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刑讯逼供已超公安

　修订后的《刑诉法》实施一年多，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等多方面有新进步，不过同样存在律师会见难、证人出庭少、刑讯逼供转移等待完善问题。

　　3月10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两会”做工作报告时说，2013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

　　这一年纠正的多起冤假错案就隐藏在这825的数字中。与此同时，2013年1月1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在《刑诉法》中均有强调。

　　3月2日，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了一份新刑诉法实施状况调研报告。“《刑诉法》的修改偏重于保障人权，偏重于提高程序价值。一些新的突破点，比如解决律师‘三难’、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有新规定、新进步；但是如果司法部门理解得偏保守，可能就贯彻不好。”刑诉法学权威、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说。这当中，律师们点出了律师会见难、证人出庭少、刑讯逼供转移等有待完善的问题。

　　律师会见的新烦恼

　　《刑诉法》在文本上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律师只需凭律师证、律所证明和委托书，即可在48小时内到看守所会见。但在现实中，律师会见却遭遇了新的“玻璃墙”。

　　据公安部监管局统计，新《刑诉法》实施的第一个月，全国各地看守所共计办理律师会见11.8万余人次，2月份虽然只有17个工作日，律师会见人次却以30%的幅度增长。

　　但全国各看守所，大多数都存在会见位置少的问题。安徽省合肥市第一看守所只有4个会见室，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看守所只有1个律师会见室。北京西城区看守所会见室数量虽从6个增加到8个，但律师会见需提前几天，遇节假日须提前10天才能预约成功。在北京朝阳区，因会见室少，甚至在2013年曾有黄牛党在门口卖号。

　　看守所也在自创“解释”约束律师会见。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就规定，律师不能在申请当日会见。同时，律师首次会见，必须提供委托人与在押人员亲属关系的证明文件。

　　立法的“缺口”也成为办案单位规避律师会见的理由。《刑诉法》规定，“恐怖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案件，也就是俗称的“三类案件”中，律师会见“需侦查部门审批”。

　　“三类案件”中，“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最易被滥用。司法解释中，特别重大的标准是涉案数额为50万元以上。

　　但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亚林在2013年，受理了一起芜湖县招标采购办代理主任的受贿案，当事人为副科级干部，涉嫌受贿十几万，但也因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被列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巩志芳办理了一起“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因为该案“可能涉及李春城”，直到当事人被取保候审，巩志芳都始终未能会见。看守所拒绝的理由是，“得到办案单位的通知，该案属于‘三类案件’”，但是具体属于“三类案件”中的哪一类却并无答复。

　　“现实中律师反映会见难最严重的领域，就是检察机关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甚至有的地方规定凡是这类案件都不允许会见”，一名接近司法决策层人士称。

　　甚至有办案单位绕开法律，秘密关押嫌疑人。曾有律师反映去看守所会见，发现侦查机关隐去被关押人的真实姓名，给其安上一个假名字，“律师明知道犯罪嫌疑人就被关押在那里，可是看守所的电脑系统里就是找不到这个人”，尚权所的报告中写道。
“从没有过对证人质证”

　　2013年7月3日，安徽“陷警门”案宣判，两名黄山市警察方卫、王晖被判犯故意伤害罪。案件庭审中，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教授刘良出庭作证，成为“中国刑事诉讼专家证人出庭第一人”。

　　《刑诉法》第188条规定，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是从这一年来看，证人出庭率没有明显提高，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提高”，陈光中说。“证人不出庭，实际上主要是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不利”，他说。

　　云南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王绍涛从事司法工作24年，原来是法官，现在是律师。“我经手的刑事案件至少有几百个，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在刑事法庭上对一个证人质证”，他说。

　　“去年一年，一个较大的省，证人出庭率只占全部刑事案件的0.03%”，一名接近司法决策层人士称。他认为，证人出庭不多的一个原因是，“中央政法机关不够重视”。

　　王绍涛认为，正是因为证人不能出庭，导致刑讯逼供在向证人蔓延。“对被告人的刑讯逼供有所收敛了，因为他要见光的，他一定要在法庭上讲我被刑讯逼供了”，他说。

　　王绍涛所里的律师就“被做过这个事情，在看守所里待了20多个小时，就是为了证实一个事情”。“他本身是法学院的教授，办案人员打电话给他的院长，说其他证人全部说了，被告人也已经交代了，他就是不说，要院长做他的工作”，王绍涛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证人出庭少的一个原因是立法缺陷。他曾参与《刑诉法》修订论证，“我记得很清楚，学者们对于证人出庭只主张两个条件：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分歧，证人证言对定案有重大影响，而且我们强调应当出庭而不出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但最终的法律文本没有采纳上述意见，在《刑诉法》中，证人出庭需要“法院认为有必要”。陈卫东认为如此立法的原因，“是立法机关过分迁就了司法机关”。一名检察系统人士称，如果落实证人出庭，将使办案单位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刑诉法》中加入了“证人拒证权”，即被告人父母、配偶、子女可以不得被强制传唤出庭，这被认为兼顾了伦理传统。

　　“近亲属免于出庭作证，究竟要保护什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

　　薄熙来案一审庭审中，其妻子薄谷开来的陈述被当做证人证言使用，薄熙来要求妻子出庭作证。“法院说我们到监狱见了她，她自己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她不愿意出庭作证，能不能使用她的庭前陈述来指认她的丈夫？”张建伟说。
刑讯逼供的转移

　　“客观地讲，中国的刑讯逼供行为最近这几年在明显减少，这一点我们要面对”，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顾永忠说，“现在揭露出来的一些严重的刑讯逼供冤案，比如张氏叔侄案，大概都是比较早一些的”。

　　“我认为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最好的是公安机关，看守所的管理变化最大。退步的是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刑讯逼供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超过了公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云南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王绍涛也感觉，“刑讯逼供已经向检察机关转移了”。

　　“我的一个同学，7天7夜坐在检察机关的凳上，后来待在一个5平米的屋子里，只有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才能出来一下”，他说。

　　看守所的刑讯逼供少了，其他场所的刑讯问题却凸显出来。新《刑诉法》强调了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的用意，既有加强打击犯罪，也有减少逮捕、拘留”，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说。

　　监视居住本应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司法解释中又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协助公安机关。“实际上变成检察院自己来干，而且没有统一的办法，指定居所怎么会见、怎样讯问，以及怎么管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陈光中说。

　　云南省律协刑委会主任徐国功办理的一起受贿案，“当事人已经被监视居住4个月了，却始终没能会见”。

　　避免刑讯逼供的最直接办法是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这已被写入新《刑诉法》中。“我看了十几个案件的录音录像，检察院的录音录像普遍存在严重问题”，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毛立新说。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录音录像都很短，但是笔录特别长，最极端的案件，讯问了二十几分钟，但是笔录做了48页”，毛立新说。

　　面对刑讯逼供，法学界还有一个“终极武器”，就是讯问时律师在场，但这又回到了刑事案件中辩护率不足的老问题。

　　过去7年，陕西省刑事律师人均年办案量，从1.56件下降到了0.86件。“一个律师年均办不到一个刑事案件”，陕西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耿民说，“在陕西，75%以上的刑事案件，嫌疑人是没有获得律师帮助的”。

　　这直接带来了刑事律师生存的困境，“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咸阳一个年轻的律师做不下去，上吊自杀了”，耿民说。修订后的《刑诉法》实施一年多，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等多方面有新进步，不过同样存在律师会见难、证人出庭少、刑讯逼供转移等待完善问题。

　　3月10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两会”做工作报告时说，2013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

　　这一年纠正的多起冤假错案就隐藏在这825的数字中。与此同时，2013年1月1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在《刑诉法》中均有强调。

　　3月2日，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了一份新刑诉法实施状况调研报告。“《刑诉法》的修改偏重于保障人权，偏重于提高程序价值。一些新的突破点，比如解决律师‘三难’、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有新规定、新进步；但是如果司法部门理解得偏保守，可能就贯彻不好。”刑诉法学权威、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说。这当中，律师们点出了律师会见难、证人出庭少、刑讯逼供转移等有待完善的问题。

　　律师会见的新烦恼

　　《刑诉法》在文本上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律师只需凭律师证、律所证明和委托书，即可在48小时内到看守所会见。但在现实中，律师会见却遭遇了新的“玻璃墙”。

　　据公安部监管局统计，新《刑诉法》实施的第一个月，全国各地看守所共计办理律师会见11.8万余人次，2月份虽然只有17个工作日，律师会见人次却以30%的幅度增长。

　　但全国各看守所，大多数都存在会见位置少的问题。安徽省合肥市第一看守所只有4个会见室，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看守所只有1个律师会见室。北京西城区看守所会见室数量虽从6个增加到8个，但律师会见需提前几天，遇节假日须提前10天才能预约成功。在北京朝阳区，因会见室少，甚至在2013年曾有黄牛党在门口卖号。

　　看守所也在自创“解释”约束律师会见。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就规定，律师不能在申请当日会见。同时，律师首次会见，必须提供委托人与在押人员亲属关系的证明文件。

　　立法的“缺口”也成为办案单位规避律师会见的理由。《刑诉法》规定，“恐怖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案件，也就是俗称的“三类案件”中，律师会见“需侦查部门审批”。

　　“三类案件”中，“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最易被滥用。司法解释中，特别重大的标准是涉案数额为50万元以上。

　　但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亚林在2013年，受理了一起芜湖县招标采购办代理主任的受贿案，当事人为副科级干部，涉嫌受贿十几万，但也因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被列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巩志芳办理了一起“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因为该案“可能涉及李春城”，直到当事人被取保候审，巩志芳都始终未能会见。看守所拒绝的理由是，“得到办案单位的通知，该案属于‘三类案件’”，但是具体属于“三类案件”中的哪一类却并无答复。

　　“现实中律师反映会见难最严重的领域，就是检察机关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甚至有的地方规定凡是这类案件都不允许会见”，一名接近司法决策层人士称。

　　甚至有办案单位绕开法律，秘密关押嫌疑人。曾有律师反映去看守所会见，发现侦查机关隐去被关押人的真实姓名，给其安上一个假名字，“律师明知道犯罪嫌疑人就被关押在那里，可是看守所的电脑系统里就是找不到这个人”，尚权所的报告中写道。
“从没有过对证人质证”

　　2013年7月3日，安徽“陷警门”案宣判，两名黄山市警察方卫、王晖被判犯故意伤害罪。案件庭审中，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教授刘良出庭作证，成为“中国刑事诉讼专家证人出庭第一人”。

　　《刑诉法》第188条规定，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是从这一年来看，证人出庭率没有明显提高，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提高”，陈光中说。“证人不出庭，实际上主要是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不利”，他说。

　　云南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王绍涛从事司法工作24年，原来是法官，现在是律师。“我经手的刑事案件至少有几百个，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在刑事法庭上对一个证人质证”，他说。

　　“去年一年，一个较大的省，证人出庭率只占全部刑事案件的0.03%”，一名接近司法决策层人士称。他认为，证人出庭不多的一个原因是，“中央政法机关不够重视”。

　　王绍涛认为，正是因为证人不能出庭，导致刑讯逼供在向证人蔓延。“对被告人的刑讯逼供有所收敛了，因为他要见光的，他一定要在法庭上讲我被刑讯逼供了”，他说。

　　王绍涛所里的律师就“被做过这个事情，在看守所里待了20多个小时，就是为了证实一个事情”。“他本身是法学院的教授，办案人员打电话给他的院长，说其他证人全部说了，被告人也已经交代了，他就是不说，要院长做他的工作”，王绍涛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证人出庭少的一个原因是立法缺陷。他曾参与《刑诉法》修订论证，“我记得很清楚，学者们对于证人出庭只主张两个条件：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分歧，证人证言对定案有重大影响，而且我们强调应当出庭而不出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但最终的法律文本没有采纳上述意见，在《刑诉法》中，证人出庭需要“法院认为有必要”。陈卫东认为如此立法的原因，“是立法机关过分迁就了司法机关”。一名检察系统人士称，如果落实证人出庭，将使办案单位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刑诉法》中加入了“证人拒证权”，即被告人父母、配偶、子女可以不得被强制传唤出庭，这被认为兼顾了伦理传统。

　　“近亲属免于出庭作证，究竟要保护什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

　　薄熙来案一审庭审中，其妻子薄谷开来的陈述被当做证人证言使用，薄熙来要求妻子出庭作证。“法院说我们到监狱见了她，她自己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她不愿意出庭作证，能不能使用她的庭前陈述来指认她的丈夫？”张建伟说。
刑讯逼供的转移

　　“客观地讲，中国的刑讯逼供行为最近这几年在明显减少，这一点我们要面对”，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顾永忠说，“现在揭露出来的一些严重的刑讯逼供冤案，比如张氏叔侄案，大概都是比较早一些的”。

　　“我认为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最好的是公安机关，看守所的管理变化最大。退步的是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刑讯逼供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超过了公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云南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王绍涛也感觉，“刑讯逼供已经向检察机关转移了”。

　　“我的一个同学，7天7夜坐在检察机关的凳上，后来待在一个5平米的屋子里，只有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才能出来一下”，他说。

　　看守所的刑讯逼供少了，其他场所的刑讯问题却凸显出来。新《刑诉法》强调了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的用意，既有加强打击犯罪，也有减少逮捕、拘留”，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说。

　　监视居住本应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司法解释中又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协助公安机关。“实际上变成检察院自己来干，而且没有统一的办法，指定居所怎么会见、怎样讯问，以及怎么管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陈光中说。

　　云南省律协刑委会主任徐国功办理的一起受贿案，“当事人已经被监视居住4个月了，却始终没能会见”。

　　避免刑讯逼供的最直接办法是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这已被写入新《刑诉法》中。“我看了十几个案件的录音录像，检察院的录音录像普遍存在严重问题”，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毛立新说。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录音录像都很短，但是笔录特别长，最极端的案件，讯问了二十几分钟，但是笔录做了48页”，毛立新说。

　　面对刑讯逼供，法学界还有一个“终极武器”，就是讯问时律师在场，但这又回到了刑事案件中辩护率不足的老问题。

　　过去7年，陕西省刑事律师人均年办案量，从1.56件下降到了0.86件。“一个律师年均办不到一个刑事案件”，陕西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耿民说，“在陕西，75%以上的刑事案件，嫌疑人是没有获得律师帮助的”。

　　这直接带来了刑事律师生存的困境，“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咸阳一个年轻的律师做不下去，上吊自杀了”，耿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