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直认为新疆人都是维维！没汉族的？ ...

看了这文章说得不错！作为新疆的汉族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去水地出差我惹谁了？？看不出来我是汉族吗？？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昆明暴力案的深层原因
2014-03-03 商业地产与法务

本文是在黄章晋先生与王强先生的文章上摘取。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昆明事件作爲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乌鲁木齐公交车爆炸案、7.5血案等均不在公众视野中出现）。“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所有的维吾尔朋友反复强调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我也认为现在汉民族对于这个组群的妖魔化在不断的加深，乃至于对于新疆整体组群的丑化。（例如下图这种官方的对整个区域的恶意烙印）

民族政策掩盖维吾尔社会危机
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人口和就业的双重压力
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至今乌鲁木齐，在有些维族小餐馆里，年轻的服务员竟然听不懂汉语，除了在语言能力上，是更大的缺乏技能的问题。许多在乌鲁木齐做小生意的维族民众，一般从事不需要技能的营生，如卖干果、烤馕与烤包子、卖抓饭与新疆面食。据此，新疆的贫困不是由于宏观上缺少经济发展机会，而是微观上个体技能缺失而导致的“技能型贫困”。复制“大招商、大项目”的内地经济发展模式到新疆、做大GDP，并没有切中新疆民族地区“技能型贫困”的本质问题，因此也就无从谈起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事实上，新疆不缺乏宏观上的经济机会。据《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新疆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高于上海、广州，与北京持平。高工资带来的是高物价。在南疆“国家级贫困县”的小餐馆，一盘“辣子肉拌面”（面煮熟后，拌入辣椒炒肉。新疆面食）要18到25元人民币；而在广州和青岛，小餐馆里的兰州拉面也不高于这个价格。

毋庸讳言，这种做大GDP的模式，可能正在制造新疆不稳定的新因素。一方面，由于缺乏技能，做大GDP带给维族的直接新增就业比较有限。很多在南疆投资的企业，小企业一般高薪聘请企业原籍的工人到南疆，而大企业通常以增加额外补贴和给予政治荣誉的方法，从企业总部成建制（从管理到生产，从生产到后勤保障）派人到南疆。这主要是企业基于经济成本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如果招聘维族人，企业要帮助他们过语言关、技能关、还有最困难的劳动纪律关（月底领到工资，不来上班；等把工资消费光了，又来企业，不让上班还不行。）综合算下来，成本很高。但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却会实实在在影响他们的利益。这样，经济问题可能让维族产生在经济发展中“边缘化”的失落。所以在南疆小县城里，因为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其实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么？而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为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例如每年的春节晚会，有多少的民族节目在其中？99%以上的内容都是汉歌汉舞，这种巨大的疏离感无法使得少数民族对于这种现代化有着切身的认同），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暴力案的反复出现，主要的原因是政策与文化上的歧视，占据中国大陆版图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在文化与经济的双缺失下不断的被妖魔化。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更憎恶这些恐怖行径，但是不断的曲解只能加重民族仇恨，不利于解决任何事态。
对于那些叫嚣对新疆、西藏采取高压态势的人们，你们有没有真正试图去了解这些民族的诉求？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NjA5MDU2Mg==&appmsgid=200089685&itemidx=2&sign=dc9804d6fcfe7ca1d2a668da028c9847&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看了这文章说得不错！作为新疆的汉族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去水地出差我惹谁了？？看不出来我是汉族吗？？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昆明暴力案的深层原因
2014-03-03 商业地产与法务

本文是在黄章晋先生与王强先生的文章上摘取。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昆明事件作爲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乌鲁木齐公交车爆炸案、7.5血案等均不在公众视野中出现）。“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所有的维吾尔朋友反复强调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我也认为现在汉民族对于这个组群的妖魔化在不断的加深，乃至于对于新疆整体组群的丑化。（例如下图这种官方的对整个区域的恶意烙印）

民族政策掩盖维吾尔社会危机
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人口和就业的双重压力
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至今乌鲁木齐，在有些维族小餐馆里，年轻的服务员竟然听不懂汉语，除了在语言能力上，是更大的缺乏技能的问题。许多在乌鲁木齐做小生意的维族民众，一般从事不需要技能的营生，如卖干果、烤馕与烤包子、卖抓饭与新疆面食。据此，新疆的贫困不是由于宏观上缺少经济发展机会，而是微观上个体技能缺失而导致的“技能型贫困”。复制“大招商、大项目”的内地经济发展模式到新疆、做大GDP，并没有切中新疆民族地区“技能型贫困”的本质问题，因此也就无从谈起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事实上，新疆不缺乏宏观上的经济机会。据《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新疆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高于上海、广州，与北京持平。高工资带来的是高物价。在南疆“国家级贫困县”的小餐馆，一盘“辣子肉拌面”（面煮熟后，拌入辣椒炒肉。新疆面食）要18到25元人民币；而在广州和青岛，小餐馆里的兰州拉面也不高于这个价格。

毋庸讳言，这种做大GDP的模式，可能正在制造新疆不稳定的新因素。一方面，由于缺乏技能，做大GDP带给维族的直接新增就业比较有限。很多在南疆投资的企业，小企业一般高薪聘请企业原籍的工人到南疆，而大企业通常以增加额外补贴和给予政治荣誉的方法，从企业总部成建制（从管理到生产，从生产到后勤保障）派人到南疆。这主要是企业基于经济成本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如果招聘维族人，企业要帮助他们过语言关、技能关、还有最困难的劳动纪律关（月底领到工资，不来上班；等把工资消费光了，又来企业，不让上班还不行。）综合算下来，成本很高。但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却会实实在在影响他们的利益。这样，经济问题可能让维族产生在经济发展中“边缘化”的失落。所以在南疆小县城里，因为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其实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么？而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为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例如每年的春节晚会，有多少的民族节目在其中？99%以上的内容都是汉歌汉舞，这种巨大的疏离感无法使得少数民族对于这种现代化有着切身的认同），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暴力案的反复出现，主要的原因是政策与文化上的歧视，占据中国大陆版图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在文化与经济的双缺失下不断的被妖魔化。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更憎恶这些恐怖行径，但是不断的曲解只能加重民族仇恨，不利于解决任何事态。
对于那些叫嚣对新疆、西藏采取高压态势的人们，你们有没有真正试图去了解这些民族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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