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沉痛悼念昆明遇难同胞和我的安定五策

昆明恐怖袭击，又把疆独和宗教极端势力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中央决心不可谓不大，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多，但收效却不甚如人意。值此多事之秋，提几条建议，以为安定之策：
第一，在新疆内外向全社会招募年轻干部组成工作队派驻至维族行政村一级。市（县）设工作大队、省（区）设总队，总队直辖于新疆区委，总队以下两属。工作队招慕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体制内的公务员除非自愿报名，组织一般不安排加入。工作队所有成员培训一年，必须学维语，熟知伊斯兰教义及主要教派区别，学习古罗马和中国历代处理民族宗教等问题的经验，学习矛盾论丶统一战线、论持久战等经典著作。
工作队干什么？一会儿再说。
为什么要从社会上招募年轻人？一是历史上有经验，唐高宗为了抵抗吐蕃就颁布过招募勇士的诏书；二是年轻人有追求、有勇气、有冲劲，不会有机关的暮气和世故；三是给年轻人建功立业的机会，有利于培养未来的反恐反分裂的栋梁，这个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
第二，寻找维族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并研究在各种斗争中支持谁、反对谁。
我们一味谈和谐是不行的，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以群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谐了，那一定会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群体对外斗争。
所以，以斗争求统一，则和谐存；以和谐求统一，则统一危。
一族之内必有地域、阶级之分，一教之内也必有教派、正旁之争，所以在不同环境、不同时期应分析站在谁一边，而不是和稀泥。
我们要象疱丁解牛那样去剖析一个民族和一个宗教，而工作队的角色，你懂的。
第三，团结基层百姓，打击上层精英，依靠世俗化的干部。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争取和依靠的对象？
这三个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
这三十年来，我们搞错了团结的对象。我们以为上层有财有势，有知识有话语权，有影响力，搞定基层全凭他们，因此我们对上层是宽容乃至纵容的。
这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个民族自我文化认同越强、宗教意识越强，那么它的分离意识必然越强。台独是个极生动的例子，同文同种的人群，一旦有了区别于其它地域的群体意识，都会产生分离倾向，更何况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呢？
那么，对一个民族、一个宗教来说，哪个阶层的自我文化认同丶宗教意识强呢？
答案显而易见，一定是祭司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文化认同、宗教意识强，因为他们的地位需要通过＂布道＂来强化，他们的价值需要通过＂唤醒＂来体现。
他们对大一统是最憎恨的，他们是我们的天敌。
更何况，他们的胃口太大，赎买的成本太高。同样的一万元钱，给富人无关痛痒，给穷人可能就感恩戴德了。
基层百姓是最简单的，他们听信本族本教精英宣传，把他们的贫穷、不如意归因给汉人、归因给政府。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就让精英与百姓站在了一起，站在了真理的对立面。
我们很多干部试图通过扶贫解困、多做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
脱贫和致富是个相对的概念，市场经济下总有贫富差距、地域差距甚至待遇不公，只要有不平衡，精英总会让基层百姓归因给政府、汉人。
所以，我们要改善基层百姓的生活，但也要把这种不公归因给上层祭司的压迫、制约，归因给知识分子的误导。
怎么让百姓把不满归因给祭司和知识分子呢？如果去讲大道理，那你就错了。
办法很简单：去神圣化、去高尚化甚至污名化。
人无完人。既然天主教的那些主教经常有丑闻，那么这些祭司和知识分子一定也会有。把他们那些腐化、堕落、违反教义的事曝光，大肆宣传。让百姓对祭司和知识分子普遍怀疑、失望甚至仇恨。
那些祭司和知识分子躲在面具后面，以恐怖分子为枪；而我们就是要断了他们的根，让他们淹没在基层百姓的汪洋大海中。
现在工作队的职责就很清楚了，他们是帮助村民工作不收钱的工作队、热心扶贫济困公益事业的志愿者、是鼓励百姓质疑乃至反抗祭司阶层、知识分子的同盟军、是播下世俗化和内部斗争种子的播种机，当然也是发现和防范三种势力的传感器。
第四，积极推进宗教改革，把宗教话语权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从根本上打击极端势力和原教旨主义。宗教改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扶持已有的教派，通过国家认可的仪式赋予更高的地位一一这也是分化瓦解祭司阶层的工具。扶持原则不复杂：
在国内影响大于国外影响、势力排第二或第三、愿意合作。
第五，加強境外打击力度，恩威并施，争取重点国家的支持与配合。
境外打击必须全方位，经济手段、军事手段、外交手段相配合。
对于配合支持我打击三种势力的国家，特别是中亚伊斯兰国家，要予以奖励一一这种奖励少给国家、多给部族、派系、个人。
对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划定红线，超过红线的给予经济制裁、贸易惩罚，对于负有血债的分裂势力领导人要敢于定点清除或特种处决。
改进外交宣传方式，对于歪曲真相的媒体，要敢于采取电视辩论、展示数据图片等方式回应，也要敢采取扒粪等手段对这样的记者、主播进行斗争。昆明恐怖袭击，又把疆独和宗教极端势力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中央决心不可谓不大，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多，但收效却不甚如人意。值此多事之秋，提几条建议，以为安定之策：
第一，在新疆内外向全社会招募年轻干部组成工作队派驻至维族行政村一级。市（县）设工作大队、省（区）设总队，总队直辖于新疆区委，总队以下两属。工作队招慕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体制内的公务员除非自愿报名，组织一般不安排加入。工作队所有成员培训一年，必须学维语，熟知伊斯兰教义及主要教派区别，学习古罗马和中国历代处理民族宗教等问题的经验，学习矛盾论丶统一战线、论持久战等经典著作。
工作队干什么？一会儿再说。
为什么要从社会上招募年轻人？一是历史上有经验，唐高宗为了抵抗吐蕃就颁布过招募勇士的诏书；二是年轻人有追求、有勇气、有冲劲，不会有机关的暮气和世故；三是给年轻人建功立业的机会，有利于培养未来的反恐反分裂的栋梁，这个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
第二，寻找维族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并研究在各种斗争中支持谁、反对谁。
我们一味谈和谐是不行的，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以群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谐了，那一定会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群体对外斗争。
所以，以斗争求统一，则和谐存；以和谐求统一，则统一危。
一族之内必有地域、阶级之分，一教之内也必有教派、正旁之争，所以在不同环境、不同时期应分析站在谁一边，而不是和稀泥。
我们要象疱丁解牛那样去剖析一个民族和一个宗教，而工作队的角色，你懂的。
第三，团结基层百姓，打击上层精英，依靠世俗化的干部。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争取和依靠的对象？
这三个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
这三十年来，我们搞错了团结的对象。我们以为上层有财有势，有知识有话语权，有影响力，搞定基层全凭他们，因此我们对上层是宽容乃至纵容的。
这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个民族自我文化认同越强、宗教意识越强，那么它的分离意识必然越强。台独是个极生动的例子，同文同种的人群，一旦有了区别于其它地域的群体意识，都会产生分离倾向，更何况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呢？
那么，对一个民族、一个宗教来说，哪个阶层的自我文化认同丶宗教意识强呢？
答案显而易见，一定是祭司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文化认同、宗教意识强，因为他们的地位需要通过＂布道＂来强化，他们的价值需要通过＂唤醒＂来体现。
他们对大一统是最憎恨的，他们是我们的天敌。
更何况，他们的胃口太大，赎买的成本太高。同样的一万元钱，给富人无关痛痒，给穷人可能就感恩戴德了。
基层百姓是最简单的，他们听信本族本教精英宣传，把他们的贫穷、不如意归因给汉人、归因给政府。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就让精英与百姓站在了一起，站在了真理的对立面。
我们很多干部试图通过扶贫解困、多做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
脱贫和致富是个相对的概念，市场经济下总有贫富差距、地域差距甚至待遇不公，只要有不平衡，精英总会让基层百姓归因给政府、汉人。
所以，我们要改善基层百姓的生活，但也要把这种不公归因给上层祭司的压迫、制约，归因给知识分子的误导。
怎么让百姓把不满归因给祭司和知识分子呢？如果去讲大道理，那你就错了。
办法很简单：去神圣化、去高尚化甚至污名化。
人无完人。既然天主教的那些主教经常有丑闻，那么这些祭司和知识分子一定也会有。把他们那些腐化、堕落、违反教义的事曝光，大肆宣传。让百姓对祭司和知识分子普遍怀疑、失望甚至仇恨。
那些祭司和知识分子躲在面具后面，以恐怖分子为枪；而我们就是要断了他们的根，让他们淹没在基层百姓的汪洋大海中。
现在工作队的职责就很清楚了，他们是帮助村民工作不收钱的工作队、热心扶贫济困公益事业的志愿者、是鼓励百姓质疑乃至反抗祭司阶层、知识分子的同盟军、是播下世俗化和内部斗争种子的播种机，当然也是发现和防范三种势力的传感器。
第四，积极推进宗教改革，把宗教话语权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从根本上打击极端势力和原教旨主义。宗教改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扶持已有的教派，通过国家认可的仪式赋予更高的地位一一这也是分化瓦解祭司阶层的工具。扶持原则不复杂：
在国内影响大于国外影响、势力排第二或第三、愿意合作。
第五，加強境外打击力度，恩威并施，争取重点国家的支持与配合。
境外打击必须全方位，经济手段、军事手段、外交手段相配合。
对于配合支持我打击三种势力的国家，特别是中亚伊斯兰国家，要予以奖励一一这种奖励少给国家、多给部族、派系、个人。
对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划定红线，超过红线的给予经济制裁、贸易惩罚，对于负有血债的分裂势力领导人要敢于定点清除或特种处决。
改进外交宣传方式，对于歪曲真相的媒体，要敢于采取电视辩论、展示数据图片等方式回应，也要敢采取扒粪等手段对这样的记者、主播进行斗争。