔬菜，和被农药反复“洗礼”过的自然蔬菜时，应该选择哪个？你是希望吃着自然食品而在农药含量甚高的海滩和河流中游泳，还是宁愿吃转基因食品而享受相对洁净的饮水？可见，即使你反对转基因，有时面临的也不是黑白分明的选择。

在英文媒体，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不停地争论，思想越来越复杂，公共话语也不断刺激和塑造着专家们研究时的“问题意识”。中国的公共讨论在这方面要薄弱得多。这当然有制度的问题，也有水平的问题，但同时还有许多崔永元式的伪君子。客观地说，他们本来对于活化中国的公共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颠覆了计划经济时代大一统的话语结构。但是，一旦他们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自己奠定了某种“话语霸权”后，就开始自我膨胀，并沾染上江湖上那种拉帮结伙的习气，把公共话语化为一己之私。

在此，我希望劝告崔永元和大大小小的崔永元们：这场辩论的主题不是你或者你们，而是公众利益。如果“敢言”是你的品牌的话，就不要试图把反对你的人吓得不敢言。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http://www.zaobao.com/special/zbo/story20140403-328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